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俄国布尔什维克
1918年12月28日，卡明拜访了外交部哈丁勋爵，确保了“继续向我们的俄国组织每月发放3000英镑，直到3月31日为止”。在接下来的秋季预算中，卡明不仅划拨了66000英镑给“俄国”，还划分了5万英镑给“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部分经费，若非全部的话，皆是对俄情报工作专款。情报局1922年至1923年的内部审查明确显示，“秘密情报局办事处所在地”与“其发出情报的性质没有多大联系”。该审查还特别指出，例如，在挪威（一个从来都不会因其自身而成为大不列颠兴趣所在的国家）的一个办事处可能“就真的是俄国情报工作的总部，或者是某个在每个文明国家都有着分支的重要国际运动机构”。据秘密情报局陈述，“情报局境外组织的第一原则”即是“收集毗邻地方总部所在地的各国消息。因为一般说来，消息收集得越多，各代表就会被警告不能试图获得那些容易引起庇护国反感的情报”。这一基本情况在1920年至1921年的财政预算中得到了证实，估算出卡明准备的年度预算大约为125000英镑或65000英镑。若是以较高的年度预算为准，则有24000英镑都以以下三个名义划拨给了“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2000英镑；“南部”，2000英镑；以及“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北俄罗斯），20000英镑。若是以65000英镑为准，那么俄国的份额下降到9000英镑：其中8000英镑分配给赫尔辛基，剩下的1000英镑则给“南部”，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则被整个忽略了。从以上两个计划可以看出，“俄国”均为秘密情报局的第二大投入，位居“荷兰（针对德国）”之后——从较低的预算方案来看，俄国分配到了18000英镑——其中还不可避免地涵盖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经费。[170]
起初对俄国的“干涉”是为了组建一些反抗同盟国的俄国势力。但继苏联政府于1918年春签订和平协议之后，英国及其盟军意识到在不断升级的俄国内战中，他们竟然与反革命的白俄分子站在了一条战线上[171]。这就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在俄国的任何行动，出于纯粹情报收集的目的，不论多么精心设计，无疑都会被认定为某种直接的反苏行动。
1918年秋冬两季，左倾作家兼记者亚瑟·兰塞姆成为了一处情报来源地。作为《每日新闻》驻彼得格勒的战地记者，兰塞姆结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他的情妇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施丽皮娜（1924年成为了他第二任妻子）也曾是托洛茨基的秘书。正如1919年5月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在考察后向外交部汇报的，施丽皮娜曾“和与‘军情一处（c）’有联系的兰塞姆一起工作过，恰好能帮助兰塞姆向你呈递大量布尔什维克文件和文献”[172]。1918年12月，“军情一处（c）”官员曾向军情五处表扬兰塞姆，称其（那时他被称作“S.76”特工）“工作相当出色”。同月兰塞姆同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兼波罗的海区域统筹工作的情报局督察）约翰·斯盖尔少校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让兰塞姆离开每日新闻，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代表返回俄国，同时以“收集所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关的文件（不管是否出版）”为“秘密使命”。兰塞姆认为“向布尔什维克党人提出这种请求，可能会使其觉得是种极大恭维，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兰塞姆与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一些人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精明的卡明却认为，兰塞姆对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同情实际上很有可能激发他的情报收集潜能。1918年12月19日，在向外交部威廉·蒂勒尔递交计划时，卡明意识到不可能“指望从兰塞姆那里获得完全客观公正的信息”。“但是，”卡明接着说道，“可以对他的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必须说明的是，过去一个月他提供的情报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此外，兰塞姆“可能正是能正大光明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选，同时他还能带给我们某些事态发展的第一手情报，至少是当地正推行且似乎是真实的政策”。
蒂勒尔同意了此方案，从而兰塞姆从1919年2月至3月在俄国只呆了6个星期。但在此期间，兰塞姆却没能证明他有能力提供一些——或者是任何——有用的情报。他的主要关注点似乎转移到了自己终于成功地把施丽皮娜从俄国带到了英国。最终，他的政治倾向可能真的导致了其自身情报特工价值被低估。一位在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工作的官员曾这样评价兰塞姆，“S.76特工称得上是位绝对诚实的特工”，他收集的俄国情报可能“完全基于一个惟一的附带条件，即是他的看法往往带有对像李维诺夫和拉狄克（分别为苏联驻伦敦特使和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等人一样的个人同情色彩”。虽然兰塞姆会“呈报他所看到的……但他却没能把这些事态看清”。
尽管兰塞姆在俄国执行任务时公开使用其真名，但其他为卡明效力的特工却并非如此。其中一位便是ST/25特工保罗·杜克斯。据杜克斯自己回忆，1918年夏，当他被招募进来时得到通知，“我们需要某个人呆在那里（俄国），继续向我们汇报事态的发展，”罗伯特·内森爵士对他指示道，“汇报各种政策的调整、对人口的态度、陆军以及海军的事态、引起政权更替的一切可能，以及德国兵扮演的角色。”在斯德哥尔摩接受斯盖尔少校的简要吩咐后，凭借一份把自己伪造成名叫“约瑟夫·伊里奇·阿福伦科”的乌克兰契卡办事员的假文件，杜克斯于1918年12月经芬兰返回彼得格勒。
在近一年时间里，杜克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伪装自己，并展示出自身的极大勇气和干卧底的天赋。有一段时间他化名为“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是邮局办事员。在一位医生朋友帮助下，他又冒充一名癫痫病患者。之后他又伪装成在第七陆军汽车队里工作的“亚历山大·邦科同志”。杜克斯主要汇报低层却准确的俄国情报，并努力把这些情报通过信使传送出去。1919年3月，海军情报局把他描述为“惟一定期、可信的波罗的海舰队情报来源，每一个知道他工作环境的人都无不会为他折服”。杜克斯1919年4月末所写报告中，有一份竟是“写在纸巾上”，并且“是通过粘在一位俄国官员的鞋底板上带出国的”。该报告上面记载着关于工厂罢工、俄国舰队骚乱、通货膨胀以及严重食物短缺事件，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转变”，声称“除了任何一个比现在更让人无法忍受的行政体系外，要想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或安抚政策几乎是无望的”[173]。为了与杜克斯保持联系，卡明亲自打造了两只性能高吃水浅的摩托艇，停驻在（经芬兰政府同意）芬兰湾靠近俄国前线的泰里约基游艇俱乐部，与彼得格勒及喀琅施塔得临近岛屿的海军基地仅约二十五英里，由海军上尉奥古斯特·阿加（ST/34特工）指挥。阿加29岁，1917年至1918年在境外驻俄国北部的英国政府部队“伊菲格涅娅”服役。此人非常勇猛果敢，独立性强，并且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对“各种特别行动”具有浓厚兴趣。海军舰队司令沃尔特·考恩率英国驻波罗的海海军阻止苏联控制该海域，他与阿加有着一模一样的性格，他给摩托艇队配备了鱼雷，这样做很显然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要运送信使进出俄国。在途经瑞士海关时，阿加谎称他的摩托艇是时下最新的娱乐艇，并且他的船员（穿着便装）事实上是些水手。面对这个荒谬的故事，几名瑞士海关官员提出了质疑并扣留了他们，致使阿加及其摩托艇逗留了些时日才到达芬兰。相比较而言，芬兰人则显得更为随和。6月中旬，阿加在到达泰里约基后的第三天便与他们谈判成功，使得自己每小时40海里的船只穿过了喀琅施塔得的防御雷区，把一名信使运送到了彼得格勒附近，然后安全返回自己的基地。[174]
由于北部夏夜很短，杜克斯亲自下令，直至7月中旬才尝试另一次行动。与此同时，在芬兰湾一处驻俄国边境的守卫部队里，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游行队伍遭到苏联海军的轰炸镇压。阿加当即决定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据阿加自己回忆，当时他通过电报向伦敦的卡明申请攻击苏联舰队，但收到的回复却是“摩托艇只能用于与情报相关的事——停止——除非接到波罗的海S.N.O.（高级海军官员）的命令，否则不得采取任何行动”[175]。阿加受够了这样的回复。没能等到考恩的命令，阿加已正确推断出可能会收到补发的允许令。6月16日，由于其中一辆摩托艇发生故障不得不拖回基地，阿加放弃了第一次尝试。第二晚，尽管鱼雷装置有问题，并且在靠近苏联海军基地时必须得到修理，阿加还是又一次穿过了喀琅施塔得防御区，击沉了奥列格号大型巡洋舰，并在猛烈的炮火中安全地离开了。在此之后，阿加曾两次把杜克斯救出来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因为杜克斯的信使被一名苏联巡逻警认出来了。第二次是因为阿加的划艇在碰头的地点被击沉了。8月17日、18日，阿加率领7艘摩托艇小舰队对喀琅施塔得发动了又一次进攻。在这场战斗中，两艘苏联主力舰被击沉，巩固了同盟海军部队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8月25日，阿加对营救杜克斯做了最后一番尝试。但由于试图躲避喀琅施塔得的探照灯，他的船全速撞上了一块防波堤，阿加不得不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护送严重损坏的船只返回基地。[176]
显然，斯凯尔不赞同阿加的行动。虽然（并且有可能因为）阿加对苏联舰队的攻击很壮观且非常成功，但敌军对英国方面提高了警惕，使得摩托艇溜过港口防御区接送特工和信使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1919年8月，斯凯尔在卡明面前把阿加形容成“非常难处的人”，并要求海军舰队司令考恩把他替换掉。至此“特别”与“秘密”两词所蕴藏的潜在冲突，证明了缠绕着情报员的一个永恒困扰。并且在二战时期，此番争论尤为凸显，特别是在牵扯到秘密情报局与其兄弟部门“特别行动处”时。
