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摈弃偶像，独尊安拉
“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全知幽玄的，与明显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保祐的，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古兰经》59:22-59:23）。
伊斯兰教诞生以前，阿拉伯人信仰多种宗教。“伊斯兰教创立前，安拉是麦加居民所奉诸神中之创造神，可能是主神。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摒诸神而独尊崇安拉，信其为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一切、无所不在的、永恒的唯一真神。‘信安拉是唯一的主宰’为伊斯兰教第一个基本信条。”[32]
安拉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又翻译为阿拉，是伊斯兰教信奉的唯一主宰的名称。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称安拉为胡达，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有时也称安拉为真主、真宰。真正理解尊奉安拉独一地位，对研究伊斯兰教禁忌历史的起源具有决定意义。
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犹太教在现在的麦地那、也门等地有很强的势力，基督教雅各派、波斯拜火教在阿拉伯半岛也有较多数量的信徒。这些外来宗教对阿拉伯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许多深层次的影响。
除外来宗教外，阿拉伯人信仰的主要是原始宗教。阿拉伯半岛地形独特，气候奇异且变化无常。荒蛮的沙漠与喜人的绿洲，干旱的土地与清冽的泉水，灸人的烈日与温柔的月光等并存共生。对这些自然现象，阿拉伯人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只能把自然现象附加以意识，把自然现象看作有意识的实体的活动，认为冥冥之中存在着操控人类的精灵。他们崇拜泉水、岩石、天体等大自然中存在的东西，如麦加的渗渗泉被称为圣泉，天房的玄石被整个阿拉伯半岛视为圣物，从事农业的阿拉伯人把太阳奉为日神，游牧的贝杜因人则主要崇拜月亮。他们把与生存密切相关的动植物神圣化，如天房周围就有不少阿拉伯人崇拜的神树，放生的缺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免役驼等也被赋予了宗教意义。阿拉伯半岛各个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和崇拜意识，克尔白就是阿拉伯各部落祭拜自己偶像的专门场所。
在阿拉伯人信奉的诸神中，安拉是麦加人所信奉的首要神灵。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米奈铭文、赛伯伊铭文和公元前5世纪的列哈赛法铭文、公元6世纪的叙利亚温穆只马勒铭文中，都用“安拉”一词称呼上帝。著名的克尔白神殿被称作“安拉的房屋”，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叫作阿卜杜拉，意思是“真主的仆人”。在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中，也可以看到，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安拉已经被尊为造物主、最高的养育者，是人们在危难之际可以呼吁求救的唯一神。但是，在信仰安拉的同时，阿拉伯人依然信仰其他偶像。“当他们乘船的时候，他们诚恳地祈祷真主，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以物配主”（《古兰经》29:65）。
到公元6世纪时，阿拉伯半岛以麦加为中心，出现了超越部落偶像的地方神。其中拉特、欧萨、默那三位女神被称为“安拉的女儿”，她们的偶像最受崇拜。拉特被认为是月神，居偶像之首，其祭坛是位于今沙特阿拉伯塔伊夫附近的一块立方体的白石；欧萨被认为是金星女神，极受麦加古莱氏人的推崇，她的祭坛是麦加附近加卜加卜山洞前的3棵大树，需要定期杀人献祭；默那被认为是命运之神，负责掌管剪断生命绳索的剪刀，她的祭坛是位于麦加和麦地那之间古戴德的一块黑石。
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人信奉多神教，崇拜偶像。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崇拜偶像的宗教习俗，大多“是由于依从本部族的惯性，也是由于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是笃信一个异教的神灵”[33]。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其名著《阿拉伯通史》中，曾用一个例子说明阿拉伯人当时的宗教观。阿拉伯人伊木鲁勒·盖伊斯在回家替父报仇的途中，专门到左勒·赫莱赛[34]神庙中以求签的方式占卜替父报仇的吉凶。他求签三次抽到的都是“放弃签”，便把签折断仍到白石头上，并大骂：“该死的！假若你父亲被人杀害了，你一定不会禁止我替他报仇的。”
总之，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宗教信仰可以分为外来宗教、原始宗教两大类。当时，一些有思想的阿拉伯人面对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反对拜物教，主张摈弃偶像崇拜、摆脱部落陋习、追求真正的信仰。犹太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一神教义和历史传说，向他们传递了新的观念和知识，并开始冲击陈腐的部落宗教。这些主张宗教改革的人被称为“哈尼夫”[35]，产生本土化一神教的种子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上出现。
哈尼夫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宗教，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性质的思潮或运动。但“他们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驱，是穆罕默德接受一神教义的媒介。然而真正摆脱异族入侵的犹太教、基督教，能为广大阿拉伯人信奉的新的一神教，是由穆罕默德成就的”[36]。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伊斯兰教是伴随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而产生的，阿拉伯人从多神偶像崇拜向独尊安拉一神教的发展，是“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指出，“因为在伊斯兰教产生前不久，许多人已进入探索和怀疑时期。他们怀疑族中的宗教传说和迷信，探求真理”，“史书上记载了当时许多人怀疑、探索的故事。在诗歌中也有所反映。他们谴责对偶像的崇拜，禁止部落的某些陈规陋习……这时，伊斯兰教应运而生。它号召人们信仰独一无二的真主”。[37]
当然，独尊安拉，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伊斯兰教教义形成的过程，既是反对犹太教、基督教和阿拉伯部落多神崇拜的过程，又是扬弃犹太教、基督教和阿拉伯本地习俗影响的过程。如关于拉特、欧萨、默那，真主降示：“你们告诉我吧！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难道男孩归你们，女孩却归真主吗？”（《古兰经》53:19-53:21）这段启示彻底否定了在麦加和麦地那最有影响的三位偶像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地位。“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名称，真主并未加以证实，他们只是凭猜想和私欲。正道确已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古兰经》53:23）。
