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组织重建计划
随着1918年战争全面结束，卡明在“白厅”却不得不面对情报局的独立生存这样一场战斗，虽说远非致命，却是更为险恶。有关英国秘密情报活动的性质和组织的紧要（而持久）的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尽管卡明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保持了同“白厅”各部门——特别是情报部门——的联系，确保了后来所称的“秘密情报局”的自治，但是在和平初期，这样的结果却毫不确定。
停战协议签署刚三天，接任乔治·麦克多诺陆军情报局局长仅一个月的威廉·思韦茨将军便提议，将卡明和凯尔的机构整合为由一个局长单独领导的“特殊情报局”。他还提议将大批陆军、海军和空军军官调入情报局，以避免信息不畅通和与现实脱节。新的特殊情报局和三军情报局领导层之间的联络将“成立一个三军情报部门的3至6名军官组成的海、陆、空联合情报小组”来执行。思韦茨显然为这一联合情报局之上的小组设计了一个监督角色，他说它“应该考虑并与情报局一同确定该组织的发展”。在写给海军情报局局长布林克·霍尔上将的信中，思韦茨还提议“我们的两个情报机构”[陆军部“军情一处（b）”和海军部“四十号房”]也应“整合到这一小组之下”。
外交常务次官哈丁勋爵回答很谨慎。他在11月25日写道，“现有体系具有自成一派的所有缺点；但它行得通，而且，所考虑的一切事情都经历了四年战争的检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同意“有些变化是必要的”，但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认为，“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前进行任何更改都不成熟，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路看得更清楚一点”。霍尔也想等一等。“我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他告诉思韦茨。虽然他同意“最终应进行整合……但在政府首脑满脑子和平决议和即将开始的[和平]会议的时候”，他认为“成功通过一个庞大计划的可能性不大”。卡明起初持保留意见。11月30日，思韦茨抱怨卡明“没有答复他进行重新整合的意见”，但（正如卡明在日记中所写）当他“问我对那一方案的意见时”，他“似乎并没有考虑我的意见”。卡明的意见是否定的。一份未署名的备忘录——“‘C’的个人记录”从三个层面否定了思韦茨的方案。第一点是“两个部门采取的工作方法、人员构成和工作场合截然不同”——反间谍工作“在英国实施……间谍工作在国外进行”。第二点是“操作考虑”，因为“军情五处似乎不可能继续作为一个严格的军事组织”，它在和平时期的工作“将是警察工作”；“内情处”当然要参与，而且“很显然，内情处不会涉及间谍工作”。第三个论点是外交部“仍然是能对秘密情报处间谍方面事务负责的惟一部门”，因为它“牵涉到国外情报活动，尽管外交部经常不予承认，但正由于这一原因（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他们必须知道正在做的事情，有权检查它，以便至少知道他们要抵赖什么”。
1919年1月，卡明将这些观点整理成一篇强烈反对合并提案的文章。因为预感到金融紧缩迫在眉睫，他巧妙地提出，“接受”整合方案“的实际操作措施过于奢侈和昂贵”。战前，秘密情报局的核心成员仅由“3人组成”，而根据新建议，“仅海、陆、空情报部门就要由6到12名官员组成”。他再次肯定情报局首长“具有最高控制权”的原则，并指出只处理“陆、海、空三军情报”的方案忽视了“本局的政治处和经济处”。他断定，这两个处将“成为最重要的部门，必须得到和其他部门一样的待遇”。假如这一提案得到通过，仅总部成员的开支就将“几乎相当于整个秘密情报局战前在全世界经费的总和”。他转而攻击对方，认为“陆军情报局根本不知道和平时期需要什么”。他宣称“他们在这方面既无知识又无经验，只知道军事方面的需求”。虽然卡明断言“秘密情报局应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但在文章中却清楚地臆断外交部仍应领导该局（这显然是准备给哈丁看的）。
战时的痛苦经历意味着卡明想尽量避免同陆军部发生任何关系。他写道，战争期间，陆军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摧毁了我的组织”。如果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秘密情报机构“以应对和平时期更为复杂的形势”，它“就必须摆脱陆军部的干预，否则就不可能保证高效率或保密，而这些正是它赖以成功甚至继续生存的关键”。卡明继续抱怨陆军部在战争期间“不停地劫夺”他的人，“每当我的手下表现出非凡才能时，都会被从我身边夺走，令我十分窘迫，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他“真诚地”祈求，允许他“在不受陆军部干预的情况下重建和平时期的秘密情报局”。在回应亚瑟·尼科尔森爵士1915年11月定下的约定时，他就要求相关部门只需将他们的要求告诉他，“让他不受妨碍地去做”就行。他在结尾时说，如果（按此方法让他履行职责）他仍不能取得一定成功，“那么他应该被解除职务，但他应该得到一个完成工作的公平机会”。
不出意料，关于情报机构的争论发展到了大臣一级层面。1918年12月的大选中，首相劳合·乔治因为被普遍认为是“赢得了战争的人”而获得压倒性胜利和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的授权。但是，他最终依靠保守党和联邦党议员才组阁成功，而这两党的正统经济思想、社会保守主义和“小政府”制约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激进倾向的追求，在国内阵线尤其如此。除了1919年巴黎和会上解决国际问题的谈判吸引了他上半年的注意力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国内的重建。英国也像世界各地一样，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都染上了普遍害怕革命的浓重色彩，国内外都是如此。布尔什维克不仅在俄国夺取了政权（更重要的是还呼吁进行世界革命），战争结束还见证了同盟国帝国——德国、奥匈和土耳其的崩溃以及革命浪潮在全世界引起的动荡不安。即使在英国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预兆。工业界骚乱急剧增多（就连警察当中也是如此）；在“红色克莱德塞得”和别的工业中心还爆发了革命示威游行；在爱尔兰都柏林，共和党人在第一届国会上开会宣布独立；在国内外军营中，厌战的英国士兵为了更快复员而鼓噪哗变。[134]
1919年1月，在沃尔特·朗（资深的保守党政客）被任命为海军部首席大臣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他向大家传阅了一份关于“秘密情报”的文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朗（1916年到1919年曾任殖民地大臣）对有关布尔什维克、贸易工会和德国在英国煽动颠覆的事情的关注与日俱增。他与好友巴西尔·汤姆森分享这些文件。汤姆森是伦敦警察局助理专员和政治部主任，其职权范围是政治犯罪。汤姆森是一位热情的帝国建设者，他想将国内安全工作全部集中到一个情报局，这反过来也鼓励了朗建立一个可以合并政治部和军情五处的扩大和协调的国内情报机构（显然是由汤姆森自己来领导）的想法[135]。由于对“骚乱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政见感到不安，朗告诉他的内阁同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民间拥有一个高效的、高薪的特别情报机构”。他的备忘录刺激了另一个人，内政大臣爱德华·肖特。肖特同意“秘密情报问题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并且十分担忧“试图在国内传播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严重问题”。这些事情“格外危险，要求进行最仔细的监控和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136]
