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的30年代
从一开始，德国纳粹新政府就开始迫害犹太人，实施越来越严格和苛刻的政策，这在“最终解决方案”里达到顶峰。事实上，反犹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欧洲盛行，并驱使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往巴勒斯坦；英国作为《凡尔赛条约》授权的国联成员国对巴勒斯坦进行统治，在那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正努力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社会局势已经十分困难与不稳定，可越来越多的犹太定居者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促发了1936年4月至10月以及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阿拉伯人反犹太人和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凭借在中东担当“帝国警务”主要作用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持，秘密情报局于1933年建立了耶路撒冷情报站。情报站代表的掩护身份是空军总部军事联络官，该站的大部分开支也是由空军支付的。第一任站长约翰·雪莱少校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曾是驻上海的军事情报官员，但在任期间并无多大建树，于1936年初被前驻印度的陆军少校约翰·梯格取代，后者于1939年又招募到两名助手。秘密情报局在30年代中期将重点重新集中到德国身上，这个细微变化可从与一名军官有关的记录中窥见一斑。这位军官是雪莱在1934年物色的。雷克斯·霍华德曾召见他，夸奖他“挺优越，尤其适合”，派其前往中东。虽然经秘密情报局批准录用，但得等待出现职位空缺。这位候选人于是写信给霍华德表示，他能够“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来提升他的作用。什么语言最合适他呢？在征询了雪莱对此事的看法后，霍华德批复说：“建议学德语。”
由于自相残杀的冲突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叛乱一触即发，巴勒斯坦逐渐成为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日益沉重的负担。在3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麻烦不断，牵制了两万英军身陷“遥遥无期的维和行动”[287]。虽然耶路撒冷站原本打算把工作范围覆盖整个中东地区，但在梯格任期内，情报站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帮巴勒斯坦和周边国家镇压武装叛乱上。梯格本人回顾说，来自伊拉克的政治情报“通常只能列为二级”，尽管情报涉及“伊拉克政府秘密支持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叛匪首领穆夫提——这是很有价值的情报”。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他认为，“不算太坏”，而“波斯[伊朗]仍然那样赤裸裸地无耻”。情报站的另一项任务是监视非法犹太移民，因为托管当局对犹太人定居该国设有限制。利用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资源，梯格报告称，秘密情报局跟踪了驶离黑海国家的船舶以及这些船只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动向。“这一事实，”他补充说（体现一个精明的参与者对于情报收集和重大利益的看法），“尽管英国无法阻止这些不明国籍的船舶驶入巴勒斯坦海岸，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情报本身就不够出色。”
1935年至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外交政策的缩影。在原有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兰的基础上，意大利积极寻求扩大其非洲领地，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七个月内就征服了这个国家。正如日本在中国满洲一样，列强根本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30年代末期希特勒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在这场危机中，秘密情报局常年存在的财务问题在马耳他的工作中再次得到证明。1935年秋，由于局势紧张，比菲·邓德代尔受命负责一个新组织，从岛上开展情报工作并与当地的军事当局协调行动。早期的一个冒险就是制作一个虚假情报计划，由秘密情报局着手在意大利特工与“靠不住的”马耳他人中散布谣言，说正在该岛西南卡拉夫兰纳皇家空军军营里安装一个“令人震惊的”可击落飞机的特殊干扰装置。但在行动获得批准前，马耳他项目难以启动。“除非经费进一步到位，”辛克莱于10月25日指示说，“不得实施任何与地中海局势有关的任务。”
另一场让秘密情报局忙活的危机是西班牙内战，内战于1936年7月在左翼共和党政府和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之间爆发。虽然英国和法国从中斡旋，争取国际社会对1936年8月签署的《不干涉协定》给予广泛支持，但效果并不好。德国和意大利（尤其是后者）向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士兵与物资；苏联则站在共和党一边进行干预，该阵线也因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团体而得到加强。秘密情报局对西班牙的共产党活动的监视依旧漫不经心，这也意味着情报局首先是为监视苏联活动情况而设立，然而，这方面还做得相当不精确。1936年4月，一位以摩洛哥为基地的特工（通过直布罗陀站传递情报）报告指出，3月份一艘无名苏联船在阿尔赫西拉斯卸下“两大箱步枪与小型武器”。该报告还说，大约在同一时间，苏联人向西班牙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数百万英镑”。可位于百老汇的政治处认为，整个事情的“价值不大，因为该特工明显没有核实其他方面的情报”。然而，秘密情报局在4月通知了法国二局的同行，表示“毫不怀疑，共产国际通过其巴黎中心正在资助和控制西班牙共产党的公开与地下活动”。他们征求了法国对此事的看法，因为“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无论是出于对军事、政治或经济的考虑，都不会是一件让任何人都泰然处之的事”。[288]
1936年7月，一位坚决反共的英国人休·波拉德少校协助民族主义者用飞机将佛朗哥由加那利群岛送到摩洛哥，自此民族主义阵线发起对共和派武装的攻击，这使得在获取有关民族主义阵线情报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秘密情报局看到了希望，认为他或许能够提供帮助。作为《乡村生活》杂志的体育编辑，波拉德是一个狂热的、阅历丰富的法西斯同情者和天主教徒，1919年至1921年英国——爱尔兰战争期间在都柏林堡担任过“警察顾问”[289]。1936年11月，空军处处长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接见波拉德，问他是否愿意去西班牙，并亲自拟订了要询问佛朗哥有关军事计划的一长串问题：他正在接受哪些外部援助？打算如何使用他的空军？但波拉德要求的报酬太多——包括外交护照，“薪酬及津贴一分都不能少”，甚至还包括足够的马匹费用——他计划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去狩猎。导致该计划没有执行（虽然波拉德战后在特别行动处工作）。
到第二年春天，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已在西班牙北部取得了进展。3月9日，陆军情报局在通过答复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转达的意见——没有足够的“来自西班牙的最新情报”时注意到，由于战争“突然爆发”，秘密情报局在该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放缓了组织发展工作”。辛克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指出，这不是一个“凭一时冲动就能解决的”事。政治处的戴维·霍文评论说“双方的间谍凶残而歇斯底里”，并把间谍的典范界定为“能够与头面人物交谈且游刃有余的特工”。他提出了若干可能性，其中包括通过邓德代尔与法国人取得联络，在约恩·奥达菲将军（他指挥着岌岌可危的爱尔兰法西斯蓝衣社）的总部安插人手，以及派特工打入任何一方的野战医院或救援机构等。截至3月底，取得了一些进展。邓德代尔找到一名男子负责报告外国志愿者进入西班牙的流动情况——斯托克斯·伦纳德·汉密尔顿，一个最初在巴尔干半岛国家受聘于秘密情报局的水兵，开始在南方发展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眼线。认识到对当权政府这一边的工作已做得比较到位，辛克莱命令，要特别努力弄清“佛朗哥将军的立场、政策和前景”。但显然，汉密尔顿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进展，因为半年后富特曼在会议记录中写道，“佛朗哥将军的立场和政策，他与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的意图、军事支持和海军合作等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最紧迫的问题”，而且秘密情报局“应该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的组织，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
尽管在西班牙的情报搜集工作本身没有取得成功，但辛克莱明显得到了有关墨索里尼对当前冲突具体意图的可靠情报，通过他在1937年10月19日写给沃伦·费舍尔爵士的一张字条，可见他在该主题上可谓是消息灵通。“在我看来，目前局势的要点在于，”辛克莱写道，“墨索里尼肆无忌惮地推进到西班牙，而我们目前还不能投入战争，因此，让他在西班牙‘自我消耗’比让他在西班牙之外‘四处杀戮’要好得多。”辛克莱认为，如果“我们谨慎一些”，墨索里尼或许就会“不战自败”。“从长远看，时间似乎对我们更有利，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认为，德国可能会怂恿意大利人向英国和法国挑战，但为了达到其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目标，德国“自身可能保持中立，从中渔利”。如果能有一些有用的政治情报，就用不着只是在技术层面上讨论它了。也是在1937年10月，伦敦告知秘密情报局在巴黎的两个情报站没有提供充足的西班牙陆军部队使用的德国和苏联新型武器技术数据情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邓德代尔招募了一个特工，此人与亲佛朗哥派的俄罗斯国际旅战犯的审讯官有联系，提供了苏联新式高速机关枪的照片以及苏联高速战斗机与空军轰炸机编队抵达的情报。
这对空军部来讲显然是不够的。1938年11月1日，他们痛苦地抱怨，“西班牙内战爆发已经两年多了，意大利空军最先进的设备（包括来自德国、苏联和法国的）已经投入使用”，而“如果从技术和战术观点来看，通过秘密情报收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价值”。秘密情报局“实际上并没有提供有关枪支、炸弹、防空武器的情报，也没有任何数据统计使我们能够确定使用不同类型武器的比较优势”。空军情报部门原本指望通过秘密情报局的努力，拥有“足以开设博物馆那样多的枪支、炸弹、引信、炮弹和其他技术设备，并交给我们的武器装备研究人员”。必须承认，“组织秘密情报工作无疑是困难的，但获得这些情报可能并不比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容易，因为双方都没有数量巨大的在逃叛徒，而且其中很大部分人是急需现金的”。
