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曼云[1]

    1940年3月，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把南北两个傀儡组织——南京的“维新政府”和北平的“临时政府”合流，由汪精卫组织所谓“国民政府”，并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说是“还都南京”。

    翌年春，汪精卫仰承日本的意旨，开始筹组伪“清乡”委员会；同年7月筹备就绪，汪精卫又以伪行政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双重身份兼“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伪职。接着，汪伪在苏州成立“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开始在江苏省的昆山、吴县、常熟、太仓四县的部分地区，配合日军的军事“扫荡”，推行“清乡”罪恶活动。这个血腥的活动，以地区言，由苏、浙、皖三省扩大到湖北、广东以及“淮海地区”；以时间言，自1941年7月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时四年有余。是以人民受其荼毒者，何止千万。真是哀鸿千里，惨不忍睹！

    其时，笔者担任“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清乡”事务局局长等伪职，在推行“清乡”这一罪恶活动中，始终其事。因之我有责任把在这方面所经历的见闻，作实事求是的揭露。但由于我任职在上层，对所谓“清乡”工作在下层的实施情况知道得不够全面，揭露得不够具体。这对我所写的这篇资料来说，是最大的憾事。

    日汪为什么要发动“清乡”

    自汪精卫沐猴而冠“还都南京”，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傀儡政权，形式上虽业已统一，但实际上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些地方伪政权同南京汪伪政权依然貌合神离。特别是北平临时政府名义上虽已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可是它和汪伪政府分庭抗礼，各自为政。所以汪记伪府当时所能管辖的区域，仅系原属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而已。辖区既这么小，而原属伪维新政府的地方组织与人事，还要汪伪国民政府继承下去，不得变更与调动。因之，汪伪政府只好关了南京城门做它的小朝廷。汪伪的政令不能出南京一步，这与1939年汪精卫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组织弄堂政府时的情况，可说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好不了多少。

    再者，苏浙皖三省的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有力地牵制敌军的深入，阻遏了沦陷地区的扩展；从而使日军在沦陷区的军事占领，仅及大、中城镇与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的点与线，不能扩展到面；因之也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与以战养战的战略决策，使它在战争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同时，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因日军的军事占领未能渗入到农村，以巩固日军的军事占领。

    上述情况表明，汪伪政府不但不能适应日本的需要，且由于它的统治不能深入到下层，赋税无着，政费难筹，反而使日寇多了一重负担，这是日寇意料之外的。于是在1941年初，汪伪傀儡政权的导演者、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提出“清乡”计划，并要他考虑主持“清乡”的人选。汪是日寇豢养的大汉奸，对于主子的旨意，自然是唯命是从，全部接受。

    主持“清乡”人选的换马

    对于主持“清乡”的人选，汪精卫最初属意当时的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有一天，汪于其颐和路家里开过伪行政院例会后，对罗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因为那时对汪伪来说，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边疆），无异是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的工作，你看怎样？”罗君强一听，连忙答应说：“好，我静待先生（当时汪伪的官员，都称汪为‘先生’而不称官衔）的命令。”汪精卫那时虽未说明要给他什么实际工作，而罗君强却已心中有数，知道他指的是“清乡”。因为日军要举办“清乡”，这在汪伪政府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罗君强有神经质，而且官瘾很大，他自得了汪精卫的指示后，便认为这个官儿已稳稳地属于他的了。于是，罗便邀周学昌每晚到他家里去，起草什么“清乡”督办公署的组织条例与“清乡”计划等，忙个不休。见了熟人，也得意扬扬地自称本督办，姑先来过过这个督办的官瘾。罗还预约周学昌做他未来的秘书长。可是，这“清乡”计划出自日本，要怎么办，由谁去办，作为傀儡的汪是做不了主的。所以汪精卫提出自己心目中的罗君强后，就给影佐打了回票。同时，影佐把他们预定的人选名单，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汪精卫，要他发表。这个日军看中的人选，就是李士群。汪自然只有遵办。于是他开给罗君强的支票，没法兑现，变成空头的了。而罗君强的督办，也成了黄粱美梦。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嘴里的本督办了。

    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委员长”

    李士群在汪伪时期，虽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战以前，毕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统小特务。日方也觉得用他来担负“清乡”重任，资望不够，不足资以号召。为使李士群有柄开山斧，有块挡箭牌，同时为显示“清乡”的重要，竟要汪精卫亲自挂帅，而由李士群做实际推行者。为此，不仅可以把“清乡”装扮成为汪伪政权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措施，也便于李士群挟天子以令诸侯，减少他在推行“清乡”罪恶活动时的阻力。

    日军方面为贯彻上述意图，要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来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这一伪职。另以伪立法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与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委员有陈群、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李圣五、罗君强、杨揆一、鲍文樾、任援道等10多人，都是伪行政院的部长和伪军的将领。至于李士群，他除以伪警政部长的身份得为伪“清乡”委员会委员外，并兼任该会的秘书长。而秘书长却是“清乡”这项罪恶活动的实际负责者。

    人事既已内定，从1941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一个月内，伪清乡委员会连续召开了八次筹备谈话会。参加谈话会的有伪清乡委员会的正副秘书长及各处、室和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伪警政部和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汪伪军事顾问部的晴气、中岛、大西也与会指挥。会议确定“清乡”方针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决定伪清乡委员会权限；伪省政及各伪军、团可由伪清乡委员会命令之；决定伪清乡委员会所属组织机构，划定“清乡”地区，决定第一期“清乡”地区为太仓、昆山等县；讨论“清乡”地区的经济封锁；编造“清乡”预算；等等。经过一系列会议的策划，5月下旬伪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地址在南京马台街。

    由于委员长是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兼任的，因之，伪清乡委员会与伪行政院和伪军委会不仅是平行机关，即伪行政院与伪军委会所属的各部、会，也都变成“清乡”委员会的隶属机构。所以，伪清乡委员会对这些机构的行文，都以“训令”行之。因为它兼具伪行政院与伪军委会的双重权力，确有权倾一时之威。

    伪清乡委员会本身有四个处、两个室和四个设计委员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向伪行政院与伪军委会所属各部、会征调兼任的。我当时是伪农矿部政务次长，被调为副秘书长。其他如职掌事务、文书、人事的第一处处长陈光中，原系伪警政部总务司长；职掌行政的第二处处长余百鲁，原系伪特工总部招待所主任；职掌军事（实际仅管伪保安队与伪清乡警察）的第三处处长唐生明，原系伪军委会委员；职掌社会福利的第四处处长彭年，原系伪社会福利部常务次长；职掌机要的秘书室主任曹滂，原系伪参谋本部高级参谋；职掌会计出纳的会计长何廷桢，原系伪行政院组长。四个伪设计委员会中的地方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洪田，原系伪江苏省民政厅长；经济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慧，原系伪行政院参事厅厅长；民众运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戴英夫，原系伪教育部政务次长；特种教育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仲寰，原系伪江苏教育厅长，除了上述各处、室、委员会主管长官都有本职外，下属科长、科员以及秘书、参议、视察、专员等伪员，也都从各处调兼，总数达1000人以上。这在当时的汪伪汉奸机构中，职员人数算是最多的。

    “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

    伪清乡委员会成立后，决定设立驻苏州办事处，以就近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驻苏办事处地址在苏州十梓街信孚里，以李士群兼任处长，我为副处长。我因须在南京留会办公，是以副处长一职，仅属遥领而已。伪清乡委员会的各处、室和设计委员会改隶于驻苏办事处，除秘书室酌留若干人员留会办公外，全部调往苏州。南京的所谓伪清乡委员会，只剩下一二十人，专替汪精卫以委员长名义批准李士群在江苏进行的“清乡”活动为合法，实际上，伪清乡委员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机关。马台街的那所大院子，显得太空洞冷落了，于是便把伪清乡委员会搬到鸡鸣寺脚下伪行政院（原国民党政府考试院旧址东首的宝章阁内）。这样一来，伪清乡委员会顿时由南京最大的机构，变为组织人事最小的机关了；可是它对沦陷区人民的危害及对抗日战争的破坏，还是最大的。

    驻苏办事处成立后不久，日汪签订了一个“清乡”协定。原稿由日方送来，汪伪全单照收。这个协定，最初决定由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与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两人签字，后来改由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与日本第十三军团（登部队）参谋长两人签字，协定名称叫《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协定的签订仪式是在军事顾问部举行的。汪伪方面，除李士群外还有我和李的外事秘书杨志为；日本方面，除第十三军团参谋长外还有晴气、小笠原、有吉和翻译大西。仪式非常简单，反正协定内容汪精卫已全部同意，所以正本早已由日方缮就。当场只有那个日军参谋长问李士群“有无其他意见”，李答以“没有”后，便由他们两人在“协定”上签字。

    在伪清乡委员会筹备之初，日汪就已决定“清乡”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推行之，军事由日本方面担任，政治由汪伪负责。所以《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日方担负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汪方担负政治工作事项。伪军、保安队及警察在“清乡”期间由日军调遣与指挥，作战经费和封锁经费由双方各自理之。

    根据“清乡”协定，伪江苏省政府应把首次划为“清乡”地区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县的行政、赋税、建设、教育、卫生等，交由驻苏办事处接管，并由驻苏办事处另行组织“清乡”委员会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1943年5月改为江苏第一“清乡”地区），委由伪江苏省政府警务处张北生兼任“清乡”督察专员。“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下，分设了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特别区公署，委由谢叔锐、严明、王昆山、沈靖华四人分任伪署长，且都兼任该区的保安大队长、赋税管理所主任、封锁管理所主任等伪职。所谓“清乡”督察专员的职权虽似一般的行政督察专员，实际上要大一些，因为他可以制定单行法规，请准施行。至于特别区公署署长，也无异旧制的县长，虽然伪区公署所管辖的地区有些还不到原来的一个县界，可是伪署长的权力比旧县长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驻苏办事处外，还以伪清乡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许多机构。如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冯节；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参谋团，团长唐生明兼；“清乡”警察总队，队长宗志强；和平义勇总队，队长马啸天；封锁管理处，处长谢雪荪；赋税管理处，处长余百鲁……办事处成立后，由李士群报准汪精卫分别在苏州成立。

    驻苏办事处虽然设在一条弄堂里，可是其权力俨然是在伪江苏省政府之外的又一个江苏省政府，而气焰且过之。不仅如此，按汪伪规定：凡属计划为“清乡”地区，该地区的行政、赋税及至教育、建设等，不论属中央或地方的，概由原来的行政机构划出，交给“清乡”机构接管，待“清乡”完成后，再拨归原属机构。这样的规定，无异使伪清乡委员会成为伪行政院之外的另一个行政院。无怪在实施“清乡”以后，周佛海、丁默邨乃至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等，都叫嚷“‘清乡’愈扩大，行政院的权力愈缩小”了。

    与驻苏办事处成立的同时，日本第十三军团就在苏州设立“清乡”指挥部，派一名少将主其事。汪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立了出张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他们担负汪伪驻苏办事处与日军“清乡”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工作，实际上却按照“清乡”指挥部的旨意，牵着李士群的鼻子跑。导演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梅机关”，也在苏州设立出张所，派有专人与“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取得经常联系。所谓联系者，亦无非是受其指挥而已。至于各个区公署，则由日军的江苏联络部派有联络官常驻在署。名曰联络，实际还不是同样地牵着伪署长的鼻子跑。所以在敌伪时期，不论日军的官儿多小，可对汪伪政权里的大小汉奸来说，都是见官大一级的太上皇。

    被日本牵着鼻子走

    根据敌伪的决定，三分军事由日军担负，七分政治由汪伪担负。那么，推行这七分政治的计划，该由汪伪政府来制定了吧！事实却不然。所谓三分军事的计划固由日军自己拟定，汪伪不得与闻，即应由汪伪政府负责的七分政治的计划，对不起，日军也不征求汪伪的同意，毫不客气地径自越俎代庖，给你拟好了。所以自伪清乡委员会成立，以迄日本投降，所有各省市的“清乡”计划，原件都是日文，都由日方制定的，汪伪不过照本画押签字。日军的理由是：“军事是绝对秘密的，中国方面的‘清乡’计划虽为政治性质，但它必须配合军事行动。因之它连带成为绝对秘密的东西，所以也只好由我们代为制定。”这当然是一通鬼话。

    政治如何配合军事？日军替汪伪安排了一份工作进度表。如何时筹组“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何时各特别区公署筹组完成，何时勘定各区封锁线，何时成立各乡镇公所，何时政工团进入何地活动，何时开始户口调查，何时编组保甲，等等。总之，只要按照日军规定的进度去做就行。至于此时日军的军事活动如何，汪伪根本无权过问。汪伪的“清乡”警察、保安部队甚至和平军也受日军指挥，今天要你到这里，明天又调你到那里，大都是临时通知的。所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别说对外保密，即是对汪伪这些汉奸，也是不信任的。

    多如牛毛的“清乡法规”

