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认为，“若是秘密情报局拥有充沛的经费，便可能、也会做成更大的买卖”。他以海军为典型来加以类比，说他的预算涵盖了除英国本土、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之外的整个世界，却“只相当于维持一艘在领海内的皇家驱逐舰每年的开销（不是成本），这要比英国的外国竞争对手拨付给情报部门的经费差了十万八千里”。辛克莱称，“一个令人满意的情报系统，贵在坚持一个完整而互补的工作计划”，活动范围要尽可能地宽，覆盖面积要尽可能地广。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是“不可能维持如像在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等国家的情报工作的。因此，有关其他国家和邻国的大量情报，原本在这些国家是可以搞到的，却从我们手里溜走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量入为出”，他认为，“已证明在目前的意大利危机中尤其不幸”。多年来，由于意大利一向“被认为是朋友和盟国，因此情报局的工作重点并非针对该国，而主要是针对德国的”（这种看法，只有在考虑到柏林发出以共产国际为行动目标时才有意义）。这场危机迫使情报局不仅从其他工作上抽调资金，而且还大把花钱来“获取在和平时期秘密情报局一般无需提供的情报”（例如，跟踪意大利战舰的动向）。
问题还不单单是意大利，辛克莱同时还谈到有关远东“令人不满意的情况”，“尤其是对于日本”。即便“将用于其他国家的资金调拨过来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可用于该地区现阶段工作的经费“完全不足，仅仅能维持一个空架子”。辛克莱强调说，即便经费充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在任何国家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情报体系至少要耗费2-3年的时间”。而秘密情报局“生存情况如此，勉强糊口度日，摊子又大”，只能“浅尝辄止”。要“获取内部情报”，他说，“就意味着要花大价钱”。他声称虽然常常有机会“与身居要职的个人做交易”，但“一年区区几百英镑的常规报价，自然令这些人瞧不起”。“无论眼下这场危机的结果如何，”他总结说，“显而易见的是，未来我们不得不将德国、日本与意大利视作外在的潜在敌人，而把苏俄作为内部的潜在敌手。”这样的局面“靠现有的秘密情报局是无法应付的。就像组织目前的做法一样，依赖数量有限的护照检察官员与驻守在各国首都的代表，他们既无手段又无机动性来包罗众多的工业与战略职位，仅仅能获取基本情报而已”。辛克莱宣称，“已经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建一个由已取得永久居留权、身处要害位置的特工组成的谍报网”。但是，“要实施该计划”势必“要大量增加秘密情报局的经费才行”。虽然没有说到具体的金额数，但是，如果没有这笔经费，就无法“保障秘密情报局能够在出现危机时满足军事部门的需求”。
在他将备忘录副本发送给汉基、费舍尔、范西塔特和三军参谋长（他显然没有利用任何机会）之后，辛克莱获得了追加拨款。从1935年的18万英镑（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处于该水平），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包括军情五处与秘密情报局）在1936年与1937年增至35万英镑，1938年增至45万英镑，1939年增至50万英镑[260]。情报局档案中并未存留任何有关“永久居民特工”的“完整计划”的证据（虽然这可能是为什么在1936年组建Z组织的根源所在），秘密情报局的活动，特别是在西欧不断扩张，不过并非激动人心。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预算增加非常显著，但对于经费的用途仍有限制。1939年11月，指挥官雷金纳德·“雷克斯”·霍华德在反思自1935年以来秘密情报局工作时总结说，情报工作“因缺乏经费而一直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霍华德，这位“一战”时期的潜艇水手，于1931年11月加入情报局，并于1935年9月出任辛克莱的参谋长。甚至到了1939年6月1日，情报局局长还一再告知，由于缺乏资金，我们的活动已大大减少。后来到了7月底，他还告诉我，“情况变得甚至更糟，几乎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供给”。霍华德写道，“由于缺乏资金，同时也由于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没有养老金”，招募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是关于经费不足的牢骚，二是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不足的抱怨，两者证明了有关情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经费都不够用；无论提供多少情报，都不会令人知足。
在美国的工作
“一战”与“二战”之间，秘密情报局打着护照管理的幌子，在纽约维持着规模虽小却较为活跃的活动。1919年到1922年间，由莫里斯·杰弗斯任护照管理官，之后由卡明的代表J.P.梅因接任。赫伯特·巴兹利·泰勒上尉，此人由皇家海军直接转役到情报局，于1929年6月接替该职位（秘密情报据内部代号为“48000”），一直干到1937年8月才被召回伦敦，任美国情报站站长G.2的助手。此后至二战爆发，由上尉詹姆斯·佩吉特爵士出任站长。49岁的佩吉特并非情报专家，有一个男爵的身份，加上其祖父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故直至1937年退休一直是一名职业海军军官。他对该工作毫无专业特长（尽管其母亲是美国人），这恰恰证实了，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该情报站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中部分工作是属于国防部分管的。1921年6月，国防部要求提供有关美国军事物资与化学武器发明以及飞机研发等情报。1922年3月，斯图尔特·孟西斯告诉费舍尔的秘密情报委员会，“空军部与海军部均认为严密监视美国海军与航母的发展动态尤为重要”。确实，附议中的85000英镑的年度预算，如果说放到别处或多或少还可以接受的话，“要应付在美国这样的工作则会捉襟见肘”。孟西斯继续说道，“要按照要求做好在该半球的工作，还需要追加3000-4000英镑”[261]。委员会似乎接受了这一观点，因为他们给情报局增拨了5000英镑，可是这笔钱真正用于美国的显然少之又少。1923年4月拨付给纽约情报站的8520英镑全部来自护照管理预算，而1932年至1933年为5507英镑。当年纽约站的在册特工为6人，其中2人不付酬，4人付酬；付酬的人中仅有一位固定每月预支[100英镑]。到了1934年至1935年间，其每月预支已经增加至200英镑；另一位为每月100英镑；而秘密情报经费中每年划拨给“特工们”的总计有900英镑。[262]
现存档案中有大量证据表明，断断续续有来自纽约关于共产主义与激进团体的报告，但很少有与军事情报有关的。1930年到1931年间，一位与美国海军军方有过接触的咨询工程师公司的职员被吸纳为“有偿知情特工”，因为他知道是在为英国工作。但海军部却对此一点也不来劲。一份报告，是关于固化汽油的，被说成是“纯属无稽之谈”，而另一份关于钢密度的则“分明是在胡扯，线人看来是个外行”。到了1932年，这位特工被下课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纽约站发送的一篇未标注日期的报告指出，搞到了这类的海军情报（虽不尽然，哦，天啦，谁知道是不是真正搞到的情报）。一位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兵有两个美国姐夫都在费城正在新建的一艘巡洋舰上工作。泰勒确信英国人可从他们身上搞到“任何所需要的情报”。1934年5月，伦敦方面通知说，如果能搞到有关美军弹药储备的具体数据，“他们会尤为感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几年，秘密情报局在北美的行动仍然集中在爱尔兰共和军与印度激进分子的活动上，同时也将这些活动报告给印度政治情报署、苏格兰场与军情五处。怀斯曼、内森及其同事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甚至J.埃德加·胡佛对此也表示赞扬。这位在未来长期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在1921年2月一份《关于英国间谍在美国的活动》的报告中声称，大战结束时，“英国人对发生在这个国度的激进活动要比美国政府更知根知底，至少在纽约是这样的”。他又说，直至1921年英国人仍然十分活跃，肯定“有一支效率颇高的情报队伍”。胡佛还言之凿凿地附上一份《已知英国特工的清单》与极为详尽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些似不可信的角色，例如像牙买加出生的黑人激进分子马库斯·加维、爱尔兰劳工激进分子詹姆斯·拉金以及一个名叫P.S.欧文的人。欧文系迈阿密一个叫做“海外俱乐部”的激进组织负责人，那是“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英国国际社团”。此人的明显过失在于“他是惟一一个与该分支有联系的白人，而其他成员全都是黑人”，还有他明显“对收集白人与黑人种族的资料尤为感兴趣，而这也正是英国政府的兴趣所在”。[263]
美国当局对英国的情报活动具有某种矛盾的心态，如果把一切都挑明，可能会极为尴尬。1921年6月，杰弗斯来电说，一名前机要秘书“彻底疯了，关在公立医院，毫无遮拦地泄漏秘密”。“你们希望采取什么行动吗？”他询问道。虽然卡明授权杰弗斯自行处理这件事，但可能性极小。德斯蒙德·莫顿在警告诺曼·思韦茨时批评说，“事实上，就你而言，完全可以推断，她能够讲的不过是既令美国人尴尬也让我们难堪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对此“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体谅。1920年3月，美国国务院的弗兰克·L.波尔克，此人在“一战”期间曾与怀斯曼有过密切合作，要求“英国情报机构在纽约的办事处”限制其活动，因为它“在过去已经非常惹人注意”。然而，出于其亲英派的立场，波尔克没有明确要求秘密情报局完全停止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仅仅是要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一样）“他们应为防范爱尔兰人与其他人制造麻烦而做出努力”。美国人的档案还表明，国务院在1925年完全清楚，英国在纽约的“官员”的打击对象是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264]
