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重组
秘密情报局不断扩大的规模和责任继续对其行政管理机构构成压力。继1942年改革引入副局长制和情报生产呈现上涨势头后，1943年春天又做出了进一步改变。也许是为了改善同陆军部的关系，同时减轻其他部分的行政负担，孟西斯将他的老朋友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中将从特别行动处调到秘密情报局，并在3月20日委任其为情报局局长助理。目的是由他充当克劳德·丹齐（曾在1942年10月再次被指派为情报局副局长）的替补并使其在缺席时代替他。马歇尔——康沃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情报部队工作，1928年至1932年在柏林一直担任陆军武官，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一直担任情报局局长助理。但他在秘密情报局的日子，就整体而言，似乎不是特别高兴。很显然，孟西斯是打算要他减轻67岁的丹齐的一些负担，承担丹齐在整个欧洲区域问题上的责任。他接管地中海情报站的监督权，但丹齐继续自己在法国的行动。罗伯特·塞西尔（1943年9月末接替孟西斯的私人助理帕特里克·赖利），很久以后用慎重的语言写道：虽然“有疲劳迹象”，但“克劳德大叔”仍然足以抵御针对他所发展起来的“参加诺曼底登陆日的间谍网络”的秘密入侵[435]。马歇尔——康沃尔也有绕开现行安排的趋向，这偶尔也会打乱繁复无比的秘密情报局指挥链。在巴里的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和在伊斯坦布尔的哈罗德·吉布森都抱怨他的“干涉”。前者告诉卡斯伯特·鲍尔比，马歇尔——康沃尔“十足的无知和歪曲事实”引发了“愤慨和不满”，他对于马歇尔——康沃尔“没有事先同您或我商议，就擅自向我手下官员重复发出侮辱性的、彻底无知的信件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马歇尔——康沃尔被任命的同时，瓦伦丁·维维安也由情报局首席副局长改任副局长。实际上，他的职务没有变化，他仍然主管安全和反谍报处，与三个机构任命的人共享副局长这个新的头衔，这被广泛解释为一种实际上的降级。马歇尔——康沃尔局长助理的任命和丹齐副局长职位的确认，逐渐打消了人们关于维维安可能作为孟西斯继任的看法。1943年3月，一个更明确积极的任命是，提拔肯尼斯·科恩中校为首席参谋长，意在使特工培训比以往更加全面和系统。总部后勤在9月后进一步加强了。当时，孟西斯为回应弗兰克·福利等同事感到的忧虑，设置了一个新的行政副局长的职务，让其负责所有员工、官员及秘书的招聘和管理，工程，建筑，运输，福利，财务……所有核心的日常运作（第八处除外，它在上述各方面均保持自治）。孟西斯聘用空军准将哈罗德·皮克——一个能干的商人（虽然也是一个老伊顿人），曾担任空军社会福利署署长——以填补第八处的职位（战争期间，此职位曾由孟西斯本人负责）。如同维维安的情况一样，这一任命标志着旧秩序的另一个变化，因为皮克取代了曾任战前参谋长的雷克斯·霍华德。霍华德自己的职位是就被“中止”，他沦为空军准将皮克的参谋官。[436]
在过去的1943年到1944年，情报局放弃了将陆海空三军代表与地域责任结合起来的试验做法。在这三个机构的副局长中，只有比尔·科尔多被认为取得了圆满成功。孟西斯将两种职务分开，发展了许多覆盖地域广泛、主要负责生产的“总监”：科尔多成为北部地区总监，科恩成为西欧总监，马歇尔——康沃尔（孟西斯一直对其表示支持）成为地中海总监，迪克·埃利斯后来被任命为远东总监，佩恩和贝丁顿分别继续担任空军处副处长和陆军处副处长，而克里斯托弗·阿诺德·福斯特中校担任海军处副处长，他还是孟西斯的私人助手之一。
秘密情报局的行政变化也反映在百老汇越来越多的正规化安排上。辛克莱管理着战前就存在的总部小社区，好像它是一个家族企业。个别官员已准备好当长官，没有人太担心等级的精确性或渠道的正当性。孟西斯继续这种管理方式，但随着机构的发展和压力成倍增长，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罗伯特·塞西尔回顾说，个人要与长官沟通，不需要事先安排，“在灯光不好的走廊尽头，他办公室外排的长队就表明他是否忙着”。虽然孟西斯总是非常平易近人，但这种所有人可以自由前来面谈的情形是不可能持续的。1943年10月制定了一项会见制度，当长官没有时间见客时，所有成员工作的轮值表（上午9：45至10：45，下午2：45至3：45）。
像所有其他战时政府办公室一样，百老汇破旧不堪且人满为患。1943年9月加入的一名秘书认为，该办公室无论是何时建成的（实际上是1924年），她并“不认为它曾经被翻新或重新装修过”，“地板上铺着破旧的亚麻油地毡，有几处还相当危险，墙是肮脏的灰色、白色或米色，房间照明用的是光秃秃的灯泡，只有高级人员才允许有台灯”。办公室因为处于楼的背阴面而光线非常暗，她记得，她曾看到院子里有些“长长的涂着银色的木板”倾斜着置于窗户外，用来反射光线。她本人则与另外三人在“大楼前面的一间巨大、阴森而布置难看的房间”里工作。第一次开始工作时，她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30至下午6：30，每周6天。“但我们可以选择在一周的任何一天休息”，而且她可以每工作3个月休假1周。很多工作人员为“穿制服的官员服务（他们只在周六穿花呢服装）”。
这名秘书在财务处长赛克斯手下工作，赛克斯是个“可怕的绅士，穿海军制服，很自负”。她早期的部分职责和职员工资有关，工资是另一个由于战争压力而被迫合理化和变化的领域。战前，在秘密情报局和安全部门工作所得的工资免收个人所得税。在第二份关于情报部门（主要集中在军情五处）的报告中，汉基爵士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虽然改变现有薪酬制度的根本可能不明智，但随着薪金缴税，未来的职位可能会变得规范。1940年8月，财政部常务大臣贺瑞斯·威尔逊爵士告诉孟西斯，说此时除了采纳此建议，真的“别无选择”。孟西斯感到震惊，称其为“巨变”。孟西斯告诉威尔逊，秘密情报局的成员“像其他人一样渴望为战争经费做出应有的贡献”，但秘密情报局的薪水相对来说已经很低。为了补偿特工被扣除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有很可观的额外补助”。而且，秘密情报局官员没有退休金也是个问题。安全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孟西斯担心，如果从机构的薪金中扣除税收，那么即使这只限于少数税务人员知道，但关于秘密情报局人员的情报可能泄漏将会是“可悲的而且伴随着最大的危险”。随着很多人员被借调到陆海空三军，战时人员的巨大扩张使得要维持这一传统的、特有的体制变得相当困难。财政部有自己的办法，从1942年4月开始，所有新上任者都要纳税。但是，所有人（包括局长在内）的薪资仍以现金支付，而且工资单都是用铅笔写的。“如果有人想证实其中有秘密情报局，随时可以擦掉这些内容。”
训练与通讯