    敌伪在酝酿发动“清乡”时，提出了两句骗人的口号，说“清乡”是为了确立治安，改善民生。沦陷区人民本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以残暴的“清乡”，何能安居乐业？只要看一看汪伪在“清乡”中颁发的多如牛毛的“清乡”法规，便知“清乡”地区人民处在怎样一种艰难的境遇。例如，在政治方面，有《整理保甲肃清零匪办法》《违反封锁赏罚规定》《管理自新户办法》《反封锁规定赏罚细则》《各种证明书发给规则》《清查户口法》《联保切结法》；在经济方面，有《物资统制办法》《物资移动法则》《物资保管处理办法》《物资移动取缔法》《米粮封锁办法》《妨害新法币治罪条例》。这些法规，只有一部组织条例是在伪清乡委员会筹备期间制定的，其余大都由驻苏办事处拟定报请核准颁布，而且越定越多。到底有多少？我也说不上来。总之，这些法规就像一道一道的绳索，将“清乡”地区人民紧紧地捆绑起来，使他们无法动弹，喘不过气来。例如，《各种证明书发给规则》规定：凡通过“清乡”地区封锁线的，须持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发给并经日军指挥官盖印的特别通行证；“清乡”区内的居民，由伪乡镇长发给良民证；“清乡”区内居民通过封锁线时，须有伪乡镇长发给通行证，“清乡”区外的居民通过封锁线时，则由当地大检查所发给限期旅行证。这样一来，沦陷区人民还有什么行动自由可言！

    这些多如牛毛的“清乡”法规，一部分来自日寇，另一部分则为李士群随心所欲炮制出来的。因之其他省市推行“清乡”罪恶活动时，也另起炉灶，“报准颁行”，但也有抄袭李士群的。1943年伪清乡委员会被撤销，所谓“清乡”工作由各该省市伪政府自行办理后，才把这许许多多的“清乡”法规，除封锁、检问与物资移动、联保切结等七种外全部废止。

    五光十色的“训练班”

    自伪清乡委员会开始筹备，至驻苏办事处成立，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像雨后春笋，一时并起。最早为1941年5月中旬决定在南京、苏州开办的“反共清乡”训练班，人数1500人。一个月后，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清乡干部人员训练所”，李士群任所长，令伪江苏省政府通知苏南各县，保送县职人员、乡镇长接受训练。此外，又有余百鲁办的“赋税人员训练班”、何廷祯办的“会计人员训练班”、谢雪荪办的“封锁检问人员训练班”、唐生明办的“军事人员训练班”、袁殊办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仲寰办的“特种教育师资训练班”、马啸天办的“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等等。几个“设计委员会”不甘落后，也各自办了“训练班”。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训练班”中，以唐生明“军事人员训练班”办的时间最长，后来李士群赶走高冠吾，抢到伪江苏省主席后，把它当成经常的军事训练机构。它训练的对象，一部分是招抚来的蒋介石方面的散兵游勇与挂名的游击部队，一部分是日军从中条山送来的蒋介石方面的俘虏。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训练班。我这个副秘书长连它们的名称都叫不出来哩！

    为什么要办那么多的训练班呢？骗人的理由是为了“清乡”的需要。其实，除了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外，主要是眼红那200万元的“清乡”经费。因为这在当时汪伪政府的支出中，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于是大家见钱眼开，无不想在这些钱中捞上几文，而办训练班就是一个最好的借口。什么开办费、经常费、办公费、津贴费、结束费，等等。那时的“清乡费”与特务费一样是不受审计的，只要列得出名目，总有油水可捞。所以当时苏州的舞榭酒肆，乃至赌场妓院，都呈畸形的发展，这批“新贵”起了一定作用。

    寸步难行的“封锁线”

    日伪用来束缚人民自由的，还有“清乡封锁线”。东南沦陷时期，要是你跨进“清乡”地区，首先就会看到一望无际、逶迤数十里的竹篱笆。这一条奇异的“风景线”，是当地人民被迫输钱服役而筑成的。因之每一根竹竿或竹片，都沾满了他们的血泪与汗水。所以在汪伪时期一提到封锁线，当地的人民便感到无限的伤心与愤怒！

    这一大圈竹篱笆把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地区分成两部分：圈子里算是“清乡”区，圈子外则为非“清乡”区。沿着竹篱笆的交通要道，分设了大小检问所。人民出入“清乡”区，必须通过检问所出示身份证，经过检问人员的检查盘问，认为无可疑形迹，方才放行。至于所带的东西，虽有规定，但还要看检问人员的喜怒与纳贿的多寡而定。不然，不仅东西被没收，甚至连人也会被扣押。

    别瞧封锁线是一圈竹篱笆，可是日伪却把它视作钢墙铁壁。因为封锁条例规定，凡属破坏或私越封锁线者，格杀勿论。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因无意触犯它而丧失性命。为了“清乡”的需要，平时两个紧连在一起的乡村，甚至是近在咫尺串惯门的贴邻，也被迫筑起一道封锁线。如要串门，虽近在贴邻，也非绕着一大圈子，通过检问所，甚至走一二十里路。古人所谓咫尺天涯，用在敌伪时期“清乡”地区，确是名副其实。如果你要贪图便利，从竹篱笆里钻过去，说不定就会罹杀身之祸。

    建立封锁线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日军对划为“清乡”的地区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并在其武力的保护下，开入政工团，先做一番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的骗人宣传，然后强迫当地居民按户摊派封锁费（用以购买毛竹、铁丝，并借此敲诈勒索），再要他们按指定的地区服义务劳役，建筑篱笆，于是便建立所谓封锁线。政工团随后建立伪乡镇机构，进行户口调查，编组保甲，实行联保切结，强迫人民建立瞭望台与瞭望哨，以加强封锁的效果。要是某一地段的封锁线遭到“破坏”，附近的老百姓就会大难临头，受到日军的重点扫荡。所以“清乡”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命天天处在死亡的边缘线上。所谓“清乡”部队（“清乡”警察与当地保安队）平时在日军指挥下，常借搜查坏人为名，下乡骚扰，翻箱倒筐，为所欲为，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所以当时“清乡”区人民把“清乡”叫作清箱。可见其行径比强盗还凶。

    把竹篱笆说成是钢墙铁壁，这本来是句欺人欺己的鬼话。因为这些被吹为钢墙铁壁的封锁线，不知被愤怒的人民在新四军的反“清乡”的号召下毁掉烧掉了多少，竹篱笆是钢墙铁壁的神话，便不攻自破。所以后来安徽推行“清乡”罪恶活动时，便不再用竹篱笆，而是利用地形来封锁了。

    做官要做“清乡”

    沿着封锁线所设立的大小检问所，是出入“清乡”地区的吞吐口。一条封锁线该设几个检问所，没有规定，以日伪的需要为准。有时一条交通要道，或是田亩依靠它来做灌溉的一条河流，他们也会借口军事上的需要而将它堵塞。有些家户仅有一块一二亩的田地，被封锁线隔成了两半，一半在封锁线内，一半在封锁线外，如种了封锁线里的，还得绕一大圈，通过检问所，再去种在封锁线外的那一半，要是偶尔不慎，碰坏封锁线，就会给你带来无可预测的灾难。有的农民怕惹是招非，碰到这样的情况，干脆把封锁线外的那块田地荒芜了，以求省事。可是田可以不种，赋税还是要照纳的。仅此一端，也足见“清乡”地区的人民是生既不可，死又不能，诚属生死皆非啊！

    检问所既有水陆之分，又有大小之别。大检问所，日寇都派部队守卫。检问所的设置，说是为了确保治安，用以防止共产党与游击队进入“清乡”区，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我所熟识的一个检问员暗暗告诉我说，如果检问员查到了上述这种人，甚至摸到了他们暗藏在身上的武器，反而不敢吭声，急急地让他们过去，深恐得罪了他们，给自己找来麻烦。要是来者明白地先说我们是什么部队的，甚至说是新四军，那就连问都不敢问，别说搜查了。这不是说这些检问员突然变得爱国了，而是那时充当检问员的，都是为了捞钱发财。这样的人能不怕死吗？可是与上面所说的相反，检问员对普通老百姓，不仅盘查细问，而且多方留难，非遂其敲诈勒索之愿是不会放人过关的。于是一些经常出门者为了减少麻烦，不管自己是否带有违章的东西，都主动塞上几块钱，免得受辱受气。这种贿赂，不唯成了公开的秘密，且也无异成为人头税了。姑举一例，便可想见其余。

    1943年秋，伪清乡委员会已经撤销，所有“清乡”工作改由各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我改任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一次我要到浙江崇德视察，我的妻子与孩子想跟我上杭州玩。但我们历来是直接到崇德、石门现场，同行的还有军事顾问部的日本顾问，自不便带家属一起去。所以，我就先一日把家属送到杭州，安置她们在杭州等我。翌晨乘由杭州开往上海的早车到硖石，与由上海来的日本顾问会齐，同去崇德的石门。当我带一个副官在硖石候车的时候，正好有一班从上海开往杭州的慢车到站。我闲着没事，便在车站的一个大检问所（硖石属海宁县，县治设在镇上。时海宁已划入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故车站设有大检问所），看他们怎样进行检问。

    检问所的建筑是一个大草棚，它沿马路的一边有两条长板桌。桌前用竹竿拦有行人道，旅客挨次前进，将行李放在桌上接受检查。按照检问细则，旅客应出示他们在清乡区的居民证，经检阅无误才得通过；要是没有“清乡”区的居民证，就应把原有的居民证或市民证换上一张“清乡”区的居民证，等离开“清乡”区，再把原证换还。如检问员认为形迹可疑，可以将人扣留交保。发生这种情况，要想获释，就非满足他们的要求不可。检查过居民证，接着就是搜身与检查行李。我亲眼看到旅客们把携带的行李从桌上推向检问员的时候，手里早已暗暗地捏好了钞票，当检问员接过行李时，同时也接过旅客手里的钞票装进了自己的大衣袋。然后随便把行李翻一翻，在行李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字，就算过关了。女客则由女检问员检查。一趟客车的旅客检查完毕，每个检问员的大衣袋里都被钞票塞得鼓鼓的。

    这时我面前站着一个持手杖、指东画西的人，他自己不动手，似乎只是在旁督促而已。我看到旅客业已走完，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个检问所的主任？”他一听我说话的口气不对头，便说：“我是来玩的。”我知道他在骗人，便进一步问他：“你们收的是什么钱？”他没有答复，几个检问员一听我的话，知道不是头路，便都向草棚里的一间小房奔去，门口站有一个日本宪兵（另有六七个日本士兵坐在路对面的另一个草棚里）。他们想以日本宪兵挡住把钱出笼，我便叫副官追进去，但给日本宪兵拦住了。我只好自己赶了过去，出示伪职证件，才进小房。我把所有的检问员都叫进来，问他们收的是什么钱？那时他们虽然不知我是谁，但知道我有来头，大家面面相觑、不出一声。我叫他们把钱都掏出来，把数目点清。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得满头大汗，闯了进来，看到我，就叫声“局长”。我问他怎么认识我？他说：“我的兄弟是你在浦东中学当校长时的学生，我送兄弟到校时，曾看到过你，不想在这里会见了。”我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他说在海宁县当秘书。又说：“听说局长今天到崇德去，怎么会到这里来？”我说：“到了崇德，就看不到这里的情况了。”他说：“他们（指检问员）收这种钱，明知不对，但也没办法不收。”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马路对面坐着的这些日本宪兵，他们平时吃的用的花的，乃至找花姑娘等等的费用，都要向检问员伸手。这些检问员没有办法，只好向老百姓头上动脑筋。”我说：“那就请你把这些情况写在纸上，把钱的总数也写上。还请他们（检问员）在纸上签名，就行了。”这时不知他们从哪里买来了香烟、汽水、点心，来招待我。我说：“不客气了，不然纸上又要写上局长招待费的理由了。”于是他们把交出的钱替我装了满满的一网袋，总共是8000多元。我叫副官用他的名片写了收据给他们。

    我进了车站，军事顾问金子大佐已派他的联络员有吉大尉和我的外事秘书张豪找我来了。上了火车包厢，除金子外，还有日本“登部队”派来的两个大佐级的参谋，也是一起来视察的。我的副官把那袋钞票往桌上一放，金子便问：“这么多钱，哪来的？”我说：“‘清乡’清来的。”于是便将经过情形以及写在纸上的那些话，叫张豪翻译给他们听。我还说：“这仅是一班车的数目。沪杭线上每天有八班车对开，米价一石还不到100块钱，每天该有多少石米可以收入？真是一个骇人的数目。无怪老百姓都说生意要做五洋（指洋火、洋油、洋布等五种紧俏日用商品），做官要做‘清乡’了。”本来汪伪政府的一班伪官，主张在“清乡”地区内，以及“清乡”区与“清乡”区连接的地带，不设检问所，可是负责“清乡”军事的日本“登部队”却坚决反对，因而无法实现。现在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牵涉到日本宪兵部队，也窘态毕露。因之，“登部队”的那两个参谋不得不当场表示，对检问所的设置问题应重行考虑了。

