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卡明草创的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在更大范围内反映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从1914年8月开始，军事当局的主要情报需求——从各种来源——都是对战场远征军行动有用的情报。法国的协约国盟军总部和伦敦的陆军部都要求对特别情报局享有专有权和控制权。但卡明却认为，他的责任不限于在法国和弗兰德斯的军队的纯军事需求。作为一个水手，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海军部的情报需求，他主动去满足这些需求。而且，在外交部支持下，他设法保住了自己机构的自主权，接连挫败了陆军部吞并他的情报机构的企图。到战争结束时，此独立机构的决定性基础已经打下，跨部门特征业已形成，它将在20年代初以“秘密情报局”的面貌出现。
服务于三个东家
1914年8月，随着各部门对可操作情报需求的增加，卡明与他所服务的三个部门——外交部、海军部和陆军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陆军部尤其如此，英国陆军情报局的人员安排在战争爆发时就受到了影响。曾非常支持卡明的作战处处长亨利·威尔逊将军去远征军担任了副总参谋长，他在陆军部的工作被另一个爱尔兰人——55岁的查尔斯·卡尔维尔取代，一位已退休又被“挖掘”回来（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填补战时工作空缺的官员。他在20世纪初担任过作战处处长助理，但无论是对卡明还是凯尔的新机构都没有任何直接经验。曾经“负责所有特情工作”的陆军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麦克多诺去法国负责协约国盟军总部的情报工作，他的工作先是由道格拉斯·麦克尤恩上校接替，后者干了两个月也去了前线，1914年10月再由乔治·科克里尔上校接替。在随后约18个月时间里，卡尔韦尔和科克里尔成了卡明在陆军的主要东家[29]。海军方面没发生什么变化。自1913年11月负责海军情报局的亨利·奥利弗在1914年11月调任海军部参谋长，他的继任者是威廉·雷金纳德·霍尔。霍尔是著名的“鬼眨眼”（因为他脸部神经质抽搐），他在战争的其余时间还仍然担任海军部海军情报局局长职务。
一开始就在定位和等级方面产生了问题。没有人清楚谁具体领导特别情报局，不过，这一含糊不清明显给予了卡明一些有用的运作空间。从卡明的日记可见，他在1914年8月4日到9月30日期间几乎每天都去陆军部和海军部，既是为向他们简要汇报自己的工作，也是为了要钱。比如，在8月9日星期日这一天，他“就昨晚的电报与上校McE[麦克尤恩]打了电话”。在接下来的周四，他去见了麦克尤恩和“罗兰”（舰队司令奥利弗），向前者提交报告，征求他的同意，再招募两名军官。8月25日，卡明在日记中写道：“带上密码本去见McE和罗兰。”在战争开始的头三周，卡明还去了外交部（一般是去见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罗纳德·坎贝尔）五次，但8月26日，麦克多诺上校告诉他“今后别再去外交部了”。9月份，卡明又和坎贝尔见了三次面，但每次要么陪同一位陆军部军官，要么陪同一位海军部军官。卡明显然拒绝在陆军部认为合适的渠道内进行运作，陆军部对此非常关注。更能反映这一点的是在9月25日，他因为一桩人事安排去见卡尔韦尔将军。事后，麦克尤恩的继任者乔治·科克里尔“把他叫到一旁”，指示他今后“不得直接去见将军”。但是，在此阶段尚未出现迫使卡明只向陆军部汇报的企图，实际上（也许是想到他自己的海军背景），他在海军部的固定联系人仍然是海军上将奥利弗，是卡尔韦尔的局长级对手。
卡明的组织机构在战时的情形不仅涉及陆军部和海军部（更别说还有外交部）之间的职责分配问题，还涉及它如何与乔治·麦克多诺在法国盟军统帅部新情报机构的联系，以及未来与法国、比利时和俄国盟友联络的问题。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月，卡明去大陆旅行了三次，每次都带上自己的车，轿车可以通过轮渡运过英吉利海峡。8月15日，他去布鲁塞尔处理英国驻外武官费尔霍姆上校向外交部提出的愤怒投诉，投诉卡明手下一个名叫亨利·戴尔·朗的人“在一名‘可疑’自行车运动员事情上的愚蠢举动”。这就在驻外武官较为公开的情报搜集职责（因英国和比利时现在是战时盟友这一事实而加强）和特别情报局的情报搜集职责之间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交叉问题。在比利时的时候，卡明和一位同事从布鲁塞尔驱车前往东南方向的瓦夫尔。在瓦夫尔，他们发现比利时人“放弃了用来抵御可能的进攻的防御工事”，而据报告，附近的树林里就出现过德国人的骑兵。在前往那慕尔的时候，他们被法国军队撵了回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TR[德国]间谍”。8月底，卡明开车去巴黎与沃尔纳上校和法国第二局的其他官员会谈。在布列塔尼大酒店吃午餐时，卡明会见了一名美国记者。为了不放弃搜集情报的任何一个机会，卡明给他每周6英镑搜集德国情报，但却“没对输送情报做出安排”。
英国国家档案，陆军部339/7419
军队发给梅·卡明的电报捎去她儿子死亡的噩耗。
9月底，卡明前往法国与麦克多诺磋商。10月2日，星期五，晚上大约九点钟，在驱车经过巴黎东郊乡间英国远征军时，遇9月初的“周一大撤退”（后来一路打回北方）经过的道路时，卡明遭遇到严重车祸。他年仅24岁的独生子阿利斯泰尔死于车祸，卡明本人受重伤。来自法国的一份电报向梅·卡明传递了如下消息：“非常遗憾地通知你，苏格兰高地连队士兵A.史密斯——卡明中尉死于10月3日的车祸，其父海军中校卡明受重伤在莫城医院治疗，基奇纳勋爵对此深表同情。”卡明10月3日的日记写得非常简洁，“可怜的老阿利死了”。情报部队的司机是在爆发敌对行动的情况下向情报官员提供辅助支持而成立的，他们向来以冒险驾驶和高速驾驶而著称。麦克多诺在统帅部的副手沃尔特·柯克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昨天晚上，小卡明和卡明中校乘坐每小时60码的菲亚特去巴黎，我曾对你讲过驾驶这种车的惊险经历，简直险到难以复加的程度。小卡明死了，老卡明的一条腿被截肢……他心境糟糕透顶，我们都因此而难过”。[30]
卡明的个人不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谈资和情报局神话的一部分，正如小说家康普顿·麦肯齐在他1932年出版的《希腊回忆录》一书所展示的栩栩如生的版本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肯齐在希腊为卡明工作。在那里，英国驻雅典海军武官威廉·赛尔斯中校向他讲了1916年3月他在马耳他的一次会议上（卡明参加了那次会议，当时已晋升上校）听来的故事：
