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我尿泡——”小哥没有听到回声，他睁开眼睛，四周漆黑一团。他的声音软绵无力，似一盏昏黄的油灯在黑暗里挣扎了一下，消失了。他用脚朝被子里扫一扫，只够着了一个小屁股，没有妈，仿佛有一股凛冽的寒风吹过心头，他就惊叫一声：“妈——”

    大哥被小哥的声音惊醒了，他一个激灵坐起来，问道：“叫啥哩？”

    “哥。”小哥的回声里夹杂了哭泣，“咱妈哩？”小哥的情绪立刻感染了大哥，大哥也怯生生地叫一句：“妈——”大哥同样没有听到妈的回声，他的喊叫声又惊醒了我，我立刻哭喊起来。我的哭喊声如一支小号曲调忧伤。大哥说：“别哭！”说完自己的声音也已经湿淋淋的了。他光着屁股从床北头爬过来钻进被窝里，我的一双小手正胡乱地摆动着寻找母亲的怀抱，大哥一过来我就搂住了他，接着我的小鸡鸡里就有尿注出来，热乎乎地击打在被子上击打在大哥的肚子上。大哥说：“别尿！”大哥说着就往外推我。我在漆黑的夜色里把大哥搂得更紧了，尿仍旧从我的小鸡鸡里倾注出来。大哥急了，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厉声地说：“别尿！”大哥的巴掌真狠，我已经淡弱下去的哭声又汹涌起来，尿水仍旧从我的小鸡鸡里注出来。小哥哭着说：“哥，我也尿泡。”

    “下去，下去尿！”

    “我看不见。”

    “慢慢哩，来，我拉着你下。”

    小哥爬过来，拉着大哥的手刚一下床，就有尿“哗哗”地击在了地上。大哥说：“尿盆里！”小哥欷歔着往前走，尿柱就跟着他晃动，落在地上的声音如同风中的雨浪传过来。这时小哥的一只脚踩在了盆边上，尿盆倾立起来，盆里积攒的尿液泼在了小哥的脚上，然后流满了一地，臊尿气立刻弥漫了我们周围的空间。小哥哭起来，尿盆回到地上左右摆动的声音使得小哥好像坐在黄昏里的一架秋千上，那秋千大幅度地在黑暗里摆动，小哥发出的哭叫声在我的感觉里时远时近，那声音像幽灵的呼唤声在空旷的山涧里回荡，我仿佛看到了在远方闪放着绿光的狼眼睛。我哆嗦了一下就忍不住叫一声：“俺妈——”我的喊叫使得屋子里更加阴森，那声音如一柱孤烟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升起来。我们兄弟三人眼巴巴地望着那柱炊烟，我们多么希望在那炊烟之下看到我们的母亲，哪怕是只看见她的身影。可是那炊烟飘散了，大漠也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旧是漆黑的夜，我们沉溺在可怕的寂静里。这种情景的出现使得我们的头发都竖立起来，我们神色紧张地睁大眼睛望着黑洞洞的世界。有声音从门和窗子的缝隙里传进来，像微风吹拂着沉睡的树叶，像几只野狗在玉米地里穿行，像一个老渔夫拉着白船子迎着风浪在昏黄的河岸边朝上游艰难地行走，在寂静里，那恐惧一点点地浓起来，化成一只手从空中朝我伸过来，我紧紧地搂住大哥，哭着说：“哥，我找妈。”

    大哥说：“别哭。”大哥丢下我在桌子上摸着火柴点亮灯。油灯昏黄的光亮把我们兄弟三人的面孔照得模糊不清，把我们的身影抛在墙壁上晃来晃去。大哥先给我穿上衣服，又给小哥穿上衣服，这才去开门。然而那扇门在外边锁住了。大哥蹲下来，抓住门，用他那双小手使劲往上提，门轴在我们的期待之中一点一点地走出门墩上的圆槽，在门和门框之间裂出一条缝。大哥先从门缝里钻出去，而后是我，接着是小哥。当我们兄弟三人站在门外时，才发现整个夜都被春雨淋湿了。一阵风从门缝里钻进屋去，那灯苗在风中挣扎两下熄灭了，我们又重新陷在漆黑里。风无情地切断了我们的后路，我们不敢再回到屋里去。细雨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击打在我们周围看不清面目的树身上房顶上，击打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我们不知是冷还是害怕，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看到母亲多么希望听到母亲的声音，我们兄弟三人一齐喊叫起来：“俺妈——”我们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渴望，然而那声音穿过我家南边的桐树林，在河道里消失了。在那个春夜里，颍河显得格外地宽容，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连一个回声也不给我们。是的，那个晚上我们没有听到颍河的回音，也没有听到母亲的回音，俺妈，您在哪？

    多年之后的某一个春日，融融的阳光从淡蓝色的天空中倾泻而下，远处僵立的杂树丛坚硬如钢铁般地戳立在那里，淡淡的绿色已经透出一点点生机。春日的阳光如同一把毛绒绒的刷子抚摩着我的脸，如同那场留在我记忆里的春雨，春雨如同眼前的阳光洗刷着我的身子。现在我已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站在那场春雨里的感受，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已被那场春雨淋湿了。现在，我坐在阳光下，目光茫然地穿透那片苍黄的旷野去遥望1963年春季里的那场让人忧郁不安的霏霏淫雨。

    那场春雨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下了很长时间。在我后来的回忆之中，那场雨水里充满了玫瑰色的桐树花的芬芳，那芳香像一场浓重的大雾在我的记忆里经久不散。实际我是第二天早晨才闻到那芳香的。第二天早晨我被大哥的惊叫声所唤醒，我提着裤子跑出来，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被风雨打落的桐树花仿佛玫瑰色的雪一样铺在我家的桐树林里，就是那个时候我闻到了那股芳香。可是在那个遥远的雨夜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到那芳香，实际那个时候，桐花的芳香早已弥漫了整个空间。那个雨夜里大哥背着我，小哥拉着大哥的衣角，我们兄弟三人沿着我们家桐树林边的小路，踏着泥泞向北越过颍河大堤，而后来到铺满石板的大街上。大街上空无一人，石板的缝隙里和路边的积水把街道映得微微发亮．那时雨水已经毫不客气地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有风贼一样朝我们的衣服里钻，我们就止不住打颤。我们兄弟三人站在大街上，风雨肆无忌惮地踢打着我们，大哥领着我们来到铁匠刘秧子的棚子下，那个时候刘秧子正在小兜床睡觉，他的鼾声粗壮而沉长，使得我们不敢有一点响动，就那样挤在棚子下等待我们的母亲。不知道过了多久，西边的街道里终于传来了脚步声，那脚步声急促而匆忙，一下一下响过来把我们的心都攥紧了。先听到小哥叫一声妈，我们就听到了风雨里母亲的应答声。小哥跑过去搂住了妈的腿，我挣扎着脱去大哥的手也跟着跑过去搂住了妈的腿，妈一声声地叠叫着：“我的乖，我的乖……”

    我们一起哭起来，妈蹲下来用一只手揽着我们，她手里的油布伞脱落下来，在我们的面前翻了个倒在路边不动了。我们一起哭叫着喊妈，把妈怀里的小妹也惊醒了。妈叫着：“乖，别哭，乖，别哭，妈回来了，妈这不回来了……”那时只有大哥远远地站着，十岁的大哥站在春雨里一动不动，但我知道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

    那个雨夜妈格外地高兴，妈把我们送进被窝里，在里间燃起一堆火，把烤热的馍递到我们的手里。我们兄弟三人躺在一头香喷喷地吃着馍，馍渣从我们的嘴边脱落下去滚到床上，而后又被我们的身体挤压着，家又变得温暖起来。妈坐在火边给我们烤衣服，火光把妈的脸映得红彤彤的。妈真漂亮，妈站起来时就情不自禁地捧着我的脸亲一下，妈说：“乖，妈在党了。”

    那个春夜，妈坐在床边久久地没有去睡。后来我在电视里我重新看到了一个名叫《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当冬子妈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春夜，想起了母亲那兴奋的脸庞。在那个遥远的春夜里妈也一定像冬子妈一样站在党旗下神色凝重地举起她的手臂，那个时候她一准忘记了屋外那霏霏的春雨，一准忘记了家里还有她的三个孩子。但我知道从那时候起母亲的身上就涌动着一种新鲜的血液，世界在她的面前变得春光一样明媚。然而1963年春季里那绵绵不断的淫雨却使人们忧郁不安。那淫雨好像在对人们做出一种暗示，最后，那场水灾所带给我们家乡的灾难终于证实了这一点。

    二

    1963年秋季的雨汛像秋日的落叶一样频繁。在黑夜里我一看到闪电划亮窗外的空间，就叫着扑进妈的怀里。大哥说：“捂着耳朵。”我就捂着耳朵。雷声仿佛就在我家的屋顶上炸响，大地在抖动，我家的房屋也在抖动。那年的雷在一个黄昏里劈了我家那棵百年老柿树，那棵老柿树的枝枝叉叉和半个身躯都横摊在地上，就要成熟的大磨盘柿子滚满了一地，爷爷蹲在雨水里目光痴呆。那个时候我家的大柿园已归到生产队里，但是我爷爷仍舍不得离开那个他几乎待了半辈子的柿园。爷爷守着的柿园在这一带是很有名气的，方圆几十里的人谁不知道在颍河镇东靠北边的寨墙里有一个大柿园？谁又不知道那柿园以前是孙老五家的？每年到了成熟的季节，柿树的枝头上就挂满了黄的红的大柿子，那个时候笑容就会从爷爷脸上的皱纹里溢出来，他老人家手里举着一根头上带网兜的长竹竿，撅着山羊胡子摘果子。大哥擓着一只篮子跟在爷爷的后面，我和小哥跟在大哥的后面，一个个仰着脸看着那个网兜在树枝间晃动，我们都盼着爷爷的网兜里有一两个被阳光烘熟的果子，盼望着爷爷把果子分给我们吃。那果子真甜呀。我把暗红色的柿核从嘴里吐出来在泥土里搓干，再藏到衣兜里，预备着玩一种在地上弹柿核的游戏。那个画在柿园子里的游戏盘图案像一只飞翔的蝴蝶，那只蝴蝶在我的记忆里是那样的美，但使我感到更美的是爷爷把柿子做成烘柿或漤柿时劳作过程，爷爷的动作就像一种舞蹈，缓慢而细腻，无论是挖坑还是生火，爷爷那条肥胖的大裆裤那深蓝色的腰带都会在秋风中舞动。阳光从橙色的柿叶间倾泻下来，把爷爷的舞姿映衬得十分迷人。到了天高气爽的八月里，我家柿园里就会拥挤着前来购买柿子的人，这成了爷爷的一种荣耀。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爷爷都会神采奕奕，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柿园。每年的很多时光爷爷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即使在冬季，爷爷也舍不得离开他的柿园。他坐在那间土屋里，用从柿园南边的大坑里收割来的苇子编床席。有时候他会在寒风里走出来，在柿园里转一圈，有时他会立在柿园的南边水坑边往前眺望。那是我们镇上最大的一口水坑，极不规则，曲曲弯弯，水坑积存从镇子里流来的雨水，水坑的四周长满了芦苇，在我们童年的记忆晨，那是神秘的去处，即使是白天，我也不敢一个人走过坑边的小路。爷爷站在水坑边，他一准是在等待着那个从南方走过来的春天，在等待着那绿色涂遍枝头的时刻。可是那年的雨水却将他老人家脸上的笑容扫光了。汹涌而至的雨水已经下满了大坑，漫进了柿园，漫进了镇东的洼处，有十几家的房子已经泡在了水里。可是那雨还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雨水仍旧从镇子的高处流过来，坑里的水仍在向外溢，更多人家的房子都将要泡在雨水里。那个时候我依在妈妈的身边，听着雨水像一头巨兽在颍河的河面上走动。妈说：“别下了，老天爷，求您了……”

