胡幼植 傅大兴

    秘密酝酿

    1939年，汉奸汪精卫秘密到香港，与当时在港汉奸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叶蓬、杨揆一等，酝酿组织汪伪政权。

    汪氏野心极大，他企图在他的政权未形成之前，先建立起一支军队为他卖命。他想仿照黄埔校制成立一所新的军事学校，用以培养骨干分子，为建军打基础。在港汉奸中，能得汪信任的，只有叶蓬一人。叶系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以后在南方军队中活动。蒋系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时，叶任武汉警备司令兼警卫旅旅长，颇受蒋介石的赏识。蒋为叶取别号为“勃勃”，盖取其蓬蓬勃勃之意。叶对北方情形不太了解，于是由他介绍前国民党第四十师师长刘培绪潜赴北方活动。

    刘培绪号冀述，又名吉树，河北省沙河县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后入陆大深造，在北洋军阀靳云鹏部下任师长，与靳部高汝桐同为靳氏两员“猛将”。北伐时靳云鹏垮台，刘投靠唐生智部下仍任师长。中日交战，刘部驻防京沪沿线之苏州附近，旋即失守。蒋以刘部作战不力，要对刘加以严办。刘即远逃香港，经叶蓬介绍，参加了汪的“和平运动”，汪即令刘潜赴北方活动。

    刘在香港未动身前，汪氏发给他大批建军费用，并给了一份日军华南军部证明。刘到天津后住在东站附近一个日本旅馆内。刘因不谙日语，不但对外无法联系，连他个人的饮食起居也无法解决。

    刘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忽然想起他的同乡、留日学生胡幼植，胡当时正住在天津。刘派副官徐国斌前去请胡。胡在天津沦陷前，原是天津女师学院的教务主任。七七事变后，院长齐璧亭去内地，胡患病留津未能随行。天津沦陷后，他在法租界住，时而做些投机倒把生意，以维持生活。

    胡被徐副官请到旅馆，刘培绪非常高兴。吃过晚饭，刘问胡：“你看现在时局怎样？”胡说：“时局此时能看好吗？”刘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有力量，我们叫时局好，时局就会很快好起来。”胡感到惊讶，刘即低声对胡说，他这次来到天津是负有很大使命的，要为汪精卫建立军队。但他也不敢断言，汪的政权是否能形成。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即便政权不能形成，仍可借机招募一支军队，打游击也强于当亡国奴。刘最后要求胡同他合作，在他去北京与华北军部联系时，替他当翻译。胡幼植同意了。

    刘去北京不久，即来信约胡前去。刘为胡定了西单花园饭店房间，对胡招待极丰。据刘对胡说，汪先生来电，让刘先组织伪“中央军官训练团”，要招募学员队两个大队、学生队三个大队，人数在4000人左右，对外暂名“中国在乡军人协会”，采用“征求会员”的方式进行募集。刘要胡根据汪的意图与华北军部联系。胡于是往返奔走，取得了日本军部的支持。

    刘、胡就这样在北京展开了所谓“建军工作”。他们打着“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招牌，根据汪的电报指示，招收正式军事学校毕业或在各部队任中下级军官的青年参加学员队；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或有同等学历的社会失业青年为学生队员，以此来组成伪“中央军官训练团”。

    这时，刘已找到几个保定六期的同学，如阮伟文、吴清波、刘英儒、刘尊祖等，以他们为骨干扩大吸收工作。这时京津两地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很多，失意军人亦复不少，尉官、校官，就是将官也不乏其人。他们正愁没出路，忽见刘在京招兵买马，都来报名参加。花园饭店每天出入的人络绎不绝。“华北政委会”对刘的大肆活动不以为然，但因刘与华北军部关系拉得好，他们也无可奈何了。

    这时汪氏顾问影佐祯昭又派来一个山崎大尉到北京，协助建军工作。山崎出面，向华北军部要房子、汽车、家具、警卫……华北军部满口答应。时过不久，华北军部拨给他们南池子官豆腐房五号一所大房屋作为办公场所，他们在门口挂上了“吉树事务所”木牌。刘所进行的“建军工作”至此已由秘密而走向半公开了。

    山崎为人十分低下，讲究吃喝，挥霍无度，特别喜爱古玩玉器。北京荣宝斋经常将古玩送上门。刘将“建军费”用于山崎，犹恐照顾不周。山崎几乎每晚都在西单安福楼饭庄宴客，日本陆军、海军、空军方面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客，弄得饭庄乌烟瘴气。

