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时，按计划，政府部门撤离首都，总部和第八处（通讯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转移到布莱奇利庄园的作战电台站。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早在8月份就搬了过去。为了便于向德国渗透，丹齐与他组织的许多成员搬到了瑞士。由于秘密情报局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两者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迅速扩张，而且布莱奇利庄园已经“拥挤不堪”，于是其他驻外办事处便建立起来。第八处从布莱奇利搬到约五英里外的瓦登霍尔。其后，第五处和登记处转移到圣阿本斯。当预期的德国空袭并没有发生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伦敦闪电战开始之前），人们又一窝蜂地回撤。到1940年3月，总部工作人员的主体已返回伦敦市中心。即便如此，秘密情报局的首脑单位仍然是分散的，这在余下的战争期间带来了官僚主义和后勤保障问题。
高层更替
66岁的辛克莱因患上脾癌，于10月下旬被送进医院。他直至最后都表现得洒脱与冷静。11月4日上午，他给一个朋友发出信息说：“一号公报：不久于人世。”这句话在他身上应验了，因为他当天晚些时候便过世了[329]。“日子因我们敬爱的局长的逝世变得更加残酷，”约翰·达尔文写道，“他于下午4点30分过世。他肯定是无人替代的。再也不会有像他这样的人。”当得知他的日子显然不多了时，人们明显关注秘密情报局内部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辛克莱去世的当天，平时与外交部打交道最密切的政治处处长马尔科姆·伍尔科姆，看到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从外面找个人来接替‘C’的想法表示抗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伍尔科姆的心目中已有特定的外来人选。然而，他可能力挺孟西斯——辛克莱事实上的副手和显而易见的内部候选人。尽管卡多根在他的日记里说，他对“孟西斯当局长不会满意”。11月5日，卡多根见到孟西斯，后者将一封辛克莱前两天写的密封信件交给了他。信中写道：“万一我死亡，或发生任何不测，使我无法继续担当现职位，我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从各方面看来，最适合接替我的人选是‘优质服务勋章’与‘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西斯上校。我希望记录在案。”或许是出于对49岁的孟西斯有无绝对胜算的担心，辛克莱还有意将此信抄送给财政部的威尔逊爵士和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塞德。[330]
休·辛克莱爵士去世前一日所写的信，推荐斯图尔特·孟西斯作为其继任者。
卡多根虽然明确表示，最终会由外交大臣决定这一职位的人选（需要不得有任何耽搁地尽快上任），他还是询问了三位大臣的意见。为了显示军队的团结，陆军部支持孟西斯。空军部提名空军情报局现任副局长阿奇博尔德·博伊尔少校，他从上次战争开始就一直在空军部从事情报工作。海军首席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名海军上校杰拉德·缪尔黑德——古尔德（1933年至1936年在柏林担任海军武官）。在卡多根日记里提到的那封烦人的信中，丘吉尔还用他的辩才来概述整件事和秘密情报局的缺陷。他写道：“根据惯例，应由海军军官担任这一职位。”他在辛克莱的“垂暮之年”声称：“我们海军部接收到的情报服务存在重大缺陷。”“据我们了解”，密码术“仍是一片空白，而且主要是政治情报”。他还认为，当前海军情报的情况“完全比不上上次战争”。对此，卡多根抱怨道，丘吉尔“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闲事”。[331]
丘吉尔告诉卡多根，虽然他已经对这件事考虑良久，并且缪尔黑德——古尔德的品行和以往经历都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海军部提名毕竟非同一般。作为竞选者之一，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似乎完全被晾在一边了。缪尔黑德——古尔德由于心脏不好，无缘海军指挥权，这显然也是1940年派遣他任驻澳大利亚悉尼的海军指挥官的原因之一。另外，卡多根收到一份来自外交部渠道的报告，批评说缪尔黑德——古尔德作为海军武官并不“十分成功”。他“天性多疑易怒，导致他在现实或自我想象中自取其辱”。在担任英国皇家海军“德文郡”号舰长时就有了“布莱船长”的绰号（布莱船长指挥的英国“邦蒂”号武装运输船，于1789年4月28日发生船员哗变——译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或许“是一个刺绣的行家里手，大量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刺绣上。”卡多根刻薄地认为这就是“他最大的爱好”。[332]
还有谁有希望呢？在一张卡多根留下的未注明日期的字条上写有五个名字。他们中有罗伯特·海宁、威廉·巴塞罗谬和托马斯·汉弗莱斯三位将军，这三位将军均担任过军事行动与情报局正局长或副局长。还有前保守党主席戴维森爵士，他是斯坦利·鲍德温的老朋友，人们都觉得他是个相当可靠的人。再就是“一战”期间被派往美国的秘密情报局代表威廉·怀斯曼爵士。有人暗示说，克劳德·丹齐对这份工作感兴趣。英国驻巴黎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与丹齐交谈之后（他1914年就与丹齐结识，并认为丹齐是个可靠的人），告诉卡多根，丹齐并不想要这份工作。63岁的他承认自己年岁已高，难以胜任。然而，考虑到丹齐曾为局长工作了大约二十五年，对这一行了如指掌，坎贝尔认为或许值得让卡多根去咨询一下丹齐的看法。11月6日，卡多根就局长的继任人选问题咨询了丹齐。卡多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确定他非常聪明非常敏锐，但我没法证实，因为他说的话我连10%都没听清楚。”[333]
三个星期后，卡多根对迟迟不能做出决定担心起来。他认为，孟西斯“处境艰难。而且，大家再继续畏惧温斯顿是很愚蠢的”。最后，在11月28日召开了包括首相和三军大臣在内的会议，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会上“摊了牌，并大获全胜”。全体一致同意由孟西斯担任该职位，当然，还要“征询”情报局的意见。第二天哈利法克斯见到孟西斯，向他供职，并催促他“找机会”尽早和空军大臣和海军首席大臣进行“坦率地交谈”，因为他们俩都不满意其部门从秘密情报局得到的情报。他还向孟西斯建议说，“可以邀请两名战时内阁成员查特菲尔德勋爵（前海军首席大臣，现国防协调部长）和汉基勋爵介入秘密情报局的事宜，我们会从他们丰富的经验中受益匪浅”。据秘密情报局一名成员约翰·达尔文透露，孟西斯的任职让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大口气。老魁克斯是无法取代的，但在过去的15年里，陆军情报局还从未有过这样如此有魅力的人出任指挥官”。他还说：“通过过去几周的变迁，一想到我们终于有了一位面对未来可以信任的头儿，真让人高兴。”[334]
对客户部门的回应
1939年11月9日，两名秘密情报局官员上当受骗，前往芬洛与他们认为是德军中反希特勒阵线的代表面谈，结果在荷兰和德国边界被捕（见第11章）。这一尴尬事件造成了各大军事部门在辛克莱死亡前后对秘密情报局更加尖锐的批评。孟西斯自然奋起维护自己的组织。他认为，选择在此时进行抱怨太可怕了。他在11月14日给格拉德温·杰布的信中写道：“如果各部门对情报局已失去信心，而那些部门的首脑们选择在局长离开后才开始发难，这实在有些不近情理。”显然十分担心秘密情报局的整体情况，并告诉军情五处的盖伊·利德尔，“那些想要接手组织的人”正在施展“各种阴谋”，而所有的批评都来自四面八方那些毫不知情的人。[335]
孟西斯根据各处处长报告整理出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来为秘密情报局的近期工作辩护。他写道，“要尽可能地强调，秘密情报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敌人全能而残忍的反间谍机构，在敌国或潜在的敌国开展工作”。他提到，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中，秘密情报局渗入德国的努力“彻底失败”（尽管战前安置的特工TR/16持续发出报告）。而在“本次战争中，尽管存在几近不可逾越的阻碍，各部门依然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德国境内传送出的情报”。他补充道，“近年来我们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对外国情报机关的渗入以及对其特工的利用”。或许是芬洛事件的阴影仍在心中挥之不去，他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将灾难事件减至最少，不然，人们会将那些灾难归咎于我们陛下的政府，使她处于窘境”。在提到波兰人和法国人提供的密码技术帮助（帮助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机）时，他似乎故意闪烁其词地说，同其他情报机构合作，“我们即将收获硕果，这在几周内会使空军部受益无穷，也许在一两个月内还会令海军部受益”。[336]
这并不是惟一的成就。孟西斯声称，在经济方面，情报局除了“代M.E.W.（经济战略部）执行若干方案（由于资金到位，这些方案正快速成熟）之外，还打算获得莱茵河和多瑙河交通的所有细节”。他还指出，第八处通信处从建立至今虽然才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却已发展至“天下无双”的程度。它已成为“军事部门在波兰战役期间惟一的通讯途径”，这套无线体系“非常复杂”，行将建成，届时“即便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遭到入侵，仍能保证正常的情报传递”。雷克斯·霍华德也强调通讯。他写道：无线设备已经“在巨大的困难中”发展起来，因此情报局得以“与身在国外的大多数代表取得联系”。此外，“特工使用的无线电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无线电台正在敌人领土上工作，也有来自中立国家的无线电台”。霍华德顺带抨击了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以及强调秘密情报工作的危险和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反应，接着他建议说：“那些批评秘密情报局工作效率的人如果发挥一下想象力，设想自己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操作一部电台，如果被发现了，就要承受所有可能的处罚，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的窘相呢？”