    可是老天仍无穷无尽地下，豆粒大小的雨滴稠得不分个地从空中倒下来，砸得门前的石块荡起一阵阵的雨雾。雷电夹着狂风从北边扫过来，“嘎嚓嚓——”一根又一根树枝折断了，“哗啦啦——”一棵又一棵树倒下来。母亲望着院子担心地说：“好暴呀，怕是柿园也上水了。”

    这时，雨水里传来了脚步声，有一把破旧的油布伞漂到我家的门前，雨水砸在伞上“崩崩”地响，我们都被那声音弄得很紧张。天阴沉沉的，我没有看清伞下那个人的脸，但我听出来那是铁匠刘秧子的声音。

    “嫂子，开会了。”

    “大雨天，开啥会？”

    “放水，坑里的水冒出来都淹了十几家了，镇长也来了。”

    妈就把小妹放下来，可是小妹哭叫着不离开妈的身。妈把乳头放进小妹的嘴里，叹口气说：“你看这，走不掉。”

    “要去的，很重要，党员，团员，干部都去。”

    刘秧子说完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住了，他说：“嫂子，一定去呀，镇长特意让我来叫你。”

    听着刘秧子走远的脚步声，妈把小妹递给大哥，说：“看她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妈在小妹的哭声里撑开雨伞走到门口，这时我也感到害怕，就叫一声：“妈——”妈在门口停住了，妈看到小妹在大哥的怀里哭叫着，向她伸开双手。大哥说：“别哭！”可是小妹哭得更凶。妈迟疑了一下儿，又走进屋里，她从大哥的怀里接过小妹，给她加了一件衣服，一手抱着小妹一手打着雨伞走出了家门，妈在门口停住对我们说：“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就消失在雨水里。

    妈走了，天色灰沉沉的，雨水从空中叫着落下来把整个世界都喧闹起来。雨水砸在我家的桐树林的枝叶上，发出更大的声响，那声响把我们的家盖住了，我们兄弟三人就像被困在水底一样，我感到天低低的就要塌下来，屋于里湿淋淋的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幻觉里，我看到河面上有一只巨兽向我们走过来，最后在我家的桐树林里停下来，张开血盆大口朝我扑过来，我猛地搂住大哥，说：“哥，我怕。”那个时候我们兄弟三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哆嗦着望着门外的倾盆大雨。雨水击在门前的地面上，又溅起来闯进屋里流满了一地。我们不敢关门，我们感到这所房子关闭了门会更可怕，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心里叫着：妈，你快回来呀……

    妈终于回来了，妈满身的泥泞，妈的脸已被冻得发青，妈的身后跟着四、五个男劳力，刘秧子的胳膊里还夹着一捆塑料布。刘秧子说：“嫂子，搭哪？你说搭哪？”

    妈没有说话。妈抱着小妹呆呆地坐在那里。刘秧子说：“那就搭在小堤上了。”刘秧子这回没有等妈说话就领着那几个汉子出去了。他们在雨水里忙活着，他们用我家的棍和箔在小堤上搭起了一个大庵棚。刘秧子说：“嫂子，搬吧？”妈仍旧没有说话。妈抱着小妹呆坐在那里，眼睛里却有泪水在转动。刘秧子对身边的几个人扬了扬手说：“搬吧。”在雨水里，他们把屋里的家具一件件都搬到庵棚里。这时候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披雨衣的说：“齐没有？”

    刘秧子说：“齐了。”

    “挖！”

    在我家北边的大堤边，聚着队里的几十口子男劳力，他们开始在大堤上挖沟，挖一道深深的沟。他们要引北坑的水穿过我家的院子，穿过我家的桐树林子排泄到颍河里去。天阴沉沉的，我和小哥，还有大哥已经来到那个新搭起的庵棚里，我们木呆呆地坐在妈的身边，看着远处那帮在雨水里挖沟的人。那伙人把黄色的泥土一锨一锨地挖出来，扔到一边去。就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爷爷，爷爷没有打伞，没有披一块遮雨的塑料布，他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淋透了，湿衣服紧紧地裹在爷爷的身上，爷爷显得更加干瘦，脸被愤怒扭曲着，他朝人们吼叫道：“别挖！”

    正在挖沟的人都停下了，吃惊地望着爷爷．刘秧子过来说：“大爷，这可是镇委的决定。”

    爷爷说：“县委也不中！”

    “大爷，嫂子可是愿意了。”

    “我不愿意！”

    那个披雨衣的人大声地吼叫着：“挖，快挖！”

    那些停下的人又都开始挖起来。爷爷劈手从刘秧子手里夺过抓钩举起来，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爷爷吼叫着：“日恁奶奶，谁再挖？我看谁再挖？谁再敢挖一下，我就给他拼了！”挖沟的人都停下来，往后退。刘秧子说：“大爷，有话慢慢说．”

    爷爷说：“你别过来，过来我锛你！”

    披雨衣的人说：“老孙，有话好好说，放下抓钩！”

    爷爷说：“我不放，你也别过来，过来我照样锛你！”

    刘秧子说：“他是镇长！”

    爷爷说：“我知道他是镇长！”这时一道闪电划过长空，把爷爷的脸色照得一片灰青，爷爷就那样立着，高高地举着抓钩对着那伙人，雨水从他的四周砸下来，把那群人弄得像组雕像。我们兄弟三人都被爷爷的突然出现弄得很兴奋，大哥抓住妈的手说：“妈，你看，俺爷。”

    那时候妈抱着小妹正坐在庵棚里专注地望着大堤上的那一幕，她的脸上也是铁青铁青的，没有一丝表情。妈“噌”地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她好像刚被大哥的声音叫醒了，妈像是忘记了怀中的小妹，像是忘记了外边的雨，她两步跨出庵棚，朝大堤边奔去。

    “伞——”大哥朝妈叫着，我们看着妈走进雨水里，妈那件灰色的褂子立刻加重了颜色。“妈，伞——”大哥叫着奔出去，那把已经发黑的油布伞在风雨中晃了两下，遮去了哥的大半个身子。我也叫一声：“妈——”追过去。刚一出庵棚，脚下一滑我就栽倒了，小哥跑过来把我扶起来，我们一起跟着大哥朝堤边走。

    大堤上的人都被从南边走过来的妈和我们兄弟震住了，他们立在那里看着我们往堤边走，妈在上堤的时候滑了一跤，她从大堤半腰滚下来，小妹在她的怀里哭叫着，妈从地上站起来，紧紧地搂着小妹。刘秧子站在大堤上喊：“回去，冻着孩子了！”妈好像没有听到，她一步步地往大堤上走，朝高高扬着抓钩的爷爷身边走。

    爷爷举着抓钩朝妈吼：“别过来，过来我也照样锛你！”可是妈没有停下来，妈紧紧地抱着小妹往前走，小妹在妈的怀里哭叫着，妈走到爷爷的身边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妈说：“爹，叫他们挖吧。”

    “妈——”我们兄弟三人在大堤下一齐哭起采，我们的哭声在雨水里如波浪一样荡出去。我朝大堤上跑去，可是脚下一滑，摔倒了。刘秧子从大堤上跳下来，把我从地上抱起来，但我仍在哭叫。我看到爷爷的手臂颤抖了，那把抓钩慢慢地从他的头顶落下来，他从堤上一跐一滑地走下来，从刘秧子的怀里把我接过去。雨水从爷爷苍老的脸上流下来，爷爷的脸上充满了痛苦，爷爷的鼻翼在剧烈地抽动着，爷爷突然把脸扬起来吼叫着：“家，我的家——”爷爷像一条暮年的老牛，声音凄伤而混浊，在雨水里是那样的苍凉，他喊叫的声音断断续续，我真切地感受到爷爷身上的肌肉在抖动。

    “挖！”不知谁叫一声，那几十号人又劳作起来。沟终于挖通了，混浊的水从沟里涌过来，淹了大堤外唯一的住户，水毫不客气地流进了我家的房子里，灌满了整个桐树林，而后又流进颍河里去。我们一家人坐在庵棚里，看着爷爷在雨水里把房子上的窗子和门框摘下来，那个时候雨水已淹没了我家房子的几层砖根脚，水已浸湿了土墙。天黑的时候，房子已经开始变形，屋山上错开了半尺多宽的缝。门窗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三个黑黑的洞，像魔鬼的嘴巴，时刻都准备吞噬下爷爷辛辛苦苦地挣来的家产。

    妈那个时候脸色更加木然，妈抱着妹妹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呆呆地看着渐渐变得模糊不清的房子。

    半夜的时候，我被一声沉闷的声响惊醒了，接着就是椽条折断的声响，墙壁猛地压下来，院子里的水波荡起一个浪潮：“哗——”地打过来，我们的庵棚像置身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晃动着。我家的房子坍塌了，我躺在妈的身边，紧紧地搂着妈的胳膊。