    伪“中央军官训练团”的成立

    刘在北京仅三四个月的光景，招收了学员、学生队2000余人，军官500余人，其中包括很多军医、军需人才；还有特务团士兵一个团；伙夫、勤杂人员100余人，并为汪氏物色了一名姓赵的厨师。原来汪自投靠日本后，国人痛恨其堕为国贼，时有锄奸之举。汪心虚胆战，对饮食起居非常注意，唯恐遭人暗算。他认为南方厨师不可靠，特电刘培绪为他物色一人，不论烹饪技术，只要人靠得住。于是安福楼老板以全家性命担保，介绍了一个姓赵的蓬莱人，刘才放心雇用了。

    刘的招募工作行将竣事，为了吸取经验，他同胡幼植与当时的临时政府督办齐燮元联系，参观了治安部在清河镇所设的“治安军军官学校”，作为组织伪“中央军官训练团”的参考。

    胡幼植介绍傅大兴到北京参加了“和平运动”，傅被刘派往上海参加筹备伪“中央训练团”。刘对傅非常客气，让他率领伙夫、勤杂约100人及汪的厨师赵某去上海，并由军部派遣一名中尉随同前往。这一行人除领取刘发给的旅费外，尚持有影佐祯昭的身份证一张。那时北京至浦口的火车不能直达，需数次换车，北京方面便在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站都派上专人，协助运输。南下傅大兴等100余人两天后到了浦口，换轮渡进南京，时值夜间9点。他们找不到旅馆，乃群集于鼓楼小饭摊前，每人以一碗阳春面果腹。市内商店早已闭户，街上寂无一人，只有几家日本酒店灯火辉煌，喝醉了的日本军官挎着战刀，摇摇晃晃哼着小调……秋风掠过，汪氏这队人马不禁心寒肉跳。第二天，他们到达上海，日本方面的联络员将他们分装四卡车送到郊外江湾镇。

    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就设在镇上一个日本兵营内。房屋完全是木头的，建筑很差。此时叶蓬已派沈伯衡在那里筹备。沈是保定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一个“老上海”。据沈自己说，他是未来的总务处副处长。于是傅大兴就同沈在上海张罗起来。

    北京招来的人马分期分批到了上海。汪氏为了收买人心，发给所有官佐、学生一人一套黄色马裤呢军装，官佐还有一双皮马靴，另由汪氏赠送佩刀一柄，上面刻有“智深勇沉”四字，下款是“汪兆铭敬赠”。团本部规定学员每月津贴为60元，学生每月30元。

    伪中央军官训练团组织庞大，其组织人选追述如下：

    团长汪兆铭；

    教育长叶蓬；

    副教育长刘培绪；

    办公厅主任魏练青；

    教务处处长郭尔珍；

    政训处处长罗君强；

    总务处处长黄曦，副处长沈伯衡；

    总队长张敬。

    学员队：第一大队长阮伟文；

    第二大队长吴清明。

    学生队：第一大队长于慕周；

    第二大队长刘英儒；

    第三大队长郭汗章。

    办公厅主任魏练青是湖北人，过去在何成浚当湖北省主席时，曾当过省府秘书长。教务处长郭尔珍，原系东北讲武堂教务处长。其教务处全班人马，大多是东北讲武堂学生。政训处处长罗君强本是周佛海的学生，北伐时周任汉口中央分校秘书长时，罗任秘书。总务处处长黄曦是叶蓬任武汉警备司令时的参谋长，为人精明能干，是叶的得力助手。

    以上这些人，都是叶蓬在沪七拼八凑弄来的。除学员队、学生队头目是北京招来的外，其余高级人员属叶的私人关系者居多。伪中央军官训练团除教官外，另聘有高级教官数人，如日本陆大毕业生、驻日武官萧叔宣；中国陆大毕业生、前天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孙希文等。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就此成立，叶蓬任教育长。

    挂起青天白日旗

    开学日子快到了，教育长集合训练团全体团员在操场上试行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江湾镇上徐徐升起。

    可是过不了几天，团本部又将旗偷偷地降了下来，大家感到莫名其妙。有人说，挂青天白日旗事先并未征求日方许可，团本部此举似乎有些鲁莽。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后来才知道，挂旗一事已交上海解决。数日后，团本部又升起青天白日旗，旗上附了一个黄布条儿，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六字，以示与蒋记国旗有所区别。

    训练团正式开学典礼这天，仪式相当隆重，江湾镇上布满武装岗哨。9时左右汪氏乘汽车到校，随行的人很多，有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罗君强、刘郁芬、杨揆一、鲍文樾、郑大章、富双英等，汽车100余辆。汪氏这天精神焕发，着淡灰色西装，在大礼堂对全体学员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又在操场合影后才散会。

    南京汪伪政权的形成

    早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前，日军就在沦陷区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汉奸组织。东北有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华北有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华中有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内蒙古也成立了自治政府；徐州又划出一个伪淮海特区。这些汉奸组织均听命于当地的日军占领军军事部，这是日军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不让汉奸们权力扩大。

