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蔚云

    1941年春天，我在汪伪参谋本部任高级参谋。参谋本部原来有情报室这样一个机构，该室全部工作人员共三人，分别为上校参谋赵益铭、中校参谋翁乃容和上尉参谋汪捷。而在这仅有的三个人中，就有两个是原国民党军统局的人。赵益铭是军统句容特工组的组长，汪捷则是军统特务程克祥的得力助手。程克祥当时在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手下任总务处处长，抗战胜利后，程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的军法处处长。这个情报室，虽说名义上是收集军事情报，而实际上并不开展情报活动。

    报导室的成立

    1941年5月间，汪伪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杨撰一（我的长兄），把我找去对我说：“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要撤销原参谋本部情报室，并以该室为基础予以扩大，划归军委会办公厅领导。”他要我担任情报室主任并具体负责工作。我当时没有同意，推说伪军委会没有情报网和情报干部，又没有这样一笔经费；再者，势必要和当时包办汪伪情报工作的调查统计部产生摩擦。这事就搁下来了。

    不久，杨揆一又一次找我谈话说：“日本人将一批中条山战役中俘获的曾万钟部队的将校战俘移交给我们，要求予以安插。还决定把情报室扩大，安插其中一部分人员，并将情报室划归军委会办公厅。其工作以整理国内外军事情报为主，经费由经理总监署（后勤部门）直接拨发，办公地点就设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的两侧。”

    几天后，杨揆一又把我与高级参谋邬其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毕业生）、翻译黄民星，叫到南京傅厚岗日本高级将校俱乐部（聚星俱乐部）开会。当时，日本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最高军事顾问部最高顾问影佐祯昭、日军总司令部第二课课长都甲大佐、田中敬二中佐、岛村大尉。会议期间，日方极力表示“中日亲善”，并提出在中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以“亚洲人治理亚洲”“中日共同努力”等口号，以及关于成立情报室的问题。其实，当时德国法西斯已于该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世界局势瞬息万变。汪伪中央宣传部已通过报纸发表了一些新闻报道，进行了片段的军事宣传。但伪中央感到仅仅局限于局部战绩及军事动态已经很不够了，因此急需成立一个系统的军事宣传机构，以汪伪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军校为主要宣传对象，来扩大战争影响。会议决定，至于国内外的军事情报及宣传资料（尤其是国外的军事情报，我们根本没有），可由日军总部第二课负责供给。其他如房屋以及宣传的纸张用品、印刷材料等具体问题，也可向日军总部报导部联系解决。并决定每隔一星期由日伪双方轮流召集一次情报交换会议。伪方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杨揆一为主，地点在香铺营“中日文化协会”或杨揆一私宅；日本方面以都甲大佐为主，地点在聚星俱乐部。

    会后，我们即决定将情报室改名为报导室，下设五个组：国内外情报整理组，由邓品三负责；编纂组，由翁乃容负责；宣传组，由曹仲肖负责；文娱组，由赵益铭负责；总务组，由钱秉衡负责。日军总部将如意里5号房屋一幢拨交报导室使用，并开始办公。

    此后，我经翻译黄民星联系，常到日军总部报导部（宁海路北口原德士古石油公司旧址）会见岩崎大佐、土家少佐。当时，出版宣传刊物需用的纸张用品都由日本人统管，经日军总部报导部开证明经上海军用物资会社才能购买。我们报导室也必须通过这一渠道。关于情报资料来源，日军报导部供应了一批有关东欧及北非战场的军事情报，我们也通过短波无线电收听世界各国的军事消息。此后，凡是报导室与日军顾问部及日军总部之间的事务往还，均由翻译黄民星居中联系。

    频繁的情报交换

    报导室成立以后，日军总部第二课送来一册整理完备的国民政府军事情报资料，包括国内国民党的九个战区、一个游击区（山西方面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新安江沿岸及浙赣线一带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广东翁源、潮汕方面余汉谋的第四战区，襄［阳］樊［城］一带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湖北恩施一带陈诚的第六战区，薛岳的第七战区，陕西朱绍良的第八战区，甘肃方面蒋鼎文的第九战区，黄泛区汤恩伯的新建战区以及于学忠的苏鲁游击区）。不久，日本方面的田中又向报导室面交八路军、新四军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冀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负责长官的姓名、出身、经历、社会关系等情报，连嗜好、作风、作战习惯都有详尽记载。

    关于国外方面，则供给了有关德、意法西斯军队在欧洲东战场以及北非战场上的部队番号、最高长官姓名、作战能力、军事布置等情报资料。此外，还提供了一部分国内各战区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六十万分之一的世界地图，以及全欧、北非、东南亚、西南亚、南洋群岛、澳洲等地图。还给予证明在南京日本军用图书社购买和在日本东京订购了一部分日本军事杂志，如《航空知识》（反映世界航空技术的杂志）、《航空事情》《航空纪事》（日本空军的空战记录）、《工兵事情》（日本步兵学校出版）、《小战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斗记录）、《偕行社纪事》（日军侵华战争大小战役的战斗经过）等等。