杜克斯最终从拉脱维亚成功脱逃，并在回英格兰途中荣获骑士封号——情报局前四十年惟一一位在该领域工作并受此殊荣的成员。尽管“具有足够的实事证实ST/25特工可以被推选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有人发现，他“作为一个平民”，没有资格获得该勋章。几乎与他同时归国的阿加却因其击沉奥列格号舰船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同时因发动第二次攻击获得了“杰出服役”的殊荣。9月17日杜克斯回到伦敦，向秘密情报局生动汇报了在苏俄的一切亲历事件，而这也正是情报局所需要的。与此同时，杜克斯的此番汇报也有助于确保卡明作为本国最重要的情报局局长的美誉。9月18日，杜克斯亲自向陆军情报局局长以及巴西尔·汤姆森爵士汇报情况。卡明还带他去拜访了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并与他“会面达一小时之久”。9月20日，卡明又带杜克斯在寇松勋爵的私人住宅卡尔顿阳台楼1号对其进行了拜访。
次年杜克斯离开了情报局。但由于其拥有的丰富经验，杜克斯在某些场合还会协助情报局完成各种任务。1920年5月，曾任职于政治情报部的外交部官员雷克斯·立珀准备去波兰完成一项“实际调查”任务，顺便视察卡明驻华沙代表的工作情况，并就此提出日后的建议。代表秘密情报局的杜克斯表面上被任命为立珀的秘书陪同前往，并且经商议在此行期间，秘密情报局只支付杜克斯的“开销部分”。但最终杜克斯独自一人来到波兰并在此呆了6个月，试图（看上去不太成功）组建一组特工，继续在波兰从事俄国情报工作。不管怎样，这些特工传回了关于俄国内战反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报道，并且内森认为这些报道都“非常有趣”[177]。1920年11月，杜克斯返回了英格兰。接下来几年杜克斯老是想以特工的身份再次重返俄国。但由于这位“俄国专家”（例如，在他访美时就此话题做过讲座）有着厚厚的档案资料，并且曾与日益不可信的白俄人有过接触，同时其行踪还受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关注，这一切使得杜克斯完全不可能再一次秘密地潜入俄国领地。
西德尼·赖利
1920年秋保罗·杜克斯在波兰期间，通过西德尼·赖利加入了当地情报组织。“他们，”据华沙站站长说，“就像是一对很开心的‘堆沙丘的小男孩’，正在筑造一个完整崭新的俄国。”然而赖利面临着一个危险问题，他把间谍活动与打垮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个人使命混为一谈，而这也正是他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一个人使命不仅使得赖利多数时暴露在（最终确实是）被共产党人士日益渗透的反革命团体中，而且这似乎还逐渐削弱他自己对安全问题的判断力：要能判断对方是否可信，这是作为一位成功间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西德尼·赖利，所谓的“王牌间谍”，身穿英国皇家空军制服，被克劳瑟·史密斯逮了个正着。
1918年10月从彼得格勒回来后，赖利在俄国南方待了些时日。在此地，英国军队在安东·邓尼金将军的指挥下正在积极支援白俄军队。在另一名“军情一处（c）”莫斯科老兵乔治·希尔上尉陪同下，赖利经卡明指示，“需从整个俄国南方”收集“急需的”情报。当时希尔表面上挂靠在外交部商业处。反思俄国情报急缺的现状，卡明补充道，若到2月底能获得此区域“足够多的情报”，这两人都有可能会派遣到“莫斯科及北方”。最终，希尔于2月初返回了家乡，赖利也仅仅只在当地多待了几周。1918年12月下旬至次年2月下旬，赖利作为增补力量被派到了第十五派遣队。这支派遣队被外交部形容成“饱含与整个俄国南方事态相关的情报金库”[178]。但这些报道却没能持政治中立的态度。赖利强烈赞同盟军对邓尼金的支援，并观察到“布尔什维克军队将顶不住正规军”。他认为白军能够摧毁敌对红军，并声称不但盟军的装备和经济支柱不够，而且实际的兵力也有待增补。与此同时，他对哥萨克骑兵领袖克拉斯诺夫将军也非常不满。而克拉斯诺夫之前也只是勉强接受了邓尼金的最高命令。然而赖利却评论道：“胜利的王牌已经在我们手上，说服克拉斯诺夫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毕竟我们希望看到他不光是在信件中，而且能在精神上履行与邓尼金的协约。”
卡明在俄国南方还有其他代表。陆军中尉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指挥官（RS/1特工）是一位俄国（和波兰）专家，于1919年初通过一条迂回线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布加勒斯特来到敖德萨。由于麦克拉伦之前在彼得格勒工作过，他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通缉犯”。麦克拉伦是在另一位彼得格勒老兵哈罗德·吉布森的陪同下到达该地的。吉布森在秘密情报局工作了很长时日，并尝试过各类工种。1919年3月，麦克拉伦到达敖德萨，并以电报的形式向卡明汇报，赖利已经到达此地，“很显然正在为你效力”。在麦克拉伦似乎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拥有“好的特工”，以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后，他提交了辞呈。但得到的回复却是继续留守此地。麦克拉伦定居在此收集情报长达一年之久，最终于1920年4月前往了塞瓦斯托波尔。8月麦克拉伦回到伦敦。由于吉布森懂俄语（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父亲曾在此管理一间化学工厂），并且是一位合格的法语、德语以及捷克语翻译官，他走访了俄国南方以及比萨拉比亚。在此之后，吉布森于1919年10月中旬被调任到秘密情报局君士坦丁堡（后来被称作伊斯坦布尔）情报站，并在此呆了3年。
1919年赖利断断续续为卡明继续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追求多元化的商业利益）。1919年9月至12月，赖利因“军情一处（c）”的特别任务来回奔走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年底他又到了布拉格，为伦敦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虽未指明）情报。在1920年3月写给内森的信中，赖利回顾道，“在德国爆发的反革命运动”（反动分子发起的卡普政变最终失败了，但对当时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造成了短期威胁）要是成功了，则会在俄国造成巨大的反响。他预言：“布尔什维克政体将很快走到尽头。”赖利手下有一位在右翼君主制圈子内混得不错的特工，他可以把他派到柏林（“当今世界的肚脐”）。尽管赖利建议伦敦等到德国形势更明朗些后才派他去，但内森却希望立即派遣该特工前往，并愿意支付其300英镑（现货币8600英镑）。由于是在财政年末，即使是秘密情报局也会成为英国行政事务账务结算的牺牲品，因而内森提出此意，其“首要”原因即是“我们在今年还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但4月1日之后则很可能支付不起了”。此外，总部“急于……想要打听柏林内部的情况”。但赖利（可能显示出一种比内森更好的优越感）成功说服其晚些时日再下调令，“现在主要是想要为我们获取最有用的成果，同时我们不能随便挥霍有限资金”。
尽管赖利自己非常热衷于反苏联政府的行动，但他对一些有联系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可靠性却不抱一丝幻想。他告诉卡明，“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他对参与过卡普政变的“俄国君主制主义者的能力不抱任何信心”。他认为只有在俄德两国共产党共同煽动的革命中，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预料到了1939年会签订纳粹——苏联条约）“以攻打波兰为主要目标的德国军国主义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联军”中，才会制造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俄——德行动”。赖利对秘密情报局的价值主要在于他对俄国事务的了解。1920年3月下旬，赖利首次向内森提交了“一份记载着58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名单”。赖利大多数的情报都上交给苏格兰场的巴西尔·汤姆森爵士，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传教士的画像”，一份“印有红军特工的卡片索引”，以及一张“显示苏联特工在欧洲住所的地图”。
1920年夏，经赖利提议，卡明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想通过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化名为奥尔班斯基，在欧洲各地招募合作者，成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国际情报局”。在逃出俄国前，奥尔洛夫曾在苏联政体下任沙皇情报官员兼一般刑事犯罪调查员。1920年4月卡明把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伊斯坦布尔召回，让其“全权负责情报局在北欧的事务”。在此之后，麦克拉伦、赖利、奥尔洛夫以及杜克斯一起来到了欧洲中东部，负责寻找潜在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特工，并以免费、日常津贴或交换情报的形式与其签订协议。在华沙他们招募到5名特工，在里加他们收获了11位；瑞威尔（今塔林）4名；赫尔辛基3名；泰里约基2名；斯德哥尔摩10名；柏林14名；布拉格3名；科夫诺（考纳斯）2名。这些合作者大多是俄国流放的前任军官或情报员，但也有的是各东道国情报局选派的官员，其中包括来自柏林的特工。1920年，赖利在向总部德斯蒙德·莫顿汇报时写道，麦克拉伦与奥尔洛夫“已布好巨网，现在的一切是看怎么样利用好这个网”。赖利相信即将掌管这个新组织的奥尔洛夫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1920年秋，尽管卡明曾表扬赖利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有迹象表明这个“王派间谍”已开始成为秘密情报局的麻烦。据报道，赖利曾“吹嘘自己与国防大臣有密切关系”。对此，海军部抱怨他曾“在巴黎穿海军制服”。赖利曾从华沙经英国公使馆向陆军部寄了份电报，此番行为欠妥，使普通的外交官卷入到了情报工作中，从而对其构成了威胁。这样做使得外交部非常不满。赖利与白俄流亡者（比如鲍里斯·萨温科夫）的频繁联系，使得赖利自己（并且还可能牵涉到他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同僚）的政治背景处在被暴露的危险境地。鲍里斯·萨温科夫曾于1921年6月在华沙发起成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议会，并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以实施打垮苏维埃政权的宏伟计划。1921年末，赖利提议把萨温科夫带回伦敦，并引荐给温斯顿·丘吉尔（那时任殖民事务大臣）以及首相私人秘书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但外交部拒绝签发此人护照，卡明也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179]。1921年罗伯特·内森爵士意外死亡之后，总部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变化。与此同时，为缩减开销，情报局肩负着长期压力。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为与苏联达到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巨大努力。1921年3月16日，英苏签订了贸易协定，标志着两国谈判达到顶峰。以上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凝聚成了一团，打击了卡明及其同僚曾可能抱有的任何雄心壮志，限制了任何扩张主义者的行动，阻止了奢侈的反布尔什维克方案的实施，限制其从直接情报收集活动过渡到全面摧毁苏联政府的政治行动。
