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与无线电情报
当休·辛克莱就任秘密情报局局长一职后，他同时也成为了英国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非执行长官。这是一所英国统一的无线电情报机构，由战时海陆两军的残余密码分支机构合并而成。这两处机构曾分别称作NID25（通常被称作“四十号房”）和“军情一处（b）”[197]。1918年11月，陆军情报局局长威廉·思韦茨，向其海军部对等官员布林克·霍尔传送了一份合并方案，提议把这两个无线电情报处合并成一个单独的“学校”（采用这一称谓是为了强调该组织积极的一面，从而达到掩护的目的，例如研究各种能够达到安全通信的方法）。霍尔同意了此项提议，并“从军事方面考虑”，立马想要在海军内部提供“建校所需的房屋”，使双方的知识智慧可以联合起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作业。但军情一处思韦茨的主要官员C.N.弗伦奇上校却反对如此神速的合并。陆军部曾在外国外交电讯通讯侦测方面做得尤为成功。到1918年，他们声称已解决了52份外交密码，其中包括法国和美国[198]。弗伦奇说道，“和平谈判时期”，“军情一处（b）”的情报可能“同敌对时期的情报一样重要，甚至比其还重要”。此外，由于密码破译员“有一点难以应付，他们所有人，即便在任何方面都很好，也总会有一点个性”，因而要是他们“从现在科克街（在梅费尔）调到海军去”，他们的工作估计可能会因此而遭殃。
在此个问题上，弗伦奇不是惟一一位持有明确意见的人。1919年1月，寇松勋爵（贝尔福勋爵参加巴黎和会时，临时担任外交大臣）宣布，外交部“是这所新学校建校最合适的地方”。辛克莱（此时任海军情报局局长）却不同意。他提到，这个学校应当设在海军部，因为作战部队具备了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并且“破译信息的一切安排部署”都“能在海军部大楼里找得到”。这不仅仅只是方便的问题。“我丝毫没有想要贬低外交部的意思，”他继续说，“由于考虑到外交部沉稳从容的工作氛围，该部门不太适合像提议中讲到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这样的组织。因为像这样的学校，起码需要在一个‘鲜活的’环境中工作，特别是涉及‘破解’密码和译码。”1919年4月29日，这一分歧终于在以寇松为首，首席大臣（沃尔特·朗）以及陆军和空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共同主持的会议上达成和解。经讨论决定，这所新学校应建立在海军部（但属于民事行政部门管辖）。尽管如此，寇松仍争辩道，在和平时期该校的工作任务几乎都与政治相关，因而应确保外交部对发出情报的宝贵控制权。会议决定，他[作为外交大臣]有权接受所有拦截住的电报，并且“如果这些电报相当重要”，他会负责把这些电报上交给“首相或其他相关的内阁大臣”。[199]
从1919年初的讨论会上可以明显看出，外交部，特别是寇松勋爵，已经意识到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破译的外交译电具有极高的潜在价值。1921年年中（此时他已继任贝尔福成为外交大臣），寇松清楚明白地把这所学校形容为“迄今为止我们最重要的机密工作分支机构”。“就政策和行动方面而言，”他写道，“破译的外国政府电报无疑是我们秘密情报最具价值的来源。他们提供了最准确并且从本质上讲成本最低的秘密政治情报。”[200]1921年2月，不太关心情报事务的亚瑟·李取代了海军部钟情于情报事务的沃尔特·朗的职位。趁此机会，寇松已经开始不断敦促行政部门，让其把学校转移到外交部门下。5月，李同意了此做法（辛克莱似乎没有站出来反对）。因此，从1922年4月1日起，外交部正式申明，对该学校直接负责（同时答应倘若有战事，则向海军部返还5名指定的人员）[201]。但此番安排并没有使三军各部满意。1923年4月，三军各部提出了有力控告，指责外交部自从“拥有掌控权后”，该学校已“完全丧失其部门间的特性”。此番争吵陆陆续续一直延续到了11月，直到外交部常务次官艾尔·克罗爵士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该学校划归辛克莱的首席职权范围管辖内。而在当时，辛克莱已是秘密情报局局长。虽然就个人而言，各个军队的首长都能接受此做法，但辛克莱仍然还需对外交部有所交代。[202]
但这并不意味着辛克莱就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尽管作为海军情报局局长，他曾参与了1919年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建立，并且在1920年夏，作为无线电情报的客户，也清楚估算到了无线电情报的潜在价值，但当该部情报长官想要公开拦截到的苏联电报细节时，他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无线电情报的不明智使用会给这个宝贵的情报来源本身带来危险。从1920年5月起，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成功破译了苏联贸易代表团在伦敦的各种通讯电报。这些破译文件显示出苏联人还沉迷于各种秘密政治工作，其中包括向左翼的《每日先驱》提供津贴，思考如何“武装英国的无产阶级”。拦截到的电报有一些泄漏到8月17日的报刊上，苏联背信弃义的证据激怒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们，其中包括大英帝国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他对政府准备忽视苏联行为的做法非常震怒。他告诉政党专家温斯顿·丘吉尔，“我们（士兵）对内阁的忠诚”已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并且（带有政治讹诈的意味）“我们仍对大不列颠和英格兰有着较高的忠诚度”。事实上丘吉尔同意他的观点，并敦促劳合·乔治公布更多拦截到的情报。但由于意识到对情报来源的附带危险，丘吉尔要求情报部门的长官们（包括辛克莱）“在不过分损害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长期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报道可对该代表团提起控诉的电报”。这些部门人员[和巴西尔·汤姆森]归结为，这是对苏联代表团制造的威胁作出的合理披露。尽管一小部分拦截到的电报泄露到了新闻界，并且很有可能是情报团队的成员所为，但内阁却作出了其他理智的决定。[203]
而此时，苏联却未注意到这些公开电报的重要意义，直到12月似乎才意识到自己的通讯电报已被破译。但此插曲同时也显示出，辛克莱及其同僚是如何让其爱国[和右翼的]政治热忱凌驾于情报部门长官之上，也许还凌驾于为执政政府服务的宪法之上。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表里不一的行为压倒了其他任何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在将来破译外国政府通讯的能力，还包括政府正在推行的政策以及更广阔的政治背景。面对规模甚小的苏联代表团实际制造出的威胁，英国工人阶级对沉迷于暴力革命所表示出的明显不愿（这点劳合·乔治十分清楚），威尔逊声称的公职人员忠诚度受到挑战，以及大惊小怪者对共产党颠覆行动的指控等，只是荒唐过度反应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情报界不仅仅只是关注情报收集的过程，而且还接二连三地开始干涉情报的使用。辛克莱也被卷入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中。
据此，秘密情报局局长兼任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的任职安排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海陆空三军在这一领域还保存着一些残余的专业知识技能，但秘密情报局实际上已垄断了英国无线电情报的控制权，而这一事实经后来证明也是非常重要的。英国情报部门的这个分支机构非常成功。据约翰·费里斯估计，“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是世界上最大的密码破译机构之一，也可能是世界最大的组织机构，其工作效率同其他机构一样，甚至比大多数都好，估计是1919年至1935年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密码破译机构”。该机构向白厅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各种拦截和破译的外国政府电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该机构在针对法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小国的电报通讯中，取得了持久性成功。直到1930年左右，它对意大利的外交系统“几乎了如指掌”。虽然该机构仍然还继续破译一大批亚洲文件，但相比较而言，特别是从1920年末开始，针对苏联在欧洲的电讯破译却没能取得之前的辉煌成就。尽管当时对日本电报通讯的成功破译有助于英国了解1936年至1937年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背后的各种力量，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德国就不是情报工作的重心，而是一个盲点，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204]
自从辛克莱开始担任情报局局长，并且使组织内部逐渐严密之日起，他就开始寻求在整个英国情报系统内扩大情报局的范围。1923年末，辛克莱告诉外交部的克罗，他想“着手重组情报局，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最重要的是，情报局必须要能对战时情报组织提供一个根据地”[205]。自1924年开始就有档案资料证实，在情报传递方面，政治第五处已改为第一处（代替已不存在的经济处），并且依据地理区域划分的各个情报生产处也已经浓缩成了四个组：G.1（波罗的海组），G.2（斯堪的纳维亚组），G.3-5（西欧以及中欧组），以及G.6-7（近东以及远东组）。在此次划分中，没有任何迹象要划分设想中的北美及南美组。仅在6个月内，G.1和G.2就已经合并为一个处。