再如，关于犹太教、基督教，真主降示：“易卜拉欣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他是一个崇信正教、归顺真主的人，他不是以物配主的人”（《古兰经》3:67），“我的主已指引我一条正路，即正教，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的人”（《古兰经》6:161）。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古兰经》4:136）。“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祐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古兰经》1:2-1:7）。真主至尊至大，是伊斯兰教的最高宗教价值观念，它构成了伊斯兰教教义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二 遵守正道，清克尔白
“其中有许多明证，如易卜拉欣的立足地；凡入其中的人都得安宁。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古兰经》3:97）。
“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实的，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是虚妄的；又因为真主是至尊的，是至大的”（《古兰经》22:62）。
克尔白，是阿拉伯语的音译，专指“安拉的房屋”。中国穆斯林称为“天房”[38]。公元623年，先知穆罕默德宣布穆斯林的礼拜朝向，由耶路撒冷改为克尔白。这一措施，从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上，彻底划清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的界线，澄清了困扰穆斯林和外界诸多模糊的思想认识。
根据古阿拉伯传说，克尔白是4000年前由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易司马仪所建，“最初供奉易卜拉欣的神像，继又供奉拜物教的神灵”[39]。
根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克尔白是真主责成天神们依照天上的原型，给人类盖的第一座房屋。建成的天房，无门、无窗、无屋顶。建成初期，尚没有人类，克尔白是天使们赞颂真主安拉的地方。
伊斯兰教认为，第二次重建天房的是阿丹。阿丹夫妇被贬下大地后，落在麦加，居住在天房附近。为了表达对真主的感激和崇拜，阿丹夫妇在原有基础上，将天房重修一新。有的伊斯兰教学者据此认为，天房是人类第一个居住的房子。
洪水泛滥之后，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曾对天房进行重建[40]，并由易司马仪的后代负责管理。易卜拉欣重修天房，在墙砌到东南角（即阿拉伯语的“亚玛尼角”）时，有一个缺口，所有的石块不是大，就是小，这时易司马仪把发现的一块黑石交给父亲，易卜拉欣安上去正好堵住缺口，这使天房重修得以竣工。因此，易卜拉欣当年砌筑天房时的立足处，也成为一处圣迹，朝觐者都要在他立足处向天房礼拜两次，以示纪念。这块黑石，也成了圣物。
后来，飞扬跋扈的祝尔胡木人、把偶像崇拜引进麦加的胡扎尔人等，先后把克尔白据为己有。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管理克尔白的麦加古莱氏人，据说是接续了古代先贤易卜拉欣的儿子易司马仪家族的谱系，是他们把胡扎尔人赶走，重新占据了麦加。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穆罕默德尚未封圣时，麦加和天房的管理者古莱氏人，也曾重修过天房。据说在修建过程中，围绕由谁砌黑石，各族代表之间发生了争执。当时，年仅35岁的古莱氏贵族青年穆罕默德，应邀作出裁决。他将黑石放在衣服上，由各族代表各执一角，共同将黑石抬到了应砌的位置上，皆大欢喜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个裁决，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历史上非常著名，它为穆罕默德在麦加贵族中带来了很高的政治声誉。
有证可考的是，克尔白大致呈立方体（阿拉伯语中“克尔白”的意思就是“立方体”），原来是一个简单朴实、没有房顶的建筑。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考证过，一个阿比西尼亚人曾在公元608年负责重修克尔白，盖房顶的材料取自一艘拜占庭或阿比西尼亚在红海上被撞破的船。克尔白周围的地方被称为禁地，随着朝觐人数和克尔白内偶像的增加，禁地的范围不断被扩大。当时，信奉偶像的阿拉伯部落，每年来克尔白朝觐，并且献奉各种各样特殊的牺牲（包括活人、动植物、食品等）。在西方的文献中，最早提及克尔白的是公元前60年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所著的《历史丛书》。
公元630年1月，穆罕默德光复麦加后，清除了克尔白殿内外的偶像，克尔白成为位于麦加清真寺[41]内的石殿建筑，被尊奉为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地，也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中心。清扫克尔白行动，是我们研究伊斯兰教禁忌历史起源的重要依据和源泉。
在穆罕默德捣毁克尔白殿内外的偶像之前，克尔白可以说是阿拉伯半岛偶像崇拜的博物馆，“每一个部落都从克尔白学去，或往这里带来他们本部落的敬神仪式：神庙里装点着，或堆砌着360个人、鹰、狮和羚羊的偶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玛瑙雕刻成的赫巴尔像，他手里拿着7支作为渎神的预言的工具和象征的乌镞或无羽的箭”[42]。
当时，克尔白里面的360尊偶像，反映了阿拉伯半岛的宗教信仰状况。在阿拉伯人中，特别是游牧的贝杜因人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十分盛行。岩石、洞穴、水泉、水井等，都受到极大的尊崇。在一些地区还有棕榈神树，上面悬挂着武器、衣物等贡品。许多人还崇拜瞪羚、老鹰、秃鹫、骆驼。“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显然还处于轻信、迷信的时期……当时，占星问卜、看相算命，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43]，“信仰神话，依赖卜筮，差不多成为阿拉伯各部落共同的习惯，并非少数人的信仰”[44]。
阿拉伯的部落宗教是闪米特人信仰的最古老形式，主要是集体的崇拜仪式，而不是个人的信仰。当时阿拉伯人尊奉宗教的习俗，“既是尊重传统的礼仪和风俗，也是由于顺从部落的统一意志。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同时也承认其他部落的神灵在各自范围内的权力”，“有的神灵也为不同的部落所敬奉，在一个部落迁走以后，神灵留在原地接受其他部落的朝拜。重要的神灵逐渐成为几个部落在固定季节共同朝拜的对象。在朝拜的各种仪式中，最显著的是围绕圣物的列队行进仪式”，“贝杜因人最重要的朝觐中心是希贾兹的几个圣地。他们在集市结束后前往麦加，参加克尔白和阿赖法的绕行和行进仪式，然后在克尔白四周的360块‘圣石’——或作祭坛，或作偶像，或兼而有之——上宰杀祭牲，把血洒在朝向克尔白的那一面上，牺牲就供奉在石头上”。[45]
随着社会的发展，“阿拉伯半岛上陈腐的拜物教，似乎已不能满足人民精神上的要求，当时有些人自称哈尼夫派，他们唾弃了拜物教，发展了模糊的一神论观念”，“无政府状态，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中都占了上风。历史舞台已经搭好，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兼民族领袖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46]公元630年1月，穆罕默德清除克尔白内外的多余偶像，是一个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乃至在阿拉伯历史上都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从此阿拉伯人告别了拜物教，走向了一神教。“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古兰经》5:3）。
三 坚守正道，保留玄石
“我的主啊！偶像们确已使许多人迷误。谁顺从我，他确是我的同道；谁违抗我，那末，你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古兰经》14:36）。
玄石，也称为黑石，是指克尔白东南面壁上离地面约1.5米处镶置的一块直径约30厘米、带微红的褐色方石。黑石因有裂缝，1844年专门制作了银框镶嵌起来。
