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威胁、间谍狂潮和特别情报局
特别情报局建立于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之时，当时英国的战略政策制定者正特别关注极富侵略性而又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英国的领导者们能够追逐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9]，主要是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其他国家的严重威胁。但到19世纪末，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威胁，而且随着竞争国家的追赶，英国的势力范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称之为帝国的“过度扩张”——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软肋。1906年，一位外交部官员将英国描述为好像“一个得了痛风症的巨人”，手指和脚趾伸向全世界，想要收拢就“不能不发出尖叫”。在重新对20世纪头十年做了一系列战略评估后，英国寻求通过与潜在的大国竞争者达成妥协的方式来缓和其国际地位。在1902年到1907年的五年间，先后与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协议，减轻了英国海军在太平洋和地中海的负担，而且（至少暂时）消除了不得不在印度次大陆保护大英帝国利益而抵抗俄国入侵的可怕前景。与此同时，伦敦还有效地认定，现在绝不会发生针对美国的战争，从而进一步缓解了维护英国世界帝国地位的重负。[10]
一个主要的挑战仍然存在——来自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它显然绝不仅仅满足于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到20世纪初，它明显效仿英国，已经开始打造一支一流的海军，而且似乎致力于谋求世界帝国的角色。随着英国与德国在欧陆的竞争对手法国和俄国的结盟——即所谓的“三国协约”——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舆论开始担心来自德国的直接威胁。德国间谍和地下组织准备在德国进攻时采取突然行动（或“晴空霹雳”）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因危言耸听者“侵略恐怖”的书籍而愈演愈烈，如威廉·勒柯克斯的畅销书《1910年入侵》（1906年）和《德国皇帝的间谍》（1909年）都增强了公民和政府对英国脆弱性的广泛关注。在负责军情事务的陆军部，作战处处长约翰·斯宾塞·尤尔特将军本人，他的同僚詹姆斯·埃德蒙兹上校和乔治·麦克多诺上校都相信，德国总参谋部的对手们都在积极地以英国为目标。但是，正如尼古拉·希利和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所表明的，对在英国的德国秘密网络的恐惧被广泛夸大——甚至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英国的确有德国间谍和破坏分子，但没有间谍军团。然而这些传言似乎击中了英国的时代症，人们已被激发的对英国不断下降的国际地位的普遍关注，又助长了有大批遍布全国的外国特务正试图毁灭这个国家的猜测。[11]
这就是公众舆论的力量，以至于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1903年3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英国国防政策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下任命一个权力极大的小组委员会去考虑“在英国的外国间谍问题”，以此对间谍狂热做出回应。该小组由陆军大臣理查·博登·霍尔丹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海军大臣、内务大臣、外交部和财政部的代表，还有斯宾塞·尤尔特和他的海军部同仁海军上将亚历山大·贝瑟尔（海军情报局局长）。除了评估在英国的间谍活动产生的危险外，小组委员会还负责考虑是否需要变动“海军部和陆军部的现有军事系统，以便从国外获取情报”。
实际上，“系统”的要求非常强烈，因为现有的获取国外情报的方式非常随意，毫无章法。英国陆军和海军的要求明显分为两类：第一主要是有关新式武器发展和德国一般军事能力的技术信息；第二是建立某种对德国进攻提出早期预警的可靠系统。1903年，出生于克里郡的前首都警察局特工处处长威廉·麦尔维尔曾被作战处处长带去重点对付在英国的德国间谍活动，但后者又派他的助手亨利·戴尔·朗在商业掩护下去德国执行显然是调查德国海军建设的任务。经常有外国人向英国出售情报。陆军军官也做一些自己的情报工作。1905年，尤尔特的前任作战处处长詹姆斯·格里尔森本人参观了法国和比利时边境，1908年到1911年，尤尔特的继任者亨利·威尔逊在下级军官陪同下，骑自行车环游了与比利时和德国接壤的法国东部边境两侧，探索德军入侵的可能进攻路线并记录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德国铁路建设。[12]
1909年3月到7月，帝国国防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开了三次会，听取埃德蒙兹讲述法国人和德国人如何拥有组织完善的秘密情报机构。他的证据“让小组委员会毫不怀疑在本国存在一个大规模的德国间谍网”以及英国“没有组织与这种间谍活动接触并准确判定其活动范围和目的”。委员会还被告知，英国获取外国港口、码头发展情况的情报组织有“缺陷”，对德国尤其如此，“在那里很难获得准确情报”。海军部和陆军部都认为，“在和出售情报的外国间谍打交道时，他们处于很难的地位，因为他们的交易一定是直接的，不经过中间人”。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4月20日），尤尔特问“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小的特别情报局”。于是，成立了一个更具体的分委会来负责处理此事，由查理·哈丁爵士（外交部常务次官）任主席，成员包括尤尔特、贝瑟尔、爱德华·亨利爵士（伦敦警察局专员）和阿奇博尔德·莫里。
1909年4月28日，哈丁的分委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为确保秘密”，报告不打印，“仅存一份”。他们的建议有效地构成了现代英国情报部门的成立章程。他们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情报局”，该局“必须同时与海军部、陆军部和内务部保持密切联系”。它应有三个目的。第一，它将“作为海军部、陆军部和可能向政府出售手头情报的外国间谍之间的一道屏障”；第二，它将“向不列颠各地派遣与全国警察保持联系的特工，以确定外国特务正在进行的间谍活动的性质和规模”；第三，它将“作为海军部、陆军部和可能在外国建立的永久性特工组织之间的中介代理，以便于获取外国情报”。委员会认为，此独立单位可以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可以作为“其他英国海外特工提交报告的媒介。较之让这些特工直接同英国联系，这一措施更不容易引起怀疑”。报告还提议该局应包括“两位具有外语知识的前海军和陆军军官”。在爱德华·亨利爵士的建议下，分委会还同意聘用一个私家侦探公司来从事此项工作，并认为“应该派遣一个特别能干的特工……去联系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关系紧张时愿意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该局的年度总经费预计为每年两千多英镑（相当于当前货币150000英镑），其中至少一部分来自“当前的秘密情报表决拨款”。
