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效应

    萨洛蒙·安德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探险家，为了得到北极圈内有关的科学数据，填补地图上的空白，他组织了一次北极探险。

    1895年，经过周密计算和安排，安德烈在瑞典科学院正式提出乘飞艇到北极探险的计划。在此之前，安德烈曾在美国学习了有关航空学的全部理论，并且制造过由气球而发展起来的飞艇，有关飞行试验在美国和欧洲曾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便是经费问题，由于人们对此不信任和不关心，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提供经费。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说起。

    安德烈整天奔波，挨家挨户去找那些大富豪和大企业家，但有谁愿意投资干一项与己毫无关系的事业呢？又有谁愿意投资于一项也许没有任何成功机会的冒险事业呢？安德烈每天总是带着失望和疲倦回到家里。

    经过很长时间的奔波，总算有一位好心而开明的大企业家表示愿意提供赞助，他甚至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同时他还向安德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希望这项冒险计划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是不是削弱了这次探险的意义呢？

    安德烈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决定让安德烈继续去募捐、扩大影响。但是，尽管安德烈想尽办法，跑遍全城人们的反应仍然很冷淡。安德烈非常着急，情急生智，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探险计划写成一篇极其详细严谨的论文，用大量证据论证了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及其意义，然后，他请那位开明的企业家想方设法把这份文章呈献给国王。

    经过很多周折，国王终于见到了这篇文章，他对这个大胆的计划感到很新奇，于是召见了安德烈，并询问有关探险的一些具体情况。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最后安德烈要求国王象征性地提供一些小小的赞助，国王慨然应允。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新闻界对国王关注此事都予以了报道。既然国王都对这件事感兴趣，那么许多名流、富豪也都跟着对探险一事纷纷予以关心，捐赠了大笔费用。许多普通民众也因此开始对这项计划感兴趣了，大家都明白了探险的意义。安德烈的事业终于不再是他一个人苦苦奔波的事业，而是变成了一项公众的事业。安德烈终于成功了！

    巧借他人的力量和威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韬略。安德烈正是借助国王的力量，才使自己的探险事业取得了成功。

    推荐信的重要性

    清政府的官场中历来靠后台，走后门，求人写推荐信。军机大臣左宗棠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说：“一个人只要有本事，自会有人用他。”左宗棠有个知己的儿子名叫黄兰阶，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候到实缺。他见别人都有大官写推荐信，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很要好，就跑到北京来找左宗棠。左宗棠见了故人之子，十分客气，但当黄兰阶一提出想让他写推荐信给福建总督时，当时就变了脸，几句话就将黄兰阶打发走了。

    黄兰阶又气又恨，离开左相府，就闲逛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忽然，他见到一个小店老板学写左宗棠字体，十分逼真，心中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他让店主写了柄扇子，落了款，得意扬扬地摇回福州。

    这天是参见总督的日子，黄兰阶手摇纸扇，径直走到总督堂上。总督见了很奇怪，问：“外面很热吗？都立秋了，老兄还拿扇子摇个不停。”

    黄兰阶把扇子一晃：“不瞒大帅说，外边天气并不太热，只是我这柄扇是我此次进京，左宗棠大人亲送的，所以舍不得放手。”

    总督吃了一惊，心想：我以为这姓黄的没有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任命他实缺，不想他却有这么个大后台。左宗棠天天跟皇上见面，他若恨我，只需在皇上面前说个一句半句，我可就吃不住了。总督要过黄兰阶扇子仔细察看，确系左宗棠笔迹，一点不差。他将扇子还与黄兰阶，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堂，找到师爷商议此事，第二天就给黄兰阶挂牌任了知县。

    黄兰阶不几年就升到了四品道台。总督一次进京，见了左宗棠，讨好地说：“宗棠大人故友之子黄兰阶，如今在敝省当了道台了。”

    左宗棠笑道：“是嘛！那次他来找我，我就对他说：‘只要有本事，自有识货人。’老兄就很识人才嘛！”

    黄兰阶能够官拜道台，是以左宗棠这个大贵人为背景，让总督这个小贵人给他升了官，实在是棋高一着的鬼点子。当然欺世盗名和瞒天过海是应该遭受谴责的，清政府的官场腐败也令人惊诧而痛恨。