1914年秋，他的儿子、苏格兰连队的中尉开快车送他去战区执行一项紧急情报任务。全速行驶的轿车撞上一棵树，翻了。卡明上校的一条腿被卡住了，他儿子则被头下脚上地抛出了车外。孩子受了致命伤，父亲隐约听到孩子喊冷。他试图从汽车残骸中脱身去给孩子盖上一件外衣，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不能让自己那条被砸坏的腿获得自由。于是，他掏出一把折叠式小刀，朝着被砸坏的腿一阵乱斩，直到将腿斩断，然后爬到自己儿子身边为他盖上大衣。后来被人发现他倒在儿子尸体旁失去了知觉。
“C这老家伙就是这样一种人。”赛尔斯说。
不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事故的结果是卡明的一条腿失去了一截，正如他工作记录中平淡的总结：“10月3日14点：在法国车祸中受伤；双腿骨折——左腿截肢。”[31]
随后的电报记录了他的康复。10月7日，他的情况“很严重”，但第二天就“令人满意”了，11月2日的“报告进展令人满意”证实了这一点。10月12日，柯克去看他，提到卡明“现在脱离危险了，我很高兴地说，虽然一条腿短了，但生命和精神还留在医院——不错的家伙！”从10月开始的6周时间里，卡明日记只记载了一些零星的内容，特别列出了医院里的病友和“需要记住”的护理人员。到11月11日，卡明突然又恢复了写日记：“3点钟到家并立即开始工作。”他与托马斯·莱科克上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莱科克是他的副手，他不在时顶替他的工作。由于暂时不能走动，有一段时间都是别人去他家。11月11日，“科克里尔来呆了一个小时”；第二天，海军情报局新局长“鬼眨眼”霍尔来“呆了一个多小时，谈论各种事情”。12月8日他第一次冒险外出（去外交部）。12月10日，卡尔韦尔记录，卡明“刚来看我，坐着残疾人轮椅。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不错，和以往一样敏锐”[32]。一段时间内，卡明被迫修养对迅速发展的组织来说也许有好处——例如，奉命代替他工作职责的莱科克“经常穿梭于海军部和陆军部”卡明就有机会去抓情报局的管理工作。11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月支出额为4310英镑，已经是战前950英镑的4.5倍还多。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用于欧洲大陆的情报搜集网络，其余的用于剩下的13个总部职员。他在12月向科克里尔报告，这13人包括他和3位军官，4个职员，2个女打字员，1个信差和“2个外勤人员”（其中一个是欧内斯特·贝利，卡明的司机和仆人）。
根据战后编纂的一部英国陆军情报局内部历史（该历史宣称，车祸将“使他丧失行动能力几个月”，卡明将挑战这一说法），卡明的车祸产生了两大结果。第一，这意味着秘密情报机构将被置于陆军部更加紧密的控制之下；第二，它导致了法国的盟军统帅部“自己的独立情报机构”的建立。尽管这第二个新情况反映出，需要立即建立一支野战部队来搜集作战情报，但就在作战区域搜集情报应该如何组织和控制而言，却将在未来战争中引发争论。伦敦陆军部控制的增强还伴随着将凯尔的安全和反间谍机构完全并入陆军部作战处的机构（即“作战五处”），这些新情况预示着军方将连续试图完全接管卡明的机构[33]。但是，与此同时，由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每半年开一次会来监督卡明工作，此战前安排仍得以暂时继续。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14年5月召开的，接下来就是在1915年1月。科克里尔上校在开会之前才将开会的事告诉卡明，这也许让卡明感觉到了自己地位的卑微。会议是在外交部开的，会议由常务次官亚瑟·尼科尔森爵士主持。陆军代表有卡尔韦尔、科克里尔和另外两位军官，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常务次官）和布林克·霍尔代表海军参加。“讨论了财经问题，”卡明在日记中写道，“我被限制在每月5000英镑，最多增加1000英镑。”
尽管1月会议的会址和章程表明，外交部还保持着对情报局全面的控制，卡明的日常工作安排却尽在海军部和陆军部人员的掌控之中，而这些人走的又并不一定是同一条道。外交部会议的第二天，卡明与霍尔在海军部就一位军官在彼得格勒（出于爱国原因，圣彼得堡在1914年被重新命名）的地位进行了“长时间的漫谈”，陆军和海军对此人明显看法不一。霍尔“在必要时将支持我”，卡明写道，“但我不想在陆军和海军之间制造摩擦，于是请他别做任何事，除非我请他相助”。科克里尔的副手C.N.弗伦奇少校从1915年初成为卡明与陆军部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在战争的其他时候仍然如此），似乎越来越表现出作为他上司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联络员。3月份，当挪威特工的控制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霍尔率直地告诉卡明他“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弗伦奇的命令”。另一个麻烦问题是，战争爆发以来，全欧洲的情报武官开始在秘密情报工作中更趋活跃。而且，卡明在诸如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样的中立国部署越来越多的军官和间谍，确保了外交部对他工作的强烈兴趣。1月底，罗纳德·坎贝尔告诉卡明，海军部不仅“反对当前在瑞典和丹麦做进一步扩充”，就连“挪威和瑞典的组织”都应由他（卡明）来领导，而不是派驻斯德哥尔摩的英国海军武官康赛特上尉。1915年4月，随着总参谋部工作的增多，作战处领导层进行了重组。科克里尔上校晋升为准将，并被授予“特别情报处主任”的头衔，全面负责反间谍、经济战、宣传以及邮政、电报和新闻审查工作。除“校对军事情报”和“调查敌方密码”外，“同谍报的联络”交予了新的部门“作战六处”，由新提拔的弗伦奇上校领导。
在卡明1915年的日记中，依稀可以见到在情报事务中各部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痕迹，尽管外交部仍然很支持。6月18日，卡明同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谈了一小时：“他很友善，并且说，只要我遇到困难就可以去找他。”8月，海军情报处的“鬼眨眼”霍尔建议卡明“独立于海军部和陆军部之外”。外交部的罗纳德·坎贝尔“并不完全同意”，但“愿意看到我更加独立”。在下一个月，面对盟军统帅部扩张其情报行动的企图，尼科尔森提议“限制统帅部的活动范围，直接管理K[凯尔]、我和我们的经费”。弗伦奇上校同意经费安排，但“不同意限制范围”。到了深秋，陆军部对情报局的控制危机发展到了极限。当陆军试图接管卡明在荷兰的谍报网时，他对其他部门接连不断干预他的组织机构的做法终于失去了耐心。“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在写给尼科尔森的一封显然是推心置腹的长信中说，“我局一直受到杂乱无章的事情侵扰，这几乎把它给毁了，使我完全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我必须应付的复杂工作。”他声称，自战争爆发那一刻，“我手下几乎所有的特工都被调离了情报站，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整个系统完全错位了”。自那以后，他的人“在比利时、荷兰、丹麦和俄罗斯都受到我们当局自己的攻击”。陆军部接管了他在荷兰的“令人羡慕的机构”，他在那里的工作因为别的竞争机构的干扰而遭到损害，控制那些机构的人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工作经验，显然不受外交部意见的影响，也不考虑处理微妙情况下的外交策略的需要。