在对情报局大力辩护的同时，霍华德还告诫说要注意对德国军舰动向的报告，这对战时早期的间谍活动的局限性具有启发意义。“上次战争期间，应用无线电窃听可以获得有关船只生火的情报，以及船只离港时的行踪。”但现在由于德国保持无线电静默，这种方法就不再能用得上。“因此，海军部显得更加依赖我们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只能从驻留德国并配有无线电台的特工处获得，或派特工进入德国，或者由情报员与德籍特工联系。”要解决这一问题困难重重，霍华德认为“必须通过白天空中侦察和夜间巡逻以获得更大范围的船只活动情况。尽管一再努力，但要想在德国的海军港口找到一个可靠的配有无线电台的特工与我们联络，目前还不可能”。
其他由宣传部门负责人提供的报告突出谈到了情报局局长期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和所需情报与所获情报的性质有关；二是和提供情报的程序有关。第一种情况下，长期的政治情报和战略情报与人们更为关注的即时技术情报之间，以及与所谓的战术情报之间形成反差。前一类情报一般大多是外交部需要的，而后者对陆海空三军关系重大。战争期间更是如此。例如：关于某一武器，或关于实际进攻给予及时而准确警告的情报，就远比对德军进攻行动或对敌军军力大概预测的情报更加符合迫切需要。但只有秘密情报局拥有迅速安全的通讯系统，才能够提供此类短期情报。此外，秘密情报局官员还抱怨，军事部门显然不看重或者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弄来的情报。
情报处理过程也存在问题。情报局各联络处往往直接把原始情报转给客户，而对情报的可靠性不做任何评估或分析。相反，马尔科姆·伍尔科姆和政治处在将情报发送给外交部之前会对情报进行整理，以“去除可信度不明或重要性不高的情报”。显然，秘密情报局更能提供外交部所需的情报。而且，似乎正因为这样的程序，情报局才维持了其在外交部的较高声誉。另一方面，删减被认为是不可靠或次重要情报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情报局按照客户所认为的世界模样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情报，而并不必是真实的情形。这是情报提供者与客户之间形成两难境地的症结所在，也是任何情报组织一直担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困扰着秘密情报局。人们一直（有理由）相信情报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极为理想的，因为只有当情报机构能够充分了解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情报，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但如果两者关系过于密切，了解过于全面，那么就会出现危险——情报提供者提供的情报也许只是反映了客户的预期而已。
不管情报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会造成怎样的潜在危险，毫无疑问，秘密情报局有必要与外交部、三军各部及经济战略部保持密切关系。这也是客户部门的现实主义者们所提倡的。其中一个现实主义者是海军上将戈弗雷，他在孟西斯成为局长之前与其联系，这可以理解为来自一个潜在竞争者和批评家的主动和解。他在11月18日写道：“我打算给你写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和你谈谈关于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战争之前我都是和海军上将辛克莱讨论这些的。”在强调“我们有海军大臣（从1939年9月开始是丘吉尔）的强力支持”的同时，戈弗雷提议，要敦促战时内阁为秘密情报局大大增加经费。他提到：“问题就在于钱，如果不能筹到足够的资金，我担心我们能否得到情报。”
戈弗雷在向秘密情报局表明支持以后，又向孟西斯提供了一份海军部六个“基本需要”的清单。第一，“了解德国港口内以及附近比较重要的德国海军动向”。戈弗雷对无线电情报可能性的了解以及乐观程度明显不如孟西斯，他认为“无论密码术能否再次为我们提供战争后期德军行动的情报”，都需格外努力在德国港口内安插特工，并“设法从各级海军指挥部以及柏林获取文件”。第二，戈弗雷想了解德舰队在“贝尔兹与松德海峡”（位于波罗的海入口处的丹麦岛屿）的动向，以及出现在“挪威、瑞典、丹麦沿海的情报”。他强调其中一个利害关系：“有关装运铁矿石的船只沿挪威海岸驶抵德国的情报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你来说不难理解。但如果对船只行踪一无所知，海军部队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戈弗雷表示：“战争开始以来，我只收到了8份关于贝尔兹与松德海峡动向的报告，其中只有3份来自CX（秘密情报局）渠道的报告与挪威海岸的行动有关。”一封引自海防总部的信件显示，“空军也有类似的考虑”。他们写道：“我们应该在重要地点设置特工来为我们提供大型商船或军人经过的情报。”
戈弗雷的第三项重点是关于德国潜艇建造的情报，因为他“仍然不知道德军是否开始U艇建造项目，是否将大量建造，以及是否将其资源投入其他项目”。他还抱怨，当问到有关该事项的情报时，他发现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中，因为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无法获得该情报”。第四项重点是“德国海军部队备战情况”的情报，而他认为“得到此情报十分困难”。第五是“德国战舰俾斯麦号及其他在建或计划建造的船只的建造进程”。他补充说：“俾斯麦号是否将在明年年初或年末建成？我们自己的大型舰建造方案取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早的话，我们也必须加快战舰KG5[乔治五世国王号]及其他船只的建造，推迟小型船只的建造。显然这些决定对国家至关重要。”最后他想要德国水雷的情报。他断言“德军已经发明了一种十分邪恶的新型水雷，且很可能采用了磁性原理”。如果可以得到其中的一枚或其中一枚的图纸，“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对抗手段”。“处理这一问题时，金钱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的日损失巨大，并且没有减少的趋势。这是至关重要的事件之一。我总是被铺天盖地的情报需求搞得措手不及，而那些情报都是我无法提供的。”
戈弗雷的购物清单对秘密情报局实在是一个挑战，然而情报局一时间又爱莫能助，虽然海军处强调已收到49份（而不是3份）挪威方的报告，并已于11月11日完成了“俾斯麦号”的观察报告。在这一方面，特工TR/16的损失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海军已获得一枚德国磁性水雷，但不是通过秘密情报局获得的。11月23日，一架德军飞机在泰晤士河口舒伯里内斯投下的水雷被拾回并进行了分拆，在那之后军方便制定了有效的对抗措施。但即使获得了好情报，也并非总是被信任。这里援引一个例子：一种新型德国水雷的图纸于1939年初被传到海军部。海军部不肯相信这些图纸，认为是伪造的。然而在1940年5月，海军情报局局长承认缴获的德军水雷实际上与秘密情报局上一年早期发送的图纸上的水雷一模一样。
汉基报告
1939年12月，汉基勋爵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私人秘书格拉德温·杰布受托对孟西斯的任命进行调查。杰布担任秘书，就像先前担任常任次官私人秘书一样，是外交部与秘密机构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人物。汉基的儿子克里斯多夫“负责所有会议记录”[337]。他记录的来自主要客户部门的证据生动地呈现了秘密情报的处理过程及1940年早期大家对秘密情报局的普遍印象。
2月初汉基会见了戈弗雷，这让我们了解到自海军情报局局长致信孟西斯后的十多周里事情的进展情况。随着两名官员（包括一名戈弗雷的副手）借调到情报处，海军部与情报处的联络得以加强。然而关于实际情报，戈弗雷11月提出的情报要求仍然远远无法满足，因此，海军部的情况仍不见改观。丹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组织在困难重重中建立起来了”。挪威方面，战场情报的状况要好些，但秘密情报局惟一能提供的重要情报是中立港口的船只情况。戈弗雷继会见后写信给汉基，对情报来源给予了注释。戈弗雷显然从总体上说对秘密情报局印象不错，所以也就容忍了其不足之处。他写道：“我想说，过去的许多批评都是由秘密情报局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的。如果他们当初有足够的资金，战争爆发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定是一个卓越的机构，一定能够得以迅速扩展。”
在随附文件中戈弗雷谈到了对将来的考虑：“我不知道在德国能取得什么成就。他们的反间谍机构极其优秀，但如果我们愿意在中立国家像盖世太保目前所做的那样投入同样多的情报与资金，或许在国外我们有迎头赶上的机会。”戈弗雷认为可以在南美及中东设立情报机构，“这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回报，还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与盖世太保竞争，”他补充道，“我们或许得用他们的方法，但是我坚信我们能够在德国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即兴完成他们要经过多年准备才能做的事，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尽管面临眼下所有困难，戈弗雷依然乐观。海军与秘密情报局联络“良好”而且“进展迅速，虽然无法弥补和平时期资金缺乏的问题，我仍然相信只要运气不错，来年就会有进展”[338]。戈弗雷向汉基提交的文件（他完整地抄送给了孟西斯）一定很受秘密情报局的欢迎，但实在没有多少可以实际操作的内容——即兴完成、“不错的运气”及赶超德国人等，这些虽然符合英国人惯于敷衍了事的老传统，但几乎都无法保证带来胜利。
军方的观点是相似的。新近任命的陆军情报局局长“帕迪”·博蒙特——内斯比特将军告诉汉基，总体来说，秘密情报局与其它部门的关系很好，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相当不错”。然而关于德国的情报却“几乎为零，德国东部与波兰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虽然“总的来说政治情报工作做得不错”，但技术情报却“不尽如人意”。陆军部“想要核查弹药、武器和军需品的库存量”，但却“谣言四起，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文件的影印本或其他确凿证据”。博蒙特——内斯比特证实陆军不需要“解释”。在他看来“秘密情报局根本不应该‘解释’情报：它应该恪守情报制作的本分”。
到目前为止，三大军事部门中，空军部是最不愉快的。空军情报局局长，准将肯尼斯·巴斯坦率地告诉汉基，他对收到的情报“不是很满意”[339]，特别是德国内部的情报。也许是因为记起了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的特工479，他开车到德国努力侦查德国空军机场的情况。他没法理解为什么会缺乏“地面”情报，并且认为即便是在战争情况下，派人到机场范围获得那里的飞机情况的情报也是相对简单的——显然在这方面他没有仔细思考。他说空军部提交给秘密情报局的大多数问卷“并非都有答复，尤其是那些需要技术情报的问题”。巴斯认为虽然目前与空军接口的联络官温特博特姆“口碑不错”（尽管“完全是‘C’的人”），仍然可以引荐更多的皇家空军官员进秘密情报局，或培训目前没有“航空专业知识”的秘密情报局官员，这样可以使事情进展更顺利。