    “妈，房倒了。”大哥说。

    “倒了。”妈喃喃地说。然后是一阵无边无际的寂静，雷电和暴雨突然停止了它们的欢唱。母亲的身子在抖动，接着便是压抑着的哭泣声。

    三

    那年的秋季里，当让人伤透脑筋的雨季过去之后，在太阳一日复一日地照耀大地的时光里，我家的那片桐树林已经透出了死亡的气息。在那片刚刚长满青菜的园子里，到处漂荡着幽灵一般的枯褐色的树叶，大片的树枝已脱得赤条条的，这和周围还长着茂密树叶子的林子形成了鲜明对比．爷爷蹲在我家坍塌的房基上，目光散淡，他望着一片片枯叶嘶叫着从空中凄伤地落下来，眉宇拧在了一起，他久久地蹲在阳光里，最后好像下了决心，他抓起铁锨朝树林边走去。爷爷手中铁锨在阳光下闪耀着刺眼的光泽，那光泽在空中划了一道线狠狠地吃进泥土里，爷爷在那个秋季里，开始出第一棵桐树。

    妈小心翼翼地把小妹放在床上，对我们说：“别把恁妹弄醒了，她得会儿睡。”妈说完走出庵棚。我说：“妈，我也去。”

    妈立住了，她虎起脸说：“好好跟你哥待家里。”太阳光照在妈那充满疲劳的脸上，妈理了一下她纷乱的头发说：“我给你弄红薯去。”我朝肚里咽一口唾液，望着妈急急地朝外走，妈走到爷爷的身边停顿了一下，妈说：“爹，我去了。”

    爷爷没有哼声，爷爷不停地挥舞着他手中的铁锨，潮湿湿的泥土被翻出来，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妈妈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朝大堤边走去。我们望着妈妈的身影一点点地往大堤上走。我们多么希望妈妈停下来留在我们身边，然而没有，妈妈一直那样走了。随后，在镇子里传来了妈妈呼喊上班的声音。在那个秋天里，妈妈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妈妈在那个秋天里当上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妈妈要领着队里的社员去水里捞玉米去水里捞豆子去水里割谷子。妈妈赤着脚走赤着脚回来，她的小腿上赤脚上每天都贴满了泥巴，她的皮肤开始变得粗糙起来。妈妈每天都是很晚才回来，她一边接过大哥怀里哭闹着的小妹一边去生火做饭。每天黄昏降临的时候我们兄妹都坐在庵棚下望着大堤口，我们渴望着妈妈能早点出现在那里。我常常依在大哥的身边，望着望着就打起盹来，而后我就躺在潮湿的土地上睡着了。许多次我都是在睡梦里听见妈的说话声，那个时候我会一个激灵坐起来，叫一声：“妈。”妈的脸庞就出现在昏黄的灯光里，那灯光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在后来我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我常常一个人坐着深深地陷在那种充满了昏黄光线的往事里，听到爷爷的铁锨吃进泥土里的声音，听到一棵树呼叫着倒下去的声音。在我的感觉里，那一年从秋季到冬季爷爷都在出那园子里的树，那些可以做房椽的桐树被爷爷砍净了枝叉、整整齐齐地垛在院子里，枝条也被爷爷一根根搂好又用从河里捞上来的杂草捆住码在一起，爷爷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是那样的细心，他老人家在那个冬天破例没有去他的柿树园，爷爷在那个冬季里像个哑巴终日不语。

    那年的秋季里到处散发着物体腐烂的气味，许多死鸡死猫死狗死老鼠的尸体在水边搁浅，那上面趴满了绿头苍蝇，在阳光下呈现出一派死亡的景象。在天放晴的日子里，家畜开始成批地死亡，懒散的人们草草地掩埋了眼前的死物，他们变得有些麻木不仁。一到傍晚，面对成千上万只的蚊子他们个个变得束手无策，于是，瘟疫在那个季节里悄然而至。

    那个秋季里我们兄弟三人坐在庵棚边望着爷爷蹶着屁股在出第一棵死亡之树，太阳光透过塑料布在庵棚里弄出许多燥热来，那燥气在我的皮肤里钻来钻去，把我的身子弄出许多痒痒来。我的小手在身上胡乱地抓搔，身上到处都是抓过的红印子，接着皮肤一块块地鲜肿起来，粉红色的疙瘩布满了我的全身，使我奇痒难忍。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看从河道里顺流而过的木排了，已经没有心思去看在远方河道里出现的白色帆影了。我说：“哥，我痒。”我抓搔皮肤的声音在那个庵棚里毫无顾忌地膨胀起来，大哥小哥拉着我跑到爷爷的身边叫道：“爷，看小弟。”

    爷爷停下铁锨，爷爷好大一会儿才看清我身上的红疙瘩，他吃惊地叫一声，接着爷爷的脸色变得一片灰暗，爷爷说：“孩子也不要了！”他朝大堤边看一眼，那里没有母亲的身影。爷爷丢下铁锨走到园子边上摘了两把香花叶子走回来，他在我的身边蹲下来用香花叶子给我擦身上的疙瘩，有一股清香充刺着我的鼻孔，我的身上到处残留着香花叶子青色的液迹。爷说：“皮血不和，一会儿就好了。”说完他又抓起铁锨去出那棵死亡之树。爷爷的铁锨无情地把桐树根剥露出来，充满了水份的桐树根一条一条地被斩断。爷爷用力去推桐树，桐树晃动着慢慢地倾斜最后迅速地倒下去，树枝疯狂地撞在地上，沉闷的声音把我们都震住了。我们望着许多被摔碎的枝条四处散去，接着我们听见小妹的哭声，小妹一定是被刚才的声音惊醒的。大哥站起来朝屋于里跑去。

    大哥抱着小妹从庵棚里出来，蹲在地上把着小妹尿泡，小妹哭叫着，有一股黄色的液体击在地上，小妹的大便像米泔水，比上午排出的大便更稀更淡。大哥说：“爷，小妹屙了。”爷爷皱着眉头朝小妹看看，没有哼声。他在小妹的哭叫声中去出第二棵死亡之树。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小妹就冒了几片那样的米泔水，而且开始呕吐。我们像是受到了感染，首先小哥叫着肚子疼，接着是我。我们一齐蹲在地上排泻那种黄色的米泔水，一会儿院子里到处都摊满了那种黄色的液体，那液体散发着臭气，那臭气招来了许多苍蝇在院子里飞舞，而后叮在那里。大哥害怕了：他朝爷爷喊叫着：“爷，你看。”

    爷爷停下手中的铁锨转回身来，他用手擦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当他看清了眼前的情景时便大惊失色。爷爷叫道：“瘪螺痧！”我和小哥蹲在那里看到爷爷的脸色一片苍白。爷爷跑过来嘴里不停地重复着“瘪螺痧”这个词，他显得惊慌失措，好一刻才用铁锨在地上挖出一个小坑，取半桶水倒进去，然后用一根棍把水搅成混沌的黄土色。大哥抱着小妹，我和小哥蹲在坑边看着小坑里的水急速地旋转，直到小坑里的水慢慢地静止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小妹和我又冒出米泔水，小妹因脱水眼窝已经开始凹陷。爷爷用一只碗从坑里掏出一碗水先递给小哥说：“喝。”小哥犹豫不决。爷爷说：“老娘土水，喝了就好了！”爷爷又掏一碗拉着我的胳膊说：“你喝。”那碗水充满了泥土的气味，那碗水像一条小溪从我的肠子里穿流而过。后来小妹也喝了，小妹在喝水时紧紧地咬着牙，混浊的水从她的嘴里流淌出来弄湿了她的衣裳。爷爷对大哥说：“去，赶快叫你妈去！”

    我说：“哥，我也去。”大哥蹲下来让我趴到他的背上。那一年秋天我趴在十岁的哥哥的背上往镇外走，大哥瘦弱的身体穿行在坑坑洼洼的满是泥泞的大街上，最后走出了镇子。田野里到处是水，各种植物的尸体横躺在水里，西落的太阳开始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红光，把升浮着水汽的田野弄得迷迷蒙蒙。大哥背着我在田间的小路上行走，路边的水里到处都是刚刚长成的小青蛙。最终，我们看到了那群在水里抢收的人们。那群人在水里崴红薯，他们像在水里崴藕一样用力地崴着。我们在人群里看到了妈妈。妈崴几下，就弯下腰摸出一块红薯来丢在身边的篮子里。地里干活的人们看到了我们，就指给妈看。妈直起腰，她用湿漉漉的手拨了一下散在面上的头发，就擓着身边的篮子往田边走，篮子里的水顺着她的衣服淌下来，弄湿了她的衣裤。妈的手被水泡得发白，妈的下半个身子上满是泥泞。妈朝我们微笑着，妈的笑容在橘红色的霞光里异常地迷人，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说句实话，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是什么东西能使母亲发出那样的微笑，但那个时候，我的肚子又开始阵阵的发疼。我说：“我屙屎！”妈放下篮子看到了我的面容，那个时候我的两眼也一定同小妹的一样开始凹陷。妈惊叫一声：“我的乖。”就奔过来。大哥说：“小妹和二弟都拉肚子。”妈二话没说就抱起我急急地往家走。回到家里，小妹的脸已经一片腊黄，手指和脚趾呈现出干瘪的状态，四肢冰凉，身子不停地痉挛。妈惶恐地叫着小妹的名字，好半天才想起来去医院。到了医院里医生摸着小妹的手看着妈说：“太迟了。”妈望着妹妹的小脸，妹妹的眼睛微微地闭着，她小巧的鼻子像两片单薄的黄叶没有一点动静，妈傻呆地坐在那里，好半天妈的身子才开始颤抖起来，最后终有一声长哭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从妈的嘴里飞出来。

    就在那天夜里我的父亲回到了颍河镇。我的父亲身穿银灰色裤子，雪白的衬衣系在裤腰里，他的分头光滑锃亮。那天夜里我在病床上醒来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了父亲。父亲坐在床边望着我，父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父亲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这使我感到温暖。父亲曾经是我幸福的来源，父亲也是我苦难的来源。在后来的许多岁月里，我们全家都被淹没在父亲所带来的苦难里。那天夜里妈一直那样坐着，怀里搂着我那可怜的小妹。病房里很静，我似乎可以听得见药液走过输液管的声音，那静深深地加重了我们的悲伤。到了黎明的时候，父亲从妈的怀抱里接过小妹和爷爷走出去，父亲和爷爷那突然消失在黑暗里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片空白。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妈呆坐在那里的样子。小妹就那样走了，后来大哥领着我和小哥曾经偷偷地去寻找小妹，可是我们找遍了我们常去的河道也没有找到，小妹连一堆黄土也没有留在世上。后来当我走在繁华的城市里，当我看到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孩从我的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就会禁不住想起小妹，一想起小妹我的眼睛就充满了泪水。我的小妹如果不被那可怕的霍乱夺去生命的话，她也该是个大姑娘了。可是那年的秋季大哥领着我们找遍了我们认为可以找到小妹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小妹就像那个秋季里的一片黄叶随风飘落了，小妹化成了那个季节里的晨霜落在了母亲的青丝上。