对科恩中校总参谋长一职的任命和1943年春举行的训练，是标志着秘密情报局向专业化迈进的另一步。如果用谦逊一点的话来讲，战争年代见证了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训练体制的建立。直到这次，除了密码和信号保持不变外，训练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分布于各处。雷克斯·霍华德于1941年夏天为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设计了一套预定训练程序，把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做了展示说明。格林预计于11月前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他被派去访问一至四处（分别是政治处、空军处、海军处以及陆军处）、五处（反间谍处）和六处（经济处），之后格林将按要求向霍华德汇报各处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在西非地区的要求。五处会教他“反间谍的一般性问题，敌军行动的方式，有关安全及电话的线索”。格林还会被教授一些密码和无线电程序。霍华德料想得到，“如果可能的话”，格林会看到特工是如何接受训练的，也会被教授如何使用隐显墨水，他可能还需要学习一下“给代表们的指令”和“秘密情报局人员的注意事项”以及给拉各斯现在的代表们的指令。霍华德本人随后将会与格林见面并讨论很多问题，诸如“海内外的秘密情报局组织情况，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设计情报成员的目标任务、行动方法及接头问题，各部门和各处的代号、邮箱、图案，双面特工以及内奸等”。格林接下来会与弗兰克·福利会面以获得与特工训练相关的指示，并会与其他官员见面讨论“审查制度”、电话通信和安保等问题。最后格林会被介绍给副局长瓦伦丁·维维安。除了让他经历这次特别的秘密情报局的训练，为了让这位非军人出身的格林先生能以军官的身份做好保密工作，他还会被送往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接受情报部门军官的常规课程学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对他军人素养的培养，使他在穿上军装时不会觉得别扭”。
尽管像这样的个人训练程序足够全面和详尽，但对急需扩展的情报局而言，它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提供训练的方式。在关于训练和谍报技术新方法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陆军处1942年2月留下的一条关于“海外情报局之军事行动及特别使命”的备忘录，据说是根据雷克斯·霍华德的要求编撰的。该备忘录体现了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即“以个人经历为基础”。训练计划变得更趋系统化，这一点体现在从1943年开始以来的“P.9特工（挪威处）之训练详单”上，其中规定了21条独立的具有可行性的训练要求，包括通过各种形式的通信以保证安全（最高级别），情报局的指导原则、拘捕信息，手枪射击、徒手搏斗，急救能力、摄影技术以及跳伞技术。在每一个项目下面都有一个待填写的表格，各有四个栏目，标题分别是“责任人”、“训练开始”、“训练结束”和“评分”。[437]
科恩中校的新培训处刚开始时人数很有限。第一批军官培训课程是在1943年夏天举办的，当时只有3名学员，但是人数却在一直稳步增长。9月的第二批训练课程里就有10名军官了。以此为平台，该培训处为海外情报站提供训练指导和说明。各军官可被指派到某一特别项目中，例如与格雷厄姆·格林类似的一位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1943年8月参加的项目就是如此。非洲分区的领袖“P.11”曾建议道，“要是时间允许的话”，家乡在洛伦索马克斯且十分渴望回家去的（虽然他最终都没能回去）马格里奇“应该在我们的培训处接受一个短期的进修课程培训，以便使他的观念跟上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谍报技术’课程，对他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培训处十分渴望能扩大活动范围。1944年4月，基地应比利时分区弗雷德里克·吉普森少校的要求，培训过一名特工“如何在敌占区用最好的方式传递文件”，特别训练他“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密封及包装胶卷，以使我们在收到胶卷的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其在传送途中是否被篡改过”。培训处需要反思一般培训课程中的训练指导是否合理。1944年11月，孟西斯曾在外交部告知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新的训练安排将有助于培养情报局的团队精神。某些分处由于住房困难造成不得已的分离，以致队员间滋生了分裂情绪。为克服这一难题，孟西斯“介绍了一个能让无数秘密情报局官员更广泛了解情报局的巨大的功能所在的训练系统”，他还“用一个类似课程对挑选出的一批女性工作人员进行了实验”。[438]
通信在秘密情报局的战时行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搜集情报本身就足够困难了，但如果搜集到的情报传不回伦敦或其他需要的地方，整个行动就将功亏一篑。八处在开发和改进无线电发送和接收文件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成败关键还是离不开在危险环境下孤身操作设备的男女工作人员。在法国里昂工作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马格佩在1943年3月发给总部的一封信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因为目前只有一台发报机，而为了保持每日的通信，我必须每发完一个情报就转移地点。这就意味着我每次都要带着它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由于交通工具匮乏，这一切都得徒步完成。上周日，我带着我的MED（他的发报机）和天线步行了九英里，你可以想象这是个怎样的体力活。顺便提一下，那个箱子的把手还很不牢实，我的都断过两次了。我跟你说，提这箱子要是没有把手的话是件多么不容易的活儿。
马格佩提议，为避免把发报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的风险，应该给他提供更多的发报机，把它们放在“城里城外不同的地方”。为平复马格佩的抱怨（考虑到他的工作环境不是那么有生命危险），他从伦敦得到了更多薪酬。“我很感谢总局，”他在信中写道，“他们在最后这几个月里的工作，使通信总是能很快地进行。你能够确定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作出了最大努力以确保通信畅通。”谈论这封信时，肯尼斯·科恩注意到，马格佩所在的间谍系统在最初的两个月几乎都是在四处逃避中度过的。他的困难证实了“给各处分配更多的无线电发报机”的需要。伦敦方面为此作出了回应。就在马格佩加入战斗6个月以后，他所在的间谍系统内已经有了30台发报机。利用这些机器，他在当地招募、培训了一些报务员。
除了受变化多端的天气、大气压、电力供应和当地安保工作的安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一份可靠的无线通信还有赖于对准备信号细节进行最密切、谨慎的关注，1944年1月的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八处发送了一个信号给代号为“博妮塔·格兰维尔”的一名法国自由特工，通知他第二天调整到1300接收一条信息。像这样的信号通常会盲发给许多特工而不需要他们回复，而伦敦方面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通讯前并没有办法确定该信息是否被接收到，但是特工们仍然会按预先安排好的次数做通讯工作。当时的情况是，第二天该名特工的下一个计划通讯是在1200，当他发送完另外的信息时，由P.1（自由法国间谍系统管理处）按照要求将关于在1300的通讯计划的信号又重发一次，该特工也作出了收到信息的答复。但他在1300并没有回复伦敦方面的来电，而是在1400。接下来由基地位于伦敦西部伊令的自由法国通讯训练处（日常监管与法国的通信）电话告知八处，称博妮塔·格兰维尔正在呼叫伦敦。取得通讯后，该特工又收到一条信息要求他“在当夜2000处收听我们”，他回应并要求：“检查和重复你们的编码。”伦敦方面照做了，但他又重复了两遍要求他们“检查和重复”。“说完这些后，这位恼怒的特工发出‘他妈的！’的信号后，关上了他的机器。”