除了调查情报需求，汉基还会见了现任经济战略部情报局局长德斯蒙德·莫顿。莫顿（前秘密情报局官员）态度十分消极。他说：“秘密情报局并未提供所需材料，尤其是明确的情报，比如，某些中立国退货的海关报表拷贝或关于临时性秘密货物的报告。”莫顿并不顾及巴斯对于秘密情报局在此领域缺少专门人才的抱怨，他认为他们只是不清楚所需情报的类别。秘密情报局“本质上具有军事性质，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助手’，此人就是伍尔科姆先生”。相反，经济处“或许较弱一点，尚需加强”。这个问题“主要出在联络方面”，虽然他承认“这方面近来有改善的迹象”。
虽然汉基咨询过的各客户部门对莫顿的“秘密情报局情报严格说来是人工情报”的说法持有保留意见，而关于无线电情报的情况则要有利一些。莫顿说，商业窃听的情况“最好”。通过窃听，其部门“已经获得了俄——德商业关系的所有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未给德国提供任何东西的确凿证据”。莫顿还从秘密情报局获得了电话窃听情报，这“也非常有用”。虽然空军情报局说他们已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获得了“大量情报”，但海军上将戈弗雷说，到目前为止“密码系统并未提供任何有用的海军情报”。这“当然不能怪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毕竟，学校已经取得进展，很有希望”。但对戈弗雷来说真正的亮点是在“‘Y’方面”[340]，特别是海军部认为最有用的无线电拦截和电话窃听。他说，“所有这些赞誉都归功于甘比尔——帕里上校”。
除了调查秘密情报局的情报收集活动外，汉基还调查了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秘密活动，尤其是上校劳伦斯·格兰德的特别行动第九处（D处）。汉基“在孟西斯上校陪同下会见了格兰德，主要目的是想弄清他的具体活动内容”。格兰德说他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在德国散发资料。为达到此目的“他动用了各种渠道——天主教徒、德国青年贵族、社会主义者等等”。为确保“纸墨与德国材料尽可能相似”，他的部门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他说“目前在德国每月有七八万份材料分发出去”，还声称“在布拉格、汉堡和柏林有三种反纳粹秘密报纸”，但他承认“无法控制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在汉基的逼问下，格兰德支吾回答说，他“认为”这些报纸“并非已经完全沉默”。
格兰德认为在中立国家与在德国展开宣传活动几乎同样重要。他的主要行动在贝尔格莱德，他说在那里他能够通过间接方式接触大部分人口，尤其是通过一家私人出版社、一次政治诽谤运动以及通过商务代理等方式。格兰德还建立了一家出版社。汉基问格兰德所有花费是多少，格兰德回答说他“无法区分在宣传与破坏上的开销”，但目前为止他每月的所有活动花销“约为11000英镑”。孟西斯说，他会亲自过问格兰德上尉的财务情况，并在不久以后就能把问题搞清楚。
汉基勋爵于1940年3月11日发表的报告相当于给秘密情报局开出了一份健康证书。报告并未建议对情报局核心的人工情报功能作根本改变。汉基特别提到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鼓舞情报机局上上下下的忠诚精神、团队精神以及忠于职守的精神”。这无疑使孟西斯大大松了口气，因为他显然非常担心秘密情报局的生存风险。2月14日他向杰布发送了一张秘密情报局的《历史草图》，证实“情报局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多年耐心工作的成果，而非一蹴而就”。孟西斯警告杰布“大笔一挥便可摧毁这部机器，一夜之间就会遗忘昔日教训，但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我想不出比这更大的不幸了”。[341]
显然，杰布和汉基都注意到了这条预言般的警告。报告最后还包括孟西斯本人关于对秘密情报局批评的回复。对于空军部强调想要“更多更确切的情报，比如德国机场上飞机的数量”，孟西斯评论道，“乍一看”，这“似乎是相对容易得到的情报”。但实际上“德国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预防措施，以防任何陌生人接近其机场”。因此，孟西斯认为他们的抱怨不仅不顾事实，简直就是多此一举。“事实上，空军情报局一直通过一个不得透露的情报渠道对德国空军分布位置了如指掌。”他补充道。针对空军部对技术情报缺乏的抱怨，汉基报告说，情报局的看法是（他们）不仅“提供了一定量的详尽情报”，而且还花费“数年时间来建立稳定可靠的具体技术情报的来源”。“但是，由于战前开展工作的资金不充足，所以战时要建立必要的联系相当困难。”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荷兰建立组织机构，因为芬洛事件严重地扰乱了那儿的组织工作”。汉基说，“我认为孟西斯上校的解释无可质疑”。
除了他自己对秘密情报局的倾力支持，汉基还意识到只有情报部门间更好地协调，以及与客户加强联络才能使工作取得进展。就如何加强情报部门间的协调，他建议每月举行一次外交部常务次官、陆海空三军情报部门、经济战略部负责人以及秘密情报局负责人共同参与的会议。这一组织会讨论时政并对情报的获取和处理过程做一般性的审查。起初，汉基还想过这一组织应该和联合情报委员会（战前成立的协调海陆空情报工作的部门）联系起来。“但是，孟西斯上校指出秘密情报局在成立之初，出于极端保密的需要，有意地规避常规政府部门，如帝国国防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指出最好是非正式会议。”至于联系，汉基主张客户部门与秘密情报局急需建立紧密联系，如调派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汉基还主张与客户部门应建立起相互之间的理解。由于海军部和陆军部还是比较满意以前的安排，汉基继而建议“从空军部门暂调人手到秘密情报局”。迄今为止，汉基的发现和他对待密码情报的态度都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尽管汉基确实建议，由于现在有大量的无线电信号监听工作，需要另外成立一个“Y”委员会来监察和配合技术拦截方面的工作，但他认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密码破译工作不需要有什么变动。
秘密行动（汉基称作“地下行动”）“是政府在现代战争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也是“秘密情报局迄今为止很难做出正确评估的行动”。乍看之下，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对这个不受欢迎的工作感到畏缩，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些事宁愿一辈子都不知道最好。然而，汉基为这种“不太光彩的行径”提供了一条经典论据：如果敌人这样做，我们也非得如此。他写道，德国人“开展的阴谋破坏活动和类似的秘密活动效率极高。除非我们自己想处于被动不利的位置，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汉基指出宣传和破坏活动应交付于第九处。就“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而言，“现在评论第九处的效率还为时尚早。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制订的主要行动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行”。汉基又相当含糊其辞地补充道：“当受命在短时间内为特别行动拟订方案时，情报九处就表现出了灵活性与应变能力。”“在对多瑙河和波兰的铁道，特别是在加西利亚，成功实施了一些‘有价值的’小规模破坏活动。在那些地方，德国、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之间的通讯受到了很大的遏制。”然而，他又提到情报九处和陆军部军事情报研究所之间的摩擦，并因此建议孟西斯与陆军情报局的负责人确保两组织之间要“精诚合作，互相交换意见”。说到宣传，汉基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微妙”。尽管格兰德，显然还有孟西斯，坚持说秘密情报局有责任继续生产和分发宣传资料，汉基还是觉得这项工作应让外交部来做，而秘密情报局只需负责“敌国和俄罗斯”的发行工作。很明显，汉基对格兰德手下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也有担忧。为了确保“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对彼此充分地理解”，大家建议每周都要举行一次会议；“如果遇上任何双方都不能共同解决的难题”，就上报汉基，由汉基亲自来解决。
而汉基在制作任何类型的决策报告时遇到的难题是：大部分提交上来让他决断的事——比如说与三大军事部门的联络问题——实际上都是他在询问情况时就一并处理了的问题。孟西斯作为局长开始了机构的重组工作。汉基谈到，在人事任命上，孟西斯的工作“严重地超负荷了。因为他一边是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一边又是刚刚任命的‘布莱奇利庄园’战时情报站的领导人”。但是，“现在已经采取重大措施来为他卸去部分担子”。维维安上校已经被确定为布莱奇利庄园的负责人和秘密情报局的“副局长”[原文如此]。对于这个任命，汉基认为他“完全可以胜任”。“以前许多直接向孟西斯汇报工作的部门”现在由克劳德·丹齐接手，其中包括由伦敦管理的所有特工，以及意大利和瑞士的情报站。丹齐一边继续负责以瑞典为基地的Z组织，一边回到伦敦担任局长助理。1940年2月，雷克斯·霍华德成为孟西斯的首席参谋官。但是这之后，秘密情报局就没有系统地改组，而这种和平时期便已摇摇欲坠的组织结构在基本没改变的情况下进入了战争。这也恰恰反映了决策的极度僵化：只是为了满足一些即时的、短期的需求，在创建组织时仅考虑与个人专长和爱好相结合，而不是出于对秘密情报局的作用和需求冷静而理智的分析。