然而，有大量的报告是有关左翼危险分子的。1927年6月，苏格兰场的休·米勒上尉转发了一个来自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请求，指名道姓地要求提供一名美国公民的情况，因为该公民涉嫌参与向菲律宾（当时还处于美国统治之下）“转移资金，供苏俄宣传之用”。虽然维维安报告称“并无案底”，但却补充说，有一个同样名字的人卷入了“澳门一家记录在案的共产中心”。另外，秘密情报局也主动提供情报。1928年4月，维维安告诉米勒，秘密情报局在北平（北京）的代表从哈尔滨一个线人处获得的情报，共产国际已“下令从远东派遣6名宣传员赴美，要求他们深入纺织业与雇员一道工作”。将给他们提供美国护照并“从列宁宣传学院的毕业生中遴选”。维维安说，“只要小心隐匿情报来源”，不要暴露“情报来自哈尔滨”的“任何蛛丝马迹”，就可以将情报传递给美国人。
通过与美国警察和军事情报部门接触以及凭借自身的渠道，秘密情报局在纽约的人员收集到大量有关共产党在美国活动的情报，所提供的相关报告源源不断。虽然秘密情报局定期分发这些材料，但对其质量不时有人质疑。维维安在1928年秋季抱怨说，杰弗斯的继任者J.P.梅因的“风格古怪，他的观点常常是夸大其辞，其看问题的角度也非常令人怀疑”。1930年6月，梅因的继任者泰勒声称，“至少有两百万人参加了共产党或共产党的附属组织”，米勒上尉认为“这一数字太夸张”。即便后来泰勒援引美国记者沃尔特·S.斯蒂尔的统计来为该数据辩解，米勒仍然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斯蒂尔属于“那种易于激动的记者，总是把所有激进分子与共产党人混为一谈”，“在美国能有一个如他所描述的、组织得如此缜密而系统的庞大机构存在”，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932年3月，维维安在回复一份有关独立政治行动左翼联盟的报告时，斥责泰勒写报告毫无选择性。“美国，”维维安写道，“是那些非正常社团的家园——虽然大多数团体具有半社交与半政治性质，但几乎所有的都热衷于制造与散布大话和谎言。”除非他们“真的与国际颠覆活动建立联系”，有关他们的报告“除了充斥登记簿外，在此或许没有任何用处”。泰勒声称，该联盟的宗旨“完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续写”。但是维维安说，“其本身并不足以”“认同该组织从事共产党的颠覆宣传或者是共产党的颠覆组织，而完全是为了将报告写得有分量才这么做的”。“毕竟，”他挖苦地补充道，“J.M.凯恩斯的某些原理与共产主义的原理如出一辙，但我们不会将他的经济学学生归档。”局长亲自指示泰勒要懂得多甄别。在递交任何“有关这些无关紧要的社团”报告之前，辛克莱继续说道：“应当先检查——有关社团与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的任何关联是否有证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无须”报告了。另外，也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1934年5月，伦敦通知泰勒（他于1930年8月受命严格挑选向日本渗透的合适人选），近期一份报告中“有关日本的情报”可谓“很离谱，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有关美国的部分”则“分明是从公共演讲中拼凑而来的”。[265]
秘密情报局在美国可能取得的情报十分有限。1935年5月，军情五处的凯思琳·“简”·希斯摩尔向瓦伦丁·维维安提出，“你们有关共产主义在美国活动的情报少得可怜”，由杰伊·洛夫斯通在纽约经营的、已完全被秘密情报局渗透的情报网是惟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洛夫斯通曾领导反斯大林共产党（反对派），与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并且伦敦方面对有关这些人在不列颠大英帝国活动的情报尤其感兴趣。加拿大籍人员的姓名转交给了渥太华有关部门，而另一些人，包括印度共产党人M.N.罗伊、特立尼达“激进托洛茨基分子”C.L.R.詹姆斯以及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知识分子哈罗德·拉斯基（此人难以划归为“危险分子”）则分别送交苏格兰场、军情五处与印度政治情报署。为了取悦于秘密情报局，1935年10月的一份报告援引洛夫斯通（当时他正计划造访欧洲）的话说，“他迄今惟一害怕的就是英国情报局”，并且十分担心万一到了英国会遭到逮捕。[266]
1936年12月30日，辛克莱借横跨大西洋作圣诞假日旅行之机，亲自视察了纽约办事处。对书籍与卡片索引，他报告说，“井然有序，整理及时”，但办事处“尽管干净，但却因其使用已长达二十余年而完全磨损的家具与设备，显得有点破旧昏暗”。他立即命令泰勒安排“全部更换办事处的设施设备”，并接见了四位该办事处的雇员，雇员中“大都是有把年纪、看上去手中拮据的已婚男性”。他深信，“由于在纽约生活的费用极高，他们的日子确实过得紧巴巴的”。出于某种姿态表明他对雇员们对他如此喜爱心知肚明，他命令从秘密情报局的“其他经费”中给他们追加工资。
通常来讲，英国与美国当局合作良好，尤其是在打击布尔什维克问题上，而且两国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代表还合作撰写报告。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英国情报联络处主要是由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负责，最先由巴西尔·汤姆森与苏格兰场负责，后期才交由军情五处。1937年10月，盖伊·利德尔注意到，英国对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在大英帝国境内的发展感到担忧为时已久，遂[代表弗农·凯尔以军情五处的名义]向美国大使馆的N.D.博勒姆提议说，“贵我两国之间就共产国际活动长达18年的情报交换工作是如此成功”，应当予以拓展，将德国与意大利包括在内。可是华盛顿对此并不热心，而是区别对待苏联政府一直否认与其有任何瓜葛的共产国际活动，和分别控制德意两国政府的政党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活动。然而，由于考虑到这种立场在实践中并非不可通融，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翰·希克森允许“在特别情况下可以交换情报，只要交换对双方都合适并且是互利的”。[267]
但是凭借军情五处成功帮助联邦调查局堵截一名在美国的重要德国间谍的电话行动，该电话一直通过苏格兰珀斯一个名叫杰西·乔丹的太太与德国保持联系，利德尔需要的是更为正式的表态[268]。1938年春天，他访问了美国，断定无论是美国军事当局或是联邦调查局都“更急迫地想与我们建立某种联络，不仅协调在苏联、德国与意大利的活动，而且还包括在日本的活动”。他注意到，难就难在“如何实施这些东西而又不至于得罪美国国务院，我们自开战以来一直通过此地的美国大使馆参赞与他们保持接触”[269]。利德尔认为，这是利用“既有的良好关系加强合作”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未来发生突发事件或战争”，这种联络关系的发展，“或将证明双方合作是极为重要的”。
秘密情报局同时也热衷于提高“48000”的地位，因为他至今“从未有过与美国当局真正令人满意的工作安排”。但是正如维维安对他在伦敦的同事所讲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利德尔个人的接触是基于英国一身清白以及我们在美国没有从事任何间谍活动这样一个假想前提；但是如果被发现，则无疑会毁了相互的信任，乃至终止这样的联络”。在处理此事（以及在任命“48000”——目前是詹姆斯·佩吉特——为与美国当局的联络人）之前，利德尔要求“秘密情报局对拉特兰交易做一个坦诚的申明”，此事已让秘密情报局与第五处军事处忙活了好一阵子。众所周知，1933年以来，前皇家空军军官、海军航空专家弗雷德里克·约瑟夫·拉特兰一直在充当日本间谍。尽管他以美国为基地获取有关美国航空方面的情报，但对此事从未向美国人透露过半个字。[270]
拉特兰案是一码事，可是让利德尔还蒙在鼓里的是秘密情报局当前“实际在从事针对美国空军与海军的谍报活动”。当维维安将内幕告诉他时，显然把他惊呆了（“利德尔，”维维安在日记中相当委婉地说，“分明感到不快。”）。这无疑危及他现有的联系人，并使“他支持‘48000’作为英——美情报联络驻美代表的努力几乎付之东流”。因此，对秘密情报局来说，正如维维安在1938年5月告诉他的同事们那样，“我们需要考虑，我们针对美国的空军与海军情报工作是否重要到非得要置做好联络工作所带来的潜在好处于不顾的地步”。这一问题在总部好几个部门反复讨论，总部后来同意（虽然对某些情况有点勉强），可以停止在美国活跃的间谍活动。举例来说，空军处报告了航空部的看法，他们认为近来双方的合作与沟通已得到改善，美国的航空专员向来“要比想象的坦率得多”。因此，他们认为可以从该专员处获得“任何我们或许要通过其他渠道才能取得的情报”。另外，他们希望加强第五处军事处反间谍方面的联络作用，或许会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与美国人合作获取有关德国与日本的情报”。
在得到所有部门肯定，说与美国人做朋友实际上要比继续以它为情报对象更富有成效后，辛克莱于1938年6月1日发布命令，“尽快停止针对美国的工作”。“我们希望，”维维安给利德尔写信说，“这终将为建立有价值的联络关系扫清道路。这不但不会中止有关国际颠覆运动的情报交换，而是会发展成为一种牢固的英美联系来应对同时威胁到两国利益的德国与日本的活动。”事实上，此后事情进展得相当缓慢。1939年，佩吉特开始与联邦调查局以及空军和海军部门直接联系，可是由于国际局势恶化，尤其是9月3日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务院变得正如利德尔所说的那样，“急于遏制每一件事，并且不让军人与警察有任何懈怠”。因此，“鉴于政治局势微妙”，佩吉特受命不再与美国国务院接触，而是“同时运用其策略”，看看“詹姆斯·邓恩——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部负责人，也是佩吉特在美国的接触对象——是否有调离现有岗位到其他部门任职的可能性”。确实，不久之后秘密情报局在北美的工作得到极大的扩充，大大加强了英美情报联络；然而这并非是佩吉特的功劳，而是威廉·斯蒂芬森接替他做“48000”后才实现的。