    报导室决定，根据以上情报资料出版一份《军事》月刊，主要内容包括：每月军事评论（由宣传组负责撰写），以及国内各战场军事动态，各国军事消息报道等，由国内外情报整理组负责整理交编纂组负责编辑、排版、付印。另外每周又出版《军事战报》一份，内容为一周内国内外军事大事记、国内外各战地的局部战报、战役进展及战况等。文娱组本来要搞一些电影、幻灯和图片展览等军事宣传活动，但限于经费紧缺，始终没有实现。

    报导室成立以后，其工作着重于日伪情报交换活动，按期召开情报交换会议。在会议上主要对国民政府各战区军事动态加以详细说明，报告国外各战场战斗经过。开始几次，汪伪方面以杨揆一为主，并有伪军委会办公厅第一厅厅长陈钦若、办公厅报导室主任杨蔚云、高级参谋谢祖祺、第一厅第二处处长郑仲敬等，报导室组长邓品三有时也参加会议，有时遇杨揆一不能出席，则由我临时主持。日本方面以日军总部第二课课长都甲大佐为主。无重大事情多由参谋田中中佐、岛村大尉主持，后来，均由田中中佐主持。顾问部军事顾问冈田大佐、小笠原少佐、晴气中佐等也参加。1943年，田中调回日本，曾一度由矢川少佐、桥岛中佐相继召集主持。自从杨揆一调任伪湖北省省长以后，情报交换会议即出现若断若续的现象。随后伪军委会改组，报导室划归伪政治部管辖，情报交换会议也随之而停止了。

    日伪双方共进行了两年多的情报交换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处于剧烈的动荡中，尤其是1943年的一个月之间，苏联战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战局起了根本变化，这又直接影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军事措施。这也是日伪双方停止这一活动的重要因素。双方的情报交换会议也随着战局起伏而变化。

    报导室成立之初，日本方面在聚星俱乐部召集了一次情报交换会议，由都甲大佐主持，田中、岛村等人也参加了会议。汪伪方面以杨揆一为主。都甲在会议上曾以试探口吻提到，重庆方面对于“全面和平”并无诚意，对战争势必长期拖下去感到忧虑。他希望汪伪政府对结束国内战争、实现“全面和平”予以努力协作。杨揆一发言说：“重庆方面对战争所采取的根本态度是‘拖’，避免主力决战。蒋介石之所以把各地军阀的杂牌军统统拉到第一线，而以嫡系军队控制在第二线（如胡宗南部队集训于汉中），尤其是对共产党军队则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遇机即予以攻击（如皖南事变等）。这种做法，固然是他历来消灭异己、一贯反共的手段，也是蒋介石想把战争长期拖下去来分散日本兵力，以待国际形势的发展从中牟利的一个有力佐证。而处在第一线的杂牌军队洞悉其奸，各存私心，避免实力损失，也每每避免战斗。这样一来，就造成国内战场上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军队（除中共军队外）依凭中国广大地区山川险要，极力维持战局的胶着状态，避免决战，甚至避开一般的战斗，即使偶有战争触发，一经接触，也就立即撤出。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之大，以日军之多，也难免全部军力陷入其中的危险。加之日军在华的一切不良行动更引起老百姓的仇视，以致军事上的胜利实为政治上的失败。所以，单靠军事行动来结束中国战场上的军事僵局，实现‘全面和平’，时机还不够成熟。”当时，在日伪情报会议上，日方高级人员从汪伪高级军官中听到这样的言论，感到十分意外。

    实际上，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兵力已不下200万人，但仅能占据点和线，而且不稳固。兵力不敷和战争的旷日持久，正是日方军事上的最大弱点。故日本极力想迅速摆脱战场上的军事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世界局势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德军于1941年6月对苏联实行了闪击战。不久，日军即陈兵百万于中国东北边境，酝酿着“北进”计划，打算从东方下手，策应希特勒。日本为了适应这一计划的需要，也急于结束中国战争，以便调集兵力，应付世界战争。因此，日本侵略军在军事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不超出以下两个范畴：一方面，对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杂牌军队，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嫡系军队加强军事压力，寻求决战。这是日军军事行动的两个主要部分，而且配合在政治上对蒋介石进行诱降活动。这是汪伪军界人士的一致看法。

    在另一次情报交换会议上，田中向我们询问了关于顾祝同第三战区，以及第三战区驻扎在浙赣线沿线的国民党嫡系军队、浙赣线左侧上官云相集团军的情况，如川军唐式遵集团军的历史，冷欣、戎继武、罗卓英等部队的装备战斗力状况等等，并且透露出准备由南昌及杭州出发，从两端打通浙赣线的意图，从而以浙赣线把第三战区分割成两个部分：把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压入武夷山区，把川军唐式遵集团军困在浙赣线以北。到那时候，要策反唐式遵集团军，就是举手之劳的事了。会上，田中问：“贵军以三个师的兵力采取行动够不够？”我们回答：“以三个师的兵力打通浙赣线是可能的，问题是打通了以后，要守住这条铁路线，却远远不是三个师兵力所能胜任的事。”

