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概述

    解放区文学，又叫延安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创作的作品的总称。解放区崭新的生活给陈旧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活力，解放区文学与其他地区文学相比，有如下特点：

    一是作家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带来了作品题材、主题的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带着个人空虚感情的浅斟低吟几乎绝迹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占了优势；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含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篇作品为例，据周扬统计，其中“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有101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41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16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7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12篇”。

    许多作品通过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真切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各个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人民群众的新的生活风貌。其中出现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优秀长篇。有些作家的创作还浸透着来自农民的朴实、亲切、幽默、乐观的气息（如赵树理的小说）。另有一些作家的创作则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诗情画意（如孙犁、康濯的一些作品）。解放区文学内容上的这些特色，都是过去的作品里所没有的。

    其次，就人物形象来说，人民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曾经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和李香香，这些主人公无不是劳动人民。

    作品对他们的刻画，确实达到了异常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这些人物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他们不再是过去作家笔下的那种单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的斗争精神。他们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出现在文学中。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被压在底层的小人物，一旦获得了解放，其智慧、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自然，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得比较好，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多可信可亲。

    解放区文学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关系。作家们从民间流行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像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吸取养分。比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族风味的唱词，吸收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更是直接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两句一组，音节自然和谐，用语质朴，清新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形象性。

    小说方面，有些作品直接用了人民群众熟练的章回体形式。赵树理小说虽不用章回体，但作品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也都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周扬说：“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的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

    解放区的诗

    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中，除了农村秧歌运动之外，人民大众的革命民歌创作也出现了高潮。后者继承了苏区红色歌谣运动的传统，在新时期有了更广泛的开展。群众的诗歌伴随着农民、战士、工人出现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民歌的作者自身就有一部遭受地主阶级迫害的历史，因此，他们的诗首先倾诉被压迫的痛苦，控诉地主的罪恶。《赵清泰诉苦》一诗，便是典型的一例。该诗前言说：“晋城天水岑，在群众翻身以前，有七户地主组织了一个同泰会，统治全村，专凭高租大利，剥削穷人，……先后逼死85条人命。群众翻身诉苦，赵清泰哽咽不能成语；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唱，在哀歌，一字一泪，是痛苦，也是愤恨，直诉到晕死过去，情况非常动人。”他的诉苦词，记录下来便是一首充满穷苦农民血泪和仇恨的歌。早在解放以前，诗歌就已成为农民与地主斗争的武器，许多村子里都有李有才那样的民间诗人。像《长工诉冤》、《佃户话》等诗，就是他们编来揭露、讽刺地主的。《进了地主门》一诗写道：

    进了地主门，饭汤一大盆，

    勺子搅三搅，浪头打死人。

    以劳动人民特有的幽默感，用夸张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地主对长工的剥削。这诗收集、记录于40年代，可能很早就已产生，经过长时间集体的琢磨、修订而成。

    翻身农民的心中充满了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感激之情，他们要抒发这种真挚的情感，因而颂歌在这时期仍是革命民歌的重要内容。最着名的是《东方红》，这是在李有源用《骑白马》的小调填词写成《移民歌》的基础上改写成的。由于它集中地凝聚了广大人民对党和领袖的感情，成为后来流传最广泛的一首歌。人民歌颂领袖，对领袖与群众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如河北涿鹿一位外号“老梆子”的老农唱道：

    天公公，地公公，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救命星，

    给咱百姓当长工。

    好长工，救命星，

    有你我们不受穷。

    此诗虽不如《东方红》之凝练，但表明群众所以把领袖看成“救命星”，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好长工”。由于颂歌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情，集中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情绪，所以得到广泛流传。如《高楼万丈平地起》、《十绣金匾》等，便是从陕北唱遍了全中国的。

    革命民歌在艺术风格上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地区的群众用了不同形式的民歌，往往带有特定地区的地方色彩。农民们写的民歌与工人的诗或战士的“枪杆诗”，各有自己的艺术风貌。后者更接近快板、顺口溜，有的也像自由体新诗。总的说来，革命民歌是口语化的诗，朴素、精炼、整齐、押韵。有的讲究传统的比兴手法，善作形象的比喻，如用“一座院，两朵花”比喻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座院两朵花》）；用“夜明珠”比喻贫苦农民，说明只有八路军来了，吹去浮土，贫苦农民才放了光明（《土里埋的夜明珠》）。这些比喻，既是群众智慧和艺术想象力的结晶，又具有接近群众生活，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特点。也有的诗平易而含蓄，蕴含着深沉的情感。表面上语言十分质朴、貌不惊人，读后却立即感受到其中的炽热之情，如一首部队枪杆诗：