1921年末，身处华沙的麦克拉伦接到伦敦指示，要求其停止行动，尽管这些年来，他和奥尔洛夫建立起来的联络处通过波罗的海站与秘密情报局还有联系。与此同时，奥尔洛夫、萨温科夫以及赖利仍继续在欧洲大陆进行反布尔什维克东征，但他们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却逐渐疏远了。1922年2月，秘密情报局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向伦敦的贝尔蒂·茂请示，“赖利间或冲进这个办公室，并声称自己是我们伦敦组织的一员。他是否真是你们的代表，与其对话是否应该安排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他“个人”认为赖利“太了解我们的组织了”。茂把此份请示转递给了德斯蒙德·莫顿。而莫顿的回复却暗示赖利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时日已快到尽头了。维也纳只限于“给赖利提供最需要的情报”，并且命令茂告知维也纳，“赖利并非我们办事处的一员，由于不是由我们支付工资，他不能算是在卡明手下工作”。但是莫顿补充道，赖利曾“在战时一段时间内在卡明的组织内工作过”，因而“现在对我们而言无疑有一定的用处”。尽管这样，“我们都不太清楚他的职位到底是什么”。既然赖利并非是“一位拙劣阶级出生的政治密谋家”（并且是鲍里斯·萨温科夫的“得力助手”），莫顿认为“与和他作对从而不知道他的任何行动比起来，继续保持与他的联系对我们而言将会带来无限的好处，他可以把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告知我们”。“不管赖利有哪些不足，”莫顿继续说道，“我敢以个人的名义打包票，他绝不是一个反英国政府人士，至少曾经不是，现在也不是。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并且也确实十分憎恨布尔什维克党人。”
尽管秘密情报局在接下来几年间都在关注赖利的行踪，但正如莫顿所言，情报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想要真正去“讨好他”。由于在萨温科夫的阴谋中越陷越深，赖利看似即将遭受同样的厄运。1924年8月，萨温科夫被引诱回俄国，并被治以“反革命”的罪行（同其他犯罪人员一起），于次年5月死于狱中——可能是自杀。而赖利于1925年5月被信托联盟怂恿回苏联并处以死刑。信托联盟是一家假冒的俄国君主制主义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由苏联秘密警察（1923年7月起称为“格别乌”）组建，其目的主要是渗透瓦解反布尔什维克的敌对势力。信托联盟在怂恿赖利返回苏联的这项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似乎还骗到了老练的欧内斯特·博伊斯。博伊斯曾于1918年夏在短期内担任过驻莫斯科的情报局代表，并于1920年起担任赫尔辛基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站站长。1922年初，情报局就已经开始关注信托联盟，并派了一名代号为21028的特工对其进行监视，旨在查明其行动，并试着利用该组织获得苏联情报。1925年，博伊斯想要雇用其老朋友赖利渗透该组织。显然，博伊斯还不清楚伦敦上司的计划。他派送了21028号特工去主持赖利与白俄在巴黎的会议，以及与信托联盟代表在芬兰的会议。1925年9月25日，在芬兰的会议上赖利被引诱到了苏联边境，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赖利被格别乌关押起来并受到审讯，在11月5日被处以枪决。博伊斯不得不就此惨案受到指责。据其在赫尔辛基的助手哈利·卡尔回忆，博伊斯回到伦敦后，由于其在这个不幸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局长’地毯式地检查了一番”。[180]
波罗的海情报站
鉴于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政治形势逐渐稳定，地处芬兰、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首都（分别为赫尔辛基、塔林以及里加）的各个情报站都联合起来，把目标指向了苏联。这三个情报站组成了秘密情报局波罗的海情报组。1920年7月，斯盖尔出任该情报组督察，并把原来的职位让给了罗纳德·米克尔约翰上校。米克尔约翰曾在前一年担任英国驻摩尔曼斯克干预军的情报员。1921年，米克尔约翰把塔林作为了自己的根据地。由于赫尔辛基是隐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最佳地点，因而海军情报成为其主要重点。而里加则主要侧重各种经济和政治情报。这三个情报站相互传送各自呈递给伦敦的报告副本，但是几乎所有上递军事情报都要首先经过塔里汇总。英国政府同样想要掌控共产主义者的行踪，特别是1919年3月由列宁成立并以促成世界革命为目的的共产国际——共产主义第三国际，以免其对联合王国的安全和国内稳定造成威胁。由于卡明已经把秘密情报局作为海外情报收集的主要机构，因而已经为军情五处和政治保安处提供了大量此类情报。例如在1920年5月，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曾要求秘密情报局监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梅内尔的杰出英国共产党记者。此人当时正想以《每日先驱》左翼记者的身份对鹿特丹和柏林进行战地采访。一份递交给秘密情报局的简讯显示，巴西尔·汤姆森爵士想要一些可为反宣传所用的情报，并了解到梅内尔“因大肆出行各种香槟晚宴而小有名气。他的生活作风与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简朴生活完全相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关注点”。至20世纪20年代初起，秘密情报局第一处为陆军部编纂了一系列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审查”的半年刊“最高机密”备忘录，详实记载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
波罗的海以及其他欧洲情报局几乎都是通过流亡者来获取俄国情报的。他们最重要的特工头目（例如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通常也都是前沙俄官员。其中一部分官员在困难时期衰败了。例如，在巴尔干半岛护照管理处的兼职保洁员曾经还是位俄国陆军上校。这些流放者大多仍与国内的通信处保持着联系，并似乎觉得收编自己的难民同僚要相对容易点。这些人显然对致力于打垮布尔什维克主义充满热忱。与此同时，秘密情报局还招募了一帮曾参与英俄事件的官员，这些官员们志同道合，因而也就很容易得到信任。招募到的这些官员其工作热情对他们初期工作肯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对各西方情报局薪酬的依赖，及其不断受腐蚀的情报通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捏造情报。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秘密情报局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不论是总部还是各客户部门，起初都不敢很自信地使用这些报告来验证其他与俄国相关的可比材料的真伪。例如，1921年4月奥尔洛夫从柏林发出报告，称“一群投机取巧者突然冒了出来”，“这些可能是苏联官员出身的人伪造了许多假文件，并把这些假文件买给了各个报刊以及‘白色’情报组织”。同年8月，另一份来自奥尔洛夫的报告显示，有人曾向法国政府提供假文件，法国政府似乎还真愿意以批发的形式吞并所有文件。“我们能，”此人继续说道，“向你们提供大量文件。”在把这份报告呈递给政治保安处时，德斯蒙德·莫顿指示道，秘密情报局最近已“派出一位强硬派人士走访我们的海外工作者，意在强迫各个海外工作者必须给出自己手中每一文件的确切来源”。面对潜在假文件这一长期性问题，1925年5月辛克莱把此番敏感的警告以传单的形式分发到了所有的情报站，并告诫他们“在接受那些提供所谓的共产党人士真实文件时，要做好每一项预防措施……日后以任何方式被看做是证明文件真实性的事实证明材料，需包含获得此文件的全部途径，以及在这些所谓作家和秘密情报局代表之间的文件经手人”。
没过多久，这些特工中的一部分便同时就任于德国陆军情报局（阿布维尔）在内的其他情报局，并且成为了双重间谍任务的中间通道。随着散居在外的白俄逐渐定居在波罗的海各国以及华沙、柏林和巴黎的各个社区中，他们自己形成了各种反革命策划、宣传和情报的相互交流中心。从而，他们也成为了契卡及其继任组织格别乌极其容易辨认出并用以渗透和制造假情报的目标。他们也开始相互捏造佐证，并声称这些证据皆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源于一处。1921年，在卡明帮助下，奥尔洛夫在柏林成为了一位反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奥尔洛夫一方面为德国警察局工作，一方面代表着自己。在此之后，秘密情报局也协助了这些情报的生产。不久，奥尔洛夫以经营一家制造、传递情报的“工厂”而扬名于整个欧洲情报圈子。这家“工厂”里的情报，要么是捏造的，要么其来源大多数都是不可信的。尽管与情报局还有非正式的联系，但奥尔洛夫被卡明于1922年春辞退了。1924年莫顿在向辛克莱汇报奥尔洛夫时，称他是位“很有野心的天才阴谋家”，并警告辛克莱，“决不能接受”由奥尔洛夫一人发出的情报，除非此情报能在他处得到证实。1927年4月，一位刚访问过柏林并联系了奥尔洛夫的君士坦丁堡特工报告称，奥尔洛夫的组织“完全受格别乌控制，并得到德国S.S.[秘密情报局]的认同，与其有合作”。奥尔洛夫有“一套专门为捏造文件而精心设计的机制”，并且“情报都是由格别乌提供的”，他的组织“为欧洲各情报局编写过大量的报告”。此特工还提供了一份印有21位俄国人的名单，据说此名单还被奥尔洛夫当成分发材料使用过。名单上的其中3位（潜伏在3个不同国家）还是当时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员。到1937年12月，奥尔洛夫已完全报废。“我们在执行此决议时不能太过强硬，”伦敦指示道，“依据我们对此人的经验，他的一言一行都不可信。”