    事实上，日军之所以要急于打通浙赣线，其目的绝非只是为了把国民党军压在武夷山区，或是策反唐式遵，而是牵涉到开辟一条运输线和切断另一条运输线的问题。当时，华中日军至华东沿海地区唯一的一条运输线——长江的水上交通差不多已濒于半瘫痪状态，尤其是九江到上海之间的一段航线，往来船只只能白天行船，夜间停航。上下水船只均在大孤山抛锚过夜，水雷炸船事件不断发生。交通工具所能承担的运输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即使在将帆船大量机动化之后，仍感不足。因此，日军就不得不谋求打通浙赣线，开辟一条由杭州绕道南昌、经九江到武汉的运输线。

    同时，抗战时期中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唯一的一条运输线，是由衡阳经耒阳、茶岭、莲花、吉安、南城与浙赣线的鹰潭相接，再由浙赣线东段的金华车站，经公路运输到宁波出海。1940年10月，宁波沦陷后，这条运输线改由公路经丽水到温州出海。日方企图切断中国唯一的一条联系沿海到内地的交通运输线，从而在军运、经济以及物资供应上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达到政治上诱降的目的。

    1942年的冬季，日军由上海登部队抽调了一个师团，并以驻在南京的城防部队一个旅团配合，由杭州出发，兵分两路发动了攻势，一路沿浙赣路诸暨、义乌南下，另一路沿钱塘江左岸的富阳、桐庐、建德一线进击，在金华会师后，继续沿浙赣线西进。同时，在江西南昌方面也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向东推进。最后，在浙赣线的横峰车站会师，宣告浙赣线打通。但该线打通后，沿线日军不断遭到袭击，日军感到兵力不够分布，同时对南洋的战争又亟须增援。正好在这一时期，日军参战的一个司令官在金华与兰溪之间行军时，触发地雷被炸毙，于是，打通不久的浙赣线就被自动放弃了。

    在欧洲战场上，德军一方面围困列宁格勒，另一方面已攻占了莫斯科省的几十个城市，并逼近莫斯科市郊。此时，正是德军最嚣张的时期。在某一次情报交换会上，日军田中中佐谈到了世界局势，他得意地认为，德军占领莫斯科已经十拿九稳，还透露出日本对苏联迁往乌拉尔以东地区的重工业非常感兴趣。他又谈到，“张古峰事件”[1]纯属试探性的战斗，日军在军事上已有充分准备，也完全有力量发动对苏战争。在谈到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战局时，他说：“由于英法在战争中失利，已自顾不暇，美国势力正逐步取而代之。”事实上，美国海军已实际控制了澳大利亚，并将势力伸向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英属婆罗洲以及盛产橡胶的南洋群岛。因此，直接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矛盾。在日本国内，陆军和海军各持“南进”和“北进”计划而相持不下。日本大本营对于究竟“南进”还是“北进”也在犹豫徘徊。

    田中也曾在会上征求我方军事人员的意见，问究竟是“南进”好还是“北进”好。我代表伪方发言说：“‘南进’为上策。首先，苏联从德苏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就在远东方面布置了重兵。据我们了解，驻扎在远东的苏军并没有西调的迹象。‘张古峰事件’更进一步说明远东苏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同时，推行‘北进’计划，西伯利亚的天气寒冷、供应困难、交通运输不便等等，都是非常不利的，反不如‘南进’能迅速获得南洋群岛的丰富石油、橡胶等军用物资资源。另一方面，日本自战争以来，海军方面的潜力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都说明，应以‘南进’为上。”田中听了我的发言后，不置可否，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以后，不知是何原因，在情报交换会议上，日方对于“北进”的问题就绝口不谈了。但我们很快就得知，苏军在莫斯科战役后已开始反攻，日军“北进”计划受到抑制，而海军高级将领狂热的“南进”计划逐渐占了上风。加上日本国内的石油、橡胶等军用物资的奇缺，也促使日军加紧了南进侵略东南亚的计划。

    1941年12月，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了美国驻在珍珠港的海军舰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事变的第二天，日本方面破例提前召开了情报交换会议。会上，日方得意地吹嘘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绩和珍珠港事变前后的准备工作如何周密以及美国海军伤亡的惨状。

    此后，日本人在情报交换会议上，就很少谈到国内战场的情况了，其重点转到了国外。关于国外的情报，绝大多数也都是做太平洋战争、“跳岛战术”以及坦克车扫荡马来亚橡胶林等诸如此类的宣传。在其后的几次情报交换会议上，曾着重谈到日军进攻香港、菲律宾，攻占新加坡、占领马六甲的战斗程序、攻击路线以及英国香港总督被俘的丑态等等。其他如英属婆罗洲丰富的石油产量和完善的油井钻探采油设备，澳大利亚丰富的羊毛、矿藏，以及日本潜水艇潜入悉尼港炸沉美国军舰等等。除了这些口头宣传外，日方有时还带来若干概括战役经过的要意图，会后交给我们在《军事》月刊上做宣传，并经常交给我们一些由日军总部报导部汇编的“参考资料”打印本，其内容主要是日本太平洋战场、意大利北非战场以及德军苏联战场上的战报战况，各国军事消息，短波收听记录摘要，战线移动、军队换防等情报资料。对国内方面，则主要以第三战区的情报为主，包括战线移动、军队换防以及人事方面的变动等。