对卡明来说，对他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对他的情报局生存的威胁来自陆军。他告诉尼科尔森，“我在陆军部当然是个门外汉，自战争开始以来，我被安置到某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地位卑微，无法大声抗议影响我工作的任何举动……”他接着说，“我仍然处于我的职责所在的苍白工作圈子之外”。这“显然只是一个（低级如我）这样的局长所表达的一个愿望，我的大量工作被剥夺并交付给了其他人”。他抗议说在他刚接受任命时，他的“职责和权限就有明确的界定”，可是现在，没人再注意这些了。他认为他的情报局“正在逐渐被它的指定范围内‘边缘化’”。他认为他“发现”自己“目前除了在这些时候与被降级的情报出售者打交道外已无所事事，而我多年来的所有工作、训练和经验都将归于那些来攫取这一精心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其他人”。卡明说，“假如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导致目前的工作做得更好和组织更为健全”，那么他“无话可说”，并且“将很高兴退出业已证明远远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工作”。他当然不认为实际情况是这样。他特别指出，鉴于保密对他的工作至关重要，他要求让他“脱离同海军部或陆军部之间的个人联系，以便让我能独立管理自己的情报工作”。作为很重要的第一步，他要求将资金直接划拨给他，然后在若干情报部门组成的一个总机构的领导下，由他按自己的意愿酌情支付资金。他说，“有些项目不应该让授权者以外的任何人知道”。他还合乎情理地指出，“如果这些银行账户经过了两个部门，就不可能保密”。此外，如果将资金直接支付给卡明，“我的特工就能不为人知，就能安全秘密地工作，不受外界干扰”。
我们不知道卡明是否真的将这封长信寄给了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因为在秘密情报局或外交部的档案中都没有找到原件。保存下来的只有卡明手书的一部分草稿和一份未标明日期的打字文稿副本。卡明似乎将这封信拿给作战处处长卡尔韦尔将军看过，因为他[卡明]在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见了C将军，他劝我不要发送回复A爵士的信。”在接下来的一周，卡明写道，卡尔韦尔“给弗伦奇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我的职责”，他自己也在外交部做过一次有关“C将军信件”的“长谈”。海军部的霍尔上尉“看过C将军修订过的会议记录”后说“我将要脱离陆军部的控制了”。接着，卡明起草了一份短文件，以自己六年的工作经验来具体说明秘密情报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作用。11月10日，他会见了尼科尔森。尼科尔森“说他非常赞同我在日记中写的那些原则”，而且“深受鼓舞”。他“给将军写信”——日记中一条注释表明是写给法国的麦克多诺将军——“说他希望在中立国的所有秘密情报工作”都由卡明来领导。这对于“C.E.[反间谍]工作也同样适用”。
11月17日，尼科尔森签署声明，确认“秘密情报局局长”是“所有国外的间谍和反间谍特工的惟一领导”。当海军部或陆军部需要“特别情报”时，由“他一人负责获取情报的方式”。卡明还将单独对他的职员和由他支配的资金负责。他将“经常同陆军部和海军部保持联系”，后者将“随时将他们的需求告诉他，并以在必要时以有助于他们进行改进的方式对他的报告提出批评”。最后，卡明将向尼科尔森（外交部常务次官）提供一份“每月所有账目的支付报表”，“与秘密情报资金支出有关的一切事情……”均须服从于尼科尔森的“惟一控制”。
避开陆军部
尼科尔森的声明是一份格外重要的文件，卡明正确地将其视作对情报局的特许状。实际上，1915年底的变化标志着确认情报局在外交部监督下的机构自治权和巩固其跨部门角色的重要时刻，这将是情报局在前四十年发展过程中保持的一个重要特征。更重要的是，确立对工作人员和特工的专门控制还意味着卡明完全有权对情报局的活动进行高度保密，他对此十分珍视。尽管作战处处长本人同意这一章程，在法国的最高统帅部却继续维护其自身情报机构在战场上的优先权。11月29日，在有关法国的各种安排的一次会议上，沃尔特·柯克就“高调宣称，统帅部至高无上，外交部对于此事无可厚非”。
在随后的一个月，为应付战时业务的进一步增加，伦敦总参谋部再次进行改组，陆军部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陆军情报局”。12月23日，卡尔韦尔成为陆军情报局局长，但他只任职到1916年1月3日就被从法国回来的乔治·麦克多诺接替。麦克多诺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18年9月。在新组织机构中，弗伦奇上校的“作战六处”改称为“军情一处”并成为陆军部的秘书处，专门负责分发军事情报和秘密情报。1916年4月，军情一处被一分为四，特别情报局归属到“军情一处（c）”，这一安排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尽管从称谓上看卡明的特别情报局好像是陆军情报局的一个下属机构，但在取名时就“已明确宣布，名称不具有那一性质，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化名’”。然而，从此刻开始，“军情一处（c）”就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卡明秘密情报局的代称。也是在此时，凯尔的机构（自1910年以来已是“作战五处”的一部分）成为了“军情五处”。
1915年12月，陆军里有人利用这些变化出现的机会提出了一个“重建陆军部秘密情报组织”的计划。此人很可能是柯克，他并不知道卡明从尼科尔森那里获得了特许（虽然柯克的日记证实他很清楚外交部对卡明组织的支持态度）。虽然在尼科尔森的会议记录之后不再有实施这些提议的可能，但它们仍然值得一提，因为它们体现了可被看做是陆军对于卡明情报局的合适地位和作用的极端看法，并提供了有力证据说明卡明和他的同事所反对的军方的各种态度。该计划建议新的陆军情报局局长接管整个秘密情报局：“应将外交部排除在外，不论在何种情况下，‘C’都无权直接干预之。”海军情报局当局也同样必须通过陆军部发挥作用；应该与海军情报局局长一道做出安排，据此“将他的利益委托给陆军情报局局长。不言而喻，后者才是特别情报局的头，而C则为他效劳”。C的作用被看成是“纯粹行政性的”，“包括从他领导下的秘密情报组织获取情报”。他不对“分发情报”负责，那是国防部军情一处下属部门的职责。在任何情况下，C都将“完全致力于发展新的组织并通过不断联系使现有组织达到要求”。C同陆军情报局局长的“惟一联系渠道”是通过军情处长的参谋官来进行，军情一处的下属科室“是秘密情报局与国外的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惟一联系渠道，不论英国国内还是国外”[34]。这样，卡明将被降级为一个光荣的秘书和被支配的小官吏。