据说，在很久很久之前，居住在麦加的居民被凌空而来的、淬熄于麦加山谷的流星所震撼。从此，心生敬畏的当地人开始崇拜它，并称为“阿丹时代来自天堂的玄石”，认为这块黑石的主人就是当时阿拉伯人信奉的创造神安拉[47]。之后，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落，每年都不远千里前来朝觐，向它祭献绵羊和骆驼，围绕黑石环行7次，并且亲吻它，希望安拉保佑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尔白被建立起来，黑石也被嵌入克尔白的东南角，高度正好供环绕的人能够吻到。
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能证明黑石和建立麦加城之间的关系。但据笔者推测，黑石很可能是麦加城形成的起因之一。公元2世纪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就在他的名著《地理志》中记载过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麦加最初是一个仪式中心，围绕它逐渐形成一座城市。在圣地中央矗立着克尔白（意为‘立方形体的房屋’），这是一座朝向天空的建筑，墙上镶有著名的黑色之石，被认为自天而降”。在托勒密的书中，麦加被称为麦科莱伯（Macoraba）。这个名称源于阿拉伯半岛南部萨巴语方言的麦科拉巴（Makuraba，意思是“圣地”）。
麦加位于一条干涸的山谷中，四周群山环绕，气候炎热干燥，《古兰经》曾说那是“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14:37）。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曾试图赤脚巡礼克尔白，但失败了，“因为石头上反射过来的火焰使他寸步难行”[48]。美国历史学家希提也认为，“麦加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建立的，可见远在穆罕默德诞生之前，麦加早已成为一个宗教中心了”[49]。
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麦加古莱氏部落宣称，是他们的族长易卜拉欣建造了克尔白并把黑石嵌入其中。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崇拜偶像的阿拉伯人就把黑石视为圣石而进行吻拜。根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克尔白是由阿丹按照天上的原型建造的，后来由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重建，黑石是先知易卜拉欣遗留的圣物。伊斯兰教诞生后，从与易卜拉欣教义传承的角度，保留了阿拉伯人尊重黑石的传统，仍把黑石奉为神圣。“这确是载在古经典中的，载在易卜拉欣和穆萨的经典中的”（《古兰经》87:18-87:19）。穆罕默德解放麦加，清除克尔白里的360尊偶像时，保留了黑石。时至今日，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仍把亲吻黑石作为莫大荣耀。
四《古兰经》的颁降、记录与翻译
“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古兰经》2:2）。
《古兰经》是整个穆斯林生活环绕转动的枢纽。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由安拉通过使者穆罕默德降示的启示，最终组成了一部包罗伊斯兰文化的“诵读的经典”。《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源自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天经原本”，“圣灵从你的主那里降示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便他使信道者坚定，并用作归信者的向导和喜讯”（《古兰经》16:102）。
《古兰经》共30卷114章6236节。它是安拉通过天使吉布利莱，在“吉庆之夜”开始，向先知穆罕默德陆续口头降示的启示，是“明证、天经和灿烂的经典”（《古兰经》35:25），“你本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正信是什么；但我以天经为光明，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仆人。你确是指示正路者”（《古兰经》42:52）。《古兰经》从降示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穆斯林信仰和遵循的一部根本法典。《古兰经》既是伊斯兰信条的源泉、教法创制的最根本依据，也是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和道德规范准则。
《古兰经》并不是一次性整体降示的，而是陆续、零星启示的。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社会动荡不安，道德风尚堕落，生活在痛苦和迷茫中的人民十分盼望和平、安定和统一。《古兰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降示的，穆罕默德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传播伊斯兰教的。事实上，《古兰经》是真主安拉根据穆罕默德在长达23年的传教活动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和不同情况而陆续予以启示的，而且每次启示的经文都具有针对性。[50]启示通常在穆罕默德对敌作战、被人询问、与人辩论、答疑解惑、决定重大事件和处理重大问题时颁降。《古兰经》降示的过程，贯穿了伊斯兰教诞生、发展和兴旺的全过程。
伊斯兰教的发祥地麦加是商业城市，先知穆罕默德在迁徙麦地那之前基本都在麦加生活、传教。伊斯兰教的第二圣地麦地那，也是一个商业活动活跃的富裕绿洲。因此，真主在许多启示里使用了大量的商贸术语，“你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古兰经》69:19），“我确已猜想到我必遇见我的账目”（《古兰经》69:20），“将受简易的稽核”（《古兰经》84:8），“不信道的人们已获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了吗”（《古兰经》83:36），“谁以善债借给真主？他将以许多倍偿还他”（《古兰经》2:245），“各人将因自己的营谋而作抵押”（《古兰经》74:38），“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古兰经》83:1），“天地的国权只是他的”（《古兰经》85:9）。“穆罕默德向他城里的同胞宣读了《古兰经》，这就使他们与另外两个拥有‘经典的人民’处于同等的地位，把阿拉伯语提升为礼仪语言和神学语言，目的是要使之成为一直具有普世文化的语言。”[51]
麦加、麦地那这两座城市，与周围的贝杜因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真主的启示也大量使用了贝杜因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和隐喻，赞扬了贝杜因人慷慨好客的美德，“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想借信仰真主和末日，他们把所捐献的钱财当作媒介，以获得真主的亲近和使者的祝福”（《古兰经》9:99）。因此，了解阿拉伯人的商业文化和贝杜因人的文化等人文背景，对领会真主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专门就这一点指出，“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杜因游牧民族”[52]。
据记载，穆罕默德每逢获得启示，就立刻传授面前的弟子。不会写字的弟子背诵记住后，再传授给其他穆斯林，当时能够背诵《古兰经》的人不少；会写字的弟子在用心熟记的同时，会在散页上记录下来。在麦地那时期，穆罕默德还特意聘请了几名书记，专门负责记录降示，“先知穆罕默德把新的启示口授给他们，他们就把它记录在一块布块、一块皮子上，或者一片白色的石板上，或椰枣叶或海枣树枝上，或驼羊等的肩胛骨上”[53]。
穆罕默德去世时，《古兰经》还没有形成定本。事实上，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没有编纂成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如果在《古兰经》文本方面遇到疑问，先知穆罕默德可以随时亲自解决和答复；二是当时很多圣门弟子都是可以完整背诵全部《古兰经》的人。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编辑和整理《古兰经》的任务并不是十分迫切。