    我的旗子红彤彤，

    指挥立大功，

    伤亡还不重。

    除了“红彤彤”一词形容旗子外，全是最普通的口语，然而却是真正的诗。特别是最后一句，貌似轻松的口气中包含着一股必胜的信念和无比豪迈的气概，一个胜利的英雄形象迎面而起。

    在群众性的诗歌创作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业余诗人，如陕北的孙万福、汪庭有等都写过传诵一时的诗。更有代表性的是毕革飞，原是部队的政治工作者，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因为经常运用快板形式写诗，被称为“快板科长”。他的诗后来曾辑为《毕革飞快板诗选》出版。代表作《“运输队长”蒋介石》，抓住了有典型意义的内容，表面上是对蒋介石的嘲讽，却反映了蒋家王朝的无可挽回的崩溃之势，和革命战争一日千里向前发展的不可阻挡之势，因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有影响的诗篇。

    革命民歌的创作也哺育了作家，对帮助作家改变欧化诗风，学习民族民间诗歌传统，提高艺术表现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作家们来到根据地，生活在农村，很容易接触到各种民歌，在特定环境气氛的熏陶下，他们的诗风也会发生变化。1940年阮章竞的《牧羊儿》一诗是这样写的：

    放羊儿过山坡，

    青草儿，多又多。

    掌柜的吃烙饼，

    给我啃糠窝窝！

    日头凶，风雨恶，

    肚子饥，脚磨破！

    八路军，过来了，

    参军去，找哥哥！

    开始的时候，作家向民歌学习还没有成为大规模的、自觉的行动。经过文艺整风，许多作家下农村搜集、整理民歌，他们走进琳琅满目的祖国民间诗歌宝库里，简直惊呆了。“这些信天游，走西口，五更，戏莺莺实在使我们迷醉，使我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离开这些朴素活泼而新鲜的歌曲，离开这藏有无穷歌曲的乡村”。曾经崇拜过荷马、但丁、拜伦、雪莱、歌德、海涅乃至波特莱尔、艾略特的作家们，现在为自己身边这未被发掘的优美刚健的民歌所倾倒。他们如饥似渴地挖掘、吸收，没过多久，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诗史上开了新风的诗体出现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它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解放区农村。

    “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在叙事诗上。“五四”以来白话诗中叙事诗很少，解放区诗歌恰好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代表着这种突破的是1946年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诞生。

    李季，河南省唐县人，1938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后在三边地区工作。他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民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开始收集陕北民歌“信天游”，得3000余首。他联系民歌产生的时代、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1946年9月，他根据流传在三边的民间历史故事，以“信天游”形式所作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陆定一在数日后发表《读了一首诗》，认为“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做诗，内容形式都好”，赞扬李季等是文艺战线的战斗英雄，是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

    《王贵与李香香》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对贫苦的男女青年农民王贵和李香香在恋爱婚姻中的悲欢离合。诗歌把描写爱情与表现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王贵的父亲因交不起租，死于地主崔二爷的鞭子下。他被李家收养，并与李香香相爱。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向这里发展。荒淫无耻的崔二爷为了霸占李香香，趁王贵参加革命活动之机逮捕他，并欲置之死地。李香香报信给游击队，救出了王贵，两人得以成亲。后游击队转移，崔二爷抢走李香香。王贵与游击队赶跑白军救出李香香。长诗最后以“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点明了主题。长诗既描写了青年农民的爱情生活，又渲染了土地革命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受压迫者的个人命运与革命利益的统一。它是陕北农民革命的一首壮丽的史诗。

    叙事请当然也要塑造人物，也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但它毕竟是诗，而诗是离不开抒情的。如果诗人不能通过叙事来抒情，那么故事再好，不如写成小说或其他体裁。李季之前，解放区作家中已有人写过叙事诗，往往因缺少诗情限制了诗的感染力。诗情不是漂浮在半空中的水汽，而必须附着于诗的形象上。李季娴熟地运用民间抒情诗“信天游”，以抒情诗形式进行叙事，他得到了劳动人民在长时间里积累起来的诗形象，这是他的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集中了人民的艺术智慧而再创造出来的。他写王贵与李香香之间的真挚的爱：