这些建议（在1909年7月12日的最后会议上被小组委员会完全接受）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它们明显偏向于在拟建情报局“目的”中包含的搜集外国情报上，这与一开始对国内反间谍活动的关注形成对比。很容易将此结果归咎为负责分配“秘密表决拨款”的查理·哈丁爵士的主席身份。在外交部控制下，“秘密表决拨款”多年来被用于各种目的，包括陆军部和海军部间或雇用间谍的费用。尽管各情报部门已将自己明确确定为拟建新局的主要客户，但在强调分委会的“国外”目的和对资金由“秘密表决拨款”提供的明确感谢中，我们都能看到哈丁的影响[13]。不管怎样解释，陆海空三军的介入和控制权归外交部，是情报局未来四十年一直延续的一个模式。另一个建议是内部的极端保密性和对新情报局运作的官方“否认”。在委任第一批成员时编写的该分委会调查结果的一份纲要（法语）指出，“利用该局，不仅我们的海[军]、陆[军]武官和政府官员可以摆脱与间谍打交道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再获得我们跟他们打交道的任何直接证据”。这也将成为情报局一个长期的重要特征。
建立特情局的报告在7月24日获得帝国国防委员会批准，一组人随即在8月26日开会制定细节。爱德华·亨利爵士和尤尔特都参加了，还有埃德蒙兹和麦克多诺。贝瑟尔派来一个参谋，雷金纳德·坦普尔上尉。会议接受了亨利的建议，前警察总监、现私人侦探爱德华·德鲁应参与进来，情报局应尽快在亨利租用的威斯敏斯特维多利亚大街64号办事处开始办公。会议还同意，由效力陆军部“多年”的朗作为派驻欧洲大陆的海外特工。很显然，朗已经得到通知，因为他“愿意接受任命”而且已同意“在布鲁塞尔开设一个商业办事处以掩护他的活动”。还有人进一步提到，“在德国”已经有一名特工被“海军部雇用”，以完成哈丁分委会提议的德国港口任务。8月26日会议还获知，陆军部和海军部已考虑好调配给情报局的官员。陆军部推荐了弗农·凯尔上尉，“一位特别优秀的语言学家……懂法语、德语、俄语和中文”（曾在陆军部任埃德蒙兹的“远东部得力助手”），海军部提名海军中校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现负责南安普顿波姆防线，他拥有特殊的委任资格”。为确认外交部对新机构的主导作用，一份会议记录上还写道，作战处处长（尤尔特）“在9月14日对C.哈丁爵士说，他同意上述安排”。[14]
清理头绪
海军部选择曼斯菲尔德·卡明（他不想使用自己姓名中的“史密斯”）作为新情报局的人选是一个经典而又具有开创性的非正规方式的范例，是秘密情报局很长一段时间处理人员招聘这一重大问题的方式。50岁的卡明（出生于1859年4月1日）从未有过情报工作经验。和陆军部提名人弗农·凯尔（他实际上将接手国内事务）不同的是，他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清楚他究竟具有什么“特别资格”从事这一工作，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是所考虑的惟一人选。
凭借他对大马力汽车和摩托艇富有感染力的热情，曼斯菲尔德·卡明被誉为“摩托运动”的先驱
卡明原名曼斯菲尔德·乔治·史密斯，出生于一富裕的拥有土地的职业家庭，其父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他在1872年12岁时进入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后来加入了海军。在海上和陆上的任职生涯中（包括和未来国王乔治五世同时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任职的一段时间），他取得了显然成功但远非卓越的业绩。1885年12月，由于不明健康原因，他以“主动半薪”的方式退役。在后来的10年左右时间里，他为米斯伯爵做私人秘书，一度在爱尔兰做他的代理人。在这些年，他结了两次婚：第一次是同一个名叫多拉·克卢蒂的南非女人，她于1887年去世；第二次同梅·卡明（他采用了她的姓氏），一个独立富有的女人，她家在苏格兰的莫雷郡拥有地产。1898年4月，他回到海军“监督南安普顿波姆防线工程”。卡明是个实在的人，非常热衷于最时新的机械装置。作为一个狂热前卫的汽车驾驶员和喜欢飙车的快车司机，他在1902年参加了“皇家汽车俱乐部”，三年后成为其子俱乐部“摩托艇俱乐部”（从1910年起冠以“皇家”的称号）的创始成员（和首任游艇俱乐部会长）。1906年，他成为“皇家航空俱乐部”的创始成员，并于1913年11月54岁时获得飞行执照。[15]
有迹象表明，卡明参加摩托艇运动（其他许多海军军官也参加了）可能有助于他进入新的冒险领域。在20世纪初，海军部对各种新型船用发动机十分感兴趣，因而对“摩托艇俱乐部”的活动有着充分了解，该俱乐部举办各种国际赛艇比赛并鼓励开发高性能的摩托艇。它的关注焦点绝不仅限于在英国的发展。根据另一名摩托艇运动创始者蒙塔古·格雷厄姆——怀特的回忆录，1905年春，卡明被派去“考察瑞典和荷兰捕鱼船队的发动机的发展情况”，以确定“使用煤油的内燃发动机的可靠性”[16]。也许是针对这一任务，卡明在1909年10月底的日记中写道，他喜欢“同一些丹麦人和瑞典人交往——同我被F.O.[外交部]派到国外去了解船用发动机时结识的一些人接触”。
因此，到他被选择做新的工作时，他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在国外搜集情报的经验了。但是，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就在帝国国防委员会同意建立特别情报局的一个月之后，亚历山大·贝瑟尔在1909年8月10日给卡明的信中提到，“波姆防线对你而言一定没什么趣味了”，卡明或许“因此而喜欢一个新的职位”。贝瑟尔有“好消息”要告诉卡明，他邀请卡明去伦敦一晤。贝瑟尔告诉卡明，“他的新任命是海军S.S.情报局[原文如此]局长——一个在帝国国防委员会坚持下即将成立的新部门”。具体工作“将是获取和搜集他的部门所需要的情报。我将在他领导下工作，应负责管理他和军部所雇用的所有特工”。贝瑟尔还告诉他，他将有一位“年轻”的同僚（凯尔比他年轻14岁，官衔比他低），而且新情报局的成立要得到作战处处长的同意。[17]
尽管卡明的背景看起来不是特别适合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但他无疑步入了这一工作领域，而且肯定一开始就被它的前景吸引住了。“所提供的工作太诱人了，”他在8月17日对贝瑟尔写道，“我非常乐意承担。”但他也说明他绝没有厌倦热闹的防御工程，而且在8月和9月初还试图确认在担任新的职责时能够象征性地继续负责那一工程。由于哈丁要求新局在10月1日开始工作，从那一天起就租用了德鲁的办公室。自那时到9月底，开始了一阵紧张的准备清理活动。9月23日，将在最初几个月困扰该机构的职责精确分工的困难凸显出来。卡明从贝瑟尔那里得知他“不是惟一的局长”，凯尔“将以和我同等的地位一起工作”，他感到很“失望”。贝瑟尔还告诉他，“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得到承认，因为我们要和当局完全脱离关系，只能得到他们的秘密认可”。然而，更肯定的消息是，卡明得知哈丁“已承诺，对支付给我方特工和特情局的钱不做任何限制”。
1909年10月4日（星期一）上午，特别情报局第一次正式会议在陆军部召开，埃德蒙兹和麦克多诺向卡明和凯尔简要介绍了他们的新职责。他们说打算让麦尔维尔（“我们目前拥有的最优秀的人”）留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把会讲德语和法语的“另一位好人”朗派往布鲁塞尔，“作为那里的主要特工”。埃德蒙兹还提到了另一些从事过情报工作并可能继续留用的特工。他给凯尔和卡明下达了后来被称作“间谍知识技能”的第一道指令。他“告诉我们绝不可以将姓名和住址写在一张纸上，绝不可以使用印有水印的稿纸”。他们不可以在“没有M[麦尔维尔]或现场某人在场的情况下首次去见这些无赖中的任何人”，也不可以将办公室当作会面场所。应该另租一间私人房间来会面。“我们不可以从办公室收发信件，我们将使用别的名字。”卡明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是个玩笑），“K[凯尔]在他的现名字后面加了一个Y”，非常小心才没把自己的绰号写在纸上，不过他后来使用了“柯里上尉”和“斯宾塞上尉”。会议结束时做出决定，由于凯尔“在这两周时间都没有空，我应该立即开始工作，誊写M[麦克多诺]办公室的所有记录——一旦弄到保险柜，就将它们放入其中……我和凯尔共进午餐，我们畅谈未来，同意为未来事业的成功共同努力”。