虽然两位大臣关心的主要是国内安全，但当情报局的事情提到1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时，讨论便扩展到包括秘密情报机构在内的一般性讨论。有人提到，除了内务部，其他几个部门也感兴趣。朗还强调，需要一个起协调作用的权威机构。他坚持说，“鉴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性，这件事情十分紧迫和重要”，他肯定“这一危险正在加强”。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寇松勋爵任主席的委员会去弄清“几个部的秘密情报分支机构正在做的事情”，并确定“怎样采取最迅速的行动使这一工作得到最佳的协调”[137]。寇松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卓越的殖民地总督，在亚瑟·贝尔福参加巴黎和会时由他代行外交大臣职权（他将在1919年10月底接替贝尔福任外交大臣）。作为前任印度总督和英、俄对中亚影响这一场“大博弈”的长期观察者，他很可能意识到了国外情报的重要性。
继委员会成员的任命（除寇松外，还包括肖特、朗、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和爱尔兰事务部首席大臣伊恩·麦克弗森）之后，卡明去见朗（显然是关心他的局的地位）。他写道，朗“把‘秘密情报局’和‘秘密警察’弄混淆了”，但他觉得自己能够纠正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还写提到朗“对我的工作的看法似乎很不错”。他还去见了哈丁，后者写了一封“非常令人满意”的信给寇松，具体讲了卡明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在1月28日给寇松的电报中，哈丁关心寇松的委员会是否要讨论“国外的秘密情报局”（它“完全不同于内务部和爱尔兰事务部的组织机构”），外交部迄今为止对它的控制应予保持。
在有效描述卡明情报局在1919年初的情况和重申奠定外交部与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关系原则的时候，哈丁在2月7日的信中对寇松强调，“外交部管理的秘密情报局只处理国外的情报”。它“与在英国、爱尔兰和殖民地获取情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重要的是在外国的秘密情报活动的控制权应该掌握在外交部手中”，因为外交部是“决定这些活动是否与女王陛下政府的一般外交策略发生冲突，考虑这些活动一旦被发现是否会与外国政府造成严重困难的惟一政府部门”。他补充道，这一点“在和平时期甚至比在战时还重要，因为战争期间在中立国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在和平时期是难以被容忍的”。他写道，外交部的控制“是通过握紧钱袋子来得到保障”。为掩饰卡明关于他在战时与其他情报部门之间关系的苦涩意见，哈丁声称外交部“一直与海军和陆军的情报局局长们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麦克多诺将军和霍尔上将最干练的合作才取得了令人愉快的工作效果”，而且他相信“秘密情报局的成功真正称得上无与伦比”。哈丁最后为卡明说了一句话，说他的工作和职责“技术性很强，所要求的个人特质是很难找到的”。外交部“特别庆幸能得到现任局长的情报工作”，他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具有“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独特经验”。
这些说辞达到了预期效果，至少在推迟决定卡明组织的未来时是这样。寇松委员会开会时虽然回顾了秘密情报工作的近段历史（特别提到了战争期间“外交部情报”的成功），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内和民间情报上。会议采纳了朗的意见，将国内机构整合为一个情报部，由巴西尔·汤姆森负责。这对凯尔的暗示意义比对卡明更强。尽管军情五处仍然负责反间谍和军事安全工作，汤姆森部门的扩张威胁到接管反颠覆范围以外的更多职责。就卡明而言，他尽力堵住汤姆森想在海外活动的任何野心，以确保“国外的反布尔什维克工作”是他一人之责的协议。至于“陆军和海军的秘密情报分支机构”，寇松委员会认为，它们的重组问题应留待帝国国防委员会（或某个类似机构）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去考虑。虽然委员会认为“出于军事目的而协调所有情报并建立一个像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那样的机构是最理想的”，但关键问题是他们认为“保持军事和民间情报的区别很方便”，这似乎为卡明的“外交部”情报局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留下了选择空间。[138]
但陆军部的“蛇”只是受了伤，并未被杀死。到1919年2月底的时候，卡明报告，陆军情报局局长“仍然坚持将我的部门和军情五处进行合并的想法”。出于对国内外情报收集机构进行合并的前景的恐惧，卡明提出了反对这一想法的新论据。为提升“工党政府在不久的将来的前景”（有一项预测很惊人，自此阶段始，工党在下院700名议员中所占比例不再超过70%，而第一届英国工党政府迄今已经5年多了），为显示对政治家和公众应如何解读秘密情报事务的常识，他认为，“外交大臣应该庄重地宣称，秘密情报局与控制劳工骚乱没有任何关系，这很必要”。既然“有证据清楚证明支持罢工的钱”是由“布尔什维克提供的”，军情五处必然“要与劳工问题和布尔什维克的麻烦产生关系”。1919年4月，他对陆军部整合计划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提出一系列的批评。整合提案只集中在军事情报上，完全忽视了“负责政治和贸易的其他重要部门”；秘密情报局局长将“不再有任何权威”；而且，因为成员全部从军队情报部门调来，“他的所谓成员将不再是他的手下，只会忠诚于他们各自的长官”。他从整体上否定此计划，认为它“从效率、经济、特别是从保密的角度来看都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保险起见，他也反对新机构的建议命名：特别情报处。“秘密情报局，”他写道，“对我的机构是一个足够好的名字，也是我被任命来指挥的情报局的名字。”
不管他的机构叫什么，卡明事先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整合计划。1919年底，思韦茨再次发难。这一次，他得到了休·辛克莱准将（1919年1月接替布林克·霍尔任海军情报局局长）的支持。这一次的计划不是要合并“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机构”，而是把它们整合“到一个领导之下”，把它们作为一个秘密情报局来管理。这一情报局的领导将高于卡明或凯尔，并将亲自对由外交部常务次官和三军情报局局长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将“行政、文秘、记录、法律和技术服务”以及“记录的融合”合在一起能够提高效率。尽管辛克莱“对此事情持开放态度”，却允许自己和这一提议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哈丁施压，要他别理会卡明一直的反对态度。他敦促说，“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命令C的方式——探讨与K密切合作的可能性”。