但是，实际上在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在围绕正确诵念《古兰经》的读法等问题上，就已经开始产生歧义。只不过，先知穆罕默德尚在世，可以权威地消弭歧义。据《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在使者时代，有一次我（欧麦尔）跟着哈基姆的儿子西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诵读该章节，这是使者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制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拜完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安拉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安拉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里对使者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诵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过的。’使者听后说：‘你放开他，西沙姆啊，你念念我听听。’西沙姆听后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使者接着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念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是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读’。”
穆罕默德去世后，在穆斯林军队对外征战中，那些能完整背诵《古兰经》的圣门弟子，有许多人牺牲。牺牲人数说法不一，有的说70人，有的说700人，《古兰经》面临失传的危险。欧麦尔便向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建议：“穆圣的弟子，从事冲锋陷阵，有如灯蛾扑火，我恐怕他们殉教后，《古兰经》将随他们同归于尽，不如你现在赶紧把它收集起来。”[54]
艾布·伯克尔对此有些犹豫，认为自己没有得到穆罕默德的授权，而且先知穆罕默德也从来没有做过这项工作。在欧麦尔的一再劝说和恳求下，再加上伊斯兰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情况，艾布·伯克尔最终同意了欧麦尔的建议。他派人找来了栽德·本·萨比特、乌白也、阿里、奥斯曼等人，请他们着手对真主启示进行收集和整理。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栽德·本·萨比特等人不负所托，终于完成了任务，形成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古兰经》的完整版本。这个唯一的手抄稿，先后由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圣妻哈芙赛和阿依莎等人分别保管过。
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在谈到早期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时，经常主观臆断，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想当然地写道：“穆罕默德，一手持剑，一手持《古兰经》，在基督教和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他的宝座。”
西方国家学者这些常识性错误的后果，是既误人，也误己。他们把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延续数个世纪的历史宿怨和教派纠纷，偷梁换柱地转移到伊斯兰教身上，为后人制造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提供了依据。公元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说：“让一个国家受伊斯兰教统治，远胜于让它落到不肯承认天主教会权力的基督徒手中。”[55]东正教的圣徒圣马可·尤金尼克斯[56]则说：“逃离天主教派，就像逃离毒蛇和火焰一般。”[57]公元1204年，在基督教十字军血洗东正教控制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愤怒的教皇英诺森三世称，这次洗劫是“毁灭的例证、黑暗力量的行径”[58]。
此外，西方国家学者把本属基督教内部各派维护自己正统地位的概念，如“圣战”“原教旨主义”等，移植到了伊斯兰教身上，以至于在今日，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词汇，变成了伊斯兰教独有的专属名词。这些概念的移植，既人为地增加了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教的曲解，又为伊斯兰教内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干坏事打开了方便之门。
伊斯兰教历史上首次借用西方人“圣战”的概念，以实现自己政治图谋的人，是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他大肆叫嚣，要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置于奥斯曼帝国苏丹领导之下，并宣称自己是“全世界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为了征服奥斯曼帝国境内外的穆斯林，哈米德二世以“圣战”为旗号，在境内外发动了一系列血腥战争，对拒绝接受其领导、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进行了残酷镇压。哈米德二世为挽救其帝国败落的命运，试图借助伊斯兰教重新恢复其昔日强大辉煌的奥斯曼帝国，从已经“回归东方式宁静”的伊斯兰教中，挖掘利用西方人移植过来的“圣战”概念，以偏激狂热的态度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极端宗教情绪，开立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思潮泛滥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虽然哈米德二世的图谋最终被凯末尔领导的阿塔图尔克革命所挫败，土耳其最终也走上了现代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但其遗毒一直流传至今，“伊斯兰国”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肆无忌惮“反社会”“反人类”的残暴行径，就是例证之一，这也是西方人自受其苦的根源之一。
大约到了公元645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因为《古兰经》的有关读法而发生争执，统一的伊斯兰教面临分裂的危险。哈里发奥斯曼得知此事后，便从哈芙赛那里借来唯一的《古兰经》手抄稿，命令栽德·本·萨比特、阿卜杜拉赫曼等人再抄写几部。据史学家记载，奥斯曼对奉命抄经的人说：“如果你们为《古兰经》的词语而与栽德·本·萨比特的意见不一致，那么，你们就照古莱氏人的方言抄写吧。因为《古兰经》是依他们的方言而启示的。”他们共抄写了7部，一部保存在麦地那，其余的分别寄到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巴林、库法、巴士拉等地。同时，奥斯曼下令把其他流传的《古兰经》一律焚毁。奥斯曼下令抄写的版本，称为定本，或奥斯曼本。奥斯曼本确定了什么应包含在《古兰经》中，什么应排除在《古兰经》外，并且确定了经章的数量和顺序，可以说完成了《古兰经》的典籍化。这是在穆罕默德去世20年多后，伊斯兰教完成的一项重要而神圣的功绩，也是维护伊斯兰教本身统一的最重要贡献。
奥斯曼本的产生，总体上较好地解决了穆斯林围绕《古兰经》的争执。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消除争论。如，伊斯兰教创始初期，一些穆斯林所记录的《古兰经》，在奥斯曼本之前，就已经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方具有了特殊的权威地位。而这些版本与奥斯曼本存在不少差异。再如，即使是奥斯曼本，在某些读音方面也有差异，即伊斯兰教自己也认可有7种读法（来自麦地那、麦加、大马士革、巴士拉的读法各一，来自库法的读法有三）。此外，7种读法当时也没有得到全体穆斯林的普遍认可，比如一些伊斯兰教学者就提出过10种读法说、14种读法说等。