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充斥着一些自诩为秘密特工且非常可疑的白俄。奥尔洛夫在柏林的一位助手便是其中一例。1925年，亚历山大·涅利多夫伯爵曾向秘密情报局提交申请，想要为伊斯坦布尔的分支机构效力，但遭到了情报局拒绝。次年他被信托联盟逮捕并驱逐出境。1927年涅利多夫又一次出现在柏林，与奥尔洛夫一起共事，并声称自己是英国特工。1928年，尽管德国怀疑他为法国和波兰工作，但他那时仍旧受雇于德国，他本人也因提供假情报而臭名昭著。1929年，涅利多夫被德国逮捕并驱逐出境，表面上看是因为，为了所谓的英国情报，他向内政部高官支付了面值为100英镑的假英格兰银行票据。在此之后，他来到布鲁塞尔继续与奥尔洛夫一起工作。1940年，苏联陆军情报局官员华尔特·克里维茨基叛变，投靠了美国政府。在军情五处汇报了此人的述职情况之后，秘密情报局获悉涅利多夫也曾一直在柏林为俄国政府效力。至少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人落得了可悲的下场。在纳粹掌控德国之后，奥尔洛夫来到布鲁塞尔，并被德国政府捕获，于1940年被折磨致死。[181]
这些事件的恶劣程度导致秘密情报局陷入了巨大的尴尬境地之中。1921年，寇松勋爵不顾外交部顾问和罗伯特·内森爵士以及巴西尔·汤姆森爵士的建议，就其指控对爱尔兰和印度的干涉向苏联政府发出抗议函。这件事的起因是秘密情报局两份文献来源报告：一个来源是总部位于爱沙尼亚的BP/11特工，另一个则是柏林一处据说落点很好的资料来源处。塔林情报站站长米克尔约翰向伦敦保证，BP/11特工已经渗透了李维诺夫（当时为苏联外交部代理人民委员）所在的爱沙尼亚办公室，并且“在很多场合中此特工已显示出是个可信的人”。1921年春，在塔林、莫斯科的李维诺夫和伦敦的苏联交易代表团之间，此特工已提供了两百多份“摘要和释义”电报，表明苏联为爱尔兰新芬党“核心力量”提供了帮助。尽管内森和汤姆森都曾分别表示对材料及其来源很担心，但秘密情报局却声称“要为这么一系列长期电报作假，几乎是不可能的”。1921年夏，秘密情报局向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新成立的跨部门委员会提供了一系列文件。据说这些文件来自苏联代表在柏林的办公室中，其中详细记载着苏联对印度的颠覆行动。基于此材料，寇松提出了抗议，而苏联政府却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其置之不理。这一回应正好印证了这些报告都是捏造的。这事自然使寇松“大为震怒”，并对秘密情报局失望至极。情报局居然会相信这些不足为信的“德国情报来源”。[182]
此事件的后果之一便是收紧秘密情报局的工作程序。德斯蒙德·莫顿采用了更系统的方式加强对情报生产部门（也被称作情报生产处或生产分支）的管理。1922年5月出版的一份“分类报告”备忘录上规定，“就其信度和价值两方面而言，所有情报都应经过仔细审议”。报告需划分成三个等级：“A1”、“A2”以及“B”。最高类别包括“那些内容被视为最重要的报告”，并且这些报告要么是基于“秘密情报局掌控的原始文件，要么是秘密情报局某位代表有权获得的文件”，再或者是“可信度很高的特工的陈述，并且该特工也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才受到秘密情报局特别信任的”。第二类包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划分到‘A1’的报告，但就其主题和可信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类为“B”，是指“那些不太重要但其关注点和可信度能确保其自身能得到发行的报告”。但是客户部门又收到格外提醒，不能孤立接受秘密情报局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当然必须与官方来源报告结合着考虑后才能被采纳”[183]。尽管秘密情报局采取了明智合理的改革，并建议对所有的报告都应采取极度怀疑的态度，但正如1924年引人注目的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一样，情报局在假文件问题上纠结了不少时日。
秘密情报局驻波罗的海区域的各个情报站中，里加是生产情报最多的一站。该站始建于1921年2月。当时拉斐尔·法里纳打着英国护照管理处处长的幌子，从伦敦出任该站站长。法里纳于1877年在瑞士出生，其母亲是位英国人，父亲是位意大利人。法里纳曾就读于切尔滕纳姆学院，并在坎博恩矿业学院受过训练，在此之后他便在西伯利亚做一名采矿工程师。一战期间，由于左脚受伤，法里纳没能进入陆军部。但他在军需处找了份工作，并在加入秘密情报局之前还曾掌管军情五处的俄国处。除了护照管理处的职责外，法里纳与一名助手（曾在华沙和赫尔辛基工作过，对情报工作非常熟悉）和两名秘书一起，“负责收集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关的特别情报”。此外，法里纳可能也是“秘密情报局在这两国的惟一代表，不听令于他人，而直接受伦敦总部的调遣”。
法里纳上任时，情报生产处对其作了广泛的简要介绍。这个进步表明情报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也反映出德斯蒙德·莫顿有意要确保局内更好的次序以及更严谨的工作程序。局内还对“特工编号”和报告上交的正确格式作了规定。对于后一规定，法里纳的任务是“不论情报来源是否是一位有偿特工，甚至是你长期窃听到却不知道来源的情报，你都需要为所获得的情报来源编号”。法里纳的编号为FR/1，他助手的编号为FR/2，其他来源的编号则以FR为系列依次序编排。法里纳需向总部提供任何使用过的特工或来源的“全部细节”，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能够在生产过程中以卡片的形式编排起来，以供日后参阅”。这就需要包括“每个人的名字、他的（原文如此）国籍、社会地位、生平简介，可能（原文如此）还涉及就业资格证书，以及在哪一方面最拿手及其原因等”。为了避免你的信件落入他人之手，所有可能导致识别出某人的细节材料都必须进行编码处理。有一点非常重要，法里纳要能在提供来源清单时“占到先机”。这样当总部接收到一份FR报告时，“能立即知道其作者是谁”。对于报告的形式情报局还有一些“简要指示”，要求确保送往总部的每一份报告及信件都应与“字母标示的前缀和序列号保持一致”。“除了与政治相关的报告”只交“两份附件就足够了”，其他所有报告的三份附件都应上交。“按规矩”，特工的报告不能未经编辑就被送出；“必须由你亲自过目特工的报告，要是确实没有错误，则可以呈交。但鉴于你学识广，通常你最好再把报告改写一次”。同时情报局还建议法里纳“试着尽可能地收集新闻”，并且最好不要将“多份涉及相同主题的报告”放在一个袋里上交。[184]
尽管吩咐给法里纳的初期指令非常细化，但却没有迹象表明法里纳受到过太多训练，若有的话也不是很系统。但当法里纳来到里加后却收到指示，要求他在安定下来之后，就立即奔赴塔林，“花10-14天的时间与BP/1特工（欧内斯特·博伊斯）呆在一起，向他学习如何开展情报工作，并且要尽可能地掌握他在现场传给你的情报”。法里纳在里加呆了10年。其间他逐步建立起了一支令人震撼的组织，主要以苏联为目标。其助理FR/3特工和FR/4特工在该组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一任小组由11位次级情报来源组成。该组看上去似乎由一位俄国特工头目管理，该特工也是一位基地在里加的记者，编号为FR/3/里加。但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下属特工的名字，从而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些特工的真实性。该组还有一位匿名的明星情报来源者。此人常驻莫斯科，于1923年5月前被招募进来。该特工经一名同样为匿名的里加情报拦截员（一位非常可信的中间人，向特工提供可拒绝的联络方式）与情报站取得联系。此特工编号为FR/3/莫斯科（也被称作“FR/3/K”），据说是在共产国际秘书处工作，并且有权接近各种文件。同时他还是位非常多产的情报员，记录在案的上交报告就多达50份。但他也被认定为1924年10月季诺维也夫信件的提供者。既然后来此封信件被证实是伪造的，那么这有可能说明此人同其报告一样都是假造的。另一方面，1924年末，一位有名有姓且意识非常清晰的带薪FR/3/莫斯科特工引荐了一位次级情报来源。该情报来源呈递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由于秘密情报局及其客户部门认为这些资料很有价值，因而总部情报传递处仔细盘查了该份记录，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材料都是真实可靠的。
FR/4组有24位下属特工，都由FR/4/里加特工监管。据说该特工的次级情报来源主要是他在莫斯科的姐夫（尚不知其名）。起初这位姐夫的特工编号为FR/4.V/莫斯科，继而又更名为31004/V。FR/4特工从未向漠不关心的总部解释过自己是怎么认识FR/4/里加特工的，也没有说明采取了什么（要是有的话）措施来证明31004/V特工的存在。31004/V特工曾从俄国15个其他匿名下属特工手中接收过报告。据称这些下属特工都潜伏在各种苏联民间和武装组织当中。1928年3月，德斯蒙德·莫顿对该组发起了全面彻底的清查。尽管有些次级情报来源的情报被鉴定是真实可靠的，但此次调查的结果却认为大多数报告都是伪造的。有一位下属特工据说是个飞行员，“能从伊朗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伊朗报告的……他提供了一份完全假造的报告。后来发现此报告竟然是用土耳其语翻译的一段《古兰经》”。而另一位下属特工提供的俄国“杀伤性射线”情报“也被证明是臆想的杰作”。莫顿最后总结道“该组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对头”。但是[他继续说道]有迹象表明FR/4里加特工的确很诚实，并且他曾确实有“某些真实的线人”。但莫斯科31004/V特工却不能相提并论。他的情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柏林资源‘俱乐部’提供的[假]报告，特别是奥尔洛夫的报告”。在里加，法国同样收到了许多一模一样的报告，对此他们也非常困惑。在此之后，1928年8月，辛克莱宣布“一切皆不令人满意；除非是极其特殊的原因，31004/V特工机构必须关掉”，随后此处的确被查封了。
在整个区域中，秘密情报局又委派了几位有丰富俄国经验的官员作为代表。1926年11月，欧内斯特·博伊斯被任命为塔林情报站站长。此人曾担任塔林和赫尔辛基护照管理处处长，并于战前在俄国煤矿业工作过。而他先前的工作则由一位剑桥高材生继任。这位高材生的父亲是一位英国造船专家，母亲是俄国人。1916年至1919年，他曾服役于萨洛尼卡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情报处，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并且会一点保加利亚语。1930年3月，经一位牛津大学学者推荐，他成为了护照管理处处长。而这位牛津大学学者曾于1918年至1919年服役于驻俄国南部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并对“编排业余戏剧非常在行”。在此之后，他被形容成“一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怪人”，并一直呆在塔林，直到1940年9月整个英国外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为止。