实际上，卡明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完全进入角色。虽然他在10月4日前就草拟出了计划，却没给任何人看过。计划的重点主要针对德国。他认为，在德国的主要军港（如威廉港、汉堡港和基尔港）他都应该有“能够得到充分信任和报告异常活动”的特工。他还想要“至少一名游动特工”。情报局及其活动的“掩护”一开始就成为一个问题。卡明认为他应该有“某种名义上的官职——例如‘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与造船厂的嫌疑人有联系’。这一职务（不公开宣布）”，他认为，“会给予我设法得到外部帮助的托词”。与此同时，他甚至觉得要开始情报局的工作都很困难。他坐在维多利亚大街的新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就开始学习德语以打发时间。他去陆军部取“第一批需要誊写的文件记录”，麦克多诺甚至“不允许将记录拿出办公室”。麦克多诺后来写信告诉卡明，说他“提议将陆军部的所有工作移交给K[凯尔]并就此类事情单独同他联系”。
卡明心情沮丧，向贝瑟尔抱怨说他被告知“我不可以在办公室接收信件，不可以在那里见任何人，不可以从那里往外写信，以至于我不明白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想必，”他接着说，“也没人希望我们坐在办公室内整月整月地无所事事”。他的惟一“目标”就是要“使一件新的事情取得一流的成功”。在提到麦克多诺想单独通过凯尔开展工作时，卡明感到“任何喜欢凯尔而排除我的做法对我的成功都会是致命的灾难”。他提出“最好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工作分开”。他将“非常满足于负责后者而将前者全部交给凯尔，但我必须有平等机会去履行我的职责，只有让我了解所做的一切事情和迄今为止我们决定的与机构有关的情况，我才能确保这一点”。卡明还抱怨围绕组织的保密程度有些过分。他认为，“我们只需同向我们提供秘密的人保持联系”。他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他是在“公开地接收情报”，而他的身份则会精心地隐蔽起来——“一件很好办的事情”——所有“可能以任何方式追溯到与当局的任何联系”都应被制止。他写道，“我们的保密有一半没有任何实际益处”。
最后，10月21日在陆军部召开的一个总结情报局工作的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分清了“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和“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各自的作用。麦克多诺提议凯尔“应承担所有的国内工作——海军和陆军，‘间谍活动与反间谍活动’”，卡明“应该负责所有国外的工作——海军和陆军”。正如卡明在日记中提到的，“秘密情报局”有四大“职责”：“一、为海军部和陆军部做掩护；二、进行调查；三、同所有受雇特工和想出售秘密情报的人保持联系；四、作为海军部和陆军部的代表。”卡明的“谍报”任务是“组织一个高效系统，以监视德国武器和海军建设进展，这样做时务求仔细，每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都应予以报告”，而凯尔的“反谍报”任务是“对抗外国政府主导的一切敌视英国的活动”。凯尔将拥有麦克维尔和德鲁，不过，在回答一个直接问题时，麦克多诺说只要可能，他应“避免使用后者”。现有的国外特工将保留下来，“将为他们提供2700英镑”。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是“获取表明要向我国发动进攻的任何举动的情报”。其余的任务是“监视所有嫌疑人员——比如居住在英国境内的外国人”及“阻止”在英国“形成破坏中心”。最后，情报局必须“在国内外组建一班固定通讯人员，他们将在战时从敌方阵线内部提供情报”。卡明终于感到自己有所进展，尽管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最难”，因为麦克多诺提议把麦尔维尔和朗交给凯尔，留给自己的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人”。
10月28日，在哈丁主持的一次外交部会议上（卡明和凯尔均未获邀参加），情报局内部的分工得到了确认。贝瑟尔后来告诉卡明，国外的特工将“保持原样”，但没有“更多的钱”，而且卡明将会明白他“自己情愿做的事情”。明确了具体职责，卡明开始转向具体工作安排。他认为与凯尔和德鲁共用一个办事处有“几大不利”。尽管办事处“很大”，但“用途实在太小”，而且对他的行动目的很不安全。他认为自己不能够“从那个办事处创建并发展我将要负责的复杂组织，因为我不能在那里发信，收信或见任何人”。因此，他提议租一套公寓，在里面设办公室，他可以在白天或夜晚任何时候使用。他说，“像现在这样的独立办事处会立即让人联想到交易，会引发人的兴趣和好奇。但私人住宅不会招致议论”。他可以在家里开展工作而不引人怀疑和注意，他可以在房间里会见在别处雇用的特工和其他人。他还将在公寓内建一个“胶片冲印厂”，这样“安排就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存在”。
回顾为获取情报将不得不打交道的各色人物（并证明他在有效地思考整个情报事务），卡明把自己的职位和凯尔进行了比较。他说，在英国，“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帮助他自己的国家”，但“在国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官方代表组成的国外领事馆受到“明显制约”。“一般情况下，去接近本地人并让他们背叛他们的国家徒劳无益，最下层的某些人也许愿意，但只要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也同样会反过来背叛我们而不受任何良心上的谴责，而且也不能信任他们去做任何更重要的事情。”至于“生活在国外的英国人”，他们不愿“做任何有损所在国的事情”，而且“很清楚一旦被发现，他们将要冒的风险——他们的事业，甚至是自由”。卡明希望得到“自由查询的机会，听起来仿佛每个人都可能有用”，而且“都能提供能得到大量费用和奖励的有价值的情报”。但他目前还“没有时间去想出一个计划，建立一个瞭望系统，该系统可以就军舰和物资运输的动向、食物和商品的集结随时向我们发出警告”，这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所选特工的素质和身份必须可靠，而且将依据所做贡献获得报酬。”
但卡明仍忧虑自己的前途。11月3日，他草草记下了沮丧的想法：“在办事处不能做任何事。到那里已经五周了，没有签过名。在那里，与所有人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因为不能透露自己的地址，不能以自己的名字接电话。”凯尔“一天做的事比我所有时间做的都多”。系统是由“陆军组织的，他们长时间控制了我的命运，剥夺了我能做的所有事情，让我去做最难的工作（他们的人K[凯尔]显然更适合这一工作），剥夺了从事这一工作的所有条件。我深信K不久就会完全排斥我”。贝瑟尔此时来救助他了。卡明在晚餐上倾诉心事之后，贝瑟尔向他保证，“我不必做任何事来证明我的任命。我必须耐心等待工作来临。我不必闲坐在办事处，可以四处走走和学习。我不应受到监视。他很有信心”。贝瑟尔告诉卡明，他可以说他受雇于海军情报局，但“这样做时必须十分谨慎”。他可以租用公寓（“当然是自己出钱”）并在那里办公。假如这一经验成功了，外交部可能会承担费用。贝瑟尔最后告诉卡明，陆军部“对我的工作将无可指责，因为我的工作直接受命于他（海军情报局局长）”。
