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兴[1]

    一

    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出笼后，辖有苏、浙、皖三省及湖北、江西、广东三个不完整的省。当时江西省是日军侵华最前线，汪伪势力仅辖该省11个县局，计九江、星子、湖口、彭泽、德安、瑞昌、永修、瑞金、新建、南昌及庐山设治局。

    日军在江西省的兵力，约有两个兵团分驻九江、南昌。两个兵团各自为政，当地所有行政均由日军直接处理，汉奸政府不过是附庸而已。

    汪伪江西省政府共经历了三任伪省长：第一任为邓祖禹（1943年5—12月），第二任为高冠吾（1943年12月—1945年3月），第三任为黄自强（1945年3—8月）。高冠吾原为伪维新政府旧人，始掌江苏，继掌安徽，后掌江西。高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颇受排挤的人物，所以他的调动是每况愈下。记得有一次，高冠吾在由安徽调往江西的一个欢送会上，借着几分酒意，向欢送他的人说：“我高冠吾一向是敬佩汪先生的，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得罪了汪先生，别人是越调越好，我高冠吾则是越调越坏。”

    黄自强过去是汪精卫的政治部部长，汪精卫死后，黄失去靠山，与陈公博关系极浅，正在此时，陈正要抓兵权，抓政权，甚至还要抓特务领导权。陈为了牢牢地掌握特工，又将政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部，以老牌特务丁默邨为政治保卫部总监[2]；以其姘妇、伪立法委员莫国康为机要室主任秘书，企图由莫直接领导特工。另外任命黄自强为伪江西省长兼九江“绥靖”公署主任。

    二

    江西省地盘残破，财政支绌，各伪县长听命于日军，对省方命令则阳奉阴违。全省税收虽然不少，但在主其事者侵渔之后，收入寥寥，全部行政开支，全赖伪中央补助，一般机关待遇极低。在物价腾贵之下，大小伪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温饱，大都面有饥色。高冠吾因抱消极态度，对省政不闻不问，且最能适应环境，每日饮酒赋诗，借以消磨时光。

    黄自强面对以上情况，迟迟不敢到任，他为了打破这层难关，除要求伪中央增加赣省补助外，并与伪财长磋商以“淮盐济赣”办法，以资挹注。经过详细计划，由黄备妥大型木船40只，并以“绥靖”公署特务团作为护运大队，往返运输食盐，预计每次以10万吨计算，可以获利伪“中储券”千万左右，如以之补助伪省府开支，倒也绰绰有余。黄在诸事就绪以后，才有去赣决心。

    这时使黄最感头痛的，是伪省府各厅处人选问题。黄本有政治部原班人马，此时已散了不少，所留下来的又都派系复杂、互不相让。经黄慎重选择，才内定伪政务厅厅长孔熙元、伪财政厅厅长傅振邦（即傅大兴）、伪建设厅厅长王国一、伪教育厅厅长赵宝芝、伪警务处处长王铁梁、保安副司令李孝诚、伪“绥靖”公署参谋长廉雪海。

    孔熙元，山东曲阜人，为伪社会部部长、特务头子丁默邨的嫡系，在黄任伪政治部部长时，孔由一法国神父介绍，任伪政治部淮海局局长。孔因宗教关系，得任此职。伪财政厅厅长傅振邦原为黄自强任伪军委会总务厅厅长时之会计科长，一向为黄掌握财权，是黄认为最可靠的部下。伪建设厅厅长王国一原在天津当过律师，是黄妻朱慈英之姨父。伪警务处处长王铁梁是黄的日本士官校同学，原系东北系军人。伪保安副司令李孝诚也是黄的日本士官校同学，原系国民党军人。伪“绥靖”公署参谋长廉雪海，是黄的黄埔同学，在汪伪军委会当过中将参议。以上这些人选，都是七拼八凑，算是班底组成。

    我们这些人在从南京动身以前，江西省旅京同乡会、旅京要人伪考试院长江亢虎，曾经召开了一个欢迎会。江亢虎过去是以国家社会党参加汪伪政权的，此时年已六旬，妻子均在国外，仅孤身一人在南京居住，在外表上装出一副学者模样，骨子里却是卑鄙可耻。他在伪考试院录用的女职员，又多又漂亮，江在伪考试院无事可做，日夕追逐女性为乐，故外界送给江一个绰号——“花瓶院长”，不为无因也。这一次江在会上发言很多，对黄恭维备至。会后江从口袋里掏出好多履历，要黄替他予以位置。

    三

    我们到了九江以后，择定于1945年3月20日在伪省府举行联合就职典礼。我在这短短几天中，感到江西省的情形，却是有些特殊。例如过去的九江市政府办公房及一些近代建筑，本来很多，可是都被日军占据，且沿江一带日军又划为军事区，洋行商店林立，因此一全套伪省政府机构都挤在旧治江州城里，大街小巷都是机关。伪省府设在一个教堂内，各厅处又都不在一处办公，在联系上很不方便，各机关经费奇紧，都在喊穷。

    赣省食盐，向来依靠淮盐，沦陷以后，交通梗阻，盐价甚贵，广大劳动人民因为买不起食盐而淡食者已非一日。黄所运的食盐虽多，盐船陆续到达，但在食盐奇缺之下，仍感供不应求，因此获利很多，我们即以此项收入来增加伪职人员待遇和增加各机关经费，当时人心振奋，正好像要死的人打了强心针一样，又能苟延残喘下去。