辛克莱对这一辛辣的批评感到震惊。“为什么这以前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呢？”他问道。空军二处（a）合情合理地做了辩解：1937年7月与1938年7月，空军二处对有关技术设备的情报明确提出过具体要求，但没有得到明显的回应，他们又向有关情报站“立即发电报”重申这些要求。他们甚至给代表们开出条件，“获得技术装备实物，奖励500英镑”。这位官员承认，1937年至1938年间，他们很少提供有关“枪支、炸弹或高射炮统计”的情报。而且“自西班牙内战开始，仅仅收到过一个弹片，从来没见过任何技术装备的实物”。他牵强地暗示，部分原因在于“难以接触到替西班牙民族主义分子效力的德国空军人员”，因为他们“在德国控制的机场内，与外界隔绝，难以接近”。
1937年4月，辛克莱就告诉直布罗陀站的汉密尔顿，收集意大利军队的情报是“头等要务”。6月2日，他向汉基说，“在我看来，就意大利而言，这个国家应该占据世界头号公敌的位置”。另外，由于担心英——意关系出现危机（虽然最终并没有发生），伦敦向索非亚、布鲁塞尔、开罗、罗马、雅典、维也纳和巴黎情报站负责人发出了有关意大利海军和军事情况的问卷。截至1938年8月，一个在奥地利境外针对的里雅斯特和热那亚意大利海军的情报网成功运作了近三年，但在1938年3月德国和奥地利合并之后，盖世太保逮捕了许多人，该组织遂瓦解。
佛朗哥及民族主义派于1939年春赢得西班牙内战之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秘密情报局能够搞到具有价值的政治或军事技术情报。然而，在这个阶段，秘密情报局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意大利和德国。1937年2月，秘密情报局海军处负责人E.H.拉塞尔上尉告诉辛克莱，“今后许多年里，地中海都将关系紧张，或在战争时期成为我们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等地找到当地的特工来提供海军集结、海岸防御、空军集结、机场和军事目标的情报”。3月10日，寻找合适人选的通知便发给了秘密情报局驻欧洲和北非的所有情报站。不到一个月，比菲·邓德代尔认为他已经在巴黎找到了合适的人员，一个法国商业旅行者，一个已经为法国海军工作的间谍。邓德代尔说，此人为英国工作的动机是“他认为，我们两国应并肩战斗，同时他也想增加一点收入”。该特工与秘密情报局的草率关系说明秘密情报局在扩大业务方面出现的一些实际困难。邓德代尔出手十分大方，付钱让他去考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潘泰莱里亚岛（一个位于马耳他以西、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的特定目标）。当他的报告寄达伦敦时，空军处的温特博特姆对报告中提及的停留在该岛港口的意大利航空母舰米拉利亚号的细节提出了质疑。而海军处则表现得较为开明。虽然雷克斯·霍华德认为，该特工是否到过潘泰莱里亚岛“非常令人怀疑”，但该报告还是交由海军部和空军部来评价。
邓德代尔开始对聘用一个“在这个行当做得太久且伺服过多位主子的人”变得警惕起来，并声称“在正常情况下，我决不会聘用这样一个人，但鉴于目前的局势，我想我会给他一个试用期”。即使在海军部和空军部给了其情报较好的评价之后（这表明，在此事件中，他们的批评部门职员可能要比秘密情报局的职员坦诚得多），邓德代尔也觉得管理一个现成的法国特工的风险似乎太大，于是在此后不久便把那人解雇了。
英法联系
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便在法国开展活动，这一事实反映了与法国安全和情报部门保持联络的重要性。刚开始，比菲·邓德代尔情报站的主要搜集目标是苏联，使用的是“一战”后在伊斯坦布尔首次发展的一些白俄联系人（也包括其他人）。邓德代尔对这些人严加保护，当中有许多人提供了从苏联境内搞到的情报，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很难称之为间谍活动。1934年，他这样描述一个以巴黎为基地的侨民：他曾受雇于秘密情报局局长达7年，特别有用，居然从苏联军事出版办公室搞到了官员手册，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个朋友，他经常送礼物给他”。此人还“基于个人的了解、新闻及随机线索”，提供了“苏联海军事务的报告”，甚至还搞到了“禁止出口的报纸”。邓德代尔以前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位线人在苏军第比利斯办事处工作，他用当地报纸夹带寄出有关军事调动的情报和一些武器装备的技术资料。还有一个在俄罗斯南部以铁路官员为中心的情报网，对他们关于中亚军区的铁路运输报告，孟西斯在1930年11月的评价是“非常有价值”。但是，18个月后，该特工及其小组因费用太高而被取消了。
法国当局对邓德代尔的一些活动至少是了解的，而且彼此间还有过直接合作，例如在1928年联合报告苏联叛逃者鲍里斯·巴加诺夫。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很显然，法国不仅纵容邓德代尔的间谍工作，而且还与秘密情报局合作与德国对着干[290]。1933年11月，孟西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明显是来自法国官方内部提供的情报，分发了关于法国情报状况的详尽评论。与在英国一样，钱是个问题。孟西斯观察到法国情报局（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机构）由于预算削减，也已不得不减少一些活动。他注意到法国和波兰秘密情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而且法国人通过设在阿尔及尔的情报网取得了有关意大利的颇具价值的情报。虽然有几个法国特工被安置在了德国，但他们“目前被绝对禁止发送任何报告”，因为打算只在战时才会启用他们。孟西斯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正在招募数量众多的“高级女特工”。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邓德代尔一手建立了与法国同行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法国情报局反间谍中心的保罗·帕洛尔中尉在1937年会见了他，事后回忆说，他是“一个极为迷人而儒雅的同行”，此人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受到了法国方面的极大赞赏。到了30年代后期，双方一直共享有关阿布维尔（德国陆军情报局）、帝国安全部（即德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纳粹政权内部的情报[291]。1937年10月，孟西斯（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是英国情报局的“头儿”）拜访了法国情报局局长里韦上校。他说自己对三个内容宽泛的话题感兴趣：德国军事情报；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一般活动，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所使用的意大利和德国军事装备的具体细节；法国的政治见解，尤其是英法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孟西斯向法国坦言，尽管秘密情报局在搜集有关德国军队的情报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但他对意大利的情况及其在西班牙的军事进展较为了解。考虑到德国在中欧的野心，他预测，德国军队可能在三个星期内占领奥地利（实际上这发生在五个月之后），德国肯定将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类似压力。他认为，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公众舆论都不会赞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参战。而英国，他坚持说，既没有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做好准备。因此，他认为，目前惟一的选择就是等待。法国人认为，这一不同寻常而又坦率的政治主张“当然是个人意见”，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他们认为孟西斯在英国陆军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此铭记于心。[292]
1938年7月，为了欢迎海牙情报站站长理查德·史蒂文斯少校，孟西斯通过里韦安排了与法国情报官员们的一次聚会[293]。史蒂文斯后来在情报二局（法国陆军部情报处）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这位法国人与他交流了有关德国间谍的情报，这些间谍是通过荷兰派遣来法国工作的。史蒂文斯向伦敦证实，法国人十分急于与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荷兰情报站就秘密情报和反间谍事务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报告说，法国人以“最大的善意和坦诚”欢迎他，他们“提出的互惠合作”是“绝对真实可信的”。辛克莱私下里十分感谢里韦，称“你给了史蒂文斯在巴黎那几天非常盛情的接待”，他“回来时更像是个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了，你无疑在我局有了优秀代表”！他还说，“安排在荷兰的联合行动将证明，这对我们双方情报机构都是有价值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和英国情报机关各有进一步互访。1938年12月，总部政治处的戴维·富特曼前往巴黎寻求在政治情报特别是有关苏联、远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情报事项方面建立协作关系。返回伦敦后，他报告说，与法国殖民地情报局一名官员会见“令人感到非常愉快”，这主要是由于“45000（邓德代尔）已经与他的法国朋友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邓德代尔在1939年1月应法国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之约访问巴黎。戈弗雷1月12日来到邓德代尔的办公室，后者向他展示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方法、安全措施、地图绘制、报告和计划，包括空中拍摄的照片等。邓德代尔事后从两人共同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戈弗雷对这次访问十分满意，因此法国人也就满意了。“他们对戈弗雷上尉的印象非常好，”他报告说，“我相信在他访问之后，他们愿意为我们做一切事情。”1月底，一个法国情报代表团来到伦敦举行会谈，参与人员有秘密情报局的孟西斯和史蒂文斯，还有凯尔及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孟西斯告诉法国人，他相信，德国人并没有认真准备在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在更遥远的战场上，他指出，英国人十分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有关活动。中东也是一个问题，他希望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局在叙利亚和埃及的问题上能够加强合作。由于担心他前任手下的一些特工可能被德国人策反（他是多么正确啊），史蒂文斯报告说，他已与荷兰安全当局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联系，并正在发展一个由20位精兵强将组成的针对德国人的情报网。孟西斯补充说，这完全是在替法国人服务，并提议，当秘密情报局在荷兰重点开展反德工作之时，法国也应集中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做同样的工作[294]。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秘密情报局倡议下，白衣夫人情报站重新被激活了。