    当德军于1942年6月发动夏季攻势，8月间又第二次把战线推到莫斯科近郊之际，日军也曾非常兴奋地搞了一次宣传活动。但在苏军转入了反攻，德军元帅鲍罗斯被俘后，日军谈起来也灰溜溜的了。特别是日军自己在亚洲各战场的一再失利，使日本人抬不起头来。但在这个时候，日军仍然要我们配合，大规模地搞过一次日本敢死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宣传活动，竭力宣扬以单人飞机、鱼雷艇撞击军舰同归于尽的武士道精神。在南京玄武湖，还组织了大批飞机、军舰模型，召开大型展览会，以鼓舞士气。

    日军卵翼下的传声筒

    自从1941年夏伪军委会报导室成立以后，我一直负责报导室的工作。直到1943年的秋天，伪调查统计部长李士群被日寇毒毙；1944年1月，黄自强出任伪政治部长，伪调查统计部撤销，所辖政治保卫局划归政治部。伪军委会的报导室缩小了范围，也归并政治部领导。到这时，我就离开了报导室。

    在这前后两年多的时间内，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日军总部之间的接触颇多。当时汪伪的情报工作，是由日军直接控制的伪调查统计部长李士群一手包办的，并且统治得非常严。伪调查统计部是属伪军委会系统的一个机构，但伪军委会对其工作却无权过问，甚至经调查统计部收集的情报，尤其是第三战区的情报（当时顾祝同第三战区曾一度成为伪调查统计部的主要情报对象），也从不经军委会，而是直接交给日军总部。相反，伪军委会报导室所需要的关于这方面的情报，却由日军总部第二课再转过来，而且还打了许多折扣，日军认为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才转过来。

    当时伪军委会设立了电台，却不能与各地通电。而伪调查统计部的特工电台，可以在上海、汉口、苏州、广州、杭州等地遍设分台，直接通电，并在杭州城隍山设立了无线电侦察总台，进行密码情报活动。伪财政部银行系统的电台，则可以在南京与上海联系。不仅如此，甚至连汪伪高级官员收听短波无线电广播，也都在违禁之列，常常遭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干涉。伪军委会高级军官杨揆一的家里一直没有装无线电收音机，到后来买了一架，还是不带短波的。我因工作上的关系，经日军总部第二课允许，搞了一个短波无线电收音机。但事隔不几天，日本宪兵队就把我找了去，盘问这短波收音机是怎么来的，是经谁允许收听的。我当时十分气恼，不相信日本宪兵司令部和日军总部之间会不通气，后来我曾在情报交换会议上把这一件事提了出来，日方对此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推说是误会。结果签发了一张允许收听短波的证明了事。

    此外，日方对伪官员使用的自卫武器也常常加以限制。一般我们的枪支均有伪政府签发的手枪执照，但仍被日本宪兵视为非法。伪高级官员出入公共场所，也难免被日本宪兵搜身，抄出手枪还要麻烦好一阵子。汪伪官员坐飞机，不经日方批准就买不到机票，即使坐上了飞机，有时也要拉下来，让其他日本人上机先走。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公出差，运输物资，也要向日军总部领取车船通行证。

    伪官员常遭日本人的侮辱，却敢怒不敢言，所以我们都存有一种想法，即现在只是混混而已，尤其到了后期，各人都在窥测方向，自找出路。因此，对于日方交下来的事常常敷衍，不愿卖力去干。日军方面对伪官员的这种做法也十分反感，但也没有办法。故日本人中流传有“汪官不如蒋官，蒋官不如满官”（指伪满洲国官员）的说法。

    以报导室本身的军事宣传工作而言，日方的控制也是很严的。报导室出版《军事》月刊和《军事战报》（周刊），宣传材料是日军总部供给的，纸张也是经日军总部批准，向上海日军军用物资会社购买的。刊物内宣传中心及重点，是日军总部事先指定的。除了那些根据日方资料依葫芦画瓢的报道之外，唯一有所阐发的“每月军事评论”，也都是些经过日军总部报导部审查、删改和“消过毒”的东西，再加上翻译黄民星这样一个人物从中插一手……偌大的一个军委会报导室，汪伪政权唯一的军事宣传机关，充其量也不过是受日军总部第二课摆布的传声筒。

    自报导室成立以来，与日方之间的往还和联系，自始至终都由翻译黄民星居中办理。黄民星是台湾台中人，伪军委会一成立，他就经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推荐担任了伪军委会中校驻会秘书，同时任伪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杨揆一的私人翻译。日方除对每一个汪伪要员分别配置了负专门任务的日本顾问以外，还在伪政权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广置外围组织成员充当坐探，名义上是翻译、秘书、联络员、参事等，甚至占据重要职位。黄民星在杨揆一身边当翻译，直接受命于日军顾问部，经常活动于日军总部第二课、日本海军武官府（日海军特务机关）、日本宪兵司令部以及伪军委会办公厅、报导室、伪经理总监署（后勤部门）之间，进行情报及监视工作。此人与日本人渊源很深，不仅与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及日军总部第二课熟悉，而且与海军最高顾问、日本海军武官府特务长官寺冈谨平少将的私交也极深，甚至对日军总部及顾问部工作人员的出身、经历都了如指掌。凡伪军委会与日方往还大小事务，甚至向日军总部申请汽油、军用物资，签发运输执照、车船通行证，以至通知请客、应酬、宴会等，无分巨细，皆由其居中办理。1943年杨揆一调任伪湖北省省长兼武汉行营（绥靖公署）主任，黄曾一度跟随杨赴武汉。