    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

    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因为有了烟锅点灯、酒盅量米，才把王贵之穷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更显出李香香的爱的深。这里描绘的是具体形象，表达的是深挚感情。“信天游”的特点在于大量的比兴的使用，两句一组的构成法又有利于比兴的运用，往往一首诗从头到尾都是各种比喻的铺排，极为形象具体。而那些形容、比喻又多是人民群众取之于自己的劳动生活，取之于对自然界的美的领悟，因而不但丰富，而且往往是十分新鲜、精巧的。《王贵与李香香》中写王贵是：

    冬雪大来冬麦好，

    王贵好象麦苗苗。

    因为是“苗苗”，所以不仅幼小，还有点稚嫩，而且又在大雪之下，正经受着寒冷的重压，用以比喻王贵，甚为确切。然而经受了这雪的压迫，却磨炼与滋润了麦苗，明天它必将茁壮成长。又如形容李香香之美：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象那露水珠草上淌。

    如没有对草上晶莹露珠的观察与感受，也产生不出这么美的诗句。就是写崔二爷声言王贵逃脱不了他的手心，也排出了“井绳断了桶掉到井里头”、“铜箩里筛面落面箱”、“烟筒里卷烟房梁上灰”等的比喻。这些，当然都得力于对“信天游”的学习。借助着这许多形象的诗句，使字有情，声有容，无论是写王贵与李香香之间的深切情意，或是表现人民群众对崔二爷的愤怒仇恨，都能神丰气足，情意盎然。

    “信天游”的形式与《王贵与李香香》的内容是和谐统一的。象这样的诗句：

    沙梁梁高来沙窝窝低，

    照不见亲人在哪里。

    阳洼里糜子背洼里谷，

    哪里想起你哪里哭。

    它所展现的自然景象，给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抒情环境。鲜明的地方风光、浓郁的黄土高原的情调，与诗中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情绪，完全溶化在一起，情景交融，大大增强了诗的表现力。但“信天游”的形式，它所固有的诗形象，由于地方特点十分鲜明，同时也造成了较大的局限性。

    在《王贵与李香香》中，李季使用“信天游”的诗句，并不给人以生硬之感。但如离开了它的内容，可能就不便于使用。李季在建国后继续写作叙事诗，如《菊花石》，《杨高传》等，就不再使用“信天游”的形式了。因此，如何吸取民歌在艺术上的优点，同时又不拘泥于其形式，使之能较为灵活地表现现代不同地区的多样化的生活，这是《王贵与李香香》所不曾解决的。

    民歌有时亦有偏于直白显露的不足，不似古典诗词那么蕴藉含蓄，耐人寻味。因而，在向民歌学习的同时，也要注意吸取古典诗词艺术上的长处，使二者融于一体，这也是探索诗的民族化上值得一试的。新诗经过20余年的发展，早已完全打碎了旧诗词的束缚。这时，回过头去，对旧诗词进行咀嚼，尽量吸取精华，其条件已完全成熟。稍后一点出现的阮章竞的叙事诗《漳河水》，便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成效的实践。

    阮章竞，广东省中山县人，1937年来到太行山区，工作到全国大陆解放。他努力向太行山区民歌学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既有民歌特点又有古典诗词韵味的诗风格，创作过《圈套》、《妇女自由歌》等着名诗篇。1949年5月，他发表了长篇叙事诗《漳河水》。此诗叙述漳河边三位农村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解放后翻身的经过。荷荷、苓苓和紫金英，她们3人原先都希望能够有一位如意的丈夫。但是“断线风筝女儿命，事事都由爷娘定”，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荷荷嫁给一个富农，受尽婆婆丈夫的欺压；苓苓的丈夫是狠心郎，对她随意耍弄、打骂；紫金英更惨，过门半年丈夫病死，留下个“墓生孩”，从此守寡。

    长诗的第一部就是3位女子对自己不幸生平的诉说，有如剪不断的哀丝愁缕，真是“声声泪，山要碎”；第二部写她们挣脱了封建枷锁，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漳河水》是一曲妇女解放的赞歌，是以叙事方式写出的《妇女自由歌》。