远东
20世纪早期，英国在东南亚和东亚拥有非常广泛的商业、帝国和战略利益。特别是中国，它一侧是英属印度和缅甸，南北各有香港与威海卫的英国驻军（后者直到1930年才收回），对于英国贸易和投资尤为重要。由于其脆弱的中央政府和常年的内部割据，中国对于英国利益来讲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而日本，作为19世纪后期迅速工业化和野心勃勃的海洋大国，则意味着潜在的严重挑战。虽然这因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得到缓解，且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作战（不过相当敷衍了事），英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仍然把它视作真正的威胁，在1923年联盟关系失效后更是如此。在伦敦，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也日益觉察到，大英帝国几乎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其职责、来捍卫其在远东广为分散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和及时的情报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271]
在很早阶段，卡明就打算在远东开展秘密情报工作。虽然他对该地区的战后计划颇具扩张性，但这些计划在当时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1920年温斯顿·丘吉尔向他的内阁同僚提出65000英镑与125000英镑的秘密情报经费预算案时，卡明提出，从前者拿出最大的一笔给远东（各情报站），金额从1000—15000英镑不等[272]。然而，由于时刻不忘海军部在该地区的利益，从卡明来讲，这或许只是一个战略性建议。果真如此的话，该建议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因为自从1923年以来（即使在秘密情报局拨款已减少到9万英镑之后），远东情报组仍然保持了18200英镑的预算总额，其中只有1200英镑是护照管理的经费预算。然而，经费削减不单单影响了秘密情报局方方面面的工作，也对远东的工作产生了影响。1934年至1935年，我们有可靠的数据表明拨付给中国和日本的经费合计仅为6460英镑。
与其他地方一样，20世纪20年代秘密情报局在远东的部署主要是以布尔什维克为目标的。1920年12月，卡明同意印度办事处联合派遣前德里情报局（监视在印度的颠覆活动）副局长戈弗雷·德纳姆出任驻远东的“组织负责人”，由印度办事处“支付其工资及办公经费”，而由卡明“提供1万英镑作为替我们工作3年的报酬”。次年2月，德纳姆去到上海，“其使命是负责我们所有在日本、中国、西藏和南亚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情报工作”。1921年6月，他制作了一份长达45页有关“布尔什维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件，其中囊括了中国左翼人士、左翼团体以及左翼活动的所有情报。他的结论分为两个方面，但同样令人担忧：“因此，由于在北方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和在南方中国日渐强盛的无政府主义政党，这两者在宣传中都是极端的反英派，需要在未来小心防范。”1921年至1922年间，德纳姆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政治局势作了广泛[和拓展]报告。如果他仅局限于收集和传递秘密情报，他或许不会那么惹人非议，但他身上兼具的智慧和评估能力不可避免地使他擅自闯入了外交官们视为己有的领地。他的一篇题名为“日本的‘危险思想’”的长篇报告对无政府主义的蔓延提出了警告，就令东京大使馆很不受用。1922年9月该使馆大使向外交大臣抱怨说，德纳姆有关“在这个国度的社会主义和其他革命运动的解释，与我所掌握的其他信息不符”。例如，德纳姆估计革命团体的成员约为57000人，而使馆认为不到七千名。
在印度政府撤回其支持（出于经济原因），秘密情报局提议减少德纳姆的薪水之后，他于1923年离开中国，摇身一变成为马来亚海峡殖民警察署监察长（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23年初早些时候，招募了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哈里·纳撒尼尔·斯特普托来填补德纳姆离去留下的空白。31岁的斯特普托在1912年首次去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西非边防部队服役，为了便于学习语言，于1919年到驻中国领事馆工作[273]。他的初始代号是“C/33”。他开始工作顺利，与秘密情报局合作近20年，对秘密情报局在远东的工作既表现出了优点，后来又表现出逐渐增多的缺点。1923年10月，秘密情报局驻新加坡代表原本似乎已经承担了原来由德纳姆行使的一些监管职能，希望莫顿会让局长知道“我们对C/33在最后长达半年之久的困难时期维持上海工作的进行是多么感激不尽……事实上，要不是因为他超人的能量，那里的整个局面就会陷入危险困境”。
考虑到斯特普托最终会长期受雇于秘密情报局，这位驻新加坡代表对于他称之为“上海办事处”的多份建议中，给他设想了一个低级角色。在此期间，虽然斯特普托拥有普通护照和签证领事职务，很适合替秘密情报局工作，然而“离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秘密情报局的专职代表仍然尚存一段距离”。这些保留意见不但说明了斯特普托其人，也说明了大家心目中一个秘密情报局“专职”官员应当具备的必要素质。据认为，斯特普托有点“年轻”，“也许并不总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或热情，例如在有人对秘密情报局提出充满敌意的批评时”。这位新加坡代表曾对斯特普托谈到过此事，“要把此事说出口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当我认为有必要时，有时候我可以把一个不友好批评者说成是友好的赞助人，这使我成为一个伪君子”。他认为，斯特普托能够在两年左右接手上海站，同时领事馆的另一名成员可以接替德纳姆的位置。
事情又拖了一阵子，此人才于1924年6月借调到秘密情报局。与此同时，斯特普托继续代行职务，表现却已“不尽如人意”，并开始出现慢性病的征兆，健康问题日益让他感到困扰。1924年1月，有人提出，斯特普托“作为护照管理官，他整个白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十分繁忙，只有到了晚上、礼拜六和礼拜天才能替我们工作”。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而且即便在他告病回家休假后，7月份新加坡方面有关斯特普托的报告还是不乏溢美之词：“他天生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料，为了将来的工作，我希望你们对他多关注。”德纳姆的继任者在上海一上任（他在那里待到1925年8月），斯特普托便被派往北京，担任当地领馆的副领事。1925年6月，秘密情报局向英国公使查尔斯·帕勒里特提供了表明苏联人在中国煽动动乱的证据。这是一封由苏联大使签署的信件影印件，是“通过十分秘密的渠道获得的”。信件指示“上海地方委员会阻止罢工人员返回工作岗位，并‘通过会议激励劳工大众’”。帕勒里特反过来“私下里”将该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
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所谓的上海公共租界大屠杀案，中国示威者被英国和英印警察开枪屠杀，随后在中国南部和香港掀起了一波罢工和反英示威浪潮。也许有点辩解的意味（同时也显然在炫耀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能力），辛克莱告诉外交部的内维尔·布兰德，“从上海目前的麻烦看来，回想到我们在去年4月就提前提供了情报，这已为实际发生的事件所完全证实，这或许是令人感兴趣的”。举例来说，4月份秘密情报局分送了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1925年2月6日发给其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心的绝密急件的翻译文稿”，其中包含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与当前上海的罢工活动有牵连的明证”。6月25日，辛克莱送交外部一份长达三页的“情报综述，主要是些记录文献，是通过许多渠道搞到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动乱主要是由于苏联政府的阴谋，并且他们一直非常巧妙地在组织这一切”。
秘密情报局通过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员工获得了苏联大使L.M.卡拉汉的通信复本，信中言辞激扬，他们认为“他写信时一定是喝醉了”。斯特普托也有其他的兴趣所在。1928年6月，他在发给伦敦的一则饶有兴趣的电讯中建议，给驻扎在菲律宾的一个美国海军士兵支付2000美元，以“提供科雷希多岛防御工事的详细情报”。1929年7月，他在上海招募了一名中国人（“月薪100美元，外加合理费用”）。“除了认识中国的头面人物，包括银行家、官员和商人外，他还认识现南京政府的要员。”不同寻常的是，斯特普托已安排亲自面见这位特工，“因为必须记住，中国特工都非常（往往？）不会，再说一遍，不会把情报写在纸上，只能通过仔细的反复询问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不过，他要辛克莱放心，“我已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既不让这个特工知道我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会知道我的官方身份”。另一个目标是福摩萨（台湾），当时还被日本占有。斯特普托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厦门找到了一位英国商人，此人承诺“在厦门或台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渗透到澎湖列岛”，这座位于台湾西海岸之外具有重要战略防御意义的群岛上建有一个日本海军基地。