尽管贝瑟尔的断言严格意义上并不真实，因为从一开始情报局就被看做是一个跨部门的情报机构（陆军部仍将是一个重要“客户”），但他对卡明的信心和海军部给予支持的保证还是很受欢迎。在三周以后做出让卡明接管“B”——以大陆为基地的陆军部现役特工——的安排时，还是产生了实际作用。这一计划是让卡明利用他来管理在汉堡和威廉港的特工和“一个游动特工”，但当凯尔坚持要参与卡明和B的第一次会面以便向B支付工资时，卡明表示反对。在贝瑟尔支持下，他让尤尔特和麦克多诺阻止了这一情况的发生。他们叫凯尔将钱交给卡明，由卡明转交给B本人。1909年11月26日与B的会面，是卡明第一次接触一个真正的间谍。他是由负责领导他的埃德蒙兹引荐的，但后者告诉B，今后将完全由卡明“和他打交道”。贝瑟尔的参谋雷金纳德·坦普尔参与了会晤兼做德语翻译，因为B（奥地利人）不讲英语。卡明此前在伯利兹语言学校学过德语，能够“大致听懂他[B]说的话；但还不足以理解他[B]的所有想法和意见”。
会晤进展顺利。B“似乎认为他能够毫无困难地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因为他说所有的TR[卡明日记中指德国人的术语——‘关税改革者’的缩写][18]都公开受贿而且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会谈决定，应该有“一个人在汉诺威——重点关注陆军事务，一人在威廉港，一人应四处游动，总部设在斯坦德或维登堡，至少每三个月参观一次各大[船]厂”。当卡明提到“在奥地利的波拉和其他地方即将开始建造的四艘无畏[战舰]”时，B“立即对此事表示不情愿，并且说，他是奥地利人，不能做任何有损自己祖国的事情”。卡明认为他“是个聪明而又大胆的人”，而且他“可能成为我最好的助手”。卡明接着写道，“但必须考虑他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感情造成的困难”。卡明向贝瑟尔汇报这些安排时，贝瑟尔很高兴。卡明相信陆军部“显然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分工是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我[卡明]确实得到了更重要的工作。他认为等我们安定下来后，一切都会正常起来的”。
尽管卡明直到1910年3月才向维多利亚大街的办事处交还钥匙，他在1909年11月底已经搬入沃克斯霍尔大桥路254号阿什利大厦的一套公寓，为他的情报处建立起独立的基地。新年之初，他去邮局办理了一个伪造的“掩护通讯地址”“伦敦邮政总局400信箱猎鹰有限公司雷森先生”——一个所谓的“托运出口”公司，由此开了一个以“进出口”做间谍掩护的典型先例。他有两个电报地址：作为“一般用途”的“伦敦太阳帽”和作为“特殊用途”的“伦敦秋天”。寄往这些地址的所有信件都将转寄给阿什利大厦的卡明，寄给“伦敦秋天”的所有重要电报都将由“专门信差使用双层信封”转寄。卡明在阿什利大厦一直住到1911年才将公寓和办公室搬到白厅和维多利亚泰晤士河堤之间的白厅大楼2号，靠近陆军部，离海军部也不远。
因为认可了他对国外工作的责任，陆军部向他移交了“整个德国的情报系统”，包括B（他被发现“在俄国很有价值，而且可能要求他再去那里工作”）连同“五个助手的姓名和住址”。到1909年底，卡明本人也已经开始管理别的情报来源了。12月9号，他会见了曾经是海军部特工的WK，显然是向他汇报德国枪炮的情况。在圣诞节前，他向FRS下达了简要指令，后者将去奥匈帝国的阜姆[19]“弄清为无[畏舰]铺设船台的进展情况”。除夕之夜，他在皮卡迪利大街的“皇家汽车俱乐部”会见D，后者被派驻汉堡，是参与警告可能发生战争的三个特工之一。卡明“承诺，假如他能先于其他特工、或至少在发布任何宣言或采取公开行动前24小时向我提供战争危急的准确情报，就给他500英镑[占他当时全部预算的25%]”。尽管是“三个‘消极’特工中的佼佼者”，D却“明显很胆小，而且是在一旦战争爆发就将逃走（并带来情报）的先决条件下才接受任务”。卡明肯定“他没有什么帮助，不会冒险向我们传递警告”。
瞄准德国和管理特工
1910年1月，卡明与贝瑟尔交换笔记，正式确立直接对海军部负责。贝瑟尔规定卡明“与你的职责有关的一切事情直接对我负责”，而且“将负责联合王国以外的整个秘密情报系统，被任命为你同事的陆军部官员负责国内工作”。他的“主要职责”是“获取所有关于海军和陆军部队重要动向的早期活动的可靠情报”，目的在于“在你情报系统范围内对任何针对本国的外国敌对行动及时发出警报”。卡明还要满足“海军和陆军当局对特殊情报的要求”。就他本人而言，卡明确信提前提供战争警报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但他提议“制订一个行动计划，以保证在战争开始后和战争进行期间发出情报”。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一个特工（假设在德国工作），“尤其是如果是在国外出生的，哪怕只受到很小程度的怀疑”，都必然会受到严密的跟踪，“要他发送情报就会格外困难。如果被逮住了，他肯定会被枪毙”。他还坚持认为，尽管德国是主要目标，他还想在周边国家安派特工。他敏锐地提出，“经常存在从另一国家获取德国情报的可能，在[德国]国内对我们严格保守的秘密，在别的地方却可能很容易搞到”。他很明智地注意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可能发生巨变，他需要提供情报的后备系统。
卡明在这样早的阶段已经在对国外情报工作的各种困难做理性思考，但这些思考大多是积极乐观的，而且在今后许多年仍会如此。实际上，即使在二战时期的30年代，在无线电技术取得巨大发展之后，在敌人阵线后方建立安全可靠的特务通讯联系仍很困难。与此同时，卡明在1909年4月一份涵盖了情报局建立前六个月的报告中，具体讲述了建立新“秘密情报局”的进展。他说，在经历了缓慢的起点之后，工作“进展迅速，到现在，我已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处理”。他讲述了他的“特工人员”是如何“分成两类”的。第一类是监视德国，只要求他们“仔细监视任何异常或重大的动向或可能性——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然后报告这些情况”。他接着说，“‘从这些特工那里，没有好消息。’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只能确认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在挣他们得到的钱”。另一类就是“除了负责对异常活动发出警报外，还要搜集各类情报并在规定时间将情报提交给我的特工”。然而，他不能对那些人作出准确判断，“因为自他们接受任命以来，还没有足够时间让我能形成意见”。那个“主要特工”B和他手下的三个特工得到了将近1500英镑（相当于现在110000英镑），卡明对那三个特工却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他们，”他写道，“也没听到过他们的名字，我完全不能确定他们的存在。”4月，在去巴黎见B的一次旅行之后，卡明（表明独特的情报界开始影响他的思维）在日记中吐露了对B手下特工存在的怀疑：“我一点不能确定他手下雇用了三个人，尽管这不过是从事此工作几个月之后可能自然产生的怀疑。”
B在其他方面也是一笔有问题的财富。正如卡明在1910年4月的日记中提到的，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潜在的敌人（因为是奥地利人）和职业间谍”。另一方面，他又“很聪明”，而且显然“在过去提供过重要情报”。他在2月份提供了德国新的25000吨级战列舰“图林根号”的详图，B是从不莱梅的一个海军工程师那里搞到的，得到这张图纸令海军情报局非常高兴。但总的来说，B的网络提供的情报“很匮乏”，“到目前还配不上所支付的巨额薪水——超过了他所有特工薪水的总和”。卡明认为，B“没有提供好情报的动机，因为无论情报好坏，他所得的报酬都一样”。因此他想将这一系统做出如下改变：特工在获得“一大笔可观的保留经费”（显然比现在获得的更少）的基础上，“其所提供和核准的所有情报能够无限”地获得更多钱。