    当时，汪精卫的侍从卫队缺乏武器，杨揆一即在湖北代为搜集武器一批，计轻机枪两挺，手提机枪12挺，手枪一批，子弹若干。这批军火要运回南京，不通过日军关卡是不可能的。于是，由黄民星通过武汉方面的日海军武官府、日华中派遣军总队特务部及日本宪兵队的关系，搞到了车船通行证，才得以押运回南京。可见，日方对汪伪政权的掣肘之紧。

    日军对我的重点“关照”

    我由于与杨揆一的关系，在与日方打交道时，黄民星也为我做翻译。由于黄民星的居中周旋以及他对我的暗示，我和日军总部某些军官也拉上了关系，互相也有一些应酬来往。日军在这些交往之中，曾对我进行了多次拉拢。

    1941年夏末秋初，即第一次情报交换会议召开不久，一天，黄民星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日军总部第二课课长都甲大佐请我在汉口路他的家中吃晚饭。据我所了解，第二课负责一切作战计划和情报谋略，系日军总部一个极重要的保密机关，其工作人员一向不对外应酬。这次怎么会突然对我发生兴趣呢？我猜想可能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去后，黄民星却不在，由另外两个日本人——大冈田、小冈田兄弟俩充任翻译（皆为上海同文书院毕业生，同文书院系日本设在中国培养特务组织外围成员的机构）。与我想象的相反，吃饭纯系一种应酬性的请客，吃的是日本菜，谈的也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从南京的民俗说到玄武湖的风景，从雨花台说到中华门城墙，都甲甚至对马祥兴菜馆的名菜“美人舌”“凤尾虾”大感兴趣。后来又谈到了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等等，但谈来谈去，始终没有谈出我想象中的更进一步的内容。

    当时日寇也了解，汪伪军界真正谈得上在军事技术方面具有较深知识的军人并不多，而对中国的军阀和军人的界限也是区分严格，态度各异的，尤其看不起不学无术的军混子。因此，他们要在汪伪军界物色某个合适的对象，以便把他培养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鹰犬。在为他们效命之前，当然也得摸摸底，看看是不是值得他们去发展。

    此后不久，黄民星又来告诉我，田中中佐在中央饭店开了房间请我去吃饭。这次黄民星是与我同去的。在座的还有一个投伪的国民党空军少校驾驶员张某，在汪伪航空署工作。田中在席间一再向我谈到，日军对参加汪伪“还都”的人员是如何礼遇，并表示对他们的技术及学识是很赏识的，还以飞行员张某为例，说对他十分倚重。田中知道我早年曾在东北军最高司令部参谋处任过科长，人事关系熟，而张学良的东北军航空队队长姚锡九投伪后，并没能把东北军空军的那批人拉过来。于是，就直接向我提出，要我出面将国民党空军方面的熟人拉过来。我回答说，对国民党空军方面不熟悉。但田中知道我和姚锡九曾在东北共事，又提出希望我能把流散在天津、上海一带的原东北空军人员，多多加以引荐介绍。我在口头上是答应了。

    几天以后，黄民星暗示我说，都甲大佐对马祥兴菜馆的名菜“美人舌”“凤尾虾”颇感兴趣，希望我能出头请他吃一次，联络联络感情。我就把这事对杨揆一说了。杨说：“他既然要你请，你就请他一次吧！钱在办公费里开销。”随即由黄先在马祥兴订了座。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而且田中也来了，大家穿的都是便衣，四人一桌。这次宴请，除了应酬寒暄之外，也没谈什么具体的东西。

    1942年元旦之前，黄民星又暗示我，最好能到几个与报导室有来往的日军部门去拜拜年，我也答应了。我与黄民星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和海军武官府等几个地方转了一圈，最后到了日军总部。在门口打电话进去以后，田中亲自出来迎接，却把我们直接引到二楼的作战科去了。一进门，只见满墙挂的都是军用地图，桌子上堆着许多军用文件，似乎正在研究作战计划。我清楚地看到，墙上有一张日军在汨罗江沿岸布防位置的军事地图。我当时非常诧异，他们怎么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机要重地来。岛村、田中似乎看出我的疑问，就很客气地向我表示了亲热。

    田中又先后几次向我作出“信任”的表示，对我作进一步的拉拢。一次，田中来找我说：“国民党第三战区江苏第一区的督察专员周恭先（原系第三战区高级参谋）在高淳一带被我军俘虏，你认不认识？”我答是认识的。他又说：“此人现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内，你是否要去看看？”我说可以。田中马上与我同去相见。一见面，此人并非周恭先，而是周的秘书方勋。原来周恭先逃脱了，日本人只抓到了方勋，并发现了周的公文皮包（内有关防印信及文件），以为方就是周。但方一直不承认。经我说明后，田中问我要不要保方出去，并说如把他从宪兵司令部转到宪兵队去，是要吃苦的。我当即保方出来，暂时安排在报导室工作。