完成汉基要求的报告后，孟西斯希望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想定下心来，开拓秘密情报局的工作以满足战时的需求。但是，他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德国军队戏剧般地开进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法国，这再一次把秘密情报局置于重压之下。1940年4月9日，德国法西斯入侵丹麦和挪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丹麦，以及挪威的大部分地区。4月23日，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惟一当过秘密情报局官员的内阁大臣——写信告诉汉基：“我们没有收到过秘密情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有关德国入侵挪威的情报，这一事实让人颇为担忧。”霍尔说到，空军情报局有报告提到4日至7日一直有“异常状况”出现；并且这些报告“确实”也交到了海军部和陆军部。霍尔说，应当利用联合情报委员会去核对“那些从空军部和其他部门交来的报告”，并对“要递呈给战时内阁和参谋部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情报部门的情报截获以及情报处理。对于这两个问题，汉基做了快速的回复，他让孟西斯对前一种情况提出评论；与此同时他告诉霍尔，他同意由联合情报委员会进行更全面的情报评估。然而，作为对霍尔所在部门巧妙而隐晦的讽刺，他又说到，就情报评估而言，评估从其他情报来源处（如外交渠道和空军侦查处）得到的情报，“一直都是三军情报部门的工作”。他回忆道，“在过去的前几个月里，我们就不断收到”德国军队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港口集结的“警讯”。但是，他又担心“我们的军事当局从来没有把德国可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当成一回事儿”。[342]
第二天，孟西斯就去见汉基，并向他提交一份报告，“表明相关情报早就是现成的，而且是在德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之前转送来的”。汉基“对此印象深刻”，于是转交给霍尔。“依我所见，”汉基说，“秘密情报局提交了一份铁证。总的来说，这正是你想要得到的详尽而明确的情报。”他指出，秘密情报局不承担“评估分析其所提交情报的责任，那可是三军情报部门的工作……秘密情报局将情报交给三军情报部门首脑后，即完成了任务”。汉基直言道：三军情报局局长必须保证计划与行动的负责人获得正确形式的情报。他很怀疑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汉基又把责任推到了霍尔的部门身上。然而，汉基毕竟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白厅官员；他没有必要得罪一个同僚部长。“可能是，”他说道，“情报工作与行动工作还没有充分地衔接好。”因此，他坚决支持霍尔“对情报进行评估的想法”。[343]
不过，汉基还是十分担心情报处理这项工作。因此，他认为应当向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提出这个问题。他又把孟西斯的那份报告呈交给贺瑞斯·威尔逊爵士，声称尽管绝大部分情报已交到海军情报局，“据我回忆，我们并没有从海军部得到任何警告”。汉基重申道：“鉴别分析情报不是秘密情报处的分内之事。他们的工作仅仅是把情报递交给各军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而后者的工作才是对情报进行分析和鉴别，然后交付给各相关部门。”因此，他总结道，“秘密情报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然后，汉基和威尔逊就这个问题和首相张伯伦展开了讨论。首相同意，如果可能，应指令联合情报分委会保持“情报是一个针对行动所需的具有连续性与连贯性的完整故事”。[344]
不管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对联合情报分委会的工作做出了什么指示，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之后，欧洲大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就在同一天，张伯伦辞去首相一职。温斯顿·丘吉尔接替他的位置。丘吉尔的“旺盛精力”将改变英国的战争努力方向。丘吉尔一上台便把政府工作的中心转到抵抗法西斯侵略战争上来。他把德斯蒙德·莫顿从经济战略部抽调到唐宁街十号，任命他负责秘密情报局与首相丘吉尔本人之间的“直接联络”工作，这无疑体现了他对自己一直青睐的情报工作的重视[345]。1940年6月3日，莫顿参加了一个被称之为秘密情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与会的还有卡多根、汉基、陆海空三军情报局的负责人、孟西斯、劳合勋爵（殖民事务大臣）和格拉温德·杰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由于德国控制了从挪威北部到英吉利海峡的海岸线，因而有必要对“秘密情报局进行重组”；二是由于预计到意大利即将参战（实际参战日期是在6月10日），需要重新讨论“秘密情报局继续开展活动的方式”。从相当粗略的会议记录来看，会议的中心内容主要还是孟西斯对秘密情报局在战时的表现所进行的辩护：
孟西斯上校陈述了与在德国后方从挪威最北部到比利时所建各情报组织的联络问题。他接着又说到了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港口以及在芬兰和瑞典的情报站的工作情况；还有已经完成在伊比利亚半岛情报站的整固工作。最后，他还提到了在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新建的情报站。
接下来大家向孟西斯提了各种问题，主要是关于情报呈交的方式、如何转给相关的权力机构、截获的情报的准确用途以其与其他情报相关联的方式，以及联合情报分委会的职能等等。一些讨论还引发了“如果英国被侵略，则秘密情报局如何发挥其作用”的思考。[346]
情报工作的协调合作以及情报的处理显然是很重要的事。对此，汉基早就打算按照他的建议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秘密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明显还未步入正轨。直到八个月以后，也就是1941年5月，才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而这也是这一年惟一的一次会议。其实，这一计划在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秘密情报局的传统就是不愿牵扯进官方的报告机制。这不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尽管确实也很方便），也是因为秘密情报局不愿意轻易授人以柄，让政府部门动辄就对其工作进行指责。当然，还有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惟有尽可能少地抛头露面才能保护秘密情报局的完整健全与价值，哪怕是在政府内部也不行。因此，秘密情报局就只能通过常规的与非正式的会议和联络来满足客户部门的需求。而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对机构与个人进行界定，怎样才能兼顾安全性和秘密情报局的职能与更为庞大的政府官僚体制有效地协同一致、相得益彰——这是任何时期的秘密情报部门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对安全性的担忧还在于，当客户部门把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用在他们的报告中时，并不会提及秘密情报局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担忧在1940年8月初竟然成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安东尼·艾登（陆军大臣）抱怨自己“没有得到来自法国的任何情报”；而首相丘吉尔却收到一份皮尔斯将军的报告，说他的私人代表，一名法国自由特工陪同夏尔·戴高乐将军造访了布列塔尼（这当然是由秘密情报局一手策划的）。——戴高乐将军于1940年6月逃到伦敦，并在这里领导法国自由运动。丘吉尔召来孟西斯，“对他在德占区情报工作的失误进行了一番严厉训斥”。孟西斯反驳说，“实际上我们得到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丘吉尔暗示“有人密谋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指示孟西斯把“所有的报告交给莫顿上校”，由莫顿呈交给他本人。孟西斯即刻把一批报告交给莫顿，对此，莫顿在5月18日不无感激地说道，“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更重要的是，首相或许“很感激这些情报”。孟西斯也得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搞好关系。并且“为了避免出现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出示从秘密情报局报告中选出的一些重要情报，而外交大臣对此却闻所未闻的情况”，孟西斯承诺一定让外交大臣事先充分了解。[347]
这就是这一制度的起源，这之后的战争中由孟西斯本人亲自向丘吉尔提供原始情报，同时将秘密情报局的报告送往唐宁街十号的德斯蒙德·莫顿处。但是，正如孟西斯后来回忆道，从那时起，“一个红色的小盒子”（只有他和首相有钥匙）每天早晨会被放置在首相的床上，“里面装有在过去24小时中所有有关报告以及由国家密代码学校拦截到的情报”。一张由丘吉尔主要私人秘书埃里克·西欧德写于1940年9月的便条清楚地记录着：“每天来自‘C’的这个小盒子就放在首相的桌上，等着首相重新锁上。”这些盒子上注有“仅由首相本人亲启”的字样。“这个标记，”西尔补充道，“并不是单纯的伪装而必须认真看待。”且不说这些情报提供得多么准确及时，这些盒子里装的情报来自英国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有关德国情报的恩尼格玛译电文——这反过来有助于在孟西斯和丘吉尔之间建立一种密切关系，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秘密情报局的声誉。1941年春，休·道尔顿（经济战略大臣）指出，丘吉尔认为孟西斯“很优秀，他总是召他前来”。[348]
三军各部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并不是单向的，秘密情报局并不愿意跟中央情报部门合并，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940年9月发生在达喀尔的那次严重事故之后引发的指控就是证明。当时，一支自由法兰西远征军，虽然得到英国一支小型海军舰队的支援，仍被当地的法国军队击退。这次的军事行动失败是由于自由法兰西和在伦敦的波兰人泄密所致[349]。另外，当初曾假设达喀尔守备部队以及塞内加尔法国殖民政府愿意倒向自由法兰西这边，一些人指责秘密情报局未对此发出事实与此相反的警告。孟西斯对此很愤怒，说：“并没有人要求我们获取达喀尔地区的情报。”他假想这些“必要的情报”显然是由“其他来源”提供的。他暗示，如果预先一个月通知他，他就能提供达喀尔本地情报，无论如何，维希政府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计划，因为他们的耳目“遍布”整个伦敦。他认为“就此对秘密情报系统包括秘密情报局提出指控是不怀好意”。[350]