哈利·卡尔1899年出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他父亲在此开了家锯木厂。卡尔讲俄语就像一个当地人似的。在英格兰黑利伯里学校，他担任十五人橄榄球队的队长。由于在战时已来不及到部队服兵役，他便于1919年被派遣到俄国北部做翻译官。同年末他复员回到英国，“军情一处（c）”给他提供了个临时职位，在赫尔辛基做俄语翻译官。很快，卡尔成为了该部门的永久成员，起初担任护照管理处处长助理一职，接着便在情报局度过了他余下的职业生涯。1928年夏，欧内斯特·博伊斯离开情报局，卡尔随即成为了主事长官。在此之后，卡尔又任赫尔辛基站站长，一直到1941年7月。在里加，哈罗德·吉布森在1931年3月继任法里纳的职位。1934年莱斯利·尼克尔森上校又继任了吉布森的职位。尼克尔森是一位正规军军官，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英国莱茵兰占领军的情报站工作过。1930年，他被秘密情报局倚重，最初以PCO.17特工的身份被委任到布拉格作首领，继而又任赫尔辛基站站长，并一直在此直到1941年7月。[185]
波罗的海其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都遵循了里加情报站的行动模式。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中期，塔林情报站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与四十多位重要联络员有过接触。但是，要从这些定期且可信的联络员中辨析出其情报的来源却很困难。这些人中有些有着各种各样的情报关系，经常出没于整个区域。例如编号为31017的特工，1918年居住在芬兰，1920年却辗转到了塔林，30年代末却又来到了但泽。战前，他曾是彼得格勒秘密警察局的一员。1918年起，他连续甚至有时同时在流放的白俄情报组织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柏林以及巴黎地区工作。同时他也为爱沙尼亚驻塔林地区、德国驻柏林地区以及法国驻巴黎地区效力。
在塔林情报站最重要且最为可信的联络员通常来自地方情报组织。例如，爱沙尼亚无线电情报机构曾向陆军部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苏联无线电拦截信息。该情报记载着1931年至1939年间苏联的作战命令。其间的联络也涉及英方提供的情报，而此类情报的传送不得不非常谨慎。1930年末，塔林代表请求总部，让爱沙尼亚反情报组织的一名联络员提供“因间谍、宣传或其他地下分裂活动而被驱逐出境的格别乌、共产国际特工和其他俄共产党员的照片”。若他能获得这些照片，塔林将不甚感激。在把此份请求上交至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时，瓦伦丁·维维安注意到，“要是爱沙尼亚政权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当地情报”，这位秘密情报局驻塔林站的代表“可能不仅将会非常感激，还会很乐意地给他们一些回报”。不久，这些材料就到手了，但苏格兰场却警告秘密情报局，“要是这些情报的来源一旦被公之于众，则会引发各种最令人不悦的麻烦”。辛克莱（经维维安简而告之）转而又告知塔林，“关于此份情报及其来源，当地政府任何不慎之举都会制造出尴尬至极的场面，从而妨碍任何进一步的合作”。
面对汇报俄国情报这一内在问题，各联络处自身没有任何免疫力。波罗的海BP/42特工同意以每月50英镑的佣金，“每月分3次呈递与政治事务和宣传话题”有关的情报。该特工曾居住在莫斯科，与“苏联各机构都有联系”。在与格别乌（通过赌债来要挟他）的勾当被发现后，该特工被处以叛国罪，逃亡到了奥地利，并在此地继续兜售俄国情报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据说，在奥地利他被柏林纳粹情报局雇用，并同时通过芬兰的共同联络处向秘密情报局呈递情报。1934年[秘密情报局1946年从俘获的德国文件中发现]，他升任到了[二战间纳粹德国]“阿布维尔”工作，一直向其汇报俄国情况，并通过商谈向其递交了一份从芬兰联络处获得的秘密情报局关于俄国的调查问卷。
西欧与中欧
20世纪20年代初期，秘密情报局境外部署已定格为一种模式，并且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中期。在1923年春季财政预算中，27000英镑分配给了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各个情报站；22000英镑划拨给了德国组（其中8000英镑被指定给荷兰，3000英镑给比利时）；16000英镑给了瑞士组，其中还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10000英镑给了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在内的中欧组。在较远的地区，20000英镑分配给了近东；18000英镑分配给了远东；9000英镑给了纽约。
1919年10月，战时在荷兰表现良好的亨利·兰多被派到德国，担任秘密情报局驻当地代表。正如兰多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卡明向其保证，柏林是“他境外任职中最好的地方”。除了效力于情报局，兰多还被委任为护照管理处处长。但到任之后他才发现，由于同盟国的各个联合情报任务有着许多“竞争和交叠”，他在此方面能做的工作少之又少。在这个只有一人且效率高的情报站里，他同样遇到了各种行政问题。也许在和平时期，他不是官方所需求的做情报工作最合适的人选[186]。尽管“他在理论方面才华横溢”，他的一位情报局同事写道，但是他却需要“一位实际操作能力很强的同事协助他处理一切事物”。在柏林，他遇到各种财政困难，致使他不得不在1920年离开情报局。伦敦因而也在为寻找柏林站站长一职的满意人选时遇到了困难。继两位官员的走马上任后，1923年，弗兰克·福利上尉出任该站站长，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福利出生于1884年，是一位非常好学的青年，曾梦想一生从事学术工作。战前，他还前往法德两国研究过哲学。1914年8月，身在汉堡的福利“伪装成一名德国人”，设法从荷兰逃到了英国，并于1915年在此参军。1918年由于在西线作战时受伤，他被转移到了情报组，并被安排到了英国占领军驻科隆部队里。从此，他以助理的身份开始了在柏林护照管理处的工作。[187]
从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柏林情报站始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要目标。随着1920年初一个苏联代表团在此成立，据1920年报告称，柏林被视为“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和共产国际西欧秘书处或西欧局的基地，主要致力于“共产主义思想在整个西欧的传播”。在柏林，据说这些苏联人员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贯策略，用体面、真诚的外表来伪装间谍与宣传活动”。一些有关苏联及共产国际官员个人行踪的报告看似可信，从而被呈递给了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也认为，这些报告在帮助研究布尔什维克对英国构成的威胁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很显然，大多数来自白俄（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情报通常都不可信，他们提供的大部分文件都是伪造的。1922年，一位代号为BN/61的女特工提供了传说中的西欧秘密处会议记录。但经过调查后，柏林站不得不以“遗憾”的口吻汇报，尽管“大多数事实”都是真实的，但大多数文件本身都是捏造的。她的主管官员告诉她，他只会支付真实的会议记录部分。“为了赚钱”，这个特工“要么自己捏造了整个会议的草案，要么从自己听到的流言中把这个草案给胡乱拼凑了出来”。
1923年10月，查尔斯·霍华德·埃利斯（昵称“迪克”），以收集苏联情报为目的，被派到福利手下工作。埃利斯（1895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父母都是英国人。1915年他参加了部队，并曾在西线和中东地区服役。随着1918年至1919年英国驻环里海和高加索地区部队的撤退，他也结束了自己的兵役。1921年10月，他放弃了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厅）的学士学位课程，由情报局委派到伊斯坦布尔工作。在那里，他娶了位俄国姑娘，此人后来也成为一群俄国特工的联系员。后来，由于那些会讲俄语且使用真名的秘密情报局官员与俄国特工交往过密，并且由于这些人毫不专业的社交活动泄露了彼此身份，因而埃利斯的名誉受到了牵连。由于这些人遍及整个欧洲中东部，俄罗斯人自然就了解到秘密情报局驻俄国主管官员的核心骨干及特工头目，从而这些人的身份也暴露在了格别乌面前。尽管埃利斯对德语一无所知（不过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他很快能像说俄语一样流利地说一口德语），他被派往了柏林。在此，他收到一份替他跑腿的俄国特工名单。几位白俄在从土耳其朋友那儿听说他调遣的事后，主动开始和他打交道。由于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和细致指导——当时典型的情报经历——埃利斯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自学如何展开工作。从此以后，他开始抱怨那些在总部坐办公室的官员，抱怨他们没有任何与特工打交道的经验，也几乎没有走访过任何情报站，甚至对实地工作知之甚少，但却总是怀揣着那些不切实际、想当然就能完成的各种期望。1926年，埃利斯被调离柏林，并以记者身份作为掩护，首先调往了维也纳，然后去了日内瓦。在这两地，他通过以柏林为基地的俄国特工，继续开展以德、俄为主要目标的情报工作。这些俄国特工中有一部分人很显然（至少）也在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力。战后，埃利斯在回忆一位他认为曾同时为波兰和爱沙尼亚效力的特工时（此人曾告诉他自己曾拒绝为德国效力），他描述道：“他绝不是个傻子，像大多他这种类型的俄国人一样，他喜欢玩弄两边来对阵中间。”尽管这样，他“为我效力时干得不错，整体上看他的情报也是正确的。他使得我对‘假’特工非常了解，就这方面而言，他非常有用”。
瑞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仍是中东和近东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印度事务部情报机构即“印度政治情报署”在瑞士有代表。这些代表与卡明的手下有密切联系。1920年3月，卡明与查尔斯·特加特——一个充满领袖魅力的爱尔兰人，从加尔各答警察局调来主管印度政治情报署——达成共识，“军情一处（c）”需向印度政治情报署驻日内瓦代表提供每年多达1500英镑的资金，并“以他所有非印度的材料作为交换”。6月，里斯·萨姆森提议把自己派到瑞典去，以协调“西欧泛伊斯兰教情报”，并从当地选派“某位能获得土耳其内部事务情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担任此职。但是直到年末，由于受到经济吃紧的压力，在“瑞士事务会议”上，总部一致通过把印度政治情报署的酬金降低至500英镑。另一方面，1920年9月，萨姆森调离伊斯坦布尔，出任瑞士组督察及日内瓦情报站（短期）站长。就在这两三年间，随着萨姆森上任时带来的英国驻土耳其军事秘密情报局的25000英镑资金，瑞士情报工作的财政拨款才有所提高。