法国人于1939年1月访问伦敦期间，所提到的话题之一就是两国情报机构的沟通合作，以“低地国家”为基地，安置反德双重间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代号“李270”的比利时人。1934年他既被法国情报局又被德国阿布维尔招募。他向他的法国主管官员提供了他搞到的德国对法国航空业的调查问卷（连同他的回答），并于1939年1月提供了另一份针对英国情报要求的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空军，表明德国怀疑英国要在荷兰建空军基地。孟西斯十分感兴趣，于1939年3月催促法国同行从该特工处获取任何进一步的情报。关于德国方面的情报再没有了进展，但在1939年6月，意大利人找到李270，要他充当针对英国的间谍。虽然从这个间谍身上得到的回报并不多，但奥利维尔·福卡德评论说，此事说明在大战前夕，两个情报机构之间是“谨慎而明智的伙伴关系”，及其越来越多的合作，“幕僚间无拘无束的会谈和外交手腕”[295]。这是秘密情报局早期施行的雇用双重间谍策略，成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重大作用的双交叉系统的起源之一。
1939年整个春天，邓德代尔开始与法国人一道安排与德国和意大利交战的动员工作。他说服孟西斯邀请里韦访问伦敦，非正式商讨万一需要在法国再次部署英国远征军的有关安排。在访问期间（6月上旬），里韦、亨利·纳瓦拉上尉（来自法国情报局德国处）和指挥官布伦（他们的动员主任）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下榻在多尔切斯特酒店。在萨瓦饭店用餐后，他们与孟西斯、休伯特·哈顿——霍尔（陆军部）和雷克斯·霍华德会谈。随着1939年夏季英法合作不断加强，规模不断扩大，辛克莱对邓德代尔肩负的重担感到担忧。虽然辛克莱认同邓德代尔是与法国的主要联络人，但辛克莱认为让他“独立承担这次联络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任务”而不至于干扰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辛克莱因此告诉邓德代尔只负责与特工、双料间谍和法国总参谋部有关的工作职责，而由站长（当时是1937年取代了杰弗斯的杰弗里·W.考特尼）来处理反间谍、外勤安全、审查、护照“和任何类似的事务”。
一个快速发展的英法情报关系，其代价就是增加了英国对法国判断的依赖，而事实最终证明，其对德国的实力和能力估计过高。道格拉斯·波奇辩称，二局的地位低，预算有限，因此，“递交给最高统帅部的情报质量有严重的影响……对他们的情报不能切中要害而感到恼怒，情报官员们唱高调，夸大德国士兵、坦克和飞机的数量”。陆军中校肯尼思·斯特朗——战争爆发前在柏林使馆任武官副官，然后在陆军部陆军情报局德国科工作——回忆说，法国的估计有时要比英国的数据高20%。这一现象持续到1940年，这（根据F.H.欣斯利的说法）“导致白厅高估了德军师级编制的总数”，他宣称，尽管这“没有造成不幸的战略后果”。[296]
在20世纪30年代邓德代尔建立的与法国的所有联络关系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上校古斯塔夫·伯特兰，法国肃反处处长。1931年至1938年间，汉斯——蒂洛·施密特（对外称“阿什”），一个在德军通信部门工作的非常有价值的法国间谍，提供了有关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情报。伯特兰将这份情报的一些内容转告了波兰人与英国人。这帮了波兰人的忙，他们最终成功地仿制了机器，并从1933年起破译了恩尼格玛密码机往来的一些电报，直到1938年12月德国对机器做了某些改进才终止。按照欣斯利的看法，英国人最初“并没有表现出与法国人（或者准确地说，波兰人）进行合作的极大兴趣”[297]。然而，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10月伊始，指挥官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告诉辛克莱，伯特兰提供的文件“有助于我们研究恩尼格玛密码机”。事实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军事组的蒂尔特曼上尉形容这些文件“十分重要。有了这些东西，既省时又省力，价值不可估量”。邓德代尔把伯特兰带到伦敦，私下里与政府秘密代码专家的同事们保持联系。从1938年10月起，这位法国人通过邓德代尔陆续向英国转交了许多无线电情报材料。
虽然1939年1月伯特兰安排了一次法国、英国和波兰的专家会议，但英国与波兰人合作的意愿以及波兰人是否愿意让他们分享在恩尼格玛密码机上的成果却并没有真正取得进展。直至内维尔·张伯伦在3月底公开保证如果遭遇德国攻击，英国将站在波兰一边之后，事情才发生了转机。7月下旬，在华沙附近举行了第二次更富有成效的英法波三国会议，随后波兰人将仿制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同时提供给了英国人和法国人。8月16日，伯特兰在邓德代尔陪同下，将其中的一台送到伦敦。据伯特兰讲，他们在维多利亚车站受到斯图尔特·孟西斯的“热烈欢迎”。他身着礼服，纽扣上别着一枚玫瑰形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时荣获的）[298]。虽然孟西斯对于这一时刻的重大意义和法国的重要性，特别是波兰在有关恩尼格玛密码机方面的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明确表示赞赏，但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战时在恩尼格玛密码机上取得的突破对战事发展会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这一惊人的突破本身并不是战争胜利的一个成就，但后来F.H.欣斯利的计算认为，这一突破把战争缩短了三年甚至四年——拯救了无数盟军的生命。[299]
向德国渗透
到1938年春，资金已不再是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主要制约。1938年4月，辛克莱告诉空军副参谋长：“钱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足够资金，问题是如何利用机会，让手上的钱可以派上用场。”“没有人，”他说，“能比秘密情报局更充分意识到获取德国空军重整军备情报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是，在过去12个月里，德国的情况已变得相当棘手。”
自从1933年3月纳粹取得政权以来，辛克莱一直对纳粹德国感到担忧。当年10月，他告诉海牙站负责人欧内斯特·道尔顿：“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几年之内法国和德国之间会爆发战争。”显然是由于辛克莱的假设，即荷兰将保持中立（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也是如此），道尔顿奉命确保：“万一发生战争，第一，要维持我们的通信；第二，要获取关于德国武装部队的情报。”在20世纪30年代初，秘密情报局自身在德国的资源匮乏。最重要的间谍是一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威廉·德罗普男爵。19世纪80年代威廉在立陶宛出生（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他入了英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英国军队服役。战后，他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1919年4月30日首次被孟西斯选中，之后便受雇做了特工。他曾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做过记者，并在20年代成为特工“821”，定期提供德国政治情报。虽然在总部有人对他究竟有多大价值表示质疑（尤其是在他年薪高达1000英镑之时），但由于对跟踪希特勒上台后情报的迫切需要，他成了一个无价之宝。“他目前拿出手的都是些好东西，”雷克斯·霍华德在1934年2月说，“他是我们在德国几乎惟一[原文如此]的资源。”
1934年3月，德罗普在柏林的高级别联系人之一安排了秘密情报局空军处处长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佯装为“空军参谋部人员”）访问德国。在此期间，他会见了希特勒，接洽了好几位资深纳粹，与德国纳粹空军年轻的飞行员见面，而且还与他们成功地建立了友情。回国后，温特博特姆报告了“德国人发展现代化一流空军的明显计划”[300]。德罗普本人建立了与德国国防军、纳粹空军和党卫军的关系。1934年9月，受希特勒个人的邀请并作为精心挑选的英国客人，他参加了纽伦堡集会，并趁机向秘密情报局汇报。此后，他接到多次邀请访问纽伦堡，于1937年10月见到了盖世太保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后者提出，通过做一些“反布尔什维克诽谤与阴谋的联络工作”来培养他。由于担心德国人可能在亲自操纵该联系人，维维安以风险太大为由拒绝了这项建议。“我丝毫不愿意卷入这个曲折的计划，”他在会议记录中写道，“小心！”
德罗普在伦敦访问期间，主要是由伍尔科姆向他介绍基本情况，然后他向伍尔科姆提供情报，但他在柏林也小心翼翼地打报告，与福利或从柏林站来的同事会见。尽管如此，这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为了避免出现丝毫的泄密风险，现存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辛克莱在1933年10月下达给福利的关于与德罗普见面或如何处理他的报告等较为详尽的安全指令。与该特工有关的任何文件既不存留在福利的办公室，也不得从那里打印；任何相关会议不得在公寓住宅或在项目负责官员的办公室里举行；德罗普的报告应当在会议前最后一刻书写，“这样让他带着报告径直去参会，让文件在他身上或在他的房间滞留的时间越短越好”；会议在收到公文包（外交公文包送达伦敦）前的最后一天举行，“根据不断变化的会议地点，事先安排执勤人员名单，这一切旨在避免出现有关会议情况的电话信息”。这些指令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这个事情是多么重视，以及辛克莱本人对细节的密切关注程度。1938年8月，德奥合并后，盖世太保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监视，德罗普开始变得急躁，要求调离德国，但辛克莱没有批准。“如果德罗普要有什么用处的话，”他写道，“他就必须在这里和德国之间工作。”然而，这位特工于当年8月份移居瑞士。虽然在未来7年里他继续提供情报，但他的工作越来越不受总部器重。到1944年7月，时任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的克劳德·丹齐明确表示，现在看来，德罗普所提交的一切只是“一种对纳粹的宣传工具”。
关于哪一方从德罗普事件中得到的利益更大，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显然德国人认为，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英国联系人——虽然最终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通过温特博特姆我们得知，此人的角色似乎扮演得还不错，英国及时得到了他们或许原本不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有关德国纳粹空军发展的情报，以及独特的近距离观察纳粹党领导人的性格与思想。1938年6月，伍尔科姆估计，秘密情报局获取的有关德国的政治情报至少有70%出自于一个很好的来源——德罗普。“无论任何原因，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他写道，“显而易见，我们的‘XP’（政治情报）的供给将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德罗普提供的这些情报是否为接收人很好地利用，则是另一回事。