    车抵长安站便属杭州“清乡”区，当由伪浙江教育厅长兼杭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徐季敦来接我们，并陪同到崇德的石门。现场视察后，又一起去杭州。在车上又遇到了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张鹃声（原系伪浙江省社会福利局局长）。他是专程从嘉兴到杭州来见我的。我问他：“海宁硖石是否归你管？”他说：“是的。”我便说：“那我代硖石的老百姓向你呼吁。”即告以上述经过，随后把一网袋的钞票与那张纸条一起交给了他。并对他说：“你咋‘办’我没意见，只希望你把‘办’的结果告诉我就行了。”张听了就暗暗地对我说：“各区大小检问所，隶属省封锁管理处，而处长是傅（式说）省主席自兼的，别说检问所主任非花钱运动不可，即检问员也莫不一个个由他亲自卖出去的。所以这件事，我只好请他自己去‘办’了。至于结果，我可以向你报告。”我知道这个底细，在杭州见到傅式说时，反而不好意思提了。据说傅式说得到张鹃声的报告后，也觉得那些检问员做得太无所顾忌了，使他难堪，当天就派人去“彻查”，可是到了硖石，检问员早已逃避一空了。

    上面只不过就检问所的检问员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一端而言。在检问所前面，不时可以看见日本宪兵把老百姓暴晒在夏天烈日下，或是剥掉衣服罚跪在严寒的风雪中。而那些为生活所迫跑单帮的妇女，更不时受到检问员的奸污。因为检问员要你到指定的地方去，你若不去，下次就别想再从这个检问所通过。检问员除向跑单帮的人收受贿赂外，还要他们代买东西，照例是不给钱的。

    南通天生港的检问所听说有100多个检问员，比硖石多几倍，可想其出入之多，人民受害之深。难怪这个检问所的主任张本立在南通进进出出，不仅坐簇新的跑车，还要跟上几个骑脚踏车的保镖，威风十足，其日常用品，连裤带上的搭袢都是用黄金做的，足见他们对人民榨取之凶。难怪那时丁默邨的妹夫薄简任官（相当伪司、局、厅、处长）而不为，宁愿降格去做一个雇员性质的检问所主任。

    想遮丑反而更出丑

    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还没有结束，第二期又接着开始了。本属第一期的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四县，都不是整整的一个县。其划为“清乡”的地区，则由伪特别区公署来接管；未划入的部分，其行政、教育、赋税、建设等，仍由原来的伪县长管理。所谓第二期，只是把未划入的部分重又划入，变成了整个的四个县。至于原来的四个县政府，因为失尽了地盘，只有撤销了。在扩展第一期的同时，又将无锡、常州、江阴三个县划为锡武澄地区，分设三个特别区公署。三个伪署长无锡是曹湘，武进为汤卓然，江阴为江一声。这个锡武澄地区，并不另设“清乡”督察专员公署，而归由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监督指挥。当然，它们也间接隶属于驻苏办事处。

    江苏各县所进行的“清乡”罪恶活动，从时间上来说，以无锡为最长，直到1943年还在一期又一期地继续。按情况来说，因地当沪宁铁路要冲，邻近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反“清乡”运动进行得更为激烈，是以“清乡”活动失败也更惨。后因伪清乡委员会撤销，“驻苏办事处”与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以及各县特别区公署随同解体，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该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后，伪江苏省政府为了加强无锡县的“清乡”，特在当地设了一个指挥部，由当时的伪省长陈群自兼指挥，并由伪江苏省警务处长宗志强兼参谋长，常驻无锡，就近指挥，进行“清乡”。这时的伪无锡县长是前维持会长、老牌汉奸杨翰西的儿子杨彦斌。

    在此以前，无锡的“清乡”曾一度宣布完成，现在又再“清乡”，算是第几期呢？自己也无法称它。于是日寇把它巧立名目，叫作刷新工作。这就说明过去做得不行，现在再抹上一层石灰，真是想遮丑实际反而更出丑了。

    镇江地区的“清乡”

    日伪在镇江地区发动“清乡”，是从1943年3月初李士群与日军山内正文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开始的，至1944年10月告结束，为时达20余月之久。它是伪清乡委员会时期在苏南最后开展“清乡”的地区，但以对革命力量的摧残与破坏来说，却比其他地区为甚。

    镇江地区的“清乡”机构，从开始到同年9月，叫作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而后由于伪清乡委员会撤销，各地“清乡”改由各该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即改称为江苏省第二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前者隶属于驻苏办事处，后者隶属于江苏省政府。此外，还设有镇江地区保安司令部，初属驻苏办事处，后亦改隶江苏保安司令部；又有镇江地区“清乡”党务特派员办公室，隶“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还有一个“政工团”，配合“党务”机构一起从事反动的政工活动。主任公署的主任，派由伪江苏省教育厅长袁殊兼任，副主任为张修明，改为专员公署的专员，初仍由袁殊兼任，到1944年4月，改为张修明。公署下设秘书室和一、二、三、四、五各科，分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封锁、警务等事。此外，还设有警卫大队与军法室、“军法官”，由伪主任、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在1943年9月以前，由江苏保安司令部派侯莹充任，改组为专员公署后，由专员兼任；“党务特派员”为沈千里；“政工团”的正副团长，由张修明、沈千里分别兼任。以一个地区的“清乡”组织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庞大了。

    主任公署之下设三个县区，计为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后又划入武进、无锡两个区。在“主任公署”未改组前，也和其他“清乡”地区一样，分设了个“特别区公署”，署长代行县政，改组后也恢复了县治，改称县长。计：镇江由张修明兼任，丹阳先后为杨诚与邱崧甫，扬中先后为丁雨林和章梅，受主任公署主任、专员公署专员的直接指挥。各县分设有封锁管理所，所主任也与其他地区一样，由署长、县长兼任，实际由副主任负责，直接受主任公署、专员公署第四科指导；保安大队、大队长也由署长、县长兼任，大队副负实际责任。在丹阳，还有一个“清乡”警察大队，大队长田斯显，初受“清乡”警察总队的指挥，迨伪清乡委员会撤销、主任公署改组后，也改隶于伪江苏省警务处。

    镇江“清乡”地区的日本联络机构——实际是控制机构，由日军江苏联络部设立了地区出张所，所长上田春荣，各县也分设有县出张所。伪主任公署、专员公署以及伪区公署、县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日本联络机构的层层控制之下进行的。

    镇江地处长江南北的出入要冲，北靠长江，与苏北抗日根据地隔江相望，南临茅山抗日根据地，因而成为抗日革命力量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隘。当日伪进行“清乡”以前，在这个地区的日军仅能控制一些点线，广大农村均为新四军所领导的抗日革命力量控制之下。日寇把镇江划为“清乡”地区后，即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并胁迫当地人民出钱服役，在该地区的周围筑起蜿蜒的竹篱笆，实行封锁。水陆交通要道设置了大小检问所，各县亦设置了伪区、乡、镇公所，企图使汪伪的行政组织与政治力量随着日寇的军事扫荡由点线拓展到面，并进而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联保切结。伪政工团亦派遣了各个分团到几个主要地区推行反动的政工活动；伪主任公署，还发动各县在指定的几个区里，实施所谓重点突击，希冀巩固汪伪基层傀儡政权。而日军的小部队在各个据点亦不断地进行搜索。在上述情况下，新四军所领导的镇江、丹阳一带的地方武装处境困难，不得不转入地下。

    新四军的丹阳县县长包建华，同时也是地方部队的负责人。1943年夏，他因患肺病，到上海就医。这一消息，为镇江主任公署探悉。经张修明与日寇联络后，由主任公署指派镇江特别区公署外事秘书李小明，并由日军镇江宪兵队指派了一个军曹，一起追踪到上海，企图找寻到包建华，胁逼他叛变，收编他的队伍，以瓦解镇江一带的革命武装力量。根据所得的情报线索，掌握了包建华在沪亲友的住所，并通过上海日本宪兵机构的探寻，结果在包的同乡、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在上海的家里，找到了包建华。当时李小明要他离开新四军，回镇江商量他所领导的部队的收编问题。同时，李也向巫兰溪说明经过与来意，要他帮助说服包建华。包迫于形势，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他随李小明等回镇江，由伪主任公署副主任张修明亲自到车站去接。再陪同到镇江日本宪兵队会见了队长，说明经过，然后才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决定由包建华建立一个别动队，包任队长，另由包去招引原新四军镇句办事处负责人巫孔玺为副队长，在城内成立队部，同时由包派人到农村去诱骗他的旧部。伪主任公署仅派一个原任“政工团”副团长的穆龙为该队队部的政训员，一切均由包建华负责进行。这个别动队是大队编制，在镇江第三区的上完地方进行人员集结。由于包建华、巫孔玺的叛变，镇江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遭到了破坏与损失，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也受到了打击。

    在这次编队与拉人的活动中，巫孔玺是主要负责人，也是最得力的一个，其后他经常在乡下活动。巫虽是副队长，实际是负责人。至于包建华则经常在镇江城内，与张修明等参与一些上层的应酬活动。1943年8月底，汪精卫来镇江巡视“清乡”时，包建华见了汪。汪这次出巡我也是随员之一，最初我听说是“献俘”，可是在接见时并不以此大吹大擂。后来张修明向我介绍了经过情况，才知在接见时不能太公开。

    汪精卫视察“清乡”

    1941年9月，突然传出消息：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要视察“清乡”地区——这是汪第一次视察“清乡”。这时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犹未结束，汪逆此行，显然是装腔作势，作为汪伪中央重视“清乡”的一种姿态，用以作宣传而已。随汪精卫从南京来的，还有林柏生、周隆庠、陈昌祖、郭秀峰、黄自强等伪官。我是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作为当然的随员，得以“躬与其盛”。

    视察的日程，由日军的“清乡”指挥部安排，包括汽车的次序、休息吃饭的地方，以及到什么地方听什么人报告工作、在什么地方出席什么会议，均由日军为之规定。汪精卫只是按照日军的规定扮演而已。

    到苏州的这天，汪精卫穿着特级上将的军服，以显示他的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可是汪毕竟不是军人，一下火车就出了洋相：当他步出苏州火车站对向他敬礼的伪军警还礼时，不是举右手，而是举了左手。李士群为了讨好汪精卫，在他经过的街道，都张贴了“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等各式各样的标语。可是汪经过的地方，都封锁交通，断绝行人，由日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严密戒备。几处十字路口，还架上了机枪，做预备射击的样子。那些勒令停课被迫前来作为点缀欢迎人群的小学生，由日军擎着步枪，面对着他们的行列，胁迫他们呼喊言不由衷的、机械的口号。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汪伪的所谓确立治安是怎么一回事！

    汪精卫的行辕，设在苏州狮子林。在汪到达时，厅上已张挂了军用地图，由日军清乡指挥官堤少将向汪做军事形势的说明。驻苏办事处处长李士群与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张北生，则向汪汇报清乡概况。至各伪特别区公署，除编有书面报告外，还做了口头汇报。之后，汪精卫对驻苏办事处人员训话，要他们对和平反共建国运动树立信仰，把清乡地区作为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

    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从苏州到常熟。汪在常熟对群众发表讲话，声称“清乡”就是清除共产党。强调“清乡”先要清心，要使民众在心力上信仰“和平”运动，使国民政府的组织坚固，训练纯熟，从而使共产党绝无潜伏的可能。翌日，又乘汽车沿着用竹篱笆筑起来的封锁线，经昆山换汽艇到太仓的支塘镇。据说这里原是抗日游击区。汪精卫吃过中饭，听了伪太仓特别区公署署长沈靖华的汇报。之后，按原路回到常熟。沿途都有手中擎着枪、站在坟顶上做警戒的伪和平军。这对汪伪的所谓确立治安又是一个很好的讽刺！

    汪精卫每到一个伪特别区公署，都要提出两个问题：（1）“清乡”前后的人口比较；（2）“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比较。汪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治安是否确立、民生是否改善的标准。在他看来，人口与赋税的增加，就是治安确立、民生改善的显著表现。因之，后来派去视察“清乡”的人，也都以此作为依据。而那些推行“清乡”罪恶活动的伪官为了虚邀自己的功绩，都虚报人口，从而又加重劳役，增收赋税，使治安确立、民生改善有所依据。可见“清乡”地区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其他沦陷区尤为惨重。

    在汪精卫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伪宣传部特派了一个10人的“清乡”记者视察团去苏州清乡地区采访，以便对所谓“清乡”成绩作大吹大擂的宣传。