卡明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他的自治权受到陆军军官特别是麦克多诺和弗伦奇上校的不断挑战，他们俩都从纯军事情报的角度去看待陆军部和卡明的情报局之间的关系。1916年9月底，弗伦奇给卡明写了一封长信，反思秘密情报问题以及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如何最好地组织秘密情报的问题。他敦促说，“虽然我们对于战争对秘密情报的需求都有了实际的实践经验，但现在就应该想到一切重组和变化，而不是推迟到战争结束才去想”。弗伦奇认为，应该单独由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来负责海军和陆军的情报，“否则，我们的工作目标将会相互矛盾，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将至少有两套情报系统在工作，即使不发生矛盾，至少也会彼此竞争”。他认为将间谍和反间谍分开是一大弱点，而卡明和凯尔作为“至少是三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地位和无法确定的相关制约”是“糟糕的组织”。因此，弗伦奇建议，秘密情报局应由陆军和海军军官组成的一个小型联合部门来控制，“由陆军情报局局长或海军情报局局长来领导”，这将“解决策略上的一切事情……并实施与外交部的所有协商”。他进而考虑“秘密情报谍报活动有局限性”。他认为，谍报活动只涉及海军或陆军情报。“凡是在我们的伪外交行动[他对此并未加以界定]涉足之处，我们的情报都蒙受损失”，而处理“战争贸易的问题和与秘密情报无关的各种问题”对军事行动来说就是“一个‘巨太[原文如此]的错误’”。弗伦奇进而认为“在海军或陆军展开行动的任何区域，该区域的秘密情报都应交由当地的陆军或海军指挥部来接收、消化和控制”。他接着说，“作为总的原则，帝国其他地区的秘密情报机构不应由你[卡明]来领导，而应由当地的情报官员领导，他们又分别受命于当地的陆军或海军当局，而不受陆军情报局局长或海军情报局局长的领导”。
虽然弗伦奇坚持说他是以个人身份写的，而且只是“提出讨论话题”，卡明的回应却很糟糕，表现出对一个下级军官以这种口吻给他写信的愤怒，而且明显将这封信看作对他的组织生存的另一个直接威胁。他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还附加了一张语气尖锐的便条，说他相信“有权控制秘密情报局的当局在我负责情报局之时，会采取措施阻止像所附信件这样的不停干预和阻扰”。卡明直率地说，采纳弗伦奇“骤然施加于我”的建议将“意味着整个系统的溃灭”。如果将秘密情报局置于所提议的“混杂”部门的控制之下，它“仍然要听命于三个东家”。在卡明看来，“当前情报局的最大缺点”是“缺少军事当局对其首长的支持”。自他受命以来，他们“允许别人不停干扰我的工作，削弱我的权威，把我当做局外人……我从任命我的外交部那里获得的指示被置若罔闻，结果就是将我置于一个有名无实而困难的位置上”。卡明祈求道，“为了提高这一耗费了巨大钱财的重要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应将他“当前与陆军部有关的地位建立在更合理的基础之上”。也许是意识到这样一封公开的诉苦信会让人觉得他自己逾越了界限，他最后向尼科尔森保证，“我同麦克多诺将军和弗伦奇上校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我在许多事情上对他们心存感激。鉴于他们公认的地位和他们获得的实际支持，他们意识不到我必须应付出的巨大困难”。
卡明的最后一句明确提到了秘密情报局的法律地位的关键问题，这在早些年对情报局造成了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在未来许多年仍然是一个难题）。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说明情报局并不是合法地存在，因此不能轻易地融入军队情报部门或政府现有等级的整体之中。建立情报局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法人身份的不透明性和可否认性，以便秘密情报工作可以独立于外交部和情报机构（或表面看来如此）。然而在战时当陆军和海军情报的供给具有高度优先权时，将情报局完全（或实质性）并入到必然高度扩张的海军或陆军情报局的强烈论调甚嚣尘上。还有一个原因，即情报局模糊的地位——或许比起他的继任者们，对卡明局长而言更加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让它经历了一次火的洗礼。当然，确保一个自治的秘密情报局生存的最强有力例证的确切方式，绝不仅仅是收集关于理想的制度安排的理论观点，而是要通过成功地向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各种情报来证明情报局的实际能力。在英国得过且过的大传统之下，对生存能力进行实用性测试总是容易带来巨大压力。卡明无疑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向外交部的投诉表明，他也知道（正如他的继任者也知道一样）白厅内的机构竞争可能给他的情报局带来好处。
卡明情报局的不协调情况为麦克多诺在1917年初再次要求陆军部管理的努力埋下了伏笔，尽管陆军情报局局长仍然强调特别情报局对战争努力所做贡献的总体重要性。1917年2月18日，麦克多诺给卡明写信，想要“说明”他“从未在任何时候承认你受命于外交部。我现在而且一向认为你由我直接领导收集各种军事情报，正如我一年前告诉你的，我无意听从你关于在你我之间还有外交部管理的意见”。麦克多诺是在回答卡明为其机构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的一封信（此信未能保存下来）时写的这封信，他认为卡明的信提出了两个问题：“（1）我是否是陆军情报局局长；（2）你是否接受我的命令。我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同样清楚。”麦克多诺含蓄（而不公正地）责备卡明搞“领土扩张”，他写道，“一个组织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大小，不在于它处理问题的数量，也不在于其工资单的支付范围，而在于它以何种方式协助整台机器的运转”。因此，顺理成章当然是“做一个人人赞扬其工作质量、赞扬其工作没有摩擦的部门领导，远比做一个经常与其相关的其他部门发生冲突的更大组织的领导要好得多”。所以，不应再“对此事有进一步的怀疑”，麦克多诺想让卡明“明确”告诉他，“你接受在所有军情事务上服从我命令的地位，不接受任何其他部门的管理，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其他方式”。如果卡明做不到这一点，麦克多诺说他只好“通知外交部我不再使用你的分支机构，而且我会建议陆军部今后在没有你作为海外业务中介的情况下组织自己的秘密情报、战争贸易和反间谍工作”。这引起的进一步结果将会是“你所雇用的所有军官”的脱离。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因为卡明组织的很大一部分人员都来自陆军或海军。