卡明对这一计划的态度还不如对上一个计划。在给哈丁的私人秘书内维尔·布兰德（在秘密情报局随后25年发展中偶尔起作用的一个人）的信中，卡明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再可节约的行政经费，“没有记录可以合并”，因为“C.E.[反间谍]情报局并不关心获取知识情报（如果它按照规则的有关规定行事）”。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被别人取代感到愤怒。“除非当局对目前的C特别情报局不满意，”他写道，“否则，就应该讲明其可观的好处，作为置其于某个无名之辈手下的补偿，这样的人没有相同的经验，其干涉多半也会造成对效率和经济的损失，更遑论什么保密和安全了。”假如哈丁坚持这样，他“当然会按要求与凯尔上校合作”，但他抗议说，“条件是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秘密组织的详细情况”。他担心这一计划只是拯救军情五处的一个手段，认为“自从巴西尔·汤姆森爵士负责这个国家的反布尔什维克和控制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以来，军情五处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滞”。他指出：这些“固执建议意在使那些耗费昂贵的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能够在我的办公室里找到并不需要他们的活动领域”。他接着说：“这对我是一个不明智而又不公平的负担，而且会对我受过高级训练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也不公正。”他还希望哈丁能够“根据情报局现任局长退休后会空出职位的情况去考虑那些建议”，其后“会有人做出坚决努力让凯尔上校担任这一职位，去损害目前这些忠诚而训练有素的情报局员工的利益，并对情报局造成持续性伤害，情报局十年的经验将会丧失殆尽”。在致布兰德的一份单独的备忘录中，卡明提到，这是“自停战协议以来提出的第三个计划”，每一个计划都“旨在削弱特别情报局局长的权威和指挥”。他尖刻地抨击道，提议实施计划的日期——1920年4月1日——“似乎正合适”。
1920年还分发了其他各情报机构的改组计划。一个计划设想整合“特别情报局与军情五处，由警察助理专员领导”（巴西尔·汤姆森）。另一个提议“所有英国政府的秘密情报机构”，包括卡明和凯尔的部门、无线电情报局、印度政治情报局和警察局政治部各部门以及“涉及通信检查的邮政官员”，都应“由一个行政首长领导”。最后，部门利益（外交部不可能心甘情愿放弃对卡明情报局的控制）和个人因素（例如巴西尔·汤姆森被普遍认为是危险的过分强权主义者），兼之强制推行重大改组存在明显的实际困难，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实质性重大举措出台。
对卡明来说，这场辩论同时也促使他去努力思考他的组织的目标。他结合自己十年的经验，在1920年初写下了自己对“秘密情报基本要素”的一些想法。“秘密情报的首要的、终极的和最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写道，“是它应该是秘密的。”他感叹道，这一点是“在任何计划中首先被忘记、在付诸实践时最后被想起的事情”。第二大要素是“国内的秘密情报必须是小规模的、完全独立的，除了局长以外，情报人员不能受其他任何人控制。任何人都无权夺走他的经过训练的人员，也无权给他们下命令”。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重申尼科尔森1915年11月批准秘密情报局局长行政自主并赋予他对“国外的所有间谍和反间谍特工”独家控制权的会议记录。虽然他应该独立于陆军部和海军部，他也应同这些部门“经常保持接触”，他们会“把他们的需要即时告诉他并在需要改善时以帮助的方式对他的报告提出批评”。最后，“特别情报局局长”应向外交部常务次官提交每月财务报表，“在涉及秘密情报资金支出的事情上”接受他的独家控制。在一份显然是回顾他的战时经验的补充文件中，卡明同意，在和平时期也应组织情报活动，以便在某一地区沦为“战区时”能够将该地区的人员和报告“作为当前关注的焦点完整地”进行移交。但是，“在中立国或同盟国家，不是在交战地区，应该让特别情报局不受干扰地工作”。
到1920年底，卡明已经确保了——至少用中性词来说——特别情报局作为外交部属下的一个自治部门存续下来。在艾尔·克罗爵士接替哈丁常务次官之前，卡明在10月17日向克罗简要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卡明向他保证，“就大家公认的秘密情报这几个字的意思而言，这个国家还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属于秘密情报的、其他国家早已采用的黑色艺术”。他肯定了他的组织对外交部的价值。他说，它打交道的“是使馆不能接触的社会阶层”，情报局的报告是“对官方来源情报有价值的补充”，也是“当前全世界盛行的重大社会阴谋的主要信息渠道”。虽然在卡明的日记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克罗对他收到的特别情报局报告的初步反应却非常不利。在给他的私人秘书、显然离开了办事处的内维尔·布兰德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被“雪片掩埋了！每天都被你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弄得心烦意乱，那些报告就是一大堆闲言碎语。我竟然被要求去阅读如此无聊的东西，简直令人愤慨！”[139]
但是，卡明显然在克罗身边找到一个盟友。克罗在1921年初开始弄清外交部与特别情报局之间的紧密关系。卡明情报局的报告曾一度由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处理，该部成立于1918年3月。但是，作为部门改组计划的一部分（和响应削减经费），克罗在1920年底将它撤销了。1921年1月，因为担心陆军部要求提供政治情报，特别情报局和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就在两个层面上确定下来。会议决定，在有特别情报局代表的国家，每一个英国的外交使团应“任命”一名高级官员与在该国的“特情局主要代表进行定期磋商”，特情局代表将向他提供“他和他手下特工获得的所有政治报告”。在伦敦总部，特情局不再“按接收到的报告形式”去复制和提供大量的原始情报，但每天要进行总结，总结“应附上特别感兴趣的报告”。这些总结将“只呈送外交部和B.汤姆森爵士”。会议决定此后将不再向陆军部和海军部提供政治报告（它们将继续获得具体的技术情报）。他们“应被告知做出如此安排的必要性，应告诉他们，此类可能与他们有关的政治情报今后将由外交部提供”。正如卡明在日记中所记录的，领导政治第五处的罗伯特·内森爵士将作为“与外交部各处室领导之间的联络官并与他们联络”。他将“对这些报告进行归纳并每日[后改为定期]送交一份摘要”。
1921年1月的这些决定，使特情局与外交部关系的紧密程度明显超过了其他的政府部门，其结果必将疏远它与其他情报部门的关系。它们反映了和平时期的新形势，和现在对政治情报格外重视的一种思维。1921年2月，外交部给驻欧洲各使团的一份通告称，“旧的特情局如今”已不复存在，“闹剧已经让位于外交官不再需要的一种更冷静的调查，因为他被适当地要求脱去以前的外衣”。现在的情报“主要涉及地下革命运动和个人，而不再是刺探个别国家的军事防御”，它“主要致力于侦查针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活动，不管这些活动在性质上是针对英国还是国际性的”。虽然如此，特情局在1921年3月也向国外的代表发了一份同样的通告，通告总结并强化了与使馆和使馆工作人员的联络安排（指出现有“分部”的存在可能“取决于你对于公使的有用程度”），还指出为军事部门收集情报仍然是特情局的责任之一。通告指示，“当前，你们关于海军和陆军情报的报告仍然一如既往”。
金融和经济