    周佛海的苏南“清乡区”之行

    在汪伪时期，周佛海是汪精卫之下数一数二的大汉奸。

    汪精卫虽一再要把陈公博置于周佛海之上，但我们一帮子人却倾向于捧周。如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且陈排在周前面，但我们给汪精卫的签呈，最后总是写着，“谨呈委员长汪、副委员长周、陈”，把周佛海写在陈公博前面。我们一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周佛海是老牌CC，李士群和我过去也是CC，加以我们又是拜把兄弟，凭着关系和感情，我们应该捧他。谁知汪精卫看到我们的签呈，大不以为然，便写了一封信给李士群和我，要我们今后上签呈或报告，对副委员长的名次应按照发表的名次来写。我找出原件一看，副委员长的名次，确是先陈后周。即此一编，可见汪精卫的扶陈抑周，虽在细微之处，亦是十分注意的；也可见汪伪内部，派系矛盾处处可见。可是周佛海并没有把陈公博看得比他高。如以促成汪伪傀儡政权成立的卖力来说，他的功劳尤在陈公博之上哩。

    1941年10月初，周佛海看到日本主子把“清乡”渲染得如火如荼。汪精卫这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也被日军牵着鼻子接连出巡了“清乡”地区，觉得自己这个“副委员长”，也该向日本主子献献殷勤，捧捧“清乡”的场。他为了赶在陈公博的前面，便自告奋勇地要视察“清乡”了。于是，李士群这批大小汉奸又忙了一阵，其欢迎仪式，虽无汪精卫那样兴师动众，可也够热闹的了。

    周佛海先到苏州，在日军给他排定的日程里，往各处跑了一个圈子，听了李士群、张北生与伪吴县特别区公署署长蔡锐（谢叔锐因贪污已被撤职）的报告，也由日军“清乡”指挥所的指挥官堤少将，在狮子林贵宾官邸张挂了军用地图，做了军事说明。当晚，李士群便在狮子林设宴招待。席间，日酋堤少将听说周佛海在他的家乡日本鹿儿岛待过，自以为“他乡遇故知”，且又多喝了几杯黄汤，一时性发，叫人拿来纸墨笔砚，居然老着脸皮，冒充风雅，当众挥毫，不管你要不要，自周佛海以下，每人送了一张。我也收受了一张，上款写着“汪贤台”，下款除了题上“堤少将”之外，又画上一幅自己翘胡须的尊容，大概这是他的注册商标；他还犹以未足，竟将右手掌向大砚池一揿，在他画好的这张鬼相下面，按上了一个大手印，以示并不假冒。至此，他的兴致还未发泄完，随将身上衣服全部脱光，下体仅留了一条短裤衩遮羞。又用笔在自己的肚子上，按照自己的长相，画上了一个鬼脸，照样也有两撇仁丹胡须。然后叫搬开桌席，扭动屁股跳起裸体舞。其丑恶之态，真叫人看过看伤，吃下去的东西几乎都要呕出来。连跟他同来的日本军官也看不下去。经一再婉劝，才勉强穿上衣服。可是画在肚子上的那个鬼脸，还是舍不得把它抹掉，裹在衣服里带了回去。事后周佛海对我们说：日本是个海盗民族，一吃足了酒，就会忘其所以，露出狐狸尾巴来，今天就是如此。

    第二天，周佛海从苏州去昆山，在山上听取了伪昆山特别区公署署长严明的汇报，下午游罢山后向太仓进发。伪太仓特别区公署署长沈靖华，晚上原把我们安排住在太仓大地主、高冠吾任伪江苏省主席时的秘书长汪曾武家里。当然拣一间最精致的房间做周佛海的卧室。可在就寝之前，李士群临时要我睡到周佛海房间里去。我问：那周呢？李答：另有地方了。当时我想可能是为了周的安全，临时调个地方睡，便也不再追问。翌晨，李士群陪同周佛海回来，会同大伙儿又沿着公路去常熟。

    常熟伪特别区公署署长王昆山虽非当地人，却是常熟的一霸。他以前做过常熟警察局局长，惯于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为非作歹，而他对于他的上司却又是极会谄媚献殷勤。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便不辞劳苦来接我们，还召开什么群众大会以示欢迎。当时沦陷区的老百姓连户口米也是五天挨不着一天，而王昆山为我们这些大员的到来，不仅大张筵席，还陪同我们游虞山时，招待我们大嚼了一顿阳澄湖的大闸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汪伪时期，这种情况俯拾皆是，在常熟经过一番例行公事后，周佛海的视察便算结束了。

    这两天，虽然出则汽车，食则盛宴，可是平日养尊处优，且又嗜烟（鸦片）好色的周佛海，已受不住了，于是便从常熟径自回到了灯红酒绿的上海。

    周佛海在上海他的外室小玲红处偷偷地耽搁了一两天，即赶回南京。不久，却听到杨淑慧逢人便大骂“清乡”与李士群。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周佛海的寡人之疾，李士群是深知的。此次周来视察“清乡”，本是忙里偷闲，借个名义借此来玩的。李士群想乘此机会投其所好，献些殷勤。但苏州为省会所在地，耳目众多，未得其便。为使周佛海不虚此行，李士群便派专人到上海，找了几个交际花，把她们暗中送到太仓。可是把她们送到周佛海公开住所汪曾武的家里去，总觉得不甚雅观，于是就把她们安顿在另一秘密住所，临时再把周佛海接去。那晚李士群突然要我到周佛海房间里去睡，就是为替周做烟幕。不意周佛海在客地春风一度，竟带了赠品回去，害起淋病了。这病当然瞒不了杨淑慧，她一查究，就大骂“清乡”，大骂李士群。一夜秘密，就此拆穿。周佛海的视察“清乡”，就是如此。

    “清乡”清到了一个“江苏省主席”

    伪江苏省政府民政厅长蔡洪田，与我和李士群都是换帖兄弟。李士群到江苏“清乡”，为了就地取材，除签请汪精卫任蔡洪田为伪清乡委员会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外，还要他再兼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并邀我向蔡征求同意。但蔡洪田认为李士群以前不过是CC的一个小特务，不愿受他指挥，屈就这个兼职，因而李士群对蔡洪田有些不痛快。恰巧这时伪江苏民政厅科长王春元受蔡洪田的指使，敲诈扬州的伪江都县长潘宏器，要他拿出5万块钱，否则以撤换相威胁。蔡、王两人以为潘宏器系伪维新政府留下来的旧人员，是个前汉，后面绝无奥援，且潘宏器在扬州已做了好多年官，腰里早已捞饱，这记竹杠是稳取荆州的。没料到，潘宏器的儿子是陈璧君家里的丫姑爷（丫头的丈夫），于是潘的媳妇便向陈璧君哭诉，陈又把这经过告诉汪精卫。汪听了以后大为震怒，认为这不是科长敲诈，而是厅长勒索，因为科长决不敢如此大胆，要不就是县长潘宏器诬告。这时李士群正任伪警政部长，又是伪特工总部主任，且又在江苏“清乡”，汪精卫便把这件案子交给李士群。这对李士群攫取伪江苏省主席的职务，提供了一个机会。

    李士群到江苏“清乡”，早已觊觎伪省主席一职，所以他的驻苏办事处俨然成为另一个省政府。但他觉得用“清乡”来蚕食伪江苏省政权速度太慢，而伪省主席高冠吾又不知趣，赖在那里不走。现在蔡洪田的案子落到了自己手里，正是“天予人便”。为了攫取这一块肥肉，便顾不得什么把兄弟了，把蔡扣留起来。李士群原拟把蔡洪田关在伪江苏特工站，我对李说：“这虽是汪先生交办的事，但我们与蔡终究是把兄弟，能照顾的地方还得照顾一些。再说，做事是一时的，做人是一生的，今后我们还要做人交朋友。”李总算接受了我的意见，才将蔡扣留在苏州鹤园李自己住的地方。

    李士群扣留了蔡洪田，便放出空气，说蔡的被押是因为江苏省政府贪污，把这笔账轻松地转到高冠吾头上。李一面把王春元捕交法院，希冀高冠吾知难而退，同时通过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向高冠吾施加压力，终于把高撵走了。于是，1941年12月李士群便因“清乡”清到了一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

    高冠吾一走，蔡洪田的贪污案子在李士群那里已失了作用。李就写了一个报告，送给汪精卫，把贪污的责任都推到科长王春元的头上。好在王已捕送伪法院侦讯，已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了。蔡洪田虽恢复了自由，却丢掉了一个伪厅长的职务。过了一个时期，我（时任伪司法部政务次长）拗不过蔡洪田的托请，通知伪法院设法将王春元予以交保。此案虽轰动一时，除帮助李士群捞到一个伪江苏省主席外，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李士群攫得了江苏省主席伪职后，便把原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辞去。这时罗君强来接伪司法部。我本是伪司法部政务次长，罗君强来了以后，我感到在李士群、罗君强之间处境更难（李、罗也是拜把兄弟，但因利害冲突发生矛盾），汪精卫便把李士群的政务委员缺由我担任。李士群当了伪省主席之后，便把驻苏办事处的那帮人都安插到伪江苏省政府里，计：秘书长唐惠民，民政厅长张北生，财政厅长余百鲁，教育厅长袁殊，建设厅长陈光中，警务处长宗志强，保安处长按例由李士群自兼、实际由副司令唐生明负责。原伪省府人员，只留下了两个，一是社会福利局长奚则文，一是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茅子明。伪江苏省政府的全部新贵，几乎都是驻苏办事处的班底。李士群总算如愿以偿。

    居心叵测的“清乡干部学校”

    李士群因清乡而抢得了伪江苏省主席后，觉得“清乡”是个抢地盘的好工具，但借“清乡”抢地盘需要有专门从事“清乡”的人，因此，他想把今后各地“清乡”的人事由他一人来统包，一旦需要动手抢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他的第五纵队。同时，也要借此把他自己内部各种训练班由他集中，独家经营，并以之消除内部的人事摩擦。

    李士群因办“清乡”也积累了经验，觉得要实现上项计划，把自己训练出来的人往各省市输送，非把汪精卫的招牌挂在前面不可。但以汪精卫名义来办训练班，未免沦于不伦不类，如果以伪清乡委员会名义办一个“清乡”干部学校，拉汪精卫来当傀儡校长，就适合了。不过办这所学校要伪财政部在年度预算里列入一笔开办费与经费，李士群知道周佛海是不会同意的。好在自己已有了地盘，所谓“有土斯有财”，何况江苏是个鱼米之乡，尽可以向老百姓压榨勒索。这样，名义是中央办，费用由江苏省政府出，既卖弄了自己的漂亮，也为自己攫取副校长职位创造了条件。同时，钱是江苏省政府出的，也使这个学校设在苏州有了根据。李士群通过日寇向汪精卫提出办校方案后，便叫我在苏州开始筹备。于是，我就在苏州狮子林贵宾官邸，挂起了“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清乡干部学校筹备处”的招牌。

    我原拟在常熟的虞山脚下或苏州郊外的天平与灵岩两山之间，大兴土木，自建校舍，时未两月，李士群在杭州搞的一个特务机构——“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被裁撤，他为了安插从这个行营下来的指挥兼秘书长傅也文，就叫我把筹备处主任让给傅。我当然照办。傅也文急于要给自己争取到一个固定的职位，便因陋就简，在苏州城内慕家花园找到一个已停办的教会女校，加以修缮，还圈进邻近的土地，作为校址，便招生上课了。校长为汪精卫，副校长是李士群，筹备处主任傅也文当了教育长，即这所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所有的学生，都由伪江苏省政府和各伪清乡机构保送，对外并不招生，以防止不适合的人进来。可是军统、中统分子还是混进了不少，这在学生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学生人数最初有五六百人，学习时间定为两年。迨第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人数已不满一半。所以到第二期开学时，学生人数远不如前。那些穷极无聊想通过这里来混碗饭吃的人，也为之裹足：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很多人还没有派到事哩。

    至于课程，把从前办过的几个训练班的主要课目都放了进去。即以“清乡”法规一门来说，就把人搞得头昏脑涨了。

    傅也文的教育长，没等第一期学生毕业，便已去职。因为这时李士群已为日本宪兵毒死，副校长换了继李士群之后任伪江苏省长的陈群，傅也文便失了靠山。同时，日本的江苏联络部长金子，对傅也文印象很坏，不时找他的碴儿，弄得他不安于位，只好知难而退。继傅也文后任的是当时伪江苏省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兼伪江苏“清乡”封锁管理处处长孙育才。孙可能就是金子推荐的，因为那时江苏盛传：金子在孙的家里，可以单独出入闺闼。因之，即便在汉奸群里，也把孙育才视为臭盘、败类，可是金子却把他当作好朋友。后来陈群下台，任援道来接陈的事，他在事前也听到孙育才在苏州的那些丑行秽事，曾坚决主张去孙，不予留任，以免累及自己。不意金子却移樽就教，专程到南京去看任援道，表面上说是欢迎他，实则不但要把孙育才保留下来，而且要他把孙调任为建设厅长。金子甚至表示：任援道与他能否合作，以任是否接受孙为先决条件。任援道虽是老牌汉奸，手里还有兵，可有什么用？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为了伪江苏省省长这个肥缺，也只好俯首帖耳，奉命遵办了。

