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早期
面对德军的步步逼近，秘密情报局不得不在1939年9月从波兰实行第一次战时大撤退。9月1日，德国入侵。两天后英法宣战。德军迅速推进。9月5日，英国外交官、一个刚抵达的军事代表团和秘密情报站一起从华沙撤离到东南方向50英里远的一个叫卢克的小镇上。20岁的索菲是51岁的秘密情报站站长约翰·谢利少校的妻子，在德军空袭中丧命。他们2月21日才结的婚。谢利往南向罗马尼亚边境前进，用秘密情报局的安全无线电台给伦敦发报：“目前看来这里都在四散逃生，这个地方会非常危险。”他叫三个女员工“准备离开，她们却恳求留下”。并非人人都像谢利那“三个刚毅的女员工那样身处险境也能镇定自若”。虽然女员工能留下来，谢利却请求将两个男同事派遣回家，因为“他们一无用处，在危急时刻非但不能防止慌乱，还急于想离开”。事实上，他们都逃跑了，而谢利和他的女员工们于9月28日才返回百老汇报到。[371]
1939年10月，波兰情报机构将总部设在巴黎，但随着法国的沦陷，1940年初夏又迁往伦敦。秘密情报站站长威尔弗雷德·“比尔”（也叫“比菲”）·邓德代尔，波兰人称他为“威尔斯基”。他是百老汇A.4处处长，他从巴黎逃回到伦敦后，仍然是秘密情报局与波兰情报局的主要联系人。在英国，秘密情报局提供经济、技术和后勤支持，而波兰人有着多产而广泛的欧洲范围的特工网络，他们同意传递所搞到的除波兰内部事务以外的一切情报。这种安排虽然并非一帆风顺，却大大有益于盟国战争的工作。
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赫尔辛基设立了秘密情报站，在1939年8月21日战争实际开始的时候，苏德宣布了《反侵略协议》，多少显得有些突然。这使得芬兰的旧敌苏联可以对其为所欲为了，苏联于11月底入侵芬兰。芬兰对德国非常失望，在此情形下，情报站常任站长哈里·凯尔对抗德苏的工作显得更加得心应手。凯尔和芬兰的联系范围相当可观，线人中包括如无线电截取科和加密科的头头雷诺·哈勒姆上校之类的芬兰陆军情报局资深官员。1940年1月，孟西斯让卡尔调查芬兰当局是否“取得了一些可以为我方所用的苏联方面的密码材料”，卡尔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根据部署，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约翰·蒂尔特曼上校被派去芬兰，在那儿哈勒姆给他一本从一个死去的苏联官员身上找到的红军密码簿，“簿子上还有子弹的痕迹”。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后来注意到这本密码簿对他们的密码员起到了“实质性的帮助”。
1940年，芬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各类情报人员的避难所。4月10日，德国入侵丹麦后，秘密情报局在哥本哈根的代表西德尼·史密斯上任两周后被派往赫尔辛基。总部本来希望他能驻扎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他可以和他的特工们保持联系，但此决议却遭到了公使维克托·马利特和秘密情报局驻斯德哥尔摩站长的反对，他们认为那样做可能会引发“混乱”。后来，史密斯以外交使者的身份每周到瑞典去会晤特工。他有个线人是一位长期在丹麦居住的前俄罗斯外交官，这名外交官不断地试着通过哥本哈根的美国公使馆传递情报，但是美国人拒绝了他。同时，由于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各国的意图愈发明显，伦敦方面决定关闭塔林情报站并把一部分员工迁往赫尔辛基，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管理波罗的海的特工。法国的沦陷给卡尔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法国情报局在芬兰的负责人乔治·亚历克谢夫提出，如果秘密情报局提供资金，他愿意让他的整个特工网络为英国秘密情报局效力。伦敦方面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1940年9月，另外一个曾是苏联事务情报重要来源的爱沙尼亚线人——特工“流浪汉”在赫尔辛基现身。“流浪汉”是一个曾在柏林居住过的俄罗斯侨民，他在德国人的帮助下逃离塔林，代价是为德国反间谍机关阿布维尔的苏联情报处工作。在赫尔辛基他告诉秘密情报局，他以后会定期访问芬兰，愿意为情报局工作以对抗德国。这个人的出现成了珍贵的情报来源，他提供了来自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1940年10月，他通过反间谍机关获悉德军司令部在准备一场反苏战役，将于1941年春开战，甚至可能会更早。卡尔在给总部的无线电情报中提到，身为阿布维尔反间谍机关的官员对自己手下的特工表现出如此轻率，令人感到震惊，“难以置信”。他警告“那些言辞可能只是用来宣传的”。伦敦方面显然也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档案中没有进一步确凿的证据，否则的话这会成为一次非同凡响而大获成功的情报。
继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秘密情报局在芬兰的工作变得日趋危险。6月和7月，卡尔设法将其员工撤出瑞典，并做好了在他自己也不得不离开瑞典之时有关留守眼线的安排。这些特工有些人自己可以去瑞典，还有些人可以利用他们的秘密情报员。卡尔还通过美国公使馆建立了和情报局的联系（美国公使馆直到1944年夏才撤离赫尔辛基）。英国和芬兰的外交关系破裂后，美国成为英国利益的保护力量，一名英国代表留在了美国的外交使团。卡尔安排这名特工去接收亚历克谢夫传来的情报（亚历克谢夫是法国人，1944年秋以前一直在芬兰工作）。也有来自波罗的海的情报网的情报，这个情报网络由一名爱沙尼亚高级官员管理，也为瑞典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工作。他在赫尔辛基一个公共厕所的“废弃邮箱里”给亚历克谢夫留下包裹。然而，自从1941年8月“流浪汉”的上线（也是一名俄罗斯侨民）被捕后，卡尔和“流浪汉”失去了联系。好在，卡尔早就明智地制订了在斯德哥尔摩延迟接头的预案，尽管直到1942年5月才与奥特卡斯特联系上。
直到“二战”前不久，奥斯陆都是斯德哥尔摩的分站，到了1939年夏天，一个由海军少校J.B.内维尔领导的独立情报站成立了。9月，驻柏林的秘密情报局成员弗兰克·福利被派到奥斯陆，负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事务，显然是假设他可以与那些获准从德国出境前往他国的前联系人见面，也希望他会招募到那些可以访问德国的中立国家人士。此次事件没有多少收获，福利只不过在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以及挪威密码员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些密码员曾破译过德国的外交密码，目前正在研究破译德国和苏联的海军军事密码。
德国入侵后，挪威的最高军事指挥部从奥斯陆北撤到利勒哈默尔。福利和他的人与他们一起撤离了，留下了安全的无线电通信，挪威陆军总司令鲁格将军用无线电绝望地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求援。4月14日，福利继续说道：“挪威军队在德国占领的城镇失去了军火和物资供给。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作战。除非救援马上抵达，否则这里会有一场空前的灾难，我认为，盟军会发现这次灾难很难补救。”鲁格将军担心“他不能支撑多久了，请认真考虑他说的话。你无法想象这支军队的物质条件有多糟，但它有着绝好的战士”。福利的秘书玛格丽特·里德后来生动地记述了挪威军队在德军轰炸机的攻击下撤离的情况。他们最后退到了西海岸的莫尔德，4月30日从那儿乘船去苏格兰。在一次空袭中，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接线员H.C.爱德华兹倒下了。据里德回忆，爱德华兹“昏迷了一个多小时，时有精神错乱，大声呼喊他妻子和内维尔的名字”。里德认为，“很可能是压力过大、缺乏睡眠之故”。几天后爱德华兹去世了。[372]
回伦敦后，福利被任命全权负责斯堪的纳维亚（内维尔是该地区情报站站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工作，以及所有包括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在内的工作。每一次为了巩固成功协调秘密工作所进行的调整安排，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段时期的混乱。不仅在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之间出现了摩擦，挪威陆海空三军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而且，与挪威流亡政府建立满意的联络也需要假以时日。6月10日，福利与在海于格松（位于挪威卑尔根以南的海岸小镇）的特工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但在1940年8月这个情报组的成员被捕后，该情报组便不复存在了。由于秘密情报局面临着要在挪威重建组织的压力，9月份两组特工从设德兰群岛乘坐机动渔船潜入了挪威：以奥斯陆为目的地的“云雀1号”上有12个特工，以特隆赫姆为目的地的“云雀2号”上有21个特工。到1941年4月，挪威当局和英国特别行动处分别派遣他们的人进入挪威。内维尔抱怨说，没有中心调控会“导致很多界限不清”，“这样会大大增加特工工作的危险程度，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完成工作”。
克劳德·丹齐1941年5月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与特别行动处之间的协调员，尽管这缓解了机构间的问题，但是进展缓慢。1941年7月，除了从“云雀2号”发来的一些断断续续的通信外，整个挪威区能报告的就只有四个还处于早期阶段的新增行动，其中三个行动都是监督沿岸船只的情况。1941年，发起了以希腊代号命名的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大部分出自挪威逃亡人员的建议，包括他们应该配备无线设备回挪威，或者他们有会操作无线电台的联系人（尤其在船运界），或者愿意当观察员。其中一个代号为“厄普西隆”（希腊语字母表第5个字母ε）的行动由内维尔的继任者埃里克·威尔士负责实施。这项行动详尽调查了德国对重水的兴趣，重水是开发原子弹的重要成分，由位于挪威中南部留坎的挪威海德鲁公司的水力发电厂生产。1941年10月，利夫·特隆斯塔德（一名在特隆赫姆的化学教授，也是“云雀2号”的成员）潜逃到了英国。他在那儿受到了空军部负责配合情报局科技处的官员R.V.琼斯与丘吉尔的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的接见[373]。基于特隆斯塔德的情报，也是科学家出身的威尔士建议炸毁或者破坏该工厂。他写道，“清除掉供给源，一方面会使德军和这类武器有关的所有计划完全瘫痪，另一方面，盟军也至少在18个月内还没法利用这些潜在的武器，因为他们现在仅仅处于在美国建厂的考虑阶段”。联合袭击行动虽然以惨败而告终，但机器暂时瘫痪，贮存的重水也毁于1943年2月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漂亮袭击中。这表明，至少在这次事件上，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和特别行动处的行动可以富有成效地合为一体。