与各种改组计划同时发生的，是卡明情报局和英国政府每一个部门在一战之后那几年共同承担的削减经费的压力。然而，在减少开支的经济要求的同时，对特情局可能承担的工作的期望值仍然很高。外交部1918年12月28日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会上，哈丁勋爵告诉卡明，他可以在“每月3000英镑的基础上将我们在俄国的组织保留到3月31日”，同时又同意卡明“在每年30000英镑的基础上继续安排和平[时期]的秘密情报工作”。1918年除夕，他在总部召开了一个关于“削减机构问题”的会议。随后又会见了陆军情报局局长，后者“问我们在增加在德国[强调]的组织方面做了些什么”。卡明让思韦茨看了“一份和平时期的预算草案，显示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预算为2000英镑，但他告诉我仅用于这两个国家的预算就应该要求30000英镑，他将努力争取这一数目”。
实际上，战后世界悬而未决的形势提高了对高质量情报的要求。1919年4月7日，在卡明参加的由哈丁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凯尔、陆军情报局局长和海军情报局局长一致同意要求财政部向卡明为陆军部所做的工作增加“每月18000英镑的特殊津贴”，这样再“加上他每年30000英镑的正常费用，将使他这一个分支部门那一年的开销就将近二十五万英镑”。对比之下，凯尔仅需要6万英镑。在报告同一个月访问伦敦以讨论纽约组织的未来时，威廉·怀斯曼给他的同事诺曼·思韦茨写信说，尽管卡明的经费“已被削减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外交部“仍开始发现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情况”。“各个部门”都在要求“敌人在世界各地活动的”情报，“当局意识到在目前这一关键时刻，一个优秀的情报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1919年5月，卡明告诉康普顿·麦肯齐，“我们不仅没有破产——如我们曾以为我们在战后会破产那样——实际上反而在扩大，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工作要做”。[140]
1919年中期，卡明和他的同事开始制订一个将军事管理机构当作情报工作掩护手段和收入来源的计划。5月，有人建议给予卡明在外国的军事管制官员副领事地位，为卡明的特情局分配“反布尔什维克”（为巴西尔·汤姆森提供报告）及“护照管理”的任务。有人计算过，前两项工作约每年75000英镑的花费可由“每份5到25[便士]的收入率”（大概是每签发一个签证）得到满足[141]。9月，卡明和寇松的私人秘书罗纳德·坎贝尔敲定了这些安排。卡明向坎贝尔承诺，“我的护照管理人员发回国内的所有政治报告”都将“经公使过目”，而且“我的人将不直接与特工打交道”，以此让坎贝尔放心不存在让外交官直接卷入“秘密情报工作”的风险。卡明从坎贝尔那里获得的协议是，报告可以“不经公使签署”直接通过电报发回伦敦，以便让它们获得超过公共电报或邮件的秘密保护。决定赋予卡明的代表护照管理处处长的头衔，从卡明的人员中抽出的赫伯特·斯宾塞少校被任命为护照管理处首任处长。
护照管理对卡明组织的重大经济贡献，在卡明1919年10月底设置的一套账目中得到了证明。账目详细记录了总部的24名官员、25名文职后勤人员以及斯宾塞少校手下负责护照管理部门的5名官员。国外有30个护照管理处，每个处仅有两三名工作人员，国外工作人员总数为80人左右。在他295256英镑（约相当于现在9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235700英镑用于“特情局”，其中，45500英镑用于“特情局护照管理处”，大概是为巴西尔提供反布尔什维克报告所花的费用。护照管理本身花去56690英镑，其余的2866英镑用于某一不确定的“A.B.”（反布尔什维克）工作。在财政收入方面，132000英镑来自“秘密情报表决拨款”；5000英镑来自“P.I.D.”（外交部政治情报处）；56690英镑来自公开的护照管理工作（与支出数目持平）；103700英镑来自“特情局护照管理处”。这些账目中有三组数据很重要。第一，卡明的海外核心办公费用每年近57000英镑都包含在护照管理预算中。第二，他收入的相当比例（35%，不包括每年由国会通过“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和政治情报处的钱）显然来自归属不明（且未加解释）的“特情局护照管理处”渠道。第三，超出“特情局护照管理处”支出费用的58200英镑剩余收入似乎可用于资助一般的秘密情报工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护照管理机构的交叉补贴仍将继续是特情局资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其他优点，它能够缓解“秘密情报表决拨款”的压力，秘密情报表决是对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最公开的承认，大臣和官员们都认为它可能成为有利于安全和情报工作批评者手中的砝码[142]。1918年秋，对国会可能不会“在战后继续为秘密情报部门表决相同数目的拨款，特别是如果工党政府上台执政”的担心，导致了如下著名的提议，“应以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投资一笔战争贷款，比如100万英镑，其利息用于支持各[秘密]情报局”。这样提供一笔养老金让秘密机构不再依赖于（或听命于）国会的想法，被写入了1919年2月的秘密情报委员会报告。报告赞扬此建议，称其“值得财政部和内阁积极考虑”。[143]
但是，对战后情报团体的真正威胁与其说来自爱挑剔的工党政治家，毋宁说来自敦促裁员的首相和财政大臣。英国的公共财政受到国家经济形势急剧衰退的进一步影响。从1919年冬到1920年，通货膨胀、购买力下降、工业生产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笼罩全国，增加了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压力。劳合·乔治在签署完1919年6月28日的对德《凡尔赛条约》回国之后，便开始了对政府政策的广泛审查。他在8月5日告诉内阁，资源紧缺要通过军费支出和社会与工业重建来转移。他说，英国军队“已经摧毁了我们在欧洲的惟一敌人”，但如果国家现在仍然“保持比我们参战之前更为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人们就会说，要么是战争失败了，要么我们正准备同假想之敌作战”。对国家优先事务的重新评估，导致军费预算的大规模削减和著名的“十年原则”，即政府各部门应根据“大英帝国在未来十年之内不会再卷入另一场大战”的前提来制定预算。[144]
卡明很清楚现实的经济困难。早在1919年3月8日他就报告，他已经将经费“从签署停战协议时的每月8万英镑”缩减为“每月4万”。哈丁勋爵在回信中指出财政部“将强烈要求厉行节约”，卡明将必须制定每年6万英镑的预算。1919年7月，外交部的德罗赫达勋爵向卡明传递寇松勋爵的意见，“他认为在我们现有经济状态下，特情局是我们供养不起的奢侈品，因为它没有产生与其投入资金相称的价值”。1919年下半年，卡明继续节约开支。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讨论将员工减少“到战后极限”；“周六中午至周一上午十点钟”为总部下班时间；购买新的办公场所。搬迁新址既出于节省经费，也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卡明肯定，战争经历“导致办事处的存在和活动为成百上千人所知”。要想“再保持”白厅大楼的“任何秘密外表”已不可能。他得到哈丁勋爵的同意，“租赁一间小房子”作为自己的总部。