在评价其他特工时，卡明认为WK应得到200英镑的薪酬（相当于现在15000英镑），“如果他工作令人满意，可涨到240英镑”。WK平时以德国为目标，在1909年12月报告了在波罗的海和威廉港外的小型鱼雷艇试验和海军建设情况，其中包括重点关注的潜艇情报，因此“这个海军支部”或许能“在战时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910年4月，卡明派他去奥匈帝国的里雅斯特和波拉港（今普拉港）调查海军造船情况。虽然WK的报告受到“缺乏军舰的专业知识”和“P[波拉]警察困扰”的限制，却部分地印证了特工FRS在1月份提交的一份有关奥匈帝国海军军舰秘密建设的报告，此报告引起了海军部极大兴趣，贝瑟尔断定它是“自他到办公室以来”所完成的最好的情报工作。可能是想到了FRS的报告，卡明声称他[B]“最有价值的情报”是由“一个派往国外去弄清某些具体事实的人取得的”。这与他那三个“消极特工”形成对比，“他依靠他们获取‘早期战争情报’，但他们的表现价值却‘难以评估’，因为他们没有提交任何报告”。实际上，这几个特工中，一个叫“U”的似乎特别不得力。尽管那一年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基尔港，而且时常和德国海军军官有交往，他却告诉卡明“他从未向他们问过任何问题，因为担心引起怀疑——事实上，当谈话转到军备和涉及军备时，他总是叫他们改变话题”。但是，他向卡明保证，一旦他“嗅到空气中的战争气味”，他会“赶紧越过荷兰边境向我们发送电报”，而且“如果有必要，他本人会亲自送来”。
对卡明来说，一个更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一个希望会有巨大扩展的情报来源”是“那些‘自愿提供帮助’的英国人，他们的‘业务和职业赋予了他们发现国外正发生的事情的特殊便利’”。有一个这样的人（日记中称作“古怪先生”）是英国军备公司的主任，他报告德国克虏伯公司正在收购用于制造小型枪炮的镍钨钢原料。1910年1月，在结束前往某一未提名外国政府的一次商务旅行之后，他给了卡明一份重炮说明书（“发射500公斤炮弹”的大炮），政府自己也从克虏伯得到了该说明书。尤其重要的是，这表明克虏伯公司正在使用“完全经过油淬火和回火的镍钨钢来制造更大口径的大炮”。“古怪先生”显然已经很好地楔入了欧洲军工业界，他还报告波西米亚的斯柯达工厂接受了奥地利政府“为两艘‘无畏’级战舰”生产大炮的订单。卡明在结束他自己的第一份报告时强调，他和凯尔的共同点太少，他还从安全角度敦促国内外情报工作应完全自治。他甚至认为，遗憾的是“秘密情报局特工[即他自己]不得不向自己的上司们汇报自己在做什么”，“他当然不应该告诉第二个人”。事实上，他的结论是，“如果能完全由他一个人来管理自己的工作、决定自己的方法和管理所有下属的情况，结果将会好得多”。
卡明在报告中回避了一件事：从不提自己在情报搜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910年2月的五天多时间里，他在贝瑟尔的海军情报局助手、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塞勒斯·H.“罗伊”·雷格纳特的陪同下，两次去安特卫普会见一个没有露面的特工。他在4月（还是和雷格纳特一道）第一次冒险去巴黎会见特工B，然后又去列日会见JR，后者曾允诺提供有关德国飞艇建设的情报，并向他们展示他从德国走私出来的一种新型便携式武器。卡明从伦敦带去一位武器专家，中途在布鲁塞尔又组织了一个专业摄影师加入。不幸的是，这些精心安排——也许过于精心的计划却出了问题。虽然JR从柏林来了，卡明和摄影师却与雷格纳特和专家走散了，他们又没有商定碰头地点。JR（也许在这些事情上比卡明更有经验）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计划，没把武器带往列日，而是放在约一小时车程外的一个隐秘场所。卡明和摄影师在下午过半的时候到达那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工作。在卡明付给他“事先答应的25[英镑]，外加飞艇人员所提供问题答案的10英镑”后，JR才把枪械拿出来。因为JR声称要赶快离开并要把武器带回德国，卡明“只有几分钟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尽我所能进行测算，制作了一幅缩图素描。我竭尽全力，后来却惊奇地发现，我尽力去做但仍然漏掉了许多重要内容”。他只能确定武器上有“标记100至700米的瞄准器，瞄准器上面部分是800至1900米，五连发”。似乎一切都徒劳无功。回到伦敦后，武器专家和麦克多诺都作出对这件武器没有特殊兴趣的结论。卡明甚至得自己承担支付给JR的25英镑。麦克多诺合乎情理地说，“让我对所有失败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并非很多办事处都承担得起这么大的损失”。卡明此时还在自己掏钱支付他的公寓和办公室费用，他自忖“没有一个无私人财产的官员能够接替我的工作，我估计要花光我所有工资才能使工作继续”。
1909年5月9日，在卡明、凯尔、贝瑟尔、尤尔特和麦克多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卡明的报告。确认将情报局工作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办事处，私人侦探德鲁的情报机构被取消。根据麦克多诺的建议，会议同意预算（现在是6200英镑）今后将在卡明和凯尔之间平分。两天后，这些提议大部分得到了查理·哈丁爵士的同意。当麦克多诺声称划拨给情报局工作的钱“几乎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哈丁说，“如果工作需要，一定会增加经费”。卡明获准裁减一些没有贡献的特工，减少B的固定经费，今后视其工作效果支付报酬。哈丁还进一步同意支付卡明的独立办公费用并为他增加必要的旅行经费预算，还再一次向他（和凯尔）保证，“没有人希望以任何方式来限制工作，如果已经允诺的钱不够用，还会从别处弄到更多的钱。他所希望的是确保钱用得值得”。
情报局工作
曼斯菲尔德·卡明的日记打印本是特别情报局早期日子最重要的惟一资料来源，可从1910年8月底到1914年初却很不完整，令人很是着急。从1910年9月1日到11月21日没有任何记载。1911年只留下1月6日至18日的日记，1912年只有1月、3月和12月中几天的日记。1913年有1月1日到5月27日、6月26日至27日、7月31日和12月10日至31日的日记。从1914年1月1日起，可以见到手写的办公日记原件，而这些日记也有不少令人沮丧的空白。卡明没做任何特别的解释，只是似乎已经停笔不写了。例如，我们从弗农·凯尔的日记中（它本身就是一个粗略的文件，只包括1910年6月到1911年7月）得知，1910年11月曾开过几次会总结情报局第一年的工作，凯尔和卡明都提交了正式报告，可是两份报告都没能保存下来[20]。但是，特情局的成长和发展却能从管理情报局工作的分委会5次会议记录的提纲式记录中依稀窥见端倪。从1910年11月到1913年5月间，分委会每6个月开一次会。会议由1910年11月接替哈丁任外交部常务次官的亚瑟·尼科尔森爵士主持。
由于认识到情报局工作的快速发展，这几次会议的第一次（11月16日）同意为卡明和凯尔委派专职助手。在陆军部支持下，卡明还要求增加资金在哥本哈根派驻一个“特务官”（麦克多诺的术语），他将发展在德国的情报网，“重点报告德国海军建设和武器装备”。如果可能爆发战争，则要提供“德国海军动员和集结、德国港口运输线和军队调动特别是调往北方海岸、荷兰和比利时”的情报。提议在哥本哈根并不仅仅因为它位置“便于接收来自德国波罗的海和北方港口的情报”，还因为（麦克多诺认为，尽管没有任何具体证据）“丹麦人在很多方面最适合做情报局的特工”。尼科尔森认为，任命一名英国情报官常驻国外（按秘密情报局后来的说法，他将成为第一个海外“情报站的头”）的决定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这首先和新建一个永久性特别情报局的新分支机构一样重要。正如威尔逊将军指出的，意思是“这一任命仅仅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开端”，如果“这一委任证明是成功的”，就会在别处任命更多的“支部特工”。威尔逊在8月成为陆军部作战处处长，后来非常支持卡明。但既然一开始特情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拉开英国政府与搜集秘密情报这一易惹麻烦的事情之间的距离，外交部显然希望能够消除疑虑，即这一新的发展并不带有官方参与的暗示。尼科尔森坚持将这件事上报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本人。格雷“原则上”批准了这一提议，但对有关情况和拟议职位的具体人选都希望了解“更多更详尽的资料”。