    1943年5、6月间，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撤销伪清乡委员会，“清乡”事务由伪行政院及各省市政府办理，实行所谓“清乡”机构一元化。这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干部学校也不得不随之易名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清乡”干部学校，但人事一仍其旧。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上伪代主席兼伪行政院院长，校长也由陈公博袭任。陈公博苦于对校务一点不了解，于是设了一个校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而以伪江苏省省长、教育部部长和我为常务委员。我还兼任校务委员会的秘书长。校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就没有再开过会，事实上也就无疾而终了。

    这里我还想补说一点毕业生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李士群生前对“清乡”干部学校的学生寄予很大希望：他想把他们作为第五纵队，去扩展政治地盘。谁知这批学生还没有毕业，1943年9月李士群已被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毒死。等到他们毕业，“清乡”已由各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好在学校名义上是属于中央办的，于是伪江苏省政府便用学校的名义，把他们往南京伪行政院送。伪行政院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只好把他们分送给各伪省市政府。虽说此时李士群的墓木已拱，可是谁也不愿在自己家里放下定时炸弹。为了顾全伪行政院的面子，各伪省市政府敷衍了三两个月，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学生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只争得了两三个月的工作，且待遇又薄，都不满意。稍有办法的，便另谋出路。没有门路的，只好再去找伪江苏省政府和学校当局交涉。伪江苏省政府只有着封锁管理处向各检问所硬塞，可也容纳不了这许多。至各伪省市政府因进行“清乡”所需要的下级喽啰，却在各自开班训练，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放心得多。由此也足见汉奸群里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了。

    李士群敲了周佛海的竹杠

    汪伪政府成立之初，沦陷区市面上用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直到1941年5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才发行中储券（又叫C.R.B）。最初它与旧法币的调换率为一比一，后来改为两块旧法币才能调换一块中储券。可是，在江苏省的“清乡”地区内的通货，用的还是旧法币。当时的伪财政部部长兼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与李士群本是拜把兄弟，而且李的伪警政部部长是在拜了把子后由周佛海让给李的（最初周是伪财政部部长兼伪警政部部长，李是伪警政部政务次长）。按常情，周佛海的事对李士群来说，帮忙唯恐不遑，怎么会在发行中储券的时候，李士群竟会在其主持的“清乡”地区内予以挡驾呢？原因是此时周佛海与李士群已有矛盾。李士群认为在中储券换旧法币中，周佛海发了大财，现在既有求于我，自也当财不让。于是，李士群便对周佛海说：“清乡”地区现在还有旧法币400万元未及调换中储券，如以两作一来换，老百姓吃亏太大，对我们“清乡”的印象太坏，所以“清乡”地区的旧法币现在仍在流通，如要收回推行中储券，应该照顾到老百姓的困难，不能使他们吃亏，仍照早期的调换率一作一收回，使老百姓对“清乡”的印象不致弄坏。说得冠冕堂皇。但掀开来说，意思无非是：你的中储券要在我的“清乡”地区流通，干脆拿200万元来给我，不然休想在我这里流通。为此事，李士群曾派管财政的余百鲁去交涉。周佛海为维持中储券的发行与流通，只好咬紧牙关，白送上200万元中储券。这样，李士群为了中储券在“清乡”地区流通，向周佛海敲到了200万块钱的竹杠。

    这记竹杠李士群是靠“清乡”敲来的，自也不好意思一人独吞。李也曾通知我，要我收4万元旧法币给他，我犹未着手搜集，他已叫他的内侄叶耀先送来了2万元中储券。叶对我说：旧法币不必收了，这2万元你就收下吧。他还说：分配多余下来的钱，都做了特工经费，李士群没有一个钱上自己的腰包。其实，谁也不会去管这些账，叶耀先这么一说，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永兴隆”永不兴隆

    日伪时期，苏浙皖三省与宁沪两市的经济物资，由日军上海登部队控制，任何物资的移动，都必须经它批准。“清乡”开始后，“清乡”地区的物资出入，先向当地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登记，经审核后，再由登部队设在苏州的第七出张所发给移动证。这样一来，“清乡”地区物资移动的权力，第一关就在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李士群觉得大利当前，岂能失之交臂，想趁此机会大捞一把。他邀我去苏州商量，决定先向他的后台老板晴气疏通，说是为繁荣“清乡”地区的市场，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也可借此调济我们个人的经济问题，要求日方同意我们集资组织一个公司。事经晴气点头，大家认为此事千稳万妥，万无一失。于是，李士群便纠集我们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永兴隆公司，资本号称200万，由他任董事长，我与唐生明、陈光中为常务董事，他的内侄叶耀先为总经理、岳光烈为经理，我介绍了我的内表弟杨乐安为协理。总公司设在苏州观前街我内表弟任经理的大丰银号里，并在常熟、昆山、太仓以及无锡、常州等地设有分公司。生意未做一笔，组织已相当庞大。

    总经理叶耀先以为组织永兴隆公司经过日本方面同意，便得意忘形。为了广为招徕，意在苏州狮子林的贵宾官邸，举行了一次苏州工商业者与新闻记者招待会，大吹大擂地说：清乡地区任何物资的移动，永兴隆可以得到优先与便利，希望各行各业与永兴隆合作，以丰富“清乡”地区物资供应的需要。意思是说永兴隆除了自己办货外，还接受各行各业的委托，代运货物。这种利令智昏的夸大宣传，在苏州工商业中固引起了不少投机者的注意，可也大大地刺激了苏沪两地的日本商人。因为那时民间的物资移动，都操纵在日本商人手里。中国商人要搬运物资，怕自己申请难获批准，一般都花钱委托日商出面。日商既可从中取利，也便于控制中国商人。登部队的第七出张所的设立，一方面为了控制、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日本商人的利益。现在永兴隆这样一宣传，无异于抢日商的饭碗，断了它的财路。于是日本商人纷纷向登部队告状，说什么第七出张所做了“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核准物资移动的工具。登部队为此质询日本驻苏州“清乡”指挥部与汪伪政府军事顾问部及梅机关在苏州的出张所。晴气顶不住登部队的压力，要李士群等伪职人员全退出，只准永兴隆以一个纯粹商人的组织而存在。李士群等表面上辞去董事长、董事等职务，以作敷衍，但仍派叶耀先、岳光烈和杨乐安继续干下去，因为大利当前，谁也不死心。

    我虽是驻苏办事处的副处长，但仅属遥领而已，平时总在南京。有一天李士群来电，要我立刻去苏州。我到苏州，才知道永兴隆又出纰漏了。原来有一个纱厂正在停工待料，有5000担棉花急待运去，宁愿多出钱，务必如期送到，而第七出张所的许可证又迟迟没有发下。永兴隆的人认为，沿途检问所都是自己人，只要派个熟人沿途打招呼就行了；再说永兴隆的老板是李士群，他们还能拦住不放吗？不料，中途有一个大检问所的日本宪兵，认为没有第七出张所的移动许可证，便命令连人带棉花全部扣留。检问所的人员虽知道这是李士群的东西，但对日本宪兵的命令只好服从。此事通过第七出张所闹到登部队，又转到晴气那里。晴气怒气冲冲地向李士群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立即关闭永兴隆及其在各地的分公司，由他联系把扣留的人释放，棉花发还，以顾全李士群的面子；二是如不关闭永兴隆公司，就要没收棉花，并要逮捕永兴隆负责人。李士群找我去苏州，就是为了商决这件事。我觉得所谓两个办法，实际只有一条出路，不如知难而退，免得弄得更不好看。于是决定永兴隆总公司与各地分公司一律于当天关闭。从此，永兴隆就永不兴隆了。

    畑俊六被搬到嘉兴

    1942年6、7月间，在江苏结束了苏常太与锡武澄两个地区的“清乡”后，所谓“清乡”工作便由江苏的吴江、松江向浙江的嘉兴、嘉善推进，把这太湖三角地带划为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这个地区为苏州嘉兴公路以东，上海至杭州铁路以北，包括青浦、吴江两县，松江县的大部，以及嘉兴、嘉善、吴县、昆山各县一部分地区。因为地跨两省，主持这个地区“清乡”工作的清乡办事处处长及“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的督察专员的人选，便成了一个问题。

    按照汪精卫主持召开的一次“清乡”工作会议的决定，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第一期由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负责办理，第二期由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筹备办理。因为李士群到苏州“清乡”，赶走了高冠吾，抢到了一个伪省主席后，这些地方的伪官对派来主持“清乡”的官儿都有戒心。现在这片“清乡”地区跨两个省，“清乡”办事处处长如由李士群担任，傅式说势难接受，如由傅式说来兼，李士群也不会同意。最后日寇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把这个地区的“清乡”工作重心移到“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将“清乡”办事处作为伪督察专员公署与伪清乡委员会之间的一个承转机构。因为“清乡”督察专员的身份与一般行政督察专员同其领导机关应该是省政府一级的机构，而伪省政府受伪行政院领导，所以在行政系统与隶属关系上，它不能向代伪行政院职权的伪清乡委员会直接行文，中间必须设置一个办事处代行省政府的职权，这样隶属关系与行文系统才不致紊乱。由于重点的转移，这个“清乡”办事处的性质显然与驻苏办事处迥异。于是，处长人选的争夺，也冲淡了许多。

    这时的“清乡”工作，在日军方面，仍控制在李士群的后台晴气手里，因之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又由苏州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张北生调来充任。由于专员公署设在嘉兴，办事处亦名之为“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我遥领处长名义；李士群推荐了姜颂平、曹慎修两个特务当副处长，代我驻在嘉兴处理事务。

    驻嘉办事处名义上仍然为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公署的上级机关，但它的组织比之驻苏办事处却小得多。它的附属机构除了专员公署外，仅有党务办事处（主任张修明）与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北生兼）、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而已，其他一概从简，连封锁管理机构都没有设置，由专员公署兼筹兼顾。专员公署之下，设立四个特别区公署，计松江特别区公署（署长唐克明）、青浦特别区公署（署长季庆仁）、吴江特别区公署（署长杨彦斌）、善（嘉善）兴（嘉兴）特别区公署（署长蔡宝善）。善兴特别区公署由嘉善、嘉兴两县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区治设在嘉兴的西塘镇，四个特别区以它为最小。驻嘉办事处只有三个课：第一课职掌总务；第二课职掌政治；第三课职掌保安队与警察。

    我的处长虽仅居名义，可是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认为我抢他饭碗，对我不仅不合作，而且十分歧视。即便侵占浙江的日军，最初也存区域观念，对我的态度甚至比傅式说更坏，我到嘉兴就被当地的日本宪兵队长触了一鼻子灰。事情的经过是：按照日本的礼节，我初到这个地方，就得到当地的机关去拜客，日本人叫挨一煞之，所以我到嘉兴，便在日本顾问与联络员的陪同下，偕同张北生去拜会日军嘉兴联队长菊池大佐，并拜会日军的嘉兴宪兵队。宪兵队长汤本是个大尉，陪同我们的日本军事顾问金子是个大佐，金子不愿降级去拜会一个军阶比他小得多的大尉，推说有事，搭车回上海，临行前叫他的助手联络官有吉大尉陪我们一起去。我也想自抬身价，叫张北生带我的名片去致意一下算了。可是有吉却一再劝我亲自去一次，说这里的治安是汤本负责的，我们住在城里，麻烦他的地方多，还是去一次的好。张北生也极力附和，因之我也一起去了。谁知到了日本宪兵队，那个队长汤本大尉对我和张北生连理都不理。我们当时很难堪，日本联络官有吉也下不了台。有吉和汤本便争了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遭此没趣，回到福音医院（驻嘉办事处与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就对有吉说：“你们在这里‘清乡’吧！我明天回南京。再说我在南京原本也走不开，这里的事我实在无法兼顾。”有吉看我受了这场奚落，沉不住气，便说：“你别生气，我设法请畑大将来嘉兴，挨一煞之（拜客），我要叫汤本替你看门。”我听了有吉的话，只当他在吹牛，也不理会这些，第二天便径自经上海回南京。有吉也随即到南京。

    没过几天，我接到有吉的电话，要我第二天和金子与他一起去嘉兴。当晚又收到李士群自苏州来的电报，说是新任的汪伪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与日本驻苏州的小林师团长要到嘉兴去，通知我赶去欢迎。迨我们到嘉兴，李士群已带了他的全班乐队恭候在那里。李士群以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而来。

    松井和小林是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从上海来的。当他们走进驻嘉办事处的办公楼时，汤本也跟在这一群人后面，想进来，可是给有吉挡在楼外，不许他进来。汤本无奈，只好站在外面，有吉夸下的大言，算是兑现了一半。