卡明在伦敦西部荷兰公园梅尔伯里路1号的西府租到一栋牢固的维多利亚式别墅，总部在1919年12月23日搬入此处。这里距离白厅有一段距离，但最重要的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有人知道这一地址”，卡明在日记中写道。他甚至考虑（也许有点恶意）不让陆军情报局局长知道这一地址。一封寄给梅尔伯里路某个人的信就表明这一地方的隐秘程度，就是写在纸上也找不到。这个人要向亚当大街1号（泰晤士河边）报告才会被告知总部的地址。“坐地铁半小时车程……在伦敦的另一边，”他被告知，“但因为我们不公开地址，恐怕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作为加强保密的另一个措施，卡明叫那些“由秘密情报基金支付工资的员工不必交收入税……”他写道，“不能将他们的名字和与特情局的关系公诸于人”。情报局在随后几十年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外交部同意的这一特权。
经济压力冷酷无情。1920年初，内维尔·布兰德告诉卡明，财政大臣要求他将预算“缩减一半”！2月，布兰德透露特情局的收入“应缩减到65000英镑”。3月2日，卡明得知哈丁同意了65000英镑这一数目，但他补充说“这事还得提交给内阁”。在增收方面，哈丁想将护照管理费提高50%，“以提供良好的收入”。两周之后，布兰德向卡明明确证实，“护照管理及其掩护和资金都是我们财政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罗伯特·内森计算，若无此收入，情报局将“需要另外增加10万英镑”。
提议将财政预算削减至65000英镑令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感到震惊，他就此向资深内阁同僚提出抗议。“由于目前世界形势动荡不安，敌友关系变幻不定，兼之我们的军事力量因削减而变弱，”他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拥有良好、及时的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建立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创建一个良好的机构需要五至十年的时间”，而“只需大笔一挥就能将它毁灭掉”。他写道，“在目前最关键的时刻削弱我们的安排将会是一个极其轻率的行动”。丘吉尔向内阁成员传阅了一张卡明准备的表格，表格显示了1920年至1921年125000英镑的原定预算表和65000英镑的新预算表。两张预算表中，“总部”的经费都同为15000英镑，“技术”经费都为1000英镑，10000英镑都是用作“意外情况”。但在削减后的预算表中，国外经费遭到大幅度削减。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华沙、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情报站都被撤销（节省7000英镑），拟用于“柏林、慕尼黑和汉堡情报站落成典礼的”4000英镑也被削减。但是，其他地方削减的经费表明，对德国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要略强于针对俄国。“赫尔辛福斯（针对北俄罗斯）”从20000英镑削减到8000英镑，“荷兰（针对德国和其它国家）”从30000英镑削减到18000英镑。同样被削减的还分别有瑞士（3000英镑）；“维也纳和布拉格”（2000英镑）；哥本哈根、南俄罗斯和法国（各1000英镑）。美国从9000英镑削减到4000英镑；但削减最大的是中东，从15000英镑削减到1000英镑[145]。卡明65000英镑预算表呈现的凄凉前景（和丘吉尔的有力支持）达到了预期效果。卡明保住了他125000英镑的预算表。3月24日，哈丁告诉他，他可以撤销关闭情报站的通知。但这只是缓期执行。第二年春天，财政部的奥托·尼迈耶认为，1921年到1922年，“秘密情报表决拨款”的总额（卡明机构仅占其中一部分）“475000英镑与今年的40万英镑……和战前的5万英镑比起来，怎么都看不过去”。财政部认为，这在众议院“会引起坚决反对和要求了解最不应让他们知道的详细情况”，所以要求再次进行大幅度削减。内阁任命了一个官方高级委员会来提出“节省开支和避免重叠”的建议，委员会由沃伦·费舍尔爵士（财政部常务大臣和民政部大臣）任主席，成员包括艾尔·克罗爵士（外交部）和莫里斯·汉基爵士（内阁大臣）。内维尔·布兰德任秘书。克罗写道，“他是除我之外惟一认识三个‘国外的秘密情报’机构（‘外国情报’、‘反间谍’和‘综合情报’）领导人的人”。[146]
1921年五六月间，这一权力极大的“三驾马车”对英国的全部秘密情报机构及其费用做了煞费苦心的调查。他们将全部“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外交部分得最多（18.5万英镑），其次是爱尔兰政府（16万英镑）和陆军部（9万英镑）。克罗告诉委员会，外交部的18.5万英镑中，“C需要12.6万英镑”，“军情五处需要3.1万英镑”，2.8万英镑用于“外交部其他用途”。为证明秘密情报花销的综合性，这2.8万英镑包括5000英镑“宣传费”，1万英镑“不可预见费”和“女王陛下住德黑兰使馆的大笔费用[未指明具体用途]”。克罗告诉委员会，卡明的“间谍为海军、陆军、空军、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和巴西尔·汤姆森爵士”提供情报。在他解释外交部“将会满足于收到较现有数量大幅[原文如此]减少的外国秘密情报但仍能包括诸如小亚细亚、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党活动的情报内容”之后，委员会想知道，陆军部对情报需求的压缩是否可以为“削减拨给C的12.6万英镑”提供一个蓝本。到委员会后来召见卡明时，陆军部已经表态，虽然他们特别需要德国、俄国、日本、土耳其和美国的军事情报，但没有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他们也行。卡明自己认为，有了这些削减，他可以“实际节省费用”，将预算降低到约87500英镑。[147]
1921年秘密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有利于卡明组织的工作，委员会没发现在它和其他分支机构之间存在重叠现象。他们指出护照管理制度在提供资金方面的重要性，指出“通过说服军事当局节制他们的需求”，预算经费可能削减到“10万英镑，下一年还有望进一步大幅下降”。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没有发现能够“实际省钱”的范围，但通过将费用尽可能多地从“秘密表决”转移到“公共账目”，他们能够建议将“秘密表决拨款”的总额减少十多万英镑。对弗农·凯尔来说，报告令他如释重负。委员会一开始曾经“怀疑在现阶段保持一个反间谍机构的必要性”，但又表示“至少已经有四个国家的特工在本国活动的迹象”，而且提醒“布尔什维主义在海军和陆军中的新因素”，委员会的结论是“军情五处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虽然需要削减经费预算。对巴西尔·汤姆森，结果却不妙。委员会认为他的情报局不应独立存在，应该并入“伦敦警察局一般组织中”。面对来自其名义上的上司、伦敦警察局专员的严厉批评，加上失去了首相的信任，汤姆森被赶出了办公室。“我没有放弃，”他告诉他的朋友、海军情报局局长休·辛克莱，“而是成了情报官员所熟悉的常见阴谋诡计的牺牲品。”[148]