    《漳河水》因为也是采用了民歌的表现形式，在艺术上有与《王贵与李香香》相近之处。例如大量比兴的使用使诗的形象性特别加强，但它又有更为蕴藉的特色，因而抒情的意味更浓。如开头一段《漳河小曲》：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清晨天，云霞红红艳，

    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

    漳水染成桃花片，

    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九十九道湾已甚曲折，复加以层层的山与路，山重水复，云烟缭绕，雾气茫茫，实在是一幅标准的水墨画。下面忽将水光染成一片红色，其中用个“掉”字，已见其奇，紧接着用“染成桃花片”来形容，更感奇崛、清丽。从诗的角度看，不断的复沓，层层逼近，婉转而又缠绵，蕴含着说不尽的情意。这段开头，通俗流畅，有民歌风；然诗情画意，水乳相融，又颇有古诗风味。这在写景的新诗中，不可多得。对新诗如何多方面的借鉴、吸收，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也是有启发性的。

    《漳河水》对叙事诗如何精细地刻画人物的心理，也有较好的尝试。《漳河水》的叙事方式，主要是通过诗中人物的直抒胸臆，因此人物既是诗所要描述的对象，同时又是抒情主人公。一方面有利于在叙事中抒情，另一方面在抒情中唱出了心灵深处的声音，因而有助人物形象的刻画。例如写紫金英的心理：

    看尽花开看花落，

    熬月到五更炕头坐，

    风寒棉被薄！

    灰溜溜的心儿没处搁，

    水裙懒去绣花朵，

    无心描眉额！

    这里用极简练的诗句，把无所依托的寡妇的冷寂、空虚、辛酸、悲苦之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整个诗因为注意心理描写，而显得更细腻、精致。《漳河水》与《王贵与李香香》相比，除了保持着山野风姿，更为典雅一些。

    比较重要的叙事诗还有田间的《赶车传》和李冰的《赵巧儿》。这两部诗的主题、题材有相近之处。它们分别描写了主人公蓝妮、赵巧儿遭受地主的蹂躏，后来得到翻身解放的故事。但《赶车传》不仅是表现妇女解放问题，它通过石不烂（蓝妮的父亲）赶车出逃，遇到共产党员金不换，在金的启发下后回乡与地主斗争，救出蓝妮，表明农民只有追随共产党才有出路。石不烂赶车寻求真理，多少还有点象征的意味。两部诗的风格，也属于“民歌体”。

    《赵巧儿》更接近快板，不乏平易而优美的诗句，但总体上过于显露，一览无余。好的快板也是诗，但它毕竟与诗又有区别，如果不在学习基础上注重创造，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田间比较注意在学习民歌基础上形成自己一种新的风格。

    在《赶车传》中，有些段落还可以看出这位诗人特有的急促的节奏中所含炽热的诗情。但《赶车传》的节奏不很流畅，它的诗句从二言到八言俱全，既踏不上格律性强的民歌、快板的节拍，又缺乏自由体新诗的“情绪的节奏”。人们读起来感到别扭，有损于诗的感染力，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弱点。此外，张志民虽未写像上面提到的这种长诗，但他以民歌风格创作了反映农民受地主残酷压迫、残害的《王九诉苦》、《死不着》等，也都是叙事性的。

    文艺整风之后，作家和诗人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接触到极丰富的生活素材，激发了诗情。这时，他们觉得首要的不是去抒发自己所受到的感动，而是赶紧去描绘群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斗争、胜利和欢乐。学习民间文艺有利于表现人民生活、感情，他们去创造更多叙事诗，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叙事诗的成就高于抒情诗，是这一时期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

    用民歌形式叙人民群众之事，作为一种创作风气，必然会影响到抒情诗。以往抒情诗运用得最普遍的是自由体，不可能全用民歌体来代替。因此，在抒情诗领域中，诗人的风格是比较多样的，还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在抒情诗中，歌颂的比重大为增加。第二，不少抒情诗也带有叙事的特色，虽然没有突出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情节，但往往歌唱的是“事”。第三，学习民歌、改变诗风是明显的趋向，不论这种变化是否都适合于每一位诗人，但主动地改变自己已成的风格，以便通过学习民歌来促进诗的民族化，使其更接近群众，这种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诗风变化过程中，难免会有不成熟的东西出现，甚至还会有失败，但为探索新诗的发展留下经验教训，也是有意义的。