    又有一次，田中对我说，重庆国民党军政部军械司司长彭某被捕，已押南京，又问我是否了解此人。据我所知，何应钦任内的军械司司长是王景箓，陈诚接管军政部后，就不知是谁了。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才知他是军械司某处处长彭仲森。彭是王揖唐的女婿，由重庆跑出来，打算到北平去投奔王揖唐，在上海被捕的。我问他是否要我保他出来。他说，已打电报给王，估计回音快了，无须我保。这事我就没再过问。

    1943年初的一日，伪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黄自强通知我到上海路1号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家中开会。一进门，见林柏生、黄自强、伪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郝鹏举、上海警察厅厅长苏成德和赵简子、李天民等人已在座。林柏生见人已到齐，即宣布：“行政院即将成立一个政治工作委员会，代号叫‘成和通运公司’。今天除在座七人之外，对外绝对保密。其工作对象是特工头目李士群，要削减其势力，并进而翦除之。”随即决定由林柏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下设政治工作局及政治学校（地址在上海路2号），专门培养特工人员，由苏成德负责，并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设计谋略单位），由我负责，附在报导室内以为掩护。准备待李士群被除后，把李士群的特工情报组织接收过来。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座的七人中，除黄自强和我同在伪军委会工作，且关系也不深，其他五人与我毫无渊源，有的还是第一次见面。事后黄自强向我透露说，这是日本人对你的信任，他们要你好好地干。当时，因为李士群的势力日大，尾大不掉，为日寇所忌恨，亟欲除之。成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就是准备给李士群的摊子办理善后并另行开张的。

    于是，我这才明白日本人多方拉拢我的目的，一是在于建立一支钳制李士群的力量，虽这与我的地位和工作性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杨揆一是我的长兄。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在中国军界资望颇高，为日本军界所重视。他与日军高级将领冈村、影佐、须贺（海军大将）、土桥（日华中派遣军师团长）等人早年就很熟悉，而且纯属一无党无派的军人，与中国的军阀派系瓜葛也不多。故日本人认为把我这样一个既无政治背景，又有这么一个兄弟的人，培养成他们掌握的得力的人，可能性很大。不久，黄民星又向我转达日方田中的意图，要保送我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由黄先教我日文。这件事被我敷衍过去，没有去成。

    不久，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毙，但李的特工组织在万里浪、胡均鹤的把持之下，一时难于接收。日军改变了以往惯用的做法，把对汪伪特工组织的控制，由单一化改为多元化，以日顾问部和日军总部第二课直接控制伪政治部（部长黄自强），其所辖万里浪的政治保卫第一局受杭州梅机关中岛大尉直接领导，胡均鹤的政治保卫第二局直接受日军总部的立花大尉领导，而苏成德的政治工作局，则直接归入了日军总部第二课。

    国民党与日伪的“谋和”活动

    在我担任伪军委会报导室主任前后，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年底，汤恩伯派其部下吴参谋秘密到南京，筹算面见汪精卫。那时我住安将军巷1号，吴参谋的女婿当时在伪军委会任科长，住我家附近。远在张作霖时代，我和吴就在军官教导队及陆军整理处共事，又系保定军校同学，彼此间交往甚厚。吴来南京后，住在女儿家中，想见汪精卫又苦于不得其门，遂与女儿商量。他女儿说我就住在附近，以我在汪伪政府的地位，或许可做一媒介。吴听后甚为高兴，于当晚就到我的住所。一见面，我颇愕然。吴即说明，此行主要目的是为汤恩伯清理在上海囤集的大量物资，其次是为第三战区某集团军A将军的妻子经营走私。原来汤恩伯在上海江西路51弄设有中孚公司福利庄，一直是以公共租界势力作掩护。上海沦陷后，公共租界被日军接收，汤恩伯恐公司蒙受损失，乃急派吴来宁，设法打通汪伪上层的门路，以便将其在上海所囤集的物资运往后方销售。这一时期，他们的走私路线是，自蚌埠至界首、临泉、固始、光山，通过石沟山越平汉线，由南阳附近驱襄樊入川。其间，蚌埠至界首一段路程是处在沦陷区之内。

    我听说吴带有A将军的信件，就索来一阅。信中前半段是寒暄客套，后半段主要谈“物资交流”和共同防共。看毕，吴即要求我设法与汪精卫会面。我说：“你来得不凑巧，如果我长兄（杨揆一）在南京，带你见汪是不成问题的，可惜他已调任湖北省省长。由我引见，我还不够资格，不过我可代你设法。”一番话谈完，吴即辞出。

    翌早，我即往见林柏生，将吴参谋来宁活动的目的告诉他。林即驱车到北极阁别墅见汪精卫。时汪因枪伤发炎，住在北极阁休养。汪表示同意后，约定于1944年的元旦上午9时和吴参谋晤面。