秘密情报局汇报案例在“东方摘要”中有所记载，并散布到了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事务部以及陆军部。例如，1923年1月，洛桑“一位高度可信的特工”提供了一份情报，称该情报与埃及民族主义领袖阿卜杜勒·哈米德·赛德有关，该情报还提到了“一个新恐怖组织”的成立。据说该特工当时处在能第一手获得该情报的职位上。此外，情报局一位情报员证实了当时盛行的假设，认为大多数与大英帝国利益相违背的民族主义团体（在任何地方他们可能都会）是由莫斯科金钱赞助的。新恐怖组织的资金，他报告说，“将由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罗马的代表提供”。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7月间举行的洛桑会议上，人工和无线电情报对英国谈判战术极具价值。此次会议也最终达成了与土耳其的和平解决方案。正因如此，英国高级谈判专家贺瑞斯·朗博尔德爵士观察到，“在双方心理对决时，从秘密渠道获得的情报对我们而言确实非常珍贵。我们当时感觉就如同是一个知道对手底牌的人在玩桥牌一样”[188]。
尽管两战期间（正如维维安于1937年10月观察并告知弗农·凯尔的），瑞士安全部门已做好准备，想同秘密情报局共享“共产主义或其他互利的国际颠覆运动”方面的情报。但从瑞士以往的中立政策可看出，在处理其他情报时，情报局不得不慎之又慎。由于与一战时的前盟友国一起合作，如法国和比利时，现在的情形略有不同。之前与协约国中央情报局等组织一起工作的经验，为再次合作和个人联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军事占领联络局便是其中一例（缩写为“BLAO”；“出于预防的考虑”，于1930年更名为“BOX”）。1921年12月，由斯图尔特·孟西斯牵头，成立了英——法——比联络局，总部设在巴黎。以共享共产党的颠覆情报为组建目的，该组织的工作在后期逐渐扩展到了德国军事情报。20世纪30年代初，该组织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德国方面，并派出了“10多位特工”，其中4位都是“一等特工并且都非常廉价”。秘密情报局发现，“在巴黎批准组建一支队伍”极为有用。这样做能稳固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局的关系。1931年5月，比利时秘密情报局惟恐其中立姿态会被该组织破坏掉，因而威胁他国把BOX解散。但秘密情报局却认为该组织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俄国、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以及匈牙利情报；回复了“任何有关意大利军事的问题”；提供了德国情报的交换平台（“法国人员是我们的6倍”）；并且也偶尔提供了“（与法国事务相关但肯定不会透漏给我们M.A.[陆军武官]）”的情报。
另一个有用的情报供给者是KL/2官员。此人扮演的角色诠释了个体联络的重要性，并建立起了主管官员与特工之间的信任感——在与特工接触时，这绝对是个关键问题。战时，他曾为法国军事联络效力。1919年，巴西尔·汤姆森派遣他以“半正式”身份与法国警方联络，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为卡明效力，报告“法国国内情况、社会主义人士以及劳动骚乱等情报”。20世纪20年代中期，正当苏格兰场想把KL/2调回伦敦的时候，问题出现了。自1922年10月起就担任秘密情报局驻巴黎站站长的莫里斯·杰夫斯向辛克莱解释道，他担心这样做“会把这些人（KL/2特工）吓坏”。他们都是些“有着很好名誉的警察。由于从战时起就与KL/2相识多年，才被KL/2说服，愿意用对秘密情报局有用的情报做金钱交易”。但值得怀疑的是，“他们现在是否还会愿意把自己的事业毫无保留地交到新人手上”。尽管不清楚KL/2的情报网是否仍然会很有效率，但最终他们没有必要像KL/2一样呆上几年的时间。20世纪20年代，巴黎向伦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法国共产主义的情报。从整体上看，杰夫斯在对共产党威胁的评估中做了仔细的权衡。1926年11月，在评论一份由伦敦发来的危言耸听的报告时，他观测到，尽管共产党人的数量“乍一看非常惊人，但与剩下的人口比较而言，这群人的数量却是相当的少”。他声称除非事态“出人意料地演变到给了共产党人一个很好的机遇”，“这些共产党人想要在法国发动一系列成功的革命运动，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两战期间，在法国情报中有充分证据显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法国对应情报局之间有着长期密切且富有成效的联络。就英国秘密情报局而言，从19世纪20年代早起开始，主要涉及的人员有杰夫斯（一直在巴黎出任情报局代表，直到1937年返回伦敦出任护照管理处处长）和斯图尔特·孟西斯。由于法国主要情报机构，第二局，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个分支，因而作为情报局第五处军事处处长的孟西斯（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是伦敦的最佳联系人。1925年孟西斯与罗伯特·莱内上校在法国的交易作为一种范例给双方的关系定下了特定的风格。3月，孟西斯向莱内索要关于“一个名叫‘宗之’（日文）”的人的情报。此人被认定是日本海军情报特工，并在日本驻巴黎使馆的助理海军武官手下工作，以英、法两国为主要目标。6月，莱内发出了一封关于伦敦的日本航空专家卷入到间谍工作的询问函。同月，孟西斯提出了两个日本官员涉嫌在加来对防御工事照相的事例。“我将非常感激，”他写道，“如若你能给我提供这次事件中的任何细节，特别是这两个相关官员的名字，以防他们试图在这个国家做出相同的事情。”1926年，这两个机构交换了所谓的意大利情报特工的信息。[189]
当时法国在航空技术领域是世界的领导者，英国空军部特别想获得其航空发展及其潜能方面的情报。1925年5月，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二处空军处注意到，“航空情报的收集”与“海军或陆军情报的收集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纯粹的情报工作，即偷窃文件等工作，与总是惦记着自己官位的空军武官的工作之间存在着一个宽泛且模糊不清的空白区域”。由于空军部（与其他两个军事部门不同）同时需要负责民事和军事事务，该部必须要“全方位了解所有航空发展”。并且由于民用与军用飞机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而“在收集民用航空情报”的特工可能“很容易就发现自己竟然获得了极具军事价值的情报”。鉴于此，一位总部在巴黎的英国航空专家以记者的身份做掩护，于1925年走访了欧洲大陆各地，声称要对一系列关于民用航空发展的文章进行研究。他提供了关于飞机场的情报，这些情报既新颖又有趣。空军部和海军部都希望他能对航空燃料储油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同时，空军部还想要掌握关于位于瑞士罗曼斯霍恩的多尼尔飞机制造厂的情报。人们了解到飞机原型正是在此地得到了测试。但没有证据显示该特工在这方面为情报局做了任何深入调查。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秘密情报局的两个独立分支便在巴黎展开了行动。最初的情报站（编号为“27000”，由杰夫斯领导）以护照管理处作掩护，主要在反间谍活动事务上与法国安全机构有联络。1926年，在威尔弗雷德·邓德代尔的带领下，第二个情报站（编号“45000”）建立了起来。主要联手第二局处理苏联和德国军事情报。邓德代尔出生于1899年平安夜，父亲是位英国驻敖德萨地区的海军工程师。邓德代尔曾被昵称为比尔或“比菲”，第二个绰号显然来自于一战时期他在海军是一位出了名的非常勇猛的拳击手。由于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在1919年海军情报局雇用他为驻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国高级海军官员的翻译员，同时负责“特别情报”。其中涉及汇报以俄国南部为主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由于他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和随机应变之道，在晚年他成为了一位无可救药的善于讲轶事的人。他喜欢讲在他年少时为某位白俄将军做翻译时的故事，并且大多是关于他如何在铁路卧铺车厢外翻译时，竟然发现将军和他英国情妇相互勾引的故事。他还是伊恩·弗莱明很要好的朋友，并宣称在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中找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20世纪30年代，作为秘密情报局巴黎站站长，他对美女和跑车情有独钟。为此，有人曾提议让他作为邦德的原型素材之一。[190]
曾于1923年担任斯大林助手的政治局秘书长鲍里斯·格奥尔基维奇·巴加诺夫在革命运动后投靠了西方。邓德代尔参加了第一次高级苏联党派官员投靠西方的述职活动。1928年初，巴扎诺夫·马克西莫夫与一位俄国骑兵部队官员巴加诺夫一起到了印度，声称手中掌握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共产国际财政预算以及苏联境内外格别乌运转情况的情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印度政治情报署的高度警惕，辛克莱表明自己“强烈反对”他们到英国来，并认为这显而易见仅仅只是“他们千方百计想要到欧洲来的一个计策”。但是经过第二局斡旋，这两人被带到了法国。在这里，邓德代尔（掩盖了他与秘密情报局有联系的事实）展开了对此二人的询问。据他报告，马克西莫夫“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低级别的后革命时期官员”，但巴加诺夫却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从他身上邓德代尔“获取了140页的情报”。他告诉孟西斯，“我们正在出版一整本关于政治局和格别乌的书”，他希望这能“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参考书”。本书包括“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机制的描述”，以及对20多位“布尔什维克政党领袖”人物的生动描写。尽管对其政府机制的描述“非常准确”，但伦敦方面却收到建议不要太相信那些领袖人物的刻画，这些都是“一位带有法西斯倾向且不太成功的共产党人的个人偏见”。同时邓德代尔还认为，巴加诺夫（很快就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社区安定了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和境外秘密反抗苏联所取得的成效”。1928年末，一位在丹麦的特工报告说，格别乌在获悉巴加诺夫“携带着非常重要的文件”后，立即向“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的特工发出紧急命令，尽一切办法不让巴加诺夫给我们制造任何麻烦”。瓦伦丁·维维安认为，时至今日苏联政府“已错过了班车”，但不管怎样，维维安知道巴加诺夫身患重病，并且“肺结核似乎帮格别乌特工节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事实上，巴加诺夫活了下来，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巴黎向一位英国记者重新讲述了他的故事。[191]