到1930年，斯特普托已成为“28000”，成为秘密情报局驻中国的资深代表，但仍然是在唱独角戏。不但没有任何组织发展资金，而且他之所以在20年代后期发展情报工作取得了成功，与他深信必须与他的中国特工们保持好个人关系不无干系，这使得要找到一个能临时替代他的人都十分困难。与特工打交道，他告诉伦敦，“尤其当他们是东方人时，不仅需要策略，更重要的是运用相当的机智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比他们通常在书面文件透露的更多的情报”。由于他的健康变得更加不稳定，寻找他的后备人选也就变得十分紧迫。1926年，他患上阿米巴痢疾，需在家调养6个月。1930年7月，在又一次健康恐慌之后，辛克莱批准他立即返回英国，同时指示说，“必须继续报告中国的政治局势，不仅局限于北方，还要包括中国中部与南部”。斯特普托在当地找到一个人临时替换他的工作，但辛克莱仍然警告说，他“不要动身回家”，除非“他对现有中国特工愿意为他工作感到放心，因为重要的是在他离岗期间情报不会减少”。从该信号看来，很明显，至少秘密情报局总部认为斯特普托的情报是足够有用的，尽管考虑到流量减少的前景令人关切。次年，即193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希莱尔·牛兰被捕后，斯特普托协助处理从上海市警察局查获的一大摞共产国际文件中提取情报。虽然牛兰被捕引起了世界性轰动，但维维安在伦敦得出的结论依然十分谨慎，这“不过是对共产主义赤化了的暴动与反叛中心执行的一次临时和局部的检查而已”。[274]
然而，1931年，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起来。斯特普托，以前就总是相当固执的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刚愎自用，开始沉溺在他的特工角色中，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员在1931年9月形容他为“一个有趣而相当可爱的家伙”，而另有一个人抨击他说，“因软弱无能而备受煎熬，这是我在如此多的‘神秘’人物身上发现的通病。他喜欢编织一个神秘面纱来掩盖他的所作所为，耳语般的发出一些奇怪的警告。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的言行必须十分谨慎，但这样的姿态结果恰恰是事与愿违”[275]。他也开始惹恼了英国驻华外交官们。当他指责《华北每日新闻报》英文版记者“过于屈从于公使馆的愿望”时，这位被得罪的编辑向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后来是基勒恩勋爵）抱怨。1931年12月，兰普森写信给外交部的范西塔特时暗示说，斯特普托（因而还有秘密情报局）纯属浪费资源：“在经济如此严峻的日子里，斯特普托还在精心炮制电报报告，这难道有什么道理吗？……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大多数报告都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就公使馆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废弃他而不会丝毫影响我们的服务效率。”斯特普托虽然向辛克莱作了自我辩护，但是，他的健康再一次出现了问题。1932年1月，他令人担忧地写道，“看来我的整个内部机制正处于高速率运转之中：没有消化，只有一切随之而来的不适在发酵”。他再次被劝离岗休病假。
辛克莱表示同情，并告诉斯特普托说，范西塔特“仅仅是对你在危机中的工作表示赞赏”。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在此期间斯特普托曾派驻北京执行“特殊任务”。但他也非常关注情报工作，在他看来，情报工作恰恰就是一出极其重要的戏剧。“没有人打算取代你，”辛克莱在1932年2月的一封电报中说，“只要你能承受住压力；但你必须认识到，如果你的健康不济而又找不到一个训练有素、可以立即接替你的人，那么组织就会有解体的严重危险。替补将需要几个月的培训，而且必须找到，因为远东在以后若干年都将是重中之重。”斯特普托的越权行为加剧了与英国外交使团关系的破裂。他显然已经着手广泛报告政治问题的方式（无疑是沿袭了德纳姆制定的模式），突出造成了外交官与秘密情报人员之间常年的紧张关系。对前者来说，其法定作用是报告在其所在国的局势，往往对后者的存在较为敏感；而后者赋有秘密获取并提供情报的特殊功能，一旦被发现，至少会引发外交尴尬；从最坏处着想，会造成严重的国际事件。一些大使和公使惟恐丢了乌纱帽，坚持严格控制发往国内的报告内容。事实上，斯特普托承认，兰普森“绝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的情况发表意见，除非他是指定代言人”。还有，“虽然他可能同意我对这个国家的局势的看法，但并不赞成我告诉你（辛克莱）与外交部”。
20世纪30年代秘密情报局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通信问题。一般来讲，情报局愿意向情报站提供无线电台，它可提供安全（如果使用的密码可靠的话）、自主通信，无需依赖全球电报网络（尽管该网络也由英国控制）。但未经英国在有关国家的外交使团许可，便不能引进无线电台。1933年7月秘密情报局建议在上海总领事馆设立一部无线电台时，兰普森断然拒绝，并借机再次抱怨秘密情报局（可以想象尤其是对斯特普托），他们应坚守“他们自己的岗位”，报告“共产主义活动、印度的运动以及贩毒，等等，而不要在政治方面插上一脚”。
辛克莱认为兰普森的态度“极不公平”，他“完全误解了秘密情报局的作用”，其作用“主要在于向外交部与国防部提供通过官方渠道无法获得的情报”。英国政府，他补充说，“不太可能为了获得诸如贩毒或者甚至共产主义之类的相对并非那么重要的情报，每年耗费大约十万英镑”。辛克莱在此明确给予“外交部”和“武装部队”优先权，这与他在1928年3月向三军情报局局长传递的秘密情报局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遥相呼应。他说，“远东的主要情报目标”是日本。经过五年的反复失败和大把的经费投入，所有的成绩就是建立了一个旨在针对日本动向给予预警的组织骨架。
卡明在1923年4月派出了一个代表，代号“CT/60”，以做生意为掩护报告有关日本海军和空军的情况。两年后，此人发展了一个线人网络，由十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当地人组成，包括东京、神户和长崎，但他声称只能慢慢来，因为“这些人（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对他们的同胞完全不信任”。显然由于仍然缺乏进展而感到沮丧（在这个组织身上已花了5000英镑），1928年4月，辛克莱直截了当地问秘密情报部门的首脑们，他们认为进一步在日本的情报目标上花钱是否恰当。海军部的答复是“不”，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回答却是“是”，但外交部决定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开支，并指出“有价值的情报”已经从一个未指明的日本渠道不时得到提供，尽管这些可以推定是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的无线电情报，该校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
1933年5月，远东基地新的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弗雷德里克·德雷尔爵士的到来，又挑起了事端。曾任海军副参谋长的德雷尔是一个强有力和雄心勃勃的人物，本可一直晋升到海军最高层，却因1931年的弗戈登兵变，参谋部需集体承担责任而过早地结束了事业生涯，所以他对屈尊在中国基地只能表示满意。由于他深信与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9月向辛克莱表示了对海军情报局局长——杰拉尔德·狄更斯上将的态度不满：“如果他——海军情报局局长告诉我说这样的战争‘遥不可及’，该死的，他怎能指望掌权者们放手一搏，会给我紧缺得要命的船只、士兵、港口防御工具等！”
德雷尔对斯特普托的第一印象还不错（“我非常喜欢他，我认为他很聪明”）。但到了1933年底，海军与秘密情报局在远东的关系因后者获取日本情报毫无进展而开始变得令人不快。由于是辛克莱交代的任务，斯特普托解释了在日本的情报工作所表现出的具体问题。“已尽全力，”他声称，“来寻找一位能接替我们在日本组织的专职人员。但是，要‘做成功’就‘必须’找到一个能操一口流利日语的人，况且在日本的仇外心理和猜疑高涨的情况下，提出主动接触极其危险。”“在每一个外国人都受到严密监视、间谍恐慌普遍盛行之时，现在要尝试建立一个组织，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一个极其微妙的事。”另一个困难就是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的态度，他强烈反对利用使馆来替秘密情报局工作或联络。
海军对秘密情报局的不满由于海军情报局副局长W.E.C.泰特海军少校而更加激化了。鉴于日本日显侵略性的远东扩张政策，他于1933年底被派往远东报告海军情报工作。泰特提出在香港设立一个新的综合情报区域办事处（即后来的远东联合情报局），对秘密情报局十分挑剔，尤其对有关日本、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情报匮乏提出了批评。他抱怨斯特普托故显神秘，这反而坏了他的名声。“隐匿与神秘，”泰特说，“只有当人们愿意相信它们的后面还有东西时才会接受。一旦稍有一丝怀疑，那些所采取的非常隐秘的预防措施只会进一步增加猜疑，直至有人确信值得怀疑的是C.X.（斯特普托），而不是其他人。”因此，斯特普托“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足信”。[276]
到1934年4月，连德雷尔也对斯特普托失去了信心。虽然他承认斯特普托是“一个行家里手”，而且“对中国政治的动向”具有“相当的天赋”，但德雷尔要的是“有关防御工事的准确事实”，以及“对在日本及其属地的任何敌对行动的征兆发出警告”。斯特普托“说得太多了”，德雷尔对辛克莱说，他的“轻率而自负的谈话通常令人们对他的真实身份深信不疑”。“也许，”他开玩笑说，“斯特普托只是一个傀儡，而你却有一个脱离于他的真正的秘密情报局在暗中工作。”德雷尔建议，既然斯特普托的真正身份是那么广为人知，此人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毁了秘密情报局组建起来的任何一个组织。或许，一旦有机会，我们那些小个子黄皮肤朋友就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扔进黄浦江（一条流经上海的河流）”。