秘密情报局关于德国海军事务的最佳情报来源是老特工卡尔·克鲁格博士（代号“TR/16”）。他不断地接近德国造船厂获取情报，形成了有关潜艇的专门报告，而建造这些潜艇是《凡尔赛条约》明文禁止的。这尤其令海军部感兴趣，因为用韦斯利·沃克的话来讲，潜艇是“一种超级反英武器”。1935年春天，秘密情报局报告说，德国人已经开始了谨慎的准备工作，以重建自己的潜艇部队。“有强烈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在建几艘潜艇”。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当时情报的混乱状态：驻柏林使馆海军武官杰拉德·缪尔黑德——古尔德虽然证实，德国有野心缔造一支潜艇部队，他却错误地向伦敦保证该建设尚未启动。虽然海军部起初显然更看重缪尔黑德——古尔德的评估，而不是来自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但是后者的情报却在下一个月经由来自柏林的公开声明得到了证实。1936年7月，又是根据来自克鲁格的秘密情报局情报，海军情报局和工业情报中心（1931年由德斯蒙德·莫顿建立）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德国海军建设的详细文件。文件报告说，德国计划大批生产潜艇[301]。但是海军部仍然不相信，尽管后来事实果真如此。1939年11月，秘密情报局海军处理直气壮地指责说，因为他们早就对德国潜艇建设发出过警告，并“在德国（人）正式通知他们此事不会发生以及海军部仍然执迷不悟的情况下，继续发出警告”。
1938年初，温特博特姆断言，德国空军情报“对国家来说最为重要，应该不失时机，发掘一些身居社会高层的间谍来取代一连串的组织，这一策略的必要性必须强制地向有关代表灌输”。例如，要指示弗兰克·福利“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琼斯’”。1937年4月，一个自命代号为“B.琼斯”的人向英国驻苏黎世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转交“情报局军事处负责官员”。信中表达了亲英情绪，并解释说，写信人的一位德国纳粹空军朋友愿意按每次100英镑提供文件，还附上了德国空军部新近五个订单的副本。这些材料转交到伦敦后，被认为具有最重要价值。该案由总部掌控，福利协助，但运行得十分艰难。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个警察国度，与一位拒绝当面联系且又采用假名提供文件的特工进行联络沟通存在着种种问题。通信是通过在德国邮政局待领的好几个地址，而且“琼斯”还在英国驻德国和瑞士领事处存有几包文件。1938年2月，由于该特工察觉到自己遭到了怀疑，便在第一次联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突然停止了活动。成功是如此短暂，令人沮丧，但其所提供的材料，据温特博特姆的估计，“价值相当于其余花在德国空军情报上的钱的总和”。
四个月后，温特博特姆派出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代号“479”，驾车周游德国，获取德国机场的目击报告。479还带了“一个合适的秘书（女性）”，他在荷兰停留了两天，用来“训练”他的伴侣。三个星期来，他们在德国各处观光，但发现事情很辛苦。德国人似乎并没有按照一般规则把他们的机场边缘修到路边。而最糟糕的是，道路和机场之间有一两百码的防护林带，显然是为了将感兴趣的观察者阻隔在远处，这与“这个国家其他情况也完全不一样”。有好多次，479只能看到飞机的尾翼，“很少能够靠近看清编号”。更麻烦的是，他还驾驶着一辆与众不同的汽车，“每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就会被一些小男孩包围，急切地想打听我们沃尔斯利车的马力、速度、性能和价格”。“在德国西南部，几乎没有哪个小男孩，”他报告说，“不记得这对奇怪的英国夫妇和他们的轿车。”更为危险的是，他们引起了“纳粹褐衫党徒”的注意，他们“彻底搜查了这辆车”，并跟踪了这对夫妇好几天。所以两人“决定在全国各地疯狂飙车来迷惑他们”，此举“要么甩掉他们，要么令他们失去兴趣”。在跑了差不多2400英里之后，479提前结束了任务回国，主要是因为他的伴侣已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疲惫和消化不良”。不过，她的“图纸画得非常出色”，应该得到“最高的赞誉，因为她不惜拿自己的声誉来冒险，帮助我渡过难关”（479原本打算与他会讲德语的妹妹前往，但她的丈夫拒绝让她去）。温特博特姆认为，479的报告“具有相当的价值”，他成功地“发现了密集机场的准确位置，这是我们以前无法得到的”。1938年9月，他再次指派这名特工去了德国，这一次他带回来的是一些不甚具体、不过“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军事方面，1938年2月，辛克莱亲自给在海牙的蒙蒂·奇德森打电报，暗示近期德国军队的清洗运动，“有可能使德国军官们对纳粹党产生对立情绪，他们或许会经不住我们开出的诱人条件……资金没有问题”。类似的无线电报也发往了布拉格、巴黎和布鲁塞尔。他还问奇德森是否可以要求克鲁格（TR/16）找一个心怀不满的军官，为此情报局准备支付“一笔非常丰厚的奖金”。此外，“也将支付那位军官本人一笔可观的款项，该款项与他的职位以及他的情报产生的价值挂钩”。克鲁格此前一直在提供德国防空组织（他受雇的单位）以及海军造船业的情报（这个他已干了多年）。1937年6月，他提供了秘密拍摄到的、正在基尔日耳曼造船厂进行装配的驱逐舰照片。快到年底时，总部第六处经济处注意到，这些报告和地图，“从目标轰炸的角度来看”，十分有用。
到30年代后期，已六十多岁的克鲁格打算急流勇退，有了退役的想法。有关他的报告不准确的评论越来越多，同时他在德的安全也日渐紧张。1938年3月，他在一个机场附近被发现后，盖世太保找上他，当时他受到了惊吓。克鲁格（在这个阶段已称为“016”）继续致力于海军和海岸防御工事的情报工作，直到1939年7月18日。他每个月都到鹿特丹与主管官员碰头，而下一次碰头拟订在8月20日。“他没到”，海牙站8月20日报告说，但是收到一张明显是他寄来的明信片，提议改在德国碰面。这引起了怀疑，因为他以前从未“提出过要人到12号地（德国）去见他”。总部对此报告的会议记录表明，人人都感到悲观。“这是（杰克·）胡珀所说的德国人了解的特工之一，”一名军官写道，“看来，他已经被清理了。”霍华德说，“他很可能是按照盖世太保的指示写了明信片”。“看起来像一个陷阱。”维维安补充道。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并且，他们很明智地没有派人前往德国碰面）。秘密情报局直到战后才知道，克鲁格被海牙站一名成员弗克特·冯·库特里克出卖，后者在1938年10月被阿布维尔招募[302]。财务科1939年11月7日的一张预算报表简洁地记载了克鲁格的可怜命运。在“停发薪金人员”一栏里打印有“016”；在“备注栏”里注明：“推定‘死亡’特工”。
秘密情报工作出现的这种不调和的状态，在临战前夕，1938年6月下旬暴露了出来。当时，雷克斯·霍华德要求总部各处室报告他们是否达到了对德国情报工作的要求。第四处军事处的孟西斯答复说，他对“所做努力表示满意，虽然结果令人失望，毕竟我们没有任何大牌的军事情报资源，只得依靠众多的虾兵蟹将”。温特博特姆说：“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我充满希望。”而较为令人鼓舞的是拉塞尔上尉（克鲁格正是他的一个重要资源）。他报告说，渗透进德国造船厂虽然可以满足和平时期的要求，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眼线中既没有在舰队服役的军官或士兵，也没有一个可以与海军军官打得火热的人。第六处经济处处长海军上将利姆彭尼报告说，有关海军建设的情报“非常好”，但关于飞机的情报就相形见绌了。在过去18个月内，“几乎没有”收到“有关各个工厂的产量和雇用人员的数据”。“地面武器”的情报严重缺乏，而他得到的惟一一份“关于德国枪械制造厂生产与产量”的情报来自英——法——比联合组织。最后，伍尔科姆提出了他对所收到的政治情报的意见。虽然德罗普是最高产的资源，他还有数量不小的其他临时特工，包括一些在德国工作的记者，并强调需要“扩大能够提供有关德国高层政策真正权威情报的一流特工队伍，特别是我们不应该过于依赖德罗普，他随时可能遭到盖世太保的监视并从视线中消失”。
维也纳情报站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后，虽然情报站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但在德奥合并后仍旧坚持工作。护照管理处也因给那些不顾一切要离开那个国家的犹太人发放签证而几近崩溃。1938年8月，情报站站长及项目负责官员汤米·肯德里克在报告中说，他的工作人员是“过度投入，稍有挑逗，他们便会泪流满面”。他向辛克莱道歉说，他给秘密情报局的报告“由于护照管制的工作压力，有点零碎，东拉西扯”。后来，肯德里克手下多名特工被盖世太保逮捕，而他本人也在8月17日被捕，当时他正踏上回英国度假的途中。盖世太保审问了他三天后释放了他，并责令离开该国，所有的情报工作就此终止。他一被捕，他的一位助手和两名女秘书，“因负责处理所有的秘密工作，立刻被送到了伦敦”。当时已在该站工作了将近一年的肯尼思·本顿，“烧毁了所有秘密文件”。由于该情报站没有官方保护（虽然隶属于总领事馆，但护照管理人员不享有外交身份），本顿“担心盖世太保可能闯进来，搜查整个办事处，所以一切能被烧掉的都销毁了”[303]。这倒反而好了，8月19日，孟西斯再次向外交部保证（后者自然对可能产生的外交影响感到担心），“丝毫没有泄密的可能性，所有的材料都已化为灰烬”。
与维也纳一样，在柏林的护照管理处也被试图逃离德国的犹太人的申请给淹没了。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得到签证成了弗兰克·福利的主要工作。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个尽责的护照管理官，而不是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长[304]。他感到尤其难以平衡这两种不同的职责。他已经与德国警察建立了“长期而正式的联系，来交换有关共产主义的情报”。这种联系在纳粹政权建立时幸存了下来。1937年10月，福利与盖世太保的“共产党专家”的关系被描述为“亲密的”。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他拒绝（根据辛克莱的明确命令）“满足盖世太保想搞到在英国的反纳粹德国人士情报的强烈欲望，并毫无根据地说他们是共产党”，这就疏远了盖世太保的其他高官。不幸的是，在秘密情报局，几乎没有相关的档案存留下来，不然的话，就可以从中看出福利在护照管理与情报工作之间如何做出那种在所难免的折中了，更无从了解他协助一个个犹太家庭或从他们那里搞情报时所施展的隐秘手法。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是一个效率极高、思维缜密的项目负责官员，对那些试图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在签证过程中挤满了他的办公室），给予了深切同情，并做了清晰与有力的报告。
福利，像其他护照管理人员一样，赶上了秘密情报局使他们具有外交身份的运动。1939年3月，甚至辛克莱都打算帮他掩饰身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拒绝批准这样做之后，辛克莱希望大使会改变主意——但是他得“保证”福利“没有参与秘密情报局的活动”。辛克莱因此向外交部和大使提出保证，这个情况有两个似是而非的理由，首先是福利“没有聘用德国公民”，其次是“他只通过英国公民获取政治情报”，而这“与大使馆所从事的并无二致”[305]。事实上，福利在过去的确雇用过“德国公民”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即便不是辛克莱下令那样做，他手下也肯定有人雇用过德国人。
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府对这些情报的用途目前难以评估，因为无论在保密或是公开的档案中，很少有秘密情报局的报告，更遑论对这些报告的评价了。大多数最机密的材料均按常规在阅读后销毁了（但在其他简报中可能有一些笼统的东西）。虽有一些对“秘密情报”的零星引用，但有时过于笼统，以避免在作品中对秘密情报局的具体作用（如果有的话）做任何评价。例如，1938年9月，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度假回来后，发现格拉德温·杰布给他留下“一大沓电报和文件”，“我便开始读了起来。秘密报告确实有相当多内容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但我绝对容不下所有这些事情，我面临一种选择”[306]。作为卡多根的私人秘书，既然杰布是外交部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那“一大沓电报和文件”极有可能是秘密情报局制作的。但是，究竟情报有多少，效果又如何，这是无法判断的，哪怕他再怎么怀疑。然而，有一份幸存的报告说明了秘密情报局的报告达到的最高水平。报告是由伍尔科姆写的，并由他保存下来，显然出于可以理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相当感人的骄傲情绪。他的报告回顾了德国要求归还根据《凡尔赛条约》丧失的海外殖民地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并指出西非可能有“一个广袤而紧凑的区域”，被视为是最可取的目标。报告的页边空白处写着“叫我说什么好？”，是张伯伦的笔迹，表明他赞同伍尔科姆的估计。[307]