    单从借力的角度，为自己寻求一些贵人作为背景，从而使自己尽快得到提拔，英雄有用武之地，却是很值得研究的。现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给诸位提供四项具体可行的建议：

    （1）找寻贵人

    是指在层级组织中职位比你高且能帮助你晋升的人。有时你得费心地去分辨谁具有这种能力。你或许以为，你的晋升几率取决于顶头上司对你的评语好坏，这观念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更高的管理阶层可能觉得你的顶头上司已到了不胜任的阶层，因而可能不在乎他的推荐和好恶。所以，不要太肤浅，仔细深入观察，你将能找到能帮助你晋升的贵人。

    （2）激励贵人

    不激励贵人等于没有贵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层级组织里，贵人帮助你往上晋升后他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不帮助你晋升，他有什么损失。让贵人明白其中的得失，会让人更有把握成功。

    （3）以退为进

    康庄大道永远是最好的途径。试想你正置身于游泳池内，你努力地往高处的跳水板爬，可是当你爬到半途时，前面一名也想跳水的人挡住了你的去路。那人爬到一半便已失去了勇气，双眼紧闭，死命地抓住栏杆，既不会掉下来，也不再向上爬，而你就无法超越他。这时，站在跳水板上的朋友虽然拼命为你呐喊加油，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同样地，在工作上的层级组织中，如果你的上一层职位被某一个不胜任者占住，那么你花再多力气或你的贵人再有心提拔你，也都将徒劳无功。

    为了到达跳水板顶端，你必须爬下那座被堵塞了的阶梯，横越到另一侧没有障碍的阶梯，然后再顺利地爬上顶端。同样地，在层级组织中，你必须离开挡路人那条升迁通道，然后从另一个没有阻碍的通道往上晋升。如果那人仍有资格获得晋升，他便不算是挡路人，而你也不必躲开他。只要稍加忍耐多等一些时日，他将获得晋升，届时出现空缺，你的贵人便能立即提拔你。

    （4）争取多位贵人的提拔

    “多位贵人的共同提拔，可产生乘数的提拔效果（指贵人人数乘以个别提拔效果）。”

    乘数效果的产生，系由于这些贵人在他们的谈话里，不断地互相强化你的优点，因而使他们决心提拔你。假使你只有一个贵人，你便得不到这种强化的效果。所以，拥有多位贵人便能获得更多晋升的机会。

    肥水不流外人田

    中国的老乡关系是很特殊的，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既然是同乡，那涉及某种实际利益的时候，“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让“圈子”内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给予适当的“照顾”。

    如此看来，如何搞好老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以多几个朋友，最重要的是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也许一辈子都会受益无穷。

    讲老乡，就必须讲地域，老乡的判断标准就是从地域来分的：一个村、一个乡、一个镇，大到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都可以称之为“老乡”。就是到了外国，碰到同一国籍的人，也可以称为“老乡”。

    既然是老乡，就必然有共同的特点存在于双方之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乡音”。

    中国的语音丰富多彩，历史悠长，由于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及民风的影响，到今天来说，中国大致可分为七大方言区。虽然七个方言区都是源自汉语，但在表达方式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发音上，同一个词语或句子从不同方言区的人嘴里说出来，你会发现许多不同之处，那差别有时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令你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你也会感叹中华语言的魅力所在。正是有了这些方言，才会使中华语言多姿多彩；也正是有了这些方言，对于后人研究先人的地域文化及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为了一点，乡音是很特殊但又普通的一种声音，而它在对于处理老乡关系上，却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代的大太监李莲英的发迹可以说正是运用了此种技巧。在封建社会，很多贫苦人家的子弟，为生活所迫，只好到宫里当太监，过着不男不女、屈辱的生活。但李莲英却是与众不同，他进宫当太监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出人头地，毕竟，在过去的历史，太监专权、富可敌国的例子不在少数。

    可在当时，有这种目的的并不只有李莲英一个人，若没有一点关系的还真进不去。

    李莲英出身贫苦，个子瘦小，若以当时清朝宫廷太监的标准来衡量，他是根本不够资格的。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莲英听说在宫廷中有一个太监是他老乡，且是同一村的。