1924年1月，辛克莱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会面，确保了学校和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工作的合并。此次会面达成共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负责与破译密码相关的工作，而秘密情报局主要负责传递学校提供的情报，并向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情报和评论，以协助其破译工作”。秘密情报局第一处需“向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需关注的各类主题清单……秘密情报局海陆空三军处则需相互合作”。此外，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还有权获取秘密情报局的每一份记录”。但是到1924年6月，鉴于发出的拦截文件数量太多，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收到指示，可以直接向其客户部门传递译电，而所有文件的附件都必须送交到辛克莱手里。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这两个组织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遇到一些麻烦。秘密情报局位于梅尔伯里路，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同样是出于省钱的原因）已搬迁到了肯辛顿的女王之门。后来据一位密码破译专家描述，“此地比以前的工作地点更舒适点”，但“就是离其他部门太远了”[206]。1925年，辛克莱向内阁秘密情报局委员会提出了这个实际问题。
季诺维也夫信件
尽管1921年秘密情报委员会已经明确划清了国内外情报的界限（并让秘密情报局主要负责后者），而且这两个情报机构几乎已没有任何重叠累赘的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可能做到对各种任务的绝对区分。秘密情报局主要是监控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活动，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动向。这样的角色意味着没有哪个硬行的法规能永远限制情报局在大不列颠国内展开工作。例如，如果一个被怀疑是共产党的特工在欧洲大陆被秘密情报局跟踪，并来到了英国。那么在这个嫌疑犯踏上英国国土的一刹那，就把这件跟踪任务移交给军情五处或政治保安处，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行的，或者的确不太令人愿意。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秘密情报局专门在英国国内雇用了几名特工。对秘密情报局而言，外国的外交官员和商业人士构成了另一类威胁和机遇，因为情报局可能在其中有着合法利益。尤其是（并且在伦敦内外辅助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外交电缆通讯工作）各个大使馆[及其员工]本身已构成了“从外国情报资源处获取外国情报”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有许多秘密组织与英国正式的安全情报组织一道合作。这些组织大多是由右翼商业人士组建或资助的。其中一些组织是由巴西尔·汤姆森在战后几年里挖掘出来的。但显而易见，秘密情报局也与这些组织有着直接联系。其中一个名为俄国情报收集委员会的组织，与西德尼·赖利有联系。1921年，该组织制作了秘密情报局和外交部都认为非常有用的“在俄国谁是谁”。另一个马吉尔组织是一个“工业情报机构”，由一位富有的乔治·马吉尔爵士在俄国革命后组建，其后台为英国工业联盟和煤炭业主及船东联盟。1920年或1921年，军情五处弗农·凯尔向秘密情报局德斯蒙德·莫顿引荐了马吉尔。在此之后，马吉尔和莫顿两人通过相互交换情报，特别是通过共享马吉尔的两个情报来源处，展开了合作。其中一个情报来源处（一直使用到1923年）“报告了英国境内的各种共产党事务。并且随着想象力日益形象化，报告了国际和大陆的共产主义”。另一处来源是肯尼斯·A.斯托特。1924年至1925年秘密情报局雇用了此人。斯托特“完全以英国为总部”，“在很早以前就与共产党有着联系”，并且主要报告“一些影响到英国的国际共产党事务”。[207]
右翼势力担心，由于英国政府的任迁，不断壮大的共产主义游行队伍可能会变得更强大。1923年5月，继安德鲁·博纳·劳之后，保守党人士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一职。同年末，为了鼓动全体选民支持一项新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他发起了一场大选。尽管保守党获得了最多席位，但他们没能在总体上确保多数人的支持。1924年1月，国会第二大党派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出人意料地组建了他们首个政府，并让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一职。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新政府展示出了很高的执政能力和亲和力。尽管工党内阁成员中有像C.P.特里威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兼国际主义者支持废除安全情报机构，但却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据一位新内阁大臣约西亚·韦奇伍德透露，政府的口号是“我们不能激怒公务民政部门”，这条口号似乎也适用于秘密情报局以及其他部门[208]。虽然工党在政治上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例如不允许共产党人士成为工党成员），但麦克唐纳却想要使英苏关系正常化。他想通过英国政府快速正式承认苏联政府，通过全面开放条约谈判解决所有两国未解决的问题，令保守党评论家兴奋不已。1924年8月8日，两国初次签订了一份草案协议。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国会和新闻界保守党源源不断的批评和指责，并控告政府日益败倒在左翼影响势力之下。1924年夏，当政府蹩脚且不得体地处理了坎贝尔案件后，麦克唐纳的政治地位被严重削弱了。约翰·罗斯·坎贝尔是一位苏格兰共产党人士，并在极度左倾的工人周报中担任一名编辑，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致革命力量的公开信”的文章。该文号召所有服役人员“不仅拒绝上战场”，同时还“联合起来一起攻击资本主义者，永远粉碎资本主义”。政府逮捕了坎贝尔并控告其违反了1797年颁布的“煽动叛乱法令”。这件事随即引发了政治骚动：右翼要求关押这位革命人士，而左翼却投诉政府对自由言论的镇压。当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政府表面上放弃了起诉时，自由党派人士却声称，政府这样做无非是受到了左翼势力的压力，因而撤回其对政府的支持。麦克唐纳在国会失去了信任的一票，不得不在10月29日发起选举。
10月24日，右倾的《每日邮报》公布了一封泄露了的信件，声称这是俄国领袖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写给英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件。文中季诺维也夫促请英国共产党事先发起本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与阶级斗争[209]。就在同一天，正如英国其他报刊在10月25日报道的一样（一个“炸弹”和“最后的真相”，《泰晤士报》声称），外交部向苏联驻伦敦办事处发布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抗议书[210]。尽管有人声称季诺维也夫信件是导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的致命因素，但事实上他们的票数却有所上扬。并且由于自由党的彻底落败，鲍尔温领导的保守派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但尽管如此，却有人怀疑，右翼分子利用了在安全情报部门的便利之处，故意拿出该信件（有可能是制造了此信件）来确保工党的惨败。由于这封信是里加情报站获得的，并且其英文版本也被呈递给了总部，秘密情报局显然也卷入到该事件之中。这个情报来源引自FR/3/K特工，是里加在莫斯科的明星特工。这封信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到达伦敦，并且在经过德斯蒙德·莫顿的评估之后，经秘密情报局于10月9日递交给了外交部及其他部门[211]。在信封面上有一小段话，称该文件内容包含着“对武装起义的强烈煽动情绪”和“捣毁三军意图的证据”，以及“对8月8日签订的英苏协议”的“公然破坏”。尽管显然没有经过系统核查，秘密情报局还是坚定地认为“此份文件的真实性不容怀疑”。[212]
尽管如此，外交部还是向秘密情报局寻求进一步核实。对此，10月11日，德斯蒙德·莫顿在从“吉姆·芬尼”（编号为“家具经销商”）传来的情报中向外交部提供了证明材料。芬尼是为马吉尔组织跑腿的特工，曾渗透到英国共产党队伍中。据莫顿所言，芬尼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近期收到一份来自俄罗斯关于“行动”的指令书。该指令书称“在让无产阶级迫使英国国会认可英苏协议方面，英国共产党要采取行动”，并且“必须要做出特别努力，让共产党特工渗透到皇家三军之中”。莫顿总结道，这“似乎无疑是英国共产党对季诺维也夫书信的接收实证”。但是原报告中没有涉及任何来自莫斯科的信息，并且莫顿说，在紧随其后与该特工的会面时，他已经探明了一封具体信件的细节。由于在原始信件里，该特工没有明确提到从莫斯科发来如此重要的指令，考虑到这件事有些蹊跷，军情五处的退休官员米利森特·巴戈特，在20世纪60年代花了三年时间倾其精力调查了该事件后说道：“该特工曾被莫顿问了一大堆问题，但大家都知道莫顿曾参与到了这份里加发来的报告中，毫无疑问他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213]
这是著名的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第一页，显示1924年10月2日此信从拉脱维亚寄出，并在一周后周转到了英国政府部门。