从慕尼黑到战争
1938年秋，慕尼黑危机期间，对德国高级决策层的可靠情报的需要非常明显。当时希特勒对中欧领土表现出了狼子野心，似乎可能爆发战争。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希特勒把注意力转向捷克斯洛伐克。该国120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日耳曼族人，集中在西部苏台德地区，与新扩张的德国边界接壤。纳粹的政策就是联合这些日耳曼人并入德国，这将直接地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完整。5月份出现了“战争恐慌”，英国政府发出防止德国发动攻击的警报。“我想，毫无悬念了”，辛克莱在5月27日对沃伦·费舍尔爵士说：“德国人本打算上周末试着溜进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因此关于他们已把计划推迟的说法便喧嚣一时。”但他补充说，他们的计划“一切准备就绪，如果希特勒真的决定这么做，只等一声令下就会将计划付诸执行”[308]。7月18日，秘密情报局给帝国国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不可能绝对有把握地预测德国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决定权只取决于一个人——希特勒。此人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捉摸，甚至对他身边的人也是如此”。然而，“有许多迹象表明，事情正在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八九月份或许是危险期”。他们说得多么准确！
1938年9月12日，辛克莱送交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黑斯廷斯·“帕格”·伊斯梅上将一份《海军某些迹象的摘要报告》。报告表明，德国正在准备打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此外，“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这些准备工作已经暂停或放弃。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打算在我们原来所说日期前后，即9月24日至28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如果有必要，不惜发动全球战争来支持这一行动”。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讲，处境虽然令人绝望，但也许并非没有希望。而它的盟国，法国和苏联事实上为了自身利益，并不愿意参战。内维尔·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政府紧紧抓住德国的外交倡议，正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途径。除了表达仅仅是为了避免战争这一可以理解的愿望之外，英国也急于争取时间。张伯伦深知德国在重整军备（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英国政府无论对事态的进展还是德国的决心——尽管不是希特勒的——都略有高估），必须将英国的备战准备工作推向一定的高度，让全国上下及武装部队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打一场战争。9月15日至22日，张伯伦满心欢喜地飞往德国与希特勒亲自谈判。而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关于英国应当采取何种立场的问题，在伦敦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英国是应该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不惜冒与德国立即开战的风险，还是应该向布拉格施压，按照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承认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合法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而言，则代价惨痛，从而得出一个愤世嫉俗的（或曰现实政治的）结论：武力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
这表明这些问题是多么棘手，以及政府如何急于寻求来自所有渠道的意见。秘密情报局被正式要求，在张伯伦两次出访期间的一周内提交一份《政策评估报告》，这在秘密情报局的历史上迄今为止绝无仅有。之前无论辛克莱和他的同事们给政府提供了什么意见，似乎总是以非正式的形式。秘密情报局的具体职能是提供秘密情报，不是政策建议。但这次不同，辛克莱在9月19日告诉沃伦·费舍尔爵士，外交部要“咨询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以及在未来，应在外交事务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结果是由伍尔科姆起草了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文件。伍尔科姆在文件开头评价了“德国人的目标”在于在欧洲“建立‘至高无上’或‘霸权’地位”。这至少包括“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统治该国的其他地区；根据“附属国”原则在整个中欧和欧洲西南部实施“政治和经济霸权”；“迟早要收复（在东部的）失地”；“推翻苏维埃政权”；“向中东渗透，给英国制造麻烦”。至于“德国的手段与原则”，“首要的”是“武力”，以及缔造“一支最为强大的、足以克服任何强强联合并在任何冲突中胜出的武装力量”。伍尔科姆补充说，“（德国）武装部队首脑认为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
那么，英国怎么办？伍尔科姆针对“眼下与不久的将来”提出了三项建议。首先是“将苏台德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离，并入到德国”。这将“防患于未然”，他说。而且，“任何将苏德地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决方案”都绝不可能维持该国的“安全和统一”。事实上，现在有一个机会来“保全一个名义上的还能称之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一个紧凑的、单民族的、中立的且有国际保障的国家”。第二，伍尔科姆建议，英国应努力争取达成一个英国——意大利协议，以削弱“罗马——柏林轴心”。第三，他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定居地，或许可以通过领土分割，但“边界的划定要以一种可观的方式”来满足阿拉伯世界的要求。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打算冒让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反对我们的风险（德国如今对他们越来越重视），更何况我们必须不断减少在巴勒斯坦的军事承诺等等”。从长远来看，很明显，英国“应当坚持不懈地加强军备……尽管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他说，“我们维护和平的惟一机会就是做好应对任何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不是过分依赖外部支持”，虽然与法国现有的“防御同盟”应该得到维持和巩固。还有要加强“法——英的实力与绝对团结”；与意大利，甚至日本（如果可能的话）以及那些标榜为德国“附庸国”的较小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给他们注入抵抗力量与勇气，都有助于确保“德国的‘风头得到钳制’”。他还建议说，“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与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培养与德国的友谊。
“这或许会引起争议，”他总结道，“说这是在向德国妥协，在加强希特勒的地位，并鼓励他走向极端。”然而，最好是“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这要比把它留给希特勒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纠错好——特别是如果我们与法国既要不断加强我们的实力，又要减少德国制造麻烦的可能”。辛克莱赞同伍尔科姆的文章——送给外交部的副本上标记有“秘密情报局的观点[309]”，这也印证了孟西斯在1937年10月向他的法国同行所表达的观点——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其影响力如何，但它显然与政府中多数人的意见相一致。9月20日，沃伦·费舍尔回复辛克莱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出色的文件”。它证实了“在我们自身重振军备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迅速而有效地加强我们的空中地位”。他还认为，“空军必须为我们控制住局势——无论如何至少在最初几个月要控制住。正是通过空军，德国才得以向我们进犯。假如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最近几年搞军备的话，德国人就不可能像今年这样随意践踏我们了”。
在9月17日至18日两天的整个周末，英国内阁和法国达成一致——用允许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来换回德国对新边界的保证。可当张伯伦9月22日返回德国时，发现希特勒的要价又提高了。他不仅现在要立即占领苏台德地区，而且坚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也需得到满足。这大大超出了内阁的许可范围。于是内阁决定，如果法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支持法国。然而，为了避免战争，在意大利的斡旋之下，张伯伦同意在慕尼黑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召开四方会议。9月29日，这个会议证实，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不愿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向德国开战，这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在《慕尼黑协定》中被确定了，从而完全满足了希特勒的加码要求。这并非是“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张伯伦也不同意这一荒唐的说法。但这肯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和平，不是反绥靖人士愿意支付的。10月，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
