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诚修[1]

    汪伪政训机构的设置及其目的

    当华东、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以后，在日军占领区先后有“维持会”“维新政府”，而到1940年3月汪伪政府的“还都”，为了维护伪政权而建立的10个军团和保安队等地方武装约有96万人。这些伪军多为收编的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溃散之众，加以地方上应时而生的盗匪游勇被陆续改编，有的则是叛变投敌的旧军阀残余。汪伪组织成立后，为巩固其反动统治，首先必须切实掌握这些军队。为此，在伪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政治训练部，在政训部之下，又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从各部队中保送一部分学员并招收一部分学员集训，灌输反共亲日的荒谬理论，培养一批嫡系势力作为维护和巩固伪政权统治的中心力量。

    （一）各层政训机构的编制及其具体任务

    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由伪立法院长陈公博兼任部长，富双英、刘仰山任次长，掌握各伪军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动态，掌握各军少校以上政训人员的委派，并直辖政训班，调训和招训政工人员，训练期满，直接派往各军、师、团充任政工人员，颁发反共亲日宣传纲领，搜集各军、师的情况动态，总管各军所有政训经费拨发等任务。军设军政训处，置上校处长一人，中校科长二人，少校及上尉科员四到六人，中尉办事员及少尉司书若干人。师设师政训处，置中校处长一人，少校组长二人，上尉科员二至四人，中尉干事及少尉司书若干人。

    军、师政训处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协调与部队间关系，使各层政工人员能够顺利安排到各团、营中开展基层活动；奉颁宣传纲领转令实施，拟订宣传标语口号并下达实施；参加地方民间活动，借便搜集各项情报（包括新四军和游击队的动态、伪军敲诈勒索的行为）；利用节日集会及剧团的演出，进行反共亲日的宣传；组织剧团宣传演出，及其有关事务的处理等。军、师政训处除隶属于伪军委会政训部外，还受所驻军、师部队的领导。除经费的领取和特殊情报直接向政训部领取或汇报外，一般行文，均以军、师部名义呈报或转发各层政训室，但各层政训人员的委派和更易均需呈报伪军委会核准。工作情况以月报形式汇集上报。

    团设政训室，置少校政训员一人，上尉干事三人，中尉干事一人，少尉司书一人，勤杂人员一人。团的政训工作是基层的实际工作，上尉干事三人，分担三个营的具体任务，分别轮流下连，进行士兵识字教育（根据伪中央统一颁发的士兵识字课本），教唱所谓的“和平”歌曲，宣传“和平反共建国”思想，进行荒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讲演，张贴标语。进行驻地民间访问，借机搜集情报，探悉周围国民党军队、新四军和游击队的动态及驻地伪军敲诈勒索的情况，向政训室汇集上报。政训室需每月将工作汇报一次。上尉干事根据所驻部队的具体情况，或驻团政训室轮流下营连工作，或是驻在营部。如驻浙江嘉兴的伪暂编十三师，团政训室只允设在一个营内，上尉干事则分担三个连的工作。政训人员常为部队所排斥，认为他们是监视自己的特工人员，相互间有一定隔阂。

    （二）政治训练班的设置及其训练的内容

    1.训练的建制

    1940年11月，伪政训部在原励志社（今南京中山东路钟山宾馆内）设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伪政训部长陈公博兼任班主任，伪政训部次长富双英、刘仰山分任副班主任和教育长，伪军委会军令司政训司长周正己任教导处长，下分教导组和训导组，置教导员和训导员若干人。另设总队部，总队长鲍文沛系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的兄弟。第一、第二期均训练四个月。第一期完全由部队保送，有七八十人；第二期一部分由部队保送，一部分招考录取，分高、初二班。由于原励志社改为伪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班第三期（我系该期学员）就迁往伪行政院内，原总队长鲍文沛改任伪军校总队长，改由王震任上校大队长（王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