    四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妈妈一直沉溺在悲伤里，母亲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那年的冬季里，那年的冬天开始有大批的救济粮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地区。从四川进来的甜菜荸荠，从南方运来的豌豆大米红薯干，从北方进来的稷子，从西北进来的苜蓿干等等，成队的被桐油漆得闪闪发亮的货船张满风帆顺水而下，颍河镇从东到西的河岸边桅杆林立，几个码头上昼夜人声鼎沸，颍河镇以北几个县的救灾物资都从这里上岸，然后再被大车小车运走。母亲领着队里的妇女同男人一样出现在码头上，母亲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渐渐淡忘了由小妹留给她的痛苦，母亲渐渐地振作起来，直到父亲的名字像大锣一样响遍颍河北岸的几个县时，母亲才恢复了正常。在那个困难时期，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大量的农作物的秸杆沤烂在地里，烧柴成了燃眉之急。我父亲那时是颍河镇供销社的常住漯河“大使”，由于关系熟他给这个地区采购了大量的煤炭，感动得县长亲自去漯河看望父亲。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父亲就荣升为镇子里的财贸书记。同我母亲一样，父亲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在这一年也达到了最辉煌的顶端。在那些日子里，年轻的母亲常常被一些事情激动着，在那年的冬季母亲呼唤上班的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响亮。清晨我们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大哥掀开锅盖，锅里冒出蒸汽，饭已经做好了。我们坐在庵棚边望着河道里一片又一片吃水很深的货船发呆。两岸的红柳丛已经脱光了叶子，一丛一丛地在寒风里轻轻地摇曳。从码头边传来的号子声如同阳光一样温暖着我们的身体。在那个季节里大哥领着小哥和我常常沿着开始在阳光下有些化冻的小路朝码头边上去，然后坐在小堤的干草上看着人们把大筐大筐的煤从船里抬下来，然后再用车子顺着码头盘上来，干燥的煤沫不时地被弄得飞飞扬扬，在码头附近的河岸上到处落满了煤尘，煤沫同时也钻进了人们的头发里皮肤里。我们兄弟三人坐在小堤的背风处在人群里寻找着母亲，母亲和男人们一样抬着老大的煤筐沿着被煤染黑的木翘板往岸上走。我们兄弟三人无论谁看见妈都会惊喜地叫一声：“妈。”同时指给大家，于是我们便一同看到了母亲。母亲和另一个女人抬着煤筐沿着颤动的木翘板从船上走下来，母亲的脸上荡漾着一种欢乐的情愫。我们也常常被母亲的这种情慷弄得很激动．我已经记不得是大哥还是小哥出的主意，当母亲抬着煤筐又一次走上翘板的时候，我们一同呼叫起来：“妈妈——”

    母亲抬起头，母亲的脸被冬日的阳光照得微微发红，母亲看到了在岸上的小堤边坐着的她的三个儿子，母亲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母亲想抬起一只手朝儿子们挥舞，可是肩上的担子太重，她没有能把手扬起来，但有幸福的笑容从她的脸上漫溢出来，使她忘记了她脚下的翘板。我们同时看到母亲的一只脚踏空了，我们没有看清母亲是怎样落进河里去的，但我们看清了母亲和那筐煤落到河里砸破薄冰击起的水柱，我们听到了走在后面的那个女子的惊叫声。我们被这突来的变化吓呆了，好大一会儿我们才叫着沿着码头跑下去。妈被人们拉上来，已经不能动，河水浸透了她的棉衣，她出透了汗的身子突然落进冰水里去，母亲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着嗑。一群人手忙脚乱地把母亲抬到一辆车子上簇拥着往家跑，从母亲身上淋下来的河水流过车箱滴落了一地。大哥拉着我的小手一跐一滑地跟在车子后面，快到家时大哥叫了一声：“血！”我和小哥同时看到那滴落的水里渐渐地加进了血红色。大哥站住了，我抬头看见大哥的脸上出现了惧怕的表情。我们回到家里，不安地站在庵棚外边，看着几个妇女出出进进。后来一个妇女出来对蹲在一边吸闷烟的爷爷说：“她小产了。”那个妇女停在那里不安地看着爷爷，爷爷一个劲地把那袋烟吸完才把烟嘴在鞋底上愤愤地磕打着，他站起来把烟袋往腰里一别转身就去搭庵棚。那天爷爷手脚不停地劳作，那个庵棚到黄昏降临时才搭好，那个庵棚后来就成了爷爷的住所，爷爷把柿园里的东西都了搬回来，杂七杂八的东西堆满了那间庵棚。

    起初，我们同那个妇女一样看着爷爷开始在坍塌的房基边开始挖坑竖棍，后来那个女人走过来抚摩着我的头，然后把我们领进屋。我们兄弟三人依次站在母亲的身边，妈苍白的脸慢慢地转过来，妈的头上扎了一条白色的毛巾，妈艰难地从被窝里抽出一只手来抚摩我冻得发凉的小脸，我就叫：“妈。”大哥突然哽咽起来，我和小哥见大哥哭也都跟着哭，我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叫着：“妈。”身边的几个妇女也都忍不住地落了泪。妈也哽咽着说：“别哭，都别哭。”

    就在那天夜里，老天下了一场大雪，那场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才停下来，厚厚的白雪落满了河道，一切都被覆盖住了，只有河岸边的红柳丛和河道里的货船显示着身影，呈现出两种异常宁静且美丽的影像。在那天下午，不远的码头上又响起了劳动的号子声。母亲躺在床上静静地聆听着那声音从河道里传过来，她的神情是那样地专注。到后来母亲就躺不住了，她从床上下来，显得有些躁动不安。在第四天的那个充满阳光的上午母亲就走出了庵棚，她沿着小堤朝码头走去．我们兄弟三人偷偷地跟在妈妈的身后，一直来到码头边。就听几个妇女叫起来：“你咋来了？回去回去，小心受风。”

    可是无论人们怎样劝说，妈都不愿回家。妈抓起一把铁锨开始往车子上装煤，一锨又一锨，她的身力显然不如以前了，但母亲仍是那样的固执，她双手紧紧地握着铁锨，弓着身，铁锨“哧——”地一下吃进煤里去，白雪衬映着妈的身子，妈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里。

    就是那年的冬天，妈落下了产后病．从那以后她的腰疼病就没有好过。许多年后，我常常看到母亲一手按着腰立在小堤边朝码头上静静地凝望。妈的背已经开始微微地驼起来，母亲，您老人家已经过早地衰老了……我静静地立在妈的身后，我不敢去惊动她老人家，她老人家一准又想起了那些红火的日子，她老人家的眼里一准含着苍老的泪水……

    五

    现在，我们兄弟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各人有了各人的工作，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忘记那所搭在小堤上的庵棚。有时候我们兄弟坐在一起，一提起往事，那所庵棚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到这时我们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仿佛又都回到了那所庵棚里。1964年的春节，我们一家就是在那所庵棚里度过的。那所庵棚尽管狭小，挡不住冬季的寒冷，可是在记忆里，那个春节是快乐和幸福的。那年腊月二十九晚上，父亲回到了家里。那个晚上妈刚把我们安置在床上，外边就响起了父亲的脚步声，父亲的皮鞋一下子一下子有力地撞击着冰冻的地面，我们被这突然出现的脚步声震住了。我们屏着气听着那声音由远而近，最后在庵棚边上停住了。小门响了一下，父亲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尽管灯光淡弱，但我们仍然看到父亲的脸微微地发红，他灰色的呢子大衣上的两排铜扣闪闪发光。小哥叫一声，“爹。”我们兄弟就激动地一起叫着从被窝里钻出来。爹说：“躺下躺下。”爹一步跨到床前把我们按进被窝里，他脱掉棉手套．用手依次摸我们的脸，父亲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妈的身上。自从父亲的脚步声在外边响起之后，母亲就一直那样愣愣地站在桌子边。母亲看爹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去灶边生火为父亲做饭。爹说：“不忙，我吃罢了。”妈没有停住手中的活，妈说，“烧水，你也洗洗。”

    这个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父亲忙从床边站起来说：“爹。”

    爷爷的脸阴沉着没有一丝笑容，爷爷说：“你还有这个家吗？”

    父亲抬头望着这所简陋的庵棚，再没有说话，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递给爷爷，爷爷没有接，自己寻个凳子坐下来挖他的烟袋锅。父亲把烟收回来自己抽一根燃着吸。他们就那样坐着，听寒风从某处缝隙里钻进来，把秫秸叶子打得哗哗地响。从锅灶里冒出的烟很快就弥漫了庵棚里的每一处空间，油灯变成一小点火苗仿佛置身在大雾里离我们十分遥远。母亲一拉风箱，火苗就从灶堂里窜出来，整个庵棚里变得温暖起来。父亲站起来说：“爹，把东西弄回来吧？都在秧子那儿放着。”

    父亲和爷爷出去了，妈从灶前站起来走到门口，妈站在那里看着父亲和爷爷消失在黑暗里才回到床边，妈用手捧着我的脸亲了一下，我的小手抚摩着妈的脸，妈的脸颊上有湿漉漉的泪水。我问：“妈，你哭了？”

    妈说：“傻孩子，哭啥哩。恁爹回来了，哭啥哩？我这是让烟熏的了。”妈说完就在床边上坐下来，妈望着那盏在烟雾里挣扎着的灯苗，一手拍打着我的身子。四周静极了，只有锅里的水在发出“哧哧”的声响。

    那天晚上爹带回了几个大提包和几只箱子，爹把过年用的东西几乎都办齐了。爹给爷爷买了一件黑呢子大衣，给妈添了一件蓝条绒褂子，还有一双翻毛牛皮鞋。爹给我们兄弟每人添了一身蓝色的套装，还给大哥做了一件三表新的蓝呢子小大衣。那个晚上我们都沉浸在幸福里，我们一手拿着父亲给我们买的小鞭炮一边吃着父亲带回来的饼干，我们躺在一头听着父亲和爷爷在暗淡的光线里说话。妈一边拍着我一边说：“睡吧，睡吧，明个就年三十了。”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三十会下一场大雪。一清早天就阴沉沉的，爷爷说，“这天，温雪哩！”老天爷在那个喜庆的日子里一天都没放脸，等到家家吃了年三十的饺子贴上春联雪才扬扬散散地飘下来。我们兄弟三人穿着新衣服，依次站在河岸上看着茫茫的雪片在河道里飞舞，整个河道都静静地迎接着雪花，没有渔人，没有橹声，没有船夫的号子声，只有几只野鸭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这就是1964年的除夕留给我的印象，这印象被越下越大的雪映衬得更加清晰。天黑下来，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寒风在河道里呼呼地走过，听着雪花一层一层地积落在我家的庵棚上。爹拿着竹竿一次又一次地去扒掉庵棚上的积雪，后来父亲也劳累了，父亲说：“不管它。”就在大年初一的黎明，俺家的庵棚的北半坡被积雪压塌了．刘秧子和几个来给爷爷拜年的人都听到了庵棚上的雪滑落下去的声音，那个时候幸亏我们都已经起来，正在爷爷的庵棚里坐着．后来许多来我家拜年的人都看到了那个情景，天完全亮的时候，镇长和镇委书记来到了俺家，镇长一看到这情景就面带愧色，他一边拉着父亲的手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咋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他一边说一边又埋怨母亲说：“事先不是说好的吗？让你到民政上领五百块钱来收拾房子。”