    于是，李莲英大胆地去找了这个老乡。

    李莲英当时很穷，没有钱买东西去送礼。但他知道这位老乡很重乡情，怎样做才能引起老乡的注意却一直在困扰着他。

    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他瞅准了正是这位老乡出来当值时，他才去报名，然后用一口地道的家乡话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与籍贯。李莲英的这位老乡听到这声音，身体不由抖了一下，遂抬头看了看眼前的这位小老乡，心里暗暗记了下来。

    后来，在这位老乡的帮助下，李莲英做了慈禧太后梳头屋里的太监，以梳得一头好发型深得慈禧宠爱，最后成了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

    李莲英只说了几句话，就博取了对方的注意与好感。但要注意的是，这几句话是家乡话，是乡音，而对方也恰巧是同乡人，且又同处异乡，在这种情况下，李莲英能轻而易举地争到了一个名额就不足为奇了。

    用家乡话作见面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它不需要物质上的东西。在这里，有一点是相当重要的，那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场合，最好是在异乡。因为在异乡才会有恋乡情绪，才会“爱乡及人”，这时再来个“他乡遇老乡”，哪有不欣喜之理。对方离乡愈久，离乡愈远，心中的那份情就越沉、越深，因此，越是这种情况，越要运用“乡音”这种技巧，你就会得到老乡所带给你的种种好处。

    另外，还有一种场合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一定的公共场合与交际场合上。在这些场合中，一般是较为正式的，都有正式的社交礼仪与社交技巧，这时就尽量少用“乡音”

    去找老乡，希望对方引起共鸣。其实，这样做经常会弄巧成拙，正式场合中满口方言，不是你老乡的会诧异地看着你，从心底会有一种不自主的排斥感；而就是你的老乡，也会在心里认为你缺乏教养、举止不文明或“丢面子”，更别说老乡在这个时候会附和你，从心里感到欣喜异常了。

    总之，在老乡关系中，“乡音”会引起对方的思乡之情、恋乡之绪。各地的方言是各地的语言特色，犹如“山东一般是大汉”的俗语，只要你一张口，从你的口音与言语上就能分辨出你是哪个“乡”的。因此，恰当运用“乡音”这个技巧，在处理起老乡关系上，你就会得心应手。

    大树底下好乘凉

    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单靠自己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力量不强大时，就要善于借助他方的力量，扛起有名望或有实力一方的大旗，寄人篱下，寻找大靠山。在他方的大树下面开辟一片新天地，这不仅仅是谋略，也是一种成功经验的智慧产物。

    公元617年5月，一直处在韬光养晦中的隋朝太原留守李渊，见时机成熟，毅然起兵反隋。

    当时东、西突厥再度强盛，太原又地处突厥骑兵经常出没袭扰的地方。为解除后顾之忧，李渊亲自用十分卑躬的口气给突厥写信求和，又以厚礼相赠，希望得到援助。突厥始毕可汗却回答说：李渊必须自立为天子，突厥才会派兵援助。

    眼看强大的突厥希望李渊成为天子，李渊属下将士包括文臣谋士，无不欢呼雀跃，纷纷劝谏李渊赶快做上龙椅，登上皇位。李渊当然也做称帝的美梦，但此时，他却异常冷静，考虑得深远。

    根据当时的局势来看，全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们大多打着明确的推翻隋王朝的政治旗帜，使饱受隋炀帝横征暴敛的穷困百姓趋之若鹜，农民军声势迅速壮大。李渊当然也想取代隋炀帝，但他考虑自己还不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所要依靠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的贵族、官僚和豪强势力。

    这股势力中的人与农民不一样，他们具有浓厚的“忠君”意识，他们只反对某一个皇帝，只想用一个“明主贤君”去代替当朝的“暴君昏君”而已，绝不容许有人推翻整个政治制度。目睹当今隋王朝行将没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而地方贵族、官吏则拥兵自重，具有很大的实力，他们为确保自己割据一方的地位而控制着武装力量，无论在武器装备还是在战斗方面，并不亚于朝廷的正规部队，手持锄头、竹竿而又分散的农民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其相比的。