到底出了什么错？甘比尔——帕里亲自调查了这个案子。他对信息进行译码和重新编码，结果显示，“信息都如报务员传递的一样准确无误”。只是当他对比法国用的译码替换表副本和伦敦的原版替换表之后才发现，“在副本的表格中，打字键入时其中有一排的一个数字放错了位置”。这个代码错误就导致了博妮塔收到的第一条信息是叫他在1400处呼叫（这个他照做了），然后第二条信息是叫他在“3000”处呼叫，自然他什么都没发出去。像这一类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甘比尔——帕里对此事的调查说明，该系统的工作必须十分小心。原版的代码替换表格分别有10个栏目，有100种不同的版本在使用。这些表格都是在华顿路大厅的办公室里打字键入的，交到特工手里的是写在复写纸上的副本。表格“在发给各情报站的时候又重新被打印到硬纸上，他们每天都要接收大量待处理的信息”。甘比尔——帕里报告说，错误就出在重新打字的时候，“尽管这一不变的操作方式是把被重新打印的副本交予两位不同于该打字员的工作人员检查”，他还是确定问题就出在最初的那位打字员身上（他是在6个月之前制作该副本的）并“训诫他的这一错误”。他和孟西斯讨论过，“这样的错误是人之常情，再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虽然密文是一个经过了千锤百炼并经得起测试的联络通信方式，但是仍可能会出问题。1942年末，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西里尔·切舍的一项任务是劝说丹麦一名代号为“161”的生性胆小的特工把制造隐形墨水的新型药片带回丹麦，药片装在一个写有瑞典语的盒子里。“以前这个盒子是用来装胃药的，我叮嘱161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说这些药是他私人用的，并可以吃一颗来证明，”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服用这药会不会给这位重要的特工带来什么副作用，我只能往好处想。”回到百老汇后，一名同僚谈到此事时说，“这不会有大的毒性”。因而切舍又一次保证：“显影剂虽然有少许毒性，但小剂量的服用不会给他的身体带来损害。”虽然“这个小包裹会让他有些许不舒服”，但“不至于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秘密情报局及其特工所使用的一些精妙的藏匿装置。
图章戒指这些戒指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和机械装置。最初是设计来藏匿自杀片剂的，但是也能用来藏匿小珠宝、微型照片或是写在小纸片上的信息。
5/314型图章戒指这一款的顶部有一个螺钉，向右旋转可以将其卸下，打开隐匿空间。
5/315型图章戒指这款戒指的顶部一角可以旋开，之后通过滑动一块滑片，就能将其下面的藏匿空间打开。
5/316型图章戒指这款戒指的顶部一角有一个旋钮，将其滑动能使其打开，里面藏有一个微型的指南针。
5/317型图章戒指这款戒指的顶部内嵌了一块石头或珠宝。只有将其卸下才能打开下面的藏匿空间。
战后在对秘密情报局军事行动的回顾中，比尔·科尔多考虑把在被占领的欧洲大陆传递特工或情报员报告的行动写进去。当时，大部分的文件都是“被影印缩小了的”，而且使用了各种隐蔽技术。基于间谍小说家们最喜欢的话题就是那些精妙的隐蔽技术，科尔多评论道：“实际操作中，这个话题可没那么多可说的，一旦你被怀疑携带有机密文件，几乎可以肯定，在严密的搜索下，这些文件会被搜出来。”因此，隐蔽技术“通常只不过是用来应付那些常规检查”。应付常规检查的话，“用相当简单的技术其实就足够了”。这些技术中，用得较好较多的有“中空的发刷、指甲刷和牙刷，袖珍化妆镜的背面，自来水笔、铅笔，鞋跟、肥皂、牙膏和剃须膏”。最常使用的是膏状物，如牙膏和剃须膏一类。机密报告被缩小成“大约1平方厘米大小”，被包裹在避孕套里，藏在盛有膏状物的容器中心。1944年2月，意大利的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讲过用动物的假蹄铁、假尾巴和假犄角在敌控制区传递文件的经历。“比如一头被剪了毛的绵羊，”他写道，“如果给它披上一套合身的羊毛皮，羊皮下面缝一层纱布，这样就可以在绵羊平坦的背上藏相当多的文件了。”他还提到，他知道一次不可思议的用马的假阴茎来藏文件的事。“与大众想法相反的是，”科尔多肯定地说，“似乎很合适的身体部位，例如口腔内部、中空的牙齿和阴道其实都不常用。”但有一次，在的里雅斯特至洛桑列车上，一名在卧铺车厢工作的服务员把报告“裹在不透油的布里”然后塞进自己的肛门，就这样把它从意大利北部的间谍系统传递到了瑞士。挑剔的科尔多评论说，“把报告从特工手上传递给我们的代表，然后由代表们把报告写成可读的形式，这正说明秘密情报局代表们的职责是充满变化、拥有无穷乐趣的另一个例子”。
反间谍活动
情报局里除了无线电情报部门和技术部门发展迅速以外，在战争期间发展最快的部门当属反间谍处，也被称为第五处安全处。战争爆发前该部门包括三位官员：自1925年该部门创立起就作为处长助理参与管理的瓦伦丁·维维安；从1939年3月开始工作的费利克斯·考吉尔上校，很显然，他“作为一名反共产主义的主要分子，极有可能在适当时候接替年逾52岁的维维安的工作”[439]；考吉尔是一名传教士的儿子，曾在戴维·皮特里男爵任德里情报局局长的时候做他的私人助理，在印度警察局工作。20世纪30年代，德国很显然把驻海外的英国秘密情报局谍报网作为攻击对象。战争爆发前，两名第五处的官员被派到海外：其中一名前往布鲁塞尔，而罗德尼·丹尼斯于1937年被派往海牙。丹尼斯后来说，“考吉尔到来之后，胜过了维维安成为该处的主要领导”，而且“几乎就是靠他的进取心、干劲和才干使得第五处不仅在规模和办事效率上发展迅猛，而且成为一个总部分处，时刻监管各个战场的分支组织机构”。
一名第五处前官员极力争辩说自己所在的这一部门是最好的，因为其发展之快确实令人叹服。至1945年为止，第五处的官员人数已达163名，其数目是除了甘比尔——帕里超大规模的八处外，是其他任何单个总部分处官员人数的3倍。除此以外，成立于1943年5月专门研究共产主义和苏联间谍（却完全忽视德国方面）的第九处，在欧洲日胜利时有32名官员，而在战争结束时则为秘密情报局提供了195名反间谍官员。第五处的壮大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反间谍工作，还在于自1940年年底起孟西斯委托考吉尔保证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无线电情报资料的安全，致使该任务自此步入正轨，即成为被人们所知的ISOS任务。驻海外情报站都有自己的官员以及他们自己的翻译通讯，五处犹如情报局里的情报局，这引起了其他分处和一些工作人员的不满与怨恨。而且考吉尔对宝贵的ISOS（及相关的）资料的高度负责（因为这些资料对反情报活动和之后的欺骗行动都十分重要），加之他对传递这些资料的极度严谨态度，都带来了一些冲突，既有情报局内部的矛盾也有与其他部门，特别是与军情五处的矛盾。
第五处的发展壮大最初是由于其兄弟处的援助。例如1941年6月，军情五处不顾内部的反对意见，同意了一项秘密情报局的请求，准许其工作人员调动到第五处。“他们[指秘密情报局第五处——译者]的工作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一名军情五处的官员这样记录道，“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牺牲。[440]然而，在军情五处内部仍然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秘密情报局不应该插手干涉本属于军情五处自己的问题。1942年4月17日，时任军情五处处长的戴维·皮特里男爵在给孟西斯的信中这样保证道，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这项最重要的任务完成得更好”，希望把第五处一并接管过来。他寄给孟西斯一篇要求把第五处和军情五处（b）合并的文件，因为这两者合并有利于对威胁安全的所有危险因素进行调查。他的理由是“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实际上最必要的，就是把我们要管理的目标当做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成两个部分”。