在得知德雷尔的批评后，斯特普托提出了辞呈，但辛克莱忠实地支持他的这位下属。“我仍然完全信任你，事实上，你与其他部门高官不合并不是你离开秘密情报局的原因。要是这样的话，”他接着说，“我每周都得辞几次职。”同样，百老汇也看到了秘密情报局在获取日本海军和军事情报方面的失利，遂经维维安建议，辛克莱在1934年6月决定任命一名新代表，以香港为基地，接管斯特普托的日本情报工作。
秘密情报局与斯特普托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的失利是三方面合力的结果。首先，资源稀缺（还有其他原因）使得秘密情报局坚持让“28000”唱独角戏；其次是不断增长的情报需求，特别是面临来自日本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时武装部队对情报的需求，以及个性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对倒霉的而身体又长期不适的斯特普托产生了负面影响时。即使把他安置在他的关系圈子里，与他熟悉的陆军、海军和外交同事们一起工作，斯特普托在收集日本情报方面的进展是否就会有任何好转，对此人们仍心存疑虑。无论他多么精通共产主义与中国政治，指望他来承担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是在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仍是不现实的。辛克莱是正确的。1934年7月他在给德雷尔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即使是你或者总指挥官现在也未意识到获取日本或台湾的秘密情报信息的极端困难性。”辛克莱虽然派出一个新人接管海军和陆军情报部门，但他同时说道，“很明显，似乎没有任何机会获得任何额外的资金以资助这一任务，这使得该任务变得比预料的更困难”。一位1928年以来一直协助斯特普托的眼线在其日记中谈道，武装部队对于缺乏日本情报的批评不绝于耳。“如果他们要求去偷计划，”他在1934年8月写道，“向在职人员行贿等（这无疑是他们获取所需情报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们必须提供远远超过现有经费的资金。”
秘密情报局驻香港的新人叫查尔斯·德雷奇，一个退役的海军少校指挥官，曾在1923年至1926年间作为皇家海军蓝铃号战舰的水手在中国服役。他以做生意为掩护，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20世纪20年代所建立的网络雏形到了30年代初已经完全崩溃。德雷奇的副手是一个南非人，1923年由柏林站招募，后来在奉天（沈阳）任职。该助手对招聘所谓的“机动化类型的特工”颇有独到之处：访问日本和台湾港口的中国海员。1936年初，在百老汇有报告说，正在监视日本的4个港口（横须贺、神户、广岛和朝霞）和台湾的两个港口（基隆、大邱[原文如此]）。台湾相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块比较容易啃的骨头。1938年10月，德雷奇夸口说，他掌控着“台湾惟一的秘密情报组织”，因此“垄断了来自该岛的可靠情报”；但回报并不理想。1938年4月，海军情报部门对来自远东的情报缺乏提出抱怨之后，辛克莱得到了一个72名在该地区工作的特工与线人的清单，其中29个被认为“有可能获得日本海军情报”。虽然这代表了对资源的公允安排，但缺乏迅捷的通讯能力严重制约了情报传递的及时性。1935年，秘密情报局在大阪和东京的人员曾经尝试通过正规电报渠道发送密码情报，以及从神户发送快递邮件等，但都不完全可靠。1936年9月，辛克莱重申，秘密情报局的职责是“维持一个海岸监视组织，以便对部队调动或可能的战争动员预先提供情报”，接着抱怨德雷奇说，“这个组织经常出现问题，这与你在这个问题上提供误导性的报告不无关系，已引起了国内的严重焦虑”。另外就是特工损失的情况。1937年初，一名特工被逮捕，酷刑之后“很快交出了发往香港的有关部队调动的密码电报”。幸运的是，一位圈内的下线秘密雇用了一位律师，花了500美金将他的同事保释。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秘密情报局仍然无法满足军队对情报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间或有所成就，例如辛克莱在193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就讲，“根据一个无懈可击的情报来源”（可能是无线电情报），“新型日本战列舰为46000吨位（毛重），装备有12门16英寸机关炮”。这足以打动汉基，他对辛克莱“获得这样一条重要和出色的情报”表示热烈祝贺。虽然德雷奇似乎搞到了一些有关台湾方面的优秀情报，但在日本方面却并非那么成功。斯特普托继续从上海主要报告一些政治问题，而弗兰克·莱昂特·希尔，30年代初任命的北京站负责人，有一个雄心勃勃的信念，就是要渗透到西伯利亚东部、满洲、朝鲜以及中国北方，可似乎一直并没有多大建树。希尔在1939年底还在努力建立可行的网络，从他的特工名单显示，他的一些报告是基于一两个位居北京西南重要战略铁路枢纽丰台的中国线人写的。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能够提供有关日本作战命令的详细情报，因为军列会通过该枢纽从沿海驶往中国中部。
乔尼案
约翰（“乔尼”）·海因里希·德格拉夫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部（即后来的格勒乌——苏军陆军情报局）的双料间谍。乔尼一案是秘密情报局在20世纪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通过一个持续时间长达五年的罕见渗透，该案的告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了解共产国际的工作习惯与德行。它使得秘密情报局能够抢先一步阻止了计划于巴西举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成了秘密情报局为了英国利益采取秘密政治活动的一个早期案例。从地理上看，该案跨越莫斯科、英国、德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它让人更全面地了解到苏联为了达到其政治革命与军事目的所采取的政策和干涉其他国家的手段。德格拉夫交代的情报还从另外两个渠道得到了证实与补充：另有一位早期苏联叛逃人员，曾任苏联内务部特工，于1933年也开始向秘密情报局交代过；还有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的从共产国际拦截到的代号为“面具”的密码电报。[277]
按照现在的说法，德格拉夫是主动提供服务的。自1923年来，由秘密情报局柏林站站长弗兰克·福利初次跟他取得了联系。福利在1933年2月13日向辛克莱报告说，他正在与一位叫路德维希·登科尔梅耶的人（德格拉夫的别名）接触，“德国人，1894年5月11日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与德国一个非法组织——红色战士联盟的秘书长”。这位德国人自称于1931年至1932年两次访问英国，“向莫斯科报告英国共产党的情况”。福利在情报中持续说道，“主动提出要成为我的特工。他说可以给我提供有关共产主义在英国武装部队中宣传活动的完整情报，并继续让我了解经由德国安排的共产党在英国的工作情况”。德格拉夫的开价是：首付2000德国马克，以后每月500马克（分别约合144英镑与36英镑，按现在的价格分别为7300英镑与1800英镑）。“我认为这是我迄今所接触到的最重要的关系，对此人的真实性我深信不疑。我是否可以继续进行谈判？”福利问道。
“乔尼案”在秘密情报局尽人皆知，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个传说，这段故事——当然是一段佳话——无疑还会讲下去。几年之后，维维安说，他被辛克莱紧急召到他的办公室并向他出示了福利的电报，局长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当维维安抗议说，他没有过夜行李，辛克莱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切，你的妻子会带上一只装满够一个礼拜用品的箱子于十一点钟与你碰头，这是为你们预定的机票。”档案记录则要平凡得多，具体来说，辛克莱给柏林发出指令，立即召福利回国。虽然福利等人帮助管理这位特工，维维安成了乔尼的主要办案官员，负责写报告和提供信息，凭此来核实乔尼报告的真实性。不过辛克莱对此也表现出非常密切的关注，以至于在总部文件中此事被描述为“情报局局长的惟一案例”。
乔尼的第一次报告（1933年3月提交）长达28页，讲述了“共产党在英军中做瓦解工作”的情况，辛克莱[在与军情五处核实相关佐证资料的细节后]判断其为“真实的且极有价值”。与乔尼通信很棘手。秘密情报局无法与他取得联系，经过维维安为他提供一个“废弃信箱的地址”之后，该邮箱仍未启用。“只有当他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址时”（正如维维安回顾的那样），他才可以见秘密情报局的分管人员。1933年3月，迫于纳粹德国的压力，乔尼离开德国，福利才与他在布拉格碰上了头。三个月后，乔尼以一个“大豆商人”的身份作掩护，被派遣到满洲（当时被日本占领，称为满洲国）考察苏联在当地的一项秘密的使命。
他在12月份返回欧洲后，被维维安在哥本哈根盘问了好几天。共产国际给乔尼的下一个任务是于1934年2月至7月到上海恢复他们的远东组织，该组织在希莱尔·牛兰被捕之后已经瘫痪。在那里，他由哈里·斯特普托负责，并通过斯特普托转交伦敦有关共产国际在中国活动软肋的报告，声称这些活动微不足道，不会对驻扎在上海的英国军队构成颠覆性威胁，尽可放心。陆军部称这个结论“相当有趣”。乔尼于1934年秋从上海回来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共产国际活动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不可能不把两者相提并论。
然而，乔尼报告的主要价值在于，报告并不强调共产国际活动的政治方面，而是像维维安说的更多是在“技术方面”：别名，护照细节，体型描述和乔尼遇到的其他共产国际特工的旅行计划。对此维维安有过广泛的评论。在这方面，乔尼对共产国际造成了巨大破坏，所以他时时留心自身的安全是正确的，而且还提醒秘密情报局，与他的情况类似，有证据表明在苏格兰场也有共产党卧底[278]。乔尼的动机是什么？虽然经济方面的考虑仍很重要，可在1934年年底，维维安考虑到了一些其他的个人因素。例如，福利能够在乔尼不在时，帮助他的妻子解决待遇问题。现在一切都清楚的是，福利、维维安甚至包括颇有非议的斯特普托都在发展乔尼为下线并在处理此工作中成绩斐然。