    妈说：“受灾的又不是一家，咱咋能和人家去争。”

    书记说：“看看，看看，到底是党员……过几天，过几天再说。”

    过了初五，我家就来了一支建筑队，那些人在我家的老房基上打夯放线，拉砖送瓦，没过十天，三间浑砖的瓦房就竖了起来。邻居都来给爷爷贺喜，有人说：“五爷，有福呀。”

    爷爷一边吸着他的旱烟一边说：“有啥福。”从那时起，爷爷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过了年，大哥和小哥都上学去了，爷爷领着我开始到坑北边的那片柿树园里去劳作。那一年的春季里，我独自一人坐在阳光里，听着爷爷铲草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过来，遥远而寂寥，仿佛一股没有形象的风。我一次又一次地扭过身去捕捉那声音的样子，可我每次都恨失望。有时我望着一棵小草，望着一朵黄色或者红色的小花一坐就是半天。有些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家里那片开满了紫色花朵的桐树园，想起那个落满了一地桐树花子的春的早晨。那个时候我会深深地陷进桐树花的芳香里，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桐树林里去。我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地往家走，可是已经没有了开满紫色花朵的桐树林。我又沿着大路朝田野里去，我想去找妈妈。当然每次我都会使爷爷惊慌失措，爷爷驼着背从镇子里小跑着走过来，看到我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脸阴沉着说：“这孩子，这孩子……”再后来，爷爷就用一根破布纺成的绳子拴住我的腰，然后才去干他的事情。我就像一只孤独的山羊被拴在树上，连远处在草丛里飞舞的蝴蝶也不肯到我的身边来。有时候妈妈吆喝上班的声音从镇子里传过来，我就会叫一声妈，可是我的腰里有一根绳子，那根绳子不让我去找妈。那一年妈也真像个妇女队长的样子，妈把挽在头顶上的头发剪掉，短短的发型使妈显得更精神。妈干活的时候从来不把我带在身边，我一闹妈就会虎起脸说：“跟着你爷。”妈怕我拉她的后腿，妈那一年秋季先到镇子里出席了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后来又到县里出席了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妈是先进代表，妈领回了烫金的大奖状。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盼望着黑夜降临，因为一到黑夜，我才会回到妈妈的身边，无论是生产队里开会，还是大队里开党员会，妈都会抱着我去。到了会场里，妈选一个地方坐下来，听别人讲，有时自己也说几句。妈把我搂在怀里，我就会在妈的怀抱里渐渐地入睡。

    到了那年的冬季，妈在白天或者夜晚更是频繁地开会，我待在妈的身边的时候就更多了。那一年镇子里驻进了“四清”工作队，大小队干部一次次地开会学习，而后是发动群众。工作队长找俺妈说：“在这事上，我们可不能拖组织的后腿呀。”

    妈说：“这你放心，咱啥时给党不一心？”那一年小“四清”运动随着严寒的冬季的来临展开了，生产队和大队里的队长会计什么的都清理了自己的思想，退了多占的“经济”，唯独妈妈一个人是清白的，没有哪一个人提出来母亲在干妇女队长时多占了集体的东西。但那一年妈的面容总是阴阴的，在她的心里好似总压着一块石头。这好像是一种感应，到了1965年的春上，大“四清”开始的时候，爹就出事了。爹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开始坦白交待自己的经济问题，工作队封查了救灾时期爹在漯河购煤时的账票，一下于查出了五万多块钱。妈听了这个消息都快吓傻了。你想想，五万多块呀，是全县数得着的大案件。妈说：“咋会哩？咋会哩？”

    爹对工作队长说：“不错，账面上有这么些，可是连运煤的损耗也算我贪污吗？你们也知道那个时候钱最不顶用，馍一块钱一个，鸡蛋一块二一个，请人家吃顿饭就得花几百块。我为了谁？大船大船的煤运回来我自己烧了？”工作队长说：“要相信组织嘛。”爹的事情一直拖到夏季才落实到二万一千元。爹也一度成为全县坦白交待最好的典型。

    那年夏季的一天，“四清”工作队突然开进了俺家，在我们家里翻箱倒柜，他们想在我们家里的某个箱子里找到大量的现金或者数目可观的存款折，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妈伤心地哭了，妈说：“叫他自己说，自从我来到这个家，享过他一天福没有？他成年成月不在家，里里外外几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要说他贪污二万多，在哪？恁都看看，在哪儿？”

    工作队长说：“不要这样，你也是党员，要积极地配合党的工作，只有坦白得好，退赔得好，才能取得党对他的宽大处理．你光说没有，可这是他自己交待的，这房子是不是公家的钱盖的？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那天工作队还拉走了垛在院子里爷爷辛辛苦苦地出下来的桐树，拉走了家里的一切能换钱的家具，拉走了几件新衣服和布料。那个夏天，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知了一个劲地在头顶上鸣叫，水气在远远的河面上晃动，那群拉着我家东西的人一晃一晃地往大堤上去，那群人在我的视线里是那样的不真实。那群人走后，小哥就从爷爷还没有来得及扒掉的庵棚里拿出一件蓝色的小大衣，那是大哥的。妈吃惊地看着他：“谁放的？”

    小哥说：“俺哥。”

    妈走到大哥的面前伸手就是一个耳光：“谁叫你放的？谁叫你放的……”妈说着夺过小大衣朝那群刚消失的人群追去。我们兄弟三人都吓傻了，我们站在烈日下一动不动，我们一直看着妈重新回到我们的面前，回来时妈的手里空空的，已经没了那件小大衣。妈一下子把大哥搂在怀里，妈一边用手抚摩着大哥的脸一边掉着眼泪，妈说：“乖……”妈又说，“乖……都为了恁爹呀。”

    退赔工作开始后，妈就南里北里去借钱，借公债，可是连东西折成价才顶二干多块。妈坐在门坎上，一日逐一日地消瘦。有一天妈突然在爷爷的面前跪下来，妈说：“爹……”

    爷爷脸上的笑容早已捎失了，爷爷木木地往他的烟锅里装烟叶。妈说：“爹，这房子……”爷爷狠狠地在板凳上叩烟嘴，站起来就往外走。爷爷到生产队里找了一副耙放在俺家房子的前墙上，爷爷一句话也没说，就爬上去开始一垅一垅地揭瓦……

    那一年的夏天里，我家的房子扒掉了，砖瓦窗门都卖掉给爹退赔了。这样，我家又在小堤上搭起了一所庵棚。那一年过得似乎十分缓慢，我们在那所新搭起的草庵棚里度过了1966年的春节。

    六

    过了春节，也是过了初五吧，一大早，俺爷就一声不响地在老房基上用碎砖头开始扎根脚，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只扎了两间房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回没有鞭炮声，也没有人来帮忙，只有我爷爷一个人在寒风里弯着腰驼着背一箩头一箩头地擓碎砖头。妈抱着我走过去站在爷爷的身后，妈说：“爹，你……”

    爷爷停住手中的活，爷爷弯曲的老手上贴满了泥土，我看到有滴老泪挂在爷爷的眼角上，爷爷抬起袖子擦了一下，啥也没说，又去弯腰擓他的砖头。妈把我放下来，对身边的大哥小哥说：“去，帮恁爷搬砖头。”妈妈回到庵棚里拿出抓钩和铁锨，妈妈扬起抓钩在空地上锛土，抓钩跳一下，只在冻地上留下了几个白印子，尖利的抓钩在冻地上显得那样的钝。妈用力锛了几下才掀起一块冻土，在冻土的下面是湿漉漉松散散的黄土。爷说：“弄啥？”

    妈说：“和泥。”妈妈掀了一大片冻土，用铁锨刨了一片土，就担起水桶下河去挑水，两只水桶在妈妈的身前身后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妈妈沿着陡坡走下河，打破冰块起满水桶，仍然挑着两桶水沿着立陡的小路往岸上爬。一趟两趟，桶里的水溅落在小路上，很快就结成了冰。妈一趟比一趟上着吃力，脚下的冰开始打滑。妈在挑第五担的时候，脚下一滑就摔倒了，桶里的水哗地一下流得净光，水桶沿着河坡哗哗嗵嗵地滚下去。妈一下没抓住地上的树根，也跟着滚下去。我惊叫一声：“妈——”就哭起来。大哥和小哥也叫着跑下河岸扶起母亲。妈的额头被划破了，有鲜红的血浸出来。妈说：“不要紧不要紧。”妈推开我们，又去担水。妈又担起一挑水来到河坡边的时候立住了，我们随着妈的目光往岸上看，我们一同看到有一个黑影立在河岸上，刚升到树梢的太阳把那黑影镶了一圈金边，太阳光刺得我们看不清那个人的面目，那个人驼着背，扬起一把抓钩在小路上一下子一下子地锛，抓钩和冻土的撞击声传到河道里，传到河对岸，而后又回荡过来。那声音仿佛一只报春的小鸟在河道里不安地飞来飞去，太阳光把对岸的一切都照得无比明媚，一岸的柳树在阳光里抹上了一笔暗淡的绿色，有一个艄公登上了渡船，他的脚步声把船板弄出扑扑嗵嗵的响，他操起船篙喝着号子开始砸冰开航，他弄出的声音惊起了水中的野鸭扑扑棱棱地飞向天空，飞到阳光里去，那几只水淋淋的野鸭在太阳里闪闪发光，那几只金色的鸟在阳光里盘旋着。春天来临了，春天来临了，可是春天来临之后我们并没有感到快乐。在那个春季里妈妈沿着爷爷在河岸上锛出的像梯子一样的小路，一趟接一趟地担水，我们跟着爷爷用碎砖头垒起了土屋的房基。在解冰化冻的日子里，爷爷又开始用黄土一茬一茬地垛屋墙。

    在春天来临的日子里，爷爷领着我们把整个老大的院子都翻耕了一遍，一大半土地种上了向日葵，一小半土地种上了青麻，爷爷在默默无声地准备着盖房用的材料。妈对爷说：“我到洼里去一趟吧？”