他还提到：“德国间谍组织显然没有察觉到我们以国内战场和国外战场的人为划分，因为他们的行动还没有考虑地理或是其他一些界限。”如今有一股“双倍的力量在特别明显地针对ISOS计划”。在他看来，“是把S.S.[安全局]合并于S.I.S.还是把S.I.S.合并于S.S.其实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答案肯定是合并于军情五处（安全局），“因为军情五处是直接负责逮捕和处置敌方特工的执行部门”。皮特里还建议军情五处将来应该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至今都由第五处监管）直接联络，以及享有自由查阅ISOS所有反间谍资料的权力。此外，军情五处还将指导无线电安全局与情报相关的工作（在皮特里的推荐下，仅仅在一年前无线电安全局才被移交给秘密情报局管理），并将一直指导和部署在双十委员会控制下的所有双面特工。[441]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提议完全没能被秘密情报局内部所接受。维维安草拟了一封回信（可惜未能在档案里保存下来），他并未指望孟西斯“会对此表示同意，因为我的言语过于犀利”。然而孟西斯5月11日的回函并无讽刺之意，只是细致地、坦诚地并坚决地回绝了皮特里的提议。信件开头他即以夸张的口吻解读皮特里提议的主旨所在：“把秘密情报局的第五处并入军情五处的话，你作为军情五处的处长将享有对第五处所有职能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孟西斯接下来引用的是军情五处文件里的话：而且皮特里还将拥有“传递情报和发出指令的权力，而这在所有的地方情报机构都被认为是应该取消的安全局的职能”。他对军情五处在他们没有经验的外国地区执行精密的反间谍行动的能力表示高度怀疑。他和外交部都不同意第五处的这种调整，因为该处传递的情报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安全。而且孟西斯“作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校长，非常清楚在总体上保护该部门情报安全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如果放弃处理情报输出部分的责任”，或“放弃对海外双十特工控制的一切措施”，都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秘密情报局对海外行动的危险性和环境的了解都优于军情五处。孟西斯认为过去提出的合并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的建议（例如1927年和1931年）还有逻辑合理性，“但是现在这个建议却完全没有”。他还认为分离的危险性被夸大了，“足够的联系和坚强的意志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皮特里并没有就此罢休。在其6月5日的回信中，他用稍显讽刺的口吻纠正孟西斯对他的提议理解有失偏颇的地方：他并没有提出他将享有对第五处各项职能的绝对领导，而仅仅是倡导“把反间谍活动纳入统一的指挥之下”。他提出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新论点。直到一年前他还写道，五处“不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官员，而且该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该处应大力利用军情五处的成员：“难道我们会让他们用某种超出我们的理解力和能力的机密方式来单独处理反间谍情报的成果吗？”他观察到，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都因为德军的侵入，“在过去的数月里，有大量的特工在欧洲大陆上牺牲了”。他断言秘密情报局“因为行动所限，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反间谍情报资料，而且因为忽略了反间谍活动，造成行动的失败，因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他很庆幸过去对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合并提议的否决。他说就其自己而言，他并不赞成完全合并，因为他“并不相信作为人类我们在管理大型组织的时候能体现出更大的优越性”，这一理由显得有些古怪且相当具有争议性。他向孟西斯保证军情五处“决不可能影响到您对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权威领导”，他强调“既然ISOS中途拦截情报对我部门的意义如此重大，您应该预料得到我们就如其他任何人一样十分重视维护它的安全”。皮特里告诉孟西斯他打算把此事以安全执行局局长的身份上报给斯温顿勋爵。
皮特里诉诸更高权力机构的举动是希望以此劝说孟西斯作出一定让步。他在6月28日的信中写道：“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肯定已经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误会，并让我们双方都得以宣泄。”孟西斯随后明智地选择与皮特里进行一次“非正式谈话”，并表示对该事件作了“非常认真的思考”，最终作出让步，他承认“你原提议的基本出发点还是合乎逻辑的”。虽然孟西斯出于礼貌地承认需要“一个统一的部门来专门负责研究敌方秘密情报机构的行动以及负责协调和指挥应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统一的反间谍部门要从我的组织中分离出去而合并进军情五处”。他的提议是成立一个“联合处”。1942年秋天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讨论，涉及这个联合处该如何操作的一些细节问题，其中就包括把这一新部门设置在何地的截然不同观点的大讨论，孟西斯希望把它设置在位于圣奥尔本斯的第五处的基地所在地，而皮特里则坚持应将其设置在伦敦市中心。但是联合处一直都未曾建立起来，直到10月份，这两个机构才不过正式达成协议每两周举行一次联络会议，但即便如此，几个月后这些联络会议也渐渐取消了。
皮特里和孟西斯在紧密合作这一原则上达成一致，而且孟西斯态度的转变也似乎在证明，他在给皮特里的第一封信中所提到的“足够的联系和坚强的意志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除了偶尔出现一些机构间的较量之外，第五处和军情五处（b）的官员们其实自始至终都或多或少令人满意地表现出合作的倾向。例如罗伯特·塞西尔就曾说道：“军情五处从一开始就完全享有使用ISOS所有相关资料的权力，他们在工作中合作得很好，这获得的第一手证据（虽然其来源不是很确定）就是合作富有成效的有利证明。”自1942年年底开始，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在1943年7月五处办公地点从圣奥尔本斯搬到圣詹姆斯的赖德大街之后，因为这一搬迁对两个机构间人员的相互交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一封斯图尔特·孟西斯致外交部的彼得·洛克斯利的信，拒绝其提出的将后来被认定为苏联特工的金·菲尔比调离秘密情报局的要求。此信件表现了菲尔比是多么受他上司的信任与赞赏。