卡多根十分同情孟西斯的遭遇：“正如我所知，达喀尔事件策划之初既没有咨询或通知过秘密情报局，也没有咨询或通知过外交部。”但显然首相是在寻找替罪羊。卡多根让其私人秘书亨利·霍普金森向内阁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转达了秘密情报局的辩护。布里奇斯询问丘吉尔的首席参谋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但伊斯梅并不理解孟西斯并指责他不坦诚。他断定有“一个赋予秘密情报局了解事情动态权力的常务安排。‘C’随时可以亲自过来，要么派人到本办公室来讨论事情……看文件”。他补充道，联合情报分委会“对达喀尔远征行动知根知底”，并且三军情报局局长（均是委员会成员）在秘密情报局都派有代表。最后，他提到秘密情报局有责任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更主动一些。他说“一个情报部门只是在被要求收集情报时才着手采取收集情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是“始终保持对可能或者待定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了解，并且采取措施获取相关情报，而不是等待具体命令”。虽然承认“政府部门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其“分内事”，但布里奇斯认为，“对于该由谁主动来获取情报不应存在误解，这显然是很重要的”。布里奇斯无疑（事实上）意识到孟西斯可能对伊斯梅犀利的批评做出糟糕的回应，认为“最好”不要“让C看到”这张字条。他表示应该“谨慎地查询以确定大家都理解了这一情况”。[351]
达喀尔事件激起的争论暴露出秘密情报局与其客户之间存在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任务由谁派遣以及由谁采取主动决定情报对象——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秘密情报局在作茧自缚。对于C，这个掌握着最大机密的人而言，这个机构本身的神秘性及其颇受争议的责无旁贷的工作方式，似乎应当是“无所不知的”。伊斯梅批评的实质是秘密情报局事先不仅应该能够获悉达喀尔计划，而且应该早就推测出事件的结局。然而卡多根则站在孟西斯的这一边，他辩护说，尽管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同意C该“亲自去”内阁办公室“弄清楚对方的想法”，但“这并不等于会出现他所认为甚为理想的充分合作”。对于三军情报局局长派驻代表到秘密情报局，伊斯梅表示，仅仅是在“这三个局长对这些代表毫无保留时才能令人满意”。尽管他承认“无需命令获取情报是孟西斯的工作”，但“随时满世界跑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他能选择在正确的时间集中精力处理重要问题，那肯定会有帮助”。这也并不全是孟西斯的错：“如果孟西斯有责任去持续询问可能采取什么计划，那么我认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计划制订者也有责任去信任他。”[352]
争吵到最后似乎以一种秘密情报局局长期青睐的非正式方式解决了。卡多根对伊斯梅说，显然大家的情绪不再那么冲动了。同时，孟西斯也与伊斯梅“谈了很久”，向他保证他现在同联合情报分委会保持着“最好的联系”。“在谈话的最后，”据布里奇斯说，“伊斯梅告诉C，如果他对发生的事件没有足够的了解，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很好”，霍普金森在给布里奇斯的信中这样记录到，这无疑表明外交部对这件事已经释怀。[353]
无论孟西斯怎样改善与联合计划参谋部以及战时内阁大臣的关系，陆海空三军对于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仍是抱怨不迭。这在1941年3月秘密情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得到了证实。卡多根特意召开这次会议以“弄清各情报局局长是否对秘密情报局的行动有自己的看法”。不出意料，他们各有看法。首先他们担心德国有可能侵略英国。虽然空中侦察及窃听的情报有所“改善”，但“仍然缺少特工传回的最新情报”。虽然“提供了一些模糊且笼统的情报”，但“不能获得侵略军离开港口的有关日期和时间”，陆军部“对此十分担忧”。孟西斯说主要困难涉及通讯。首先让特工潜入欧洲德占区存在困难。他说空军部“已倾尽全力”，并且他正与海军部“进行联系提供合适的快艇问题”。至于地面组织，其在比利时的工作还是“令人满意的”，孟西斯希望“一两个月后”在法国有大量的无线电发报机投入使用。“由于挪威间谍的轻率之举”，挪威方面的情报出了问题，但好消息正从斯德哥尔摩传来。荷兰是“最薄弱的阵地”，且存在来自荷兰流亡政府的“阻碍”。在巴尔干，孟西斯说德军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占领已经严重干扰了情报的传递。至于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已经做好准备对抗对这些国家的最终入侵”，但他警告说“无法保证这些计划能实际发挥作用”。
当受到斥责说有关意大利的情报提供“不足”时，孟西斯说“最大的困难源于有关法国情报的脱节”，但他表明“他与维希法国情报二局的关系正在改善，且希望从那儿得到更多的情报”。外交使节在德军占领的欧洲“从美国线人得到情报的可靠性也受到了关注”。对于会议的大多数内容孟西斯所能做的便是模糊地承诺境况会变得更好。至于美国方面，他“希望有所改善”。“迄今为止很难获得来自北非的情报”，但“通过在突尼斯安装无线电发报机，情况发展令人满意”。关于苏联军队动向的情报“变得更加顺畅，且已采取措施改善来自远东的情报传输，但同时也出现了十分棘手的困难”。为回应“从德国港口未获得任何关于德国海军行动的情报”的批评，孟西斯说，这“很大程度”归咎于无线通讯的缺乏，“这在战前就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现在也未见改进多少”。
尽管整个会议中孟西斯都处于防守立场，但结束时他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秘密情报局所面临的困难上。这些困难是由于特别行动的“不断推出和扩大”而引起的，而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行动大都不是孟西斯所希望的”。这里“存在优先权、间谍职位竞争、通讯、交通、渠道等问题”。孟西斯说服委员会同意让卡多根向外交大臣建议，“必要时”可向内阁建议，敦促“赋予”情报工作“优先权”，而不是特别行动工作[354]。尽管事实上外交大臣在这一阶段没做出任何正式决定，但孟西斯澄清了一个普遍问题。这将或多或少影响未来几年秘密情报局在英国战争中的地位。
特别行动和特别行动处的成立
在战争初期，大部分“特别行动”——主要包括破坏和宣传活动——是由秘密情报局内部的劳伦斯·格兰德掌管的第九处统筹策划的。但是在1941年3月期间，正如孟西斯对秘密情报委员会所讲，执行“特别行动”经常与收集“秘密情报”相冲突。举例来说，任何一次轰轰烈烈的破坏行动都极有可能激起敌方强烈的安全反应，从而危及较少戏剧性、更具持久性的秘密情报活动。并且，在秘密情报局内部，特别行动和秘密情报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因有关人员的个性而恶化。而说起格兰德，因其想象力和热情，其出谋划策的能力明显超过他的管理能力，很多人都对他大手大脚地在各种各样的项目里投入经费表示担忧。在1940年3月，汉基却客观地认为并不能这样评价他。而同时，秘密情报局的克劳德·丹齐却对格兰德提出疑问，怀疑他是否能与组织其他成员“协调和合作，而不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1940年5月到9月期间，卡多根对此事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格兰德和他的工作进行了评论。陆军情报局局长博蒙特·内斯比特说，格兰德特“有天赋，热情，善于游说，但是我认为他性情不稳定，不值得信赖”。空军情报局的阿奇·博伊尔说，他是“昂贵的奢侈品”。格拉德温·杰布是所有人中对格兰德批评最强烈的。他分明带有调侃的口吻写道，格兰德的判断“几乎总是失误的，他知识面虽宽但却表现出令人震惊的肤浅，他负责的部门在许多方面都成为笑柄。他一直在说谎，而且丝毫不感到羞耻”。杰布虽然承认格兰德“宽厚并受员工爱戴”，但是“让这样一个人来对付德国总参谋部和德国军事情报处，就像让一个男演员骑上一头驴来攻击一支装甲部队一样”。[355]
1940年6月末，由外交大臣参与的高级会议对整个问题进行了评论，当时，事实上孟西斯与格兰德断绝了关系。一份用铅笔写的非正式的会议记录表明了孟西斯对于违抗命令的下属的恼怒：“‘C’说责任对他意味着很多。‘D’[格兰德]认为他的观点就是‘C’的观点。D的伟大的观点。在方案实施之前不要征求意见……方案还不足以做出权衡……但是C不能控制他。”
1940年夏天，“特别行动”的管理部门进行了重组。9月，一个新的组织——“特别行动处”，在休·道尔顿的领导下成立了。休·道尔顿是新任命的经济战略大臣，他[根据其回忆录]接受丘吉尔的指示去“点燃欧洲之火”[356]。杰布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这个组织接管了秘密情报局的第九处——军事情报研究处（陆军部下属的特别行动分支机构）的余部并且负责管理“颠覆性宣传”活动。秘密情报局尚未得到正式通知，而将第九处移交给新组织管理这一行动已经实施并且迅速完成。尽管孟西斯抱怨此事，但是他9月4日告诉杰布，他欣然接受这种改变，并且无意继续负责管理破坏和颠覆性活动。然后，他有先见之明地提到“经营两个利益紧密交织且各为其主的情报部门，存在着严重不利因素”。弗兰克·纳尔逊，先前在伯尔尼为秘密情报局的Z组织效力，现受命管理特别行动，格兰德作为他的副手。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这项任命最终未能实施，因为格兰德很快被解雇并被转移到印度做普通的职员工作。
杰布非常明白，如果特别行动处想要有效运作，“与C友好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他承认潜在的利益冲突，注意到“一个计划极有可能对颠覆活动有利，但对获取情报不利”，并且还会存在运输以及交通资源的竞争。为了减轻这些不利，在《C[孟西斯]和D[纳尔逊]协议》（1940年9月15日由杰布起草）中，杰布在协议开头就规定，特别行动处的密码通讯需要通过秘密情报局，由特别行动处收集的情报需要转交给秘密情报局。招聘特工行动时，须经秘密情报局的批准。所有这些规定在日后的几年里引起了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的摩擦。而且，在多尔顿、杰布、纳尔逊、科林·格宾斯中校（曾任行动处处长）富有活力的领导下，特别行动处的成倍扩张加剧了两者间的摩擦。在那段时间，至少在一开始，秘密情报局并未取得什么成就。
在1940年和1941年初，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之间的和谐关系，差不多都是由孟西斯的联络官卡斯洛普上校（一位由于多发性硬化症而坐轮椅的患者，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陆军十字勋章）和一贯恭谦、主张分权的弗兰克·纳尔逊之间维系的。然而，特别行动处却抱怨里斯本的越界事件（这个实际上是克劳德·丹齐的错。他为寻求与特别行动处的合作，允许他们与当地秘密情报局的一位特工联系）。同时，秘密情报局抱怨特别行动处一位官员在斯德哥尔摩的冒险行为，他们计划的破坏活动危及秘密情报局在芬兰的联络关系，并带来无线电情报泄密的风险。杰布、纳尔逊和孟西斯每周开一次会议，但到1941年4月底的时候，海军情报局的戈弗雷上将在他的备忘录中权衡了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之间的利益划分。他强调，海军的行动极大地依赖于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并且断言特别行动处创建的“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组成的破坏组织损害了秘密情报局在好几个国家的行动，他要求总参谋长直接负责具体落实一条总体原则：“搜集敌方情报和对搜集情报方式的保护必须优先于其他破坏性活动。”但是孟西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不是寻求上级主管部门来裁决，而是接受克劳德·丹齐提出的建议：在两边组织首领给予他“完全信任”的条件下，由丹齐在两个机构内部进行仲裁。