卡明提名的候选人是雷格纳特，“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讲丹麦语、德语及其他语言……非常热衷于秘密情报工作”。在同尼科尔森的私人秘书埃林顿勋爵交流这一任命的情况时，卡明告诉他，雷格纳特拥有私人财产（这对于支付给情报局全职工作人员的可怜薪金来说十分重要），“不在意社会地位”，而且“做好了完全隐姓埋名的准备——甚至不惜以经商名义经营一家店铺，并把它当做真的生意来做，以此掩护他的真实意图”。埃林顿“说外交部不愿对该官员承担任何义务，后者可以过了一两年再去找到他们，就说他损失了比如说5000英镑，现在想要回去”。他最担心的还是这件事的保密，要确保所提议的情报工作与政府没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牵连。他问：这名官员如何“隐藏身份”？“大使馆武官们认识他吗？如果他的信送错了，或者被拦截了，他会不会被追查到现在的工作？”卡明“就所有这些问题再次向他保证”之后，埃林顿“总的来说显得很满意”，不过他继续询问卡明一些有关泄密可能性的问题。卡明精心准备的计划在1910年11月因两个英国军官在德国进行间谍活动受审一事遇到了麻烦。他们是陆军中尉维维安·布兰登和上尉伯纳德·特林奇，两人在8月带着德国北海海岸和沿基尔运河的防御工事和海军部署的地图、笔记和照片，被抓了现行。两人一直为雷格纳特工作（不过卡明同意为每一项“额外费用”支付10英镑），人们担心德国人会知道雷格纳特卷入了其中。
最终还是没有做出任命，雷格纳特仍留在海军部。1911年5月，特情局第二次半年会议同意重新划拨“700英镑给哥本哈根的一个人，此人已获批准但从未得到任命”，目的在于对布鲁塞尔的情报工作支付报酬。在反思一直存在的部门管理不确定性和对卡明的机构工作方式的一些小误解时，亚瑟·尼科尔森爵士把它称作“布鲁塞尔海军情报组”。尼科尔森对情报局的跨部门性质有所了解，也“理解海军部和陆军部都将直接处于情报局领导之下，由情报局协调他们的工作”。委员会整体上满意情报局的工作。根据威尔逊的建议，他们同意提高卡明和凯尔的薪金（从500英镑提高到600英镑），因为他们“工作优秀”。贝瑟尔“高度评价他们的工作”，还说卡明“自己出了不少钱……他非常节俭，虽然有权乘坐一等车厢旅游却乘坐二等车厢”。[21]
又过了6个月，委员会认为卡明和凯尔仍然做得很好：“A.尼科尔森爵士、贝瑟尔上将和威尔逊将军意见一致，对两个部门的工作都表示满意。”但是，在1911年夏天阿加迪尔危机中，情报站的表现却很混乱。危机最后以德国炮艇“美洲豹”抵达摩洛哥阿加迪尔港口而告一段落。法国把摩洛哥看做其独有的势力范围，法德两国的关系一度急剧恶化，两国间险些爆发战争，英国有可能被卷入其中。成立特情局就是要对这种局势提供精确的情报。到7月底，《泰晤士报》报道，德国北海舰队已经开始“一年一度的夏季巡航”，一个海军中队已经通过基尔运河驶往北海，表明运河已做好“战争准备”。伦敦很担心德国军舰的位置，甚至担心英国军舰受到攻击。7月26日傍晚，麦克多诺找到亨利·威尔逊，告诉他“我们的海军失去了德国军舰的踪迹，要求我们找到它们。麦克多诺派[伯特兰·]斯图尔特去布鲁塞尔见L[也许就是朗]并派他前往德国港口”。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整件事情就是一部童话剧”。[22]
一周以后，当斯图尔特在不莱梅被捕并受到间谍罪指控时，这部“童话剧”变成了一场灾难。根据一种说法，他是“凌晨一点钟在床上”被捕的；而据另一种说法，他是在公共厕所中试图销毁一个德国双面间谍放在他身上的一部密码本的时候被捕的。“野蛮的警察砸破了厕所门，他因携带违法材料而被捕。”斯图尔特，一个39岁的伦敦律师、军官和西肯特郡的兼职自耕农，是一位热心的业余特工。他后来在对他的起诉中（也许不坦诚地）声称，他“懂的德语仅限于在餐厅吃饭，在旅馆和火车站让别人能听懂”。实际上，斯图尔特是接受了麦克多诺的命令，是直接在卡明领导下工作的。卡明最初曾派他去荷兰的奈梅亨与一个在德国工作、名叫维尔鲁的特工接头。斯图尔特不听劝告，陪同维尔鲁越过边境，在被捕前巡查了汉堡港、库克斯港和不莱梅港。在德国蹲了两年多监狱回到英国后，他要求得到12500英镑的赔偿，他指责卡明、麦克多诺和威尔逊应该对他的被监禁负责[23]。卡明警告说斯图尔特曾去见过他的“消极”特工“U”（显然指维尔鲁）。贝瑟尔事后聪明，认为后者可能“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诱饵”。他告诉卡明，这很“令人恼火”，“但我们干这一行必须能预见到这些障碍”。
1911年9月，卡明的“预警系统”还报告了德国发展的威胁。9月4日，威尔逊提到一个比利时特工提交的一份报告，说两个德国师正在边境对面的马尔梅迪集结。结合其他迹象，报告似乎很“不吉利”，以至于他要就此事亲自向温斯顿·丘吉尔（1910年2月后任内务大臣）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做简要汇报。这个月晚些时候，威尔逊还记载了几次相同的警告，包括9月18日一天就有“不少于四份来自边境的秘密报告，说德国军队正在沿比利时边境沿线集结”。德国在准备行动的预警报告分发给了各部大臣，包括首相本人。虽然这些报告都石沉大海，但这并不影响卡明情报局的声誉（正如1911年11月委员会会议记录所证实的，当时“由于这一危机”还拨发了一笔500英镑的“特殊津贴”）。[24]
特别情报局1912年11月和1913年5月的委员会会议记录，都表明了对卡明扩展工作的连续支持。后一次会议批准了对两个小组合计16212英镑的预算，因为按卡明的计划，要在挪威和丹麦分别发展一个谍报网，对德国海军军务特别是通过入海口到波罗的海的船舶动向进行报告。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要求将1912年11月在“四个大陆港口”安排常驻特工的提议（年度总经费为1600英镑）纳入1913年到1914年的预算中，“然后他才会乐于考虑”。6个月后，一个稍微缩减的计划——耗资1200英镑，被批准了[25]。1912年底，翁斯洛勋爵（1911年5月接替埃林顿成为尼科尔森的私人秘书）同意拨出1000英镑“做各种杂费支出和不可预见费用”，卡明将这笔经费称作“我的特别专款”。
卡明还获准在比利时扩大他的行动。他提议派雷格纳特做布鲁塞尔的“支部特工”。这导致卡明和托马斯·杰克逊上尉之间产生尖锐的公开意见分歧。后者于1912年1月接替贝瑟尔出任“海军情报局”局长（这是他后来6年的新头衔）。当卡明对1913年5月召开的委员会会议解释他想“雇用一名具备专门资格的海军陆战队军官”时，杰克逊插话说：“他个人并不认为C想要的这个人合适。他既不认为他工作努力，聪明机智，也不认为他会忠于C，只不过那是C的事情。”卡明却坚持要，而且断定“遭到质疑的这位军官很合适”。亨利·威尔逊支持他，并说：“要为这一职位找一个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但他知道所提的这位军官热衷于自己的工作，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是秘密情报方面的艺术家。”杰克逊则改变策略，认为“凡在活跃名单上的军官都不应选择做此工作。事实上，直到退役他都不应被给予这一工作，不应该使他能够说他是为了承担这一工作而离开情报局[皇家海军]的，并由此创下一旦被解雇就索赔的先例”。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最后，卡明得到了他想要的人。尼科尔森“最后说，如果罗伊[·雷格纳特]一旦退役，我可以要他。McJ[杰克逊]说我们都会为此而后悔的，但既然决定了我要和他一道工作，就应该允许我试一试”。卡明并不指望雷格纳特会成为与他意气相投的同事。在考虑他承担哥本哈根的工作时，卡明在日记中回忆说，他是个“很难共事的人，因为他喜欢玩独角戏，不甘受制于人——我会发现他是我身边的一根刺”。然而他也相信，他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宁可冒令个人不舒服和着急的风险，也不要一个二流角色来做我的支部特工主任”。