战时卡明驻伊比利亚代表——1917年末他在马德里和里斯本都派有手下——再一次欺诈了布林克·霍尔的海军情报局。1919年至1920年，秘密情报局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建立了分支机构。但是在1922年，随着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签证被废除，位于西班牙首都的护照管理处也相应被查封。情报局的来源也都集中到了巴塞罗那。这个办事处原设在日内瓦，直到1923年12月也被查封。因而20世纪20年代余下的时光，情报局的工作框架网主要以商业为掩护，特工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才得以实现的。一位在利物浦轮船公司工作的特工，需要通过查看从英国寄来的《观察者报》的邮政封皮才能获得信息。另一位作为巴伦西亚商人的特工，则被指示使用3份信封来传递情报。第一封“邮寄地址仅为X/O（总部合适的人选）”。这封需要放在另一个标有“C”的信封里，而这封标有“C”的信封转而又需要放在邮寄地址为“G.N.BlandEsq”的信封里，整个包裹都要邮寄到英国驻巴伦西亚领事馆，从而放在外交邮袋中转送至伦敦。反观日益专业化的情报工作渠道，该特工于1924年2月专门被告知，“从公共渠道、报刊获得的，或只具有历史价值的情报”都“不需要”。鉴于西班牙日益见长的不满情绪与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显然不太稳固的军统地位（1923年9月夺取了政权），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方面，其中包括“反军统的内部暴动或事先情报”。伦敦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关系”同样感兴趣，“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形势”和“对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问题上采取的政策”，以及西属摩洛哥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至少，在这位特工面前，伦敦方面对共产党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
至1918年停火后，盘踞在伯尔尼的汉斯·费舍尔少校接到命令，要求在各个从奥匈帝国残骸中走出来的国家首都建立情报站：维也纳、布拉格以及布达佩斯。1919年12月至1922年10月，厄纳·福布斯——丹尼斯上尉被任命为维也纳护照管理处处长兼情报站站长。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当时他没有收到任何特别指示，并且“公使馆的外交官们作风仍然非常老派，他们宁愿培养旧时贵族家庭成员，也不愿意与现在掌权的圈内人士建立任何联系”。福布斯——丹尼斯努力想要与维也纳警方的社会民主党派头目约翰尼斯·肖伯博士建立起“稳固的关系”。肖伯曾创办了国际刑事警察联盟，后来更名为国际刑警组织。但因没有任何隐蔽的情报来源，而手头上还有一大堆护照管理处的工作要做，福布斯——丹尼斯没有培养出任何的特工。1920年夏，一位德斯蒙德·莫顿的老友经过维也纳时告诉他，他对“福布斯——丹尼斯在这里的工作感到非常遗憾。丹尼斯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辛的时日，没有任何人帮助，并且似乎总是有成千上百的签证申请人员围追其后”。1922年，福布斯——丹尼斯辞职了。他和他的妻子——小说家菲利斯·博顿在奥地利的基茨比厄尔建立了一所女子进修学校。后来伊恩·弗莱明也成为了该校的一名学生[192]。接替福布斯——丹尼斯的是他的助手。福布斯——丹尼斯曾因该助手“观点太过左倾化”，并且“总是因各种性病”不得不接受治疗，而把该助手辞退了。托马斯·J.肯德里克上尉继福布斯——丹尼斯之后于1925年12月上任。肯德里克来自南非，曾在战时就职于野战情报安全部门，并自战后在科隆为“军情一处（c）”效力。此次上任之后，他一直担任该情报站站长，直到1938年8月被盖世太保拘捕。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肯德里克被伦敦看作他们情报站的最佳站长之一。他把大部分护照管理处的工作丢给助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奥地利共产党小组，以及壮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各个情报网上面。其中的一个情报网就是由奥地利帝国军队的前任官员掌管。此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陆军部里工作，被编为44084号特工。他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人，尽管非常反捷克，但在哈布斯堡帝国瓦解时，自动成为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在替他效力的特工中有一位为军队效力的电机工程师。该特工主要提供电话信号、军事密码以及各种无线设备具体细节方面的情报。另一位为他效力的特工在军队的参谋总部工作，主要提供各种移动地图。第三位特工在斯柯达工作，主要提供关于该公司飞行器制造的各种细节流程。44084特工同时还在银行和工业圈内有着一些有用的联络处，并且在宪兵队和行政部门都有着熟人。他开始雇用了一个下属特工，此人声称自己在总统私人办公室里有一位好友。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伦敦方面就已经不再信任该情报来源，并怀疑他的报告都是捏造的。
近东和中东地区
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的组织最早是以英国占领军情报分支机构形式出现的。英国占领军在前土耳其帝国一直待到1923年，直到8月23日签订了洛桑协议之后才撤军。大约有一个世纪，近中东地区对英国来说都极其重要。除了广泛的经济及商贸利益，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是大英帝国至关重要的交通要道，应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遭受其他强大势力，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的侵扰。与此同时，俄国还一直在找寻机会，想要控制从黑海经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海峡要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两个新事物：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新事物使得大英帝国在该区域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面对这两个新事物，英国的决策者及官员们通常[错误地]认为这两个名词是一个意思。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即是凯末尔·阿塔蒂尔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20年凯末尔·阿塔蒂尔就已经开始企图推翻苏丹（在胜利的盟军支持下一直掌权），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并把以英国为后盾的希腊人驱除出小亚细亚。[193]从1919年一直到1922年秋，由于英国军队在该区域真有可能重新采取积极行动，因而情报显得极其重要。在1922年9月至10月发生查那克危机时，劳合·乔治威胁着想要镇压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人士，但是其保守党同盟伙伴们却对此战役没有任何兴趣，并把他逐出了办公室。在随后的大选中，在博纳·劳的带领下，极端反共的右翼托尼党最终脱颖而出。1923年5月，在斯坦利·鲍尔温之后，劳成功继任为英国首相。之前鲍尔温投入了毕生精力对财政严厉把关，意味着政府开销将继续保持在非常严格的控制之下。
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卡明把君士坦丁堡行动组视为“我所有情报机构中若不是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处之一”。在总部的一位同僚也声称，“就近东事务而言，还没有看到比这更好的情报机构组建起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在占领军掩护下高产的无线电情报团队。1922年初裁减开销时，有人提议保留无线电情报团队，关闭人工情报工作。对此，该情报站站长作出了强硬回复，列举了无线电情报的各种局限性。他承认英国解读各种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外交通讯的能力，但他提到无线电情报“虽然在现有的外交关系上能获得最具价值的情报，但却不能指望其触及哪怕是一丁点幕后颠覆阴谋活动，因为这些甚至几乎都不会在译码线缆中提到”。此外，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些难处。随时有权使用实际的电缆交通，实际上仅仅只适用于占领军停留在此的时日。从其撤离之后，我们的情报监听工作可能仅会“在极度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展开”。万一它被“逮住了”，那么则需有一个“普通的秘密情报局组织”来作为其后备依靠，以防止情报工作的“完全中断”，这个“偶发事故”必须避免。[194]
与此同时，该情报站还被证明为是一个培养情报官员的重要摇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后，从这走出去的官员都一直在为秘密情报局效力。1919年任里斯·萨姆森副手的瓦伦丁·维维安（并在1920年至1923年继任站长）便是一位。战后初期在土耳其为情报局效力的同事之中，有两位分别是哈罗德·吉布森和威尔弗雷德·邓德代尔，并且从1919年10月至次年，吉布森——“吉比”——被调任到伊斯坦布尔工作。1922年9月他又被派到索非亚，12月又调任到布加勒斯特（并在此担任站长一职）。在伊斯坦布尔，吉布森和邓德代尔都招募了一群俄国反共特工。对于特工和他们的主管官员而言，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可不是件常见的事。而在这两个秘密情报局官员转移到其他情报站时，却仍旧能继续差遣这些特工。一位编号为HV/109的前俄国独裁统治官员（其动机被描述为“财政、反布尔什维克、亲英国”），跟随吉布森一起转移到了布加勒斯特。在此，他组建了一大群在乌克兰和比沙拉比亚的下属特工。但他同时还与他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直到1930年，格别乌似乎才注意到他。秘密情报局同时还把目标对准了土耳其，尽管这样做不是没有危险。一位编号为RV/5且成功的特工，在由改革派进步与联盟委员会资助的男士服装店里收集情报。但是在土耳其外交部，一位裁缝的下属特工被逮了个正着。此事发生之后，由于RV/5在君士坦丁堡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被调任到了埃及。