    2.训练的对象

    政训人员直属伪政训部领导，派往各军层内部，不易为部队所接受，故第一期训练的对象，均是由各部队选送少校以上的人员前来政训班学习，通过训练的学员，便与伪中央产生一定的从属和联系的关系，结业后派回原部队任政训工作，不仅使部队易于接受，同时也为以后各期政训班结业学员的分配打下基础。第二期高、初班各均五六十人，结业后，高班以少校或上尉，初班以上、中尉派往部队担任政工人员，原调训人员保持原有阶级。第三期学员全系招考录取，约50人，必须具有大专毕业学历并担任委任官二年以上的资历方得报考，训练期仅一个月，训练期满仍以少校或上尉衔派往各部队担任政训工作，一般提升较快。第四、第五期保送、考取各半，训练期半年，结业后仍继续派往各部队担任政工人员。

    3.训练内容

    在思想方面，主要是灌输“和平反共建国”和“大东亚共荣圈”等汉奸理论，麻痹学员的思想，销蚀他们的抗日意志。以小组讲座等形式辩论，表面是锻炼各人发言的能力，实际侧重于考察各人的思想情况，看看有无共产党进步思想的渗入。稍有疑问，即个别谈话，同时也借此衡量各人的能力和水平，为结业分配提供参考根据。

    业务方面主要有群众训练、地方行政、谍报搜集、日语、陆军礼节、步兵操典等课程，还有教唱“和平”歌曲，及邀请高级伪军政官员讲话，着重为反共亲日作辩解。基本军事教练主要是陆军礼节、徒手教练的基本动作要领、军事操练的基本知识。

    通过政训班训练的学员，即与伪中央产生了嫡系关系，如在谒见部“首长”、班领导时，都能优予接见。分配到部队中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要搞好与所在部队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部队长官的出身经历、兵源来历、关系背景，以及思想动态，了解部队经费的来源，如何征集，有无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的行为并及时秘密报告。其次，对士兵进行识字教育，教唱所谓“和平”歌曲，并利用晨操及集合的机会，随时做精神讲话，宣传反共亲日的政策。最后，就是要深入驻地民间搜集情报。

    1942年2月，政训班第三期训练期满，结业典礼在伪行政院大礼堂举行，伪院部“首长”应邀参加。结业典礼由陈公博主持，首先报告了政训班第三期训练情况和对学员结业后的具体要求，由伪主席汪精卫亲自“训示”政训工作意义及所负的使命和希望。汪身着军服，佩以金板三粒金星及青天白日环以红圈边“国徽”的特级上将领章。汪亲自向学员一一颁发结业证书，同时颁给各人指挥刀一把，上刻“汪兆铭赠”字样，继又发给16英寸放大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的照片，上书“某某同志”，下衔分别为汪和陈署名盖章。

    汪伪政训工作的实施

    汪伪时期政训机构的具体目的与要求，在实施中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城市的驻军和军事教育单位尚能在表面上做一些形式上的宣传，至于小城市及偏僻地区和乡镇驻军所在的政工人员，多半是与伪军沆瀣一气，敲诈勒索，花样百出，相互之间钩心斗角。

    政工人员接触的多是在团队的基层人员，搜集情报是其主要任务，而对周围新四军、游击队的动态，既因编制所限，更无情报人员的派用，只有从所在部队情报中窃取一些情况或虚构应付，上层亦明知不究。因此，主要是搜集所在地伪军敲诈勒索的情报。师政训处获得此项情报后，常借以向所在伪军卖交情，索贿赂，而团队对政训室工作人员则表示愤恨，加以排斥孤立留难，使团政训室不仅例行的活动无法开展，团队官佐更以语言相讥。这就使他们对本身处境大有安危之虑，对上级政训处产生极度不满，不甘再为其效劳卖命。再是目睹客观环境，团营连长拥妻蓄妾，外出时警卫成班跟随，挥霍阔绰，而政工人员官阶虽高，但仅凭微薄工资，生活也仅勉强应付，孤身出入从无警卫跟随，连一支短枪都没有。在那羡慕虚荣的客观环境下，连士兵也都对政工人员十分轻视，政工人员的训话常被斥为“卖膏药”的。因此，很多团队的基层政工人员，只好卑屈地与所在部队联系，有的甚至向所在的团营长递帖子拜做“老头子”倚为靠山，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有的则消极悲观，抱着混的态度，到月领工资罢了。