    爷爷说：“能行？”

    妈说：“看看吧。”

    妈就准备了架子车，带上起早烙的烙馍和一罐水早早地上路了。那回妈只带了我自己，因为大哥和小哥都去上学了。妈把水罐挂在车把上，拉着车子往洼里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洼指的是黄泛区，从我们镇子里往北不出十里就是黄泛区，黄泛区里几十里没有人烟，只有一丘一丘的黄沙，只有一洼一洼的臭水，在臭水里和旱地上生长着一种草，那草像麦杆一样高，却比麦杆结实，当地人叫这种草为淮草，用来苫房子，用来做柴草，那些淮草在冬季都被周围的人割光了，可是妈妈却抱着一线希望在初春的季节里闯洼了。那天我们连一片干死的淮草也没有碰着，到处都是收割之后所留下的草根。妈妈拉着车子一程一程地走，风卷起沙子在我们四周飞扬。洼里的太阳离人是那样的近，我坐在架子车上，满头的细汗，屁股也被颠得生疼。可是妈仍不停地走，她希望看到一片没有被人割倒的淮草，可是没有，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妈无奈地叹口气说，“哎，只有等到秋天了。”

    七

    秋天还没有来到，俺家又出了一件大事，那个令我们一家难忘的日子离秋天还远。那个日子正是麦忙的日子，大面积的麦子都放倒了，拉回来垛在麦场上。在我的记忆里那天的太阳格外地焦毒，一清早天气就燥热。那天天没亮妈就下场了，妈不再站在当街里吆喝社员们上班，那个时候妈已经不是妇女队长了，妈要给家里挣工分。她变得默言寡语，一整天一整天地都不在众人的面前说一句话，默默地干活，就像一头老牛。许多家庭妇女都是吃了清早饭才去麦场亮麦个子，可妈大清早就下场从垛上扒下来一大片麦个子亮在场边上，而且亮出比她们多几倍的麦个子，要多摔出几倍的麦茬子。妈给那时已经当了队长的刘秧子讲好，我家要少分一些粮食，多分些麦茬把房子站起来。那天上午下了班妈没有回家，饭是大哥送来的，几个干馍，两朵蒜。妈站在烈日下，面前横一条板凳，板凳上放着红石耢子，她抱起一个麦个子用力地往石耢子上摔，“叭——叭——”麦粒小雨一样摔下来，麦粒摔净了，她就去掉拗子，反过来抓住麦稍，“刷——刷——”两下麦竿上的叶子就净了。妈把光滑的麦秸杆拢在一起，蹾齐根放在一边，再摔另一个麦个子。金黄色的麦雨不停地在她的脸前飞溅，妈的脸热得红彤彤的，妈在烈日下只顶了一方破毛巾，天没有一丝风，汗水浸透了妈的衣裳。妈渴了，就去井边打一桶水喝一气，接着又摔，汗水不停地从妈的身上流下来，整个麦场里就妈一个人，妈摔麦茬的声音不停地传到公路上，公路上的树阴下坐着队里的看场人，看场人在“叭——叭——”“刷——刷——”的声音里依着老柳树打着盹。我坐在公路上的树阴里远远地看着母亲，烈烈的阳光刺着我的眼，使我看不清妈的面容，妈，俺妈……我在心里无声地叫着：妈……

    等人家上班的时候，妈就摔出了一小垛麦个子了。那天下午爷爷也来到场里帮妈妈捆麦茬，爷爷坐在公路上的树阴里，用湿透的麦茬拧着麦茬拗子，爷爷拧的麦茬拗子又细又匀又结实。我坐在爷爷身边一把一把地递麦茬，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爹，爹顺着公路从东边走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推车子的人，我看到爹的手脖上戴着一副明光光的铜铐子。可是我没敢跑过去，我对爷爷说：“爷，俺爹。”

    爷爷停下手中的活，爷爷抬起头时爹已来到了他的身旁，父亲默默地站在爷爷的面前，父亲的眼里滚动着泪珠。爷爷手里的麦茬拗子像一条僵死的蛇落在了地上。

    我飞快地跑进场里，一边叫道：“妈——，妈——”全场里的社员都停下手中的活，他们一齐望着我跑到妈的身边，他们被我惊恐的样子所吸引，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看着我搂住了妈的腿。我朝公路上一指对妈说：“妈，俺爹。”

    场里的人一下都看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双手戴着黄灿灿的手铐低垂着头站在那里，全场的人都静下来，静静地站立着，正在帮妈干活的大哥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他高叫一声“爹——”就往公路上跑，小哥跟在大哥的后面，他们艰难地在齐腰深的麦秸里跑，倒了，再爬起来，他们跑上公路，抱住了爹的腿。妈妈站在那里一动没动，接着我就感觉到妈的身子颤抖起来，妈的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

    父亲被押走了，父亲在那个麦天里被押走了，在这以前，父亲被派去离颍河镇十多里远的一个生产大队去驻队，父亲那天正在麦场里干活，就被那两个人带走了，父亲双手戴着黄铜做成的铐子走在公路上，身后跟着两个腰里别着手枪的骑车人，父亲在那个麦天里要步行五十多里到县城的监狱里去，父亲不再是两年前那个英名远扬的父亲了，父亲像一片黑厚的云彩悬浮在我家的上空……

    那天晚上我们家来了许多邻居。妈在庵棚前低声地哭泣着。那天似乎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一天的灰黑，几点烟火在黑暗里闪动，人们劝说着，安慰母亲，人们在我们家一直坐到很晚才散去。那天我躺在妈的身边，妈的泪水打湿了我的额头。我睁开眼，庵里漆黑黑的，没有一点声音，可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有一条大河，一条终年无声流淌着的大河，它容纳百川却从来不炫耀自己，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都不能使她屈服……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曾经走南闯北去过许多地方，当我站在黄河的岸边，站在长江的岸边，我才知道曾经哺育过我的那条河是条不宽的河，一条淮河上游的支流，当我站在淮河的岸边望着阳光在宽阔的河面上闪闪发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顺着这条河逆流而上就可以回到我的家乡，这宽阔的河面才是像颍河那样的许多条大河小河汇集而成的，她们将流向更远的地方去汇集成更辽阔的大海。我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着鱼儿在身后的颍河里跳响，我渐渐地睡着了。

    在父亲没有宣判的那些日子里，俺妈每星期都要进城去给爹送一回吃的东西。大多是星期天，妈半夜里就起来烙油馍，妈把许多张暄腾腾的油馍卷在一起装进一个绿提兜里，然后就顶着星星踏着露珠上路了。妈沿着公路在黑夜里往前走，她往往走完二十里的路程天还没有亮。我曾经许多次想象过母亲当年步行走向县城的情景，妈提着绿书包悄悄地掩上小门，她在门口停立一会儿，在庵棚里有她三个熟睡的孩子，妈的脚步是那样的难以移动，可她还是咬咬牙退几步。她走到爷爷的庵棚前小声地告诉爷爷一声，而后就越过大堤上路了。在黑夜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影影绰绰的树林田野，妈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沙沙沙……”地响。黎明来临了，路上的行人渐渐地多起来，天亮了，露水也打湿了妈的衣服。妈会在公路边某一个里程碑上坐下来歇一会儿脚，在井边讨一碗水喝，然后接着上路。太阳升过树梢的时候，妈就到了县城，妈穿过繁华的集市走向阴森的监狱。妈向看守哀求道：“能见见吗？”看守铁板着脸说：“不中！”妈伸手摸摸馍兜，那里还温温地热。妈把馍兜交给看守，自己就在铁门边站下来，妈会贴着门缝往里瞧，可是妈什么也看不见。妈就那样站着，站着，在她的面前横着一座阴森森的大门，在那里面关着她的亲人，妈的泪水就会无声地流下来。我知道，妈，你老人家每次都是这样无声地站着，一直站立很久……妈，因为我们兄弟三人每次都去接您，我们在公路上走呀走呀，一直走出很远也看不见您的身影，我们有时走累了就会在路边坐下来，朝县城那边望。当我们远远地看见您的身影时，就会呼叫着朝您奔去，我们一边跑一边叫：“妈——妈——”每次都是大哥跑在最前边，小哥跟在大哥的身边，只有我跑得慢，我跟在小哥的后面，使劲地跑，我叫道：“妈——妈——”有时我跑着跑着就摔倒在地，妈，您每次都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您拍打着我身上的泥土说：“乖，我的乖……”妈，我忘不了，我至死也忘不了，妈，我们含着辛酸所走过的路。妈，现在我坐在案前写这些的时候，泪水就不听话地流出来，我忍不住趴在案上呜呜地哭，妈，您看，泪水已经打湿的了我的手稿……

    那就是1966年的秋天，那年的秋天许多往事都淡忘了，唯有我们兄弟呼叫着妈迎妈奔去的情景使我刻骨铭心。那个秋天里爷爷把成熟的青麻捆成捆丢进水坑里去沤，一些日子过后爷爷就把青麻捞上来一棵一棵地剥净，在水里洗白亮。爷爷就把白麻纺成线用从队里分来的秫秫秸织箔。那个秋天里爷爷把成熟的向日葵一棵一棵地砍下来，把葵花头几串一个吊在他居住的庵棚里，把长长的葵花杆放在阳光里晒干。葵花杆晒干以后爷爷就请了几个邻居用两天的时间把我家那两间房子盖好了。那房子一片鲜亮，黄土垛成的墙，麦秸苫的顶，爷爷织的箔种的葵花杆都派上了用场。那天妈妈帮助爷爷刚扒掉盖房用的架木，刘秧子就来了。刘秧子对妈说：“明个进城吧，进城去看看他。”妈不解地看着刘秧子，刘秧子说：“今个我进城了，去看哥了。哥说明个叫你去，还有几个孩子，都去。”

    大哥说：“去看爹吗？”

    刘秧子说：“是哩。”刘秧子又说，“准备准备，拉辆车子。”

    一说要进城去看爹，我们兄弟都激动得不行，躺在床上半夜里还没有睡着，看着妈在庵棚里收拾东西。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妈拉着车子，我们兄弟三个坐在上面，缺油的车轴呼呼拉拉地响。我们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就要进城了，那是我有生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在我有了一些阅历之后，当我在某一座城市里看到那些乡下孩子进城之后那种贪婪胆怯的眼睛时，我就好像看到了自己。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会一阵发酸。那个秋日的上午，我在渴望之中坐在架子车上进了县城。现在回想起来县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我只记得我们穿过一座跃进门，大街两边都是些两层高的木楼，楼的样式非常古老，楼前走廊的柱子都被漆成了朱红色。而后我们穿过一段泥泞的窄街，就来到了一座铁门前，铁门的两边是很高的砖墙，砖墙的上面拉着电网。有一个门岗盘问了妈几句就开门放我们进去了。进去后我们在一个胖子的带领下又过了两道门，才来到一间房子里。房子里空空地只有几只椅子。胖子说：“等着吧。”就出去了。