    日寇的挨一煞之，只是你吹我捧的一套鬼把戏。松井、小林来嘉兴，究竟为了什么？谁都不明白。据李士群的看法，或许是视察军事。不过这也是猜测而已。

    一个月后，我又跟着金子、有吉去嘉兴，李士群也到了那里。我们此去是为迎接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有吉暗地里告诉我，这是他对我履行诺言，要给汤本一些颜色看看，才把畑俊六搬来的。当时我对有吉这个大尉小鬼，居然能搬来这么一个日军大将阎王，感到诧异。事后我和陈群谈起此事，问其所以。陈说：“日本军队的实权，大都操在少壮派手里。在军队里面，从大尉到中佐，他们的实权最大。大佐以上的军官，几乎只有盖章的权力，而无主张的余地。至于司令官与统帅，他们虽然位尊，却无异是个傀儡。”陈群的话确也符合事实，所以就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也未尝不是控制在少壮军人的手里！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都是这些奉行军国主义的少壮派搞出来的。汤本是个欺软怕硬的人，自有吉把他阻挡在门外那一下子以后，态度大为转变。有吉与汤本的“斗法”，暴露了侵华日军内部的矛盾与倾轧。不仅海陆军之间如此，即便同属陆军，也是钩心斗角，各不相让的。

    随畑俊六一起来的，有松井与小林，在车站上。我们这些伪官迎接如仪，随即一同驱车去菊池部队。畑俊六接见了李士群、张北生和我。接见场所的布置，说它是会客室，显然不符实际；说它是军事法庭，似乎又过于夸大。以接见的情况来说，简直像在训犯人。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里，畑俊六一人朝外踞案而坐，松井、小林、金子、菊池分站在他两旁，一个挂有值日带的副官则站在屋子门口。有吉与汤本也许是军阶太低，不够资格在屋子里站，只好在屋子外面的廊下候着。畑俊六的案前放着三张藤椅，算是客人的座位。那个挂有值日带的副官，把我们三人连同带去的外事秘书杨志为引进屋里到藤椅前，便退了出去。李士群看到松井、小林他们都站着，觉得自己不便坐下去，我和张北生也只好站着。畑俊六首先以训话的姿态讲了几句话，而后由李士群答复一两句话后，松井把手一摊，那个值日副官便进来把我们引出屋子。所谓挨一煞之，就此结束，总共只有四五分钟。后来畑俊六何时离开嘉兴，我们不知道，也没有通知我们再去送行。这次畑俊六的嘉兴之行，显然是有吉玩的把戏，然而有吉怎样使畑俊六专程到嘉兴来一次，事前事后他均未向我说过。至于畑俊六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无从猜测。

    事后我对李士群说：“我们不是被接见，而是受了一次军事审讯。”李说：“我们能被接见，已是不容易了。”我只能报以苦笑。真是天生的汉奸骨头，而我又何尝例外！

    突然夭折的“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

    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原定筹备时间为半年，实施时间为一年。我们在1942年7月开始筹备，要到翌年1月才竣事。谁知在9月上旬日方便通知我们编制工作报告，准备汪精卫巡视。我当时觉得很意外。虽然我是个挂名的处长，并未参加实际工作，可是名义既由我顶，责任也不能不由我来负。现在工作未开始实施，筹备时间也犹未及半，这报告怎么编法？我只得向下面一推，让办事处的人去搞。

    事情为什么如此急转直下？或许是由于伪浙江省政府的剧烈反对。因为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是日本通。日本的侵浙部队与傅有私交，又有浓厚的地域观念，他们支持傅，共同排外（对外省来的人）。上面讲到的汤本对我的态度便是证明。我虽然不是伪江苏省政府的人员，可与李士群是拜把兄弟，又一起在江苏“清过乡”，因此他们认为我和李士群是一伙儿的，无分轩轾。傅式说因鉴于李士群在江苏“清乡”赶走过高冠吾，深恐浙江这块地盘也给我抢走。于是侵浙日军与傅式说双方合作，才有这突然的变化。

    李士群把“清乡”魔爪伸展到浙江，确也有夺取浙江地盘的打算。记得我在嘉兴的时候，张北生曾对我表示过，要是我去主浙，他不想再干民政，而想干财政了。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如他主管浙江的财政，绝不会比江苏的余百鲁搞得差。可是当时我很难答复他。因为在此前李士群曾向我谈过，将来的浙江地盘，想请我让给原伪特工总部机要处长、他的同乡亲信傅也文，说傅也文在这年初夏到杭州任伪军委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秘书长，与傅式说发生利害冲突，明枪暗箭，不知打了多少回合，所以要我帮傅也文出一口气。我既无主浙的打算，自也乐于慷慨接受，但不能把内情告诉张北生。所以，想抢浙江这块地盘的，确有其人，但不是我，而是并未参加“清乡”的傅也文。因之张北生想主管浙江财政，我不能越俎代庖，替人受拒，只好含糊其词，敷衍过去。由上可见，傅式说怕浙江这块地盘被人抢走，反对我，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在汪精卫出巡嘉兴的前两天，我已到嘉兴恭候。筹备欢迎事项，概由驻嘉办事处负责。欢迎费为30万元。我所担心无从写起的那份报告，也早已编好，居然厚厚的一册，且也印得相当考究。至于里面的材料是从哪里凑合起来的，我也不遑询问了。我要他们摘几条，作为我向汪精卫汇报的资料。

    为了替汪精卫布置行辕，找到了一个卐字会的乩坛。先搬走济颠的偶像，把原来的房子改成汪精卫的寝室，又从苏州运来几堂红木家具，从上海置办了大批丝织帘幕，还临时装起卫生设备，竟也面目改观，焕然一新。可是左邻右舍都是些矮房子，有损观瞻，且也不太安全。于是用竹篱笆把四周围了起来，在篱笆上涂了一些标语，并胁令住在篱笆内的居民在汪精卫来的时候一概禁止出入。

    嘉兴地属浙江，伪省主席傅式说率领伪省府各厅处局长与全体委员到嘉兴以地主的姿态参加欢迎。其实，他们是来准备接收驻嘉办事处的。

    大批汉奸虽然都来迎接他们的头子，但谁能进车站，谁不能进车站，权在汤本手里。汤本自给有吉还了一手后，态度已大转变；这次为了对我表示好感，特来找我商量进入车站人员的名单与欢迎队伍的次序。我觉得此事易得罪人，推说我对当地情况不熟，要他和张北生商量。结果，第二天伪浙江省政府除傅式说能进入车站外，其余人员均被列为欢迎队伍，且被排列在日本居民的队伍之后。在车站里傅式说告诉我这个情况，并深表不满，我也觉得太过分了。张北生马上解释：今天的警戒由日本宪兵负责，这是他们规定的。傅式说当即与汤本交涉，但不得要领。那天外面下着雨，那些伪省府的厅局处长和委员们都穿了大礼服，又没有雨具，被淋得像落汤鸡，狼狈万分。于是他们也耐不住了，拥到车站门口，一起与汤本交涉。这时月台上军乐大奏，汪精卫的专车已进站。这些人不管汤本应许与否，也不顾日本宪兵的阻拦，全体冲进月台，一场难以解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随汪精卫“出巡”的，有他的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伪上海市长陈公博。陈和汪精卫一样穿了军服，挂中将领章。他是以伪上海保安司令的身份来做汪精卫的随员的。这时上海也开始“清乡”，陈公博想乘此见习一番，学点什么诀窍。不过，此行他很失望，因为一无所获。

    汪精卫下车后便到驻嘉办事处，听完我和督察专员张北生的报告后，便出席了在体育场召集的民众欢迎大会。这些与会的居民是被迫而来的。一待汪精卫到达奏起军乐时，人就溜掉了一半。汪精卫见此情景，且雨下得也不小，便无精打采地讲了几句话，算是发表过演说了。中午，我在行辕为汪精卫举行盛大宴会，筵席由苏州运来。傅式说着人从绍兴搜罗来四坛已藏了30年的状元红。为了防止意外，酒菜在席前都经李士群带来的化验师姚任年检查，然后再上席面。因为怕出乱子，席面上端菜的人都由驻嘉办事处的职员自己亲自动手。饭后日寇在行辕的客厅里张挂了军事地图，由日军驻嘉联队长菊池做军事报告。各特别区公署的书面报告早已送来，用不着再一一口说。一场出巡的丑剧，就此落下帷幕。

    汪精卫一行人员，当天乘原车回上海，我与李士群也同车而行。我从此未曾再去嘉兴，因为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随这次汪精卫的出巡而宣告夭折。江苏的松江、吴江、青浦、昆山、吴县与浙江的嘉善、嘉兴等县一切“清乡”未了事务，分别隶属于驻苏办事处与继驻嘉办事处后在嘉兴原址成立的“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继续推行。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为什么会在筹备期间突然夭折，我虽厕身其间，且位居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伪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处长，也莫明其妙。我前面说“主要或许是由于伪浙江省政府的激烈反对”，只是从当时的迹象，事后做一种推测而已；究竟为了什么，恐怕只有日寇知道。汪精卫至多临时从日方得到一些消息，是不会早知道的。

    两浙的“清乡”

    驻嘉办事处与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结束后，便于1942年10月在原址成立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与太湖东南地区第二期“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由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兼任驻浙办事处主任，伪浙江省社会福利局长张鹃声兼任督察专员。驻浙办事处下设“清乡”地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傅式说兼，副司令徐念劬）、党务办事处（主任傅式说兼）、赋税管理处（处长傅式说兼，副处长陈柏年）、政治工作团（团长卜愈），督察专员公署下辖两嘉（嘉善、嘉兴）、海盐、平湖、海宁、金山、松南六个特别区公署，都是由原来的伪县政机构改过来的。

    驻浙办事处的性质与驻苏办事处相同，它也直接指挥督察专员公署，但组织机构却没有驻苏办事处那么臃肿，既无伪清乡警察总队，也无伪和平义勇队与参谋团等骈枝组织。后来“清乡”地区向西推进，把崇德、桐乡辟为杭州地区。其督察专员公署设在沪杭线上的长安镇，伪专员一职由伪浙江省教育厅长徐季敦兼任，也归驻浙办事处指挥监督。

    杭州地区的特别区公署伪署长也都由原任的县长改任。这样，“清乡”与地方行政上的摩擦也无形消失了。

    不过，浙江的“清乡”却不受驻浙办事处的指挥与监督。原因为浙东行政是独立的，正像苏北不隶属于伪江苏省政府那样。

    浙东以钱塘江为界，此时在宁波设有浙东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沈尔乔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小头目，“清乡”地区是在他辖区下的余姚县。余姚特别区公署署长，由该县一个姓劳的伪县长兼任。因为劳是沈尔乔的部下，所以1943年2月“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成立即任命沈为办事处主任，中间不再另设督察专员公署，由浙东办事处直接指挥。据说那个姓劳的署长是个留日学生，余姚一沦陷，他就做了维持会会长，迫伪维新政府班子搭成，他又由日寇扶为余姚县县长。劳做的是由日寇委任的官，摆起汉奸资格来比伪维新政府行政院、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还老，更不把行政长官沈尔乔放在眼里。所以浙东余姚的“清乡”实际上是单干的，沈尔乔也奈何不得。

    据说日军之所以要在余姚进行“清乡”，主要是为了掠夺那里的棉花与盐。

    陈璧君的苏杭之行

    汪精卫投敌做汉奸，固然是由他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他的老婆陈璧君从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汪精卫在敌伪时期的汉奸活动，陈璧君也尽了她内助之责。例如，陈璧君为了捧她丈夫的场，也率领她的一些人，如褚民谊的妻子、曾仲鸣的姐姐等来到苏州等地视察“清乡”。其实，陈璧君此来，既不听取汇报，也未参加会议，只是在苏州、常熟两地玩了一次，回去的时候，带了大批的土产与古董，这就是她视察“清乡”的收获。李士群在这方面并不吝啬，反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陈，对他来说有益无损，又何乐而不为呢？

    陈璧君鉴别古董很有一手。有些古董，连古董商也仅知皮毛，甚至茫然无知，陈璧君却能道出它的真伪来历，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她在苏州古玩店里所喜欢的古董，却嫌价格太高，没有一件能买下来，然而她喜欢的古董却没有一件不到她手里，因为我于事后叫人都买下来送到她手上。钱虽不多，却可看出陈璧君是怎样一个女人。

    游山玩水固然可以冠上一顶视察的帽子；上坟扫墓，荣宗耀祖，何尝不可以借视察来炫耀一番。

    约在1943年清明节前后，汪精卫把我找去，说：“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到杭州，不是以汪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我表示：他的意思我懂了，问还有哪几个随员跟去？汪说有陈群、叶蓬、陈春圃、陈允文、陈昌祖和褚民谊的妻子、林柏生的妻子以及曾醒等。一口气列出近10个人，阵容比他自己出巡还大。我又问：从哪里起程，杭州方面是否需要我去联络？汪答：“从上海起程。筑隐（伪浙江省长傅式说）那里由我通知他。”

    我辞出后，就打电报给李士群，因为他是伪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应通知他；并要他电饬沪杭铁路沿线所有地方，欢迎标语要用陈委员，不要用汪夫人字样。并向陈春圃问明动身日期与上下车的车站，由伪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包了一节车厢，还派了一些在车上应侍与警卫的人员。