到1943年年底，五处下设了六个主要的地区性分处——金·菲尔比任尤其重要的伊比利亚分处的处长——各分处在世界各地负责相应地区的反间谍活动。除此以外，还有四个专业分处：一个专门处理和分析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资料；另一个负责双面特工的行动；第三个负责与相关各机构建立审查制度方面的联系；最后一个负责检查（战时一项重要的革新）和安排在英国进出境的特工。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利用ISOS来帮助收集敌方情报组织和个人的详细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是经过仔细核实的。德国情报人员的档案已为陆军作战使用而准备完毕。至于双面特工，一般来说，如果他们是在英国国内的英国陆军基地活动，则属于军情五处的管辖范畴；若是总在国外行动的话，则由秘密情报局负责。在实际操作中，它是由秘密情报局与军情五处的联合力量来支撑的，这一联合力量又受伦敦的双十委员会，开罗的三十委员会和开始基地在阿尔及尔后又在意大利的卡塞塔的四十委员会的制约。这些委员会总的来说有相同的任务，例如为相关的双面特工提供“食物”或“一些微不足道的”情报，让他们传递给敌军，这些情报可能是假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似是而非，需要十分谨慎地辨别判断。委员会还要负责调整双面特工在其所在地区的行动计划，实施欺骗计划以及通过研究敌军提供给双面特工的调查表（夹在其他很多东西中的），为应对敌军计划及目的做好准备。
北非
在回顾秘密情报局1942年间的表现之后，F.H.欣斯利注意到情报局取得了全面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一年年底之前，他写道：“秘密情报局最终被认为是在这一战区当中[442]‘一个严肃的情报机构’。”卡斯伯特·鲍尔比和约翰·梯格总是受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中东地区的总司令）的邀请，参加他那独特而奢华的晨会，而且还被介绍给在中东地区的内阁级别的国务大臣，澳大利亚人R.G.凯西。因为秘密情报局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无线电情报，这自然使得其地位得以提升，但这些情报的获得还是离不开非常重要的人工情报，特别是突尼斯地区已成为北非轴心国军队的最后一个堡垒，因为英美联军自1942年11月的登陆行动开始已从西方步步挺进，同时英联邦的军队也从东穿过利比亚向西挺进。
自1942年11月起，突尼斯的迪克·琼斯网络系统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信息。琼斯最开始把他在突尼斯国家监狱里的狱友组织起来，所以到了11月14日他被释放的那一天，他能够立即开始行动。现存的一台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发报机是隐匿在突尼斯仅有的一台，他就是用这台发报机与秘密情报局驻马耳他总部的部长托尼·莫里斯取得联系。11月20日莫里斯向伦敦方面报告说琼斯已经“组织了一支20人（重复‘20人’）左右的反德国法西斯的戴高乐派的队伍，他们是跟随他从监狱里出来的”。他的这支队伍意志坚定，拥有武器和其他破坏工具。“他们一旦接到命令，能即刻作出反应，另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也准备加入。”仅仅三个小时之后，伦敦方面回复说：“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让琼斯参加任何破坏行动，请务必让78号（即琼斯）清楚他必须牢记自己的职责是搜集情报，这在当下这个关键时期至关重要。”但是他们也询问，只要琼斯自己不以任何方式参与破坏行动或是作出一些不明智行为的话，这支队伍能否由特别行动处加以庇护。当莫里斯报告说突尼斯没有任何特别行动处的组织时，伦敦方面的语气稍显缓和了：“尽管维持情报工作至关重要”，但“非我们自己人组织的破坏活动我们当然还是欢迎的”。其实这就是在为琼斯和他在突尼斯的队伍的破坏活动开绿灯：“尽管是在进行主动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最后一招还是让身临危险的成员学会判断如何协助以打败敌人。”
回顾琼斯团队的工作，一位特工是这样总结的：他们的行动能提供敌军及其后勤供给的兵力、组织情况、武器装备和所在位置的“一般信息”；提供海上和空中的交通信息，包括“到岸货物的吨数和性质”；告知“有关轰炸的结果，特别是对本土士兵的士气的损害和影响”的信息。其提供的详细信息可由1942年11月底在阿尔及尔新成立的秘密情报站传递的报告加以说明：“例如汽油仓库的情况是：设在比塞大海运站钟塔对面的码头，也设在恩克大道通往费舍里的树林里和西迪·阿哈姆德大道到塞卜拉湾处，还设在比塞大至马特尔至费里维尔铁路汇合处西南方向两公里的一个路口。”琼斯自己在本月的晚些时候用无线电通信首次报告了德国重达56吨的犹如怪兽的“猛虎”坦克的入侵，他的这个情报是在突尼斯行动的五个团队（全部包括50名男女成员）中最重要且最富有成效的一个。他们行动的巅峰时期是1943年1月的第一和第二周，那时他们的报告“实际上涵盖了敌军行动的每一个步骤，包括敌军的意图和法国的政治倾向”。“出于安全的考虑，提供的军事方面如空运和海运方面的情报是真正大量的，”莫里斯后来报道，“限制信息量无限的增多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有一个阶段，马耳他情报站一天就要给多达30份的报告解码。这些突尼斯特工富有成效的工作帮助秘密情报局提高了其在军队的声誉。“经过最初的被冷落之后，”一位官员在1944年2月这样告知肯尼斯·科恩，“我们突尼斯团队所提供的情报在军事行动方面是如此地有价值，以至于第一集团军完全依赖我们每日发给他们的信号。”
琼斯间谍网络的广度和工作热忱导致了敌军安全系统的瓦解，这一点被一名名叫马蒂的巡官所发现，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混进法国警察局的一名纳粹秘密警察。发生在1943年1月的一系列拘捕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向了吉恩·科吉亚，这位25岁的青年曾经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担任过安德烈·穆尼耶网络组的一名成员，随后跟着琼斯工作。科吉亚在比塞大被捕后，被带到突尼斯接受审讯。“在等候声名狼藉的马蒂的时候”，虽然他还戴着手铐，却逃出来又找到琼斯。随后的一个月琼斯和科吉亚两人化装成阿拉伯人，试图跨过河流到达盟军占领的领地，但一场交火之后他们被敌军捕获，科吉亚的肩膀还负了重伤。他们这批犯人在2月23日被带回突尼斯，“科吉亚被匆忙带往马蒂的办公室，他的伤口急需处理但无人理会”。一名被认为是效忠纳粹党卫军的意大利籍警官这样向戴高乐警察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虽然科吉亚筋疲力尽，流失了大量的鲜血，他仍然表现得非常镇定，经过漫漫长夜的审讯和拷打，他依然十分坚定勇敢而没有泄漏任何消息。他的表现真正惹恼了马蒂和他的下属们，穷凶极恶的马蒂最终被他惹火而失去了控制，他用一支连发左轮手枪直射向科吉亚的颈部，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位意大利警官说当时在场的一名德国纳粹党卫军的官员都“无法容忍那个场面而离开了，宣称这些是‘俄国式手段’”。琼斯想方设法让抓他的人相信他实际上是一名英国官员，被带到了德国，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阿布维尔”少校的帮助下，他最终获得了正式战俘的身份。在与著名的反纳粹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为邻、在监狱牢房里过了一些日子之后，他最终死在著名的科尔迪茨堡。[443]