英国海军部对挪威情报有着持久的需求，他们想最快地获得沿海岸线的德国海军动向。1942年1月，德军主力舰队驻扎在特隆赫姆后，那儿变得举足轻重。4月，新任命的情报局副局长（代表海军部）约翰·科尔多抱怨说：“目前我们在挪威的人手相当匮乏，仅仅在博多、特隆赫姆、卑尔根和奥斯陆展开工作。”但是在次年，招募和派遣特工的人数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了给海军部提供位于遥远的挪威西北部的苏联边境的希尔克内斯（那里有一个潜水艇基地）的情报，秘密情报局冒险与俄罗斯人合作，结果证明那是灾难性的错误。1942年8月，两名配备无线电台的秘情局人员乘坐卡塔丽娜号水上飞机抵达德国在拉特卡湖的空军基地。苏军同意接待他们，用降落伞送他们到希尔克内斯附近。然而，苏军并未按照承诺在规定的日子里送他们出去，而是把他们监禁了两个月，然后把只有夏季装备的他们送到了芬兰而不是挪威。他们很快被逮捕了，被交给了德军并被带到了奥斯陆，在那儿他们受尽酷刑后被枪杀。科尔多于1943年10月记录道，“我看了那可怕的故事后非常痛苦，自然也非常后悔我们竟然试图与俄国人合作”。
德国占领挪威，不仅使迄今为止人手与经费相当匮乏的秘密情报局在瑞典的情报站处于战争的前线，也使瑞典对可能威胁他们中立立场的国外秘密活动提高了警惕[374]。此外，像战争早期其他欧洲中立国家一样，在瑞典有很多亲英派，也有很多亲德派。1939年海军少校约翰·马丁担任情报站长期间，仅有10个正式特工和助理特工登记在册，其中还有4人处于见习期。1940年初，D处一组主要为经济战略部收集航运情报的特工被捕，被判服劳役8个月到15个月不等。[375]
更糟的还在后头。1940年4月，D处的一个秘密情报组被瑞典人发现。这个情报组以商业活动作掩护开展工作，想破坏向德国出口铁矿石的瑞典北部港口设施，这项行动是丘吉尔特别督促的。组长A.D.里克曼被捕（因与移居瑞士的德国记者接触而引起了瑞典安全局的注意），在他公寓内发现了大量的危险物品，包括53公斤炸药、雷管和电子定时装置。驻瑞典公使维克托·马利特向伦敦抱怨说“我们的侦探工作似乎糟透了，到目前为止除了将我和他们自己置于尴尬境地外，他们在瑞典几乎一无所获”。马丁也非常不高兴。他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抱怨道：“坦白地说，我感到很痛苦，为帮助他们我付出了那样多的精力和时间，而他们竟因为疏忽无能连累我至此！”此外，里克曼的失败使马丁的一个最重要的单线联系的瑞典线人灰心丧气。此人一直通过里克曼及其助手向瑞典人透露情报。马丁写道：“这次事件对线人的影响令人感到悲哀。”他坦言：“以前以为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却感到第22号国家（英国）秘密情报局大多是一些毫无经验的外行。”[376]
D处在瑞典的无能表现是劳伦斯·格兰德被降回原职的原因之一，也促使特别行动处作为独立机构建立起来。马丁对特别行动一直很反感，而瑞典的情况表明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的关系处于最糟糕的时期。例如，1941年3月，特别行动处的三个挪威特工被捕后，马丁就对孟西斯抱怨说：“特别行动处的活动已造成严重后果并损害了我们和瑞典的关系……使我处境尴尬，更难开展工作。他们闯入我负责的领域，争夺情报资源并引起严重混乱。”孟西斯转而要求特别行动局的弗兰克·纳尔逊，“指示你的手下目前要不露声色，行动要极端谨慎”。
1940年丹麦和挪威沦陷，1941年芬兰驱逐了英国人，这意味着从1942年初开始，瑞典就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大本营。英国派遣了更多的特工到瑞典，在马尔默和哥德堡建立二级情报站。虽然在瑞典首都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马丁的斯德哥尔摩情报站仍在处理瑞典和丹麦的情报，并协助挪威情报站的工作。哈里·凯尔的赫尔辛基流亡情报站则处理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挪威情报站最重要的行动是1941年以来和科学家们的接触，这些科学家能获取有关德国原子弹研究进程的极具价值的情报。
除了这些活动外，伦敦希望从斯德哥尔摩获取更多情报。1942年2月，孟西斯告诉马丁，他对“德国北部、德军在波罗的海以及丹麦港口的（陆海空三军）第一手情报的匮乏令人感到十分震惊”。他希望由卡尔负责，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波罗的海诸国间接获取相关情报，都要逐步展开“对德国北部和丹麦的情报工作”，即使马丁仍然遇到很多问题——虽然并非所有问题都是他自己造成的。1942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由来自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管理）头号特工和他手下的三个成员被捕。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使用自己的译码，通过秘密情报局斯德哥尔摩情报站传输情报。截获文件中有他们的译码材料，看完所有电报备份后，瑞典人尤其对其中的一条消息提出了异议，此消息提到瑞典可能向德国输送感染伤寒症的虱子，如果消息传到德国人耳中，就会使他们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然，马丁怀疑特别行动处是幕后黑手，而且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特别行动处与至少两名被捕人员保持联系。瑞典的相关新闻报道铺天盖地，马利特再次遭遇尴尬。
1942年12月，马丁调任签证官。说一口流利俄语、以木材商为生的西里尔·切希尔接替了马丁的位置。1943年到1945年间的情况无疑大为好转，切希尔在此期间显著提升了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情报量。1939年到1942年间，马丁的压力的确很大。他承受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变带来的巨大冲击，此外，他还要应付早前在D处和特别行动处的过于投入所带来的后遗症。在此情形下，他依然表现得十分镇定，而且依然获得公使的信任，这当然也是一种成就。
瑞士
1939年，秘密情报局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情报站，由一位签证官负责，还配有一个助手和一个无线话务员。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克劳德·丹齐和他大部分Z组织的成员都从伦敦迁到瑞士，他们认为以瑞士为基地能更好地渗入德国。丹齐和其中至少四个同事最初入住在苏黎世酒店，相当危险。在那儿，丹齐警告同伴，“不要叫我上校”。最终这个情报小组以在苏黎世领事馆签证部门为掩饰开展工作，丹齐任领事。11月孟西斯担任局长后，丹齐重返伦敦任职，由他的嗜酒如命的副手岌岌可危地打点着情报站，直到1940年2月弗雷德里克·“范尼”·范登·霍伊维尔伯爵替代他，霍伊维尔负责此情报站直到战争结束。霍伊维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原籍意大利，在英国长大，事业成功。他和弗雷迪·布朗宁是熟人，1916年到1918年间曾在法国和瑞士效力于卡明。
1939年10月，秘密情报局的一个特工在瑞士被捕，经审讯交代了丹齐的Z身份。丹齐非常担心这位特工能否被安全释放，因此，1939年11月底——孟西斯被正式任命为局长之前——他亲自拜访了同业公会总裁，并派格拉德温·杰布去见财政部的贺瑞斯·威尔逊爵士，请他批准和与瑞士人做些贸易——他们建议将瑞士手表的进口配额从3万英镑增至5万英镑。丹齐有理由紧张，因为被捕的特工声称其一切行为都是受丹齐指示。“为什么这个无赖要撒谎！”丹齐发怒道，“我才刚刚和他联系上，真是难以理解！”丹齐在瑞士的线人说他已经曝光，他们和他在公开场合碰面太危险。后来通过和瑞士一位调解人的商议，做了一笔交易，特工被释放，回到了英国。
Z组织原来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特工网络，但战争开始后人们才发现，这显然不太可能实现。瑞士对其中立立场已经高度敏感，这使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在其境内的情报部门举步维艰。1940年初，他们通过一个瑞士人成功渗入秘密情报局苏黎世情报站。此人在伦敦生活，并申请回国。Z组织甚至连表面的过场都一概免了，立即雇他到瑞士开展工作。但他向瑞士当局自首，瑞士当局一度利用他监视秘密情报局，直到其主管官员得到一名匿名人士的举报，要他警惕这位瑞典人的双重身份。不咨询丹齐，几乎不可能招募此人，但在战争早期的困难情况下经常都是这样草率招募特工的。
丹齐拒绝让手下开展反间谍工作，而瓦伦丁·维维安则拒绝安置任何来自瑞士第五处的人，双方仍然僵持不下。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被派往瑞士的一个官员后来声称，这主要是由两人的对立引起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关系都不好，这很可悲。”瑞士情报站运作的另一大难题是通信困难。虽然情报局在日内瓦有一台无线电台，但它只能用来接收情报，因为瑞士当局不允许外国使团在本国发送加密情报，只能通过瑞士邮政发送。在法国陷落之前，情报由巴黎以外交邮包的方式传出去。1940年5月以后，可以让具有外交官身份、45岁以上的英国外交使团成员，经由维希法国到西班牙再到葡萄牙然后乘飞机把情报带回伦敦。1942年11月德国占领维希后，这个方式也被迫中止了。从那以后，贿赂南美洲的外交官将邮包带出便成为不得已的手段，“两次旅行，终身退隐”便是其写照。为进一步增强安全性，外交邮包里的信都是要缝在信封里。依然可以发送密码电报，但秘密情报局必须使用一次性密匙。由于瑞士越来越孤立，导致密钥供应极为紧缺，无论把物资带入或带出瑞士都很困难。通信困难意味着常常只有最最重要的情报才能由电报发送，而大多数在瑞士收集的情报会拖延很久才能到达伦敦。而且，由于缺乏持续的安全通信，伦敦不能发出任何无线电讯号，这是瑞士站的另一个障碍。