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卡明的组织面临进一步的经济压力。1922年初，财政部详细讲述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反对继续保持秘密情报高额费用的必要性的论据，提议将他1922年到1923年的预算削减到6.5万英镑。所有政府部门都被要求节约开支，“从一般立场而言，重要的是节约对秘密情报局也像其他部门一样有效”。铭记这一点，“防范所有风险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在停战协议签署三年之后还要使一个组织保持远比战前更精细的效率”也同样没有道理。最后提到，要在国会“就目前为秘密情报局提供的大量经费”进行辩护越来越难，“如果不进行削减就存在国会强行了解资金使用详细情况的危险，这会使各部门对这一工作的必要保密变得格外困难”[149]。国防大臣拉明·沃辛顿——埃文斯（1921年2月接替丘吉尔）跳出来为“秘密情报局”辩护。即使在要求削减之前尚“不能在所有国家保持一个S.I.S.的组织”；虽然“战争已不复存在，但世界形势如此复杂，乃至要求秘密情报局保持比1914年更高的警惕”；假如将预算削减至6.5万英镑，这将意味着“重新改造整个系统，已付出大量努力的工作将荡然无存，以前投入的钱就白白浪费了”。沃辛顿——埃文斯估计，“要提供所需要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秘密情报局总共需要15万英镑的经费，包括他宣称情报局在1921年至1922年已经获得的12.5万英镑，外加接管陆军情报局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埃及和德国所做工作所需要的2.5万英镑。他的数字实际上高估了，因为“秘密情报表决拨款”给予外交部的总额为12.5万英镑，其中，卡明提前得到10万英镑。[150]
因为认定秘密情报的总支出仅应为20万英镑，内阁再次要求费舍尔、克罗和汉基调查此事。自战争结束以来对资金的不停争夺开始造成可以理解的损失，克罗在第一次开会时强调“目前这种仅够糊口的安排的诸多缺点”。这种“对未来‘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年复一年的完全不确定，没法对特工的聘用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以至于社会状况稍好一点的人都会羞于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工作”。他的同僚们原则上同意需要“某种永久保证”，但又认为此事应由内阁来决定。内维尔·布兰德（还是作为秘书）利用了卡明的6.5万英镑、8.5万英镑和15万英镑的三个预算案。当被问及这些预算时卡明说，按6.5万英镑预算案，“两名由总部付酬的特工将会被解雇，政治处将被撤销”。陪伴卡明的是斯图尔特·孟西斯上校，他负责特情局和陆军部之间的联络。他使用了一个双重否定句小心翼翼地说，“8.5万英镑的预算也许不会令人不满意”，不过这就得撤出原已经被覆盖了的近东、中东和美国。鉴于其他部门秘密情报预算的削减（譬如爱尔兰事务部和内务部，前者是1921年12月英——爱协定结束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结果），委员会认为可以为卡明额外补充5000英镑。[151]
1922年4月初，委员会向内阁报告，他们的意见之一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增加拨给国外情报所需的指定款项”（强调）。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张，与战后处于金融争论支配地位的各种削减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削减20万英镑这一总数自然是不能打折扣的，但是，委员会建议利用其他预算中节省下来的钱，在1922年到1923年给予卡明9万英镑的预算。他们“非常满意一个针对国外的情报机构能够获得9万英镑。9万英镑虽然不能再起到精益求精的作用”，却能够涵盖所有重要国家，而且将“涉及既不放弃、也不会过分大幅度削减任何重要的情报组织”[152]。虽然20到30年代的财政紧缩将继续影响情报局及其工作，但像1919年到1922年那样的大幅度削减开支没有再出现过。实际上，在20年代中期，虽然秘密情报局的总体开支下降了，外交部分到的份额却略有增长[153]。沃伦·费舍尔委员会1922年春的报告标志着秘密情报局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这是因为，支持委员会逆转——虽然不大——自战争结束以来坚持不懈地执行财政削减的基础，是对卡明组织作为秘密收集国外情报的一个重要的政府自治机构的认可。
员工安置与组织结构
确立一个大致固定的预算不仅证实了特情局对政府的合法价值，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它独立生存的眼前威胁已经成为过去。保守党多数派领导人安德鲁·博纳·劳赢得了1922年11月的大选并接替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他（同时）也减少了对政府的整体安全和情报机构作出任何重大改变的可能。卡明本人在率领组织渡过大战的惊涛骇浪和战后的困难岁月中也居功自傲。他取得成就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情报局进行综合性的肯定，讲述它的作用、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和它的“内部组织”。在情报局遭受不断压力、其未来甚至生存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这一总结显然是在1922年10月23日劳合·乔治的政府垮台（前面有所提及）到1923年6月14日卡明死亡之间的某个时间准备的（因为文件有他留下的页边注释）。有一个评论涉及组织的名称。对名称的赏识始于如下陈述：“S.I.S.（特别情报局）的前身是战前的‘秘密情报局’，为适应战后形势而发展变化……它的S.I.S.名称，”文件写道，“及该局功能的定义都是自创的，可以追溯到1919年。”“这不对，”卡明用他典型的绿色墨水钢笔批注道，“我1909年的任命是‘秘密情报局局长’，我在正式文件中也一直使用这样的落款。我从未授权任何人更改过这一名称。”到1922年底，尽管“军情一处（c）”这一名称仍被广泛使用（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SIS”也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1920年2月，一份来自日内瓦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报告的签署审阅落款，就是“SIS”（而同一个文件夹中上个月传阅的文件落款是“军情一处（c）”，这表明名称的实际变化是在这时开始的）。这一缩略语也在国外使用。比如，1920年12月的一份文件中就出现了“S.I.S.（君士坦丁堡站）”情报摘要的字样[154]。“S.I.S.”是指“特别”还是“秘密”情报局，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卡明对前一称谓表现出明显不满（1919年4月第一次提到），可能暗示着“特别”在当时是很常用的词，而“秘密”更容易被同事或下属接受。尽管陆军部在1919年战争结束时提议用“秘密情报局”来指代合并后的情报组织，但尚无证据证实这个称谓那时已被广泛使用。
秘密情报局经过审议，把“秘密情报局”界定为“向个人支付秘密酬金以收集情报，也就是通过‘间谍’收集情报”。但一位匿名作家继续抱怨道“由于一些耸人听闻的文学作品，公众曲解了‘间谍’和‘秘密情报’的词义，致使这两词附带上了一点令人不快的意味”，而“特工”和“特别情报”这两个术语则会更受青睐。这篇文章声称，“作为一般规律，受雇‘特工’在社会和道义上的地位很高——总之，比任何门外汉所预期的要高出许多”。并且“秘密情报局代表的职权不会引发非议，或致使某绅士在加入情报工作之前对其再三思量”。这些观点显然很激励人（并且可能也是情报官员自身在道德高地上必须牢牢抓住的一块）。此外，一些言过其实的断言也强化了这一事实，认为“招募特工不是为了让他背叛自己的祖国或理想，不得为了控制某人而利用他的恶习”，并且“某些公约组织，如红十字会、宗教团体等，不得被特工利用或作为掩护”。所有这些（虽然不特指红十字会）已经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得到了体现（或已被构想出来）。