危机期间，秘密情报局布拉格站已在汇报捷克斯洛伐克军方的意见。早在1938年，哈罗德·吉布森——自1934年2月以来任该站站长——经伦敦允许，已与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情报局局长弗兰蒂泽克·莫拉维奇建立了联络关系。这主要是为了帮助吉布森获得有关德国目标的情报，并很快就有了回报。吉布森在1938年3月曾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提供的有关德国在奥地利的军事动向情报“比我原想通过独立特工搞到的要详尽透彻得多”。该联络发展得非常好，即便在慕尼黑危机中，吉布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军事情报线人，虽然激烈批评法国出卖盟友，但还是要吉布森放心，说无论政客已经决定了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
继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残余部分能否独立生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1939年1月，吉布森的助手威尔弗里德·欣德尔（于1938年2月被派往布拉格）问道，是否可以带家人出来与他相聚。雷克斯·霍华德在伦敦无助地回答说：“我恐怕不可能告诉你会在布拉格待多久，因为没人知道一夜醒来欧洲会发生的事情。”不过，他建议欣德尔住在连同家具一块出租的公寓里，“省得你考虑把家具搬出来的问题……在欧洲目前的状态”，他最后说，“难以对任何事做出保证”。但是，到了1939年早春，德国人很明显地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莫拉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在德国总参谋部的一位消息灵通的特工（名叫保罗·苏梅尔，代号“A.54”）提前发出了德国将于3月15日入侵的警告。在吉布森的帮助下，莫拉维奇和他的10个最高级官员乘坐一架秘密情报局的包机在3月14日飞到伦敦[310]。秘密情报局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次戏剧性行动的记录，虽然在3月14日吉布森曾要求伦敦批准他动用1000英镑或200英镑不等的紧急备用金；并在同一天报告说，他已把莫拉维奇“最重要的情报档案”放在他的办公室保管。德国人确实在3月15日进入了布拉格。在未来两个星期，吉布森巧妙地利用国王信使和外交邮袋，一直在尽力将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档案安全地送到伦敦，这样莫拉维奇和他的同事们才能够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期间在那里展开行动。3月30日，吉布森与秘密情报站其余的工作人员才离开去了伦敦。
慕尼黑危机给秘密情报局在地中海的活动造成了一时的惊恐。1938年9月底，海军处的拉塞尔上尉指出，秘密情报局“应该时刻保持待命状态，随时报告意大利军舰的位置”，而且南欧各情报站还得到指示，让那些“打了就跑”的特工们准备尽快疏散。还授权情报站开销500英镑以内的安置费，不必请示伦敦。9月20日，在直布罗陀的汉密尔顿·斯托克斯被告知“立即开启马耳他情报站”。虽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10月4日《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鉴于目前国际形势有所改善”，该工作还是给压缩了。即使到1938年末，秘密情报局对其工作的任何大规模扩张并没有自由处置权。显然，一些决策者对张伯伦深信不疑（当他从慕尼黑返回英国，满怀高兴地宣讲时），认为该协议确实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和平”。
慕尼黑危机之后，秘密情报局继续提交有关希特勒及其野心的报告，虽然伍尔科姆在1938年10月承认，对德国的政治工作建立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基础上”，只有两个“可靠”的来源：德罗普（此人现已证实并不那么可靠）和一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此人社会地位高，在欧洲颇有人缘，由迪克·埃利斯从伦敦管理）。按伍尔科姆的话来说，他是“一流的”，不过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对德情报工作的永久特工”而受到“诸多限制”。他以意大利（在那里，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和瑞士为基地，于1938年至1939年间把他在德国军队、纳粹党和高新技术产业界的朋友处收集来的情报传递出来。11月8日，伍尔科姆在给欧洲各情报站的一个通告中说，由于他的情报一处出现了“盘点危机”，他呼吁代表们“找到更多针对12号地（德国）‘高层政策’情报的一流替补人员”。虽然他认识到“这种类型的线人，因其真正有进‘货’的渠道，可谓凤毛麟角”。但他写道：“我们应当充分了解反纳粹运动的领导力量、实力、资源、方法、目的、真实的立场和前景等，这也是非常可取的，因为没有这些情报就很难判断应当如何认真对待这些运动，或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改朝换代的可靠潜力。”他尤其认为（虽然这“肯定会引起很多猜测”），“我们应该弄清军队中的一个或多个愿意看到政权更替的派系之底细”。
在一份范围相当广泛、名为“趋势与反应”的评论中（“应外交部的要求编写”并于1938年11月下发），秘密情报局宣称，慕尼黑危机的解决已经使得希特勒心怀不满甚至怀恨在心，虽然还难以预测他可能做什么：“就连希特勒的密友，根据其中一个的说法，都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冒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然而，似乎很明显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纳粹的注意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放在加强和巩固东扩趋势”，以及“分化”上（“在种族和自决的基础上创建小国”）。秘密情报局暗示，这其中包含了“对罗马尼亚和波兰一类的国家而言有益的出路”。虽然秘密情报局没有具体报告有关人们普遍的反战情绪，但他们确实发现在一些军队首领中存在着反战情绪，但大都仅仅是出于对“德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打一场长期全面战争”的考虑。
12月，辛克莱再次提供了一份关于“德国：要素、目标、手段等”的文件，文中强调了希特勒的“不可预料性与闪电般的快速决策”。“他的特质是狂热、神秘、冷酷、狡诈、虚荣、得意忘形与抑郁沮丧的情绪交替，尖刻与自以为是的怨恨相结合，以及只能称之为疯狂气质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在于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持。”文件实事求是地淡化了内部反对派的影响：“虽然存有分歧，私底下内部的不满和对政权的普遍不欢迎，但希特勒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同时，也强调了德国称霸东中欧的狼子野心。“总体迹象”表明，“波兰迟早是‘属于它的’”。在一份《来自秘密渠道的情报汇总》中，格拉德温·杰布向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如果泄露本摘要中所提及的任何有关秘密联系人的参考资料，他们将会面临严重危险而‘遭到清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再也得不到他们的情报”。他还附上一份情报，暗示希特勒目前可能正在考虑向西打击。“德国目前的空军实力使它很容易将伦敦和巴黎‘纳入’其打击范围，”杰布报告说，“他们不会对法律与人道主义有丝毫的考虑。特别是伦敦，据说只要一两天不间歇的轰炸即可摧毁。”[311]
1939年春，有人对秘密情报局提供德国武装部队情报的能力表示担忧。3月，雷克斯·霍华德就担心过各情报站是否有马上派遣特工进入德国提供特定机场情报的能力。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迪克·埃利斯报告说，秘密情报局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措施，对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发出了警告。备受尊重的“22124/X”声称，“他在日耳曼海外协会的兄弟联系让他可以在罗马用电报告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一个女特工，她的女儿与里宾特洛甫一家有日常接触（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当时是德国外交部长），也“承诺尽一切努力用电报向我们报警”。另一位特工被派往威廉港“来警告我们有关军舰起航和即将到来的空袭迹象”。他已经“做好自身的安排以进入荷兰或比利时”，从那里“用无线电或电话联系”。一位在瑞士巴塞尔的特工说，“如果他从瑞士航空（与德国汉莎航空联系密切）打听到即将发生的空中攻击，即用电话通知”。虽然，这也许并非令人十分鼓舞，但却为确定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舰船的重要动向带来了些许希望。1939年4月，拉塞尔上尉让指挥官弗兰克·斯洛克姆（G.3）放心，会给他“充分提供”有关德国北部海港的情报，“除非边境被关闭，我们无法及时将情报传出来，只能通过特工转口传递”。事实上，一架“教学用”无线电台已经发往海牙站供一位以德国为基地的特工使用。特工人员经过培训后，“如果局长批准的话”，秘密情报局第八处通信处准备提供更多的设备。
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孟西斯就明智地建议，哥本哈根、海牙和布鲁塞尔的情报站“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国家也可能遭受蹂躏”。在这种情况下，“留下可靠的眼线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他说也需要提供无线电台给这些眼线。显然这是出于对制订“留守”组织的计划可能会出现失败的担心，孟西斯希望向代表们强调，“他们必须避免以任何形式造成身边的人惊慌失措。他们应该清楚，我们认为，即便我们设想的情况发生了，那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绝对相信最终我们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随着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人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波兰受到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上。德国已经在那里有了具体目标——自由城市但泽，位于波罗的海，是根据《凡尔赛条约》授予波兰并把德国领土东普鲁士分隔开来的波兰走廊。3月份，内阁决定，应当公开声明，表示“我们打算支持波兰”。5月份，英国外交部要求柏林和罗马使馆非正式传播信息，称如果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都将施以援手。既然这个电报的副本发送给了辛克莱，可以假定秘密情报局也参与了这一活动。7月7日，出现了一份伪造的内阁决定，声明德国和波兰之间在但泽问题上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将被英国视为宣战的理由，并由秘密情报局向德国人传递。[312]