对麦克多诺最后通牒的具体回复似乎没有保存下来，但事情并没有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卡明日记中的零星证据表明，尽管卡明留在了陆军情报局的管辖范围内，但他具体做什么和被许可与谁打交道的划界纠纷仍在继续。比如，卡明在1917年6月初写道，巴肯上校——小说家约翰·巴肯[35]曾是政府一支宣传部队的头——“约定于明天见我，但陆军情报局局长断然禁止我见他”。卡明（或巴肯）向外交部提出申请，几天之后，卡明接到哈丁勋爵（他接任尼科尔森的常务次官）的“明确指示”，“向J.B.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资料，不必经过陆军部”。6月26日，巴肯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在那里“同我进行了长时间漫谈，我们再次合作的内容就是他记载的一行行文字”。无论这是何种联合行动，它肯定不是军事情报，也许更接近弗伦奇上校的那一类“伪外交行动”。但这一件事情证明，由于有外交部的支持，卡明仍能回避陆军情报局局长向他发布的直接命令。
事实上，在1917年秋季，卡明与陆军部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与海军部的关系却恶化了。在与刚晋升为海军少将的霍尔（海军情报局局长）进行的一次显然令人焦急的会晤中，素以怪脾气著称的霍尔质疑卡明对诺曼·思韦茨上尉（在纽约为他工作）的安排，并质问卡明是“在为情报局服务还是为国家服务”。卡明显然吃了一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应该回答‘通过情报局为国家服务’是我惟一的服务手段。”霍尔随即将卡明介绍给前往哥本哈根的新任海军武官迪克斯上尉，但却不许卡明“向他谈论有关我[卡明]的人和工作”。卡明似乎对麦克多诺讲过他与霍尔之间的困难。他在第二天写道，陆军情报局局长“对我的处境深感振奋，而且明确暗示，一旦我被海军解雇，他将很高兴接纳我”。改善同陆军部关系（最后也要同海军部改善关系）的基础是对卡明的总部进行内部改组，这是在1917年8月首次提出来的，在那一年年底开始实施。
员工与组织
当所有青年（或者说几乎所有青年）都想上前线尽一点义务的时候，保持员工稳定曾一度困扰卡明。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念头可能就像鼓励他们参军却又让他们推迟入伍一样。实际上，卡明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许多想参加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没什么前途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回忆录中，1915年9月从海军部布林克尔·霍尔的组织调入卡明那里的海军上尉弗兰克·斯塔格曾回忆道，“很难得到被放弃的军官，除非他们中了毒气受了伤”。另一些人则因身体原因被拒绝参与积极的情报工作，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托马斯·默顿，但他在1916年6月被卡明聘为情报局的第一位科学家。他被授予皇家海军志愿者预备队军官，因为独立富有，属于“不带薪”雇用。[36]
卡明在战争初期招募的人员都不是典型的职业士兵或水兵。弗兰克·斯塔格加入的时候，卡明的5个主要雇员中有3个是皇家海军志愿者预备队的军官。一个是海军上尉F.C.纽纳姆，“来自哥伦比亚绿宝石矿”的工程师；另一个盖·斯坦丁，战前是一名美国演员；第三个海军中尉炅里，在《塔特勒》社会杂志社工作。情报局的人事流动率很高。除了卡明自己，1914年雇用的纽纳姆是从1914年到战争结束时惟一留在总部的老职员。比如，斯塔格在1917年6月回到海军服役，斯坦丁在1917年12月去信息部工作。但是，有些人留下来了。出纳员帕西·赛克斯从1915年11月开始负责情报局的财务工作，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继续做着同一种工作。
从1914年秋开始，卡明不断扩大的总部大致是按地域来分工的，这反映了陆军部作战处的组织特点。比如，斯塔格负责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俄罗斯的情报；纽纳姆负责希腊和地中海；斯坦丁负责美洲；L.N.科克里尔上尉（另一个矿山工程师）负责比利时和荷兰。后来又建立了意大利、瑞士和南美洲各科室。1915年4月建立了专门的密码科。1917年4月，曾经从事密码研究、其家族在朴茨茅斯酿酒的志愿者海军军官H.布里克伍德中尉被安排管理一个新的科，该科是为了“以秘密手段为英国战俘输送地图和指南针以帮助他们从德国逃跑”而建立的。情报局总部的扩张也开始超出白厅大楼2号。在京士威大街中央大厦新设了一个办事处，以接待前来面试的准军官和准特工。办事处用的是“假名”，目的是不暴露处于考虑中的候选人的实际工作，“直到发现他们是诚实有用的”。在朗伯斯南区的公园豪宅11号建立了一个“非常秘密”的空军科。一份战后报告推测，建立此科的目的是“根据拦截到的德国无线电讯号弄清德军空袭的路线”。尽管“军情一处（c）”在1918年3月后有几份“航空报告”保存下来，但其中仅一份涉及一些从德国报纸上抄录的航空事项。[37]
1915年12月初，卡明雇用了一直在军需部工作的弗雷迪·布朗宁上校。45岁的布朗宁成为卡明的实际副手，他是个著名的板球手，也是英国的最佳业余壁球手之一。到他为卡明工作时，他还是伦敦著名的高等游民和成功商人。尤其应指出，他还是伦敦萨瓦酒店的主管。在战争期间为卡明工作的塞缪尔·霍尔先生回忆道，“他[布朗宁]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打比赛——有风格、有气质和无限的勇气”。霍尔把他描写成“我们陆军情报局最秘密的处室里最鼓舞人的力量”[38]1917年1月，布朗宁还成功地让卡明参选了加里克俱乐部——戏剧界人士最喜欢的一个俱乐部（马库斯·雷丝戴尔先生、俱乐部馆长与馆员提供资料）。[39]弗兰克·斯塔格也深情地回忆道：他的“殷勤好客没有止境”，他“与‘C’的关系难以效仿，他通过举办他能邀请到的所有舞台美女参加的聚会，给老人带去欢乐的夜晚——用更严肃的方式讲[不过斯塔格在这里表达得相当含糊]，他是个完美的链接，他本人很少做什么，但却把那些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知道个中奥秘的人连结起来”。2卡明的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稳步发展。到1915年夏，他的总部员工已有三十多人，包括7名情报官，8名职员和12名女打字员。