琼斯团队在痛失琼斯和科吉亚之后重新振作和组织起来。尽管1943年3月他们又遭受一次大围捕，但是直到他们的团长“艾伦”于4月15日被捕，他们仍然继续给马耳他情报站提供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艾伦是一名英国人，他是被住在他公寓楼下的一个意大利人告发的。当警察闻讯赶来追捕他的时候，他从二楼的窗户跳下去，摔坏了腿，所以很快就被逮住了。根据后来的报告：“在他被捕的时候他的真实身份依然无人知晓，如果不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化装上的一点小瑕疵，他可能能以他自编的一个西班牙小偷的身份侥幸逃脱。”他本来是把他的头发染成黑色，但由于没有再次染色，“发根上可以看到新长出的红色的头发，而发梢又是油黑的”。1943年5月轴心国军队在突尼斯投降之后，莫里斯这样总结迪克·琼斯团队的表现：他们展示出了“过高的‘士气’”和“过低的安全意识”。“这个团队的‘集体精神’”就是“他们无比英勇、不惧危险的精神，就是这些可敬可爱的特质吸引了很多成员的加入。但另一方面来讲，正是他们的这种无所畏惧（也可以说是过于轻率）和对团队精神的错误理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毁灭……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盲目自信就如胆小懦弱一样是致命的缺陷。”莫里斯在这个经历中吸取了“两个重要的教训”：（1）一个出色的领导的巨大作用；（2）盲目自信和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的必然后果。
在其他地方，被人发现的代价同样是惨痛的。1942年11月轴心国军队占领了科西嘉岛之后，许多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也从北非秘密潜入这座岛屿。1943年4月，两名来自“奥本”团队的特工在等候与一艘潜水艇会合的时候被意大利军队逮捕了。其中一名特工是出生在英国的比利时商船官员，名叫盖伊·维斯崔特（化名是“维鲁格”），他负责制订该岛的防御计划和报告一些英语情报。捕获他的意大利兵对他进行了残酷虐待。一名法国同僚报告说：“尽管他经历了长达3个月的严厉审讯和残酷拷打，他都没有泄露任何信息。”整整两周时间他被逼着用他的尿壶来盛饭。他的右脚脚踝受伤了，他的手指甲、脚指甲被扯了下来，他的胸前全是烟头的烫伤。最终，他在6月被执行了枪决。伦敦方面在接下来的10月份收到的一个报告称，他当时右手放在胸口并告诉那些士兵“瞄准一点”，然后举起他的左手用法语喊道：“大不列颠万岁！”“他英勇就义。”[444]
火炬行动对法属北非的入侵不仅促使德国向突尼斯派遣军队，也促使他们进驻未被占领的法国。这对维希政权及其对法属海外领地的统治（就如它以前那样）都是一个致命的破坏。随后的几个月时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不确定到底该由谁来领导如今以“好战的法国人”而著称的国家。1940年丘吉尔把他的赞成票投给了夏尔·戴高乐，但是美国对他持怀疑态度，他们更看好维希政府，而且美国在西方对大战的主要贡献是在北非。海军上将让·达兰是维希政权任命的法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于1942年11月11日提出停战之后，美军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认可了他作为法属北非政治领袖的地位。这一行动让反德国法西斯的戴高乐派难以接受。而且在后方，在法国沦陷时成为战俘的亨利·吉罗将军在1942年春天从德国逃回维希，他作为反轴心国军队的法国领袖（特别是在一群美国人心目中）登上了历史舞台。
阿尔及利亚是从轴心国军队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第一个法国宗主地区（这是法国人自己认定的），停战之后，政治和军事中心就被转移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总部设在那里。吉罗将军的部队在秘密情报局协助下乘一艘英国潜艇偷偷从法国南部撤离，于11月9日抵达阿尔及尔。到11月12日为止，秘密情报局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代号为“橙子”的办公场地，孟西斯在伦敦敦促它提供消息：“我们尤其希望了解吉罗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以及吉罗对待达兰的态度和达兰对事态发展的倾向性。”两天后，阿尔及尔方面报告说美军在支持达兰，因为他们想通过他使维希政权的支持者们到盟国的阵营里来。同时，吉罗“也不甘心”只能悄悄地躲在暗处，吉罗的工作人员被报告说“他们完全清楚如果达兰能劝服48名[美军]登陆者认同他的观点的话，这[对吉罗的计划来说]是致命的硬伤”。11月17日，成功离开法国的情报二局局长路易·里韦和他的空军情报专家乔治斯·罗尼抵达了阿尔及尔。孟西斯要求“橙子”使里韦确信“他的到达是真正大快人心的好事”。瓦伦丁·维维安很明显想使法国的通信联络由秘密情报局单独操作，所以他告知阿尔及尔方面他正打算派出百老汇空军情报局局长温特博特姆去与罗尼会面。“让他去试着劝服罗尼和里韦，”维维安接着说，“以此避开特别行动处以及其他新成立的情报站。”（也许这对在阿尔及尔设立一个分处的战略事务办公室来说也是一个参考）“我们相信，他们会忠于总是一如既往地在各个方面都帮助他们的老朋友。”孟西斯是如此的渴望让法军不受特别行动处的控制，所以在1943年1月由他本人亲自向里韦发了一条口信，告知他，因为“我们之前的联盟（法国沦亡之前）所从事的破坏活动都‘与我没有干系’，特别行动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不久将访问北非，我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绝对与S.R.[情报]无关，绝对无关。我绝不允许以此为目的来使用我的特工和组织，因为这必将带来灾难”。
罗尼认为情报二局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仍然有“相当多的可能性”。这表明他们可能会在伦敦设立一个联络机构，温特博特姆抵达阿尔及尔之后，罗尼和保罗·派罗伊来到伦敦待了10天时间，在那儿度过了1942年的圣诞节。他们在此会见了大部分秘密情报局的高级指挥官。派罗伊回想起丹齐似乎“很奇怪”（“是个总爱打听的家伙”），孟西斯虽然说话总是带着一股领导的口吻，但对丹齐特别尊敬。这两位法国人还会见了看上去十分友善的戴高乐情报局的局长安德烈·德瓦林，并同他就合作行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445]。孟西斯“最终的愿望”是“与好战的法军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合作部门”。虽然他也清楚“这肯定不是轻易就能办到的”，因为在有些时候就算是法国不同部门之间要实现真正的合作也很不容易。同时秘密情报局还必须与德瓦林的中央情报行动局和里韦的组织以各种独立实体的形式进行合作。海军上将达兰在1942年圣诞平安夜被一名极端右翼的反纳粹法国保皇主义者刺杀，这一事件简化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使得戴高乐于1943年间逐渐掌管了统治大权。吉罗也淡出了历史舞台。到1943年冬天，里韦的组织也与自由法国的中央情报行动局合二为一了。
意大利
1942年驻守在意大利的这段时间被证明是秘密情报局非常艰难的时期。一名在突尼斯由安德烈·穆尼耶招募的意大利籍犹太兵在马耳他接受了无线通信的训练，他乘一艘潜艇在西西里岛的西海岸登陆。他开始发报时，“我们用提检查问题的方式[报务员用事先设定好的答案告知我们对方是否处于胁迫之中]发现他已经被敌军所控制了”。达德利·克拉克并没有因此中断与他的联系，而是把他作为火炬行动开始之前他引以为傲的非常成功的欺骗行动的一部分。他给这位特工发送“问题和警告”，暗示他西西里岛是比北非更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二项行动涉及两名意大利籍的前战俘乘潜艇在托斯卡纳区的里窝那附近海岸登陆的事情。他们称他们有反法西斯朋友来接应，能够装扮成休假中的士兵，为此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些假文件。但是据负责他们这个案例的官员回忆称：“他们俩是一对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这很好地证明了卡斯伯特·鲍尔比在1941年1月的预测。他说，在被俘的意大利军队中招募特工“只能被看做一项对遣送他们回国十分有利的计划”。[446]