    这时，日本经济顾问要伪省府办理两件大事：第一是配合日军“大东亚战争”，要将江西省改为“战时体制”，撤销全省税务局，所有税收改由伪县政府直接征收。这样一来，此后在征税上，伪县政府可以利用武装力量，强制收税。第二是全省田赋要改为征实，划分全省田亩为三等，这样就便利了征粮，进一步对农民进行榨取。

    黄为了贯彻日军这一方案，在九江召开了一次全省“县政会议”，由黄自强亲自主持，日军出席人员计有九江兵团长、特务机关长和日本经济顾问，会议进行了三天。回忆会议主要内容，约有以下三点：

    （1）全省税务局撤销以后，江西全省各县应该即时设立县财政整理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另设副主任委员，专司征税事宜，由省财厅委任之。

    （2）自1945年7月1日起，江西省田赋改为征实，并划分全省田亩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田每亩征实一石二斗，中等田九斗，下等田七斗。

    （3）先选定九江县为试办区，由省财厅督促实行。

    四

    这次“县政会议”闭幕不久，驻南昌的日军兵团也要照方抓药，要在南昌重新召开一次“县政会议”。不过此时黄已去南京“述职”，省政交由他的亲戚王国一代理，经特务机关长往返磋商，最后要求在各伪厅处长之中，择一前往，代理黄自强前往出席，黄由南京来电决定由我前往。

    我是以伪财政厅长资格代理伪省长黄自强前往南昌的，所以日军特务机关长有阪大佐对我特别客气。当时由九江到南昌的南浔铁路日军正在拆除，另有别用，我们改由新修公路前去。我同有阪分乘两辆卧车，日军士兵和我带去的宪兵、副官、秘书、翻译等人分乘卡车。因为沿途怕美国飞机轰炸，白日不能行车，趁着夜间起行。翌晨10时左右，方才到达南昌市区。此时，伪南昌县府已经组织市民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我同有阪在伪南昌县长朱方隅陪同下，先到伪南昌县政府休息。

    提起朱方隅来，倒有叙述的必要。朱是江西饶州人，清末举人，民国初年当选国会议员，善于吹拍，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南昌沦陷后，朱在日军卵翼下，充任伪南昌县县长。江西省经历伪省长三次，对朱不敢有所更动，故朱有“南昌王”之称。此时朱正修葺县府，在花园中盖有竹亭一座，异常精致，命名“爱日亭”。朱还题诗亭上，语多取媚日军，极尽丑恶之能事。我在九江时，朱曾在一个庙内请我吃过一次素斋，此番到了南昌，朱对我非常恭敬，对我招待唯恐不周。

    日军南昌兵团长召开的“县政会议”地址在南昌兵团部内，我代表黄自强在会上做了致辞以后，便算万事大吉。会议也是进行三天，内容与九江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九江“县政会议”是由黄亲自主持，有各伪厅处长陪同，有各机关代表参加。会后，日军兵团长还在南昌偕行社设宴招待。平时南昌因为灯火管制，每晚10时电灯即行熄灭，而这一天因为日军兵团长招待“县政会议”与会人员，全市电灯通宵不灭。

    五

    最后再谈谈九江帮会几个头面人物。九江位居长江中游，帮会势力很大。日军在沿江侵略作战当中，利用安清帮会船只，为其运粮运械，颇具帮凶作用。在沦陷时期，各地帮会组织都受到日军当局的积极支持，成为地方一大势力，尤其沿江一带为甚，当时汉口、九江、安庆是帮会最活跃的地方。

    九江帮会头面人物要算陶思澄了。陶是江南望族，历任道尹、关监督多次，在直鲁军阀张宗昌时代，曾经代理一次山东省长。高冠吾任伪江西省长时，陶任伪财政厅长。此时年已七十，过去虽然显赫，老来却潦倒不堪。黄自强时期，高冠吾左右近人，均随高而去，只有陶思澄赖着不走，每日必至伪省府向黄表示敬意，偶尔为黄出谋献策，表现无限忠诚。这种软磨硬泡功夫，使黄对陶无可奈何，后来才委陶为伪省府总参议，以备咨询。陶系青帮大字辈，在帮会中威信较高，俨然首脑人物。因陶具有官私两面势力，且辈分高，故拜其门下的，大有人在，陶更借此机会，大摆香堂，敛钱自肥。

    另一个帮会头面人物是张远西。张是四大家族宋子文老婆张乐怡之弟，曾任九江市市长，可算是一个百万富翁。沦陷以后，张在庐山做了寓公，日军对张优礼备至，张与历任伪省长均有联系，对伪省政多有干预，成为当地一个豪绅。我们随伪省长黄自强上庐山“视察”时，张曾在其住宅请我们吃了一次西餐。张生活欧化，不但喝的酒是自己酿的，罐头也是自己做的，举凡一切与市上所售不同，味道两样，是夕所费，何止千金。豪门生活，固如是也。

    注释

    [1]傅大兴，当时系汪伪江西省财政厅厅长。

    [2]汪伪政治保卫部于1945年2月8日由政治部撤销后改设，陈公博兼任总监，丁默邨为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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