    本时期解放区最有影响的抒情诗人还是艾青和田间。艾青在1942年发表了《献给乡村的诗》、《向世界宣布吧》。后者以饱满的热情，歌颂解放区的生活，与《黎明的通知》、《毛泽东》等同属于一组诗。不久，他便开始进行表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尝试，并且还写了一些揭露德日法西斯、歌颂抗战胜利、歌颂翻身农民的诗。田间在这个时期相继写了那种短小精悍、形象鲜明、鼓动性很强的短诗。他还写了不少小叙事诗，往往抓住一些片断，以小见大地反映人民群众中的人物。其中5首名将录，描写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将军，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诗作。他还为根据地着名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写了长诗，即《戎冠秀》。晋察冀诗人群的其他诗人，也都相继写作不少较好的诗。既有保持饱满政治激情，又十分凝练的街头诗，也有着意学习民歌、具有清新活泼风格的诗。曼晴的《打野场》描写大生产运动的波澜壮阔，

    打，

    打，

    打野场，

    打了谷子打高粱；

    东风里簸，

    西风里扬，

    簸扬的谷子金样黄。

    像风吹麦浪一般，上下起伏，形成了跌宕，跳荡的画面，既表现了打场劳动的节奏，又表现了劳动者的欢乐愉快的情绪节奏。还有象陈陇的《地雷歌》，已完全和工农群众创作的民歌、快板一样明朗、晓畅、生动、活泼了。以工农群众的口语入诗，对整个新诗创作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此时，即使是自由体的诗，其语言也很少再有那种欧化的洋腔了。

    这时创作上较努力的诗人还有严辰、鲁藜、戈壁舟、肖三、公木等。他们也更多地在抒情诗上下功夫。有的诗人，象郭小川、贺敬之等，虽然这时成就还不突出，却为建国以后在诗创作上的成功做了准备。但总的说来，1942年以后解放区诗歌中，抒情诗的成就不及叙事诗突出。

    解放区的散文及报告文学

    在散文领域中，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的成就也远不及叙事性散文。解放区作家曾就写作杂文的问题发生过争论。这个问题与“歌颂还是暴露”密切相关。一部分作家曾提倡杂文。

    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批评了解放区不宜于写杂文、只应反映正面生活的意见，她认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则仅仅把杂文当作是暴露黑暗的手段，似乎杂文总是与“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恶心的恶毒的脓疮”连在一起。因此，对新的时代环境中如何正确地运用杂文，未能给予正确的解答。罗烽自己创作的《嚣张录》，就常常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激情绪。

    金灿然在《论杂文》一文中，也认为杂文的时代没有过去，而且当民族斗争白热化、阶级斗争正微妙曲折地进行着的时候，杂文这形式“正面对着辽阔的发展前途”。但他认为杂文不应只是暴露黑暗，也应“贯穿着一种对于光明的礼赞”。所以，要求“杂文的题材、内容、格式、对象等等的随着时代及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易，只有这样，杂文才能发展，才能适合于战斗的需要”。他还认为不能说讽刺是杂文的灵魂，杂文的灵魂是立场。在文艺整风运动开展以前，前一种主张曾有较大影响，但当时运用杂文暴露解放区的问题、讽刺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时，确有某些偏差，并未产生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较高质量的作品。到了文艺整风开展以后，一些有错误偏向的杂文受到了批评，后一种意见便占了上风。当作家们深入群众，致力于表现解放区生活的光明面，要歌颂那“黎明的微光”时，在散文领域里，杂文便不发达，这就更显出报告文学的一枝独秀了。

    解放区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特点。此时，先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接着是关系到中国的两种命运的伟大历史决战。而解放区，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扭转乾坤的根据地，是当时走在时代前面的地区。这种历史条件极有利于报告文学的繁荣兴盛。这时，许多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都写报告文学。其侧重点是表现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英勇斗争事迹和解放区的新社会生活。由于事迹感人、描写真切，有其独具的魅力。当时一些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其实更象报告文学。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黄钢等都在创作上取得显着的成就。

    解放区报告文学是伟大历史的记录。它较之新闻报道要细致、具体得多，而且是艺术化了的。它较之小说又具有反映现实及时性、广阔性和更有真实感等优越性。因此，确有别的文学体裁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画面，有许多被保留在报告文学中。如果缺了这样一个文学样式，从全面、真实地表现那个历史转折时期来说，将会是很大的遗憾。