在雷格纳特任命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既证明卡明在自我判断上自信心不断增强，也表明他已做好不主动顺从上司意志的准备，再就是对情报工作中与之打交道的各种人物性格的精明评判。“H.L.B.少校”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1911年1月与他见面的。他是“一个长相令人好奇的人，长着大大的鹰钩鼻，褐色眼睛和褐色头发。中等身材——约5.8英尺——衣着华丽，佩戴一颗硕大的珍珠别针”。他“眼神游移不定”，他的国籍“很难确定”。他声称能讲多种语言，但在大陆旅行时通常是“作为西班牙人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HLB告诉卡明，他非常享受在非洲做士兵、在玻利维亚做秘密警察头目、在法国做秘密情报特工和军火商人的国际职业生涯。他接着说“德国情报局最精明的特工”就在英国，其中一个叫冯·盖斯勒的，“因为有四排牙齿而闻名于世”。他说他[HLB]有一枚秘鲁人的戒指，里面装有“能在三秒钟内把人放倒”的“印第安人的毒药”。使用这种毒药“很‘冒险’，因为稍微过量就会使一个强壮的男人终身变傻，无药可救”。卡明认为此人“无疑是个流氓，但也许是个聪明的流氓，我应该从他身上得到点东西。我的手下都是流氓”，他接着写道，“但他们是无能的流氓。一个人有智慧和脑子就是不一样，即使他不是个令人喜欢的人”。
触动卡明的另一件事，是对潜在特工一贯的高期望值。1910年8月，他想派到德国去旅行的一个人对他讲，“他必须有香槟酒津贴”。1910年12月，一位先后与俄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有染的德国军官的离异妻子（她的品行“当然很可恶”）主动提出从德国海军部一位男性仰慕者那里获取情报。她说“她做这事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报复对她名誉的侮辱和为了她的孩子们着想”。但是，她又同意每月接受20英镑以作“花费”，而且“强烈坚持要求得到‘保证’[原文如此]”。卡明以从事此工作仅一年多的阅历和玩世不恭的口气写道，“还是所有间谍要求的‘保证’。他们解释说这是善意的保证，因为这是他们用名字和住址来换取的折衷礼物，但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意味着提前付款，然后就是彻底的沉默”。同一天晚些时候，贝瑟尔向卡明讲了一个能“进入克虏伯工厂”的人，也许值得培养。卡明心想，笼络住他的惟一方式是“请他吃喝，而且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特别强调要选择最佳风味，去最昂贵的餐馆”。也是在1910年底，两个出现在伦敦的丹麦人带来了大量资料供卡明选择，包括放大了的德国海军基地地图，鱼雷装置草图，几套“用于探照灯、潜艇无线电和秘密情报掩护”的无线电密码。他们要价5000英镑（相当于现在350000英镑），这在卡明看来“根本不必考虑”。即使“假如我们承认他们的计划是真实的，我们也该花200英镑去算一下命”。最后，他只付给两人10英镑的旅行费，不过他在谈话中（反映了他对港口防御工事的长期兴趣）了解到关于各港口地下隧道的“大量情报”和“从中央发射阵地到各阵地凸出部都埋有地雷”的情况。
情报局成立的最初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卡明努力钻研间谍知识技能。他在会见特工时似乎喜欢使用伪装。1910年7月在巴黎的一次约会中，他“稍微化了一下装（假发和胡子），穿了一件十分独特的服装”。1911年1月，在准备会见一名他称作“墨水渍”的男子——一位主动去的里雅斯特调查奥地利海军建设情况的工程师时，卡明就在沃德街的威廉·贝里·克拉克森著名的戏剧服饰店的小办公室里化了装[26]。伪装很“完美……即使在很好的灯光下也很难看得出来”。卡明“然后去找摄影师，拍了一张化装照，因为必须给化装者留点东西做判断，以便能重复完全一样的伪装——就像我一样”。卡明还研发了避免被人认出来的其他技巧。1913年1月，在会见一个名叫“恶棍”的联络员——“一个能说会道、但看上去油腔滑调的家伙”（他说他姐夫是一家德国兵工厂的领班）时，卡明乘坐出租车到达会见地点，所用的化装术是他称作“我试过的最好的，因为那人假如是个流氓——不可能把你指认给他拿着相机或别的什么东西的朋友”。所用的方法是“把车开到约会地点对面”，当目标出现时，“开车靠近他，打开车门，邀他上车。在看到他眼睛的那一刻我缩回到座位上，此后再不露面”。谈话结束后，联络员在“远离约会地点的地方”下车。“当然，”卡明接着说，“这一计划对时间长的会面来说昂贵了一点，但用于时间短的会面却很好。”
卡明把他对新技术的热情完全用于他必须面对的情报挑战。尽管无线电通讯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他却认为，它提供了政局紧张时在德国人入侵之前有可能快速获得信息的解决办法。1912年春，他与法国的情报工作同事们一起讨论“车载无线电站”的开发问题，在250英里的范围内游动，可以建在比利时。尽管法国人认为比利时当局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是提出看能否“通过”一个比利时特工（他们认识的一位政府官员）购买到“轿车之类的东西”，但卡明对“这一想法的可行性”表示怀疑。1913年1月，在考虑一对父子利用一艘30吨重的机动船沿丹麦和挪威海岸搜集情报时，卡明回忆说“发送消息的疑难问题仍未解决”。1913年底，卡明致力于在法国建一个航空基地的计划，该基地可以用于监视法国东部边境，但麦克多诺舍不得预期的费用——卡明认为1700英镑，航空专家预计三千多英镑——威尔逊说只有和法国人合作才办得成，此事他答应帮忙。
战争迫近
作为陆军部作战处处长，威尔逊将军特别热衷于推动英法亲密关系。他拥护与法国在更广泛、更紧密的基础上结盟，这在情报界也有所反映。1910年1月，威尔逊的前任约翰·斯宾塞·尤尔特曾告诉卡明，他“不希望目前在法国有任何间蝶[原文如此]活动，因为我们当前的良好关系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卡明与外国情报机构最早的联络交往始于1912年3月，当时他会见了法国军事情报官员，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搜集德国[军事]能力和意图的情报方面。与会的法国最高长官夏尔——爱德华·杜邦上校（1913年至1918年法国总参谋部二局局长）“非常乐意坦诚和友好相待，我们后来见到的其他官员也是如此”。很显然，“他们向另一个国家的陌生人谈起他们长期保密的事情时有一些紧张”。但是，“在谈到双方本次会面的绝对必要性和危机来临时立即制订一个协调一致的行动计划时”，杜邦的“态度却非常强硬”。
到1913年，法国和英国已在交换情报。麦克多诺通过卡明直接向法国索要具体情报。比如，1月他询问了德国西部边境的德军构成情况和“一种新式轻型武器弹药”。3月6日，卡明写道，“我们的朋友送来一大包有价值的资料”，他带给了威尔逊，“后者认为极有价值，并将立即呈送JF爵士[约翰·弗伦奇，帝国总参谋长]”。威尔逊“对我[卡明]谈起这些事情的现状，说同这些人保持密切联系是一个特别好的举措，而且希望我们也能为他们做点事情”。同法国人的交流仍然紧密。卡明在日记中暗示，1914年1月，他安排了一位军官去法国总部任职。7月，在麦克多诺推荐下，卡明雇用了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上尉（“一个好人，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翻译”）并萌生了送他去巴黎的念头[27]。2月，在亨利·威尔逊的帮助下，他让法方同意了这一飞行计划。他购买了一架飞机，并安排7月在法国建基地。但还没来得及实际使用，8月初的宣战已先行来临。