    再者，从隋炀帝前不久镇压杨玄感反兵之迅速、果断和残忍来看，杨广对于贵族阶层的叛乱更为深恶痛绝。隋朝虽行将就木，但它毕竟是一国之政权所在，如果隋炀帝集中力量来剿灭李渊，那么此时此刻恐怕有十个李渊也是难逃灭顶之灾……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渊否决了部下的建议，不仅没有自立，反而打出了“尊隋”的旗号，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留守关中的杨广之孙代王杨侑为新皇帝，并移交郡县，改变旗帜。这样，在突厥方面看来，李渊声势浩大，马上便要自立，自己的建议已被采纳，也就不再随意侵扰，并有条件地给予支持。而在隋朝当权者看来，当然怀疑李渊身藏野心，但他竟打着“尊隋”的旗号。现在明目张胆地推翻隋朝政权的农民军比比皆是，这些都无力对付了，哪还能专力去攻李渊？因此，除了作一些少量的防御布置外，一直从未对李渊发起过主动的攻击围剿，李渊便乘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壮大起来。

    更重要的是，李渊的“尊隋”旗帜迎合了“忠君”思想浓厚的贵族士大夫阶层。而且李渊新立代王杨侑为帝，在这批人看来，朝廷官僚便有一次大换班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则是一次难得的升官发财的机会。谁先加入李渊部队，谁便会抢到更好更多的先机。于是，众多手握精兵的贵族士大夫们纷纷投入李渊部下。李渊的实力急剧强大起来。

    当然，李渊“尊隋”毕竟是个权宜之计，他只把隋朝当做一棵正在快速腐朽过程中的大树。当自己刚刚破土、尚处幼苗之时，机敏地把苗根一下扎在这棵大树之中，饱吸树中水分养料，又借大树遮挡风雨，甚至让大树误认为这棵小苗乃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加以悉心保护，李渊从而获得迅速壮大的有利条件。而等到时过境迁，李渊便一脚蹬开隋朝这截烂木头，建立了唐王朝，自己去赢得更为广大的民众之心。

    借棵大树暂寄身。唐军借此办法迅速地从幼小变成了强大，李渊用计何其妙也！

    借刀杀人不见血

    汉文帝时，袁盎和晁错一向合不来。只要晁错在座，袁盎总是回避；袁盎在座，晁错也总是回避。两人从不同堂讲话。汉景帝即位，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他派遣官吏调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吴王刘濞的钱财，并向景帝报告。景帝便把袁盎免官为庶人。

    吴、楚等诸侯王发动叛乱。晁错又乘机想置袁盎于死地，他对丞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不少钱财，专门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会造反。现在，吴、楚都已经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把袁盎抓来审问，察知他的阴谋。”

    丞史却说：“吴、楚当初还没有造反时，要是处置袁盎，或许还能阻止他们造反。现在都已经反了，再去处置袁盎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再说，袁盎好歹也是个大夫，不见得会有什么阴谋。”把晁错给挡了回去。

    晁错正在犹豫不决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袁盎。袁盎心里很紧张，心想：“好你个晁错，你一次又一次和我过不去，现在又要加害于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他连夜找到窦婴，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窦婴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就因为吴、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对晁错早就恨之入骨了。现在袁盎找上门来，他便如此这般地给袁盎谋划了一番。

    窦婴虽说已免官，地位、影响还在，他将此事直接向汉景帝奏报，意思是说，吴、楚之所以造反，其原因袁盎最清楚，可召他上朝。袁盎上朝时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晁错也在。他只得说“吴王既可铸钱，又可煮海水制盐，这么富足，怎么会造反呢？”还说他有计谋，可以退吴、楚兵乱。景帝紧逼不放，忙问何计。袁盎说：“军机不可泄露，不便让人听到。”景帝只得把左右屏去，晁错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袁盎四顾无人，便低声对景帝说：“臣听说吴、楚连谋，彼此书信来往，无非是为了封地之事。偏偏出了个晁错，提议要削掉藩王之地，对其造成威胁，他们造反是冲着晁错而来。只要陛下将晁错处斩，赦免吴、楚各王，归还封地，他们定会罢兵谢罪，安然无事。要是这样，还用得着派兵征伐吗？”