一个星期后，秘密情报局散发了一份关于“德国与波兰”的文件，说希特勒决心在秋天解决“但泽问题”，8月底至9月初是危险时段：“虽然我们对行动‘日期’持怀疑态度”，但似乎有可能的是，无论希特勒何时采取行动，都将是“在事件发生前24小时之内”闪电般做出的决定。该文件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特勒有多么认真看待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及其履行承诺的决心。目前，仍然需要使他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并非虚张声势”。秘密情报局还报告说，“没有迹象显示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在进行任何政治对话”，而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已签有协议的想法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假想”。因此，秘密情报局对有关德国对波兰的意图相当敏感，尽管它说“如果可能”，希特勒“肯定想避免一场大战”。虽然这从字面意思讲千真万确（不用战争就取得目标，他当然会非常高兴），可能会激起他对“和平”过于乐观的愿望，如果他还有这样的愿望的话。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百老汇也被1939年8月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惊得目瞪口呆。事实上，一个代号为“男爵”的秘密情报局特工，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具有良好的关系，接受赫尔辛基站哈利·卡尔的管理，最先在1939年春天报告了德国与苏联的秘密谈判。6月份的另一份报告说，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但却遭到伦敦的质疑。一位当值的文职官员甚至拒绝将报告分送外交部，因为他无法理解，男爵在德国外交部并没有高级别联系人，怎么可能接触到如此绝密的事项？卡尔后来发现（当时已经太晚了），他的特工是从东普鲁士的密友那里拿到的情报，几位参与了谈判的官员前去拜访他们，消息就在这样一个“值得信任”的圈子中被信口说了出来。
与6月份那份报告送达的同时，外交部的威廉·斯特朗爵士正在莫斯科访问，尽最后努力来争取签署一份英苏协议。总部天真地向卡尔解释说，他的情报可能不正确，因为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已在头一天对斯特朗说“（情况）与根据贵方来源的报告中的说法恰恰相反”。但事实却不容抵赖，《纳粹——苏联条约》为德国和苏联入侵并占领波兰铺平了道路。8月22日，该协议对外公布。那天晚上，第八处的约翰·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苏德条约！一切都令人震惊……鉴于我们有可能被指控为令外交部失望，局长大发雷霆。通常，我们要找一个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替罪羊。我认为此人可以。”达尔文的含义显而易见的，他并于翌日从伦敦的旅客俱乐部给他的妻子西比尔寄去一张明信片。“我不想危言耸听，”他写道，“但我真的认为德国将在本周末或下周初入侵波兰。”这个预测与后来的事实只相差了一两天。[313]
富有创意的即兴之作
在20世纪30年代，秘密情报局的活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后面五年国际形势出现恶化之时。1931年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创立了工业情报中心，由德斯蒙德·莫顿任主任，并从秘密情报局第六处经济处抽调了一批专业力量，第六处经济处是1936年至1937年间建立的[314]。该中心刚组建时是一个“秘密中心”，1934年之前都隶属于情报局。中心的研究兴趣广泛，不过主要集中在军工能力上。其中，对工业情报的定义是“任何有助于理解与一个国家潜在的武装力量成就和规划水平相关的工业发展信息”[315]。莫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该中心活动不断扩张，开始消耗秘密情报局自身的稀缺资源。1932年5月，辛克莱向海外贸易署的爱德华·克罗抱怨说，该中心在过去一年耗用了3000英镑。当时，由于国际上英镑贬值，秘密情报局的资金“紧张到了极点”。汉基并不十分同情辛克莱，显然他很看重莫顿的新机构。他认为，秘密情报局“应当想法将其纳入日程，如果有必要，可以割舍其他部门”。[316]
莫顿要搞工业情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商业企业界接触联系。其中一个就是国家控股的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1931年7月，维维安曾向莫顿建议，英国——波斯公司因其业务覆盖全球，可能是一个宝贵的情报来源，特别是有关非英国石油公司的情报。英国——波斯公司的安全部门负责人H.E.梅德利科特上尉原则上同意该公司可以与莫顿合作，但他告诉维维安，如果“此事完全脱离秘密情报局”，那就要好办得多。尽管该中心仍然是秘密情报局的一部分，莫顿的中心与英国——波斯公司的关系发展卓有成效，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提交了一系列的情报（主要是关于苏俄和德国的），并通过帝国国防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分发。在莫顿领导之下，工业情报中心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组织，导致辛克莱于1934年10月把它从秘密情报局剥离出来。莫顿不再是秘密情报局的成员，由汉弗莱·普洛登接替做第六处负责人。工业情报中心成了秘密情报局的客户，辛克莱要求普洛登“与中心一道工作，就像其他环节的部门与其服务的政府各部门打交道一样”。
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情报局的代表们享有护照管理官员的身份，并通过这获得了相当大的实际好处（尤其是在资金方面）。但到了30年代初，这种身份再也吊不起人们的胃口。也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辛克莱对此似乎并不在意。1934年3月，海军情报局局长抱怨，斯特普托在中国的真正职责“广为人知”。辛克莱在答复中淡淡地表示，他认为“这真的不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护照管理官员的活动完全是公开的”。但是，他对于发展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特工队伍，以及在1936年创建Z组织的动机从来都矢口否认，而这支队伍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Z组织是辛克莱组建的一个特工管理部门，旨在获取有关意大利的情报，负责人是精明干练但为人极为尖刻的克劳德·丹齐。丹齐曾于1917年至1919年间为曼斯菲尔德·卡明工作，1931年4月重回秘密情报局，任罗马站站长，直至1936年3月。辛克莱对Z组织的考虑是让它与现有的秘密情报局体系完全分离，希望一旦发生战争，该组织可能会比现有的任何情报网络有更多的胜算机会。
丹齐把总部安置在奥德维奇的布什大厦，以杰弗里·杜维恩公司出口部的名义作掩护。他的下属中有一位叫肯尼斯·科恩，是一名退役海军少校，曾专门从事鱼雷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就引起了辛克莱的注意）。他还是一个参谋学院的毕业生，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法语和德语。1937年，他“接受了一位匿名人士的会面”，会面就安排在他在商城的车上。来人自称叫“曼斯菲尔德先生”，后来证明是丹齐。科恩后来这样形容丹齐：“一个‘墨守成规’的秘密情报人员。衣冠楚楚，传统保守，愚钝呆板，面无表情，玩世不恭，但却具有不可思议的无限魅力，特别是对妇女来说。[317]”该组织完全根据经营范畴运作。丹齐利用他以及辛克莱在商界的关系，渗透或招募人员为他们工作。虽然丹齐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安全的，或许更健全的秘密情报局下属单位，但该计划的执行却留下了一些遗憾。人员的招聘似乎跟秘密情报局惯常的一样随意，培训也搞得跟小儿科似的。例如，一位直接从剑桥大学聘用过来的工作人员，在给予简短的军人要求的介绍之后，便被派往维也纳。他表面上是替一家电影公司工作，实际上却是报告有关德国作战命令和其他军事目标。由于他从未得到指示说应当如何开展这项工作，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其身份进行掩护，他只有到德国各地参观访问，“发回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德军番号、飞机、雷达和其他设备”。
克劳德·丹齐，罗马情报站站长（1931-1936），后来成为“Z组织”负责人，“二战”中任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
科恩回忆说，他们并没有搞到多少情报。“我们埋头与各种人物打交道——大部分是些臭名昭著或囊中羞涩的人——这些人有（或自称有）访问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的借口。但他们带回来的，不过是一些低级别的军队和飞机的情报。”有一个“特工”从来就没有离开英国，却试图通过在德国的一个关系，利用密码明信片送回情报，好在被丹齐及时发现才避免东窗事发。科恩本人见过一两个级别较高的特工，其中一个与德国的“金融天才”沙赫特博士有接触；另一个是反纳粹的德国海军，是科恩在瑞士的联系人[318]。Z组织还利用开往德国和意大利港口的英国商船船长，发展了一个海军报告体系。他们按照具体要求执行任务，由Z组织提供摄影器材并接受Z组织代表的询问。
22000组织虽然与Z组织类似，但却在秘密情报局的主要框架内运作。该组织建于1938年初，开始时只有两名官员，资格较老的是迪克·埃利斯。而且与Z组织一样，其主要任务是向德国和意大利渗透。特工主要从工商界、新闻界和学术界中招募。在战争爆发之前的一小段时间，该组织似乎在情报方面并无多大建树。战后的一篇评论说，“22000获取了莱茵兰和鲁尔区的经济情报，以及一定数量的德国作战命令情报”。外交部认为，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一位亲戚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情报来源”。辛克莱派遣埃利斯与其他人到海外执行的特别使命，其中就包括秘密情报局一位高官以游客身份到塔兰托港，报告港口的防御设施。埃利斯的联系人之一（德斯蒙德·莫顿也与此人打过交道）是一位富有的加拿大商人威廉·斯蒂芬森，四十多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是一位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蒂芬森（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驻纽约的英国安全协调处主任，并在秘密情报局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早就创建了自己私人的秘密工业情报组织，替英国政府服务。与秘密情报局接触的同时（他最初并不很热心），斯蒂芬森在斯德哥尔摩组建了国际矿业信托公司。在其掩护下，“他打算发展线人进入德国和其他国家，以提供工业和其他情报”。埃利斯开始发展22000谍报网之后，斯蒂芬森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系更密切了，直至战争爆发，证明了国际矿业公司关于德国军备潜力的情报提供相当有用。埃利斯后来还担任过斯蒂芬森驻纽约秘密情报工作的副手。[319]
30年代中期，情报局成立了一个分支（第十处），来窃听各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电话。这项工作大多是与军情五处合作完成的。到1938年，该工作已经扩大，成立了P处（新闻处），负责传递情报。辛克莱和外交部的范西塔特担心英国在海外使团的电话安全，便要求秘密情报局负责检查。但是，由于邮政总局只能提供一个电话专家，而且“海外使团绝大多数对此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无知”，所以“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后来，第十处成功地监听到了许多外国使馆的电话来往以及使馆内的谈话内容。据不同的说法，在战争爆发前，这些被窃听的国家包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苏联。英国通过这个方法取得了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举例来讲，德国驻伦敦使馆的武官与柏林的通话似乎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甚至包括了“该武官将要执行的对爱尔兰南部和西部沿海可能登陆海滩进行侦察任务的细节”。