哈林娜·希曼斯卡是战时最优秀的驻瑞士特工，正如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所记忆的那样，她是一个“极具魅力和人品高尚之人”。她于1940年底开始工作。希曼斯卡的丈夫曾经是波兰驻柏林的陆军武官。正是在柏林，两人与纳粹德国“阿布维尔”首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相识[377]。波兰战败后，卡纳里斯安排希曼斯卡逃往瑞士，让她和阿布维尔驻苏黎世代表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取得联系。希曼斯卡虽然名义上是波兰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秘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波兰情报特工（她的报酬从英国提供的经费中支付），并开始培养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获取德国政策及其国内形势的情报。在他们的安排下，她向波兰人传播情报的同时，也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以代号“Z.5/1”直接向秘密情报局传递情报。例如，1941年2月，她报告了德国飞机存储的详细情报，吉泽维乌斯有关目前“不会入侵英国，但空中轰炸和潜艇活动会大规模增加”的看法，以及“3月之前不会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采取行动”的情报。3个月之后吉泽维乌斯告诉希曼斯卡，他“确信苏联和德国之间会在5月初爆发战争”。这种情报大多非常可靠。4月6日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而“巴巴罗萨”行动，即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入侵，本来计划在5月的，后来推迟到了1941年6月22日。
然而，希曼斯卡和吉泽维乌斯关系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卡纳里斯这个角色，秘密情报局叫他西奥多。对英、德情报工作中出现的这一惊人的瑞士中间环节，其情报的精确性质，引起许多推测。比如，有人猜测卡纳里斯和孟西斯是不是有私下联系。秘密情报局档案表明吉泽维乌斯（虽然不是情报处特工）是情报的固定来源。1940年8月至1942年12月间，日内瓦向伦敦陆续发送了25份报告，其中所涉及的情报全都是由吉泽维乌斯提供的，几乎所有的情报都是通过希曼斯卡传输的。尽管范登·霍伊维尔向伦敦机构汇报了吉泽维乌斯是“西奥多的头号线人”，但因情报中只有9份提到了卡纳里斯，所以这一汇报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事实上，范登·霍伊维尔表达这一看法或许完全是为增加其情报量。这25份情报中，有一份是1941年10月19日希曼斯卡同卡纳里斯在伯尔尼进餐时得到的。这是惟一一次有记载的卡纳里斯和向秘密情报局直接汇报人面对面的会谈。当时，卡纳里斯刚从苏俄前线返回，汇报了德国军队由于严冬天气所面临的艰难险阻。他说，希特勒失算了，原来他“指望得到苏联自己内部的不满因素的支持，这一点完全未能实现”。
卡纳里斯和吉泽维乌斯都与德国的反对派有牵连，但就他们与波兰、英国及美国驻瑞士的国外情报机构的联系程度来看，他们是否构成叛国还值得商榷（吉泽维乌斯从1943年春开始，向美国战略情报处驻伯尼尔代表艾伦·杜勒斯传送情报）。卡纳里斯和吉泽维乌斯或许很可能彼此并没有隐瞒各自的观点与国家的立场，培养波兰和英国眼线毕竟是阿布维尔正当的工作，借此他们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还可以得到一条散布虚假情报的渠道。例如，1941年3月28日，希曼斯卡从吉泽维乌斯那里得到了情报，便在报告中明确声明，“位于利比亚的德国军队没有[强调]进攻的打算”。实际上，两天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就开进了昔兰尼加。
芬洛和低地国家的工作
Z组织迁往瑞士后，丹齐原在荷兰的手下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被调到海牙秘密情报站站长理查德·史蒂文斯手下工作。贝斯特同时带走了几个与德国军队内部反纳粹组织联络的重要线人。早在1939年10月，史蒂文斯曾向伦敦报告说，贝斯特“相当自信”，他可以安排“两个第12号国家身处高位的人”（“12号国家”为德国代码）——冯·伦斯德将军和多歇恩将军“近期”访问荷兰。史蒂文斯报告说，他们都是一个名为“努力推翻现政权以建立军事专政”组织的成员。然而德意志人想要的，则是“某种保证”。如果他们成功了，英国政府要“准备与他们谈判”。史蒂文斯咨询了英国驻海牙公使内维尔·布兰德爵士。布兰德表示支持，但是由于他的外交地位，没有伦敦方面的命令，他不会把自己卷进去。此外，史蒂文斯打听到，除了冯·伦斯德将军外，维德斯海姆将军和泰克曼上校都和这个反对组织有牵连。
直接联系仅仅用了两周就建立起来。10月17日泰克曼“打电话小心谨慎地”报告说，维德斯海姆参加了军队司令官的会议，与会者还有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会议上，将军们“拒绝对英法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坚持尽一切努力追求和平”。泰克曼还说，现在的情况是“一触即发，只需要很小的推动力就可以除掉纳粹”。这样一个明确来自德国最高军事决策层的情报，带来了推翻纳粹政权的契机。秘密情报局下的赌注很高，面对那可能成功的金灿灿的奖杯，荷兰和伦敦方面的判断力都变得迟钝而危险。几年后，一个秘密情报局当时在海牙的人说，他记得“史蒂文斯过于自信，而且看上去像是完全在贝斯特的掌握之中”。英国使团的一位外交官回忆说，史蒂文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以为完全凭借他一人之力便可赢得这场战争，这妨碍了他的行动判断力”。
然而，如果说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眼花缭乱看不清的话，那么，在伦敦的局长及其主子显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当时辛克莱处于弥留之际没法参与事件过程（他于11月4日逝世），他的参谋长雷克斯·霍华德和副手孟西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全程知晓这件事。张伯伦还亲自批准秘密情报局继续与德国人对话。尽管有些官员和政客对成功不抱多大期望，但是11月1日，战时内阁授权继续进行谈判[378]。哈利法克斯也慎重地向伦敦的法国大使通报了传闻中的这次秘密接触事宜，“是从德国军事基地传出的……急于除掉纳粹政权”。虽然荷兰仍然保持中立，害怕触犯德国，但是荷兰陆军情报局负责人，J.W.范·奥斯舒特将军支持英国秘密情报局，派情报官员德克·科洛普上尉陪同秘密情报局人员与德方代表会面。
1939年12月30日阿姆斯特丹《电讯报》勾画的芬洛事件现场图。
人们无疑对促成整个事件充满希望。但是往往看上去过于美好的事情，都难以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事实的确如此。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由纳粹帝国保安部精心设计和控制的双重间谍行动。尽管维德斯海姆将军确实存在，但在史蒂文斯和佩恩·贝斯特与所谓的密使进行的五次会面中，他一次也没出现过。德国人11月初有意加大了压力。史蒂文斯与“霍普特曼·施梅尔”（实际是负责这次行动的保安局军官沃尔特·施伦堡）会面后，于11月7日告诉伦敦方面，无论英国政府的态度如何，“一定会发生政变”。那晚，他打电话到伦敦说，“明天，这个大人物会亲自来见我们”。但是，第二天午夜又打来电话说，由于维德斯海姆必须参加一个德国军事会议不能前来，但给他们安排了另一场“满意的会面”，——“大人物虽然没来，但是送来了最诚恳的消息，可能明天来”。会议之后史蒂文斯就提议飞往伦敦亲自报告，希望向外交部的一位资深官员通报情况以便下一步的谈判。
因此，1939年11月9日，一个灰暗阴沉的日子，史蒂文斯、贝斯特和化装成英国卡帕上校的科洛普，还有贝斯特的司机杨·雷蒙斯一道，前往位于荷兰和德国交界处的芬洛。会面地点在荷兰边防哨所那边的巴库斯咖啡店，离德国边防哨所150码远。在战后一份为无线电广播准备的剧本中，史蒂文斯描述了那天的平静景象：“除了一位在荷兰海关附近溜达的德国海关官员和一个在路中间和狗狗玩球的小女孩之外，再看不到什么人。”“沙梅尔”在咖啡馆走廊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他是德国搜捕别动队负责人，在战争末期被军情五处逮捕审问过。他讲了事件中他了解的部分：“一看到两个英国特工的车开过来，施伦堡就按计划脱下帽子发出信号。”别动队手持机关枪冲上去逮捕了史蒂文斯、贝特斯和雷蒙斯。科洛普开了火，但他自己也受了致命伤。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完全让德国人给骗了，他们在那天所表现出的谍报工作人员素养让人感觉十分可悲。史蒂文斯带着译码材料，贝斯特也随身带了一张特工姓名地址的清单。他们乘坐贝斯特那辆独特的美国林肯车去芬洛。也许因为前两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没有人在11月9日之前对这一区域提前侦察，也没有制订任何应急计划。为保证安全起见，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还故意坚持在海牙站与沙梅尔和其他人交易。那么，史蒂文斯的同僚就不能对德国密使和这次行动进行整体描述。而且，史蒂文斯的头号特工（名为福尔克茨·范·克约客，代号沃贝齐）也只把他当做一名助手而已。1939年夏，沃贝齐被德国“阿布维尔”策反，她手中的情报的确很多，而且价值不菲。到1939年秋，德国已经对整个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荷兰的行动了如指掌，这个事实显然使他们后来在审讯斯蒂文斯和贝斯特时底气十足。
芬洛灾难对情报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上层的更迭和战争初期对情报需求的压力，连同热情可嘉的主动性（并非总是坏事），意味着该行动或许过于急于求成。另外，贝斯特虽为丹齐的手下，但无助于丹齐或许已有的野心——接替布莱尔。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虽然按照他们自己对事件的判断行事，却没有单独行动，只有得到伦敦方面的同意后他们才会采取行动。荷兰人的参与同样意义重大，如果行动失败，他们比英国的损失更惨重，这也能激励斯蒂文斯和贝斯特加紧与对方的联络。