    《冀中宋庄之战》（周游）记述冀中平原我八路军两个连的战士依据一座孤立的村庄，对抗2500多装备精锐的日军，坚持战斗14小时，最后胜利突围。这次战斗歼灭日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1100余人，自己仅伤亡73名，创造了1942年冀中反“扫荡”中神迹般的战役。作者说；“复写由血肉所创造的如此雄奇壮伟的场面，是难以圆满传达出它本身的完美性和生动性的。”但它毕竟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那无私无畏、英勇善战的英雄事迹，直到今日仍有巨大的振奋人心的力量。这虽是一次小战斗，却具有典型意义，可以以小见大地反映抗日战争中我军的战斗业绩。华山的《窑洞阵地战》，记述着名的山西武乡窑洞保卫战，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雄伟风貌。

    《李家沟反维持记》（袁潮）、《碉堡线上》（华山）则描写特殊形式的对日斗争。前者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初河北邢台一个村庄的群众惩处汉奸保长，搞假维持，直到组织民兵，拔掉敌伪据点的全过程。后者是写武工队斗争的，通过一位游击队长在敌占区神出鬼没地活动，甚至他负了伤可以住进日寇的医院养伤而不被发觉，表现了人民武装的极富传奇性的神奇事迹，使人对这些英雄深为敬佩。战争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不少报告文学记述了生动的军民血肉关系。

    《“不要杀他！”》（韩塞）记述八路军某部路过新解放区栾平县时，因群众不了解八路军而逃散。副班长、战斗英雄郭桂生为动员民夫追赶百姓，鸣枪三响以示威吓，不幸打死山上的青年农民王华亭。按照军纪，部队决定将郭桂生就地枪决。临刑之际，突然全场百姓都站立起来，华亭之母首先喊出：“不要杀他！”她摔倒在地，用膝盖爬上前去抱住郭桂生。全村群众强烈要求留下他来杀敌人。当时如坚持原判，便会违背群众意愿，因此部队领导临时决定赦免了郭的死刑。这篇报告文学比起同名的歌剧更具有感人的力量，当年不知多少革命同志为如此深明大义的百姓和军民间骨肉般的深情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刘白羽、吴伯箫等合写并由周而复执笔的《海上的遭遇》，则记述新四军51名干部从海上赴延安学习时，遇到敌人三艘巡逻艇的追击，遭受惨重牺牲，人人刚强坚毅，绝不屈服。

    白朗的《八烈士》记述了东北抗日联军8位女战士，被敌人包围后一起英勇地跳入牡丹江，宁死不当俘虏的浩然正气！报告文学既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胜利，也写了为取得这胜利所付出的牺牲。

    在解放战争期间，报告文学首先也是注重反映战争的进程。反映东北战场上的英勇斗争的，有华山的几篇报告文学，其中《英雄的十月》是写辽沈战役的。华山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写出了在全国胜利前夕部队的高昂士气、强烈而急切的求战心情、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的许多篇章虽然只是大笔勾画，却保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一曲曲响彻云霄的战斗凯歌。刘白羽也写了不少报道东北战场情况的作品，出过《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两个集子。

    《红旗》是写辽沈战役中解放锦州一役的，同样记录了许多战斗英雄的事迹。刘白羽的作品有自己独特之处，与当时一般注重事件完整和人物描写的报告文学比较起来，他的作品更接近新闻报道。文中常加入作者的议论，夹叙夹议，或带有政论性，或抒情意味很浓。如《红旗》开头是这样的：“在火线上，发动总攻那天崩地裂的一刹那，我看见一个战士高举着红旗向前奔跑。红旗迎风飘展，鲜明耀目。红旗是我们无数英雄的鲜血所创造出来的！它象征着奔腾的热血，无上的荣誉，以及新中国的光明，红旗到哪里，胜利就到哪里。”刘白羽常能从所报道的事件中发掘其蕴含的政治意义，把自己的政治激情与之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作品所特有的政治抒情色彩。

    《光明照耀着沈阳》写沈阳初解放的头几天，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反映党以高效率的工作迅速建立城市的正常秩序并恢复生产，“在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军事胜利之后，这是一阵舒适的春风化雨”，表现了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高度才干。这篇报告文学在解放大军接连解放中心城市的时候，曾发生广泛的影响。