一直到1925年，《古兰经》的第一个印刷版本才在埃及出现，即“标准埃及版”。这个版本是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按照库法的哈福兹版本印制的。之后各国印刷出版的《古兰经》，均以“标准埃及版”为范本。
《古兰经》是以“明白的阿拉伯语”（《古兰经》26:195）降示和辑录的，“假若我把它降示一个非阿拉伯人，而那个人对他们宣读它，那末，他们绝不会信仰它”（《古兰经》26:198-26:199）。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古兰经》不能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也确实一度被明文禁止翻译。直到18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一世还坚决反对翻译《古兰经》，严格禁止土耳其文译本的印刷和发行。
伊斯兰教主流不主张翻译《古兰经》，但翻译活动却早就有之。特别是随着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大，一些非阿拉伯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后，翻译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穆罕默德的弟子、波斯人赛勒曼曾应波斯穆斯林所请，把《古兰经》第一章翻译为波斯文，开启了翻译《古兰经》的先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欧洲基督教教会的拉丁语版《古兰经》，是第一个完整翻译《古兰经》，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非阿拉伯语版本。当时，为了配合十字军东征、服务于反对伊斯兰教的目的，教会开始把《古兰经》翻译成欧洲文化和宗教通用的拉丁语。在1141-1143年，法国克律尼修道院院长彼德应教会要求制定并主持了翻译工作，在英国人罗伯特和一位叫作穆罕默德的穆斯林的协助下，完成了《古兰经》的翻译工作。
伊斯兰教主流打破翻译《古兰经》禁忌，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对破除这种禁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艾资哈尔大学校长穆斯塔法的论文《关于〈古兰经〉的翻译及与之有关的教法规定的研究》，在1936年的《艾资哈尔大学学报》第7期上刊发后，艾资哈尔大学很快就制定了一个翻译《古兰经》的计划，冲破了历史上长期禁止翻译《古兰经》的障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古兰经》在世界上有140多种语言、近千个译本。
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译本，是由汉族学者李铁铮根据日文坂本健一版，参照英文路德维尔版转译的，于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目前，我国有包括国家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等在内的20多个《古兰经》译本。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马坚教授翻译的《古兰经》，在1986年被沙特阿拉伯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与阿拉伯语合璧，印刷并分赠各国，目前是流传最广、最受中国学界和穆斯林推崇的汉文译本；民族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买买提·赛来翻译的《古兰经》现代维吾尔文版，于1989年出版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马哈茂德翻译的《古兰经》哈萨克文版，于2003年出版了玉赛因翻译的《古兰经》柯尔克孜文版；1996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也出版了韵文的中文版《古兰经》译本，但该版本在一些关键译法上有瑕疵，且其中还夹杂了一些敌视大陆的不良言论，实不足取。
五 贝杜因人
“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更加不信的，是更加伪信的，是更不能明白真主降示其使者的法度的”（《古兰经》9:97）。
“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把自己所捐献的钱财当做罚金，并等待着你们遭难。愿他们遭遇厄运”（《古兰经》9:98）。
游牧的阿拉伯人，阿拉伯语音译为贝杜因人。从语源学角度来说，阿拉伯（Arab）是一个闪米特语的名词，意思是沙漠或沙漠里的居民，是对阿拉伯沙漠及其居民，也就是贝杜因人的统称，当时并没有民族的含义。《以赛亚书》（21:13，13:20）和《耶利米书》（3:2），对希伯来语的名词“阿拉伯（Ereb）”也作了同样解释。大约从公元3世纪始，阿拉伯这个名词开始专指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有了阿拉伯民族的初步含义。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就有了专指游牧人的称呼“游牧的阿拉伯人”，也就是“贝杜因人”这一专用名词。
阿拉伯半岛的自然条件，将阿拉伯人大体分为两类：游牧的贝杜因人和定居的人民，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定居人民的血液，常因游牧人民的血统而获得更新的机会”[59]。无论是游牧者，还是定居者，遵循的都是游牧制度，崇尚的是逐水草而生的贝杜因文化。
哪里有水草，就到哪里去放牧，逐水草而漂泊，这是贝杜因人的基本生存规律。但是，贝杜因人的漂泊，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这与为漂泊而漂泊的吉普赛人截然不同。“游牧制度是内夫德地区的一种科学生存方式，正如工业制度是底特律和曼彻斯特的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一样。”[60]
贝杜因人的生活模式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一直到今天，阿拉伯半岛的贝杜因人的生活模式与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生活模式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依然喜欢居住在祖先们居住过的，用羊毛或骆驼毛编织成的帐篷里，依然在他们祖先曾经放牧过的草地上放牧。“变化、进步、发展，都不在他所愿意遵守的规律之列。他受不到外来的观念和风俗的影响”，“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有许多帝国灭亡了，又有许多帝国兴起来，荒凉的沙漠里的贝杜因人，却依然如故”。[61]贝杜因人和骆驼、椰枣、沙漠构成了阿拉伯半岛的四大基本特征，历经数千年而不变。
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严重缺水、气候炎热、道路难辨、食品匮乏。这些特点，使任何想征服贝杜因人的力量都望而却步，沙漠是贝杜因人神圣的守护者和牢不可破的防线。也正是因为如此，贝杜因人一般不大屈服于外来的束缚。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特点。
贝杜因人的基本食物是椰枣、奶和肉类；衣着也极其简单，一袭飘逸的阿拉伯长袍和一块头巾构成了他们基本的装束。这些生活习俗，既反映了阿拉伯半岛艰难的生存环境，也表明了阿拉伯人坚韧和耐劳的美德。这种传统的美德，保证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能继续繁衍生息，但面对艰难无所作为的消极和保守心理，也是这种美德带来的消极面。因此，一个贝杜因人把所属的部落看作是自己的唯一庇护所，把对自己部落的忠诚看作是最大的忠诚。而对其他的部落，既漠不关心，偶尔还会将其当作劫掠的对象。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纪律、秩序、权威，与贝杜因人基本无缘。史料记载，一个贝杜因人曾祈祷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穆罕默德，不要怜悯别的任何人。”“自易司马仪的时代起，游牧的阿拉比亚人，是反对一切人的，一切人也都是反对他的。”[62]这是贝杜因人的第二个特点。