但此事带来的危害巨大。情报局的声誉不可避免地受到连累，德国大肆宣传此事件，从中狠狠捞了一把。在战争余下的日子里，芬洛事件的痛苦经历影响了英国人对表面上的德国反对阵营的普遍反应（孟西斯的明确反应）。斯蒂文斯和贝斯特被俘后，在战争后期被辗转转移到各个监狱和集中营，这给了盖世太保审问“英国情报部门的高层人物”以及了解该组织的活动情况一个绝好的机会。现在还没弄清楚他们到底从那两名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和双重特工冯·库特里克口中获得了多少确切情报。然而，根据斯蒂文斯和贝斯特的说法，到1939年12月中旬，德军便能详细而大体正确地绘制出斯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特工网联络图。1940年秋，“他们的情报中心提供了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和Z组织的相当准确的情报”。战后对德国情报官员的审讯表明，尽管冯·库特里克供出了史蒂文斯海牙站的特工姓名与地址，但在“芬洛事件前他们仍然对贝斯特的组织情况一无所知”。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德军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审讯报告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之所以提供了大量有关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是因为他们以为德军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379]
荷兰政府被芬洛事件弄得十分困窘，英荷关系也因此而受损。仅仅靠内维尔·布兰德爵士高明的外交斡旋才挽救了两国濒临破裂的外交关系，但是范·奥斯舒特将军被迫辞职，荷兰外交部命令英国秘密情报局立刻停止在该国的一切行动。反间谍处处长罗德尼·丹尼斯因为与斯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特工网络分开行动而未受牵连。他对外交部的指示表示强烈抗议，在孟西斯介入此事并对他表示支持之后，荷兰政府允许他继续工作，条件是把指挥部迁往布鲁塞尔。但德军1940年5月入侵时，丹尼斯显然还没有完全迁入比利时，他整整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在海牙烧毁文件和档案盒。在德军入侵期间，曾在1937年短暂掌管海牙情报站并且说得一口流利荷兰语的陆军少校蒙蒂·奇德森，在两名荷兰人的帮助下把钻石安全地带到了英国。奇德森是荷兰地区极少数能成功搞到大量阿姆斯特丹工业用钻石的人，这种工业用钻石对制造机械工具来说必不可少。
德国占领荷兰之后，秘密情报局与荷兰流亡政府的关系可谓冷若冰霜。然而，从1940年夏开始，秘密情报局设法将几个特工秘密送进荷兰境内。例如，在8月28日晚上荷兰海军军官洛多·冯·哈梅尔经空降进入荷兰；包括彼得·塔泽拉在内的一些特工则是经由海路进去。塔泽拉于11月23日凌晨4点35分在靠近滨海娱乐场的席凡宁根靠岸。他身着全套夜行衣，身上散发着酒味，外面还套着特制橡胶外套，这样登陆时可以保持身上干爽。洛多·冯·哈梅尔去荷兰不是为了待在“某个沙丘上面”，而是要“迅速混入前线士兵中”。一登陆，他的同事埃里克·黑兹尔霍夫立刻往他身上喷洒了几滴轩尼诗XO白兰地，以加强他的“参加派对”的形象[380]。但是由于在荷兰内部没有可靠的线人，派遣这些特工都很盲目。这样，他们的行动就特别危险，例如，冯·哈梅尔很快就被德军抓获并处死。1940年7月以来，派过去的15名特工只有4名幸存下来，其他人尽数殉职，这样的情况加深了荷兰政府对秘密情报局的厌恶。然而，特别行动处却开始与荷兰方面积极合作，获得了大量情报。1942年春，约翰·科尔多负责低地国家的情报工作，他发现秘密情报局处于“令人羞愧的境地，自身没有获得任何情报，只能传递由特别行动处提供的情报”。然而，科尔多成功地建立起了秘密情报局与荷兰流亡政府间全新的关系。在噩梦般的“北极”行动之后（即1942年至1943年间德国情报局打入特别行动处在荷兰的队伍，造成悲惨的结局），他还能在战争后两年与特别行动处协力建立起富有成效的情报网络。[381]
战争即将开始时，秘密情报局在比利时的行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争爆发后秘密情报局得以迅速扩张。按照著名的“13124计划”，身为布鲁塞尔情报站站长和签证官的爱德华·卡斯罗普开始招募特工，最开始是在布鲁塞尔东部地区招收，这些新招募的人员负责在发现边界另一侧的德军集结时发出报警。如果比利时遭到侵略，情报网才有希望作为留守组织继续运作。60岁的沃尔特·迪尤厄是首席情报员，他在“一战”中管理有名的“白衣夫人”小组。1940年招募的特工似乎都是精挑细选的。因为比利时被占领后，至少还有两名幸存者继续行动。情报局给他们配备了无线电发报机，对他们进行了基本的莫尔斯码培训，还教他们如何发送电报而不至被追踪。伦敦方面通过“艺术爱好者”电台播放的对话和诗歌朗诵节目用密码确认接收。“艺术爱好者”电台是一家位于英格兰由秘密情报局八处合资经营的企业，对外则宣称“是一家由比利时的慈善女士出资运营的小电台，这些女士期望为丑恶的战争笼罩着的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东西”。事实证明，在沦陷区要维持这个谎言并非易事，因为英国的技术人员必须确保他们的传输功率不会超过德国规定的在比利时境内发送的功率。这套煞费苦心的体系可能并不是很成功，但是甘比尔——帕里却从中吸取了两条经验教训：“从头开始培训一名对无线电知识一无所知的特工”是“不切实际的”，要招募有现成无线电领域经验的人来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第二条教训就是，留守计划本身就有问题。甘比尔——帕里注意到，“入侵前”计划在比利时开展的行动“遇到了困难”，因为，“德国占领比利时后，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还注意到，后来的特工渗入过程更为成功，当然还是充满了危险。第一个特工亨利·利纳尔茨于1940年8月18日飞往比利时，但是，他搭乘的莱桑德号飞机未能成功着陆，在返程中失事，飞行员和特工双双送命。
事实上，比利时沦陷区内最多产的情报来源，是在迪尤厄领导下部分恢复的“白衣夫人”小组。迪尤管辖的情报网先后称作“克利夫兰”和“服务马车”，他管理此情报网一直到1944年他被德军抓获后遭到杀害。他们收集的情报覆盖范围很广，包括关于飞机库、军队和军事训练，关于比利时工业状况、比利时（包括邻国德国）军火运输和军火仓库，泽布勒赫周边防御工事的图纸，以及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军在低地国家的防御工事实施空袭的结果报告等。[382]1941年5月，报道称“克利夫兰”是“现在比利时惟一运作的情报组织”。但在同年底，又建立了三家情报网，打通了进入西班牙的信使渠道。这些专线也是英国情报人员的潜逃路线。虽然这些路线十分重要、很有价值，但是明显增加了安全问题。至于和其他盟国的合作，秘密情报局在比利时的行动是与身处伦敦的流亡政府合作开展的。虽说是在伦敦，但内部斗争以及比利时国王和部分内阁成员还在比利时这一事实仍为秘密情报局的行动带来了困难。就在比利时与秘密情报局发展紧密联系的同时，法国陆军情报二局却对破坏和抵抗行动更感兴趣，就算还说不上密谋（有人这么宣称）以秘密法西斯政权取代现国王。1942年，又有一批无线电接线员渗入比利时，因而提供的情报质量也提高了。4月，英国空军部注意到2月和3月来自比利时的报告，“大量增加了有关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情报”，而在6月（简直就像是“白衣夫人”小组25年前取得的成绩的翻版），陆军部评价道，秘密情报局情报源定期提供的“准确、全面的铁路情报，常常是对其他特工组织提供的关于德国军队动向的情报的重要确认”。[383]
法国
秘密情报局在法国主要关心的是比菲·邓德代尔的45000情报网，此情报网同法国情报二局的关系密切，并在之后战争爆发时为监视秘密情报工作同法国情报五局形成了密切关系。邓德代尔是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二局局长路易·里韦上校以及管理法国密码分析部门的古斯塔夫·伯特兰上校的主要联系人。虽然邓德代尔招了特工来收集德国军事情报，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初混乱的几周里，无法让他们继续工作。他写道，由于“德军的严厉管控以及完全失控的民用交通”，“要穿越边境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在法国国内亦如此”。整个冬天，他几乎完全依靠里韦的组织提供情报。1940年5月10日，德军迅速开进法国之后，邓德代尔和他的人不得不撤出巴黎。6月10日，他来到奥尔良附近，就住在法国最大的军火废弃场旁。他高兴地向孟西斯报告对这位法国上校局长的看法：如果这个军火废弃场爆炸，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毫无痛苦地上路”。但结果是法国败北，孟西斯召回了秘密情报局行动小组。
部分原因是法国很敏感，致使在法国的留守准备工作接连受挫，一直持续到1940年5月才有了好转，但为时已晚，已无法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了。邓德代尔的特别通信组组长在最后一刻与伯特兰取得了无线通信联系，这是法投降后的那段时间里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惟一的直接联系。现实存在的另一个困难是，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大多数线人与继续为维希政权效力的官员有联系，该政权于1940年6月向德国投降后，作为一个伪独立政府幸存下来，负责管理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维希分子强烈反对自由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反过来，自由法国阵线的人士（这些人无疑是极具希望的潜在特工）打心眼里鄙视维希和替维希工作。面临此难题，还有来自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巨大压力，他们急需来自法国的情报。孟西斯委任邓德代尔为A.4处的处长，让他继续加强与伯特兰及其维希同事的联系。另外，还委任肯尼思·科恩中校为A.5处的处长，安排他和自由法国一起开展工作。肯尼思·科恩曾在巴黎丹齐的Z组织工作过。1940年这个令人焦虑的夏天，虽然在孟西斯看来，只能这样分工，但潜在的竞争、分歧和摩擦十分巨大。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科恩对丹齐（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负责，而邓德代尔直接向孟西斯报告情况。这让他们之间的竞争、分歧和摩擦进一步升级。1940年6月底，陆军部督促秘密情报局尽快派特工潜入法国。早在6月18日就开始了秘密监视与安插行动，其时，D处的梅杰·诺曼·霍普少校组织了一场营救戴高乐将军妻子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6月23日，三名特工登陆法国打探法国人的士气。但是，秘密情报局陆军处处长休伯特·哈顿主张，不管目标区域在哪里，“重要的是要招募该区域的特工，精通情报工作，并为他们提供无线电通信设备”。这样的人不会凭空变出来。但7月底，由弗兰克·斯洛克姆中校领导的新成立的行动处帮助邓德代尔的第一名A.4处特工在布列塔尼以西的多尔奈兹登陆。这名特工叫休伯特·莫罗，是一个年轻的骑兵军校学生，其父亲是法国海军上将。莫罗在那里待了4天，通过康沃尔郡法尔茅斯海港的迈勒·克里克展开行动，后来在8月和9月又去了那里两次[384]。抛开获得了什么情报不谈，他的这些冒险考察说明，特工是可以通过海路潜入的，虽然仍有困难。早些时候发展的线人对于沿法国海岸线建立海洋情报系统作出了贡献。