妇女显然是这个团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11月，他的一个下属指控他“偏爱打字员——特别偏爱C小姐，实例就是在星期日晚餐时分我带她和另外四个人去了威斯敏斯特大桥”，还举例说他“是根据她们的社会地位来选择打字员的”。尽管卡明的大多数女下属都未婚，他对雇用已婚妇女似乎也没有什么偏见，甚至不反对送她们去国外。不过，表现出只送更成熟的女性去国外任职的一种偏好。但是，这与其他地区文职人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在外交部，女性结婚就必须辞职。1916年5月，卡明写道，“[……]小姐去马耳他；[……]女士去亚历山大港”；6月，“[……]女士（不喜欢她！）受雇去瑞士”；1917年2月，“[……]女士和[……]小姐前往意大利”。卡明本人是一流的驾驶员，但他也雇用女司机。1916年6月28日，他雇用“[……]小姐”做“司机”。她显然很能干，因为仅过了两周就驾驶着“奔驰”（卡明明显不反对使用德国轿车）从伦敦去巴黎。他对她们的衣服也很感兴趣，甚至不惜在1917年11月为“重做女司机军服”亲自去见陆军总军需官，这或许反映了他作为女人有点喜欢的男人的声誉（和对旧世界彬彬有礼的爱好）。他在日记中记载，一位在1916年1月去埃及的秘书不仅每月得到20英镑的报酬，还获得30英镑的“装备”津贴。弗雷迪·布朗宁“对女员工午餐[仅]吃包子的方式感到痛心，就在白厅大楼顶层修建了一个食堂，聘请了一位军队厨师长——一个老萨瓦人——并动用萨瓦酒店的经销商以便在食物紧缺时保证提供便宜食品”。但他也许做得有点过分，因为卡明在1918年2月受到一位食品控制机构代表的申斥，原因是拥有过多的“员工食堂储备”。到1917年，总部的地缘组织结构遭到陆军和海军越来越多的批评。正如1919年的一份战时海军秘密情报评论所提到的，虽然负责某一具体部门的情报官要“尽可能熟悉相关国家的语言和事务”，但该官员“通常不具备海军、陆军或航空事务的专业知识（虽则有能力应付政治和经济问题）”。更有甚者，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战前甚至不是战斗部门的军官”。不过，“他根据自己的最佳理解去分拣出从国外送来的‘全部’情报，然后通过联络官将它转送给海军部、陆军部等部门”。但是，他“基本不能对技术问题、专业建议、批评或对国外特工的表扬提供必要的咨询方向，所有这一切对于海军情报或任何别的专门情报提供的成功都是至关紧要的”。事实上，这只是“稍微多一点”向海军情报局“提供真正有用的东西的可能”。[40]
1917年夏末，弗雷迪·布朗宁开始制订改组秘密情报局的计划。他和卡明在8月23日与一位新成员克劳德·马奇班克斯·丹齐少校一道讨论了该计划。41岁的丹齐来自英国一乡绅家庭，经历十分广泛。年幼时，他因为健康原因从传统的英国公学（威灵顿公学）转学至比利时布鲁日的一所英国男校，曾受到“罗比”·罗斯勾引（罗斯后来自称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第一个情人）。1896年“马塔贝列人叛乱”[41]期间，丹齐在英属南非警察局效力，后作为殖民警察与婆罗洲[42]匪徒作战，在1899年到1902年“南非战争”中是英国陆军中尉。1904年至1909年间，他在索马里做殖民地警官。此后他游览非洲，后又被雇用为纽约州北部地区一家乡村俱乐部的常驻秘书。一战初期，丹齐为弗农·凯尔的组织效力时，卡明就常和他打交道（并共进午餐），两人当时就讨论过丹齐来为卡明效力的可能性，丹齐在1917年8月20日终于兑现了这一可能。[43]
卡明显然急于适应军事部门的需要，部分原因也许是为了预防他们单独建立自己的秘密情报机构（正如陆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做的），他开始着手改善自己的机构与他们的关系。1917年9月14日，他会见了陆军航空部队总指挥戴维·亨德森将军，“同他讨论负责我局航空处的联络官问题”。亨德森也同意，拟建的独立航空军“不应尝试建立一个秘密情报局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把任务交给我们”。10月15日，博伊尔·萨默维尔上尉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第一任职业海军情报官，领导一个新的海军处，海军部的联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萨默维尔来自一个著名的爱尔兰家庭（其妹是萨默维尔和罗斯的结晶，两人是“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系列故事的作者），是一名水道测量专家、语言学家和天文学家。在退休后返回科克郡的家中生活将近二十年后，他因为帮助当地青年参加皇家海军而被爱尔兰共和军谋杀。
至于陆军，陆军情报局局长麦克多诺再次强调他对特别情报局的领导。1917年10月22日，他专横地召见卡明，“告诉我他要召开一个改组我的机构的军事参谋会议，我可以旁听会议，但不能参与其中”。他说他第二天要去法国的统帅部，“告诉他们他将接管整个秘密情报局，在此之前，他必须确保能让英国远征军总司令D.海格爵士相信，他对秘密情报局陆军处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麦克多诺“提议取消按区域设处，代之以按军种设处，这样陆军就能自己保留[情报机构]，并能更直接地管理[领导]该领域内的特工”。他还说“我们尤其缺少像‘军情五处’那样组织良好的处室”。卡明在10月26日还得知弗伦奇上校计划接收在意大利建立的盟军情报处。他明显感觉到，捍卫他的地位和保持他的权利的最好方法是积极回应。他告诉布朗宁（后者急于向首相投诉），“在我的两个首长之间制造差异”是“他现在对国家造成的最大伤害”。经过一番谈判，卡明提出一项计划，麦克多诺在11月12日对此向霍尔上将做了解释。每一个情报客户部门都向卡明的机构派出代表。他们在他[卡明]的“协调和指挥”下，向“负责他们各自部门所需情报的领头特工发出指令”。
总部新机构在11月底诞生，分为六个处。第一处“经济处”，由布朗宁上校领导，他名义上仍然是卡明的第二把手。第二处和第三处分别为“空军处”和“海军处”。第四处“陆军处”由丹齐少校领导。麦克多诺说他通过丹齐向卡明发布命令。这是最大的一个处，丹齐不仅要负责准备在反间谍和反革命问题上的陆军报告以及与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的联络，还要参与第五处“政治处”的管理。第五处由“秘密情报专家”里斯·萨姆森上校领导，他在与特工打交道方面很有经验，曾在雅典及与法国人的各种联络工作中效力。第六处“组织处”，负责行政管理和诸如密码这样的技术问题，将这些合在一起的最大理由似乎莫过于方便起见。更小的“战俘处”和“传递处”仍然是分开的。传递处的存在是为了向情报客户部门和别的组织分发情报。到1918年初，总部核心成员（不包括行政和文职辅助人员）由大约四十个情报官员组成，比1915年的总人数多了四倍多。