丹齐由于一直不善于团队合作而名声在外。但在1941年5月1日，他出乎意料地交给孟西斯一份独具慧眼且极具建设性的备忘录，一举扭转了昔日的形象。“我们必须面对事实，”他写道，“特别行动处以惊人的速度存在并发展着，在财政方面，似乎没有任何阻碍因素。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变成了竞争对手。”比如在通讯、物资、交通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在有潜力的特工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既然我们不能遏制它的发展，不如让我们一起为了工作和战争而和谐共事。所以，我建议合作。”孟西斯和纳尔逊接受了丹齐的建议：两大组织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应该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来“解决问题以达到共同满意”，而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应该交给丹齐来做最后决定[357]。两个组织的友好关系也得益于空军准将阿奇·博伊尔（1939年秘密情报局局长的空军部候选人）的协助。1941年6月直到战争结束，他被任命并一直担任特别行动处的情报与安全分处处长。9月，他和丹齐共同负责管理从秘密情报局到特别行动处的情报传递。秘密情报局的档案记录里有许多证据表明博伊尔受到了秘密情报局的尊敬和信任，并且与孟西斯、丹齐、维维安的关系都非常融洽。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将许多冲突消除在襁褓中。有的问题，包括军事行动的代码，好像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纰漏。“确认为秘密情报局预留了希腊字母表、汽车品牌、宝石名称、大型猎物的名称、水果名称或者各种颜色做代码，”博伊尔在1941年11月告诉丹齐，“我已经放弃了将水果作为特别行动处的行动代码……我明白您会向秘密情报局建议其他类别，比如音乐家或诗人的姓名，因此我会避开这些名字。”
但是并非一切都是甜蜜和光明的。1941年末，特别行动处建议两个组织在西非的活动由特别行动处提名的一个人选来负责。孟西斯的参谋长，雷克斯·霍华德“完全不赞同这个提议”。他写道，秘密情报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组织，而特别行动处不过像蘑菇一样迅速成长罢了”。虽然在美国和马耳他由秘密情报局官员担任联合代表，但是反过来当然不行：“我认为，允许特别行动处在任何领域来管理秘密情报局行动的原则都是错误的。”通讯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并引起了甘比尔——帕里在12月8日的纪要中尖锐地批评，他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必须面对向特别行动处完全摊牌，我们要不完全控制他们的通讯，包括产品制造、设备供给、训练、行动准备，要么我们与他们完全分道扬镳，让他们自己沉溺于自己的泥沼里。”就在1941年圣诞之前，丹齐援引西非争端指责特别行动处“缺乏诚信”，并不再担任两个组织间的协调人。[358]
1942年1月，甘比尔——帕里再提出这种争执，抱怨特别行动处不断要求增加独立的无线通讯。他写道：“它总是提到这一点，他们打算给遍布全世界的成百上千的机构都配备无线电设备，尤其是欧洲的机构。”2月，甘比尔——帕里称特别行动处的通讯规划是“浪费的、不安全的、愚蠢的和非常危险的”。最后，也许是想要摆脱这杯毒酒，孟西斯同意特别行动处广泛地管理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纳尔逊显然非常高兴。3月27日，他给孟西斯一则手写的便条，表示接受这一新的安排：“亲爱的斯图尔特[原文如此]，非常感谢你！”其他一些活动在秘密情报局中造成了恐慌，包括“镐”行动——特别行动处打算凭借此次行动让苏联情报人员潜入西欧。1942年2月，直到卡斯洛普掌握了被泄露的特别行动处关于此事的报告之后，孟西斯才初次得知此事，他特别提醒特别行动处须事先取得外交部的批准，然后再与秘密情报局就此事进行磋商。
1942年2月，赛尔伯恩取代休·道尔顿成为经济战略大臣（对特别行动处负责），赛尔伯恩是一个各方面都较为温和的人。从一开始，赛尔伯恩就担心特别行动处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摩擦，于是将问题汇报给安东尼·艾登（1942年12月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显然艾登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通过纳尔逊，赛尔伯恩给艾登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强调了他与孟西斯和丹齐之间的友好关系，但同时也把秘密情报局对特别行动处的总体态度归纳为：“拖延而不是加速其正常扩展。”他表明，秘密情报局起初只把特别行动处看做是一个“非常无能和可笑的一帮外行结合起来的组织，如果它不保持安静，有可能会危害到秘密情报局”。而现在，秘密情报局已经将特别行动处看做是“如果不予快速抑制，会成为危险的对手”，“并最终抑制秘密情报局”。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过了他们，并且已经证明了我们是一个更高效的组织”。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也许有一点不诚实）：“特别行动处想阻碍秘密情报局的发展，这是非常愚蠢和可悲的，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赛尔伯恩也与格拉德温·杰布商量，杰布支持纳尔逊对特别行动处的职业能力所做的辩护。杰布认为，秘密情报局过度沉溺于“倚老卖老”的心态，并强调两个组织之间真诚的双向合作很有必要，还建议任命“一位具有崇高地位的中间人士”为两个组织的协调人。[359]
赛尔伯恩将这份提议呈递至内阁，但是孟西斯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秘密情报局听从任何外部的仲裁。他主张，他们所需要的是“优先权的最终法案，并且被两个组织所接受”。然而他明确表示，这样的决定真的只能有一个结局：“如果特别行动处被确定拥有优先权，那么情报工作肯定会受到损害。如果我拥有优先权，我认为这不一定会对特别行动处带来多少妨碍。”在此同时，赛尔伯恩正竭力争取内阁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做出裁定。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提议：将两个组织合并，由一个单独的行政首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总体指示”来实施领导，但须规定向外交部咨询。这对于外交部会是极其讨厌的事，因为在外交部内部对此事存有争议（孟西斯支持这种观点），由亚历山大·卡多根每隔一星期主持的会议就能弥合双方的各种分歧[360]？赛尔伯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共同努力，其实就是“一战”时期三军情报部门企图从外交部手里夺取对秘密情报局控制权的一种回声。战争无可避免地激化了军事行动情报和政治情报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40年代初，这种紧张关系又因特别行动处的存在进一步加剧，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与打击敌人的能力——在众人翘首以盼英国的军事胜利之时——显然使得秘密情报局默默无闻、黯然失色。
虽然如此，但在为争取独立和控制权的白厅战役中，秘密情报局和外交部能将军队和特别行动处提出的挑战化险为夷。实际上，秘密情报局与特别行动处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正式确定，这对秘密情报局非常有利。内阁既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通过任何孟西斯曾建议过的“优先权的最终法案”。但是，外交部以其典型现成的官僚政治优越性，在与那些还不够老到的文职军官们企图改变秘密情报局地位的较量过程中，毕竟棋高一筹。1942年5月，纳尔逊因积劳而辞职，取而代之的是更重礼节、更果断的查尔斯·汉布罗，在此之后，秘密情报局与特别行动处的关系继续以一种相对和睦的关系发展。然而，紧张趋势继续影响双方关系，有证据表明，双方在伦敦至少有过好几次努力，以协同工作。
1942年7月，汉布罗抱怨说，秘密情报局提供给特别行动处的情报不足，孟西斯予以反驳。他写道：“在过去一段时间，你的地区部门每个星期都派官员到他们在本局的对口部门……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的文件都交由他们自己处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像我们一样表现得如此大方慷慨。”尽管孟西斯（或许可以理解）用不着过分强调这一点，但是汉布罗大度地让步了。经与他的手下磋商之后，他发现他们终究都证实孟西斯“关于我们在不同地区与国家的部门间的彼此接触已有改善的印象”。他补充道：“我很感谢你和情报局局长助理[丹齐]。”
不管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之间的日常工作关系如何，到1942年底，英国外交部坚决认为，战争结束后英国特别行动处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本质上讲，这是对以英国外交部为主体的更进一步主张。卡多根在12月22日给汉布罗的信中说：“我的国务大臣认为，一旦战争结束，欧洲可容不下两个英国秘密组织。他也认为那之后不应再有任何不向外交大臣负责的英国地下组织。”卡多根承认，“英国特别行动处可能不一定会在我们签署停战协议后马上解散”，但是，“世界各地的战争都结束时，凡可以继续为政府工作的特别行动处的任何代表，只要是从事军方公开工作的，可调往陆军部；如果从事地下工作的，则调往秘密情报局”。尽管特别行动处奋力抵抗这一结局，但事实只能如此。
第八处