由海路秘密登陆并不是惟一的选择。1940年8月20日皇家空军在北威尔德战斗机机场组建了第419号航班，帮助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出入敌国领土。部队需要学习新飞行技术来使用几种有限的机型——惠特利轰炸机和支持陆军的莱桑德战斗机。在组建航班前几天已经首次尝试过登陆行动。克劳德·丹齐在1942年4月准备的一篇报告中总结说：“1940年8月，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莱桑德战机运送特工登陆。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我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该特工或者他的无线电设备的任何消息。”开端虽不好，后来还是有了进展：1940年10月到1941年8个月间，一共计划了90次行动，其中48次还没开始就取消了。在剩下的42次行动中，有4次失败，其余的38次运出了57个特工，接回了18个特工，有3架飞机失事。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运送人员和运输设备——这些行动能把重要文件从战地成功运回英国。
1940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情报回馈工作依然令人失望。11月，秘密情报局的三军情报部门联络官都抱怨情报少得可怜。空军处处长弗里德利克·威廉·温特博特姆上校称，“除了从穿越海峡到达英国的逃亡者和自由法国的人那里得到些报告，特工们几乎没有报告任何有关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空军情报”。丹齐回应道：给一张潜回法国沦陷区的特工名单，其本身“不能或难以”说明什么问题，但却“会显示令人失望的记录”。主要问题在通信方面，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无线电联络。其他的通信方式，比如通过瑞士来传递情报就意味着，情报到我们手上时已“完全过时了”。
到1941年初，情况已有好转。这时，邓德代尔的组织在法国各地，无论是德占区或是非德占区，都派遣有他们的特工，并安置了联络邮箱。曾活跃于战前极右翼和“反共”圈子的克劳德·拉米罗创建了一个重要的情报网络（代号为“菲茨罗伊”，后来称作“翡翠”）。约翰·科尔多写道，此人“如像芝加哥恶棍般难以对付”，而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家伙”，因此秘密情报局也“对他忌惮三分”。但是，克劳德对“德国人的深恶痛绝”显然远远大于他亲法西斯的政治倾向。再者，开战的头两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反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抵抗侵略者的额外理由。早已谙熟秘密行动的拉米罗“尽可能从不同社会行业”招募特工，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工人、铁道官员和妓女。最开始，这些特工提供的都是有关经济和铁路方面的情报。
1940年圣诞节，明显地是为了鼓舞士气，孟西斯在给空军情报处处长阿奇·博伊尔信中说，这个节日已经让“德国当局”给毁了。
另一个代号为“强尼”的情报网络为秘密情报局提供布雷斯特德国海军基地的情报。1941年3月至6月，该情报网络向上级提供了有关德军巡洋战舰夏恩霍斯特号和格奈瑟瑙号的位置、遭受轰炸后的状况以及续航能力的情报。而1941年7月，“菲力克斯”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德军重型战舰“欧根亲王”号抵达的情报。这种人工情报特别有价值，因为直至1941年初夏，布莱奇利庄园的密码破译员才有能力破译出德国海军和海军工厂的恩尼格玛密码。然而1942年，A.4处的情报网络接连受挫。1942年2月，“菲力克斯”的无线电报务员被捕后，该组织就解散了；1942年4月，德军袭击了菲茨罗伊位于萨特鲁维尔的总部，俘获了另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其时拉米罗已经回到英国，坚持要求把他空降到法国任何地方都行。他要去拯救小组中其余的人，要设法把他的6名重要特工经由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撤出来。
法国沦陷后，邓德代尔与里韦、伯特兰重新取得联系。虽然他们仍效力于维希政权，但却愿意为秘密情报局提供情报。邓德代尔用假名“约翰·格林”乘飞机到里斯本。1940年9月5日，他同里韦的特工“维克托”在当地的圣·戈洛里默教堂见面。维克托表示，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他愿意帮助英国在西班牙和利比亚完成可能的破坏工作。邓德代尔交给他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告诉他密码，然后向总部报告：维克托所说的互惠互利是指在“利用一切机会获取情报”的同时，回馈法国“无害的情报”。丹齐由于负责与自由法国开展工作，所以提醒孟西斯，同反戴高乐分子合作可能会产生摩擦和使政治问题复杂化（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自法国沦陷后，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团体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而富有成效。正如1941年春天孟西斯所说的，“尽管我的策略遭到质疑，我仍然坚持要恢复同法国情报二局间（在法国沦陷后）的无线电报联系”[385]。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正是由于他独树一帜的立场，伯特兰（或如电报里所称的“伯蒂”）才能够就“阿布维尔”和盖世太保打算针对秘密情报局特工展开行动提前给予警告，伯特兰还提供了有关意大利和德国两国军队和战舰向北非集结的情报，德军在巴尔干的部署和德军在俄罗斯前线落败的情报。
比菲·邓德代尔的假护照。他使用假名“约翰·格林”于1940年9月在里斯本与维希法国情报部门代表见面。
回到英国，A.5处处长肯尼思·科恩接受了联络自由法国武装情报部门的头儿安德烈·德瓦弗林上校的艰难任务。安德烈上校的假名是“帕西上校”。通过西班牙潜入法国的特工中有一个名叫吉尔伯特·雷诺的狂热戴高乐信徒。他于1941年中期开始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执行情报任务，开辟了一条通往西班牙的通信路线。德军在布雷斯特雇用的一名特工给雷诺发送了德国海港防卫的全部计划，并向他报告了德国海军战舰的动向。雷诺的组织（后来称为“圣母联合会”）的情报工作最终覆盖了法国大部分地区。另一个较大的情报网络由“一战”中的右翼英雄纳瓦拉领导。纳瓦拉是退伍老兵组织的领导者，他利用战争老兵俱乐部和各种慈善机构为掩护，到1941年中期时，他的组织（“库尔”）已经覆盖了法国非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至少也覆盖了布列塔尼、法国北部和巴黎，而且安排有特工在法占北非地区活动。科恩注意到，“这些特工大部分都是军官出身的‘热情志愿者’，而非受过训练的特工”。因此，有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应付高效的德国驻法安全部队。1941年7月，纳瓦拉本人被捕，但是在玛丽——玛德琳·梅利克（后来称富尔卡德）的努力下，“库尔”继续发挥作用。富尔卡德用“刺猬”做库尔的代号，后来更名为“联盟”，并在马赛建立了总部。[386]
到1941年底，A.5处的情报网络已经覆盖了法国大西洋沿岸海港，那里是德国军舰驻扎地和贸易基地。但是该网络的不断扩大及随之而来的缺点越来越多，包括圣母联合会在内的很多网络机构都被德军安插了特工。进入194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特工被捕，特别是很多无线电接线员被捕了。但是联合会和联盟仍然设法从法国大部分地区为军情处提供情报。这些情报通过诸多渠道传到英国，如：无线电传递，由信使经由西班牙传递，通过布列塔尼的海上行动或通过飞机深入敌后拾取（到1941年中期约每月一次）。其中最重要的情报，或许是一个慈善团体传递的关于德国雷达站及其在法国海岸城市勒阿弗尔以北的圣布鲁纳瓦尔的防御设施的详细情报。1942年，在这些情报和空中侦察的帮助下，英国成功的向德国发起突袭，缴获了德军的精良装备。[387]
1942年间，富尔卡德的联盟组织受到“布拉”活动的威胁。布拉是一位39岁的诺曼底农场经理，战前在法国住了20多年。躲开了德军先遣部队后，他于1940年6月前往英国，被秘密情报局招募为特工。1941年8月，他经空投进入法国南部的波城附近，打算为联盟运送无线电设备，在诺曼底建立情报网络。1942年2月，他开始直接向伦敦报告。但是他的身份验证不一致，其他一些情况也有出入，因此，伦敦方面怀疑他可能已经暴露了。1942年5月，秘密情报局收到可靠消息，称布拉已被捕，德军不过是用他来设个骗局而已。抱着他可能依然忠心的一丝希望，孟西斯转而决定通过“双十委员会”让他做“谍中谍”。双十委员会是创立于1941年1月的一个跨部门组织，曾经把英国战时伪装与反欺骗系统运作得十分成功。孟西斯也想给他个机会，“逃离敌人的魔爪”回到英国。1942年7月，他们约了见面地点，布拉却没有现身。而欲与之会面的这名重要联盟特工差点就被躲在那里恭候他的阿布维尔军官抓获。接下来的一个月，伦敦方面越来越担忧布拉的情况，于是通知他把无线电设备藏起来，到西班牙或者瑞士去向英国当局汇报情报。此时，特别行动处也拉响了警钟，他们知道布拉就是“布兰切特”。他们的一个特工在里昂见过他，特别行动处的F处（独立的法国人）的头儿梅杰·莫里斯·巴克马斯特给法国方面发信号，提醒他们布兰切特是一个“最为危险的人”，让他们“不要和他有任何交易……如果可能的话，让他去西班牙”，又说，“如果他老是烦你们，你们可以除掉他，越干净越好”。1942年9月，布拉的身影又出现在波城和图卢兹两地的多种场合；10月初，他在马赛与另一名英国特工“赫伦”邂逅，才导致他被假扮成警察的联盟特工抓获了。