10月13日，秘密情报局向艾尔·克罗爵士保证，莫顿的情报“对我们文件（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克罗进而又把这话理解为“据绝对可靠的权威信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收到了这封俄国信件，并且还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这封信”。基于此，他向麦克唐纳建议，应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并且应把所有的情报都毫无保留地发放给新闻界[214]。因此，莫顿强有力的证实估计已经远远超出了证据所能证明的一切，成为了“绝对可信的权威”和政府采取明确行动的基础。但直到苏联代办官员基督徒拉科夫斯基认为这是一封“拙劣的伪造信”（几乎肯定是伪造的）并驳回其抗议信后，10月27日克罗才要求马尔科姆·伍尔科姆出具更多证明材料。例如，要是英语或俄语文本确实被寄到，并且秘密情报局官员能够亲自向首相解释这件事情，那么谁还揣测过这封信到底是不是伪造的呢？里加情报站告诉总部他们手上的原件确实为俄语，并且在转交给伦敦前是由站内一位秘书翻译的。而这说明了这个英文文本并非像其第一次声称的那么“真实”[215]。10月31日，内阁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包括特立威廉和帕穆尔勋爵在内的一些大臣对“外交部官员”非常不满，怀疑其“沦落到了使用卑劣政治花招来毁坏工党的地步”。帕穆尔有着三十多年从政经验，曾从一个典型的当权派人士兼保守党下院议员成为一位国际社会主义者兼工党高级领导。他赞成就此事展开一项调查，而此项调查（正如内阁秘书助理托马斯·琼斯记录的一样）可能会“把所有可用的证据放到桌面上来谈，并且曝光我们的秘密情报局”，同时还必须派一个委员会“立马检查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实性”[216]。针对麦克唐纳提到的更多关于信件文本及出处的问题，秘密情报局声称“获得令我们自己满意同时也让外交部满意的确切证据”是“至关重要的”。可能顾忌到这会被误认为是对以前做出的保证的背弃，秘密情报局继续说道，这“当然绝不是意味着我们或者外交部会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尽管与里加情报站有更进一步交流，但秘密情报局却不能得出更有力的定论。考虑到可能对秘密情报局太过挑剔，在整个事件中麦克唐纳极不情愿亲自质问任何秘密情报局官员。曾经有一次，克罗带上秘密情报局第一处的马尔科姆·伍尔科姆一起去见首相，但是[据伍尔科姆的儿子描述]这位情报官员却不得不呆在“首相视线范围之外的隔壁一间有着一个通道门的房间中，并且首相所有的问题和我爸爸的回答都是经克罗传递的”[217]。委员会同时与温德姆·蔡尔兹爵士（苏格兰场助理专员，负责政治保安处工作）进行了面谈，但他却不能对被指控的英共收到该信做出更多的陈述。11月4日，委员会向内阁汇报了整个调查过程，但他们“发现就摆在眼前的证据，他们无法得出任何肯定的结论”。[218]
麦克唐纳在同一天辞职，这件事情交给鲍尔温的新保守党政府处理。11月12日，由新任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主持，包括寇松勋爵在内的另一个委员会成立，并展开了对此事的调查。一周后，“在倾听了所有必要的证人发言之后”，他们“全体一致证实了该信件的真实性”[219]。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构成了“所有必要的证人”（没有任何他们审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但他们似乎没有涵盖任何来自秘密情报局的人。辛克莱显然已经做好拿出证据的充分准备。鉴于可能会被委员会传召，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并在向克罗提供的信函中提出了为何此信件被当成是真实的“五个很好的理由”。辛克莱错误地宣称，该信件“很早以前由一位身处莫斯科的特工直接带回到了我们的情报局，并且其可信度也被证实。该特工是第三国际秘书处的官员，直接在季诺维也夫手底下工作，有权查阅他的各种密函”。尽管辛克莱认为这是真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其声称的情报来源是FR/3的下属特工。对于此特工有太多的流言，但其真实性却不得而知。在辛克莱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因中，他重复叙述了一些佐证，其中包括极其值得怀疑的论断，认为这封信件曾被英国共产党接收。还有两点原因逆转了该信件为捏造的可能性。一方面，辛克莱多次强调，“如若这封信是伪造的，那么在此时此刻我们早就应该对此有了证据”，这一点更多是出于信念而非证据；另一方面他声称，“被‘白俄’欺骗的可能性已经‘被完全排除了’”。秘密情报局“花了大量功夫专门让我们掌握识别假情报的方法并且了解各种‘白俄’以及其他假情报组织人员，特别是在柏林的那个主要的假情报员（奥尔洛夫），目的就是防止我们上当受骗”。此外，他明确表示，在这件事中，秘密情报局“对从季诺维也夫档案室到我们手上传送文件的每一位经手人身份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允许辛克莱（或者某位起草该信函的下属）也许在脑海里对“了解”和“熟知”一个人身份两词之间有着明确界限，但是从该论断明白无误是传递给克罗和外交大臣（或其他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个论断根本就是假的，因为FR/3从未指明这位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来源的身份。只有辛克莱提到的第五点理由——“由于这封信的主题”——实际上才能算得上是个好理由，尽管这一点仍然只是个佐证。辛克莱正确地认为这封信“完全与共产党所阐释和所贯彻落实的一切相一致”，尽管他忽略掉了另一个证据，能够证明至少在当时，共产国际非常渴望避免一切可能削弱占少数席位的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实力[220]。例如，在1924年春，里加情报站已经向伦敦呈递了一份从共产国际寄往英国共产党的信件副本。该副本称公开反政府行动“只有在英国政府严重侵犯工人阶级权利时才会得到允许”。
秘密情报局对季诺维也夫信件真实性的坚决态度，及其对其他一切与之相反的证据的抑制，加固了外交部在未来50年（至少）始终如一的姿态，认为该信件是真实的。既然信件的大致内容从未引起怀疑——苏联政府的确热衷于在英国煽动革命运动——并且始终铭记秘密情报局官员和其他公务员广泛（有时候甚至非常尖锐）持有的反布尔什维克观点。情报局的态度似乎可看作是，一点点愿望实现与一种即使很丑陋却可被理解并且不想承认自己做错了的愿望的结合体。有人指控，秘密情报局以及安全情报机构一起，曾故意把该信件透露给新闻界和保守党总部，从而败坏了工党政府的声誉。“正如你所了解的，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党派倾向”，1924年11月，一位官员在写给前任保守党国防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说道，“但我猜想他们可能会因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和坎贝尔先生对大选造成的影响，动用巨资为他们捐献一座雕像”。[221]
因此这也有可能是秘密情报局内部人员干的，因为这里的官员在保守党的政治商业圈中有着大量的熟人和门路。很有可能一些关于信件的谈话，若不是文本本身，被白厅之外的人分享了。1969年4月，德斯蒙德·莫顿甚至宣称，斯图尔特·孟西斯曾通过邮递向《每日邮报》寄了一份该信件的副本。该言论在秘密情报局内部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与怀疑”[222]。但是，在1924年10月21日，也就是该信件发表的前三天，由于三军内部对颠覆行为的特别鼓动，完整的文本散布到了大不列颠国内军事指挥官手中。并且据报道，海军部也曾考虑采取相同行动。由于散布面积如此之广，该文件被公之于众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不论是谁泄露了该信件，秘密情报局的形象会不再那么光辉。从整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对一个目标如此狭隘的迷恋会给实际的关键判断带来多么危险的影响。
1925年秘密情报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使得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在合作上的各种缺陷暴露无遗。1925年2月，斯坦利·鲍尔温重新召集秘密情报委员会的沃伦·费舍尔爵士、艾尔·克罗爵士以及莫里斯·汉基爵士汇报“现有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并就“如何做出变动以提高机构运作效率”征集了这三位的意见。在第一次会晤中，委员会决定，鉴于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以及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所做的工作，“他们的明确目标应该是确保行政工作和地理位置更加融洽”。同时他们还愿意考虑“将这三个分支机构统一到一个总机构下的可行性”。他们的第一个实证来自辛克莱。此人直言不讳地把“整个英国秘密情报组织”描述为“从根基上就不合理”。接下来的印度政治情报署“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则更是一场闹剧”。由于军情五处“官员的工作年限，该处也有几个既得利益”。“随着适当的改组”，他认为军情五处年满30岁人员的数目可以减少到五名左右。从总体上讲，他强烈主张把秘密情报局、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印度政治情报署以及军情五处合并为“一个部门，就安置在白厅附近的一处”。所有“涉及共产主义和类似运动”的工作都应从苏格兰场转移到这个新组织来。出于掩护和便利的目的，护照以及护照管理处也应搬到该地方来。[223]