到1943年春天，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投降条约于5月13日制定出来），把特工带进意大利的压力日趋紧迫。4月18日，伦敦通知阿尔及尔“鉴于意大利南部的重要性，你们必须把此作为你们的首要任务”。但十天后，阿尔及尔的回答是：因为前景不容乐观，“以我们目前的经验，要找到乐意进入意大利及其领岛的合适的意大利特工实在不易”。他们也征询过第二局的意见，后者也“认为他们的成功几乎为零”。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大陆南部都处于严密的安全监控中，这时采取行动的话将十分冒险。“训练有素的意大利特工一直以来就很稀缺，而且这一情况很可能还将持续下去，因此若是让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话，显得很不合时宜。”科西嘉岛的奥本间谍网过去一直以来都被要求潜入撒丁岛获取情报，“现在实际上已经被破坏掉了”。但是也有一点值得庆幸，阿尔及尔对突尼斯的招募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捕获到那些“真正爱国的意大利特工将为我们的胜利增加不少筹码，即使少数的这些特工也能抵过抓获很多的叛国者和其他怪异之人”。
5月初孟西斯派出他新任命的副局长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爵士去现场视察情况。也许马歇尔——康沃尔推荐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才华出众的年轻军官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他被委派去帮助突尼斯脱离险境。这个年轻人和平时期是毕业于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名教师，是曾在大革命时期在俄国服役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外甥，还是一名出色的（室内）网球手，不过他是在1942年1月才被招募进秘密情报局的。在卷入中东地区的反间谍和双面特工行动之前，他曾在开罗耗费了一些时间研究德国的战斗序列，以及（他多年后回忆说的）在高加索山脉地区用了“六周不可思议的时间”“与一辆别克汽车，一袋金币和满腔的希望为伴”，组织了几支敌后小分队以防止德军从山区攻入。
1943年6月，因为战场地域上的转移，孟西斯把鲍尔比和局部秘密情报局的总部从开罗转移至阿尔及尔。在阿尔及尔，他奉命要“保证英国和盟国工作人员之间的所有联络”。但是这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法国已经在阿尔及尔建立了他们的政府办公地点，很不情愿把他们的行动要求上报给伦敦。美国也喜欢完全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愿受制于人。6月初，鲍尔比就在担心，如果不与秘密情报局保持适当联络的话，战略事务办公室“肯定会求助特别行动处”来管理他们自己的特工。他报告说，设在阿尔及尔的盟国总部的情报当局“十分渴望”与战略事务办公室、特别行动处以及“其他感兴趣的组织”进行亲密合作，例如达德利·克拉克的军队诈骗分队、反间谍组织和秘密情报局。鲍尔比称：“我与美国人在中东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不管怎么说，表面上都必须看起来与他们是完全合作的……如果在任何方面有稍微退缩的话，就如同在一场比赛上他们占了我们的上风，这让我觉得我们会因此遭受损失。”虽然如此的评论听上去有些愤世嫉俗，鲍尔比仍然在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我很乐意肯定的是，”他说道，“所有北非的军事行动和情报活动都是在完全均等的基础上开展的，这在总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最不幸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虽然极不情愿与人合作，但仍然不能按照北非的总司令们精心设计的思路来行事。”7月，孟西斯在伦敦与战略事务办公室的多诺万上校进行磋商。他强调了“与美国进行友好合作以及整合我们的物力资源、训练和交通能力的必要性”，他还命令鲍尔比（与法国代表）建立一个委员会以处理相关问题。
保持盟国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毫无疑问将有助于加强秘密情报局的良好声誉，这个声誉是由情报局在突尼斯提供了高质量军事情报所奠定的基础。秘密情报局有一支团队是附属于亚历山大第十五集团军的（其代号为“一号情报小分队”）。自1943年7月9日至10日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开始，事态发展十分迅速，虽然它没能利用任何现成的特工情报网络，但仍然再现了秘密情报局在北非的表现。敌军于8月17日停止了在西西里岛的抵抗。7月底之前，在开罗的约翰·梯格已经提出，秘密情报局的目标应该是在行动之前，“我们应该通过意大利调查奥地利”。一旦在意大利大陆建立起情报站，“其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突破奥地利和德国南部。
8月23日，孟西斯向亚历山大谈起秘密情报局的任务。秘密情报局的“本意”是认为“让特工跨过边境线，对提供战术情报可能会有帮助”，但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孟西斯现在的观点是，“秘密情报局一项不变的功能是由工作在敌军通讯线上的特工长期提供情报”。亚历山大对此也表示同意。他在8月29日的电报中这样说道：“直到现在，在西西里岛的秘密情报局分局还不能够提供任何有关战术情报的报告，我认为他们在将来也不可能办得到，除非是在延长了的战术情况下。”因此他认为秘密情报局各分局“关于战略兴趣的工作应该保持在中心的控制之下”。
盟国军队在意大利的雷吉奥和萨勒诺登陆以来，巴多格里奥元帅的政府（于7月取代了墨索里尼政府）在1943年9月8日宣布投降，让德军撤离或至少撤离至意大利北部显得很有希望。但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凯塞林决意反抗，这就使得意大利战役变成了一场耗时耗力的拉锯战，因为盟军从1943年底就开始在一步步地把势力蔓延到整个半岛，并一直持续了一年。在这场战役中，秘密情报局除了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组织以外，还联合意大利的秘密情报组织——陆军情报局，现在为盟国服务——经营另外一个机构。根据该机构早期的成果，即10月从陆军情报局官员那里获得的一个令人发愁的消息，他们的密码处理部门之前曾破译美军的“外交翻译”、“俄军的机密翻译”以及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葡萄牙、埃及、巴西、比利时的机密文件，而这些成果又被“传给了德国和匈牙利”，以至于他们“现在很可能有能力破译以上所有密文”。
1943年10月，布鲁斯·洛克哈特被任命去管理一号情报局。这一次，基地设在了意大利南部亚得里亚海沿岸。布鲁斯发现该分局组织涣散：特工的招募、培训及安全都管理得很松散（鲍尔比曾描述布鲁斯的一封信是“十分有益且诚实的信……是喧闹纷乱的世界中的一个珍品”！在这封信中，布鲁斯报告说：“情报联络部是最好赚钱的部门，这不过是流传在小镇上的一个谣言——这也就是‘非洲海岸小舰队’所指的‘将我们遣送回国的计划’”）。布鲁斯·洛克哈特迅速开始清理这一小分队，把其改造成一个高效率的组织，由“五或六名秘密情报局绝对一流的战前秘书”协助他们。显然，他很擅长组织管理他旗下的人员。他深知，工作应该一张一弛、松弛有度地展开，这在伦敦方面回应他的装备请求的回答中可以得到证明。“希望能尽快给你橄榄球以及一些网球，”伦敦发报说，“请记住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但是我们会尽全力。”[447]
