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也曾受命护理一些濒临和处于被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像朱德、刘少奇等。但一来这些人以往在人们心目中都是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二来在接触中，感觉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三来当她到他们身边工作时，他们的情况基本已经定了，她没有在他们身边经历从领袖到“走资派”的转变，也不需要做从笑脸到冷眼的调整。护理他们，马晓先没有太大的思想障碍，基本能够心情平静地做好工作。
但对江青却有着很大的不同，10月6日前后，仅仅一夜之隔，江青就从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此前，工作性质是为首长服务；之后，则有了看管的性质。两个人的角色都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换，内心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却还要如影随形地呆在一起。
毕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江青过惯了由人照顾的生活。在她被隔离审查的初期，一下子把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撤掉不行，要改变以前的状况，也得让她有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因此对江青不光是看管掌握情况，还得照顾好她，保证她的健康，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
过去，江青身边有一个工作班子，包括秘书、警卫、医护人员、厨师。出了什么事情、受到什么委屈，大家都互相理解，可以在一起说说，商议排解。就照顾江青的生活而言，也是由几个人分担，偶尔出现纠纷，还有规避回旋的余地。
而此刻，一切都由马晓先一个人全盘接下，所有的问题，也只能由她一个人来应对。没有人来具体指点，也没有丝毫经验可参照，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与江青相处，她只能自己谨慎地摸索。一向乐观爽快单纯的马晓先，在那些日子里变得沉寂寡言了。
就是因为陷于这种从未有过的经历和煎熬之中，在最初的大约一个星期时间里，马晓先的精神绷得非常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每天在看护江青睡下后，她顶多能睡上一个小时。马晓先非常担心由于睡眠不足，导致白天工作出纰漏，于是就跟领导提出要一些安眠药，但领导没有同意。
她又向其他能见到的人要，但有些人虽然能拿到安眠药，却不敢自作主张，谁也不敢给她安眠药。许多年后，马晓先说：“我能体谅他们的，因为我当时是和江青在一起。给我安眠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身边的江青出了问题，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而谁又敢断定是我要安眠药而不是江青呢？但在当时我内心是有怨言的：你们又要我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又不帮我睡好觉，要不了几天我就趴下啦，出了问题谁担待得起？身心极度疲惫，又严重睡眠不足，马晓先说她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在有一天，马晓先碰到了比较熟悉的司机俞师傅。她对俞师傅说：“帮我弄点药来吧。”俞师傅问：“治什么病的药啊？”马晓先说：“是治老毛病的药。”结果第二天俞师傅就给马晓先送来了治妇科的药。
马晓先接过一看，说：“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呀？”俞师傅说：“你不是说治老毛病的药吗？”马晓先说：“我是说治睡不着觉的老毛病，我要睡觉的药。”又过了两天，俞师傅给马晓先送来了六片速可眠。
“哎哟，当时我拿到这六片药如获至宝。俞师傅一个劲地叮嘱我，说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给你送安眠药了啊！要是我给你安眠药的事被别人知道了，我可就犯大错误了！我说你放心吧，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回到自己的房间，我马上吃了两颗，终于沉沉地睡了一觉。”三十多年过去了，马晓先说起这事还是有些激动。
如今，生活中已经远离“以阶级斗争为纲”那种历史环境的人们，是根本无法理解处在那种状态下的马晓先所面临的苦恼。她内心必须恪守敌我界限，但又不能把爱憎分明地流露于外表。如果由于她的刺激或照顾不周，导致江青的生活和身体出现什么问题，这个责任她负担不起；但如果她尺度把握不好，又可能受到丧失政治立场的质疑，谁又愿意与“四人帮”牵上瓜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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