尽管卡明明显满足了陆军情报局局长的意愿，他仍然设法争取哈丁的继续支持。哈丁在写给麦克多诺的信中说，“如果我们当初寻求成功的计划削弱了哪个负责人的权威”，外交部“当会感到失望……”他接着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C认为自己归谁领导，但他必须得到一个公正的开端。只要明确了他是自己房屋的主人，他就应该有能力把事情办成功。”但卡明必须让他的总部发生变化。他在1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总部很不适应新的组织机构，我不得不回应大量的反对和批评”。他希望根据新的安排，“每个部门的领导[会]专攻自己的专业领域并坚持下去”，而他则“控制全局——管理总部和运筹帷幄”。应该“改进现有体系”，该体系只需要国外的特工“发回一切东西”，只要有“足够多”。这样就导致了以简练为主的报告，“只有少量二流反间谍情报”。到1917年12月新系统正式运转时，所有抱怨似乎已烟消云散。实际上，这一变化在博伊尔·萨默维尔看来是个巨大的成功，虽然到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富有成效的人工情报来源，情报的数量也一定会激增。他在战后的一份“海军情报局秘密情报”的评论中写道，迄止1917年10月的3年中，“海军情报总数”为260份，而“在改组后的16个月中，也就是到1919年2月，这一数字为8900份。从1917年10月[他加入秘密情报局的那个月]，平均每月逐渐增加到大约七百份；1918年10月处理的文件数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一数字为865份”。
职业特征与专业技能
在1919年2月的战后评论中，博伊尔·萨默维尔注意到，对秘密情报局搜集和处理最有用情报的能力造成的最大制约，在于缺少“在技术上有能力处理情报的海军情报官”。卡明的总部都难有足够的类似人员去充实，遑论向直接指挥特工和实际搜集情报的特工下达命令的外国情报站提供专家支持。他写道：“不幸的是，很难说在战前的海军情报部门就有海军部或现役情报部门所需要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去处理技术情报的专家。”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国外为秘密情报局效力的情报官——有时甚至连水手都不如——在没有任何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便匆忙受命，被派出去尽力而为”。萨默维尔认为，在情报成为像“炮术和鱼雷”这样的海军专业之前，永远不会有适当的军事干部“提供海军情报局和特别情报局所需要的情报”。这些经常出现的问题既涉及陆军情报局，也涉及海军情报局。各情报部门自己拥有的一流情报官太少，以至于虽然屡次要求增加，所有情报搜集机构即使不是实际控制，也都不愿让他们流失到秘密情报局。对职业陆军和海军军官来说，他们对于借调都很犹豫，生怕与这样一个明显值得怀疑的职业结合会毁掉他们的职业前程。
卡明的组织在所有的英国国防社区中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既要满足重大需求，又不能融入正统的军事等级机构——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且相信情报局在战争期间表现优异，萨默维尔作为第一任“负责特别情报局海军处的军官”，认为如下做法是他的职责，即记录“战时成功的手段和方法，以便我的继任者在采用和改进这些方法时不至于发现自己完全茫然无措”。在回顾情报局及其官员不断增长的专业技巧时，萨默维尔的评论不仅对卡明的组织如何应对第一次大考做了有益的总结，而且指出了它能够生存的理由。萨默维尔认为，海军和陆军情报的采集（他将其界定为“可据此采取行动的信息”）涉及两个“相互依存”的内容：第一，“关于敌方活动的情报，或曰间谍活动”；第二，“防止敌方获取我方活动的情报，即反间谍活动”。第一类情报的获取既可以是“公开地直接面对敌人，或者无视敌人，如果必要，还可以采取强制手段”；也可以“通过智胜敌人的方式；通过进入敌国、渗透到敌方反间谍机关；通过贿赂叛徒；通过一切手段（但通常是使用狡计而非武力）发现敌方的情况和活动”。他说，“这就是秘密情报或曰‘S.S.’”。萨默维尔注意到，虽然在战争期间反间谍工作“被贬低到陆军情报局的一个专门的分处（军情五处）”，军队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和海外贸易署）却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秘密情报组织，他们的秘密情报武装“在同一个地方办公，由同一个长官领导；每个部门又有各自的分部长官”。他断言，“只需要一个主要的局的必要性”首先来自“保密的重要性，只要有可能，包括这样一个局的存在，甚至它作为办公室的位置都应保密”，但它也反映了协调的必要性和情报收集的不可分割性。他声称，“一般说来，情报不是密不透风的列车车厢那样”，各个部门“应该相互依存”。更有甚者，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某一分处领导下的国外特工送回的情报，包含的信息却对另一分处非常重要”。比如，“海上运输既是海军的事，也是陆军的事”。
在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积极经验时，萨默维尔确定了在未来许多年有益于情报局的若干基本原则。他写道，“秘密情报局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它的特工绝不干预对他们友好的国家的事情”。这样做是基于以下显而易见的原因：除了会“自毁巢穴”之外，“在‘躲避’敌人反间谍活动的同时获取敌方情报……已经足够困难”，“招致中立国怨恨和敌意的做法”只会增加“这一困难”。他规定，特工“决不能使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要么采用一些‘化名’，更常用的做法是用一个字母和数字来指代，如‘B.90’”。没有人可以“涉足秘密情报而不使用‘伪装’，也就是，掩饰他真实活动的外衣——他可以在其掩护下‘采取行动而不被觉察’的一些公开而又合法的工作、业务或职业”。只能通过“中间人”去接近作为发展对象的特工。实际上，“可取的做法是，（非英国）特工绝不应知道他真正的主子或报酬支付者是谁”。萨默维尔声称，“经验表明，对秘密情报局来说，雇用这样的男女特工一般更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他/她们既有很强的荣誉感，又有很高的勇气、智慧、胆略和肯用心的才能，这些都是获得成功的其他必备要素”。或许有点多余——不过也许是一条完美的忠告——他进而说，“应该避免雇用那些仅仅为了得到大笔佣金的无耻之徒和经常主动提供情报的流氓无赖，不论他们提供的情报多么诱人”。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情报局已经研发出一套情报处理和评估系统。萨默维尔讲述了伦敦收到“国外送来的情报”时，情报如何被打印成副本并送往海军情报局，“其中一份标有‘评论副本’”。接着，海军部有关人员采用八级评估制之一为该副本加注，从“A——确认正确”到“E——太模糊、没有任何价值”，再从“G——没有兴趣”到“H——太旧，无法查验”。还有一套对报告进行“总体”评价的四级评分制，从“Z.1”（“好”）到“Z.4”（“坏”）。但是，对报告的评估本身在安全角度来看就存在问题。萨默维尔聪明地注意到，“在这些简短而且通常是具有破坏性的某一条‘评论’中，即便在秘密情报局的特工那里，也不可能不泄露本应绝对保密的情报”。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军事情报，“无论作出什么评论显然都不可取”。不过，“当给出一个理性评论时，其价值对于国外的情报官……是巨大的”。它不仅会“向他指出未来的最佳工作方针，也会告诉他获得了尚存疑义的情报的下级特工的价值和可靠性”。但是，也存在非正式的评论渠道。1918年1月16日，新任命的空军情报局局长戴维森上校来见卡明，“他说我们给统帅部的报告经常提到单翼飞机，”卡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敌人连一架也没有等等，我表达了评论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强烈愿望，他答应在这些事情上帮忙。”