    汪精卫于1940年1月偕褚民谊等到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商谈成立伪国民政府，决定于4月1日伪国府“还都”南京。消息传到江湾镇上，训练团内部人事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高级人员被汪调往南京任军政要职，如叶蓬内定为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刘培绪内定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罗君强内定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总队长张敬被内定为南京警卫旅长。其他中下级干部也都被调一空。伪训练团人心浮动，大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之状。

    这段时期，训练团一般新贵正弹冠相庆，哪有时间再来顾及学生。教官不按时上课，学生不按时听课，形成无人负责的局面。最后传来消息，伪训练团迁往武汉，仍由叶蓬任教育长，然后就忙着准备迁移了。

    汪记政府还都南京后，由于种种关系，他并未能放手建立一支军队，伪训练团实质上是有名无实的东西。汪在还都初期，所依靠的军队仅仅是原来维新政府任援道的绥靖军和七拼八凑的警卫旅，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大队，用以点缀一下场面。

    伪政府还都南京后，仍和以前一样设置伪军事委员会，由汪兼任委员长，其常委计有：

    陆军部部长鲍文樾；

    海军部部长任援道；

    航空署署长陈昌祖；

    参谋部长杨揆一；

    军事训练部部长陈公博；

    政治训练部部长郑大章；

    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

    军事参议院院长萧叔宣；

    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武汉绥靖主任叶蓬；

    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

    苏豫边区总司令胡毓坤。

    这些汉奸常委，大半是军人出身，有的过去仅仅是军界中二三流角色，与汪关系极浅。如陆军部部长鲍文樾，原为张学良将军之高级幕僚，此番任陆军部长之主要原因，据说是“还都”以前，鲍曾以私人名义向北京宪兵司令部邵文凯借来一个宪兵大队，由队长李鸿志率领南下，作为卫戍“首都”之用。故汪以此职酬之。海军部长任援道，本是一个失意军人，与日军早有勾结，有个时期在天津日租界大北饭店当过经理，江南沦陷后纠合土匪徐朴诚投靠伪维新政府，后又收编了浙江土匪程万军、安徽土匪沈席儒、方振武部的王占林，成立一个绥靖军，故任是一个拥有乌合之众的实力派。航空署长陈昌祖，为女汉奸陈璧君之本族，陈璧君原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汪伪政权中虽没有公开担任要职，却在幕后操纵，很有政治实力。陈璧君的胞兄陈耀祖是伪广东省省长，侄儿陈春圃是伪建设部长，其他如陈国奇、陈国强等均居要职，故当时传说“汪氏天下陈家官”，不为无因。参谋长杨揆一过去当过蒋介石武汉行营参谋长，日本士官一期毕业，与侵华战犯冈村宁次是师生关系，他任参谋部长，纯系冈村之力。

    汪精卫为了加强阵容，又网罗了一些各式人物，如孙中山大元帅时代的参军长孙祥夫、土匪刘桂棠，都当上了军事委员或专门委员。由此可以看出，汪伪军委会的阵容并不怎样强盛，只是拼凑了一班庸碌之辈而已。

    汪领袖欲极强。兼任伪军委会委员长时，他为了表示与一般委员有所区别，就在他的满金三星领章上，缀上青天白日徽（日本天皇领章上缀有樱花徽）。每星期三伪军委会举行例会，汪均身穿戎装到会主持。

    汪伪军委会以建军为中心工作。除整编沦陷区伪军外，另一个重要工作即为策动国民党军队“来归”，酝酿许久才由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打响了第一炮，策动苏北驻军李长江率部“来归”。为了表示优遇，汪氏特委李以第一集团总司令。继李之后，国民党游击部队来归的，还有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吴化文等人，他们都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来的。当时总计有以下几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六方面军，总司令郝鹏举。连同其他部队，当时伪军虽号称百万，但实际上只有七八十万。有了这些兵，汪氏更加野心勃勃。他在南京继伪中央军官训练团之后，正式成立伪中央军官学校，仍以刘培绪任教育长，积极培养伪军中的骨干分子。又仿照庐山训练方法，成立“将校训练团”，以西北军少壮军人郝鹏举为教育长。以上便是汪伪政权的“黄金时代”。汪精卫不仅以此取媚于日本，且以此而自豪。

    走狗的下场

    日军对英美宣战后，汪精卫摇旗呐喊，十分卖力，进而更以实际行动配合日军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采取战时体系，在伪军委改设“总参谋长”制，在各省改设省长制，努力朝着所谓“中日并肩作战”的方向走去。他曾在伪军委会召集了一次全国参谋会议（即战略会议），制订了作战方案，火药味异常浓厚。

    可是，汪精卫的好景不长，他旧创复发，去日本就医，卒至身死异国。在明故宫机场，由林柏生、何炳贤二人从飞机上抬下汪尸身。这就是卖国汉奸汪精卫的最终下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