乔尼案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在破坏一场有预谋的南美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作用。1934年11月，维维安在巴黎被简要告知，乔尼被派往巴西。其任务是协助共产国际的一次行动，负责特别行动和爆破训练，以支持路易斯·卡洛斯·普雷特斯的革命运动。该运动旨在推翻于1930年上台的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的右翼政府。当时秘密情报局还没有巴西站，因此没有人分管乔尼，或提供通信，或与大使馆交涉。而当时的局势随时有可能发展成对英国利益是灾难性的，况且英国在那里已有大量的投资。因此，在外交部范西塔特向大使威廉·西兹爵士的热情推荐下，维维安也努力做出了适当的安排。1935年11月2日，他抵达里约热内卢。他虽有乔尼的住址，但并未事先约定。在他的故事版本中，他找到了那间屋子，按响了门铃：“一个黑人仆人打开门，尖叫了一声，立即关上了门，差一点没碰到我的脸。”维维安再次按了门铃，但再没有人应答，所以他绕到房屋的一侧，发现一个虽然很高但却敞开着的窗户。“当我爬上去跌进窗户里时，一只巨大臂膀从窗帘后伸了出来，一把柯尔特500型自动手枪（原文如此）对着我。”这是乔尼的手臂，他还以为是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光临。
此后情况有了改进，维维安与乔尼多次碰头，不过有一次他在科帕卡巴纳海滩被严重晒伤。与此同时，那位驻巴西大使尤其固执。西兹告诉维维安说，他“愿为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不遗余力”，但不会让他手下的任何官员“充当媒介”。他也不会“就如果发生与何时发生革命向巴西政府提出警告，尽管范西塔特认为我可以那么做。他们会认为我们在该国肯定有间谍，我不会这么做的”。维维安在返回到伦敦之前，找到了当地的一个英国商人为乔尼搭上线，乔尼在未来数月定期报告该阴谋的进展。到了6月，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辛克莱于6月12日告诉范西塔特，事情“已到了令人惊恐的程度”。革命政府的“第一个行动”，他警告说，“将接收英国在巴西所有的企业，并将把与企业有关的所有英国公民驱逐出境”。他告诉海军情报局局长，“几乎可以肯定年底前会爆发一场革命，可能需要海军采取行动，以保护英国的利益”。面对这个情报，范西塔特果断指示西兹向巴西总统瓦加斯发出警告。西兹于6月20日发出了警告，不过，“由于离阴谋的实施还有一点时间”，西兹“担心巴西当局不会采取过激的行动”。
虽然瓦加斯（对西兹的警告“感激和感兴趣”）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共产国际的同谋者们依然在逃。还有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就是，一些左翼部队可能兵变，而这在4个月后确实发生了。12月25日晚，乔尼发出警告说，24-48小时之内就会在里约市起事，秘密情报局在当地以经商作掩护的线人随即向大使发出了警告。11月26日上午10时许，该商人按照乔尼的要求与其约会，被告知普雷特斯和他军队中的朋友打算当晚暴动。凌晨三点，这位秘密情报局人员将情况告诉了大使，但更为有效的是，他还警告了加拿大国有的巴西公交、电灯和电力公司（俗称电灯公司）的总经理，这是里约市主要的公用事业公司，能够通过切断“反抗军营的电源来阻挠和挫败革命者，使其无灯照明，无法使用无线电台”。经过一番惨烈的战斗，暴乱平息了。乔尼进一步提供的情报使得巴西当局找到了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并查获了大量的定罪文件，这才使接下来摧毁革命者在南美的设施设备成为可能。
1936年1月在对阴谋分子大搜捕的过程中，乔尼本人也遭逮捕，但通过那位商人的帮助后获释，后逃到阿根廷。12月他最终被召回莫斯科，尽管维维安有疑虑，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顶住了共产国际的调查，后被送回巴西，负责组织一套人马去接管在日本的一个共产党军事情报网。由于他的无线电报务员没有到位，这一行动似乎也就放弃了。但乔尼却留了下来，享受着他从事间谍活动所作努力带来的[至今都很可观的]真金白银。从1938年起，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代表（基地设在蒙得维的亚）雇用乔尼“作为一个纳粹特工奸细”，而这个角色，他不是很擅长。正如维维安回忆说，“在他做了多年非常轰动的工作后，这反倒不是他的特长”。1939年11月，他因“间谍罪”被捕，受到巴西警方非常粗暴的对待。在那位商人设法给伦敦提醒后，外交部向巴西大使提出了抗议，乔尼才获释。他被带回英国，后来在加拿大定居。多年之后，他才把他作为英国情报人员的谍海生涯透露给了新闻界。[279]
欧洲的机遇和艰难时光
哈罗德·吉布森从1922年12月起担任布加勒斯特站站长，根据他的看法，罗马尼亚被视为针对苏联工作的重要国家。吉布森原本去过罗马尼亚担任晨邮报的记者。从1924年起，在他弟弟阿奇的协助下（也是以记者作掩护），在土耳其花了大量的时间招募白俄线人（包括其代号为“HV/109的特工”），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资源网络。20世纪20年代，他手下有近七十人，虽然不一定都是在同一时间招募的，分布在罗马尼亚和苏联边境两侧。吉布森的一个小组就是由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一个职员（代号“313”）负责的。
该职员替一个罗马尼亚特勤局官员工作，由后者将情报传递给吉布森。特工313有下线，在1930年被其中一个下线出卖之前，提供了大量有关苏联黑海舰队的有用情报。此外，还提供有红军在乌克兰和在中亚伊尔库茨克的情报。1930年，在百老汇的海军和陆军情报局局长——拉塞尔和孟西斯对报告分别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均未保存下来）。孟西斯宣布，这些情报“一次次证明十分精确”。哈罗德·吉布森在1931年3月动身前往里加之后（带着他的HV/109），他的继任者，陆军少校蒙塔古·“蒙蒂”·吉布森，与阿奇·吉布森一道组建了新的网络，部分依托乌克兰民族主义团体来获取苏联的军事和工业情报。虽然秘密情报局与罗马尼亚安全警察和军事情报部门的关系相当密切——尤其是后者对特工与信使跨越罗马尼亚和苏联边境的活动帮了很大的忙——阿奇·吉布森事后声称（与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布加勒斯特站几乎所有关于苏联的报告都来自自己的资源。像这样维持独立的情报渠道很受伦敦的赏识。1936年1月，孟西斯在总部的副手坚持认为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组织“应当以某种形式来维持”，这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我们将完全依赖秘密情报局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本身几乎依赖于这些国家的总参谋部提供的情报”。但到了这个阶段，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行动已经因弗莱梅事件遭到致命破坏。1935年10月，罗马尼亚军事秘密情报局局长米哈伊尔·穆鲁佐夫少校通知吉布森，他逮捕了米哈伊尔和亚历山大·弗莱梅两兄弟，他们既为罗马尼亚人工作，又为哈罗德·吉布森的特工“109”工作（尽管不是为秘密情报局工作）。穆鲁佐夫已经发现弗莱梅兄弟还是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他说，任何公开审判都将是不可取的，尤其是考虑到这有可能暴露罗马尼亚人和秘密情报局的紧密关系。并且还说，他打算在初审之后便枪毙两人。出于保密需要，奇德森坚决同意并接受了穆鲁佐夫亲自审讯弗莱梅兄弟的要求，以便确定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组织及其在苏联境内的情报传递线路可能已经暴露到何种程度。经过审问不幸的两兄弟和特工“109”之后，穆鲁佐夫认为后者是无辜的，但格别乌已经彻底渗透到罗马尼亚和秘密情报局的反苏情报网。奇德森虽然承认有某种损坏的可能性，但拒绝恐慌，并要求工作一如既往，直至他获得相反的证据为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同时，穆鲁佐夫还逮捕了特工“109”的一个下属“109/18”，并且认为此人也在为苏联人工作，尽管他在1935年12月向奇德森承认，“难以给他一个确切的罪名”。然而，对于弗莱梅兄弟，他提议实施“秘密处置”。奇德森强烈反对杀害自己的特工，说服穆鲁佐夫释放了之中的一个，但（大概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此人后来被秘密情报局辞退了。这一事件显然震撼了秘密情报局。1936年1月在百老汇回顾这一局面时，一些官员认为，再也不能依靠布加勒斯特站来获取苏联的情报。孟西斯对格别乌在罗马尼亚情报网渗透的程度“深感不安”，但他也认为，秘密情报局不能证明“109/18”有罪。确实，给他的印象是“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都是“来自目前‘14000’（奇德森）领导下的这个情报站”。陆军部对秘密情报局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怀疑（竭尽全力或许更利于挽回局面），他认为“格别乌多年来向我们提供货真价实的情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布加勒斯特，奇德森同样不愿接受，他的整个行动受到了连累。2月份，为了联系上两个“313”的线人，重新恢复工作，他派出一名可信赖的特工到苏联。可无论是此人或是“313”的两个线人，从此杳无音信。在推定他们被特工“109/18”出卖给格别乌后，于1936年4月报告他们已经被害。这实际上标志着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针对苏联的行动的终结。