在收集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情报方面，秘密情报局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各种成效。1921年间，维维安每周递交了情况报告，在伦敦的伍尔科姆评价这些报告“极具价值”。但是（并且显示出秘密情报局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在土耳其这一方，维维安在12月却抱怨道，陆军情报局吉布森上校曾试图想要说服他“撤回我之前上交的一份情况报告，并且不是因为该情报没有很有利的支撑材料，而是由于他想通过扭曲事实来协助达成他所支持的一项政策……当然被我拒绝了”，维维安写道，而且“回绝得很巧妙从而没有冒犯他”。一位编号为JQ/6且“非常值得信赖的”特工是位伪装成欧洲人的土库曼人，曾在俄国受过教育。同时他还是位俄国前任骑兵官员，会讲“土库曼语、鞑靼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而且英语和德语也非常好”。同时，此人在土库曼斯坦人、高加索人以及阿塞拜疆人圈子中都有很好的线人。该特工在伊斯坦布尔开了一家咖啡店。后来该店成为凯末尔主义的政治情报收集中心。但是在1923年1月，由于在“为土耳其人效力的阿塞拜疆人”中出名后，他不得不仓促撤离了伊斯坦布尔。秘密情报局“向他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瑕的真正的波兰护照……以及所有必要的签证”，并把他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维维安称赞他是“我们手上最棒的特工之一”。他是位“狂热的亲英派的人士，并且仍然很年轻，我对他未来的可用价值寄予厚望”。JQ/6特工后来辗转到了柏林，并在此与秘密情报局继续保持联系。1929年，他被派往巴格达（伪装成一名伊朗人，但同时带着一份德国护照），继续开展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在此，秘密情报局向其提供了一小部分资金，以帮助他建立起了一家运输公司，并乐观地希望“终有一日”该公司“能够为自己买单，甚至能盈利”。但是该特工（可能根本一点就不可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马赛和巴格达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他的消息。
在战后接下来几年里，为维维安跑腿的是一位化名为“帕西法尔”的印度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维维安才宣布，此人曾渗透入凯末尔主义者圈子，并且直到1921年被发现前，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很多关于凯末尔意图和动向的情报。1920年12月，一位编号为MS/1的特工向秘密情报局呈递了一份报告。这份早期的报告中提到了迪米特里·阿特契科夫。此人为保加利亚国会议员，且同时是凯末尔的密友。他声称土耳其领导首先是位民族主义者，其主要关注点即是把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地区清除干净。如若英国支持土耳其而非希腊（正如劳合·乔治所倾向的一样），他表明将立马“促使土耳其停止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非正常合作”。在约翰·费里斯研究查那克危机期间的英国情报时，他认为秘密情报局实际上已分辨出安卡拉（1923年成为土耳其首都）与莫斯科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表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根本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小卒。例如，1923年1月，据秘密情报局报道，凯末尔不愿意落入苏联的计划，从而形成了包括“俄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在内的集团。秘密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土耳其人更愿意在苏联背后捣鬼，以建立起一个“穆斯林联邦”，从而排除莫斯科参与进来[195]。尽管同其他地方一样，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的当务之急是打探苏联外交及其颠覆活动，但情报局对土耳其民族主义完整性的准确评判意味着，情报局可能随时会超出其有限的世界观。之前情报局一直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直至以后，对其国际关系造成任何威胁或发生不利转变在某种程度上都归结为是共产党捣鼓的阴谋。
秘密情报局对埃及的共产主义同样也是见怪不怪。1921年9月，曾担任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局长的军情五处官员G.W.考特尼少校出任秘密情报局在开罗新建的情报站站长，并一直在此职位上直到1938年。与此同时，考特尼收到命令，要求其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收集情报，尽管总部估计这需要花费些时日，并且（据考特尼说）他们宣称会把他当成一名“新手，在前9个月中不指望会有任何进展”。事实上，这个新情报站直到1923年初才最终建成。从那时起，该情报站只有考特尼及一名秘书。直到1937年另一位官员的加入，才壮大了其队伍。尽管没有任何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该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情报工作的情况，但开罗情报站却定期汇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埃及的各方面情报。当时伦敦对报告中提到的埃及亚历山大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具有强烈煽动性的共产主义气氛感到非常担忧，但考特尼却表示，共产运动的深远意义可能只是被“极度夸张”了而已。考虑到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总体姿态，开罗声称，没有迹象表明民族主义领袖萨阿德·扎格鲁和“极端主义者”是“通过争取布尔什维克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的。而事实却是恰恰相反。这里所有的党派，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此时此刻都极度爱国，都未抱有任何想要外国介入的想法”。20世纪2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镇压运动的警务工作十分强大，考特尼把埃及的共产主义比喻为“一堆部分根须仍在土里的杂草”，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在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在苏丹之间的共产党人士相互联系的迹象。1926年夏，他把共产党煽动人士想在埃及做出一些进展的尝试形象地归纳为“心有余而力不足”。1928年6月，考特尼驳回了《泰晤士报》（5月6日、7日发表）题为“新闻工作者执照”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该报道称埃及共产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同时，他否认了“埃及共产主义的前景有任何危险的新局面”。
秘密情报局在中东地区规模有限的部署并非是由情报局任何战略选择导致的，而是由其捉襟见肘的预算决定的。要是资金充裕的话，很显然情报局很有可能在世界上多个地方扩展其侦查范围。这是从1927年瓦伦丁·维维安在为秘密情报局准备关于“阿拉伯和红海地区一带”前景的一份详细报告中体现出来的。自从1923年离开伊斯坦布尔后，维维安担任了西欧（德国小组）的区域督察一职，最初驻扎在科隆，后来又到了伦敦。1925年底，他成为了总部新建的第五处处长，致力于反情报与反共任务。辛克莱同时还启用他为情报局战略决策人，正如这次对阿拉伯地区的报告，以及接下来从1926年12月到次年4月为期4个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维维安走访了埃及、苏丹、巴勒斯坦、外约旦、亚丁以及印度。途中，他高兴地发现秘密情报局在战地比在国内的接受度高。“对秘密情报局在阿拉伯进行的扩张，国内各部门持有的观察保留态度，”他写道，“在英国地方政府部门的姿态中找不到任何回音。”由于阿拉伯“土地辽阔但非常落后”，因而在此“没有一个可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体的工作中心或节点”。事实上，开罗是惟一可派情报代表（可能会是除现有情报站站长的额外附加人员）去的地方。但他同时也提议在一个“地区总特工”的带领下，建立起三个“高级基地”，分别设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红海岸的苏丹港，以及波斯湾附近的伊朗布什尔（在此情报工作可由现有的英国——印度政治情报特工处理）。吉达可“从汉志和伊本沙特的领地收集情报”；布什尔可从阿拉伯中部收集情报；苏丹港可从“阿拉伯南部以及厄立特里亚地区”收集情报。维维安为此精心勾勒出了一幅蓝图，并计算出“以最小实施规模为开端的”预定造价仅为3500英镑。他大胆放言，这些钱足够建造一个“核心情报点”，然后我们可以期待“从这个核心情报点中萌芽出一个更加持久稳固的组织”。但是，不论这个计划在理论上对20世纪20年代的情报局扩张多么有用，当时却没有任何可支配的资金来资助它，因此这项计划不得不就此流产。
在此项计划中，维维安特别关注这些地区的总特工人选。尽管他们“没有必要必须是英国人或欧洲人”，他说道，“但是他们应该从那些已建立起来的情报站中脱颖而出”。他注意到，由于吉达当地有一位“非常聪明但可能是潜在敌对分子的H.圣·J.菲尔比先生”，吉达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特殊的问题。菲尔比“要是像平常样子而非现在这样，那么他则是在吉达惟一能帮助我们摆脱困难的一个人”，并且“他对现代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几乎是英国人不可比的”。但不幸的是，他已对“英国政府在阿拉伯所采取的政策上表示出强烈不满”，并且“不管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仅仅只是做个姿态”，他现在都装作“反对大英帝国的扩张”从而维护伊本沙特（原文如此）的利益。在战前，维维安就曾与这位固执己见的菲尔比碰过面，当时他还是一位在工作的副委员，并且维维安的妻子玛丽还和菲尔比的妻子多拉是儿时的玩伴。令人好奇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圣·约翰·菲尔比（据说作为一位秘密情报局特工，他完全够格）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一位驻扎在阿拉伯的英国间谍。但20年后，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瓦伦丁·维维安了，对他的儿子金产生过丝毫的怀疑。20世纪40年代，当金加入秘密情报局时，维维安倾其余力关注他的成长，并且还因曾在情报局一手栽培他而在晚年受到了尖锐的指责。这的确是个冷酷的讽刺，情报局反共专家居然在其慈爱的羽翼下培养出了一名情报局最糟糕的投靠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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