布拉被带到了联盟的安全室，在那里受到了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还有其他人）的审讯。他承认他把所知道的“关于我们的所有详细情报告诉了德国人”。他们原本打算在他的食物里投下剧毒，让“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他上路，但却没有成功，倒反而让这个不幸的人对“我们的企图”警觉起来。他临死时面对死亡的态度，据富尔卡德所报告说，是“勇气非凡”的，“其面对惩罚所表现出来的泰然让我们震惊”。“他面对死亡的表现，”她写道，“多少让人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再那么愤怒。”尽管富尔卡德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曾收到一份伦敦来的“死刑命令”，而在相关文件中却没发现留存有与之相关的任何清楚的材料。她同时期的报告宣称，布拉被联盟抓获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和伦敦方面没有联系过。然而，在百老汇的自由法国工作处后来记录到，联盟的领导成员都和布拉认识，这“非常的危险，因此，我们指示他们，一有机会就除掉他”。布拉的命运自然不能公之于众，1944年底，他的遗孀来打探他的消息时，只得到简单的答复：“自从1942年起”，当局就不知他的去向。正如一位秘密情报局官员所记录的，“如果想要不招惹是非的话，我想，只有这么做了”。
A.4处和A.5处表现出对法国政治观点的强烈反对。有档案记载了指控和反指控的内容：自由法国人指控邓德代尔与他们争抢法国人，不给他们机会向戴高乐宣誓效忠；邓德代尔指控自由法国人不愿合作。德瓦弗林向丹齐抱怨说邓德代尔对戴高乐心存敌意，为了平息事态，1941年2月，孟西斯交给邓德代尔一个主要任务——从德占法国港口搜集情报，授权他就有关人士需求直接和戴高乐的人联系，“只要出现用人重叠就行”。还补充说A.4处的特工“不必加入戴高乐，但如果对方能说服他们加入，事情就没有那么麻烦”。秘密情报局维持两个平行法国工作处，虽然在管理方面效率低些，却是解决法国战败后所出现的情报机遇的有效方案。但这肯定是有风险的。正如1942年5月贝鲁特工作站警告的一样：“对英国同伯特兰接触过程的任何猜疑会在自由法国人心里种下不信任的种子，即便我们在自由法国阵线的最好的朋友亦是如此。”邓德代尔还为波兰驻法国情报组织提供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关系，这是他在战前通过伯特兰建立的。这也激怒了自由法国人，他们抱怨波兰人不仅行动可以比他们自由得多，而且还可以直接招募他们自己的法国特工。到1941年底，波兰F2法国情报网有210名法国特工，只有40名波兰特工。但情报工作却很有成效。由“博士”领导的以波尔多为基地的海军处注意到来自波尔多、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的德军潜艇活动。博士还管理着一个叫做“意大利”的小组织，这个组织报告了德军军队在意大利铁路沿线的调度情报，关于运送军队的车辆和一个坦克师南下的情报，还有关于普鲁士军营的沙漠战争训练的情报。将这些情报进行核对整理后，伦敦方面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可能会入侵北非。[388]
入侵的威胁和德国的情况
法国沦陷后大约一年的时间，秘密情报局受到了持续的压力，要求对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提供情报。凡秘密情报局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情报可附在给外交部和其他军事部门的报告里。从1940年5月开始，这些情报也被送达德斯蒙德·莫顿，再由莫顿递交首相。能搞到的人工情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目击证人所看到的德国军事准备工作的详尽报告；另一类则是主要来自柏林的有关德国战略意图的密级较高的情报。1940年7月，特工们报告称，挪威和比利时来了德国伞兵营，包括从奥地利转移过来的一支特种空降部队。1940年9月，孟西斯向莫顿（报告给丘吉尔）递交了来自特工A.4的详细系列报告。当时，这名特工刚刚开始他的第二次法国北部之行。他沿布列塔尼的海岸线转了一圈，然后带着标有德军要塞、火炮位置、飞机场和部队集结点的地图，德军在杜瓦讷内和洛里昂活动的照片，以及德军两栖登陆演习的报告满载而归。这些情报传送一直持续到秋天，特工的情报确认了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9月30日，他发现全副武装的德军在巴约讷登上7艘货船，两天后才离船。10月20日，德国国防部下令派遣三支特别小分队，一支前往奥斯陆，另外两支前往海牙，每个小分队配备了两名英语翻译。10月21日至28日的海军处《每周概要》说，一些四五千吨级的船只停泊在汉堡海港等待运载部队；11月4日，一名法国特工看到德国在埃塔普勒，用搭载10个至20个士兵的橡胶船进行侵略演习。
关于德军可能入侵英国的最高等级情报来自孟西斯“精心安置的一位可靠的德国眼线”特工A.54-保罗·蒂梅尔。他于1936年效力于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此后一直与他打交道，先是从荷兰，随后在1939年3月，由秘密情报局将弗兰蒂泽克·莫拉维奇上校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核心组织成员秘密带离布拉格，之后秘密情报局就从伦敦与他联系。他是一个精心安置在阿布维尔的官员，并能够提供（通过瑞士）有关德国作战能力及其意图的一流情报[389]。1940年4月至12月，秘密情报局指定其代号为“12022/A”。他至少提供了14份与侵略问题有关的详尽情报。这些情报的处理方式表明了秘密情报局在当时处理这些情报时涉及面有多大。情报按照主题划分为政治情报和其他情报，这意味着，政治类情报主要是报送外交部相关部门，例如本案的情报就要报送中央处。其余的情报（很明显，本案刚好还剩13份）分别交给常务次官（仅限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且文中有证据暗示应由他告知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所有情报的副本）、莫顿少校（转交首相）以及各军事部门。惟一保存下来的是交给莫顿，并由他按要求返还秘密情报局情报副本。
孟西斯关于德国宣传广播员“哈哈爵士”身份询问的答复。
蒂梅尔于5月2日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有关德国突袭英国的问题，这是一份“肯定被延误了的报告”，直到5月19日才分发下去。他警告说，“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空袭英国”，但是，入侵行动本身“推迟了，因为所有能调用的德国部队都在挪威”。1940年7月，他报告说，侵略行动进一步推迟了，主要是在等待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明朗。8月13日，秘密情报局分发了一份报告，说是“就在几天前”从“精心安排的德国线人”那里得来的。报告称，德军不会“在未来14天内”袭击英国。虽然德国正在巴黎、布鲁塞尔和海牙招募远征军，但至少要3天才能准备就绪。
很明显，这条情报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首相看了哈利法克斯爵士的副本”，莫顿说。9月19日，蒂梅尔报告称，“德国迟迟未对英国发动进攻”，主要是“由于天气原因，其次是由于英国空军的空袭”。这条情报于9月21日分发下去，从收到情报到制作文件，其间只用了两天时间。5天后，这样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雷厉风行作风同样也反映在下一份报告上，报告亦把原因归于天气。到了10月，萨梅尔报告称，如果德国现在没有发动袭击，那么袭击的时间就会在“1941年早些时候”。12月28日，他在聆听了陆军元帅凯特尔（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演讲后，报告说希特勒已经决定春天入侵英国，或许是在1941年3月底。凯特尔还预言，为了支持意大利将进攻希腊，但“他表示得让意大利人熬到春天，因为德国的主要目的是把英军引出北非”。
1940年，向秘密情报局提供有关德国情报的不止蒂梅尔一个人。秘密情报局还经常通过许多其他途径收集有关德军士气和其他方面的情报。9月份的报告就包括：曾去过柏林的两名“北欧人”（很可能是瑞典人）和一名造访过慕尼黑和维也纳的“著名瑞士外科医生”提供的情报。一名从汉堡到达布达佩斯的德国制造商说，布洛姆和沃斯的造船厂已在空袭中完全被摧毁。接下来的那个月，一份题为《德国：各种迹象》的报告，概述了好几位人士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一位地位显赫、在柏林交游甚广的瑞典人，一位“瑞士一家公司的澳大利亚籍旅行者”，还有一位“系德国一家重要报纸驻芬兰的记者”，此人刚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柏林看来是一个安分的中立者”。报告解释说，这些人都不是“特工”，他们的情报都是通过“信得过的间接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们的知情线人”。秘密情报局瑞士行动小组始终都在寻找情报。1940年晚些时候，日内瓦情报站得到通知说，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近期会出访瑞士。通知指示：“只可向她询问有关德国的情况，不可让她为我们工作。”可信的军事情报是最难获取的。1940年12月27日，马尔科姆·伍尔科姆评论说，“发现我们自己”对德国发生的事及其生产状况“一无所知，真是可怜”。然而，在这个倒霉的时刻，有一名特工却取得了成功，此人便是在的里雅斯特招募的一名南斯拉夫前海军军官“劳夫”。他于1940年晚期造访柏林，并且，专门报告了容克飞机制造厂的情况，还“提供了飞机厂附近新修的一座飞机场的情报”。根据给予他的战后荣誉勋章的嘉奖令，这是现存的有关其工作的惟一记录。
伊比利亚