在战争初期的艰难岁月，秘密情报局取得成就的一个毋庸置疑的领域便是无线电通讯。这大多归功于一位特殊的通信管理员理查德·甘比尔——帕里。早在1938年，他就在新设立的第八处通信处建立了一支优秀的队伍（他们称呼自己为“管道工”）。执著的技术专家往往都是偏执狂，帕里也不例外。和劳伦斯·格兰德一样，他足智多谋，对他认为琐碎的行政事务也毫无耐心。但是，和格兰德不一样的是，甘比尔——帕里显然能够将其灵感和想象转化为实际成就，所以在战争期间，他负责了除秘密情报局之外的其他部门的大量工作。1940年，海军上将戈弗雷特别表扬了甘比尔——帕里负责的处室。1941年1月，戴维·皮特里爵士（军情五处后来的处长）注意到“秘密情报局掌握的高效无线装置”[361]。甘比尔——帕里要为秘密情报局在国内的站点提供通信，如总部和布莱奇利庄园等分站之间；为国外的站点提供通信，包括国外的各站点和个别特工，还要为特别行动处人员（至1942年）和各盟国流亡政府提供通信。此外，他还负责一个专用的安全通信网络。这个网络将秘密情报局的情报输送给政府的客户部门和军队（其中包括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产生的无线电情报），以及负责乔治六世和首相在国外时的通信问题。1941年5月，在皮特里建议下，甘比尔——帕里开始接手无线电安全情报处，这项工作之前由邮政总局在陆军部和军情五处的指导下进行管理，负责拦截和收集外国通信，确定其情报来源，这样就可以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破译者提供重要的原材料。战后，一位研究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历史学家说，将工作转移给情报局“最终”使它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保证了“全力的技术支持”。甘比尔——帕里还建立并管理了几个发射站，为经济战略部和政治战争执行部进行对外宣传，其中包括所谓的“自由之声”德语广播电台。由一个研发部和一所培训学校支持这些站点的所有行动，研发部生产可靠耐用的无线电台以供战场使用，培训学校地处伦敦的汉斯区，拥有六百多名收发报员。[362]
战争伊始，第八处作为非军事组织，在争取人事和设备方面毫无优先权。另外还有一个安全层面的问题，有人质疑这两百多个以瓦登霍尔为基地的文职人员到底在做什么。同情报局一样，第八处于1940年7月有了一个军事伪装用名——无线电第一特别处，缩略语为“SSU”。要想弄一个好的伪装真是不容易，因为一些好奇的外部人士都可以把“SS”解释成“秘密情报局”，这个缩略语显然没有起到伪装的作用，于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词不行。还有人不喜欢“SS”是因为它的发音像他们憎恨的德国党卫军的发音。于是1941年，更名为“SCU”——特别通信处。
1941年7月，甘比尔——帕里对于长期任秘密情报局财经与行政负责人的帕西·“佩”·赛克斯中校的不满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这不仅表明甘比尔——帕里对备案制采取的相当冒险的抵制方式及其好斗的性格，还暴露了战时人们的工作压力。赛克斯的部门对第八处通讯处1940年至1941年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极为严格的审计，特别指出了他们的单据凭证不充分。甘比尔——帕里对这份报道根本置若罔闻，他认为这份报道谬误连篇、胡编乱造、不合逻辑、含沙射影，根本没有考虑解决问题的危急性。其中还有一些他认为纯属尖酸刻薄的私下人身攻击，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毫无根据。怀着受伤的自尊心与逐渐消停的讽刺冲动，他热切地谈起了他的主题：
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的年度预算由原来的63000英镑涨至178000英镑。我们在极高的压力下工作，组建了一支军队，配备有六十多辆技术用车，建了两家广播电台和一个录制中心，这一切是以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的速度完成的。我们承担了不断增加的电报量，发展了情报通信的新科学，处理特别行动处的通信问题，扩大J.Q.（波兰的无线电情报）在国内外的传递以及努力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等等。但是，这些审计员不想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反过来，让一项命令与另外一项命令混为一谈似乎更为重要。
尽管赛克斯坚持正确的办公程序，他也只是恪尽职守而已。所以可以下此论断：在行政和开支容易失控的战争时期，注重细节尤其重要。事实上，甘比尔——帕里的情绪爆发（这样的情形可真不少）是可以忍受的，他仍然负责战争后期和战后的通信工作。这表明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因此人们对他易怒的性格表示出了宽容。
总部变动
秘密情报局在1939年至1940年工作节奏的加快给在英国的机构施加了压力，使现在的总部需要进行一些改革。1940年底，总部已完成了大部分改革。克劳德·丹齐从瑞士回来，任局长助理，事实上成了孟西斯得力的二把手，尽管现在提名维维安担任副局长[363]。丹齐还负责两个新处，A处和O处。A处由弗兰克·福利（柏林站的前任站长，后来任挪威站负责人）任处长，负责欧洲沦陷地区的网络重建工作，在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和A——5以及自由法兰西都建有分站。O处（指行动处）由弗兰克·斯洛科姆中校领导。弗兰克·斯洛科姆原先是一名普通的海军军官，“一战”中在“英国联合舰队”服役，其职责是组织秘密情报局的海、空通信工作。[364]
同时，瓦伦丁·维维安管理布莱奇利庄园战时情报站，负责反间谍工作（五处），包括和军情五处的联络。盟国流亡政府的出现，大量外国军人和难民的涌入，意味着秘密情报局本该在国外完成的大量工作（例如招募特工），现在已经自动转移到了英国，因此侵犯了军情五处的领地。为了让军情五处和秘密情报局的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1940年7月，安排“五处”成为军情五处的B——26处。那里的秘密情报局官员会像军情五处的人一样，与英国警察部门和民政部门联系。
秘密情报局也制订了针对德国入侵英国本土可能性的计划。7月，成立了新的第七处，专门挑选有潜力的留守特工。甘比尔——帕里与维维安、戴维·博伊尔一起训练了6个特工，并为他们分别在诺福克、萨福克、苏赛克斯、萨默塞特、康沃尔和德文郡配备了无线电台；部署了由国内指挥的机动无线电分队，成功地进行了代号为“333计划”的军事对抗。这产生了良好的无线电情报，并破译了76%的情报内容。网络最后扩大到包括24名配备了无线电台的“特工头目”。招募特工仅限于那些“因为其工作性质，可以留在敌方控制的地区，继续原来的正常工作而不至于引起过度怀疑的人员”。例如“医生、牙医、药剂师、面包师和小店主”，他们的工作要么需要他们在工作期间四处走动，要么需要他们接受很多人的拜访。格兰德上校还是D处负责人时，他的最后一次行动便是雇来八十多人进行暗中破坏活动，事先为他们提供了秘密设备和装置。最后，如果情况越来越糟（仿效正在为皇室家族制订的计划），他们准备将秘密情报局的总部主体迁往加拿大。
组织好有潜力留守的通信网点可不只是一件技术活儿，还涉及人力资源问题，如招募合适特工等。这反过来体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临近1940年9月底，陆军情报局局长报道说，秘密情报局——显然说的就是甘比尔——帕里，对在冰岛、法罗群岛和设德兰群岛开展谍报工作的潜力表示悲观。因为“从人种来看，这几个岛屿上的人十分原始与愚钝，他们甚至连无线电台最简单的操作方法都掌握不了，同时，如果引进外国人的话，当然立刻就会引起注意”。他承认奥克尼群岛还值得一试，“但我与海军部联系后得知，那里几乎找不到合适人选”。
1942年总部又进行了几次变革，其中一些是为了回应客户部门的批评。1942年2月，各方达成一致，由三军情报局局长各指派一名高级官员到秘密情报局担任副局长，“与C先生从他的人中指派的副局长密切合作”。每位官员“代表各自情报局局长的特定要求”，“在C先生的领导下”，共同制订“旨在提高秘密情报局秘密情报质量的计划”[365]。从3月6日开始，孟西斯有效地实施这项任务，其中副局长约翰·科尔多上校来自海军，副局长爱德华·贝丁顿上校来自陆军，副局长莱昂内尔·“劳西”·佩恩空军准将来自空军。正如卡多根三年后所回忆的那样，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局长助理克劳德·丹齐可以“作为外交部代表列席他们的会议”。显然，这是为了确保对政治情报的需求不会被完全忽视，尽管军事部门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为了保留外交部在情报局的影响，也为了帮助孟西斯减轻行政负担，卡多根派帕特里克·赖利（曾是赛尔伯恩勋爵的私人秘书）去百老汇做他的私人助理。[366]
他们人人都有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科尔多曾是皇家海军的一名职业军官，也是狂热的业余足球选手，他从1938年开始在海军情报局工作。贝丁顿是个聪明的老滑头，在伊顿公学毕业后当了骑兵，“一战”时期在陆军情报局工作。后来他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20世纪30代，他是联合非洲公司（后来变成联合利华的一部分）的副董事长。1940年9月，贝丁顿在参谋学院的同窗好友、时任帝国参谋总长的约翰·“杰克”·迪尔爵士，请已经退休的贝丁顿重返工作，去管理军情三处，负责伊比利亚、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情报工作，直到迪尔的下任阿伦·布鲁克爵士（贝丁顿叫他布鲁基）让他去秘密情报局担任副局长。[367]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佩恩断断续续地在空军情报局工作。但在1938年，由于害怕去伊拉克担任空军高级参谋，他辞职了，成了《每日电讯报》的航空通讯记者。之后他找到军情五处的弗农·凯尔，想争取到一份情报工作。凯尔把他转到秘密情报局，但秘密情报局“认为他不太合适”，虽然承认他“脑子好使，如果给他时间他愿意动脑筋的话”。佩恩还有“一些奇怪的朋友，但是他的消息通常很灵通，也许是因为情报更容易在床上得到吧”。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重返空军的情报队伍。
1942年3月秘密情报局总部重组图，表明克劳德·丹齐（情报局局长助理）在同瓦伦丁·维维安（情报局副局长）的竞争中占据上风。
新任命的副局长们很快着手工作，到4月初就初步拟订了总部的重组计划。他们一开始就强调：如果说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时期的首要任务是用秘密手段为作战部队和外交部获取情报（不包括无线电截取情报），那么目前的组织需要重做打算，尤其是当大家一致认定，这类情报在可以引发实际行动的前提下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他们认为第五处安全处和第六处经济处占用了秘密情报局过多的时间和资源。他们提议将后者精简为一个联络处，同时压缩第五处的规模，只保留反间谍工作，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立即或在未来可预见的日期采取行动，或者向秘密情报局提供确切的情报。另一项重要提议就是将由三个副局长共同管理制作部，由这些副局长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由丹齐任主席。为了减轻孟西斯的工作压力，他们还提议“将秘密情报局在中东、印度、非洲（除了北非、美洲地区）的工作分散给副‘C’先生们”。（印象中好像是1939年末）他们也明智地建议孟西斯指派一名官员做他的代理，“以防你生病或者万一去世时一时没有新的接任人选”。