    景帝心里清楚，晁错是上过“削藩”之策。见袁盎这么一说，希望就此息事宁人。于是，立即召中尉入宫，授予密诏，令其人御史府传旨召晁错进宫。没想到，车没把他拉到宫中，却拉到了长安东市。当晁错明白过来时，他的脑袋已经落地了。

    袁盎在晁错的逼迫下，借皇帝这把刀，杀了自己的政敌。借刀杀人，是借助外力达到个人目的的策略。作为一种行动谋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明确判断各方实力与利益，善于先谋后动。

    寻找靠山

    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力量，乍看起来，对于自己是一种现实的威胁，是一种不利因素。但是若能施巧借功，这种威胁之力正可以成为我扬帆之风，使不利变成了有利，他力变成了己力，何乐而不为。所以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精于借助他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目的者，大有人在，而且屡试不爽。

    胡雪岩利用攀贵而发家的故事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胡雪岩是清代著名的大商人，名光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1823年，1885年病故。他出身贫困，后经商致富，并与洋务派官僚左宗棠相交，得以为官。由于屡建功勋，被皇帝赏给头品顶戴，穿黄马褂。但他并未放弃经商，始终保持亦官亦商的身份，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小时，家中贫穷，无力送他去私塾读书，他便在家自学，慢慢地粗通文墨。后经亲戚推荐，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胡雪岩被升为钱庄跑街。所谓跑街，即为钱庄招揽生意和讨要债款者。当时的杭州，有很多候补、捐班的官吏。他们花钱捐了官，就等着有空缺时外放做知县、知府一类的实职官员。由于花了很多钱捐官，在候补期间，他们中许多人两手空空，只能向钱庄借贷度日；即使补了缺，上行时打点也需要钱，还得向钱庄借。

    胡雪岩充当钱计跑街，主要就是招揽这批人的生意以及督催他们到期还钱。这是一个不好干的苦差事，想做得圆满，即需处处小心，笑脸相陪，软不行时还得来点硬的，软硬兼施。胡雪岩以他坚强的毅力挺了下来，并逐渐锻炼得机敏、泼辣，善于投机，留给他人的印象则是慷慨好义，能济人急难，所以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关于胡雪岩的发迹致富，有种种传说，比较流行的是说他曾借钱助人，受助者后来为报恩又支持他开钱庄，以至发迹。至于他所助之人，一说为王有龄；一说为湘军的一个营官。王有龄是当时的浙江巡抚，年轻时因父亲去世，曾贫困潦倒，流落杭州。一天他遇到正跑街的胡雪岩，胡见他气度不凡，不像没出息的人，便询问他为何这般落魄。王将自己的处境对胡讲了，胡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可送他进京谋官，遂将刚为钱庄收上来的一笔500两银子借给他，他不愿接受，怕胡回去后会受老板责罚。胡表示没关系，有什么风险自己一人承担。

    王有龄千恩万谢地拿了钱北上，终于找到有权有势的故交，当上了浙江粮台总办。

    王得官职后便去找胡雪岩，将以前所借的银子加上利息一起奉还，一再致谢，又让他辞了跑街工作，支持他自办钱庄。几年后，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又保荐胡雪岩接任粮台，使胡成了掌管浙江粮食的最高官员。胡本有经商才能，钱庄已经营的很红火，加之掌管粮食，其事业就更兴旺了，相继开设了不少店铺，并与外商做生意，手头周转之钱常以千万两计，终成为富甲杭州的大商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湘军的一个军官到胡雪岩所在的钱庄借贷银2000两。当时老板不在，胡雪岩自作主张借给了他。老板回来后知此事大怒，将其赶出店门。不久军官来还钱，在路上遇到已失业的胡雪岩，见他似乎很穷困，问明原因。听说是为自己借钱事所致，深觉过意不去，便请他去军营，供以鲜衣美食，并把自己暴得的10万两白银交给他去开钱庄，后又辗转把他引荐给浙江巡抚王有龄。由于王的扶持，胡雪岩从而渐渐致富。

    不管哪种说法，都能看出胡雪岩之发迹与王有龄密切有关。正是受知于王有龄，他才有了官府做经商的靠山，故能事事顺利。自然，王有龄对胡倾心倚重，也在于他自有让人信赖的品质和能力，而且是一般商人所难以企及的。