德国占领了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边境以南的法国西部地区之后，很多人就担心，西班牙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另外，佛朗哥将军的右翼政府为亲德组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秘密情报局发现，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进行反间谍工作。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塞缪尔·霍尔——1940年7月至1944年12月期间驻马德里大使。霍尔知识渊博，位高权重（有着前外交大臣与前情报局官员的双重身份），但老是紧张兮兮而反应过度，和他打交道着实困难。举个例子来说明，1940年9月，霍尔通过自己的私人“情报来源”得知，有三个假扮比利时人的男人可能已经向西班牙安全警察做了所谓的“招供”，称他们是为签证官（以及秘密情报局代表）办事的英国特工。尽管这三个人的行动很明显是由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组织）和德国人员策划的“圈套”，但是，霍尔担心这件事可能升级为一场大型反英游行，惊慌失措的他下令，让签证官离开西班牙。他还想让刚到西班牙的秘密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站长莱昂纳多·汉密尔顿·斯托克斯离开；并让秘密情报局停止在西班牙的所有行动（特别是在沿法国边界地区的行动——尽管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在那里组建了一个针对德国可能入侵的预警情报网）；他还烧掉情报档案，还签证处以本来面目，只是依法处理签证事宜。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向孟西斯抱怨称，与大使面对面地打交道，他的处境“极其困难和尴尬，连秘密情报局的名声也跟着遭了殃”。孟西斯的答复冷静而果决：“如果仅凭一纸没有可靠证据支撑的说辞，就指称有人在替签证官办事，无论是大使馆还是西班牙当局都大可不必为此烦扰，因为后者恰巧是友好的，或者说中立的。这只是德国为了搞垮我们的组织而虚张声势罢了，而大使却轻易上了当。”他接着说，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应该“圆滑地”向霍尔指出，“我们从来没有雇用过”这些人，由于签证官的姓名众所皆知，因此很“自然地成了替罪羊”。
最后，签证官回了国，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则继续待在西班牙，性情变得愈加乖戾。他不仅和霍尔的关系难处，还得与海军武官阿兰·希尔加思上尉合作。阿兰·希尔加思是一位冒险小说家，也是丘吉尔的私交，在收集西班牙海域敌军、潜艇活动的情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霍尔称他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警犬”[390]），而且还获准与伦敦的孟西斯直接联络。1940年至1941年冬天，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努力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寻求与全国工党联盟中的反对派建立情报关系的可能性。如果与这些人的接触一旦曝光，英国在西班牙就可能遭遇尴尬（或者更坏的局面），这便成为牵动霍尔对秘密情报局活动敏感神经的另一因素。汉密尔顿·斯托克斯联络英军当局，为同盟特工建立逃离法国的路线，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早在1940年8月，弗兰克·福利就提出了同巴斯克人合作的可能性。巴斯克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开创了一个完整的秘密情报组织，该组织拥有出色的秘密联系人和穿越法国边境的路线。但是，正如弗兰克·福利谨慎地指出的那样，同任何这种组织安排协作，都会“因为较高层面的政策影响而造成某种困难”。特别是对巴斯克人来说，作为合作的回报，英国人似乎得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表示支持。
1941年春，秘密情报局增派情报五处官员肯尼思·本顿做汉密尔顿·斯托克斯的副手，此人的加盟推动了秘密情报局在西班牙的工作。但是，由于丹齐和伦敦的瓦伦丁·维维安之间互存芥蒂，本顿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前者指示本顿集中发展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通信网络和留守西班牙后方的情报网络；后者却命令他全身心投入反间谍工作。在经过了一番令人气恼的条件交换之后，确认由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全面负责秘密情报局在西班牙的活动，而本顿则主要负责在马德里以南地区的发展工作及西班牙全国的反间谍工作。同时，希尔加思（他连升两级做了秘密情报局驻西班牙代表）已经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间谍系统，代号为“世纪”，目标锁定为德国对停泊在西班牙港口的英国船只进行破坏的企图。最终，这个系统还是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到1941年初夏，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已变得慎重而乐观，他报告称，经过数月的耐心而艰难的工作，他逐渐使萨梅尔·霍尔重新建立起了对秘密情报局的信心。
但好景不长，有两起备受瞩目的事件打破了这种和谐。第一是克莱尔案件。1949年早期，一个名为“保罗·刘易斯·克莱尔”的法国海军军官，在法国沦陷后转移到了英国皇家海军，后被秘密情报局O处斯洛克姆指挥官招募，协助管理法国海域的海上秘密情报活动。到了7月，克莱尔在西班牙边境被捕，很明显他是想越境到维希法国去。后来，正如7月23日霍尔发给伦敦的电报所言，克莱尔找到了维希法国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并向他“泄露了许多秘密情报局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秘密”。由于“法国大使馆正在尽一切可能把他送到维希法国去”，霍尔因此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是抓捕或者干掉他，并且不惜冒势必将外交使团牵连进去的风险；二是任凭他带着会摧毁我们当前在西班牙的情报组织或对其他地方情报组织造成更大破坏的情报去法国。”由于克莱尔第二天就会来大使馆取他的英国护照，霍尔希望马上得到指示。在秘密情报局总部，弗兰克·斯洛克姆提议，让希尔加思“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克莱尔”。他还建议，与特别行动处接洽，“看看有没有可能采取措施在西班牙或者法国阻止克莱尔”。他很想知道，“是否可以通过绑架他的妻子，或者其他家庭成员，迫使克莱尔就范”。孟西斯确信他是叛徒（希尔加思后来说，克莱尔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变节行为），也清楚他掌握有破坏性的情报，至少包括法国北部一个特工网的身份材料。他说，如果能够阻止克莱尔，“考虑到他有可能还想了解更多的情报，这样就有可能通过陆路把他带到直布罗陀，那里会有汽车等着把他接到马德里，”他补充道，“将安排直布罗陀行动。”
后来发生的事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电报来追踪，其中大都是由汉密尔顿·斯托克斯“专门发给局长”的。7月25日上午10点，他报告称，“我和YN（希尔加思）一道，已经将克莱尔引诱到了大使馆，他毫不怀疑。今晚就将给他注射吗啡，然后用车运他去直布罗陀”。下午6点13分传来了好消息：绑架行动“圆满成功”。孟西斯起草了一份回电，指示直布罗陀情报站，克莱尔“一到，立即逮捕，以叛国罪予以指控，并严加看守，有了机会再押送回国。无论怎样都不能让他再次逃脱”。但通知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取消了。因为“51000”（秘密情报局驻摩洛哥代表，当时正在直布罗陀情报站）通知汉密尔顿·斯托克斯，由于在运输过程中的关照过度，“货物运抵本镇时已完全破毁”。51000称，“当晚将悄悄处理掉废弃物……损失固然令人遗憾，但我想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几天后，51000在一份急件中解释说，在驱车南行的途中，倒霉的克莱尔苏醒了过来，便开始“呼救，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看押他的人只得“用左轮手枪敲击他的头”，他就这么死了。“这可糟透了，”霍尔对安东尼·艾登写道，“根本不了解情况，却凭空地要求我们在他前往法国的途中将他截住。这表明，秘密情报局对在一个到处都是德国盖世太保的半敌对国家该如何工作一无所知。因为这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风险极大，而且对这项任务来说，风险更大。好在我们已经摆脱了他——他已经死了。”尽管秘密情报局存在过失——孟西斯坦然承认，当初不应该把克莱尔派到西班牙——但这样的批评难以服众。霍尔本人提出绑架克莱尔，的确是冒险之举。他后来对卡多根说：“要不是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工作效率高，克莱尔现在可能已经在维希法国向德国泄露我们所有的秘密了。”霍尔完全不顾汉密尔顿·斯托克斯本人就是一名秘密情报局特工的事实，声称“我们在此再一次拯救了秘密情报局，让其免受灭顶之灾”。[391]
这一事件也导致了一些令人尴尬的负面政治反应。德国和维希法国驻马德里的外交官们都在向西班牙外交部抱怨，8月12日“法国之声”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则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声称当汽车经过“安达卢西亚一个小村子”时，车里的囚犯“大喊大叫，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英国人申明说，‘别担心，他只是一个发了疯的大使馆工作人员，我们正带他去疗养所’”。两天后，伦敦《每日电讯报》以“纳粹虚构绑架案”为题，报道说“关于‘英国秘密情报特工在西班牙强盗似的绑架了一名法国人’，纯属纳粹宣传部门的奇思妙想”。事实上，德国的报道相当准确，但一名外交部门官员认为“《每日电讯报》做得很好，毫无疑问，别的报纸都会采取同样的立场”。孟西斯对这一看法大加赞同[392]。对这件事有一套官方的说法，正如1942年7月海军情报部指挥官伊恩·佛莱明告诉英国红十字会的那样，1941年8月11日，克莱尔搭乘的帝国赫斯特号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被敌机击沉，克莱尔失踪了，“据信是溺水而亡”。战争结束后，为了保护秘密情报局，“无论奖赏叛徒的家眷让人有多么难受”，情报局决定向克莱尔的妻子支付一笔抚恤金。正如瓦伦丁·维维安对这件事的会议记录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如何‘纸是包不住火的’，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应该主动惹火上身，因为一旦真相大白，我们会输得很惨”。