    元旦上午，我偕吴先赴上海路林的寓所，然后三人同车前往北极阁，在客厅坐等接见。林柏生对吴说：“汪先生有病，体力不好，希望你谈得扼要些，时间不要过长。”不多时，汪精卫从里屋出来，林柏生为吴做了简单的介绍。吴即出示A将军致汪精卫的亲笔信件，汪阅后对吴说：“我希望A先生能率部来归。”吴回答说：“他在临行时曾嘱我一切均可携手合作，唯部队来归尚非其时。”当时，汪精卫亦甚表同情，随即说物资交流，共同防共，可以照办。汪又询问防区情况，吴均一一回答。最后汪精卫说：“我现在有病，不能支持，事情可同林、杨二位商洽，我希望你们先生以后多和我们联系。”至此，我们三人一同辞出，前后共谈了15分钟左右。

    我们三人离开北极阁后，即驱车到林柏生家共进午餐。饭后，林暗地交给我1000元支票一张，嘱代转吴参谋作为程仪。我回去后交到吴手，吴表示非常感激。他又要求我设法发给通行证。我很快又办妥伪军委会政治处参议职官证一份给他，吴当晚即行赴沪。三个多月以后，吴由上海返回南京，携带了大量消治龙药膏。据他说，此药后方甚缺，带过去获利甚厚。不日，吴即返回驻地。

    1944年5月间，吴参谋二次来南京。此时，汪精卫已到日本养病。吴这次来，向我提出要与日本军部接触。我问他目的何在？他说，仍是为扩大走私寻求便利。因我与日本军部第二课联系较多，故将吴介绍给第二课，并约定和桥岛中佐、岛村大尉在上海路1号见面。那一天，商谈的主题，除所谓物资交流外，还进一步密议共同“剿共”（已非防共）问题。吴具体地提出：“我军在夏邑、永城一带‘剿共’时，希望日军毋击其后。”桥岛中佐说：“对物资交流基本同意，这是作为桥梁，希望再求进一步的合作。关于‘剿共’一事，当可中立，必要时亦可相助。目前，汤恩伯部队与我方的张岚峰部队正在携手共同‘剿共’，所以这一点已不成问题。”吴又向桥岛要求互设电台，以通消息，桥岛代表日本军部完全同意，并指定了电台设立地点，由我主持通讯事务。

    商谈至此，我和吴即行辞出。到家后，吴对我说：“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不瞒你说，事先我在衣袋里带有大量的烟泡，打算在日方将我扣押时，有了烟泡不致犯瘾。”我说：“你过虑了，我既替你介绍，焉能害你？”吴自感失言。他又劝我多与日本企业联系，参加经营，并说一俟日本投降（此时德意已瓦解），我们可以一律没收过来。我说：“我没有多少资本，又没有足够的精力，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打算。”吴说：“光靠我一人奔波，是无济于事的，但我手下还有许多人，不但在上海有坐庄，即使在蚌埠也有分庄。”数日后，我将电台呼号、波长、时间、密码本等拟妥，与吴各执一份，吴即携回驻地，按约定的日期时间通电。但是经过月余，电台始终呼唤不灵，无法联系，我负责的电台只好撤销。

    1945年4、5月间，吴参谋第三次来南京，这时汪精卫已死。吴见到我后，首先探询汪死后汪伪政府内部的变化，并要求我带他面见代主席陈公博。我问他为何设了电台又不通报？吴推说是因驻地电台设备不良，电力不足，技术不精之故。并告诉我目前在某地已设了一个中间站，如先向中间站呼唤定能通报。

    于是，我乃经政治保卫总监署的电台向中间站联络，果然接通了。以后双方通讯，皆由伪政治保卫总监署担任联络，而密码由我亲手翻译。政治保卫总监署是个特工组织，由陈公博主其事，其前身为伪政治部，部长是黄自强。

    电台问题解决后，经吴屡次催促，我才陪他到西康路陈公博公馆见到了陈。所谈仍是物资交流和共同“剿共”问题。但陈对国民党这位将军并不十分重视，对物资交流、共同“剿共”亦不十分关心。又值他急于出巡武汉，故只简单地交代我依照汪的前例办理。吴参谋感到不得要领，又求再见桥岛中佐。

    第二次与桥岛见面时，吴首先谈A将军部与伪军张岚峰合作“剿共”的经过，说在某地将新四军的一个高级将领击伤身死。他又告知桥岛，已设立了中间站，电讯联络已通等。桥岛也没有积极的表示，只是敷衍说了几句客套话，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6月份以后，形势对日本更加不利，日方试图从多方面谋求打通与中国“和平”的道路。伪军委会翻译黄民星曾与我谈及日本各方面的动向。黄说：“目前A将军方面这条路线既然打通，我打算去找今井武夫副参谋长，重申与A将军方面的联系情况，或许就能从此打开全面谋和的道路。”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说吴参谋尚在南京，要抓住这个机会。

    黄民星乃往见今井，今井托黄邀请吴参谋、杨揆一和我到琅琊路其住宅会面。今井对吴说：“你们要求物资交流，共同‘剿共’，设立电台，我们军部已件件应允，现在对你们也有个要求，就是从A将军这方面打通全面谋和的道路。”吴即回答说：“我来南京未负这个任务，不过，我可将此意转达。”今井说：“目前电台已能通报，你可以打电报向A请示。”吴答可以照办。辞出后，吴即拟好电稿交我发出。