    汪精卫在上海的住所愚园路1136弄，离西站较近，所以在西站上车。这天，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要去杭州讲学，也在西站上车。陈璧君一眼瞥见了樊仲云，便对我说：“汪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我觉得还没有上车，已经给了我一个难题。这明明是要我不让樊仲云上她的专列，可是大家都是熟人，怎么挡驾呢？我正在犹豫，陈春圃暗暗对我说：“夫人叫我通知你，仲云不是跟她一起去的。”我说：“我正为此事感到为难哩。”他同情地说：“这的确是难做人的。”转瞬列车已到，大家让陈璧君先上车。樊仲云颇为知趣，想到前面头等客车厢去。没想到陈允文却拉住他，还说：“上这里一样的，上这里一样的！”樊便跨上了陈璧君的车厢，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车。

    这节车厢，平时是汪精卫出门时乘坐的。车厢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辟作两间半的包房；中间一部分装成沙发客厅；余下的三分之一是一般头等车厢的丝绒软席，我们这批男随员以及樊仲云都坐在这里。我还没有坐定，陈璧君已走出包房到客厅来，她对我说：“汪先生，我们的房间都给人家占去了，那又何必包一节车厢呢？我们买普通车票不是一样的吗？”我听了为之一愣，除了车厢里有樊仲云之外，难道包房里还有人？于是我走到两间半的包房门前，一间一间地看过去；伪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居然安坐那半间头的包房里。我便叫日本列车长来，对他说：“这节车厢是我们‘清乡’委员会包的，你怎么把别的乘客也引进到包房里来？”他回答说：“那是你们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啊。我以为他和你们是一起的，所以在北站上车后就引他到这里来。现在我不好意思再请他出去，何况他是位院长，你们又是自己人，可否就这样吧？”我给他近乎冷嘲热讽地说得太不好意思，且也觉得再把江亢虎撵走，会使自己更丢脸，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们只是要把事情说清楚。”我一转身，便添油加醋地回复陈璧君说：“江亢虎是北站上车的，列车长以为他也是陈委员的随员，且是位院长，所以才把他领进这个小房间。经我责问以后，列车长知道弄错了，可又不好意思请他再搬。好在这个小房间我们也没有用，就请给了他吧？”这时陈璧君气量再小，当着这许多人的面，也说不出一定要把江亢虎赶走的话。但还是表示了她内心的不痛快，随即对我说：“可是到了杭州，你对新闻记者必须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一个难题总算解决了。但我觉得这节车厢是谁坐的，应该让江亢虎知道，使他有所警惕，免得再出岔子[2]。所以就去看江亢虎，对他说：“你这次到杭州去，机缘很巧，居然坐到了包房。”江问：“怎么？”我说：“这节车厢是我们‘清乡’委员会包给汪夫人的，而你正来得其时，居然分得了一席地，不是机缘很巧吗？”江说：“那我沾光了。”我因目的已达，遂退了出去。

    车到杭州站，伪浙江省政府早已派出军警强迫民众团体与附近居民出来欢迎，月台上居然人头攒动，闹作一片。陈璧君起身移动，准备下车，却又突然止步，退回客厅。接着她气呼呼地对我说：“汪先生，我不下车了，我要原车回上海。”我吓了一跳，不知又出了什么乱子，急忙向前一看。啊，又是江亢虎！他跑到陈璧君的前头了。这样一来，陈璧君来杭州出风头，岂非给他先占了去？幸而这时江亢虎还没有下车，我马上把他叫住，并把他拉回到他原来那个包房里，随即说：“我同你讲话。”我在门口一站，把他拦住，便向陈璧君说：“请下车吧！”陈这才下了车。

    可怜得很，伪浙江省政府一共只有两辆小汽车。这并不是因为傅式说俭朴节约，而是他把那些开支都装进自己腰包里了。这次突然要接待这许多贵宾，不得不各处去设法。可在敌伪时期的杭州，能借得出汽车的委实太少，而来客又比原定的数目多（汪精卫的侄子、侄女以及女婿何文杰等都跟着来了），纵然能借到几辆，还是不够用。当陈璧君等被拥出车站时，车子的座位还没有排好。傅式说看到此情显得很窘。幸而马路两旁被迫来列队欢迎和以好奇心理来看汉奸第一夫人的人群都被拦在那里。陈璧君便对傅式说说：“我是来慰问他们的，却反而惊动这么许多人，真感不安！”这显然是她的违心之论，是在自我陶醉。我即投其所好，乘机说：“要不要走一段看看大家。”陈璧君表示同意。这也算替傅式说解了围。我们走过车站广场对面的迎骈茶馆，后面车子座位总算排好了。傅式说便推说：“前面队伍还长哩，还是坐车子吧。”陈璧君的这几步路，原是装门面的。这时就停步爬进了伪特工总部杭州区的保险汽车。

    车子把我们送到了孝女路傅式说的家里，因为人多车少，有些还是第二批回头车去接来的。陈璧君和我们带去的副官、保镖，当然坐不到汽车。为此，陈璧君的副官谢曜大为恼火，一到傅式说家里，便破口大骂：“丢你的拉妈，什么省主席，屁主席……”傅式说听到，只好装聋作哑。这使我想到过去宫廷里太监的气焰，或许还不如谢曜哩！

    午饭后，傅式说把陈璧君一行人全部安顿在日本华中铁道办的西泠饭店。这里已是日军警戒线之外，所以伪浙江省政府临时加派了军警，伪特工总部杭州区也在饭店里外布置了特务，宁静的西湖顿时变得杀气腾腾。

    陈璧君平日养尊处优，是个享受惯了的吃客。她在火车上就已对我说：“汪先生，你是杭州人，我们这次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风味让我们尝尝。”我说：“著名的吃食店虽有，地方不太行。”她说：“我们又不是吃地方，只要好吃。我知道：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我说：“那就好办了。我就请夫人试试我们道地的杭州菜与杭州面如何？”她表示满意。谈过之后，我像欠了一笔债似的，时刻在心里嘀咕着。不意当晚陈璧君在傅式说家的宴会席面上就对傅说：“我们这次来杭州，只受省政府今晚一次招待，其他的概行谢绝，今后由我们安排，不用主人为我们操心了。”傅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可以省几个钱，忧的是怕怪他招待欠周，所以也有诚惶诚恐的样子。我把陈璧君在火车里的话告诉他，他才稍稍宽心。其实，陈璧君对傅式说这次招待，确乎也是不满意的。

    宴会散后，陈璧君带了女随员和她的女婿、侄子等径回西泠饭店；陈群、叶蓬、陈春圃和我以及伪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指挥兼秘书长傅也文、伪特工总部杭州区区长万里浪等，却给伪第二方面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拉到家里。一时女人、鸦片、糖果、烟酒、赌具都搬了出来。据说这些法宝在徐朴诚家里，是四季皆备，随时可以拿出来的。

    徐朴诚把我们拉去，虽说是为了笼络一番，但这不是主要的；他的真正用意，是想通过陈春圃的关系，宴请陈璧君一次。理由是：他是伪中央将校训练团毕业的学员。这个训练团的团长是汪精卫，因之汪精卫是他的老师，陈委员也就是他的师母。师母到了他的防地，岂能不招待一番，有失弟子之礼？徐朴诚是不是真的怕有失弟子之礼？当然不是。那又为什么呢？拆穿了讲，当他知道陈璧君只受伪省政府一次招待，其他概行谢绝后，偏要在概行谢绝中出冷门，以显示自己有办法，今后在别人面前好买空卖空，作为升官发财的资本。陈春圃给缠得没有办法，就来个金蝉脱壳，向我身上一推，说：“你托曼云想想办法看。”徐朴诚就转过来缠我。我说：“要预先请她，我想不出办法，事后请她，或许可以侥幸成功。”我的话引起了陈群的兴趣，便说：“你不要卖关子了，说清楚。”徐也说：“不管事前事后，只要我请成功就行。”我说：“我手里有一张王牌。明天晚上我准备陪同夫人和大家一起到王顺兴去尝尝道地的杭州菜，也请朴诚去做陪客，给她敬敬酒。我替你特别介绍一下，说你是先生的高足，饭后我也不客气，这上下的账就请你付了。临走的时候，我告诉夫人说，今晚的账给徐军长抢先会了，这样她不接受你的招待，东西已吃下肚子，也没有办法了。好在夫人也会原谅我，在这里抢会账我是抢不过地头蛇的呀！”说得大家都笑了。随后我和傅也文、万里浪商量，请他们明天上午把奎元饭店上下都包下来，除楼上留出一部分座位外，其他概由自己人坐满，也做吃客；店外布置一些便衣警戒。晚上在王顺兴也是如此。要吃什么他们尽管点，反正不用他们花钱。说得大家又笑起来。

    次日清晨，我们一群人拥到了奎元饭店。陈璧君胃纳很强，一人尽吃一只红烧羊头，又吃了一碗半面，冷盘犹不计在内。在我们这伙人当中，她是吃得最多的一个，并且兴致很好，准备明天再来。她食量虽大，小便却甚频，仅一顿点心时间，解了两次小溲，且每次都不上厕所，而是着人拿了痰盂。即在席前叫所有女随员围成屏风，她便安居其中，一下子解决了。虽干脆简便，实旷古未闻。

    我们吃到一半，傅式说的老婆章箓君也赶来了。随即陪同大家到抚台衙门旧址，出席所谓群众欢迎大会。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仅1000多人。杭州没有搞过所谓“清乡”，陈璧君来此视察“清乡”，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大会程序很简单，先由身着少将军服的伪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徐念劬待陈璧君一下汽车，像部队检阅那样迎上去一个立正，行个劈刀礼，报告出席大会人数，陈即登上主席台。傅式说请陈璧君讲话，她推说不习惯，临时叫陈群代她讲。陈群虽一无准备，也只好硬着头皮不知所云地胡诌了一阵。好在地广人稀，既站得远，又无扩音设备，下面听众谁也不知他在讲些什么。

    会后参观佑圣观巷小学和一家丝绸厂。对此，陈璧君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走马观花遛了一圈。唯一收获，是丝绸厂老板对我们参观的人，每人送了两件衣料。

    陈璧君最感兴趣的是吃。这天午饭，我们在西悦来吃。它在杭州，也算是爿老馆子。席间傅式说问我：“晚饭预备在哪里？”我说：“王顺兴。”傅说：“地方太脏了。”陈璧君马上说：“只要好吃，再脏些也没关系。”傅知道已无法更改，便说：“那我叫省警察去布置一下。”陈说：“不必，我也不爱这一套，就是你们贤夫妇两位（指傅式说与章箓君），我也请你们不必劳驾。”饭后，傅式说把我拉到一旁，轻轻地对我说：“她虽不要这样，但我地方官有责。”我说：“她是这么说的嘛。”傅把声音压得更低说：“杭州也并不安全，再说没有这个排场，她也会不高兴的。”傅式说的话是老实的，并且也窥测到陈璧君的内心。的确，她这次出门原是要过一下官瘾，炫耀一番自己，否则为什么要用陈委员的衔头——表示她有独立人格，并不是妻以夫贵，而且还带了一大批随员呢？但又要沽名钓誉，故意强调不爱兴师动众。其实，兼收并蓄，这才是她的心愿。傅说她“没有这个排场也会不高兴的”，的确是一针见血。我说：“饭店里的警戒问题我已托‘杭州区’照现在的办法，把‘王顺兴’上下全部包下，仍请他们派些特工去做食客，不让外人进去。这样既安全又热闹，即外界与夫人看来，还不是和平常一样？她要突出的‘平民化’，不也做到了？至于警卫排场，有与没有都难讨好。要两面都做到，这手法比较难演。”傅说：“我就是担心这个。如果不警戒，万一出点事，我更担当不起。”我说：“这样吧，你还是照你的计划去布置，但要警察局也守候在王顺兴门口，听我安排，和我搭配来演好这场戏。只要临时把店门口的警卫撤掉，其他的，任你怎么警戒。反正只要她不看见，就不会怪你，这样你所顾虑的两个问题，不都解决了？而夫人所要的两样，也都得到了，不是双方都满意吗？”傅同意我的办法，决定如此办。

    出了西悦来，陈璧君便率领男女人等，驱车去东街路100号四省边区行营与特工总部杭州区视察。她对特工似乎兴趣颇浓，因之召集他们亲自讲了话，还分别接见杭州的汪伪特工头子。不过，其中一个人，她关照不要露面。这就是在河内指挥暗杀汪精卫未成而打死了曾仲鸣的原军统特务陈恭澍[3]。这是因为曾仲鸣的老婆方君璧、胞姐曾醒都在场，深怕因杀夫、杀弟之仇，当场吵将起来没法收场。