    须己爱人的处世哲学

    在这个世界上，若想活得滋润，活得风光，就必须有一些能使自己成才、成器或成事的路子，包括生存的路子、发财的路子、升官的路子或者成就某一事业的路子。

    这些路子都不是能靠自己单枪匹马的力量硬闯出来的，必须借助他人指引、引荐、支持或帮助才能找到方向，踏上征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路子都是别人给的，或者说是别人帮助开拓的。那么，天下之大，人事之繁，别人为什么要单给你路子？为什么乐意帮你开拓路子？答曰：“人情使然。”有了人情也便有了路子，人情大路子宽。

    人情是一种爱心，是一种义气，是一种恩德，这是很难用价值来衡量的。人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甸甸的，它压在人的心里，让人经久难忘，让人既有一种欣慰感，又有一种负债感。而且对这笔人情债，没有人会抵赖的。一旦有了偿还的机会，人们便毫不犹豫地回报给对方，好像除了讲义气，还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

    钱钟书先生一生日子过得比较平和，但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也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精工细作，却又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

    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时隔多年，黄佐临导演之女黄蜀匠之所以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连续剧《围城》，实因她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一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40多年后回报。

    这真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没有40年前的人情，也就难有40年后的路子。

    看来确属如此，若想人爱己，先须己爱人。处世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平时多长一点乐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心思，才能为自己多储存一些人情的债权。这就如同一个人为防不测，须养成“储蓄”的好习惯，这甚至会让各位的子孙后代得到好处，正所谓“前世修来的福分”。黄佐临导演在当时不会想得那么远、那么功利。但后世之事却给了他作为好施之人一个不小的回报。

    一个篱笆三个桩

    人们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取得成功，从来都需要共同协作，没有独自取胜的先例。所以中国古话说得好：“篱笆立靠桩，人立要靠帮。”

    那么，你是否研究过怎样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呢？从古代实践经验来看，其中有借势、借机、借德、借智、借力之分。

    （1）借势

    就是借助或倚重别人的力量造成一定的声势，中国古代最讲究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它的势，一旦势形成则功可成。《孙子兵法》中还有专门的造势篇，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就是办事情首先要看它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

    因此，在现代经营术中，往往有乘势而兴的例子。就像买电脑，人们首先是到北京的中关村电子城，那里的产品形成了势，所以赢得了人们的信赖。也有许多公司为了打出产品，借助于各种传播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这是自我造势。在一次广告效应调查中显示，跟着电视广告买名牌的顾客高达百分之七十，这充分说明了借势的重要性。

    （2）借机

    就是把握事物发展的有利时机，或借助于别人创造的时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现代理论讲，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但只有自身准备充分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它。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捕捉机遇是在瞬间完成的。

    （3）借德

    就是仰仗于有德者的威信、信誉，使自己的声誉尽快建立起来，用现代理论来讲，声誉是事业的命脉，失德者必自毙。

    （4）借智

    就是集中人才的智力优势，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做出最科学的方案，来保证事业的成功。

    （5）借力

    就是依靠别人的实力做自己的事业。这要求我们必须掌握身边的各种资源，加以利用。

    由此可见，不论古今，要想成就大事业，先要发展自己的实力，在借助别人力量的种种情况中，借力最不可取。

    一个好汉三个帮

    俗话说：“孤掌难鸣、独木不成林。”就算我们浑身都是钢，也打不了几个铆钉。一个涉入社会生活的人，必须寻求他人的帮助，借他人之力，方便自己。一个没能耐的人必须这样；一个有能耐的人也必须这样。何况我们大多烂泥一团，没有多少真材实料。

    不过，“他人”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有些不着边际，而且这些“他人”大多都是你的陌路人，不太熟悉的人，关系很一般的人，他们大多都不能实际地帮助你，具体地帮助你。

    “他人”中只有一种人能够实际地帮助你，具体地帮助你，那就是——朋友。这些贴近你的亲朋好友，总是给你各种各样的帮助。你遇有危难紧急，总是他们帮你排忧解难，渡过危机；或者当你吉星高照时，也是他们为你抬轿唱喏。朋友，是一个特定的圈子。圈子虽小，作用却难以估测。这有点像个小帮派，其实，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就是拉帮结派，朋党相携，人多势众，相互利用。