1925年3月前三个星期，委员会采访了所有其他相关机构的头目，并且在3月19日把辛克莱和温德姆·蔡尔兹爵士召集到一起，讨论由辛克莱提出的一份关于“此组织（秘密情报局）、苏格兰场以及内务部之间缺少合作的近期案例”清单。该清单显示出，“如今秘密情报工作大体上暴露出来的低效率和时间、人力、财力浪费，都是由于C的组织、护照管理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军情五处、印度政治情报署以及苏格兰场没有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而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其办公地点离得太远，从而致使各部门官员之间不能时常展开交流而造成的”。辛克莱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即是现有体系下不可避免的重叠工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在国外已经被发现，并且告知了英格兰的共产党，“命令在民事和军事领域中发动革命行动”。因而，“在现有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责任划分安排下”，这就涉及了秘密情报局、政治保安处以及军情五处。蔡尔兹已经告知委员会，“他从未见卡明被牵扯到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中来”。辛克莱“并没有告诉卡明他提议出于此目的在该国雇用一名特工，因而雇用特工这件事也就没有报告给卡明”。此外，辛克莱的特工还“声称，在共产党中央执委会上能够汇报议程，而正是这个会议讨论了季诺维也夫信件”。但蔡尔兹坚决声称，他“能够通过特工证明这个会议根本就不存在”。[224]从这点看来，蔡尔兹是正确的，而辛克莱则是错误的。
3月24日，委员会经过碰头“清查了”迄今为止上交的证据。委员会秘书长内维尔·布兰德记录道，“统一管理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尽管辛克莱和凯尔都强烈反对搬迁到苏格兰场来，但是“实现该目标的第一步即是把各种分支机构联系到一栋建筑物中”。据接下来的一份笔记中写道，莫里斯·汉基爵士反对第一点结论。因为与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比较起来，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出于对这些政府部门利益的考虑，他们都是单独建立起来的”——外交部、内务部，等等。他“目前倾向”，“甚至可能作为远期的理想，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打破内阁与部门职责现有平衡的前提下，确保这几个部门最紧密的合作”。1925年夏，委员会的工作步伐慢慢地减缓了。迄今为止参加了所有会议的内政部常务次官约翰·安德森爵士，如同在艾尔·克罗爵士4月底去世后继任外交部常务次官的威廉·蒂勒尔爵士一样，正式加入到了该委员会。在从情报机构的执行官处采集到的证据显示，他们“对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大致上都很满意”。然而执掌陆军作战与情报局（1922年陆军作战处与陆军情报局合并）的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爵士将军却声称，尽管“秘密情报局在‘卡明’手下进步了不少”，但他却“对该部门过去非常满意”。“对于将过多权力交给像‘卡明’这样精力充沛且非常能干的人的问题上”，他会“犹豫不定”。“对于三个单独的组织自觉提供他们之间的成绩，这种制约也是很有好处的。”[225]
经委托政治保安处撰写了一份报告后（得出其需要内部重组的结论），1925年11月秘密情报局委员会递送了他们的报告。他们“毫不犹豫声称，要是当今没有任何一个像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样的组织”，并且被告知需要从头组建一个，那么他们“绝不会按照现有的模式来建立”，而是去尝试着“仅仅只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但是“不同部门的各种混杂的利益、联络、传统和责任”，以及“绝大多数人对急剧变动所表现出来的极其不情愿”，给委员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其觉得把这些机构联合的尝试，就算不会失败的话，也不会带来任何改进”。汉基提出保留现有部门责任的主张得到了认同（例如：“要是把印度政治情报署署长安排在合并后的情报机构之下，那么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职权该是谁的呢？”）。此外（引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类比），“鉴于我们现有情报机构涉及的方方面面，合并后组织的头目不仅仅只是个集众多职责于一身的人——他还必须是王室高级执行官”。对曾倡导建立单一机构的辛克莱和外交部而言，尽管这是一个失败之处，但委员会却表扬辛克莱是“一个热情、聪明且有着超凡才能的官员”。有人建议“某人，最好是对此事非常在行的‘C’，应该担起责任，在白厅附近寻找一处合适的建筑或建筑群，以供安置这些边缘的分支机构”。人们相信，这样做能够加深秘密情报局与其伙伴机构和客户部门之间的联系，并且大家都认为这是可取的。与此同时，委员会还认为，“两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部门关系，即秘密情报局和苏格兰场，能够有所改善。而作为苏格兰场和秘密情报局联系部门的‘特情一处’（隶属苏格兰场——译者）应该要么[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推选一位代表继续作为‘C’的手下工作，要么‘整个主体部门都应移交到’秘密情报局”。[226]
辛克莱立马开始行动，并在白厅附近为新合并的总部找到了一处地址。1926年春，他把秘密情报局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都搬进了百老汇大厦。该楼共九层，才建成两三年，正对着圣詹姆斯公园的地下车站，坐落在伦敦传教士社团与古老星皇冠酒吧之间，地理位置十分方便。1926年9月下旬，护照管理处搬迁到安妮皇后大门21号，紧挨着百老汇大厦。而连接这两栋大厦的中间通道也正在施工当中。由于“护照管理处与秘密情报局办公室之间的联系为高度机密”，辛克莱命令，秘密情报局员工“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安妮皇后大门的入口”。最初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仅仅只能使用第三、四和五楼，但经过不断扩展，在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接管了整个大厦。
同时，辛克莱在安妮皇后大门还有一套公寓，直通秘密情报局大厦，因而他可以毫不引人注目地自由穿梭于他的住处和百老汇大厦四楼的办公室之间。而他的访问者需要先敲击房门，之后他们才可能得到某位秘书的允许进入局长外屋的办公室。挂在里屋办公室门上的绿灯暗示着辛克莱是否有空。对于一般访问者而言，此番经历有着一种不可言表的神秘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任保守党主席的J.C.C.戴维森很久以后回顾（并且有可能夸张了）当时的一段场面。辛克莱有一位令人生畏的秘书叫佩提格鲁小姐，她曾邀请戴维森与局长会面。“当时我询问应如何进来，她告诉我需要经过环卫工程师的办公室。于是我进入了那个入口，并且穿过了堆满了大便器和盆子等的房间和一间双扇门。”在与佩提格鲁小姐碰面后，戴维森被引领“进了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屋子中央的圆桌上摆放着一个把手是珍珠母材质的手枪。一个雪茄盒，一块土耳其地毯堆叠得很深，几乎能让你迷失在其中，一个华丽的办公桌，坐在办公桌后的正是‘C’”。[227]
与其他机构的关系
1925年，秘密情报委员会议程中呈现出一个与秘密情报局内部活动有关的问题。为了强调情报局赞同建立一个统一的秘密情报机构，辛克莱告诉委员会，“由于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只与外国活动相关，因而对这两者做出明确区分是不可能的”。例如，军情五处“指望辛克莱能获得一些在英国工作的间谍的境外情报，然后就该情报在国内继续追踪；但他们没有‘特工’，从而不得不依赖情报人员和邮政运输中信件的拦截”。根据此陈述，约翰·安德森爵士询问秘密情报局“现在是否在大不列颠雇用了特工？”带着一丝回避的语气，辛克莱回答道，“由于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都没有准备这样做，他不得不被迫在这方面自己安排来检查从境外接收到的情报，并且在这一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在委员会通过投票来检查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保安处之间的合作（或相反）情况时，温德姆·蔡尔兹抱怨辛克莱在英格兰采取的特工单边雇用政策。在蔡尔兹眼里，这些特工提供的情报皆不可靠。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安德森又一次“表示了对‘卡明’在本国行动的担心。他认为，这些行动若不立即停止，迟早会制造出麻烦”[228]。最后也的确如此。
1925年末，瓦伦丁·维维安新建的第五处开始处理反情报和反共方面的工作。与印度事务部和苏格兰场的联络也从第一处被转交了出来（并且继续为外交部工作）。这个新建的部门接管了“临时工”的管理工作：这些都是以英国为基础的情报来源处，其中包括德斯蒙德·莫顿从乔治·马吉尔爵士以及其他联络员处获得的现有的情报网。作为情报生产处主管，莫顿的确一直密切关注在苏格兰场和军情五处都有重叠的该部门的工作。1925年，经秘密情报委员会推荐，秘密情报局努力改善与苏格兰场的半自治处“特情一处”反颠覆专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休·米勒和盖伊·利德尔上尉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特情一处也是政治保安处的一部分。1926年4月，辛克莱向蔡尔兹提议，维维安实际上应被借调到特情一处，但此后却再没了下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英国大罢工向辛克莱满意确凿地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国内劳工暴乱的险恶勾结。5月13日，也是在工会领导罢工的第十天，辛克莱派人给蔡尔兹送去一封书信草稿，向其“展示了苏联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勾结”。在把苏联劳工激进主义的言论，英国工会出席的国际工人阶级会议，以及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等组织联系到一起后，秘密情报局提供的这些证据“的确”证实了，英国大罢工是“数月前在莫斯科密谋的一项运动”；并且“该运动的苏联负责人”从英国工团主义中“找到了油嘴滑舌的同谋”；同时“在这些肆无忌惮的人的共同努力下，负责任的英国工会领导们被无辜地利用并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辛克莱（把文件副本交给了外交部的布兰德）告诉蔡尔兹，他希望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使用该文件。