秘密情报局与政府的关系已做了简要的概述。情报局向海陆空三个武装情报部门，外交部、内务部、殖民事务部和印度事务部以及海外贸易部递呈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劳合·乔治当政时，政府曾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一些更重要的报告副本同时也被送交到首相和某些内阁成员手里”。但这一改变已被英国外交大臣的规定所“终止”，此规定得到了首相确认。“首相据此决定通过合法渠道接受建议和信息”，也就是说通过相关的特定政府部门。情报局与各军事部门的密切联系通过每位情报员来实现，每位情报员都有“一个单独联络处”。实际上，这些“联络处”也构成了秘密情报局总部员工的一部分。尽管情报局与外交部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但人们感觉，“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作用及其限度并未在其他民事部门得到充分认识。这可能部分归咎于秘密情报局的行动必须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展开，但有时这种保密性又做得太过头了。某部门（不详）“授权接受一些被认为是高度机密的报告，待某人阅读完毕之后就立即把这些报告统统锁在箱子里，从此不再提及”。
文章同时还总结了秘密情报局与其他安全和情报机构的联络。苏格兰场警察的“秘密情报分局完全是对秘密情报局的补充”，而军情五处则负责“大英帝国旗下所有国家的‘特别情报’”，只关注在英国境内活动的所有外国陆军（海军及其他）特工的行踪，以及关注皇家海陆空三军的道德安全。此外，军情五处“在未经秘密情报局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在他国以任何形式拥有特工”。英国的第三个类似机构是印度政治情报署。尽管其总部在伦敦，但指挥部却位于印度西姆拉。印度政治情报署的作用是“监视除印度本国及某些邻国外，所有国家内印度帝国的子民”。这便涉及境外工作，但该处与秘密情报局潜在的工作重叠通过两部门之间细致的联络与合作而得以操控。
情报局“内部组织”的轮廓，反映出自战争结束以来卡明对其进行的改组。作为战后削减成本的一部分，卡明在1919年3月曾告知外交部的罗纳德·坎贝尔，他可能不得不放弃自1917年11月就强加在他身上的“按部门来建立的组织”——为每一个客户部门配备独立的处室，而用“以地域为准的体系”取而代之，不再继续早期战时的情形。事实上，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两者的结合：一方是情报生产方，主要负责情报局的海外部署；另一方是情报流通方，负责提供与客户部门的联系方式，既“传送收获到的所有情报”，又“在秘密情报局和上述部门之间充当联络员的角色”。这个部门后来被称为“情报供需处”，反映了这个双向过程。1923年初，情报生产部门被设想为9个小组，覆盖不同地域，每个组都有一位巡查官。但是，虽然已有7个小组覆盖了欧洲片区，而且近东和远东地区小组也都已经组建，但北美小组却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而南美小组还“只限于理论阶段”。后来据1923年编制的一份秘密情报局海外情报站预算报表的金额显示，纽约情报站当时已经建立起来。该报表还表明，该情报站分享了“护照管理处”提供的经费。这意味着，1922年秘密情报委员会提供的9万英镑预算仅仅只是情报局所需总金额的一部分。在170800英镑的总预算中，26000英镑划拨给“总部”，20000英镑被指定给“代表团”，剩余124800英镑全部作为境外行动经费。收入则表现为四个经费来源：“秘密情报补助”收入为112000英镑；“护照管理处”44000英镑；“远东保护区”14000英镑；“苏格兰场”800英镑。[155]
对情报传递部门而言，武装情报分部（1917年11月编排为第二至第四处）保留不变。“第五处”政治处成为了规模最大的部门（1923年1月配备了两名长官和五名秘书），而“第一处”经济处（曾主要负责战时封锁工作）已荡然无存，这些变化都体现出战后关注的重点。为保护组织的机密性，卡明和内维尔·布兰德于1922年2月达成一致，凡要求提供（和回复）情报的各部门，而非武装情报部门，都必须通过外交部常务次官的同意。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除了“第五处”之外，已经没有太多资料显示总部还在大量使用以数字冠名的部门。这一点大概也反映出战后的实际情况：1917年时复杂机构体系下（正如卡明1919年所观察到的，开销很大）多达100人的总部，在战后不太隆重的氛围中显得不必要了，战后总部规模已经缩小到不到战时规模的一半。而1917年被称作组织处的“第六处”已被归并到情报局行政中心（不过不是作为一个正式部门），并从1923年起被统称为“局长随员”（听起来有点名不符实：卡明，“出纳员”赛克斯以及2名秘书）；登记处（8名员工），密码处（2名）；打字处（4名）；主要办事处（2名）；以及“杂事处”，其中包括“翻译等”（4名）。
战争期间，秘密情报局遭受了相当大的人事变动，卡明曾抱怨各军部试图有意挖走他那些工作刚走上正轨的很有才气的官员。战后数年间，尽管财政衰败，但情报局人事却显得更为持久稳定。卡明还设法组建起一个官员核心小组，这些官员在后来情报局历史上和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卡明最亲近的同事要数1915年加入秘密情报局的37岁出纳员珀西·斯坦利·赛克斯。作为一名合格的会计，“出纳员”赛克斯在情报局掌管财政长达30年。1946年在他最终退休之日，海军情报局局长曾写道，他是一位“在现任岗位上具备丰富经验、资历深厚的专家”，并“总是怀着高度热忱和专业精神来对待其专业职务”[156]。1919年4月，卡明委任德斯蒙德·莫顿少校作为情报生产负责人。莫顿生于1891年，有着丰富的专业背景，曾在伊顿公学和伍尔维奇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受过教育，之后在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际，莫顿几乎连续三年在西线服役，曾在1916年赢得了陆军十字勋章。1917年受伤退役回家，莫顿回到了法国，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担任英国总司令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副官。莫顿在秘密情报局工作十五年有余，并且在二战时期，他一直任温斯顿·丘吉尔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员，继续在白厅担任重要的情报员。[157]
另一项重要的任命则是斯图尔特·孟西斯上校。作为一名旧时伊顿骑兵，孟西斯有着很优越的社会背景，是一位职业军人，曾就任于西线部队的皇家近卫骑兵团，在身中毒气之前曾因英勇而受到过奖励，之后则被任命在司令部的安全情报局工作。1918年他成为了陆军情报局和“军情一处（c）”之间的联络员。尽管受雇于该部队（并且由其支付工资），但他主要被安排在了卡明的组织里工作。1919年，他曾驻地法国，作为巴西尔·汤姆森的安全局人员与出席和平会议的英国代表的联络员。之后他则接替克劳德·丹齐继任卡明的第四处军事处处长，尽管他的薪金直到1923年的4月1日才从陆军部转移到秘密情报局发放。之后他则一直在此任职近三十年，并在1939年至1952年间担任情报局局长。1921年1月，卡明委派马尔科姆·“乌利”·伍尔科姆少校到罗伯特·内森爵士的部门工作。卡明最初想要雇用曾在战时成功压制印度破坏分子的印度籍老手内森，让他掌管“军情一处（c）”在美国的工作，主要调查爱尔兰和爱尔兰籍美国人的革命者[158]。但内森却更愿意呆在国内主持第五处政治处的工作。1921年6月，内森英年早逝。在其过世前两年，虽然内森受到疾病困扰，但他仍是秘密情报局第二号重要人物。根据伍尔科姆家族传统，在陆军参谋学院的一次演讲后，内森向伍尔科姆提供了在“军情一处（c）”工作的机会。加入情报局短短6个月之后，伍尔科姆就开始掌管政治处，并一直主持该处工作（带有某种殊荣），直到1944年身体垮掉不得不退休为止。[159]