    “利用”不是一个丑恶的东西，而是各取所需。一个人无论在工作、事业、爱情和消闲哪方面，都离不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朋友就是如此，因为各人的能力和局限，以及人际关系所不同，而必须相互利用。借朋友之力，正是一个人高明的地方。

    在自然界也是这样，动物们相互利用，以有利于捕猎、取暖和生殖。兽王更是利用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秩序和习惯，以享受最大的优越：可以吃得最多最好，可以占有最美的雌性和最年轻的雌性，等等。而耍单的动物，被淘汰者居多，无论其多么凶猛强悍，如老虎、狮子、独狼，等等。群居动物（相互利用了对方的长处和力量，哪怕是极微弱的力量）则容易繁衍和生存，如蚂蚁、蜜蜂、家鸡等。

    就社会和自然状况来看，孤单的斗不赢拉帮结派的。一个人在社会中，如果没有朋友，没有他人的帮助，他或她的境况会十分糟糕。普通人如此，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更是如此。如果失去了他人的帮助，和不能利用他人之力，任何事业都无从谈起。

    借朋友、他人之力，为自己服务，让自己能够高居人上，这是一个人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尤其对自己所欠缺的东西，更要多方巧借。

    黄巾乱世之中，刘备、关羽、张飞邂逅相逢，桃园三结义，成就了千古美名，也奠定了西蜀王朝的根基。以后三分天下，西蜀称帝。刘备始为皇帝，关、张也成了开国元勋、西蜀重臣。回头看看，刘、关、张结义之时，三人均是下层草民。刘备虽是汉室皇亲，却落得流浪街市，贩席为生。张飞只是一个屠夫，粗人。关羽杀人在逃，无处立身。三人结义后，彼此借重，相得益彰。

    董卓之乱时，吕布枭雄。刘、关、张大战吕布，却只打成平手。可见吕布是何等的英雄。但吕布匹夫无助，枉自豪勇，最终被曹操所杀。而刘、关、张却在三国中彼此相仗，日益得势，最终立国树勋。这是借朋友之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西汉刘邦，也是一个善借朋友、他人之力者。刘邦出身低微，学无所长。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挥刀舞枪，但刘邦天生豪爽，善用他人，胆识无双。早年穷困时，他身无分文，却敢独坐上宾。押送囚徒时，居然敢私违王法，纵囚逃散。以后斩白蛇起义，云集四方豪杰，无论哪种背景的人或敌方的人，最后都为他所有。如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威震天下的悍将英雄，原先都是他的死敌项羽手下的人。至于刘邦身边的谋臣武将，如萧何、曹参、樊哙、张良等，都是他早期小圈子里的人，萧何、曹参、樊哙更是刘邦的家乡故邻，亲戚六眷。他们在刘邦楚汉争战中，劳苦功高，最终帮助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也可以说刘邦利用他们成就了自己的帝王之业。

    不仅帝王将相需要借他人之力（帝辇虽高，却须将帅垫托），就是平民百姓也离不开三朋四友，这样，平时有个三长两短，紧急偶然，也好有个说话的、帮衬的，遇事方能应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好汉也离不开帮手，篱笆要站稳，离不开几个桩。这都是在讲利用他人之长，借用朋友之力。

    朋友应该相得益彰，彼此借重，不要成为闲散朋友，只为无聊和打发时光。更不要狐朋狗友，沆瀣一气，相互为恶，那就既害人又害己了。失去用人之长、彼此有益的初衷了。

    朋友之间，互为己用，也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有微妙之处，不细心地维护，断无收获可言。这要多从对方的利益、性情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出发，将心比心，善结人缘。不要忘记，朋友也是人，跟你一样，也有自己的私心和打算，你要小心待之，弄不好，反目成仇，那就麻烦了。这些来自你身边的敌害，更容易拆你的台，更为致命。因此，对朋友关系，更要慎重和多有心思。因为你很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能不格外谨慎。