他劝告蔡尔兹，如若确实到了万不得已之时，蔡尔兹最好首先得到外交部允许。在辛克莱看来，“不论该文件以什么形式公之于众，都会致使我国与苏联政府断交”。既然辛克莱把他的文件描述成“是以通用体发送出去的”（很显然适合公开发行），并且他似乎是自愿把该文件转交给蔡尔兹，那么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应该严肃对待他口口声声说的“万不得已”。但显而易见，他对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心知肚明，知道会激起以情报为基础的反共揭发行动，并且政府部门也是如此。1927年3月，斯坦利·鲍尔温首相重新召集秘密情报委员会，以检查“苏格兰场的事态”。在首次会议上，威廉·蒂勒尔爵士解释道，鲍尔温关注的“首要源头”即是“由于工党掌握了一些似乎是真实的托辞，投诉政府部门被当成了党派政治活动，他担心在苏格兰场的政治工作会随时引发丑闻”。蒂勒尔进一步暗示道，“苏格兰场的反共活动”可以“被转交给未列在‘书本上’的人手里”。在接下来的一份信件中，他则更直接地建议将“苏格兰场”的所有“相关人员转交给秘密情报局”。蒂勒尔很显然也想成立一个合并的情报组织。正如他在1927年5月向辛克莱保证的一样，他“从未错过任何机会……利用任何缺口来实现这一想法”。但是在头两次会议中，约翰·安德森爵士为了捍卫其部门利益（并得到了汉基和费舍尔的支持），反对蒂勒尔的主张，并强调“为了国家内部的安全，有必要保留内务大臣对任何民事措施的控制权”。他建议，并非让秘密情报局接管政治保安处的“政治工作”，而是需要把这些工作集中到军情五处来。[229]
到委员会再一次开会时，1927年5月12日的阿尔克斯袭击事件再次突出了情报协调问题及其政治解体所需的大量经费。阿尔克斯，即“全俄合作社有限公司”[230]，苏联在英国的商业活动都是通过该公司运作的。该公司还被广泛地[事实如此]认为是苏联宣传和颠覆行动的掩护所。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该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穆尔盖特49号。从1926年10月起，阿尔克斯的一位职员就开始向秘密情报局莫顿情报生产处工作的贝尔蒂·茂传递情报。1927年3月，据线人提供的情报证实，穆尔盖特办公室已经复印了一本英国军队无线电培训手册[231]。由于（正如辛克莱后来汇报的一样）这“是涉及针对海陆空三军的间谍行为”，秘密情报局把这个证据传递给了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在弄清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于5月11日把这个证据提交到了坚决不妥协的反共内政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的手里。乔因森·希克斯转而又说服首相授权，对阿尔克斯办公室发动袭击。第二天下午在匆忙的组织下英国展开了蹩脚的行动。[232]
由于没有发现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重要证据，秘密情报局的辛克莱和莫顿对此次袭击大为震怒。此次行动，别的不说，完全破坏了第五处对阿尔克斯的接下来的行动。5月23日，内阁毅然决定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在没有从阿尔克斯办公室获得任何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决定使用无线电拦截证据来为此次攻击进行辩护。5月26日，下议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此时，维维安颇像3年前的伍尔科姆，正坐在奥斯丁·张伯伦爵士的房间里，“用纸笔回答潦草记下关于外交大臣所需情报”的问题。套用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话，这次争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由政府秘密情报轻率举动导致的狂欢，在现代国会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从随后英国白皮书中揭示并发表的6份拦截到的电报中，苏联意识到了其外交通讯的漏洞。因而莫斯科采取了一种更为安全的“单次秘本”的加密方法，同时掠夺了英国最具价值的情报设备之一。[233]
与1920年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的做法相比，辛克莱在1927年担任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董事一职后，对拦截证据的公开使用有了不同的认识。在下议院展开讨论的这天，他向蒂勒尔发了份“私人要紧”信函，在信中声称自己手里有一份阿尔克斯办公室的文件，该文件提供了“苏联公使馆人员参加革命活动的直接证据”。但要想阻止揭示活动，为时已晚。之后辛克莱抱怨道，“要是这份文件能被及时发现的话，尤其是若能通过进一步搜查还能获得更多的证据”，那么就可避免拦截译电被公之于众。事实上，“只有当其作为一种绝望的措施，用以支撑对英国政府至关重要的一个案例时”，这些译电“才被授权”予以公布。辛克莱观察到，整个事件表露出，“危险正是由于缺乏任何中央控制或权威导致的”。尽管“情报局”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三个独立组织（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以及政治保安处）。并且“每个组织都有其自己特有的目标、偏见、方法和局限性”。补救的办法，他声称，“在于这三个主体的统一”。辛克莱反复向秘密情报委员会强调该主张。尽管蒂勒尔和费舍尔都表示，各个机构间的合作已被打破，但安德森“确认为此插曲不会强化对现有组织进行任何激进变动的言论”。1927年，委员会在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情况下休会了。[234]
但是机构间重叠和关系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特别是秘密情报局仍旧继续在国内外监视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德斯蒙德·莫顿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一个为期很长的行动中。该行动于1928年1月促成了对威尔弗雷德·麦卡特尼和一名德国共产党格奥尔·汉森的定罪，指控其触犯了国家秘密法令。战时，麦卡特尼曾在“军情一处（c）”康普顿·麦肯齐手下工作。此人不但是一个间谍而且还是一个卑鄙无能的罪犯和十足的骗子。的确，麦肯齐后来把他比作在监狱里从事“滑稽剧间谍工作”的人。但是证据对他极其不利，特别是莫顿（在法庭面前伪装成一个叫“皮特·汉密尔顿”的人）的详细描述，认为他经汉森与阿尔克斯和苏联情报有联系[235]。莫顿的职位使其对麦卡特尼一案特别关注。除了主管情报生产处，莫顿还兼任秘密情报局新成立的第六处长官。该处于1926年至1927年成立，其目的是收集为战争作经济准备的潜在敌人的情报，其中包括德国和苏联。[236]
同第五处一样，第六处也主要是对各种境内外的共产党活动保持密切关注。同时，莫顿还参与到了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从1925年就开始合作的行动。该行动主要是调查《每日先驱》的外国编辑威廉·诺曼·尤尔。此人被怀疑掌管着一个共产党间谍网。秘密情报局负责监视该组的境外行踪，而军情五处则负责监视国内的邮局和电话。1929年春，辛克莱向外交部汇报，此次行动证实了尤尔领导的小组的确“是在苏联政府和大不列颠共产党的财力支持和名义下，从事秘密情报活动”。1928年，艾伯特·艾伦（一位真名为亚瑟·弗朗西斯·莱基的前警察官）向军情五处报告，政治保安处有两名工作人员从1922年起就在为尤尔效力。至此，1929年4月，督察官金霍芬、巡逻员简，以及前任警察官沃尔特·E.代尔被逮捕了。在搜查证据时，发现了代尔的一本日记，里面记载了1922年至1927年间，“代尔及其同党对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代码和密码学校大楼及其员工”一直都在进行“从不间断的监视”，并且投入了“大量精力”对这两个组织的“内部官员和秘书人员进行识别和跟踪”，同时“这两个部门的官员被搬迁……到了共同的工作地点——一栋外表极其普通的百老汇大厦，这些都被准确无误地观察和记录了下来”。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在公开的《伦敦邮局电话簿》里，在百老汇大厦1928年和1929年版的房客名单中，删掉了不太重要的“英国政府通讯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
艾伦同时还向军情五处报告，1923年秘密情报局梅尔伯里路总部的一名被称作摩恩夫人的秘书，曾被尤尔的特工罗斯·爱德华兹盯梢过。她“装作是一名美国情报局成员”不断靠近这位夫人，并且还以5英镑的周薪让其为她效力。“要是摩恩夫人能获得任何有用的情报，还会得到很大一笔奖金”。尽管“在多次的谈话中”爱德华兹显然“能从摩恩夫人所知道的情报中了解到大量有关梅尔伯里路总部的情况”，但由于这位秘密情报局秘书“显然非常害怕，因而最终拒绝承担该任务”。当时，摩恩把与这位女士打交道的事汇报给了秘密情报局。但是据军情五处的贾斯伯·哈克回顾，她当时“隐瞒了很多”，并且她并不“担心把那些可能会导致我们去追踪那位来自美国情报局并被认为是与摩恩打过交道的神秘女士的信息都告诉我们”。[237]
这绝不仅仅是秘密情报局惟一被怀疑是共产党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例令人好奇的案子与伦恩四姊妹有关。这四姊妹都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英国流放家庭里。1925年8月，德斯蒙德·莫顿要求军情五处汇报该家庭的情况。长女伊迪斯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曾于1919年在共产国际担任秘书一职，并在1925年“以夫妻身份”与苏联著名特工安德鲁·罗斯坦走访了英国。次女名为露丝，据说自从1919年起就担任秘密情报局近东组织的秘书。海伦是三女儿，大约从1920年起就在政府代码和密码学校担任“女翻译官”一职。最小的四女名叫玛格丽特，在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共产党宽大处理后，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秘密情报局驻赫尔辛基情报站秘书。但同时，她后来也在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从事翻译工作。在这个不寻常的案例中，牵连犯罪很显然不言而喻。1926年3月，莫顿告诉军情五处，他已经咨询了不想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辛克莱。辛克莱似乎对“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伦恩家的这两个女孩（露丝和海伦）”都很满意，并表扬其“从安全的角度看她俩都还不错”。[238]