奇德森随后被调往海牙，1936年8月由阿奇·吉布森接任布加勒斯特站站长。不久之后，他报告说穆鲁佐夫对秘密情报局尝试在罗马尼亚境内维持一个组织的企图感到不安，因为后者完全肯定该组织不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便假定该组织是针对或准备针对罗马尼亚的。“穆鲁佐夫”，吉布森在报告中说，长期以来帮了英国很多忙，“让他的人供我们调遣”，提供过境方便，“对他所提供的情报守口如瓶以及许多其他好处”。“从我们这里，”吉布森报告说，“他不过得到了一个金烟盒，偶尔送点香烟和不时有一些情报。”但布加勒斯特站（和整个英国和罗马尼亚情报关系）再也没有从弗莱梅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事件充分表明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正在进行并分明很扎实的情报工作因发现可能的背叛而突然间遭受破坏。也许还抱有一线希望以及分明不愿意放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情报工作，无论是奇德森还是孟西斯最初都不愿意承认，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行动可能已被彻底破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以及与穆鲁佐夫顽固而冷酷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体现了他们对其现有特工具有值得称道的信心，要不然就是出于对自身良好判断力的自信（并非那么令人钦佩），最后给奇德森在1936年春试图恢复的情报网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奇德森或许也是因其过于轻信的态度在他下一个任职期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当时弗克特·冯·库特里克担任秘密情报局海牙站负责人的副手，被德国反间谍机关——“阿布维尔”策反，出卖了秘密情报局与军情五处好些德国籍顶级特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一边；与此相反，保加利亚则是敌对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秘密情报局索非亚情报站很少或根本没有与当地安全部门有过正式接触。事实上，国际上普遍适用的禁止从事反对居住国活动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秘密情报局在开始只是寻找有无违反讷伊和平条约的情况，而保加利亚人也曾在1919年11月签署了该条约。共产党人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一个野心勃勃要把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划入保加利亚的极端暴力民族主义团体）的颠覆活动是其重要目标。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非亚扩大了情报网，开始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意大利和苏联的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时，也收集德国的情报。秘密情报局一个情报站的负责特工，一个与南斯拉夫高层官员关系不错的新闻记者，提供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情报。另有一个负责特工，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发展了一位线人，每周提供多瑙河上穿梭于南斯拉夫、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驳船载运货物清单。第三位是居住在索非亚的白俄，手下有几个小组向保加利亚人提供运往该国的军火情报以及前往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情况。他的一个特工，在土耳其军队和海军船坞安插有眼线，被形容为有“亲共倾向”，“反基马尔政权”，同时也需要“钱来养情妇”。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索非亚站（代号“11000”）的工作人员更替十分频繁。从1920年起到战争爆发，情报站换了6个站长，而且都是以护照管理官作掩护的。这其中有1个税务官员，3位水手，包括海军少校伦纳德·汉密尔顿·斯托克斯（1924年4月至1929年12月），工程师查尔斯·利姆彭尼海军上校（1933年至1935年7月），和威廉·麦金农·格雷上尉（后晋升为陆军上校）（1935年8月至1937年9月），外加1个飞行员。其中最有趣的要算是对51岁的利姆彭尼的任命，他原是潜艇人员，大概与辛克莱长期相识。出身于英国西南部一个富有才华和充满创意的家庭——钢琴演奏家莫拉·林帕妮是他的侄女。1932年12月，他被任命为英王随身副官，并在1933年4月从皇家海军正式退役时晋升为海军少将[280]。在一个小小的巴尔干国家首都的一个外交使团（更不用说当地安全机关）竟然云集着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从事着相对平凡的护照管理官的工作，其动机何在，路人皆知。
显然，利姆彭尼在职期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在雅典和斯德哥尔摩短暂逗留之后，便于1936年12月被召回百老汇，接任经济处处长一职，在那里他一直干到1946年6月。而他的继任者麦金农·格雷就没那么幸运了。1932年，他被介绍加入秘密情报局，有好些时间都在伊斯坦布尔当“见习生”，后在耶路撒冷担任助理，最后才到索非亚任职。格雷的私人生活有问题。1936年，他的妻子要求离婚，而让人担心的是在诉讼过程中有可能提及他在秘密情报局的工作。一般来讲，像这种官员（确实，还包括特工）的私生活出现危机可能会损害掩护身份或安全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在这次，格雷在索非亚的真实身份并未暴露——这令他明显松了一口气[281]。然而，在1937年，有人提出了在支付特工薪水方面财务上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辛克莱命令对索非亚办事处进行审查，派遣利姆彭尼前往调查此事。这些调查的结果显示，格雷犯了疏忽大意和凭据保存草率的过失，并非侵吞公款，但这也揭示出秘密情报局一个地方站点的财务管理机制的弊病。虽然有严格的规定，任何地方支出都须经伦敦批准（格雷没有遵守），经费按常规似乎经由总部转给各站长的个人银行账户，再通过这些账户转账给第二个海外账户。在索非亚，由一个护照管理低级职员的太太暗中从“黑市”兑换成当地货币来支付特工的薪水。
1937年9月，格雷干脆放弃自己的职位，擅自回到家里，辞去了在秘密情报局的职务。在索非亚，利姆彭尼偿付了格雷开出的一些空头支票，并报告说用不着为当地的秘密情报局组织的运作担心。因此，秘密情报局的高级管理层希望麦金农·格雷一案或许就此了结。然而，1941年，在他杀害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企图在萨默塞特的佩斯附近奇尔康普顿自杀后，拉响了新的警报，即他的秘密情报工作可能会暴露。这次派遣了维维安去防止事态扩大，他成功地与萨默塞特警察局局长安排避免任何有关护照管理处的线索进入司法程序。格雷自杀的伤口痊愈后，于1941年7月在温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终生监禁。显然，他的私生活困难重重，麻烦不断。没有办法估计秘密情报工作的压力（如果有的话）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他的个人问题，尽管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与要维持职业特工身份的压力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案子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家庭危机，无论是哪种类型，都有可能闹得沸沸扬扬，让人心烦意乱，危及事业。因此，秘密情报局处理这类问题的确非常严肃。[282]
虽然辛克莱和佩·赛克斯（负责秘密情报局财务的官员）尽力密切关注秘密情报局的开支，但划拨给情报站的情报工作经费的真实情况是，经常需要支付各种下落不明的现金或贵重物品，这就意味着官员与特工，尤其是前者的薪水并不优厚，可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相当大的诱惑。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抗拒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里加情报站的一名工作人员提前支付了一个月的薪水，带着护照管理官的印章以及偷来的价值500英镑（相当于今天2万英镑）的钻石和黄金逃之夭夭，这些钻石与黄金是一位商人从苏联走私出来后被查获的。在随后的10年中，犹太难民寻求前往巴勒斯坦的人数急剧增加，这就提供了英国签证黑色交易的发展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在华沙的护照管理处就发生了三起非法签证交易案。其中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1936年7月，威胁到泄漏秘密情报局在护照管理处所扮演的角色。英国大使要求阻止签证官[及秘密情报局华沙站站长]雪莱少校与其他外交官出庭，以免“他们有可能询问到有关护照管理处的一些内部事务，而要他们来回答会是不恰当的”。[283]
20世纪30年代最严重的财务丑闻发生在荷兰。在那里陆军少校欧内斯特·道尔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情一处（c）”服役的老兵，自1924年4月起任站长。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陷入了财政困难，挪用了几千英镑的签证费[284]。事情败露，他在海牙的日子被蒙上了一层阴影。道尔顿的妻子病重，而他本人又患上了“血毒症”。想通过赌博找回这笔钱，却未能如愿。面对压力，他崩溃了，于1936年7月自杀身亡。“我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他说，“这是惟一的出路。”雷克斯·霍华德被派往处理有关情况，他否决了道尔顿的助手之一提出的建议，即他的死应归因于“心脏衰竭”。这位大使明智地认为，“最好是在第一时间就坦诚布公，不然的话会被认为其中藏有猫腻”。情报站仍保留着道尔顿悲剧的痕迹。此后凡有官员到海牙上任，总会被庄严地带到他昔日的卧室，展示他当年自杀时在墙面留下的粗糙的弹洞修复痕迹。