1937年，辛克莱“深信战争不可避免”，便启动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扩展计划。他指示学校的业务负责人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中校确定“正确的招生方式”，以便“在战争爆发时”加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力量。在取得财政部对招生计划的支持后，“56名高级学员，男女均有”以及至少拥有相当于大学水平的两门相关语言知识的“30个女孩”被录取了。丹尼斯顿在英国各大专院校仔细地挑选，并动员他的关系网招募有潜力的新人。他们为候选人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并“含糊其辞地告知未来对他们的要求”。结果，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在1939年夏天得以迅速扩大，满足了战时对无线电情报的需求。虽然这次招募是以大学为重点，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招聘过程是非正式的，且仅是针对个人的，但从整体上讲，它与秘密情报局的招募情况并没有区别。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弗兰克·阿德科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海军部的四十号房工作，受丹尼斯顿的托付，工作格外努力。他在剑桥的一位同事，一个意大利问题专家回忆说，阿德科克邀请他共进晚餐，并要他在严守机密的条件下向他提供“一个外交部下属机构的职位”，可是由于事关机密，“他不能告诉我关于该机构的任何情况”。[320]
1938年4月，辛克莱从飞歌电信有限公司招募了当兵出身的上尉理查德·甘比尔——帕里，由他来创建秘密情报局第八处通讯处。甘比尔——帕里称，他得到了辛克莱的下列口头指示：“我得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在欧洲各地马不停蹄地把情报给我送来。你在这里就是做一些情报方面的工作——早安。”第八处最困难的任务是为特工提供无线电台。由于这些东西都不是市场上能买得到的，甘比尔——帕里在伦敦西部巴恩斯建立了一间小作坊和实验室，专门研发安全的便携式电台。1938年10月，总部意识到，向特工提供无线电台的难度在于对特工个人的信赖程度，即他是否足够“聪明”与是否“会使用莫尔斯电码”，以及如何隐藏电台等等。雅典的代表反映了好几个情报站所采取的谨慎路线。如果一个特工连同无线电台一块被捕——“伪装得越好，连累就越多”，就“无异于被判了死刑”。除了那些“为理想主义的动机所驱动的”为数很少的人之外，在他看来，“没有多少候选人能够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在甘比尔——帕里于1939年3月给海牙站的史蒂文斯送去一台原型电台后，总部决定，现在即便是冒一点风险，也要向在德国港口活动的特工提供电台，特别是那些能够报告商船突击队始发时刻的特工，因为“能否提前拦截这些船只，取决于能否对这些船只的离开及时发出警告”。海军部的拉舍尔中校驳斥了这种连同无线电台被捕就等于是死刑的说法，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面对死刑。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他们在战时获取情报就会更重要。”然而，由于秘密情报局未能招募到优秀的特工来报告德国港口的情报，这场争论仍然只在纯理论层面上。
秘密情报局给驻外情报站配置无线电台设备，虽然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但通常需要得到当地英国公使的同意，而这些人并不总是乐意合作。然而，在1939年9月还是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第一个能证明其价值的无线电台是1938年捷克危机中在布拉格的电台。对于秘密情报局与外交部来说，这是布拉格和伦敦之间惟一有效的沟通渠道。1939月年8月至9月，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台成了伦敦接收有关形势急剧变化消息的惟一链接，直至波兰最后沦陷。
1939年初，伦敦西北部大约五十英里的白金汉郡一个小型的乡村庄园——布莱奇利庄园内，新落成的秘密情报局“作战电台站”安装了秘密情报局的主要通讯设施。该设备全天候24小时工作，有4个发射机和6个接收端。由于人们普遍担心战争将以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开始，因此他们还制订了紧急情况下政府整体撤离伦敦市中心的应变计划。辛克莱在1938年6月9日以6000英镑买下这处物业（现值275000英镑）。这显然是他自己主动所为——秘密情报局有一个传统，就是由自己掏腰包。此事是否真实尚难以肯定。有关物业交易文件显示，他本人是惟一的所有者，而他在1939年11月去世后，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各分得3500英镑的遗产外，他的妹妹伊夫林继承了他财产的剩余部分，总价值达21391英镑。1940年4月，伊夫林（作为“已故休·辛克莱爵士”的个人代表）以10先令（50便士）将布莱奇利庄园转让给威廉·雷德利与珀西·斯坦利·赛克斯（秘密情报局的财务官员）。1947年3月，雷德利和赛克斯又以10先令将该物业转让给建筑工程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原始的购置费用，如果不是出自秘密情报局的话，则来自公款[321]。而不管怎样，最初的购买价格仅仅是一个垫底而已。辛克莱在1938年11月指出，给布莱奇利庄园安装电话和电传线路的费用就要“好几千英镑”。慕尼黑危机期间，作为预防措施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动员演习，辛克莱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及总部的工作人员迁至布莱奇利。事后，沃伦·费舍尔爵士声称，这是“在危急中惟一正常运作的作战电台站”。危机之后，虽然大部分工作人员返回了伦敦，但1939年8月，电码译员们又搬了回来。布莱奇利庄园成了他们的总部和他们赢得战争伟大胜利的战场。[322]
另外，1938年上半年，辛克莱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来专门负责“计划、准备、必要时进行破坏和其他秘密任务，而不是情报收集”[323]。这便有了第九处（即D处。据说是指“毁灭”）。皇家工程师劳伦斯·格兰德陆军少校是该处的副处长。虽然他并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但在大家的口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见解的人，其人格魅力受到了与其共事的所有人的赞扬”。格兰德于1938年5月31日写下一篇题为“关于破坏可能性的初步调查”的简报。这份文件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在德国的破坏目标，例如电力供应、电话通讯、铁路、“对食品供应掺假”和“在农业上引进农作物害虫或动物疾病”。还有一个范畴名为“精神破坏，利用谣言传闻引起对纳粹党的不满”。为此，格兰德认为这一切所需要的仅仅是“在每一个具有自动电话交换功能的城市安置一个人”。并建议说，“由于这个方面的活动只是动口不动手，所以有可能说服犹太人在和平时期成立一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在战时可以进行以上情报工作”。辛克莱接受了该计划，但告诫他要格外小心，避免引起外交事件，而首要重视的问题是切断瑞典铁矿石和罗马尼亚石油对德国的供应线。孟西斯1939年2月就秘密情报局在此事上的考虑向法国同行作过解释。他说，他相信，需要使用反德国和意大利的宣传与“恐怖主义行动”，就像对方正在计划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宣传对应。他承认，目前英国在德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宣传，但他已有计划，准备在德国邮寄分发两万份反纳粹传单，同时还将设立德语广播电台，播送特别挑选的真实新闻简报来影响德国的公众舆论。关于破坏，秘密情报局研究了一年多的时间。孟西斯认为，在发生冲突时，“恐怖主义行动”会使反对纳粹政权“具体化”，可以深入扰乱德国的军事和经济生活。一些潜在目标（如工厂和通讯设施）已经确定，就只等有人来发动攻击了（例如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324]
秘密情报局顾忌敌人的特别行动，甚至考虑到了有可能对英国发起的生化进攻。文件还反映了一个更为单纯的时代，因为即使是给首相送奶，也是每天按照常规送到门阶下。
秘密情报局在考虑攻击性破坏行动的同时，显然也考虑到了防御问题。1938年7月，辛克莱发给伊斯梅《D计划》，其中一些说明是由第九处草拟的：“保护发电站和（高压）输电线路免遭破坏”。在接下来的8月，他又发给伊斯梅一份关于细菌战的文件，从中反映出格兰德处室的下一步工作。“这种形式的战争的可能性，”文件声称，“可能已被低估，特别是炭疽或手足口病对我们牲畜的破坏，以及对我们的饮水和牛奶供应的污染。”文件还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情节：“比如说，一百个纳粹特工携带病毒物质于交通高峰时节在伦敦地铁展开行动，他们能否造成伦敦的瘟疫流行？”文件还反映了一个更为单纯的时代，因为即使是给首相送奶，也是每天按照常规送到门阶下。文件问：“首相（或其他政府官员）会将牛奶煮沸后才饮用吗？（放在门阶上的奶瓶可能已被污染）”
到1939年，第九处在布莱奇利建立了一个机构来研究破坏性材料，包括燃烧弹、塑胶炸药和雷管等。针对德国的目标制订了各种破坏计划，例如破坏基尔运河闸门和“在纳粹重要集会之前在（柏林）歌剧院的座位下摆放芥子毒气的可能性”。1939年整个夏天，D处派出了一帮英国游艇驾驶员去侦察从特隆赫姆到法国——比利时边境可供秘密登陆的海滩。D处在国外的活动，尤其是与外国侨民接洽和通报情况过程中，有时较少考虑安全问题，这让英国许多外交使团感到不安。另外，该处与陆军部总参谋部研究处（后来成为军事情报研究处）在职能上可能有重叠，而后者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组建的。举例来说，这两个组织都计划对多瑙河上架设的罗马尼亚石油输送管道进行破坏。格兰德还热衷于宣传，“虽然在这方面再次表现出热情有余而谨慎不足”，但他与同政府的“官方”秘密宣传机关——位于维多利亚大道伊莱克特拉大厦的对敌宣传处发生了撞车。
秘密情报局在开展秘密航空摄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底，温特博特姆的第二处组建了一个航空摄影队。这是一个由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二局合资组建的机构，对外号称航空研究与销售公司。由一个法国人买下一架美制洛克希德飞机，秘密情报局从澳大利亚聘请来一位飞行员西德尼·科顿。科顿和他的团队开发出了尖端的空中侦察摄影技术，其成像效果是过去的技术所无法比拟的。到1938年底，他还对意大利的基地和机场进行了秘密拍照。空军部出钱购买了第二架洛克希德飞机，位于范堡罗机场的英国皇家空军实验机构也给予了协助。科顿的拍摄遍布整个欧洲，以极高的高度飞越德国和意大利，拍摄到有关机场和其他军事情报目标的大量照片。事实上，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直到1939年中期，这种摄影器材还存在生产瓶颈，也缺乏训练有素的图片释读人员。战争结束后不久，科顿的组织便由空军部接管了，但是秘密情报局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他们首开了现代高空高速摄影侦察的先河。[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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