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江青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后，江青被送到了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隔离地点。让马晓先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上在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即安排她继续留在江青身边。因此她陪着江青，乘坐同一辆车来到隔离地点。
轿车走的是地下通道，马晓先开始也不知道这是去往何处。然而，当她们下车，在经过过道，走入到房间里面后，马晓先渐渐地感觉到这过道，这房间，并不是一个她全然陌生的地方。
她此刻是在一个地下建筑中，这里的走廊和房子里墙的下半截，有用水曲柳的材料装饰的护板，在当时是很高级的。马晓先想起来了，在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被送到一个地下建筑中，进行了一系列长期保存的处理。她曾跟随有关的人员来看过，对那个地下建筑内的环境、装饰的样子还有些印象。她又仔细环顾了一下周围，再次确认这里的环境和装饰，是和处理毛泽东遗体的地方一样的。
在马晓先估计到自己此刻所在的地点时，她感觉到江青好像也发现了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因为在对毛泽东的遗体进行处理时，江青也到场观看过。一天，她问马晓先：“这是什么地方？”马晓先说：“我也不知道。”
她见马晓先这样回答，便不再问了，眼睛使劲盯着四壁看，凝思苦想。她想了一阵子，若有所悟地点点头，继而对马晓先说了一句：“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在和江青的接触中，马晓先对江青的精明早有领教，因此她推测江青对自己所处的地点已经心中有数了。
就这样，马晓先从她熟悉和经常相处的领导和同志身边悄然消失了，在她曾经到过的这个地下建筑中，和江青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为了保密，马晓先在这几个月里，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和所有的亲人都通不了音讯，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也全然不知。
马晓先和江青的所有活动、全部生活，都在地下建筑中。吃饭、喝水，都是由警卫人员送到房间里来。由于始终见不到阳光，马晓先提出需要一盏太阳灯，从此以后她们每天就通过太阳灯来感受阳光的照射。
回不了家，见不到亲人，和一切熟悉的人隔绝了联系，却和一个她极不情愿面对的人天天拘在同一个地下室内，长时间地见不到阳光，失去了往日的正常生活……但这对马晓先来说，都算不上是什么难以忍受的，她回顾说当时最折磨人的，是如何适应突然变化的自我心理调整。
作为马晓先护理对象的江青，虽说她对自己今后的处境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从至高无上跌落到深渊的变化总需要适应期。被拘禁于地下室的她，当内心的敌对、不满、焦躁和怨恨泛起时，却没有其他发泄对象，就都辗转间接地迁怒于马晓先一人。这不仅给马晓先的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也常常搅得马晓先心绪欠佳。
但是组织上已经把在地下建筑中护理江青的任务交给马晓先了，她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好，因此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己说服解答自己的困惑疑虑，自己安抚自己内心的不安情绪；还要照顾好江青的生活，并帮助她尽快地实现从倚赖他人服侍到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转变。
马晓先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在如何对待江青这个问题上，就让她苦思和苦恼了很久，心情特别复杂。对粉碎“四人帮”，拘禁江青，马晓先的心情和当时郭沫若《满江红》词中表达的一样，是“大快人心事”。而且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比普通人更多地看到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那个时候，许多被安排到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她接触没多久，就都盼着能早点调离。但当时的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毛泽东的夫人，她享有这样的待遇，因此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一天，就必须尽职尽责地做好一天的工作，但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成天提心吊胆，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反革命的帽子会扣到自己头上。
如今，“四人帮”被打倒了，江青受到拘禁审查，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她已经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成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划到反革命的范畴里了。原有的待遇被剥夺了，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人员，既为这顺应党心、民意的好事欢欣，又为自己从此得到解脱庆幸。
因为拘禁“四人帮”是极为秘密的，一般的人都不知道，所以马晓先说：“行动一结束，我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江青被拘禁的消息，告诉以往在她身边受了许多委屈并遭到迫害的护士小周和小赵，她们知道了会高兴死了。”
可是马晓先的兴奋只在内心停留了一瞬间，她不仅没有得到解脱，而且还要在更多的时间里看护难以相处的江青。从常人的角度看，此时的看护工作，交给一个和江青根本不相识的、没有任何渊源关系的人来做，或许还好一些，可免除看护者过多的思想负担和顾虑。
但是从更深远更周密的角度细究，派马晓先也许更合适稳妥。一来她已经从事了多年的护理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二来她毕竟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三年，对江青的身体情况、习性脾气已经有所了解，一旦出现稍微复杂的情况，能够比较好地应对。而一个陌生人的到来，可能会引起江青的激烈排斥，同时若在出现复杂情况时处置失当，就可能酿出无可挽救的非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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