氏族是贝杜因人社会的基础。每个帐篷代表一个家庭，若干帐篷构成一个区域，同区域的人员组成一个氏族，有亲戚关系的氏族结成一个部落。在一个部落里，他们只服从一个领袖的权威，使用同一个口号。血缘关系，是维系部落组织的最主要因素。某部落的成员，若杀害了本部落的人，这个部落的任何人都不保护他；他若杀了外族的人，两个部落之间就要发生血亲复仇。依照沙漠里的法律，血债要用血来偿。因此，一件仇杀，可能会导致两个部落数十年的战争。如，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人和北部的穆达尔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百余年，打得难解难分，而双方当事者并没有人真正知道战争的起因，连历史学家也实在难以考证；再如，同属瓦伊勒部落的太格里卜族、伯克尔族，因为太格里卜族的首领伤害了伯克尔族一位老妇人的母骆驼，两者之间的复仇战争居然延续了40多年，最后近乎同归于尽[63]。
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各部族之间的战争，都是以报仇为宗旨的。这种生存方式，造就了阿拉伯人强烈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包含着对本族人无止境、无条件的忠诚和依靠。阿拉伯游吟诗人曾唱道：“你忠于你的部族吧！部族是有权命令本部族成员抛弃自己妻子的。”贝杜因人的宗派主义倾向，是其个人主义的延续和发展。他们认为本氏族或部落的生存是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其他氏族和部落则是自己的合法牺牲品，可以任意加以掠夺和杀害。伊斯兰教出现后，先知穆罕默德以严厉的教规和可怕的诅咒，想从阿拉伯人心目中消除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顽疾，开始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在伊斯兰教后来的发展中，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再次抬头，“终于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64]。这是贝杜因人的第三个特点。
贝杜因人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部族的领袖称为“筛赫”（阿拉伯语“老人家”的音译），是由部落全体人员在有资格的成员中选举产生的，他通过部族会议决定大小事情。筛赫和部族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日常见面中也没有等级方面的繁文缛节。强烈的平等观念，是贝杜因人的第四个特点。
贝杜因人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贵族，是一切众生中十全十美的典范，是最尊贵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纯洁的血统、伶俐的口齿、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宝马十分得意，对自己血统和宗谱的高贵，更是感到无比自豪。贝杜因人对自己出身的认识和重视，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罕见的。许多贝杜因人把自己的出身追溯到了人类的始祖阿丹，有的把自己的出身追溯到了先知易卜拉欣。对自身的自豪和骄傲，构成了贝杜因人的第五个特点。
贝杜因人具有信守承诺、豪侠仗义、济困扶危、热情慷慨等美德。但是，这种美德的适用范围，仅仅限于本人、本氏族和其所在部落，对他人和氏族、部族以外的人，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倭马亚王朝早期的诗人顾托密曾用四句诗描绘贝杜因人的这个特点，“我们以劫掠为天生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65]。其实，这种特点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文明轶事》开卷就指出：“人类将近所有的群体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有这样的观念：其他群体都低于自己的群体。美洲的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最伟大的神灵所造，应作为世人追求的典范。有一个印第安部族称自己为‘人上人’，而称其他部落为‘人中人’。加勒比人声称：‘只有我们才是人’……这导致的结果是，他们不曾想到与其他部落成员交往时，需要遵循本部落成员之间所应遵循的那些道德约束，并公然认为伦理道德的作用，是加强本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以对付其他群体，道德律令和禁戒只适应于本族人，至于其他人，只要不是作为客人，允许尽可能地予以打击。”伊斯兰教创立之初，先知穆罕默德为打破贝杜因人这种狭隘的道德观和禁忌观，曾下了很大的力气，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伊斯兰教得以迅速发展，跟这种观念得到纠正有很大关系，而其后来的衰败，也与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再次抬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这个难题是世界性的，至今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六 麦加
“他曾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手，也制止你们在战胜他们之后在麦加山谷中对他们下手，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48:24）。
“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古兰经》3:96）。
麦加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大圣地，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全世界穆斯林礼拜朝向和朝觐的中心。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麦加先后被翻译为“天方”“墨迦”“墨克”等，古称“乌姆·古拉”。有关麦加一词来源的说法甚多。有的学者认为来源于古巴比伦语的“麦卡”一词，意思为“房屋”；有的学者认为来源于古阿拉伯萨巴语的“神圣”一词；有的学者认为来源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方言“寺庙”一词；古希腊天文学家称麦加为麦科莱伯（Maceraba，即圣地）。
麦加的位置，坐落在今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赛拉特山希贾兹的一条狭窄的山谷里。麦加自古就是繁荣的商业城镇和交通要地，来自亚非和地中海地区的商队汇集于此。城内的克尔白神殿，是古代阿拉伯各部落多神祭祀和朝拜、朝觐的中心。大约在公元440年，贝杜因人古莱氏部落首领库赛伊驱逐了占据麦加的胡扎尔部落，成为掌管麦加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克尔白神殿的最高祭祀。到公元6世纪时，麦加的商业繁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并成为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同时，麦加的繁荣极大地冲击了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制度，并导致原始部落制度的逐步解体。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古莱氏部落的哈希姆家族。公元610年，他接受真主安拉的启示，以安拉使者的身份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反对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号召信奉独一的安拉。由于麦加贵族和多神教教徒的迫害，公元622年，穆罕默德率穆斯林由麦加迁往麦地那。起初，穆斯林礼拜的方向是耶路撒冷，公元623年穆罕默德宣布麦加克尔白是穆斯林的礼拜朝向，从此全世界穆斯林都朝向麦加克尔白做礼拜。公元629年，穆罕默德接受安拉的启示，宣布朝觐麦加是伊斯兰教的主命，规定有条件的穆斯林要到麦加朝觐。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军队解放麦加，清除了克尔白神殿里多神教的360尊偶像，只保留了神圣的黑石。公元631年，克尔白成为穆斯林朝觐的中心，其周围被划为禁地，非穆斯林不得再到麦加朝觐，从而确立了麦加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地的地位。公元632年，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在阿拉法特山上发表了著名的朝觐演说。从公元13世纪起，麦加曾先后被埃及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1925年，麦加归属于内志国王伊本·沙特管辖；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国后，麦加被尊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之都”。