对秘密情报局在西班牙的工作构成威胁和干扰的第二件事，是关于达德利·弗兰格尔·克拉克中校。他从1940年秋末，就一直负责管理位于开罗的盟军中东总司令部的一个战略欺诈部门。他用《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的假身份做掩护，指望在秘密情报局的帮助下，与关系人取得联系，以帮助他完成战略欺诈工作。他先拜访了汉密尔顿·斯托克斯，一段时间后又去了里斯本和马德里。1941年10月17日，就像英国大使馆在第二天向伦敦报告的那样，他“在马德里的一条主要街道上被捕，当时还戴着乳罩，穿成一个女人的样子”。起初他告诉西班牙警方，他“是一个小说家，想研究男人在大街上对女人的反应”。后来他又声称，事实上，“他当时正要给一位住在直布罗陀的女士送衣服去，穿在身上只是想搞一下恶作剧”。大使馆方面补充道，“这和事实完全不符，衣服和鞋子正好是他的尺码”[393]。秘密情报局拦截到的一份马德里发往柏林的电话新闻报告称，“伦敦《泰晤士报》驻马德里记者弗兰格尔·克拉克”被捕，鉴于“这段时期局面异乎寻常”以及“英国特工的工作方式”，被发现时，他“扮作一个女人”。“克拉克”的“脚异常的大，而且明显具有……”在这里电话被一段“无法破译的文字”打断了，十分吊人胃口。由于孟西斯很担心这件事可能造成情报泄露，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在答复其忧心忡忡的电报时报告说，虽然警方倾向于认为克拉克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德国介入了这件事并声称他是个特工。好在10月21日克拉克就获释了，当天晚上就被大使馆带到了直布罗陀。
到了直布罗陀，克拉克就满不在乎地说，“马德里发生的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说“没有（连说了两遍‘没有’）任何泄密”。他声称，这件事有效地证明了，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均认同了他的假身份。克拉克的怪异显然强化了他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而这段小插曲好像并没影响到他的地位，因为他回到开罗，在战略欺诈工作中仍然干得有声有色。同时，汉密尔顿·斯托克斯担心他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而霍尔总是无一例外地指责那些对秘密情报局出言不逊的宣传。如果此时换作彼时的话，秘密情报局哪有不知道克拉克会突然涉足秘密活动之理？
霍尔对秘密情报局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秘密活动的数量越少越好，以免影响到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支持某些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反间谍活动），主张高效开拓一线人员的才能。这也反映了大使们对情报活动的共同态度。1941年末期，孟西斯打算（很明显是霍尔的想法）提高驻西班牙签证工作人员的能力，以监视穿越大西洋来自欧洲的可疑人员，围绕此问题，孟西斯、霍尔、外交部和汉密尔顿·斯托克斯等人之间爆发了争吵。但是当汉密尔顿·斯托克斯不明智地透露出，霍尔拒绝考虑以大使馆作掩护多安排些秘密情报局人员，伦敦对其大为恼怒。对此，大使坦然宣称：“经过了（1940年9月的护照管理官事件）克莱尔和克拉克这样一些小插曲之后，我就对伦敦的秘密情报局失去了信任。”1942年1月，霍尔声称“很明显，形形色色的秘密情报局特工都在心理战中成了德国人利用的工具”，完全是像小贩一样在沿街叫卖“轰动事件”。他建议亚历山大·卡多根通读一遍秘密情报局特工最近的报告，“以此审核他们是否有用”。然而，外交部认为，最近从西班牙返回的情报报告“相当出色，一点也不耸人听闻”。彼得·洛克斯利（卡多根的私人秘书）认为，霍尔这些天一门心思地“想着法子对抗秘密情报局”，况且“他目前对秘密情报局的指责也有失公允”。卡多根肯定地告诉霍尔，在过去一个月里，秘密情报局的报告总体上讲“客观而准确”。[394]
同年晚些时候，秘密情报局取得了一次显著的成功。借助特工网络和无线电情报，秘密情报局最终使德军用于监测盟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船只的红外线监视系统（代号“波登”）失效。1942年5月以后，霍尔利用秘密情报局和海军部获得的有关波登的情报使佛朗哥陷入尴尬、颜面尽失，只好命令停止参与轴心国在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组织的整个行动。到1942年12月，孟西斯高兴地告诉外交部的彼得·洛克斯利，他已经从“最机密情报来源”（无线电情报）处获悉，霍尔在10月20日的抗议已经“对西班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导致了波登的拆除。[395]
在葡萄牙的情报挑战与西班牙类似，只是刚开始时受到人员调配问题的困扰。因为在西班牙，秘密情报局的目标包括：监视德国第五纵队的活动，建立万一德军入侵的留守谍报网，以及向德占法国境内渗透等，尽管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是意大利。然而在1940年6月，秘密情报局派出一位前银行家与军情五处官员去协助一项秘密情报局的单人行动时，这名官员在到达后的前三个月一直抱怨里斯本安全水平太低（虽然不无理由）。最后，孟西斯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战争正在上演，”他于9月写道，“必定要冒些风险，泄密的问题必须退居其次。”孟西斯的话好像起了作用。11月的时候，这名特工便报告称，他已经在葡萄牙建立了一条间谍路线，人、信件和包裹都可以通过偷渡出入西班牙边界。1941年2月，一名叫做拉尔夫·贾维斯的情报局五处官员，被派去接管签证官职位与组建反间谍部门。贾维斯和他那体弱多病的新助手处得并不融洽，因此在1941年6月，换成了菲利普·琼斯做他的助手。
1940年至1942年间，秘密情报局葡萄牙工作小组虽然没有从意大利获得任何重大情报，却设法建成了一个覆盖范畴合理的观察进出该国船只活动的监视网。里斯本也是跨大西洋“船只监察员组织”的一个主要基地，该组织于1941年由纽约的威廉姆·斯蒂芬森创办。“监察员”就安插在中立国家船只的船员当中，他们的工作是上报任何可疑的情况。通过综合利用无线电情报和五处提供的情报，到了1942年，贾维斯实现了覆盖葡萄牙全境几乎所有的敌军情报监视网，包括旨在从里斯本盟国水兵那里获取船只情报而建立的德国海滨组织。里斯本基地准备了一份记载德国海滨组织违法活动的卷宗，由大使递交给了葡萄牙总理萨拉查，结果该组织遭到了查禁。尽管在当地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伦敦方面对里斯本基地的工作整体上并不满意。孟西斯在1942年4月指示琼斯：“要舍得删除那些有关经济和反间谍的多余而累赘的材料，集中报告重要情报，即武装部队和意大利。”5月份，克劳德·丹齐告诉孟西斯最重要的需求是发展一个能“监视第二十三国（西班牙）西北港口的组织”。再者，英国大使认为琼斯同反萨拉查组织走得太近，（据丹齐说）并把他的一些政治报告称为“垃圾”，因此决定将其调离。1942年12月，琼斯遂被替换了。[396]
秘密情报局在伊比利亚的一些工作同军情九处有关联。军情九处成立于1939年12月，是陆军情报局下属的一个部门。其工作是提供一个组织来帮助英国人逃离战俘营；开发技术手段来协助被困在敌军防线之后的军人免于被捕。1940年春夏的军事惨败导致上千名英国士兵被抓，其余士兵穿过边境逃入中立的瑞士或西班牙境内寻求庇护。如果加上在敌方领空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这个数量还要大些。军情九处在敌占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等地迅速形成了初期的逃跑路线。在情况不太危急的情况下，也着手在维希政权控制的法国南部区域采取类似的行动。这项工作是抵抗占领运动最早的形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民众和少数英勇的英国军人的热情，例如苏格兰锡福斯高地人陆军中尉伊恩·加罗，为了在法国建立一个健全、高效的情报网络，他谢绝了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逃跑的机会。
有关这些活动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秘密情报局耳里。一家从事这项工作的颇有权威的组织说，孟西斯于1940年8月6日与军情九处处长碰面，“提出建立一条从马赛到西班牙的逃跑路线”。不幸的是，孟西斯的约见日记（本身就记得很稀疏）中没有该会议的记录；但毫无疑问，秘密情报局很早就对这些逃跑路线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些路线从低地国家开始，穿过法国的德占区和非德占地区，越过法国边境，最后进入中立的西班牙[397]。人员或情报均可通过这条路线传递。秘密情报局这边的工作由克劳德·丹齐牵头，对于这些行动，他仍然保持了他惯有的苛刻观点，常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营救英国人员的问题上，只要他介入了此事，就不容其他政府部门插手欧洲大陆事务。他雇用了一小部分军情九处在册官员，比如，J.M.兰利（吉米）和艾雷·尼夫（后来成为保守党议员，被爱尔兰恐怖分子谋杀），后者亲历过逃离，且在伦敦处理组织事务上表现出了娴熟技巧和敏锐性。还有一些别的秘密情报局的或军情九处的官员，比如唐纳德·达令和迈克尔·克里斯韦尔，他们专事于监视西班牙、葡萄牙和直布罗陀逃跑路线的终点。
军情九处吸引了许多不同凡响的人物，从勇敢过人的男女间谍，例如比利时人阿尔伯特——玛丽·格里斯（“帕特·奥利力”）和安德烈·德容，行为卑劣的英国叛徒哈罗德·科尔，他的叛变夺去了大约五十名帮助逃亡人士的生命。大量的工作是由男人、女人，有时候是孩子来完成的。他们从事着极其危险的活动，提供安全房屋，充当交通员，运送盟军人员穿越敌方领地和守卫森严的边界。德国安全部门对这个组织就像对待任何一个秘密情报局情报网一样，往往十分严厉，对任何被逮捕人员实施的惩罚同对那些因从事特工活动而被捕的人员的惩罚同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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