    （一）军师政训处的工作简况

    当时汪伪军队设有政训机构的尚不及半数，很多伪军均无政训机构的建立。因为没有一定的联系关系，各部队对派来的政工人员不愿接受，即使在已建立政训机构的伪军部队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以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为例，其相等于军部的设置，共辖有四个团，一个特务大队，共建立了五个政训室，由于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保安司令，他又是伪政训部长，所以在各团队的政训室工作实施中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上校政训处长吕琪也具有一定的背景，他有专用汽车，有持枪卫士跟随，每晚逛舞厅，派头十足，与各团也有较好的关系和联系。1943年浦东实行所谓“清乡”，政训处为配合伪清乡队而建立了一个宣传队，进驻浦东高桥镇。这个宣传队却成了一个特务队，逮捕商民并吊打勒索。浦东只有很少的国民党游击队，平素相互均有联系。有一个名叫张林根的日本密探，与国民党游击队和伪军均有联系，从中调和相处。所谓“清乡”，雷声很大，实无接触。“清乡队”下乡，只是增加了地方受骚扰和敲诈索求的灾难。

    由于上海政训工作的特殊条件，村头巷尾书写了“中日合作”“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共同反共”的大幅标语，在团队中对士兵进行识字教育和教唱所谓的“和平”歌曲。基层政工人员由汇报团队的违法情报，而转为相互勾结，营私舞弊，谋求自身奢侈腐化的享受。各政训室对政训处还得烧香献佛，送礼联系。

    1945年初，伪军委会以上校科长派我往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该政训处是新成立的，少将政训处长张道生与我同车前往江苏泰州总部驻地，讵料张道生抵达泰州后，他即签由总司令批准由我代理处长，他领了开办费和三个月政训处的经费，前往盐城贩盐。他原是我受训时的训导员，此次是他亲自到我家邀请前来。至于他去盐城贩盐，叫我代理处务，事先并未与我洽商。临行嘱我工作要“有声有色”，要经常在报端鼓吹工作实况，对经费等困难问题，嘱与总司令部参谋处杜处长联系。

    当时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兼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驻扬州，所以伪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及参谋长，均随驻扬州。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在泰州，一切政令由参谋处杜处长全权负责，当时总司令部对外参加会议，均由杜处长嘱我代表司令部出席。时值该方面军投敌三周年，称为“复员三周年纪念”，又责嘱我分撰总司令、副总司令及参谋长的告群众书及总司令部大门楹联等，由此得到杜处长的信任，因此才能商得对政训处办公用具的领取、工作人员伙食的供应（政训处所有经费，原是直接从汪伪中央领取，部队概不供应）。

    政训处的人员除我以上校科长代理处长外，仅有一个中校科员，两个少校科员，两个中尉干事，一个少尉司书，一个勤杂人员。其余名额均为处长张道生所侵占。全处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没有一支短枪，更谈不上公用汽车。当时我着西服，不着军装，佩戴伪第二方面军总部白底金字圆形证章（上校以上方可发给佩戴），借以进出营门。

    当时驻泰州的是伪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是孙良诚族弟，伪三十八师中校处长吴贯一经常前来与我联系，告以该师政训处亦系成立不久，团政训室尚未建全，间或进行一些士兵识字教育和晨操训话，但亦未能持之以恒，师政训处工作一般均未开展。他晚上经常邀我上馆子逛窑子，均是他所花费，不知他究竟有如何额外收入。两个多月我不仅从无额外收入，连工资也分文未得，还得劝慰政训处工作人员静候张道生处长的归来。