    我感到这里阴森得有些发冷，我就依在妈的身边。我们知道爹就要来了，紧张得不敢大声出气。我们听见有脚步声响过来，最后那声音在门口停住了，这时我们就看到了爹。爹仿佛一个陌生人立在门口看着我们，没有一点声音，那一瞬间在我的感觉里是那样的漫长。最后大哥先叫一声“爹”就朝爹扑过去，爹就把大哥紧紧地搂在怀里，而后爹把手伸出来，爹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着，爹说：“来，叫爹看看……”爹的声音也在颤抖，我和小哥也扑到爹的怀里，爹一把我们兄弟三人都搂在怀里，爹哽咽着对妈说：“让你吃苦了……”

    爹的话没说完，妈就哭了。爹说：“别哭，都别哭……”

    爹瘦了。爹的胡子和头发也长长了。爹说：“别哭，我在这里没事，每天出来干些活。只是一到夜里就老想着家，想着几个孩子。”

    妈说：“啥都别想，只要你在这里面好好地干，能早些回去，我在家里累死累活都愿意……”

    我们进城看过爹后没几天，爹的案子就结了。爹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送往西华县黄泛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去服刑。

    八

    在以后的日子里，爹的事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我们全家抬不起头来。在生产队里，十几岁的大哥就成了黑五类，干苦活吃苦力，时不时就被喊去参加可教子女会。而更苦的是母亲，母亲不但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担子也一下子落在了她肩上。年迈的爷爷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不得不重新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给家里多挣几个工分。队长刘秧子看一会爷爷说：“你去牲口屋吧。到那里扫扫垫垫，比跟着大班子干活强。”爷爷就去了牲口屋。爷爷在牛槽前面用麦秸铺了一个炕，把铺盖卷来就在牛屋里住下了。每天的三顿饭都是我给俺爷去送。我惦着一个小手巾兜，兜里包着一个馍，另一只手里拎着一只黑罐子，罐子里是稀饭，趔趔趄趄沿着土路往牲口屋里去。爷爷每天都把牲口屋的里里外外扫得像刚被大风吹过一样干净，许多次我走到门口就会看到一个干巴巴的瘦老头挥着一把大扫帚在扫地，“哗——哗——”，荡起的尘土把他的身影弄模糊了，爷爷的背驼得更很了，爷爷的头发全白了。爷爷每次听到我的喊叫声就会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罐子，爷爷一句话也不说，目光迟钝。我跟在爷爷的后面一直走到牲口屋里，看着爷爷缺了牙齿的嘴轮一吸一鼓地动。屋子里到处散发着热臭的牛粪气，满屋子里都是老牛倒沫的声音和驴马的咀嚼声，那些声音淹没了爷爷吸烟时所发出来的吧达声，而后爷爷就像一头老牛那样艰难地咀嚼着。那些日子里，我整天跟着爷爷，爷爷干活累了，就会在地铺上坐下来，把我拉到他怀里，用手抚摩着我的头。

    在严寒的冬季里，爷爷常常在牲口屋里的空地上生一把火，给我烤冻得冰凉的脚和手，把我安顿在被窝里他才去草屋里铡草。

    有阳光的日子里，爷爷就把牛和驴马牵出去，系在木桩上晒太阳。那样的日子我也不坐在地铺上，而是跟着爷爷到牛屋隔壁的草屋里去。爷爷蹲在铡边帮一个汉子入草，我就在草堆上爬上爬下，那三间屋子里到处堆满了铡好的麦秸和谷个子，麦草堆得高过了梁头。有时我就会爬到梁头上坐下来看着爷爷入草。爷爷蹲在那里，用腿和手挤着麦草入到铡口里去，持铡的汉子一硬手脖，就听“嚓——”一声，麦草就切断了，爷爷接着入。铡吃麦草的声音不停地在我的耳边响起来，铡好的麦草在爷的身边积成一堆。支铡的汉子说：“歇歇吧？”爷爷说：“歇歇。”

    那个时候阳光穿过门口照在爷爷的身上，爷爷的后背被太阳光照得一片明亮，爷爷支着腿艰难地站起来，爷爷站起来后轻轻地叫了一声就往后退了两步，接着爷爷就像一个谷个子似地朝前趴下了，爷爷的头正好磕在铁铡上。我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被当时的情景吓呆了，爷爷直直地伏卧在阳光里，只有头颅被阳光遮住了。那个汉子惊叫一声就来拉爷爷，而后抱着爷爷呼叫着往外走，我听着那汉子的呼叫声越走越远，我才从痴呆里醒过来，整个牲口屋里静下来。我从麦草堆上滑下来，我在那口铁铡边看到了血，血滴落在麦草上的颜色是那样的淡，而后我通过草屋的门看到了一片灿烂的阳光。牛和驴们都微微地闭着眼睛安详地站在那里或卧在那里，对眼前所发生的事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面对这个死静的世界，我开始感到害怕。我匆匆地跑出去，我感到身后有一只巨大的手朝我抓过来，我不敢回头，我的后背一紧一紧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奔跑。我回到家，可家里的门是关闭着，院子里同样没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好在依着小堤边的那棵椿树蹲下来，开始化冻的河面映射出无数道光芒，那光芒把我的眼照花了，把我的眼睛刺痛了。我蹲在那一片寂静里，长久的等待使我感到疲劳，我渐渐地睡着了。

    那天我是被杂乱的脚步声惊醒的，我惺忪着眼睛看到一帮人已经停在我家的院子里。家里的门已经开了，几个人簇拥着把爷爷从一辆架子车上抬到屋里去。爷爷躺在当门的小兜床上，爷爷的左半个身子都失去了知觉，爷爷得了半身不遂症，爷爷从此卧床不起。阴郁的气氛终日笼罩在我家的上空。妈到处跑着借钱给爷看病，可是每次回来都空着手。在俺爹退赔的时候俺家已经塌了许多窟窿，现在谁还会往这个无底坑里丢东西？妈为难地一个人坐在河边哭了一场又一场。有一天上午妈红肿着眼睛回到家里，爷爷叫住了她。爷爷用右手拍拍床帮让妈坐下来，爷爷说：“别跑了，孩子，我啥都知道。爹这么大年纪了，这个病也没啥治头了，治好了又能活几天？孩子，我不怪你，自从你过了这门，就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是我们连累了你……”

    妈不等爷爷说完，就呜呜地哭起来，妈说：“爹，我生法想法也要给你看病……”日子在苦水里泡着一天天地消失了，转眼就到了年底，邻居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年，可我们家却没有一点儿年气。每年这个时候妈忙着蒸馍炸丸子，可是那年家里的粮食连同爷爷留的葵花种都卖掉给爷爷抓药治病了，连吃的都顾不上，哪还有心思过年？妈坐在院子里发愁，没了葵花和青麻的院子显得空荡，没有桐树的院子显得囊空如洗，院子里只有靠河堤边上长着一棵又细又高的椿树，椿树立在寒风里摇摆，妈想了想就去了刘秧子家。刘秧子人不错，不但答应买下这棵小树给队里的渡船做船篙，还让妈到队里借二十斤小麦回来。妈回到家里一边翻找着布袋一边吩咐小哥说：“我给恁哥去推磨，你去渡船老鳖那儿把十块钱拿回来。”小哥出了门，妈又跟出来安排说：“别叫老鳖，喊叔，听见没有？”小哥应一声就去了。妈从生产队保管室里领回麦子，就领着大哥到邻居家去推磨，妈边推边给大哥商量着怎样来花那还没有到手的十块钱。割两块钱的肉。想想，妈又说：“不中，割一块钱的吧。”这也要买那也要买，算来算去怎么也不够用，最后都减了再减压了再压才计算好，可等推好面回到家里却不见小哥的影。妈问爷，爷说：“没回来呀？”妈就急忙跑到渡口那儿，老鳖说早把钱拿回去了。妈急得一头汗找遍了许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小哥，妈坐在院子里气咻咻地急得不行。这个时候我发现了小哥，我原想到爷爷先前住的庵棚里找几个葵花籽吃，没想到就在庵棚里看见了小哥，小哥正低着头坐在那里，我叫着朝妈说：“妈，俺小哥——”

    小哥被妈拧着耳朵拉了出来，妈说：“你个死鬼，喊你就没听见吗？钱哩？”

    小哥一声不吭，站在那里。

    “钱哩？”

    小哥说：“掉了。”

    妈说：“掉了？咋会掉了？掉哪了？”

    “我就在手里拿着，握得好好哩，回到家就不见了……”

    “咦，俺祖宗也！”妈咬着牙说：“咋恁好的能才也！”说着拾根棍就往小哥身上打，小哥吓得鬼一样嚎叫着：“俺妈，我改了——”

    “我叫你改！”妈喊一句就打一下，“我叫你改！”

    这时候，俺爷出现在院子里，爷是自己爬着来到院子里来的，爷爷在化了冻的泥地上用一只腿和一只手朝前爬着，爷爷艰难地扬着头颅，微微地张着嘴巴，爷爷说：“别打孩子，另打……”

    妈看见爷，就丢掉小哥朝爷跑去，妈和大哥把爷爷弄回屋去，家里刚刚得到的一点快乐又消失了，妈妈的计划全部成了泡影。妈把小哥叫到身边说：“都是走哪了，回去找。”妈就领着大哥和小哥出去找那十块钱。我坐在爷爷的身边，爷爷两眼空空地望着屋顶，那眼睛像两口深深的枯井。半天，爷爷才用他的右手抓起他的烟嘴。可是烟包里空空的，没了烟叶。爷爷吃力地坐起来，掀起被子，他把烟袋踩在右脚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烟锅烟嘴和烟竿分开。爷说：“乖，把刀给爷拿过来。”我把刀递给爷，爷用刀把烟竿劈开了。在爷爷劈开烟竿之后，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烟油气，我看到劈开的烟竿芯里积满了黑乎乎的烟油。爷爷小心地用他细长的指甲盖一点点地挖着竿芯壁上的烟油，而后又用一根火柴杆去挖烟嘴和烟锅里的烟油，烟油一点点地积在一片发黄的旧纸上，慢慢地堆有一粒枣那么大。爷爷两眼死死地盯着那堆烟油，他的手有些发颤，爷把那堆烟油捂到嘴里，我看到爷爷脸上的皱纹极其痛苦地伸展着，最后那堆烟油艰难地从爷爷的喉头滑过。爷爷抓住我的小手，我看到爷爷的眼里滚动着泪水。爷苍老的手握住我的手，使我感到恐惧。半晌爷爷才说：“乖，去吧，找妈去吧，爷爷要睡觉了。”