对金霍芬和简的揭发案例更加激发了辛克莱想使英国情报工作合理化的愿望，其中包括（正如1929年5月他向外交部常任次官罗纳德·琳赛爵士挖苦的一样）“在允许对所处理事物实现适度复杂性、精细性以及保密性的基础上对政治保安处采取的彻底改组”。1929年初期，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之间的工作交接，以及接下来新助理警察专员特雷弗·比格姆的任命，暗示着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在苏格兰场，特情一处履行“国内情报工作民事方面”的职责（而军情五处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辛克莱告诉比格姆，1928年间秘密情报局向政治保安处提供908份报告，其中412份是关于不同人的，299份是关于各种组织的，78份是关于“军火运输的”，还有8份是关于“英国货币造假”的。1929年1月，在向辛克莱回顾政治保安处的工作时，维维安注意到如今存在着对一种“特殊犯罪形式”的斗争，这种犯罪形式“可被描述为一个通过暴力手段来颠覆现有社会次序和宪法的巨大阴谋”。他还告诉辛克莱，特情一处不仅拥有“与该犯罪全方位相关且几乎无法比拟的知识，同时还有秘密情报局热情友好的合作”。但是负责政治保安处的代理助理处长J.F.C.卡特上校的态度却给实际操作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在维维安看来，卡特“几乎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并且“他总是活在那种急需地方情报和具体决策行动的狭义思想中”。事实上，由于卡特在战时和1921年间分别与霍尔（在罗马）和罗伯特·内森爵士共事过，所以与维维安相比，其反情报经验要丰厚得多。1929年4月，为了在一个主题（共产主义）之下的不同方面构建一个情报“共同圈”，同时确保“秘密文件”交换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其工作效率，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保安处登记科的联合长官。至此，双方的合作总算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随着秘密情报局临时工部门在麦克斯韦·奈特的带领下日渐扩大，卡特对该部门日益壮大的内部体系变得疑心重重。1929年，莫顿招募了奈特管理该部门。此人是一个积极的反共人士，同时还是位稍微有点古怪的爵士乐音乐家和狂热的自然主义者，曾在乔治·马吉尔爵士手下工作。据莫顿所言，奈特在伦敦经营了“一家小型的业余侦探或秘密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名人士组成，其中大多数人都讲外语”。莫顿还声称，“当收到他以前领导的请求时”，奈特“及其两个同伴，曾连续3个晚上入室抢劫”苏格兰的共产党和工党机构的各个办公室。最初奈特受到了为期3个月的训练。莫顿派他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共产党组织的情报。之后奈特汇报：“在过去每一个月里，MK[麦克斯韦·奈特——译者]手下特工越来越深入到该事件的核心部分之中。”在此之后，辛克莱同意延长其任期。但是卡特很快就对这一扩大行动有所耳闻。对于秘密情报局对职权范围的干涉，卡特向秘密情报局表示出了可令人理解的愤愤不平。奈特呈递了一份关于1930年7月23日与代理助理署长进行午餐会议的报告。要是这份经莫顿传送的报告的确还靠得住的话，卡特对此事态的发展则是愤怒到了极点。他控告莫顿（按他的话说莫顿是个“蠕虫”）“超越了其职权范围”。警方表示，在他要求之前，警方就会让莫顿“在苏格兰场地摊上向他跪拜”。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比奈特和莫顿更加左翼的卡特认为，莫顿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守党”。据他观察，拉姆齐·麦克唐纳所在的第二任工党政府（在1929年5月大选中，虽然没有占到绝大多数席位，但工党因在此次大选中占的席位最多而掌权）“很反对此类工作”，所以他的任务是“执行工党政府的政策”。
尽管在10月份维维安和卡特召开会议（根据维维安的记录），同意秘密情报局应继续“与苏格兰场磋商”，通过国内情报资源收集情报，但这两人之间的争议一直不断，直到约翰·安德森爵士（警方属于其所在部门的行政管辖范围内）介入到此事件中来。1931年1月安德森把辛克莱召唤到内务部来，就临时工组织展开了一次很不愉快的会议。在回顾辛克莱1925年向秘密情报局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时，安德森注意到，自该组织成立之初，“就为一个旨在核查卡明个别境外情报数据的小组织”。现在该组织似乎“不断扩展，并给内务部制造了棘手的问题”。安德森抱怨道，“大费周折地招收公务员”，这个招募过程“几乎是他不可能从容应付的”。“该组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很显然是麦克斯韦·奈特）现在，或者过去，与英国法西斯党有联系，并且被怀疑为某些政党效力，比如保守党。”安德森还进一步“指出了像秘密情报局一样的政府机构以任何方式与这些工作相联系的危险性”。而为了自卫（很有可能经莫顿提示），辛克莱却说，“组织现在包括提及的主要人物在内仅有五名成员。并且这个主要人物在近三年都没有再与法西斯党有过任何联系，对此有文件为鉴，同时他也没有勾结任何一个政治秘密组织”。在利用公务员一事上，辛克莱承认，有两名官员“曾被临时聘请以协助从事某些调查，但早已与其解除了雇用关系”。他强调，苏格兰场和军情五处“对该组织的目的和存在都心知肚明，苏格兰场还曾经在协议里达成共识，并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切都运作得很顺利”。安德森似乎没有听信他的言论，并带有一丝不详的预感断定，尽管“他不希望自己看上去碍手碍脚”，但他还是建议与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自1930年1月起就担任外交部常务次官）、凯尔、特雷弗·比格姆以及辛克莱一起再次召开进一步会谈，“从而澄清此事件引起的任何误解”。
回到秘密情报局之后，辛克莱发布了与孟西斯、莫顿和维维安会谈的主要内容。维维安记录道：“我们反对对事实真相赤裸裸的扭曲。”同时莫顿提供了一系列对安德森指控的评论，尽管与其宣称的两个公务员曾被临时聘用的言论相悖，但大体上莫顿还是支持辛克莱的观点。“我们曾经，”他写道，“没有试图想要聘用任何一位公务员。”中间人（奈特）的一位“私人朋友”曾经“自愿想利用其业余时间收集与其所在部门毫无瓜葛的情报”。但这一行为“被禁止了”，并经命令，“任何公务员不得受聘”。经他证实，该组织的成员仅包括1名“中间人”和4名特工，并且“为获取情报所做的努力”仅仅“只能归功于这5个人，其中不能算上中间人偶尔从社交谈话中听取到的只言片语，这些都是其余4名特工早已获得的情报”。与此同时，莫顿还证实了辛克莱关于所谓的奈特是英国法西斯党成员之一而作出的回应，尽管该回应的细节方面还有待争议，并且莫顿自身在这方面也有可能被误导了。奈特无疑曾是英国法西斯党的成员之一，并且在其中担任副参谋长兼情报局局长一职。无论他那时抱以什么样的政治观念，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奈特声称自己仅仅“只是出于获取情报的目的”，曾在马吉尔的邀请下于1924年参加了英国法西斯党，直到1930年工作成效不大，才脱离了该组织。[239]
1931年春，比格姆单方面决定罢黜曾在过去两年出任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保安处登记科的联合长官。至此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的关系陷入了另一个僵局。辛克莱认为此番行为“是在捣鼓着摧毁经内阁秘密情报委员会的建议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宝贵体系”。在比格姆拒绝重新考虑所作决定之后，辛克莱向范西塔特抱怨道，他不愿意“为与苏格兰场的继续合作再付出任何努力。但此番合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麻烦，我必定不会承担任何责任”。鉴于严重破裂的此段关系，秘密情报委员会（现由安德森、费舍尔、汉基和范西塔特组成）再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在卡明的组织和苏格兰场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隔阂”。比格姆和卡特告诉委员会，“特情一处（米勒和利德尔上尉）显得很多余。时至今日，他们的必要工作由卡特上校自己一人都可以完成”。同时他们还把该处看成是“一个卡明组织的哨站，并应对苏格兰场卷入的各种困境负责”。[240]
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范西塔特大胆为委员会成员、苏格兰场以及秘密情报局相关人员组织了一次聚会。事后据辛克莱回顾，此次聚会成功“舒展了双方对峙的氛围”。但是比格姆和凯特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米勒和利德尔必须得离开。对于辛克莱而言，鉴于这两人“在外国颠覆行动与国内事务方面是专家，并且其地位比政治保安处的警方部门要广泛且重要得多”，他无法亲自聘请他们。由于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警方的联络已经经维维安处理得很令人满意了，所以他们在这也没什么用处。自此，辛克莱建议可以把他们直接安排在内政部门之下。