    数日后，收到A将军复电，内容大致有：

    驻中国的日军高级将领，应一致推翻天皇，同英国一样改为议院制；在中国的日本军应全部缴械，缴械后准许其向华北、东北全面撤兵；日本军在未撤退之前，应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并阻止共产军向东北进军；赔偿战争中中国一切损失；交还在各战役中的俘虏等。

    我将译出的电稿，即时抄录一份送交今井。过了数日，今井又邀吴参谋会面，要求吴再打电报给A将军，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面商议和条件。吴回寓所后又拟好电文交我发出。

    约在7月初，收到A的回电，略谓：“俟七七事变纪念日过后，不论何日，我与今井在新站集（周家口附近）会面。”吴得此回电后，立即通知今井，并约定于7月12日在新站集与A会面。今井即发给一张通行证，促吴先回驻地，在7月11日先到周家口等候，到时一同前往新站集。吴走后，今井又邀我谈话，询及我与吴参谋的联络，究竟是以我个人名义，还是代表政府。我说：“自是代表政府，个人哪能有此力量。”今井说：“既然如此，可否与我一同面见A将军呢？”我说：“陈公博主席出巡，林柏生部长又调掌安徽，我个人不能擅自行动。”今井也就不再强求。他又说拟送A将军一些礼物，问我送何物为佳。我说：“日常生活用品即可。”今井说他知道A将军喜烟酒，拟送白兰地四瓶、炮台香烟四筒、前门香烟十条。我说这样就很可以了。

    1945年7月11日，今井武夫偕桥岛自南京乘飞机到了周家口，吴参谋已履约先到。翌晨，两个日本人都换上便服，同吴同坐小土车徐徐向新站集驶去，A将军派骑兵迎接于中途。事后桥岛告诉我：“当日今井与A二人在新站集密谈了一夜，我与其他随行人员均未在场，所谈内容不得而知。”7月13日清晨，今并偕桥岛即返回周家口，旋即乘坐飞机回到南京。

    数日后，我又应邀往见今井，与他商定致电A催问消息之事。当即得到A的复电，内云：“已派人赴渝面蒋请示，俟得复再告。”

    事隔将近一月，无何动静。8月中旬日本投降前夕，今井又要我再去电报，探询是否还有商谈余地。A复电说：“今日议和问题，中国自身不能做主，要依照联合国的共同协议。”今井得此电报，才不再谈及此事。

    尾声

    1944年报导室撤销后，我调任政治部次长，部长是黄自强。南京如意里5号报导室房屋并未被日军总部收回，设计委员会的经费依然照发。当时有一批原报导室及设计委员会的人员一时无法安插，我就用这笔钱维持他们的生活。而日军总部的矢川少佐还常来找我（田中已调回国），不时交来一批情报资料，我就交给这批人整理。矢川为人粗暴，态度蛮横，引起我反感，彼此意见不一，常出现僵局。有一天，矢川又来找我，并拿出200元日军军票要我收下。我声明设计委员会的经费还在发，这钱用不着。他说是给我私人的，我又推托不要。后在他一再要求下，我才勉强收下。

    后来，矢川将过去交给报导室使用的一批国内军用地图要走了。与此同时，伪政治部又撤销了，成立伪政治保卫总监署，陈公博以代主席兼总监，万里浪任副总监，胡均鹤任秘书长。我调伪军事参议院任军事厅厅长。如意里5号的房子也交出去了，设计委员会的经费也停了。此后，矢川就没再来找过我。可是日军总部第二课的桥岛中佐和岛村大尉与我还常有联系。

    1945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日本大本营仍对驻东北的关东军寄予希望，准备迁至东北继续打下去。但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一举被歼，日方希望破灭，急于求和投降。这时黄民星来找我，谈到日军总部开会讨论日本天皇要下诏投降的事，当即有人切腹自杀表示抗议，许多少壮派军人也不愿放下武器回国。后日本大本营派秩父宫亲王到南京说服，劝大家接受天皇诏文，最后才勉强通过。他又说岛村大尉想和我见面。

    我和黄到日军总部后，只见到处是一片慌乱景象，各部门都在烧文件。岛村向我说，有一批中级军官不甘心失败，要出去打游击，并向我打听关于伏牛、大别、天目、武功、四明等山区的情况，想把队伍拉去。我当即说，两国打了这么久，积怨太深，你们对山区地理极不熟悉，要想打游击是不可能的。岛村只得悻悻离去。

    第三天，黄民星又来说，岛村要求和我找个地方见面，我想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即在四条巷伪南京特工直属局局长兼无线电总台台长晋辉家见面。我因常用他的电台发报，故有点来往。岛村又提出，日军一批下级官兵坚决不愿回国，想到新四军去参加国际同盟军，要我设法联系。而我当时因和新四军没有关系，也没熟人，实在爱莫能助，只得作罢。

    注释

    [1]日军向苏联进行挑衅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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