也许我们都看得出丹齐插手了这些提议，从而把他的老对手瓦伦丁·维维安从副局长管理委员会排挤掉了，而该委员会很可能在改组后的情报局中成为主要执行机构。然而，由于没有迹象表明孟西斯做出任何特别决定来提名可能的接班人，维维安对自己连任副局长一职也许还是满意的（他留下来负责与军情五处、经济战略部、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和爱尔兰保持联系）。其他提议都于5月初实行，每位副局长负责各自特定地区的情报工作，同时继续行使与部队联络的主要职能。尽管这表面看来是对秘密情报局首脑机构的官僚主义进行的一次整肃，但其中仍有猫腻。比如，与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的联系，分别由不同的处负责。与维希法国的联络由贝丁顿领导的P.5处负责；与自由法国的联络由丹齐领导的P.1处负责。另外，对单个局长分管的某些情报制作与传输事项实行联合负责制是否是明智之举，也存有疑问。更何况，让三位副局长负责情报制作的确有违先前的初衷——在秘密情报局内“每一位官员代表各自情报局局长的特定要求”。[368]
确实，由其他机构调入情报局的人员通常无法抗拒情报工作的魅力，为了维护情报局不惜与自己原来的机构对着干。这里有一个例子，佩恩上任不足一月就写了一篇长长的精心构思的备忘录，他将1940年5月的情报失误事件归咎于军事部门对情报的误解，以及秘密情报局情报不充分所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写道：“真让人怀疑参谋长是否意识到多少有重要价值的情报是秘密情报局特工提供的。”一周后，当他发现情报局主要转送“未经处理”的情报（按照三军部的要求），他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为确保情报局所获情报准确无误的声誉，而不应因为在高层转送的特工情报被证明或者后来被发现不准确而受到责备。”
招募
战争给予情报局迄今仍杂乱无章的招募体制巨大的压力。这几乎是买方市场，情报局不得不为了有限的人力资源而与军队、特别行动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流亡政府以及其他如经济战略部之类的机构进行竞争。情报局在招募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时压力也很大：尽管其中很多人是逃离了欧洲沦陷区，急于回来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安全风险也一如既往的高，秘密情报局不得不对敌方打入其内部的势力保持警惕。每当招进新官员或特工，通常会把他们的名字送往军情五处，检查他们是否有疑点在案。这是一个否定检查程序，一般认为，答复“查无记录”就足够了。但是，从1940年夏开始，情报局开始密集地招进从欧洲大陆逃离过来的人员。克劳德·丹齐对此表示担心，他认为应该进行更全面的调查，如果仅仅因为“每个特工都可能会有敌方的重要情报，无论该特工的国籍和情感如何”就给予信任，是非常危险的。他指示道，“军情五处的否定答复绝不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就可以免于对审查中的候选人的过去和家族历史进行调查”。从第二年春季开始，在旺兹沃思的军情五处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伦敦接待中心，开始系统地招募有潜质的特工。1941年4月和5月，情报局在那边的一名侦探报告说招了28名特工，还让另外5人参加特别行动。但是，候选人的供给情况却时有变化。4月，他没有为A.3处（比利时处）推荐任何人，“因为比利时人对此没兴趣，而且很少有比利时人到英国”。
情报局开始广泛撒网招募新人。比如，1941年1月，纽约站报告，一位即将遣送回国的法国人希望重返在勒阿弗尔港的船运公司工作，因为在那里他“可以随该船运公司到巴黎、马赛和土伦做生意时暗中侦察”。同时他还推荐了一名在法国大西洋航线上一艘名为“诺曼底”号班轮上工作的乘务员，其人“非常有才智，非常爱国，敌视现行法国政权”，可以“随汽船公司业务跑遍法国，这完全可以掩饰他的身份”。同月，开罗站报告，一法国工程师打算回国，但因为“家庭原因（也因为害怕）感到没法在法国做特工”，但推荐了他的妹夫，他的妹夫在洛林开了一家乳酪工厂。一位曾在法国学法律专业后逃离出来的捷克学生，于1942年6月在百慕大接受面试，他说出了“几个绝对是戴高乐主义者的同学名字，他们都很想为法国的盟国工作”。他说，许多捷克学生经常去马赛共和街59号的咖啡馆，德国人安插在那里的特工假装是忠诚的捷克人，借此抓了他们中的好几个人。
1943年12月，伦敦给纽约情报站发送了几条“关于招募赴法特工的通知”，其中说明了情报局想要雇佣的特工类型，虽然过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通知”说，特工应该绝对勇敢、敏锐、细致、机智、坚韧、自信，而且足智多谋。个人的“动机和正直应该不容置疑”，“并通过他的过去历史，如果可能，通过认识他的人所做的证言，来予以核实”。没有家眷的人优先：“事实上，在法国有妻儿的男子一定会不利。经验表明他们会使他陷入危险，因为敌人会毫不犹豫地拿他们当人质的。”
从1941年12月招募罗伊·肯德尔中校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招募过程是多么的快速与不正规（当情报工作要满足战时的紧急需要时，这种情况尤甚）。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再次在东南亚发起进攻，有关该地区的情报需求因此而急剧膨胀。肯德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员，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当过护航舰队司令。他被选中做秘密情报局驻澳大利亚代表，“负责在日本的托管岛屿及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渗透工作”。显然，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新不列颠的腊包尔，他曾担任船长，从事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屿间的贸易。尽管他生于伦敦，他的家人却住在澳大利亚。他“在那里记录优良”，而且澳大利亚海军情报局局长还替他“打包票”。由于认为“这些推荐要比军情五处能够提供的任何信息好得多”，以及考虑到目前“远东的形势已经火烧眉毛，容不得任何繁文缛节”，G.2处要求干脆痛快地雇佣肯德尔。
但是人事处一位极端谨慎的女秘书（正如G.2处向她的处长所解释的那样）还是“有些怀疑”，因为这“和您的命令相悖”。人事处有自己的方式。第二天军情五处便接到了“追踪调查”肯德尔背景的电话。一天后，第五处回复“无不良记录”。虽然表面上遵循了正确程序，但这并不算审核过程。肯德尔填写了标准的申请表（1938年开始使用），那上面的第一项就是“推荐人”，要求填写三名“介绍人”姓名和地址。但是肯德尔一个都没填。1942年1月中旬，招募手续完成：12月30日，他在官方《保密法》上签字；1月8日，“做了体检”；第二天签订了关于薪水的“保密协定”（“向任何人泄露薪水问题，立即会被解雇”）[369]。能干的新人不加考查便被委以重任，战时这种相当随意的审查必然使得安全风险增大。受过剑桥教育的苏联特工金·菲尔比就是这样混入情报局的。1941年9月，他一开始在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第五处的伊比利亚分站工作。
自然，机构一直在留意适合的人选，不时还会推荐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1942年11月，一名军情五处的官员转给秘密情报局一封来自亚伯丁市警察局总督韦斯特兰的信，这封信是关于一个叫约翰·拉姆塞的37岁男子。拉姆塞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名为拉蒙斯盖的立陶宛家庭，但他在战争开始时更改了姓氏。正如韦斯特兰描述的那样，拉姆塞是一个“生活很健康的人”，他温文尔雅，不抽烟、不喝酒，“体质强健”。但是，关键一点是，“他是今天英国最干净利落的保险柜撬锁人……他都是用炸药来爆破保险柜的，从职业角度看，在完事后看看那些保险柜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一切干得那样干净利落”。虽然拉姆塞曾经两次入狱，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但是警察仍然给他很正面的评价：“尽管他犯了罪，我仍然把他当做一位真正的绅士和一个本不会有此劣迹和犯罪记录的人……我个人认为，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特种兵。”秘密情报局考虑着征召拉姆塞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除了立陶宛语和英语，他不会其他语言，我们雇用他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还是把他交给了乐于接收他的特种部队，拉姆塞后来在第三十四军第三十特种部队（军情处，工程别动队）服役，在那里，他的爆破技术如鱼得水，得到了很好的施展。[370]
1942年底，秘密情报局经历了战争和官僚主义的双重考验。英国节节溃败，尤其是1940年，陆海空三军不同程度地全面受挫，情报局也因之受到了责难，尤其因为没能充分、及时、有效地满足军事行动所需的情报，受到了严厉指责。此外，由于当局觉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特别行动，极大鼓舞了特别行动的支持者们，这对特别行动处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该局竟演变成整个情报系统的害群之马。虽然孟西斯非常清楚情报收集的重要性，同时也努力捍卫情报的质量，“一战”中他战斗在最前线，但他非常明白，情报就其本身是毫无价值的。他在1942年11月10日情报局内部函件里明确强调了“情报局存在的真正原因”。战时，他写道：“所有有关敌方的情报，无论是用秘密方式，还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都应该基于这条古老的格言——‘情报是行动的主要动机’。”因此，“秘密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就是，利用秘密手段获取那些扫除行动障碍或能提升行动力的情报……那些与行动无关的情报可能会令人产生兴趣，可能对历史记录或将来有用，但这样的情报是次要的”。他评论说，虽然“没必要定义什么是‘行动’”，不过他还是给了一个定义：“行动必须是以终极手段实施的、会导致一个或多个敌国公民死亡或者会挫败其任务的军事行动。”他以对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来结束这一宣言，对此有些人相信：那次战争结束“是因为敌军被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辅助战争手段打败了”，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要战胜德国首先要打败德军”。显然，如果秘密情报局在其眼下所从事的这场战争中没有对打败德军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情报局就没有发挥出其应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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