    其他较重要的作品还有：描写王震率领359旅南下北返、艰苦战斗的《四十八天》（李立）、《八面山中》（陈祖武）和报告文学集《南下记》（周立波），描写刘邓大军的《挺进大别山》（曾克）；记述华东部队于孟良崮战役歼敌王牌74师的《飞兵在沂蒙山上》（韩希梁）和记述淮海战役的《六十八天》（韩希梁）等。由于战争的特点，许多报告文学既表现了农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又写了农民在战争中接受无产阶级教育、经受锻炼的情况。同样写孟良崮战役的《一支运输队》（洪林），是表现一支民工队伍为前方运粮的过程。这些农民离开家乡，远途跋涉，历尽艰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身上不免带有某些弱点，如散漫无纪律、不愿远离乡土，有的还半途开了小差。但整个运输过程也就是他们不断自我教育的过程。绵延不断的进军队伍大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从被蒋军蹂躏过的村庄，认识了反动派的本质，激发了阶级仇恨；而艰难的运粮过程，使他们经受了战争的严格锻炼。等到任务完成时，这支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大为改观了。这些普普通通的群众，没有豪言壮语，甚至不大会用政治词汇，然而，正是他们把中国农民的淳厚朴实、刻苦耐劳、忠实诚恳的美德，发扬到了新的高度。苗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则通过农民出身的父子在部队中的巧遇，写出了农民与军队的关系。父子不相认是因为阶级压迫使骨肉分离。而在祝捷会上一家的团圆，则说明只有跟随党拿起枪杆子，才是求解放的唯一道路。这篇报告文学只要稍事加工便是很好的小说，它与建国之初完成的话剧《在战斗中成长》（胡可），在题材、主题、情节上有某些相近之处。

    与战争题材相比较，农村的变革在报告文学中就显得太少了。这方面的题材让给小说、诗歌了。朱襄的《天水岑群众翻身记》，具体记述了群众翻身斗地主的过程，可以当作活的历史来读，算是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记述了一大批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作家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艺术典型来塑造，只是为他们的思想、人格、品德、行动所激动，从而产生了记录他们的事迹并表彰他们的强烈冲动，因此写得都十分朴素、本色。但这些形象实不比小说、诗歌中那些正面的典型人物逊色，而且更具有独特的感人力量。

    如果说解放区创作中对新人物的塑造不及一些旧人物或转变人物生动、厚实；那么，报告文学中一般不存在这种弱点。以对新鲜事物反应敏感为特点的报告文学，表现先进的新人物是它的突出优点。有的描写从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先进人物，如丁玲的《田保霖》、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等；有的记载震动一时的着名英雄人物，如白朗记述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生平的《一面光荣的旗帜》；有的表现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如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写出了关向应同志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也写了他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度的文化素养。

    在这方面，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堪称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报告文学。这个时期周而复曾写过《晋察冀行》、《东北横断面》、《松花江上》等集子。在《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中，他用十分朴实的文字，通过生活片断，塑造了一个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奔腾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热血的国际主义战士形象。而且，的确把白求恩大夫的个性特征很鲜明地凸现出来了。写先进人物当然要写他的先进事迹，但此文所记的事迹只能是白求恩做出的，而不是其他先进人物的。写白求恩当然要写他精良的医术，但目的是透过这一点使读者看到一颗火热的心，看到一个具有浓烈阶级情谊的活生生的人。白求恩为战士被锯掉了肢体而痛心惋惜，说：“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是100万年的变化史呀！”这是一个医生、生物学家所特有的语言，多么富有个性特征。它也写细节，如别人走路遇到少了一层台阶是跳下去，白求恩却搬了一块石头垫上，说：“这是伤病员要走的路，应该给他们铺好。”一件小事见精神，通过细节把人物写活了。白求恩责备同志也许过于苛刻，态度有时也不大讲究；但由于都能通过一言一行传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感到他的可亲可爱。

    解放区报告文学作品虽然各有其风格，但也呈现出某些共同性的艺术特征。由于作者大多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往往对所反映的人与事饱含着炽热的充沛的感情，只用比较朴实的文字便能把事件写得有血有肉。语言上比起过去的报告文学是大大地口语化、通俗化了。而且多少受到此时小说艺术民族化趋向的影响，在结构上也注意了事件的完整性、连贯性，叙述多于描写，使人感到是中国人在说中国事了。因此，它虽是外来形式，却较快地在群众中普及、推广开来。它的作者队伍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作品在群众中的影响也相当大。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标志着现代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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