1912年，在和法国对等官员的数次讨论中，卡明已发现两个机构有一些共同的特工。一个名叫“HCJ”的特工去俄国，在卡明许可下向双方机构提交相同的报告。1913年4月，卡明得知HCJ还在为俄国人工作。在伦敦萨瓦咖啡馆用午餐时，他告诉卡明自己已被他们雇用，目的是帮助整改他们“笨重迟钝的”情报机构。就在那一天，他宣称“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很可能发生战争，因为俄国人以一种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做好了准备，只需要一点点理由就会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这一预言第二年就应验了。1914年春，卡明同海军上将亨利·奥利弗（自1913年11月以后取代杰克逊任海军情报局局长）提到了与俄国秘密情报机构合作、协同管理一个报告德国情况的丹麦间谍网的可能性。即使俄国人不愿意合作，卡明也考虑在圣彼得堡安排一个“收发电报的”特工。
卡明仍然热衷于发展同俄国的正式关系。1914年6月，一个法国情报官告诉他，“新的俄国特情局长”将来巴黎，“只要得到他到达的消息，他将立即通知我并将我介绍给他”。他接着写道（这样可以避开牵涉大量情报工作的官方渠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必麻烦我们的武官”。实际上，那名俄国人去了伦敦，卡明与他见了面（显然是在俄国驻巴黎武官伊格纳迪耶夫伯爵的陪同下）。他们没留下讨论内容的详细记录。卡明日记中保留的一段字迹潦草的笔记写道，“八天动员计划。我们，照相”，但没有透露那是谁的计划、哪里来的计划。但法国人也参与其中了。几天以后，卡明提到和奥利弗上将“讨论秘密情报事务，与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新计划”的一场谈话。7月2日，卡明会见了一名有特工潜质的人，一个“不错的俄国人——翻译——讲法语、德语、一点西班牙语和印地语”。他是“一家专利汽车轮胎的代理人”，“可以靠400[英镑]住在圣P[彼得堡]”。卡明告诉他，“不能做任何承诺，但如果俄国人的计划通过了，他就可以去那儿做‘特工’”。俄国绝不是卡明野心的极限。1914年春，奥利弗提议在中国青岛附近的胶州派遣一个特工，那里有一个德国海军基地。1914年特情局委员会半年期会议为此目的先后拨款200英镑。
1914年上半年，卡明似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沿德国西部边境部署特工，意在对德国的进攻提供早期预警，也在为战争开始后的情报汇报建立根据地。比利时主要有两个谍报网。第一个由布鲁塞尔的罗伊·雷格纳特领导，集中在德国东部边境、“马斯特里赫特阑尾”（荷兰南部伸入比利时的一部分，战略家们认为德国很可能由此发起进攻），直至荷兰的芬洛和奈梅亨。从这里，他可以监视像科隆、明斯特和奥尔登堡这样的德国“军事中心”。第二个谍报网由“AC”领导，以法国的里尔为据点，主要负责比利时南部大约从列日往东到海峡这一段。负责向AC报告的是一个本地特工“DB”，他以那慕尔南部的迪南为据点，他又有自己的下一级谍报网。来自谍报网的大多数报告都很实用。1月，AC奉命调查马斯特里赫特阑尾的荷兰铁路，在列日以北的“默兹河两岸寻找（与公路相连的）可能的架桥地点”。2月，DB提交了一份阑尾北端鲁尔蒙德和马泽克之间铁路线的报告。罗伊·雷格纳特和往常一样令人麻烦，他向卡明抱怨，“如果没有更多英镑，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说“把特工派遣到港口和别的地方没有用”，除非他能够“留住他们并给他们钱”。他认为“他每年至少需要500英镑和一个助手”。
卡明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间谍网以及丹麦的航运报告特工，完全没有对德国在1914年8月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提出任何警报。虽然事先预料到了大规模的进攻（但德国人没有通过马斯特里赫特阑尾），时间却完全出乎预料。卡明机构在战前真正的成功是在技术报告方面，特别是德国海军建设的报告方面。卡明一个最优秀的特工（也是报酬最高的）赫克托·拜沃特，他称之为“H₂O”，在1913年到1914年间提供了一系列常规报告。虽然鲜有详细情报，杰克逊上尉却于1913年4月在海军部“说H₂O提供了大量好东西”。1914年，一份关于德国海军舰炮的报告被认为很重要，以至于H₂O本人亲自去伦敦就报告内容接受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图帕的询问，后者曾在普利茅斯海军学校指挥过射击。H₂O还报告了航空方面的情报，这是海军部另一个优先考虑事项。
1914年1月，另一个特工提交了一份有关飞船（飞艇）的“重要报告”。麦克多诺告诉卡明，海军部航空处处长莫里·休特上校高度评价该特工的计划，“而且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多付给他报酬”。卡明的特工所提供的技术情报，在海军情报局德国科科长、舰队出纳员查尔斯·罗特搜集整理德军潜艇和战舰建设的日记中，都保留了痕迹。卡明能够向海军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这在1914年3月的日记条目中就有所反映：“罗特要我向他提供秘密建造潜艇的情报，他说他们提到了U₂₁，但也许是U₃₁。他说他们大约要建五十艘。”虽然卡明的特工在搜集技术情报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工作的作用仍然低于预期。尼古拉·希利曾提到这一类情报在海军部遇到的抵制，海军部专家们固有的观念致使他们对强调鱼雷、潜艇、地雷和飞机重要性的情报表示怀疑。[28]
特别情报局头五年的成长，在情报局两个处1912年4月到1914年9月的会计账簿中均有所反映。1909年，情报局预算为2000英镑，到1912年已增加到将近11000英镑。尽管一开始曾设想这笔钱应该在凯尔的“国内处”和卡明的“外情处”之间平分，但1912年12月，凯尔“国内处”的经费是472英镑，卡明“外情处”为810英镑，尽管这包括付给G₂O两个月的报酬125英镑。卡明和他5个以国内为据点的手下的薪水加在一起还不到每月200英镑，不及国外特工的一半。到1913年12月，两个处的年度预算已经涨到了15572英镑，卡明这一边的经费增加到国外特工每月841英镑，国内特工每月428英镑。尽管凯尔那一边的经费在1914年有所增加，到战争爆发前夕，仍然大大低于拨给卡明的钱。所有这一切即将发生变化。在战争年代，两个处的规模和预算都将呈指数级增长，这一切即使在1914年就已经初见端倪。但卡明这一方会如何应对未来几年的挑战，甚至它能否作为一个自制机构生存下去，尚有待观察。
1914年初夏，曼斯菲尔德·卡明的日记中还没有战争迫近的感觉。6月28日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和随之而来的“七月危机”，都未留下任何记载。只是从7月的最后一天开始才有了活动异常的感觉。那天，卡明会见了一个新成员，少校塞西尔·卡梅伦，特工AC和另外两人。卡梅伦带着卡明提供的无线电密码，将于当晚越过英吉利海峡去巴黎与一个人接头并立即前往迪南，然后在法比边境的季薇镇存身。8月2日，他把更多密码交给另一位同事，后者借了一辆车和司机，“动身前往布鲁塞尔[法语]，途经多佛和奥斯坦德”。从德国境内传来的情报自然优先受到高度关注。7月底，卡明获得海军司令奥利弗的批准，派一名女特工去柏林，并同意支付她100英镑在那里工作一个月。她去那里具体做什么没有记录，但卡明在此时考虑采取这一行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英国的突然性。8月3日，这位准特工向卡明保证能弄到合适的证件使她能够去德国，但第二天他却被迫让她推迟，“因为她没有护照”。1914年8月4日，那天最后一条日记写道“对德宣战——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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