    离开东街路100号，陈璧君在杭州的视察算是全部结束。下午便逛街买东西，她走到哪里，前后与对面马路都有杭州区的特务喽啰跟着。她在清和坊百年老店舒莲记扇庄买了许多排丝骨的洒金折扇，预备把它带到广东去分送亲友。又在咸章、大经几家绸缎铺里，买了大批的杭罗纺与湖丝等，把各人所带的钱都凑来买光了，但还不够，于是我向四省边区行营借了5万块钱给她。

    当天晚饭，就在竹斋街的王顺兴饭店吃。陈璧君的汽车到达王顺兴门口时，警察密布，仅店门口就站了十几个。车子才停，伪杭州警察局局长即上前为陈开车门，陈犹未跨出车门，已听见在喊“立正、敬礼”了。这时我跳出车子，煞有介事地对那个局长说：“关照你们不必这样了，怎么不听，马上把兄弟们撤掉！”那局长一声“是”字，随把手一挥，带了站在门口的警察下场去了。我和他搭配的一场丑剧一分钟就演完了，而陈璧君也在这一霎时达到她既要摆威风，又要装成平民化的目的。

    进了王顺兴，徐朴诚早已恭候在那里。像中午在西悦来一样，除了为我们留的几席外，都被特工坐得满满的，桌与桌之间虽均系熟人，但也互不打招呼。陈璧君对女随员们说：“‘清乡’地区的市面，毕竟不错。”此话发自她内心，还是自欺欺人？只有她自己知道。当晚除鱼翅、甜菜之类的几个大菜是由徐朴诚带来加工的外，其他都是王顺兴的本地风味，如生炒鳝片、炸响铃儿、醋溜全鱼、虾油滷浸鸡、馄饨鸭、东坡肉，乃至最普通的三虾儿豆腐等都搬了上来。这些都是道地的杭州菜。陈璧君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当徐朴诚上去敬酒时，我特意为陈璧君介绍了他的伪职及与汪精卫的关系。快吃完时，我转了一个身才对陈璧君说：“夫人，今晚的账给徐军长抢先会掉了。”她听了说一声“好吗”，再也没有吱声。

    当晚在西泠饭店得到通知，说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绍兴。我不知其故，暗暗地问陈春圃，他说是去看先生的祖先坟茔。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吃完早饭，傅式说夫妇已偕同日本浙江联络部长渡边，带了一大卡车的日本兵和两卡车的伪保安队来了。接着，伪特工总部杭州区也开来两辆敞篷车，并坐满穿着笔挺西装的特务，每人带一支快慢机，左臂还缠了一条“青天白日”袖章，中间写有“特”字符号。我们一行人在日伪武装的卫护下，浩浩荡荡地向绍兴进发。到绍兴，又是乘车又是乘船。在一条沿河的田岸边看到一个坟墩，还有许多僧尼。陈璧君一到，便铙钹齐奏，高诵经文，大做起佛事来。这是傅式说着人替汪精卫找到的祖茔。我见坟前竖着的墓碑，上书“先祖缦亭公之墓”，下面是汪兆镛具名。在那里没待上半小时，又乘原来的舟车回到杭州。

    在杭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回上海。临行前，四省边区行营给每人送来了一大网篮的杭州土特产。此事早为傅式说所知。他也不甘落后，照样来了一套，把一节车厢塞得无空隙余地。真是满载而归。陈璧君的所谓视察，原来就是如此！

    “清乡委员会”的撤销与“清乡事务局”的成立

    1941年，伪清乡委员会成立后，日伪大吹大擂，企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在沦陷区的反动统治。然而，事物的发展每每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不仅沦陷区人民由于受到“清乡”的荼毒所激起的反“清乡”怒潮愈来愈趋汹涌，即在汪伪内部，由于“清乡”所引起的各种矛盾也闹得不可开交。而经“清乡”过的地方，虽公布业已确立治安，实际上治安反而更糟，至于所谓改善民生，那倒差了一个字——改恶民生。因为凡属经过“清乡”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更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把它说是改恶民生，才名副其实。所以日伪进行了两年多的“清乡”，以失败告终。

    但是，热衷于功利主义的日伪不会自己宣告“清乡”失败，就此停办。但如果仍把“清乡”大吹大擂地搞下去，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会更暴露自己的弱点。于是，日伪决定将伪清乡委员会撤销，把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这样可以免得汪精卫亲自出马，借此得以收篷落帆。不过由于过去把“清乡”吹捧得太过分了，一旦突然收场，对于今后各伪省市政府的“清乡”打击太大。为此便施展了一个障眼法，在伪行政院及各伪省市政府内，设立一个“清乡”事务局，名义上是对内的计划审议机构，只对伪行政院与各伪省市政府负责，对外并不行文，所以既无印信，也无关防。至于“清乡”计划，历来都是日寇越俎代庖，用不着自己费心。计划既由日寇拟定，它的一字一句都变成了经典作，汪伪能改动它一个字吗？那所谓审议者，也就变成了具文。“清乡”事务局这个机构，无异是“清乡”委员会撤销后的一具僵尸，至多是一个骗人的工具，表示日伪双方仍在重视清乡而已。

    1943年5月伪清乡委员会撤销前夕，汪精卫把我召去，讲了一通为什么要撤销“清乡”委员会成立“清乡”事务局之后，说：“‘清乡’事务局局长一职，为驾轻就熟，我想请你担任。我也知道你身体不好，胃病时作，可我希你勉为其难，即使不愿长做，一年半载也行。总之，这第一任局长，我主张你来干。”汪不待我答复，又继续说下去：“‘清乡’委员会一撤销，人们会产生一些错觉，以为中央不要‘清乡’了。这会对今后的‘清乡’工作发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想召开一次‘清乡’会议，以示中央对‘清乡’还是十分关怀与重视的。这个会议，也希望你就去着手筹备。”我要说的话都给塞住了，只好照他的话去做。关于召开“清乡”会议，我早从军事顾问金子那里得到消息。当然这是日寇主动，汪精卫却说成是他的意思。我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他当时的可怜与可耻。

    1943年6月1日，伪清乡委员会与各地区的“清乡”办事处及上海分会[4]一并撤销，同时在伪行政院与各伪省市政府内设置“清乡”事务局。我以伪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任该局局长，副局长由伪军委会的中将厅长徐传楹兼任。原伪清乡委员会的各处改为科，仍按原来的业务性质，代伪行政院核办各省市送呈的有关“清乡”的文件和分配中央给各省市的“清乡”补助费。7、8月，为表示伪中央政府对“清乡”仍很重视，汪精卫曾带了一帮子人先后到苏州、镇江视察“清乡”。这两次出巡我也是随员之一。此后各地的“清乡”情况由于汪精卫已不再出巡了，改由我或由我派人去视察，再将情况向汪报告。不过，每次出去视察，从来不是我主动提出的，而是由军事顾问部临时通知，同样是被牵着鼻子跟着走的。

    各地的“清乡”办事处与上海分会撤销后，县一级的“清乡”特别区公署也随之撤销，恢复了原来的县治组织，把“清乡”的各种罪恶活动也都包纳到一般的行政中去，使“清乡”与行政混在一起，解决了汪伪内部“清乡”与地方行政的矛盾。

    所谓“清乡工作会议”

    1944年2月，伪行政院召开一次“清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各伪省市政府的主席、市长和伪清乡事务局长及有关人员外，大都是汪伪政府各部、会的首长。显然已非从前的伪清乡委员会的继续，而是另起炉灶的一套。

    会议由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筹备，而提案却预先征自各地的伪省市政府与南京伪中央的有关部、会。唯每一个提案，事先概由军事顾问部拿去转送上海日军登部队先行研究，附注意见，再行发还，然后始得列入议程。要是这个提案不合日军之意，就干脆不予列入。所以提到会上的提案，大都先由日军作出决定，而后再付讨论，作形式的通过。“清乡”会议如此，汪伪政府其他的会议恐亦很少例外。

    这次会议，汪精卫不知为什么没有参加，而由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主持。日本方面参加的是汪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将。他的座位次于主席，而权力则过之，所以他的致辞，几乎是在训话。此外，还有专任“清乡”的军事顾问金子俊治大佐与他的联络员有吉悟大尉，他俩都坐在柴山的后面，虽没有发言，而会议的各项决议，都决定于他俩。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两年来“清乡”活动所遭到的失败，并以之表示中央对“清乡”仍属重视，为今后各地方政府推行这一罪恶活动鸣锣开道。因为会议只是一种对“清乡”的伪装的姿态和骗人的宣传，所以并没有突出的提案。当时我以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我鉴于过去日伪在江苏尤其是在无锡所进行的“清乡”连续遭到失败，如把这一地区的“清乡”一期（六个月为期）又一期地无限制地连续下去，实在不行，便提出一个提案，主张今后“清乡”的时间应有硬性规定：筹备时间为六个月，实施时间至多两期（每期六个月），到期即须宣告“清乡”结束，不得借此展期或延长。我还把过去日寇所编订的“清乡”计划中各种活动的步骤与措施，也按期按时逐项予以规定，使之无从借口。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清乡”会议的目的只是为了掩丑与宣传，所以只开了一天，形成新闻材料，便草草结束了。

    “清乡”的末台戏

    伪清乡事务局成立后，汪伪各地方政府的汉奸头目为了迎合日本主子的需要纷纷推行“清乡”活动。江苏由苏南的苏州、镇江两地区推进到苏北的南通地区，浙江则由太湖东南第二期地区向杭州地区伸展，安徽也开辟了芜湖地区，广东、湖北与淮海特区亦相继开办。各省市“清乡”事务局负责人：上海先后为莫雅德、熊剑东、苏成德；江苏先后为谢雪荪、孙育才、高鹤飞；安徽先后为谢泽同、魏曙东、蔡耕舜；浙江先后为汪希文、章颐年；广东为黄克明；湖北为王遇甲；淮海特区是谁记不起了。

    汪伪中央政府虽将“清乡”推给地方，不再直接办理，而各省市之所以要推行这项罪恶活动，除了向日寇献媚外，还由于它的收入不足以自给，想通过“清乡”进行搜刮。但当时要“清乡”，势非增加支出不可，而钱的来源亦唯有仰赖中央。因此，汪伪政府的年度预算针对各省市的“清乡”补助费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这使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伤透了脑筋。他召我去商量，我说只有把“清乡”两字去掉，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要我拟订个办法再研究。我拟了一个方案，亲自送去。我当时主张把“清乡”方面要做的全部工作，进一步渗入到县以下的一般行政中去，但并不突出“清乡”。也就是说，虽有“清乡”的实质，而无“清乡”的名义。这样可以骗取日军的同意，同时把伪县长、区长的考绩以能否确立治安、增加人口与赋税作为主要标准。因为既不标榜“清乡”，伪行政院与各省市政府的“清乡”事务局自无继续设置的必要。同时，“清乡”既已变成了一般行政，中央自也毋庸专款补助，时间一久，所谓“清乡”者，也就无形消失了。周佛海说：“很好。我同公博商量一下再谈。”因为这时汪精卫墓木已拱，陈公博继汪而为汉奸大头目了。

    陈公博对这个方案也深表同意，周佛海便叫我把它送交军事顾问部。据有吉大尉告诉我，顾问部对此没有什么意见，我满以为可以蒙混过日本人了。谁知过了一个时期，顾问部把原件退还给我，说是日本军方（即上海“登部队”）不同意；并说这不是要“清乡”，而是取消“清乡”。他们认为这个办法竟出自“清乡”事务局局长之手，殊属遗憾。周佛海的希望落了空，而日寇的“清乡”兀自继续下去。不过，这时日军已到失败的前夕，不久日本就宣告无条件投降，长达四年之久的“清乡”也彻底失败了。

    注释

    [1]作者当时系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清乡”事务局局长。

    [2]敌伪时期，部长以上的伪官，不仅乘火车免票，且出入车站不受检查。江亢虎就凭这种关系，不时往返沪宁，做高等跑单帮。有一次汪精卫出巡“清乡”区，从南京车站挂了一节专列出发，日本宪兵为了警戒，一律严加检查。恰巧江亢虎也搭这班车赴沪。虽以伪院长之尊，也不能免于检查。谁知不查犹可，一查就当场出丑。原来江亢虎带的两只大皮箱，里面装的都是猪鬃，这是军用物资，当时是绝对禁止移动的。要是这件事出在一般老百姓身上，那就毫不客气连人带物一并送进宪兵队了。大概日本宪兵因为江亢虎是个院长，且汪精卫的车厢又挂在这列车上，要是给江亢虎来个难堪，无异拉破了汪精卫的脸皮，不无投鼠忌器。于是便叫送江亢虎的人把两皮箱猪鬃带回去，可是已出尽洋相了。

    [3]陈恭澍原为军统上海区区长。1941年10月为汪伪特工总部逮捕后投伪。时在杭州为李士群办中央政治保卫学校，训练特务干部。

    [4]上海未设办事处，而为上海分会，并由伪市长陈公博任主任，各局、处长为委员，也不设“清乡”督察专员公署，而设“清乡”指挥部，由伪保安处处长杜益谦兼任指挥，各特别区公署都受他指挥监督。这是上海与其他省市不同之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