最终，经约翰·安德森爵士重新提到他在1927年提出的让凯尔上校和军情五处接管“特情一处及其所有职权”的建议，问题才得以解决。既然军情五处“已准备好不仅要为作战部队还要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反间谍工作负责”，那么这也是“对其职责范围的一个合理延伸”，从而“只有两个部门会涉及秘密情报工作，C的组织负责境外工作，军情五处负责帝国范围内的情报工作”。尽管这样分工忽略了印度政治情报署，但是该部门还是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其特殊职责。秘密情报局执行国内任务的权利被剥夺了，同时临时工部门也被转为归军情五处所管。而军情五处也不再是陆军部的一个分支机构，而重新被命名为安全局。盖伊·利德尔和麦克斯韦·奈特继续呆在军情五处中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位上，维维安领导的第五处则在这两机构间提供联络。1931年10月1日，这个新安排正式开始生效[241]。因此，在其建立22年之后，特别情报局的“外情处”和“内情处”如今被分别称为“秘密情报局”和“安全局”，呈现出现代的新面貌，并厘清了不同的职权范围，这在以后80年的时间内都未有变动。
泄露机密
乘机利用秘密情报工作赚钱的一种方式便是把情报写下来或拿出去做讲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成功事迹的一个可预见的结果便是，一些包括官员和特工在内的相关人员想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给广大市民。1919年3月，作为纽约情报站站长的诺曼·思韦茨告诉威廉·怀斯曼爵士（当时在欧洲），“有迹象表明我们正面临着大量‘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特工的涌入，这些特工想要把他们的工作经历拿出来做讲座”。曾为海军情报局效力的尼古拉斯·埃弗里特就已经到了，但思韦茨向怀斯曼爵士保证，纽约办事处已经通过在《世界》报刊上捏造故事奚落了他，从而“贬低了他的才能”。在思韦茨眼里，虽然埃弗里特“一点危险都没有并且还是一位爱国人士，只是手头缺钱而已，但他那些自吹自擂的言论”的确体现其“品味极其低俗”。对此，埃弗里特却借口说，布林克·霍尔“曾在1918年选举运动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凭借着那些只有奇人才能完成的荒诞故事”，在大选中成功成为了一名保守党下院议员[242]。然而，卡明自身对保守情报秘密性的嗜好意味着他从未鼓励其下属的这些行为。多年以后，佩·赛克斯在寄给卡明的信中写道“很瞧不起霍尔的行为”。据他回忆道，有一天车堵在了国家美术馆外，卡明转过来看着我说：‘赛克斯，我准备出版我的回忆录。’‘真的么，先生？’我问道。‘是的，’他说，这本书将会是四开大，四边为红色，顶边为金色，副标题为“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轻率之举”。“这本书将有四百多页，全是空白。”[243]
1928年，萨默塞特·毛姆的《英国特工阿申登》一书出版，“书中的内容”，他写道“都是基于战时我在情报部门的工作经历。但为了小说的艺术性，其间有些内容经过重新编排”[244]。这是另一种泄露政府工作机密的形式，并且通过小说的手段，作者试图想要逃脱掉过多揭示英国情报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工作运转的指控。这本书很显然是本自传。书中最重要的主角阿申登如同毛姆一样，是一位生活在瑞士的小说家兼艺术家。此外，随后的评论家们还试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书中相应的人物。例如，阿申登的R上司（单个字母本身就与秘密情报机构的称呼相对应）就被指认为是约翰·沃林格。此人曾在1915年让毛姆在陆军部情报网为其效力。据毛姆观察，特工的工作“大体而言极其枯燥乏味”，大多数工作都“极其无用”。既然作为小说素材的这些特工工作都“非常琐碎且毫无意义”，作者自己不得不“使这些素材具有连贯性、戏剧性和可行性”[245]。一位名叫奥尔洛·威廉斯的冷漠无情的评论家（有着些许情报经验的下议院职员）苍白地描述道，毛姆无疑已经抓住了特工工作的单调性。他注意到阿申登“并非是一个间谍，而是一位特工。战时，读过特工报告的人都不会对同这些报告一样乏味的特工工作感到惊讶”。毛姆对这些经历“进行了处理”，“尽可能地使其显得让人惊心动魄”，但结果却“仅仅只是让读者粗略地娱乐了一把”。[246]
热衷于自我宣传的保罗·杜克斯爵士通过做讲座以及发新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自我支持。但是这些讲座和新闻却大多都是基于相同的素材。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在俄国时的回忆录《红色傍晚和翌日：在苏俄的奇遇与侦查》，并且在首页上把自己描述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苏俄情报站前任站长”。尽管苏联政府控告他曾密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杜克斯却声称他“去俄国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为了做调查”。在书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如何被秘密情报局招募进来的，但却很谨慎地掩盖了“军情一处（c）”的一些细节描写。他被带入到了“特拉法加广场附近小巷”的一栋大厦里，被“推进了电梯”一直到了“顶楼”，“在顶楼上建有一个附加的上层建筑，该建筑主要用作战争状态下的办公地点”——这些描述或多或少与战时卡明在白厅大楼建立的总部很相似。据描述，他被带去见情报局局长，但在他进入卡明办公室的一刹那，他的描述却戛然而止。“有些事，”他写道，“我不好泄露。”1930年，杜克斯发表的《塔特勒》一书中有八个章节都是描写他“在红色俄国的秘密情报局”时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经历”。在这本书中，他泄露了更多。他再一次详细叙述自己被“推进了电梯，来到了在顶楼上修建的一排办公室”。在这里，“在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昏暗的办公室中，正背对着光线坐的是一位穿着海军制服的官员”。这一描写使得卡明作为局长的身份彰显无疑。杜克斯继续写道，“认识该局长的人都仅仅知道他仅用一个字母代替的秘密签字”[247]。尽管维维安认为杜克斯的文章“似乎是顶风作案”，但并没有对他的泄密行为采取任何措施。
1937年5月，当杜克斯“正在进一步深入描写1919年的回忆录”时，他告诉维维安，“在1920年和1921年间”卡明曾同意他“查阅当年我来自俄国的报告档案，以给文章提供当年的素材”。鉴于“在确定某些事件和日期方面……会带来一定的便利”，现在他想“再一次咨询他们”。在向杜克斯阐明秘密情报局历史学家们可能会遇到的长期问题时，维维安告诉他曾搜查过这些文件，“但我担心会没有任何结果。所有1920年以前的记录，我猜想你也知道，已经被销毁。而且，据我了解，那些1920年至1921年间与你相关的案例，要么被集中销毁了，要么已与其他档案混成一片无法再被挖掘出来了”。
经重新整理和扩充，杜克斯把对往昔的回忆发表在《ST25特工的故事》一书中，专门（在1938年）“献给局长”。再一次，他讲述了自己经电梯被带到了一个“顶楼迷宫”会见卡明。尽管他仍然没有提到卡明的名字，但较以前的著作而言，他还是更进一步地揭开了掩盖秘密的面纱。“对他的属下和同仁而言，”他写道，“他总是被人所知晓，并且总是以特定颜色墨水书写的单个字母来签名。”杜克斯宣称，卡明曾经“读过此书并对这几页的描述表示赞同”，其中包括“在此与他有关以及那个顶楼迷宫”的信息，“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此书名的许可，但无论如何，读者有可能对此还是略知一二”[248]。他很聪明地向秘密情报局上交了一部书稿中的一章（掩盖了他在伦敦的任职和情况简介），并且在得到的回馈信息里没有要求他对原稿进行改写。“就《红色傍晚和翌日》（原文如此）原书而言，”维维安写道，“我想象不到该书会带来任何害处。”但是杜克斯的著作却凸显了回忆录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该特征我们可以表述为“匍匐泄密”。据此，在接下来一系列的版本中，秘密情报机构的故事被慢慢地揭露出来。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其泄密程度都不足以激怒官方采取任何行动。
杜克斯在出版前谨慎提交材料之举，可能是考虑到1932年康普顿·麦肯齐《希腊回忆录》一书所招致的麻烦。该书是麦肯齐战争时期回忆录的第三卷。在名为《雅典回忆录第一部》（1931年）的第二卷书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在1915年末第一次为曼斯菲尔德·卡明秘密情报局效力的最初几个月的时光。尽管他揭示了“C组织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与敌军相关的情报”，但是他没有对卡明的身份做进一步的细致描写。“首字母C，”他写道，“能够用以证明一切事务，但是C到底是谁，C在哪里，C到底代表什么，同时为什么要用C，这一切都没有说明。[249]”尽管与萨默塞特·毛姆改编的小说相比，该小说显得更生动更逼真一点，但是该书似乎却没有引起秘密情报局任何注意，虽然在第五章中有写到“秘密情报机构早期的荒谬行为”不能够使其对情报局里所有前任同时产生好感。1932年10月，随着承载着更多信息的《希腊回忆录》一书的出版，麻烦也随即找上门来。该书的出版引发了第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起诉，控告其触犯了官方保密法案，英国政府正是通过该法案来设法镇压记载着安全情报机构信息的回忆录的出版。