1915年底，塞缪尔·霍尔爵士被雇用时，几周时间内接受了“有关战时各情报部门的密集授课”。“一天是间谍与反间谍课，另一天是密码与破译，再一天是战时贸易与走私，第四天是邮件与电报检查。”[44]1918年底编辑的一份135页的文件《特工指令与招聘注释》，也证实了情报局不断增强的职业与技术能力。这一文件涵盖了使用密码、秘密联络、信箱（秘密情报可以放置的地点）、密谋破坏、掩护和特工坐探之类的事情。“有几个不能过快、也不能太强制地灌输给特工的要点”（而且表明是普通常识）是，“不临阵退缩，如果被捕，要咬紧牙关，不出卖任何人”；“在给下级特工写信或发报时，不能留下自己的笔迹和姓名，总是打字”；“打印有牵连的事情后，销毁副本。最近就有一位军官[为德国人工作]为避免被捕而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他因为是在一个被捕德国军官的房间里发现的一份副本而受到追踪”；“要像考虑自己的安全一样考虑同事的安全”。《注释》还指出，不可能对特工的最佳掩护作出任何“硬性而快速的规定”，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合理的商业掩护”。尽管“良好掩护的最佳方案”是“商务旅行者”，但这“是个没多大希望的行业，除非特工真正知道并理解他打算出售的商品而且真正从事这一商品交易”。特工手下应该有“高效率的技术偷窃专家”。文件用值得称道的轻描淡写口吻承认，“难的是招募到必需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他必须是可靠的，如果被捕愿意坐牢，不走漏消息。如果得到这种人，应不吝给予丰厚回报”。但预想的结果“或许抵得上所有的麻烦”，《注释》援引了“偷光奥地利领事馆保险柜和苏黎世秘密情报”的一次成功行动。
军情一处（c）准备给在瑞士工作的特工使用的伪造德国面包票
在关于反间谍部分，《注释》认为，利用针对敌方秘密情报部门的潜伏特工是“秘密情报局工作最有魅力的分支机构之一”，但也必须有节制地加以使用，因为“虽然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结果，但对本组织其他单位的风险也相当大”。由“聪明的特工执行”的成功行动可能“导致他们所针对的敌方情报系统的崩溃”（但对我们自身情报系统也存在现实的危险）。在《注释》所列举的针对中立国德国情报组织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例子中，有一位美丽的“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比利时女人，她因为种种原因，有充分的理由仇恨德国鬼子”。她被雇去勾引一个德国特工。她同意“为了取得成功，可以不顾及个人或者道德品质”。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那名特工因为她的牺牲而接受“招降”，然后“被秘密情报局派去法国旅行，为他们工作”。在得到巴黎的联系地址之后，她还得到“几件藏有隐形墨水的内衣”，一部分“送往法国的一个地址，其余的留给自己用”。一到法国，那名特工立即通过“为我们工作的”一个中立国的警官，向法国当局提交了一份完整报告，敌人的整个组织都被摧毁了。
寻找理想的隐形墨水一直是情报局的当务之急。1915年6月，沃尔特·柯克在日记中写道，卡明“正在伦敦大学寻求隐形墨水”。10月，他“从‘C’处得知最好的隐形墨水是精液”，因为精液对主要检测手段都没有反应。[45]弗兰克·斯塔格回忆道，“大家都急于”得到“采自天然渠道的”隐形墨水。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C’当时的高兴样子。那一天副首席检查员F.V.沃辛顿来宣布，他的一个手下发现‘精液’不会对碘蒸汽作出反应。他还告诉老头子，他必须立即从办公室开除那位指控自己同事因自慰而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发现者”。斯塔格写道，“我们认为这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但“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手下……显然是用瓶子来储存精液——因为他写的信臭气熏天。我们不得不告诉他，每封信必须使用新鲜精液”。托马斯·默顿在1916年6月接受任命后的第一个发现是德国间谍使用的密写法。他们将布料放到必要的化学剂里浸泡，经过浸泡的隐形墨水之后可以放到水中重新显现。默顿也为卡明发明了一种密写法：“用银制笔头在玻璃或任何硬物上书写。完全看不见痕迹，但采用如下方式可使其看得见。合成甲和乙两种溶液。甲：5毫克甲氨基粉，5毫克柠檬酸，15毫克乙酸，15克水。乙：10毫克硝酸银，100克水。将甲、乙两种溶剂和水按10：1：100的比例混合，就得到一种显影剂。混合后只能使用10到20分钟。”[46]
在一份对战时情报局的描述中，一条署名为默顿的注释写道“研究隐形墨水、炸药，等等”。卡明显然热情地鼓励科技研究。从默顿的经历也明显可见，这一研究是与军情五处的反情报工作共享的。1914年圣诞前夕和新年之初，卡明就招聘技术人员和建立一所无线电学校的可能性展开讨论，尽管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似乎还不能为特工所用，但是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密码处，既是为了保证与国外代表的通讯线路安全，也用于破译敌方密码。卡明在总部随时准备试用新的器具。1915年3月，卡明开车前往艾塞克斯郡达格南的斯特灵电话公司，去考察一种新型隔音门。7月，两个军官来“讲解和试用监听器”，一种明显的窃听装置。更平淡无奇的是（虽然毫无疑问有利于办公室工作，同时也证明私营企业的做法是可以引进的），在12月，“布朗宁带来并安装了一个录音电话”。1918年10月，知道卡明偏爱机械设备，或者是关心他的行动，纽约情报站的负责人威廉·怀斯曼送给他一辆长岛市双轮机动车公司制造的国内一流的电动踏板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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