    中国有个寓言：狐假虎威。狐狸把老虎带到森林里转了一圈，把大大小小的野兽都吓跑了。不知道狐狸和老虎算不算朋友？但是狐狸把老虎的威风却实在地借用了。你会借用朋友之力吗？你会借助他人的优势吗？尤其当你能力有限时，你知道巧借身旁之物吗？问问你自己。

    “君子”掠人之美

    爱因斯坦曾经谦虚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发现相对论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

    把这句话用到“心术厚黑学”方面来，就是如何借他人成功的表演来呈现自己的自我形象。

    齐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国，后来由于齐闵王无道，被燕国打败，整个齐国只剩下两个小城没被攻下，齐闵王自己也被人杀了。当时，齐国靠田单守住墨城，反攻燕军，收复失地，还迎回太子庸，即位成为齐襄王，而田单则当了相国，他爱护百姓，很得人心。

    一次，齐襄王和田单外出，看见一个老人涉水过河，由于天气寒冷，老人过了河就坐在沙滩上不动了。田单见状脱下自己的皮袍给老人穿上。齐襄王见此十分反感，怕田单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日后要夺自己的王位。当时一个采珠人听到齐王的自言自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齐王借褒奖田单把田单的善举变成自己的名声。齐王回宫后，告示全国说田单的做法非常好，田单的爱民之举是在为他分忧。

    过了几天，采珠人又来见齐王，让他早朝时召见田单，亲自慰劳他。齐王还发出布告，收容生活无着落的人。不久，老百姓都纷纷传说田单爱护百姓，原来都是齐王教导出来的。

    齐襄王没有多大本领，但能听取别人意见，虽然气量不是很大，但能从积极方向去改善君臣关系，这在皇帝中也算聪明的了。

    真正有智慧的是那个采珠人，他应该是个隐身山野的厚黑高手。他不但设法缓解了齐王嫉恨功臣的心理，而且使君与臣在爱护百姓方面搞起了“和平竞赛”，这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即使不考虑这一“大节”，仅仅以他那条以赞扬别人的善行来宣扬自己的善心的计策就很见厚黑智慧。

    一般来说，揭露别人卑劣心理的人一定比别人有着（或懂得）更为卑劣的心理，而赞扬别人德行的人至少是能够欣赏德行的人，再稍加努力，也就不难树立起一个比有德者更有德的形象。

    踩着“巨人”肩膀往上爬

    人们往往需要凭靠有钱有势的“巨人肩膀”来实现他的企图。一旦认定了攀附的目标，其专注投入的劲头绝不应亚于在半空中盘旋，最终发现美餐的鹰隼。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蒋介石发迹的历程中，没少使用这种“手段”。

    1916年5月18日，沪军都督陈英士遇刺身亡。当时蒋介石只是陈英士府上的一个团长。陈英士一死，大家作鸟兽散，蒋介石也被迫脱下军装，进租界混碗饭吃。可是，下一步该投靠谁呢？

    一天，他偶然在街上遇见自己在都督府时混熟的酒肉朋友陈果夫。陈果夫认识上海滩的大人物虞洽卿。蒋介石眼睛一亮：这不正是他所巴望的吗？

    陈果夫没有食言，蒋介石顺利地见到了虞洽卿。但蒋介石只不过在陈英士手下做过团长，在帮会中却没有地位，因此并不受重视，被安排在商行中做一个小职员。

    蒋介石虽极力讨好虞洽卿，无奈在帮会中没有辈分，总不能受重视。他知道，要想尽快出人头地，必须设法进入青帮，拜过硬的老头子。于是，他特意准备了厚礼，希望虞洽卿能帮他介绍。

    虞洽卿耐不住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答应把他介绍给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

    有了虞洽卿的电话和推荐信，黄金荣自然不敢怠慢。不久蒋介石就拜过牌位，成为黄老太爷门下的弟子，从此事业兴旺起来。

    也许连虞洽卿、黄金荣自己也没有料到，十年之后，这个落魄失意的蒋介石竟成了威风八面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虞、黄二人已成为蒋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作恶工具了。

    蒋介石拼力攀附青帮势力，果然为他的前程打开一片光明大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往往就是具备着这样的眼光和执著劲儿，借助人际关系的力量轻而易举地站到了权势与名利的更高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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