除了在战时或战后被收编到总部的长期员工之外，情报局内还有大量几乎同时加入进来并在海外工作多年的代表。其中一位便是少校（后来为上校）瓦伦丁·维维安——此人因其名字开头字母“V.V.”而在秘密情报局里很出名，或有时也被大家昵称为“瓦尔”。维维安出生于1886年，是著名肖像画家卡姆里·维维安的儿子，曾就读于圣保罗学校，是一位正统学者。虽然维维安曾满怀兴致要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工作，但他最终于1906年加入了印度警察局，并于1914年升迁为刑事情报部门助理主任。在战时协助印度驻中东陆军作战之后，维维安便作为了印度政治情报署驻“军情一处（c）”，印度政治情报署联合资助君士坦丁堡作战处的代表（后来掌管该处）。1922年春，印度政府想把维维安召回印度，但外交部艾尔·克罗却声称“君士坦丁堡作战处的实效性主要依靠其处长才得以发挥出来”[160]。1923年上半年，在其再一次出国掌管英国驻德国占领军前，维维安回到了伦敦总部。维维安余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秘密情报局度过的，还曾被升任为副局长，直到二战结束才退休。维维安学识渊博、细微体贴、和蔼可亲，在其任职的尾声赢得了无可挑剔的美名。
精简的情报局彰显出每位员工的重要性和个性。1919年夏，总部人员已缩减到50人以下，而海外还有着72位官员以及不定数的支援者。1923年，对财政预算的连续削减已初显成效。在国内仅有16位官员，30位秘书（全都是女性）以及20位付周薪的员工，其中包括司机、“杂事”（管杂事的女工——即清洁工）、信息员以及一位（卡明钦点的）“洗车工”。尽管卡明曾雇用S.道森博士为“化学家”，并在1921年7月更新了与其签订的合同（酬金水平略有降低）。但在现存1921年至1923年经费账簿中，找不到任何划拨给技术和研究人员的经费。从这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科学援助似乎只建立在咨询的基础上。在任何情况下，秘密情报局同样也可以通过武装情报处的技术科寻求帮助。在海外，还有着48位长官和办事员（分布在33个情报站点）以及大约77位辅助人员。当然，特工除外。20世纪2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人数仅为两百人以内，其中国内六十余人，国外人数大约为国内的两倍。
从卡明到辛克莱
战后几年各种繁琐的杂事（更不用说战时）使得卡明的身体已相当吃不消了。据弗兰克·施塔格所说，卡明已是“长期遭受心绞痛折磨”。战争结束时，59岁的卡明显然已不能再继续工作。1919年秋，尽管卡明还没打算退休，除非是组织上要求，但他还是向外交部哈丁勋爵提出了退休金的问题。虽然卡明实质上为海军上尉，但他为喧嚣的防御工程效力及作为秘密情报局局长的时日却不能计算在退休金里。鉴于此，外交大臣批准动用公共资金为他买年金保险，以弥补将来作为海军上尉的那部分退休金。无论是否要退休，很显然卡明已为其余生做了打算。据康普顿·麦肯齐说，1917年他回到伦敦后，卡明曾提议让他担任总部第二号人物。“我将熬过这场战争，”他向麦肯齐声称，“并且在战后我还会继续干上几年。等我退休后，你将继任我的位置。”[161]这一席话看上去似乎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倒不是因为麦肯齐被卡明这样的打算惊吓到了。1921年初，卡明显然打算在不久后退休，可他仍然对凯尔可能继任感到焦虑。卡明似乎从没有与他人严肃地讨论过这件事。直到1922年2月，卡明才与内维尔·布兰德就“我的继任者”有过一次谈话。布兰德表示“D.M.[德斯蒙德·莫顿]和S.M.[斯图尔特·孟西斯]都不行，但海军官员无论如何会成为首选”。“R”（可能是在秘密情报局总部海军处工作的E.H.罗素中校）“岁数小了点”，而“R.R.S.”（未指明）“年纪又大了点”。
最终继任的还是一位“海军军官”。1922年末或1923年初的某天，海军少将休·“魁克斯”·辛克莱当选为第二任局长。1923年1月，卡明在信里向塞缪尔·霍尔爵士提到，他非常满意辛克莱当选，并称赞他“在各方面都能胜任，很适合接管情报局工作。我非常确信”，他写道，“在他英明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毫不过分地说——对政府各部门而言将尤为重要”[162]。49岁的辛克莱是职业水手，曾就读于达特茅斯英国海军学院，1888年成为了海军少尉候补军官。从服役记录可看出，辛克莱是位非常出色的军官。从一开始，其专业知识和能力就被记录为“良好”。该记录涵盖了许多正面评价：“沉稳、值得信赖”；“热忱、能干”；“非常机智并且脾气好，非常谨慎、忠诚”；“管理非常有力”[16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辛克莱就任于海军部动员处，最后以巡洋舰战斗部队参谋长的身份完成了在此的服役。1919年1月，辛克莱以海军情报局局长的身份继任布林克·霍尔的职位。这一任职受到极其难以相处的布林克·霍尔的热烈欢迎。霍尔非常“高兴”，并告诉辛克莱“让惟一能胜任的人接管自己的工作可不是件常见的事”[164]。辛克莱在海军情报局只呆了短短18个月。1921年8月，他继而又作为了三年一任的海军少将“S”（潜艇部队的指挥官）。这项任命原本要持续到1924年8月，但1923年春末，鉴于卡明身体状况每况日下，辛克莱显然不得不在当年9月就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一职。[165]
这似乎意味着，这一任命时间甚至也加速了弗兰克·施塔格所记录的卡明“告别”晚宴在这个时段的举办。“布林克，”他回忆道，“对他（卡明）出色的工作大加赞扬。卡明在回复中说‘……你这样是在埋葬卡明爵士——而非表扬他’。”卡明走了——据《泰晤士报》讣告，他是“突然死亡”——于1923年6月14日在梅尔伯里路情报局总部也是其伦敦的家里去世。战时结识卡明的记者兼恐怖小说家瓦伦丁·威廉姆斯在自传里声称，自己是卡明在世时接见的最后一人。当得知卡明即将退休准备离开伦敦时，威廉姆斯给卡明打电话，说他要把借卡明的一些书归还给他，并且“整个下午都和卡明呆在一起，闲聊过去的时光”。六点左右威廉姆斯离开时，卡明还“安详地坐在沙发的一角。但当他的秘书去看他时，却发现卡明已经断气了”。[166]
让休·辛克莱任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实际上辛克莱于1923年9月3日才开始工作——说明情报局的地位在卡明任局长时就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海军情报局局长一职显然也绝非会安排某位下级军官担任，而是由前任海军情报局局长自己亲自出任。这其间还有很多其他不同之处。辛克莱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1920年2月，他曾被任命为英国国王的海军副官），并且海军上将这一头衔帮助他在白厅赢得了比其前任更深远的影响力。与卡明不同，辛克莱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过着放纵的私生活，曾在1920年离过婚。在他青年时期就被昵称为“魁克斯”。这一绰号取源于亚瑟·皮尼罗的戏剧《同性恋魁克斯勋爵》。在这部戏剧中，主人公魁克斯被刻画成伦敦最邪恶的人物，虽然在后来他被塑造成了改革派的角色[167]。然而辛克莱一位写略传的朋友却声称，辛克莱“绝不容忍在办事中出现任何懈怠或低效率，不然他多半会与早期海事官员们的传统手法一样，以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话语训斥对方”。他同样还是“最冷静的人物之一”。同时该朋友还宣称“从来没有看到辛克莱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显得惊慌失措”。此外，他“总能对下属的良好工作表现大加赞扬”，因而他似乎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指挥官（他是1916年至1917年“英国政府名誉公务团”的队长）。从1921年一本记载着“潜艇部队周年晚宴”的记载中可推断出，辛克莱在潜艇部队里受到了下属们的拥戴[168]。不论辛克莱的领导素质怎样，这点还有待秘密情报局1923年初夏的评估证实，他的前任确保了情报局将来由他来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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