    政训处经常的行文，除了对发布的宣传纲领拟以“转令各军政训处转饬所属，切实遵照宣传”，以及对一些人事调动情况转达存查，所有工作人员几无所事事。

    1945年4月新四军解放了盐城，伪四十一师被解决。孙良诚带了日军300人前往阻击，但途中即返回。不久，时值任伪湖北省秘书长兼武昌县长的蒋镇东来电，以适有专轮在南京，嘱我即时搭轮西上，允荐为伪湖北省会警察局长。权衡时势处境，我即自动离职前往武昌，结束了三年多汪伪政训一幕。

    （二）团政训室基层政训工作的简况

    团是基层的政训单位，也是政训工作实施的实际工作面。由于政训经费直接由汪伪中央拨发，所以政工人员常以独立姿态，不甘接受团队的约束，诸如集合、出发等，不去参加，自由散漫，团队又多对政工人员视为内在的特工人员，时加警惕防范，倘不能联系得当，不仅工作难以开展，且本身处境尤多安危之感。所以团队的政训工作能否顺利实施，不仅应视所在团队长官对待政训工作的态度，同时也决定于政工人员与团队联系的情况和本身工作的能力及工作的方法。

    再是团政训室对上报的有关团队违法的情况，政训处是否借此向团队有所索求，这是一个关键。团队的一些非法收入，是否对政工人员稍能有所补贴，也是能否相互处好关系的一个实际问题。以上这些情况，在大城市及军事教育机关的政训室不在此例。特别是很多政工人员为了谋求自身的奢侈享受和追求，对待工作只是表面应付，未能达到汪伪中央预定的要求。

    1942年2月，我以上尉干事派往上海驻嘉定的伪保安第二团政训室。该政训室少校政训员傅匡时是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英的干儿子。伪保安第二团团长陈伟民原名陈复祥，系由游击队收编，他与副司令卢英具有帮会组织的联系，这是极其有利的条件。傅匡时并非政训班毕业，年纪不大，上海人，十分油滑，点子很多。有一次，陈伟民的九姨太与他的警卫通奸被陈发现，陈不动声色，未隔几日的夜晚，假以发现游击队，集合出发，距城数里即将该警卫员击毙，谎称被游击队所击毙。事后相互流传，尽人皆知，少校政训员傅匡时就出了一个鬼点子，假造了一封匿名信，向政训室秘告，列举上项前后事实。他却持了此信见陈，出示此信，陈阅悉后面色顿变，傅即当面将此信撕毁，并表示今后一切工作与团长一条心，站在一条船板上，从此获得了陈的信任，并即以2000元插入其袋中。此后不久，首先是政训室工作人员与团部官佐共同就餐，随后团长又按月津贴政训室2000元，三个营长每月各自津贴政训室500元，10个连各津贴200元，当时一个上尉干事月薪仅370元，总计每月政训室共获得津贴5500元。这些津贴是少校政训员出面联系，所以他独分2000元，上尉干事各得800元，中尉干事一人分600元，准尉司书一人分500元。其他地方收入均由团队收取，政训室不再索求。工作上有时教士兵识字和教唱“和平”歌曲及训话宣传，聊以应付外表，月报虚饰应付。上尉干事三人有时分别到各营连的所谓视察，除招待酒食外，例赠路费一二百元。

    其他各个部队的政工人员很多进行贩毒、贩私营运，也由团队予以支持。当地赌台烟窟，按月亦给予补助。有的由团队供应伙食，有的团队每月也予以不同的津贴资助，有的团队对政训室并无资助，各自寻求本身利益，但绝少反映团队违法行为，因其本身也在进行非法活动，与团队“和睦”相处，“政训”只是表面应付。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汪伪军队实施政训的一般情况。

    注释

    [1]方诚修，曾为汪伪政治训练班第三期学员、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上校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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