麦加旧城坐落在被称为“易卜拉欣洼地”的干涸河谷，有中古时期特征的宗教建筑全和宫殿，街道两侧保留有古色古香的店铺。当地的服饰、语言和习俗，还保留着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某些风貌。旧城西部是新市区，多是高楼大厦，具有浓厚的现代城市景象。
著名的麦加清真寺坐落在麦加城中心，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仅巡游广场就有1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0万穆斯林做礼拜。麦加清真寺广场中央是举世闻名的克尔白，东南侧是渗渗泉，东侧为“易卜拉欣立足处”。麦加的圣地还有城东20公里处的阿拉法特山、米纳山谷，这是朝觐者站山举行大典、诵经、祈祷、投石驱鬼、宰牲等活动之处。在麦加城北5公里处，有先知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安拉启示的希拉山洞。城南约6公里处，有先知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途中为躲避古莱氏人追击而藏身的骚尔山洞。
七 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衰败
“罗马人已败北于最近的地方。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在那日，信道的人将要欢喜。这是由于真主的援助，他援助他所意欲者。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30:2-30:5）。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公元6世纪到7世纪初，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交替控制阿拉伯半岛，这段历史被这两位“霸主”的争斗所占据。
罗马帝国败衰之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暂时得以幸存。在查士丁尼（公元528-565）领导期间，东罗马帝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和安定。但在查士丁尼去世后半个世纪，拜占庭帝国又因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在外族入侵下重蹈罗马帝国覆辙，陷入了混乱。
拜占庭帝国当时的强劲对手是波斯的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幅员辽阔，国土面积最大时，统辖着东至今伊朗、阿富汗东部边疆，西到今伊拉克和美索不达米亚西部边缘的广大区域，其首都泰西封位于今巴格达东南35公里处。查士丁尼后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王朝曾达成了为期50年的和平协议，但是协议后来被萨珊人撕毁。公元614年，萨珊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洗劫了耶路撒冷，抢走了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公元627年，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在尼尼微决战，击败了萨珊王朝军队，并兵临泰西封城下。经过长达近3年的谈判，精疲力竭的拜占庭人终于从萨珊人手中，索回了被抢走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并重置于耶路撒冷。在这场战役中，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皆以举国之力争霸，萨珊王朝以失败告终，随之陷入了内乱和解体的局面。拜占庭人虽略胜，但也耗尽了最宝贵的资源，从此一蹶不振。
处于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两大帝国之间的阿拉伯半岛，在两霸争夺过程中或被交替统治，或被拉拢，或被分而治之。到公元7世纪初，在连绵战争的拖累下，在内部连续不断起义的冲击下，再加上统治者极度的愚昧和腐败，两大帝国已经是日薄西山。这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伊斯兰教诞生和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的最重要的有利条件。爱德华·吉本在谈到这点时，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国家，因波斯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教会也被内斯特派和一性派闹得乌烟瘴气……（穆罕默德）这位阿拉伯先知的才能、他的民族性格和他的宗教精神，都和东部帝国的衰亡有一定关系”[66]。恩格斯也曾经就伊斯兰教产生的背景专门指出，“伊斯兰教是伴随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而产生的”[67]。
八 六七世纪之交的阿拉伯半岛
“当太阳黯黮的时候，当星宿零落的时候，当山峦崩溃的时候，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当野兽被集合的时候，当海洋澎湃的时候，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当活埋的女孩被询问的时候：‘你为什么罪过而遭杀害呢？’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当火狱被燃着的时候，当乐园被送近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所作过的善恶”（《古兰经》81:1-81:14）。
“当苍穹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堕的时候，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古兰经》82:1-82:5）。
真主的启示，明示了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宗教、经济、政治等情形。
拜占庭帝国的衰败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虚弱，为阿拉伯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宗教和精神统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在公元6至7世纪之交，阿拉伯社会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的时代。若干主要矛盾的积聚，在呼唤伊斯兰教的诞生。而作为阿拉伯半岛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的麦加，则成为阿拉伯半岛所有矛盾的集聚地和矛盾的焦点所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教发祥地之所以在麦加的历史原因。
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在被波斯统治期间，就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其他广大的贝杜因人地区，原始社会逐渐解体，麦加、也斯里卜（后更名为“麦地那”，被伊斯兰教称为“先知之城”）、塔伊夫等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奴隶制也占据了优势地位。奴隶主霸占着沙漠中宝贵的绿洲和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还经营商业、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穷苦人。“大的奴隶主往往蓄奴上千，家财累万。”[68]这种社会的严重不平等，与阿拉伯传统文化中一贯倡导的平等观念严重冲突，社会上呼唤平等的呼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