通过进一步调查，怀疑该情报站有人包庇纵容道尔顿“侵吞公款”，这导致了一些雇员被免职。会讲荷兰语的蒙蒂·奇德森（他的妻子是荷兰人）被紧急从布加勒斯特召回，成了该情报站站长，上面指示他“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手段，以确保办事处所有业务尽快系统化和正规化运作”。奇德森对安全的态度说不上差强人意，这一点在有一天晚餐时被霍华德逮个正着。奇德森要引见他身为鹿特丹居民的舅子，因为他“关系多”以及“可能用得着”。霍华德报告了此事，他写道，“晚餐大概进行到一半时，我对那位舅子说，我猜想奇德森已经告诉他，他现在的身份是见习联络官员”。他的舅子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职务，理解奇德森在为秘密情报局工作，他了解的就这么多。”他接着“毫不忌讳地大声对奇德森说到秘密情报局以及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关系”。“邻桌的人，”霍华德记录说，“明显对谈话极为感兴趣，我便突然改变了话题。”
由于处在低地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秘密情报局在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逐渐从以苏联为目标转移到了以德国为重点。在这些国家，当地人对他们的中立地位十分敏感，并对与德国对抗具有根深蒂固的恐惧，这就影响了与当地安全和情报部门合作的程度。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陆军情报局人员愿意分享20世纪20年代末期与30年代早期有关共产党可疑活动的情报，但明显不愿多谈德国的情况。中尉指挥官约翰·马丁，1937年10月任站长，不断努力招募当地籍的英国人和瑞典人，这些人因与德国经商的关系提供了获取情报的可能性，在战争爆发时或许能够幸免。例如，1939年招募了挪威奥斯陆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负责报告军火装运的情报。他接下来又招募了一个下线访问德国港口，但他们是否搞到过任何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目前已无据可查。
丹麦的情况非常相似。1927年1月，伦敦交给哥本哈根情报站老资格站长（1920年一直担任此职务）4个主要目标，其优先顺序为：德国、俄罗斯、“挪威和瑞典空军”和“武器贩运”。他报告说，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任何太大的实质性进展。接替他的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退休军官，在秘密情报局呆了不到一年，其中包括在雅典站三个月的见习期，便于1928年8月委任到哥本哈根。1936年中旬，他离开了情报局，这反映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组织经费仍然只能勉强糊口，其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代表们有没有小金库来填补秘密情报局竭尽所能提供的薪俸。他向局长提出一个充满哀怨的请求：在为政府效力22年之后，正值46岁，背负着日益增长的家庭责任之际，他或许能得到一个稳固的地位，也许在英国皇家空军，有资格享受养老金。在该请求遭到唐突拒绝之后，他辞了职。
无论是1936年直到1940年初在任的哥本哈根情报站站长，还是他的前任都尽了极大的努力来收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情报关系，他们希望能招聘到位于德方边境一侧的丹麦人作为特工。1938年1月，辛克莱注意到，“因其地理位置”，哥本哈根“非常适合”用于获取德国情报。因此，站长几乎全身心投入在目标上，“尽一切努力”来获取德国军队的情报，特别是要试图招募一名海军军官。但是，哥本哈根情报站只有一个人，并没有配备任何助手（尽管他当时的确有两名秘书），在这里发号施令挺容易，要想实施可就难上加难了。虽然在德国的丹麦人能够越过边界，报告在该地区目击到的有关德军的低级情报，但与他们接触必须要谨慎；德国人很警惕，其反间谍措施很活跃，他们可以轻易地关闭边界，就如同他们在慕尼黑危机时所做的那样。没有无线电台就难以克服这种简单而有效的割断接触的办法。驻站特工均无足够的权利考虑是否应招聘一名德国军官、海军或其他什么军人。丹麦商人虽然有理由前往德国，但一般都不愿因多承担一点点风险而危及自身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丹麦传统的中立立场被广泛认为对丹麦是有利的，但却容易招致德国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该情报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每年递交了400-500份报告，即使大多数报告一般化，还是很值得赞赏的。但伦敦不可避免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情报，特别是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1938年底，百老汇给哥本哈根站寄来发行部门对该站近期报告的集体评价：没有有价值的政治情报；有关空军的情报“略有改进”；军事报告“令人失望”；“对德国港口内的德国舰队的定位富有成效”。这几乎难以视为是对该站努力的认可。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秘密情报局在挪威的活动仅限于最小规模。1924年10月至1938年9月，在挪威没有专职的代表。期间大多数时候，比菲·邓德代尔，虽然人在巴黎，却成了奥斯陆站站长，尽管秘密情报局驻斯德哥尔摩代表约翰·马丁也有一位监督人员。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相当多的事务得以处理，能与挪威当局保持卓有成效的联络，全得益于秘密情报局的幕后英雄之一——一个非常能干的多语女秘书。在20世纪30年代末，考虑到挪威可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海军方面），加强了该站的工作，虽然最初也不是没有困难。1938年底，辛克莱决定任命一位奥斯陆常驻代表“以获取有关德国所有活动的情报，特别是海军的动态，以及相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应”。这个人选是中尉指挥官约瑟夫·纽威尔，一位退休的挪威水手，能讲一口流利的挪威语，1939年1月1日被任命。虽然他看起来似乎非常适合该项工作，5月8日他在总部告诉雷克斯·霍华德说，他“老是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自到任后毫无建树，很想知道“我是否会永远这样”。他补充说：“我怀疑，我是否有做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天分！”同月底，约翰·马丁从斯德哥尔摩递交了一个对纽威尔的评价报告，其中不乏斥责之语。他的评语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绝不可能有什么好处或任何用处”，并且“应该予以清除”。纽威尔曾告诉他，工作不是他原本想象的那样，而要比他事先准备的“要艰难得多”。
“我已是52岁的人了，”他告诉马丁，“我不打算在我的有生之年让工作把我累死。”他完全可以不工作，因为他有一份远远超过其薪水的私人收入（在那个年代，当然，通常是因为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缘故）。虽然失利明显让纽威尔感到不安，但他慢慢地适应了工作。当1939年8月辛克莱派弗兰克·福利到奥斯陆检查工作时，福利报告说，纽威尔“是称职的”。在福利被安置在奥斯陆负责监管斯堪的纳维亚所有的情报站之后，他能够近距离地在专业上管理纽威尔，因此到1939年10月为止，纽威尔的工作令人满意，信心十足，在有关海军与海防前线的报告方面尤其突出。
在20世纪30年代，独立的爱尔兰成为了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对象。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埃蒙·德瓦莱拉于1932年3月掌权出任爱尔兰共和党政府总理之后，他开始拆散与大英帝国尚存的联系，并在1937年新宪法中废除了英国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作用。虽然一时还没有宣布爱尔兰为共和国，但是，他提出了爱尔兰与英联邦仅是“外部关系”的概念。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急于关注爱尔兰的政治见解，于是要求军情五处组建一个组织，专门报告爱尔兰的情况。维维安若干年后回忆到，凯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项目太危险，而且，他也没有合适的人员或手段来执行该任务”。于是首相派人叫来辛克莱，告诉他，现在爱尔兰已被视为一个“外国”，秘密情报局须接手“凯尔拒绝做的事”。辛克莱为此指派维维安提供“一个爱尔兰局势的定期调查报告，特别有关极端共和党人的观点，爱尔兰共和军和德国的渗透等情况”。这个任务，维维安回顾说，“不属于我们正常的职责范围”，而是“因为其他部门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才勉强接受的”。由于任务“非常微妙和危险”，他奉命只能向辛克莱报告，除了直接参与者外，不得向秘密情报局内部或外部人员提及此事。从本质上讲，这不是一个情报行动，也没有真正的间谍网络，但用军情五处在回顾其在爱尔兰战时活动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受限制的情报机构”。其中维维安，利用主要受到阿尔斯特皇家警察局保护的南方爱尔兰线人，提供“对于爱尔兰政治时事或公众的利益有限的、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意见”[285]战争爆发后，爱尔兰保持中立，但反而加剧了人们，尤其是海军部的担心：德国潜艇可能在爱尔兰补充供给，或利用该国进行反联合王国的情报活动。虽然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有所扩展，但是在军情五处与爱尔兰磋商之后，英国在该地区的安全需要得到了满足，秘密情报局与爱尔兰当局最终建立了密切的联络关系。[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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