    爷爷轻轻地躺下去，爷爷说：“来，给爷盖好。”我帮爷爷把被子拉到胸前。爷爷说：“还拉，盖住爷的脸。”

    我就又拉，一直把被子往上拉，一直到盖住爷爷的脸。

    爷爷躺在那里，我已经看不到爷爷的脸了，爷爷只露一只土黄色的手在外边，我想把爷爷的手放到被子里去，可是我没敢，爷爷就那样睡着了。那天我没敢动，我先站在门口往外望，我没有看到妈和哥，我又不敢再回到爷爷的身边去，我就搬了一只小凳子在门口边的太阳里坐下来，我一直等了很久妈才回来，我对妈说：“爷睡着了。”妈没有哼声，妈黑搭着脸儿，小哥小猫似地站在门边，钱没有找到。妈去忙她的了，爷爷就一直那样睡着。等到天黑妈去叫爷爷吃饭的时候，爷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凉。

    到后来我才明白，在爷爷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的身边，他的儿子却跚跚来迟。三年过后，当爹从劳改农场里归来的那天晚上，爹就带着我们兄弟三人给爷去上坟。爹久久地跪在爷的坟边，他低低的哭泣声像河道里的寒风一直在爷的坟边响了很久。

    九

    在我的记忆里，1967年的冬季是最寒冷的一年。那一年的颍河里封了凌，宽阔的河面如同一面大镜子，我坐在被窝里也忍不住发抖，这使我分外思念爷爷，思念爷在牲口屋里燃起的火。在接近春节的日子里，俺爷的去世无疑对我家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妈领着我们兄弟三人头戴白孝在镇子里挨家挨户地磕头，刘秧子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一户一户地记，三块两块，五毛八毛，最终给爷爷置了一口白茬薄棺。大年初一俺妈领着兄弟三个给爷上坟，回来饭没吃就躺在床上蒙头大睡。人家的孩子都穿红佩绿地在街上跑来跑去或到邻居家去拜年，可我们兄弟几个都坐在被窝里，目光散淡地望着灰色的墙壁，望着俺妈那张灰黄的脸。妈就那样躺着，不吃也不喝。到了初二，大哥悄悄地出了门，一会儿，婶子大娘来了三四个，妈见有邻居来，不得不坐起来。妈头发纷乱目光无神，泪还是一打一道地流。

    大娘说：“起来，起来吃饭。不吃饭能中？人是铁饭是钢。”

    妈说：“不饿，一点也不想吃。”

    婶子说：“你得想开点，不为别的，就为这三个孩子，你万一有个好歹，孩子咋办？”

    妈妈无言，妈看着我们，妈的眼睛暗淡无光，那眼睛却使我们感到温暖，使我们心里有个依靠。

    大娘说：“别愁，没有过不去的事儿。那一年跑反难不难？一会儿新五军，一会儿黑马团，咱几个就在玉米地里趴着，飞机从头上嗡嗡叫着飞过去，在咱前边屙个炸弹，炸得土落了咱一身。秧子他小姐不就是那一回炸死的吗？胳膊挂在了树枝上，咱都吓得要死要活哩，那难不难？咱不都过来了？”

    后来婶子大娘又给妈出了主意，让妈去给供销社食堂里推麦面。婶子说：“起码也能管着几个孩子吃饱肚子吧？”妈说着着也来了精神。跑去给管食堂的刘兴生一说，就成了。刘兴生也是俺的街坊邻居，当年他去供销社干事还是俺爹推荐的。这样俺妈就忙着准备推磨用的东西。刘兴生答应先借三十块钱买一盘石磨，往后再用推麦面的工钱慢慢地还。俺家买来的那盘石磨是白马牙石的，片大，就支在俺家的当门里。

    过了十五，俺妈就去供销社里领了一袋麦子，六十斤，没到天黑就推完了，妈没顾上拍打拍打满身的面尘就把面送到食堂里去了，我们劳动的报酬就是微薄的工钱和剩余的麸子。妈领着我们再把麸子推上两遍，下面就是我们的食粮。从此，在黑夜降临的时候，我家就会响起呼呼的石磨转动的声音，因为白天大哥小哥要上学，妈还要去生产队里去挣工分。在那些冗长的白天里，我一个小孩子孤独地守着家，我常常望着那盘石磨发呆。石磨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一到夜晚那石磨就呼呼地转起来。磨盘上堆着山尖一样的麦子，麦子在石磨的转动里一点点地塌陷下去，石磨吃着麦子的声音使我兴奋，于是那些日子里我非常憎恨白天，我渴望着黑夜的光临，一到黑夜我就会听见石磨转动的声音了。可是后来，当我们兄弟坐在一起谈论往事说起家里的那盘石磨时，小哥说：“我怕天黑，可天又总是黑得那么快！”哥的话使我吃了一惊。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大哥和小哥为什么害怕黑夜的降临，对于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多么地残酷呀。那一年大哥十四小哥十二，—个十二岁的孩子一到天黑就要抱着磨棍像头驴子一样在磨道里转圈，摇曳的油灯使他的小脸恍惚不清，他的腰够不着磨棍，只有把棍横在胸骨上。为了减轻磨棍对胸骨的挤压，他不得不把双手翻垫在磨棍下，他们在用力地推着，为了让母亲少出一些力，一圈一圈，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他们童年的幸福全都被泡在那呼呼的石磨转动的声音里了。在那些日子里，大哥、小哥和我持着相反的心理，我渴望黑夜，渴望黑夜来给我赶走孤独。而我的两个哥哥却害怕黑夜降临，他们的身体实在是难以承受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呀。他们有时推着推着就会趴在磨棍上睡着，那个时候妈就停下来，把我们一个个地抱上床去。妈一声不哼，她会重新抱起磨棍呼呼地推动石磨，她朝前探着身子，两手抓住磨棍，磨棍深深地吃到妈的肚子里，妈脸上的汗水在微亮的光线里闪耀。为了支撑这个家，妈就这样推呀推呀，日子就在这磨声里一天天地碾过来。我们在石磨的转动声里醒来又在石磨的转动声里睡去，在那些日子里，明亮的月光闪灼的星星开满小黄花的河岸和一张张远去的白帆都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只有那石磨的转动声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在那些日子里，细细的春雨声欢乐的柳笛声粗犷的颍河调子都像风一样飘离而去，只有妈妈推动的石磨声如血一样流进了我的血脉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转眼到了1968年的春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镇上的大喇叭里开始通知全镇的党员去参加会议。那个时候妈就会停下手中的活仔细地听。可是从头听到尾也没有妈的名字。妈说：“咋没叫我哩？”妈的神色显得慌张。大喇叭又响时，妈就对哥说：“听着，都听着，听听有我没有。”

    喇叭不响了，大哥说：“没有。”

    妈又问小哥：“你听见没有？”

    小哥说：“没有。”

    妈喃喃地说：“咋会没有哩？”那一天妈神不守舍、丢三忘四的，大喇叭一响，妈就会停下手中的活，仔细地听，她屏住气，听完后就喃喃地说：“咋就没有我哩？”妈说：“一定是把我写忘了。”她在心里盘算着，以前开党员会哪一回也没少过呀？这回咋忘了哩？妈黑夜里白天盼望着有人来通知她，说：“叫你开会哩，你这几天咋就没去开会哩？”可是没有谁来叫她。到了第四天头上，妈实在坐不住了，天没黑多大一会儿，就把我安顿在床上，妈说：“今个不推了，都好好地歇歇，我上恁大娘那儿找个针，一会儿就回来。”

    半夜里，小哥醒来，他的腿没有蹬住妈，他就把大哥叫醒说：“哥，咱妈哩？咱妈咋还没有回来？”大哥点上灯，床上果然没有妈。大哥有些慌，大哥说：“穿衣裳，出去找去。”大哥把我也叫醒，给我穿上衣服，我们兄弟三人就出了门。春天的夜风还有些凉，我们哆嗦着越过大堤，看到妈要去找针的大娘家瞎灯灭火。大哥说：“妈没有在那。”

    我们就一起来到大街上，大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哥突然说：“对了，妈八成去大队开会去了。”大哥就领着我们沿着大街往里走。到了大队门口，就有嗡嗡的说话声从大队部里传过来，明亮的灯光从门缝里窗子里透出来，照亮了一片地。我们迟疑了一会儿朝西走，快到门口时，突然从一棵树后闪出一个人影来，是妈。妈拉着我们就往回走。那天晚上妈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妈坐在床上望着那盘白牙石磨痴痴地发呆。

    第二天刘秧子来了。刘秧子那个时候已是大队里的支部委员。刘秧子来到我家坐在那儿闷闷地抽烟，好大一会儿才对妈说：“哎，没办法，叫退就退了吧。”

    妈说：“你拍拍胸口，说我亏不亏？”

    刘秧子无言。

    妈说：“你说说看，俺哪点对不起党？”

    刘秧子仍旧没有话，他坐在那儿闷闷地抽着烟。

    妈说：“你说说看，俺啥时给党不一心？”

    妈的手在颤抖，妈说过那句话之后再也没有对刘秧子说话，妈用衣角檫擦泪，站起来走到屋里去。刘秧子把烟头扔在地上使劲地用脚拧一下也勾着头走了。可是妈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一道，我知道，妈那句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华丽的辞藻。

    现在，妈的头发已经花白，妈的背已经驼了，她老人家用汗水把我们兄弟抚养成人，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都能治钱了，可是妈还在辛勤地劳动着，妈每天还要到镇子里个体户开办的脱水厂里去领一百斤蒜剥。妈瘦小的身子蹲在那里用刀一朵朵地切蒜头，妈瘦小的身子还要跳进缸里去使劲地把泡好的蒜皮崴掉，妈瘦小的身子坐在桌前把一个个白亮的蒜瓣捡出来，妈的腿和脚被蒜毒烧破了皮，一块一块地红肿起来……妈，我一看见您这么大的年纪还在那里累死累活地干，我的心里就发酸，妈，儿子用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儿子不能帮您，儿子不能使你从繁重的劳动里解脱出来，妈，我的心被这铁一般的现实撕裂着。我远远地看着妈坐在那儿一朵朵地切蒜头，泪水就忍不住地流出来，这使我深深地感到人生的艰难。

    1991年8月作。

    原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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