新闻界对《希腊回忆录》的反应集中在与卡明有关的揭露上。10月27日，《每日邮报》对“秘密情报局神秘局长”进行了大事渲染，宣称“‘C’上尉的身份被揭露出来了”。赫克托·拜怀特战前曾是卡明一位非常优秀的特工（他没有揭露出这个事实），现在是《邮报》的海军记者，他根据书里的描述宣称，“这位曾在战前和战时侦查苏俄中央政权的海军军事秘密的杰出人士身份”，已经“第一次在出版物中被揭露了”[250]。这一轰动性的揭露促使辛克莱让军情五处着手开始采取行动，禁止该书发行。当天下午，公诉处处长亲自给出版社打电话，“建议其最好撤回该书的出版，并且说不管怎样，他只是给他们一些友好的建议”[251]。同一天，辛克莱向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提交了“一份若干意见书”。“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该意见书显得很令人不快”，并且已经预演了日后相似诉讼案例中的争论点。这卷书掀开了秘密情报局的遮盖布，而这块遮盖布对情报局而言是一个长期重要的话题。该书“宣扬了护照管理处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系”。虽然承认有些地方确实知道这两部门之间的联系，但是书里解释和强调的方式却“极其让人反感”。同时麦肯齐还违背了“一个事实，即陆军部里被称作‘军情一处（c）’的部门实际上是‘秘密情报局的掩护体’，他这样做因而暴露了某些如今在部门里工作的官员身份”，这些人的姓名被印在了公共刊物《陆军部名单》上。麦肯齐透露出了“这些人的全名，特别是许多曾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人员姓名”，而这些人员当中有一部分“被指定为万一将来战争爆发时需要再次雇用的人员。还有另外一部分则与如今的秘密情报局有着非正式的联系。从而该书使得这两类人都变得再无用处，使得居住在境外的人员容易受到危险的侵扰”。最后，该书已为“现任职员在将来离开情报局，以及那些情报局因各种原因不得不联系的新闻工作记者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秘密情报局为公诉处处长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罗列着该书一系列的片段，这些片段“皆被看作是可禁之物，因为这些叙述妨碍并危及到了现在和以后以机密性为基础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开展”。“对组织冗长且细致的描述，虽然在大众读者看来了无生趣，但是却给外国情报机构官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使其能够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我们的工作体系”。“那些由情报局境外机构记录并精心整理的”个人信息，有可能会“导致这些人员成为被报复的对象”，从而使得他们在今后的“高效机构”中显得毫无用处。麦肯齐的律师雷金纳德·兰·普尔爵士声称，政府是想以麦肯齐为例，“警告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反对他们使用尚未公开的官方文件作为其回忆录素材”。同时还有人告诉麦肯齐，“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司法大臣表示自己已经毁掉了整个秘密情报局……从而要弥补我所做的一切，整个国家将损失至少两百万英镑”。无论原因是什么，麦肯齐被控告触犯了官方保密条例的条款，“擅自向未授权人员传递……在为英国皇室效力的任职期内获得的信息”。事实上，正是麦肯齐收集该书素材的合法行为使其陷入到今天的指控中。之前，他不断从官方文件和电报中大段剪接并粘贴文章段落。之后他诙谐地指责战时他的秘书，怪他曾建议让自己保留任何文件的“第三份附件”，“以免日后所需”。若是没有做这些“证明性文件”，《希腊回忆录》“可能仅仅只会被认为是一位小说家的工艺品，甚至只是一部蓄谋已久的创作”。[252]
在审讯中，瓦伦丁·维维安出现在了荧幕前，把“那些情报局有理由严重反对的”小说段落证据一一罗列了出来，并称这些段落暴露了16位曾与情报局相关的长官或特工的身份[253]。维维安的材料受到麦肯齐一位名叫圣·约翰·哈钦森大律师的仔细审查。鉴于此，维维安为接下来的审讯又准备了10页的扩充论述材料。在公开法庭上，哈钦森提取了一位外交部官员的供认，认为尽管官方保密条例明令禁止公开发行官方文件，但是他却认为“公众利益”没有在麦肯齐的事实内容素材中受到“歧视”，从而“公开发行这些文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伤害”。由于政府部门明显察觉到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在这类案例中总是个麻烦——可能会胜过诉讼所做的模范价值，因而政府部门决定尽量与麦肯齐的律师达成协定。范西塔特、公诉处处长、弗农·凯尔爵士以及维维安在外交部召开了会议，“商讨了一些不会导致被关押的条件”。在此之后，麦肯齐收到了一份协议，若是他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他仅会收到“最多500英镑的罚金和500英镑的诉讼费”。[254]
1931年1月该案再次开庭，不出所料，麦肯齐承认自己有罪。在庭上，一系列引文都指证麦肯齐是一位形象极好的人。同时法官也被说服，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人”，认为他发行的这些文件“不会带来任何危害”。法官还希望此案例能在“警告那些受鼓励想出版类似违规刊物的人”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法官宣布，在“我经过慎重考虑”并且（既然此案已在之前就解决了，在此种难以令人信服的情况下）“非常犹豫我是否该让你入狱”之后，他决定对麦肯齐处罚一个相对较轻的100英镑的罚单，并命令麦肯齐缴纳100英镑的诉讼费。而《泰晤士报》从该案例中汲取的教训即是，官方保密条例不仅能制约像“间谍活动和其他重罪”一样的“危险阴谋”，同时该法案的制约范围“要广泛得多”。从麦肯齐案例中，报刊更进一步推断出，此次诉讼可能是针对各种与政治和秘密情报机构相关的回忆录，并估计可能是借着此案“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特别是写自传的人传递某种信息”。此案对麦肯齐产生了一定作用。在他八年之后发表的最后一部有关战争时代的回忆录著作中，他“大量压缩了与间谍活动有关的有趣素材。虽然22年后公开发行这些材料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害”，但是他不想“再受到任何有关情报工作的非议困扰”。[255]
与此同时，麦肯齐出版了他的报复之作《脑积水》一书（“对情报工作的蓄意讽刺”），并在小说中用激烈的言辞讽刺了全世界的情报工作。作为特派情报局M.Q.99（E）头目的N特工在警告他新招募的员工亚瑟·布伦金索普时说道，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古堡中与神秘的波兰伯爵夫人幽会”，那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些“例行公干，例如制作卡片索引，文件归档，开列清单，把间谍报告处理成规范的英文”。该组织的总部设在伦敦北部波莫纳罗奇的一幢独立的房屋里，它因出了一次安全事故而被情报局废弃，打算用作安置那些“为国效力而被逼疯的官员们”的家园。然而，在麦肯齐的小说时代，这里“还算不上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疯人院”。特工N在这里“使用情报局高官专用的绿色通讯墨水”，对安全严加监视。举例来说，档案由一帮所谓“肌肉发达的聋哑人”看护。“如果总部的高官未事先采取预防措施便打算造访特工N，因此被这些优秀的家伙怀疑为外国间谍的话，那帮家伙就会对其进行人工处置”，之后便会被一一辞退掉。[256]
对情报局来说，另一个危险在于海外出版的间谍回忆录。1934年纽约著名的出版商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了亨利·兰多的著述《不择手段：潜入德境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故事》。作者亨利·兰多曾是卡明在荷兰的组织成员，除了其他一些使命外，还协助管理白衣夫人谍报网。该书十分畅销，至该年底已付印7次。“我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兰多声称道，“在于记录秘密情报局比利时与法国籍特工献身盟国事业而做出的卓越服务。”由于意识到公开特工姓名所带来的麻烦，他声称“仅仅提及曾遭到德国人逮捕而被公开的特工姓名，对其他人则要么改名换姓，要么只字不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前特工们的有生之年万一发生对比利时与法国的另一次入侵时保护他们”，并且坚持认为，他本人“对哪些信息会伤害到他们了若指掌”。既然在战争中他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因此他现在也能够把握哪些信息是可以公开的[257]。可秘密情报局不无担心。鹿特丹情报站一位读者认为，除了一处例外，“无论德国当局多么饶有兴趣地研读这本著作”，都不能“从该职务的活动中获得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这个例外就是一位与该职务有关联、“尘封十年”的荷兰籍特工，“兰多本不应在其书中提及他的名字，令人遗憾”。伦敦一位官员也担心重要特工TR/16（兰多称为“丹麦人”）或许会暴露身份。可是当1934年8月被问及此事时，TR/16觉得毫无风险可言。
1934年11月，军情五处的埃里克·霍尔特——威尔逊告诉斯图尔特·孟西斯，兰多为了寻找一位英国书商来出版他的书，显然曾接触过英国文稿代理公司——柯蒂斯·布朗公司。孟西斯警告代理公司说，“记住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禁止该书在英国的任何再版”。兰多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人们认为他会来英格兰旅行，“来看看这个与他密切相关的办事处”。孟西斯在“考虑，如果我接见了他，并警告说他正面临因违反官员保密法而被起诉的严重风险，未尝不会是一步好棋”。兰多虽然没有再回到英国，但他的英国版回忆录始终未能问世，直到1938年才由贾罗兹出版了一部多少带有安慰性质的自传《拓展间谍网：一个英国谍报主任的故事》，其内容涵盖他早期的生活和战时的经历，包括对“丹麦人”的一则简短的解释。他还是一字不漏地重复《不择手段》中如何与卡明首次相遇的故事。他被引领到白厅大楼顶端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和蔼之人，这让他立刻就放松了下来。此人便是局长，C上校，海军上校。他坐在转椅上转过身来打量着我——一个年约六十、头发花白的人，身着海军制服，身材矮小”。[258]
在康普顿·麦肯齐的书中，对于代号“C”，维维安早在1932年10月就表示“反对”。他在书中写道，“这是一个约定术语（‘C’），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政府部门通过该代号仍然知道谁是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他是众多派遣人员中的一个，而“有心人”通过这些人员“不难识别曼斯菲尔德·卡明先生的继任者”。到了1934年这显然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也没有对兰多或他的英国出版商采取任何行动。无论怎么说，卡明的继任者在这位前谍报官员初次出版其著述时已经对其有了定论。在秘密情报局所有的欧洲和中东情报站，辛克莱把兰多列入“报告清单”（跟踪其动向），实际上等于把这位前官员驱逐出局。其指令中讲：“兰多系本组织前雇员。其表现向来不尽如人意，应避免与其接触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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