阿拉伯半岛部落之间的仇杀已近于失控状态。作为古阿拉伯半岛社会基础的氏族和部落制度，在世纪之交也悄然变味。在过去的氏族和部落制度下，要求每个成员对同族人要绝对忠诚，视本氏族和部落的利益高于一切；氏族部落成员杀害了本族的人，得不到任何保护，而若侵害了外族人，则本族成员将不问缘由而全力帮助，这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延续以千年计的“血亲复仇”战争传统。但到了公元6至7世纪之交时期，“血亲复仇”已经沦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借口，复仇战争的目的更大意义上已经变为获取战利品的牟利行为，而战利品又被奴隶主据为己有。“血亲复仇”战争传统，已经由过去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和矛盾，演化成氏族部落奴隶主之间争夺财富的战争和矛盾。出于对财富的贪婪追求，新的“血亲复仇”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惨烈，以至于整个阿拉伯半岛难有宁日。为此，连奴隶主们也感到深受影响，所以彼此达成协议，规定每年的1月、7月、11月和12月为禁月，禁月期间不得打仗。阿拉伯半岛民众呼唤制止“血亲复仇”战争、呼唤和平与安定的呼声越来越高。
社会制度变化造成了恶政之患。在阿拉伯半岛传统社会的变迁和解体过程中，新旧制度中的消极因素得到了强化。如，传统氏族部落对成员的控制力和奴隶制之下奴隶主对奴隶的私有制相结合，使得氏族部落的内聚力更强，唯我独尊和自高自大的情绪日甚，蔑视和轻视其他氏族部落的宗派主义日趋强烈。这种情况加剧了阿拉伯半岛的分裂状态，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给邻近国家的入侵和蹂躏提供了机会。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已经成为阿拉伯有识之士们不懈追求的政治梦想和民族希望之所在。
民族矛盾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阿拉伯半岛连接亚非两大洲，自古就是东西方海陆交通要道和枢纽，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处。非洲的各种特产、印度的知名香料、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等，通过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实现了源源不断的流通和交易。也正是如此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使阿拉伯半岛历来成为强邻垂涎和争夺的目标。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波斯萨珊王朝，以及拜占庭帝国的代理人、临近阿拉伯半岛的埃塞俄比亚人，都曾全部或部分占领过阿拉伯半岛。公元572年，埃塞俄比亚和萨珊王朝为争夺阿拉伯半岛的战争，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战争摧毁了号称“阿拉伯粮仓”的也门的农业和经济体系，灌溉系统荒废、商业急剧衰落、城市陷入萧条，导致整个阿拉伯半岛经济的严重衰退。二是传统商道的改变，严重打击了阿拉伯半岛社会各个阶层。波斯萨珊王朝占领也门后，非洲、印度和中国的大宗商品不再经由也门至半岛西部红海海岸，到达叙利亚、伊拉克的路线，而是如马克思所说，阿拉伯传统商道被“改经波斯湾到达两河流域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的路线”[69]。这两个原因加深了阿拉伯固有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阿拉伯奴隶主受到沉重打击，靠过境贸易谋生的□夫、搬运夫和为商队引路、保卫的人也无业可操。为了转嫁危机，奴隶主加剧了对奴隶和平民的压榨，商业资本大量投身高利贷行业，利息高达本金的一倍以上，因高利贷而破产、家破人亡者随处可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以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70]。在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下，阿拉伯社会各个阶层出现了集体反思，“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71]。
麦加特殊的地位，使其成为阿拉伯半岛各种矛盾会聚之地。麦加是阿拉伯半岛南北商业通道的枢纽，克尔白附近的渗渗泉，为过往商旅提供水源；作为天房所在地，每年禁月来朝拜的人源源不断；麦加的集市，既是商品交易中心，又是诗歌比赛的重要场所，还是外国商人带来的希腊、罗马、波斯等外国文化思想的集中地。麦加的居民主要是古莱氏部落，其奴隶主贵族享有守护克尔白、主持朝拜和朝觐、征收集市税款、管理渗渗泉、评选优秀诗人等特权，并从中大受其益。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古莱氏贵族善于吞并弱小者和孤儿的财产。真主曾专门启示警示说：“你曾见否认报应日的人吗？他就是那个呵斥孤儿，且不勉励人赈济贫民的人”（《古兰经》107:1-107:3）。他们还买卖奴隶、放高利贷、向附近部落和过往商旅征收重税，在商业贸易中克扣斤两、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敛聚财富。真主曾专门启示警示他们，“当时，他们曾盟誓，他们必定在早晨收获园圃中的果实，并不留一部分给贫民。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从你的主发出的灾难降临那个园圃，一旦之间变成焦土一样”（《古兰经》68:17-68:20）。奴隶主们过着荒淫无耻、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奴隶和平民则马牛不如，难得一饱。
公元570-590年，古莱氏部落与哈瓦津部落连续进行了4次战争；古莱氏为了打击塔伊夫的竞争对手，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禁月惯例，发动了“违禁的战争”；麦加的古莱氏部落和麦地那的氏族部落互为仇敌，战火长期不熄。麦加因其特殊的地位，先后受到波斯、埃塞俄比亚等外族入侵毁灭的危险，民族矛盾也很突出。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商道改变后，以商业为生的麦加遭受的损失，较阿拉伯半岛其他地方更甚。
总之，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交的阿拉伯半岛，各种矛盾的集聚，预示着一场重大社会变革的来临：面对外敌的入侵和威胁，人们要求联合起来以求民族生存；奴隶主贵族为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强化自己的权势，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普通平民阶层则要求结束氏族部落的割据状态，以改善自身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大量的奴隶阶层，也为免于鞭打、酷刑、侮辱等，而渴望有人为自己指示出路。伊斯兰教的出现，就是阿拉伯社会政治改革和经济变革要求在宗教、精神，乃至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时代的选择。在这些时代背景下，穆罕默德向崇拜偶像的部落贵族们，向麦加的奴隶主和居民们宣布了真主的启示，“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是真主使你们脱离那个火坑。真主如此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遵循正道”（《古兰经》3:103）。“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古兰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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