在布鲁斯·洛克哈特的指挥下，巴里成了秘密情报局行动的基地，秘密情报局首先潜入了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北部，然后潜入巴尔干半岛地区及欧洲大陆中部。自1943年底起，情报局提出各种各样有效潜入“德国南部”的计划，实际上也就是针对自1938年起被德意志帝国所吞并的奥地利。其中一项计划是关于招募北非战场的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战俘，以及把他们从西班牙的摩洛哥、西班牙和法国这条现成的逃跑路线派遣回国。另一项计划是建议在克罗地亚北部的游击队员中招募特工和把他们秘密转移到施蒂里亚南部。特工、无线报务员两人一组，秘密进入目的地，建立几个向其报告的“先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计划设在“布里纳山口地区”（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边境上）；另一个设在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两国边境上]。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没能带来什么结果。布鲁斯·洛克哈特于1944年2月承认，他的部门（“44200”）在侵入德国方面表现欠佳，他也意识到该计划所面临的真正困难所在——空中支援的不足；秘密派遣的特工“没有发挥作用”；一些被推荐的特工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名特工“由于其普鲁士的口音不可能装扮成意大利人”。布鲁斯·洛克哈特认为，若是直接利用外国劳工和专家可能效果更佳。他的一个同僚抱怨，提供给他的奥地利士兵质量很差。他说：“即使从中挑选出一半合适的人选都很困难。”即使他派遣一些人去执行任务，他都怀疑他是否“还能与他们再次取得联系”。“丢开所有寄予希望的想法”，找一个突出的替代品。他认为，秘密情报局“即使是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在第二十二国寻找第二十二国人[英国人]为他们工作时，几乎都与第十二国[德国]的情报局处于一个相同的地位”。秘密情报局当然已经准备好了“能使轮船沉没的足够多的老鼠，但我们还想要更多更聪明的老鼠回去在船底多咬些洞才好”。但是直到1944年春天建立起两个基本独立自主的情报处之前，都没有取得多好的成绩。第一个情报处主要负责潜入意大利北部，由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少校任处长；第二个情报处主要负责南斯拉夫和欧洲中部，由詹姆斯·米勒少校任处长。
巴尔干
在战争的后半段时期，许多地区的秘密情报局主要是直接地（也是富有成效地）对付共产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都发现，他们在和共产主义势力及党派一道对抗轴心国军队。但是，西方的同盟国也在被占领的欧洲大陆支持和动员中间派及右翼分子。虽然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但国内的党派之争日益加剧。大家指望的不仅是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期待着和平的到来。而且由于苏联军队开始节节击退德军，向欧洲东部挺进，伦敦和战场上的人们都在担心这种进展会带来怎样的长期和短期的政治后果。
希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里的反抗势力汇聚成了两支主要队伍：一支是右派的国家民主希腊联合会，主要与希腊流亡政府结盟；另一支是共产党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它的军事羽翼——希腊人民解放军。1942年至1943年间，英国与这些队伍的合作不是基于政治倾向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打击敌人方面的高效性。1942年8月，希腊抱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包括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对国王和政府怀有敌意”，例如，秘密情报局承认特别行动处的“行动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特点”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员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选择利用共产党员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反对轴心国最主动、活跃的力量。”在这一阶段，秘密情报局在希腊的主要军事行动是以士麦那作为基地，里斯少校在那里管理进入希腊的船只，同时提供逃跑线路，但是没有获得来自希腊大陆的更多情报。整个1942年间，情报缺乏一直是让人担心的事情。情报局各部门（一直以来）都向孟西斯施压，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军事情报，外交部也想获得一个更好、更详细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而政治形势分析是公认的十分复杂棘手的问题。开罗建了一个办事处，该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如何从北非以及穿过士麦那潜入希腊。从1943年里斯管理的一支代号为“S”的特工网络开始做报告以来，各项事务均获得很大进展。代号为“S.41”的特工是在1942年9月开始工作的，他主要从萨洛尼卡发来陆军及海军情报，这些情报大部分是他在火车上观察获得的。另一名代号为“S.30”的特工在意大利入侵土耳其时曾是意大利军队的一名士兵，他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因为从1943年初直到7月被捕，他独自一人一共提交了39份关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空军、陆军和海军的情报，情报部对这些情报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3年，秘密情报局的一些官员潜入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主要负责希腊境内德军战争指令的报告。其中一名官员名叫奈杰尔·克莱夫，他于1941年12月开始在情报局工作，其间曾担任过巴格达代表的助理。之前他在开罗策划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行动。他于1943年12月戴着一条装了100个沙弗林金币的钱包暗皮带，化名为“吉姆·拉塞尔”乘降落伞来到希腊境内，与他同行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和一名希腊军官协助他做联络工作。克莱夫的工作不需要特别隐秘，他表面上是在国家民主希腊联合会总部下设的特别行动处盟军军事使团工作，他身穿英国军装与游击队员一起公开生活在希腊山区。克莱夫后来说，他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他秘密情报局的前任——一位自称是希腊裔的美国人科斯塔·劳伦斯被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枪杀。枪杀他的这名官员是爱尔兰人，名叫史派克·莫兰。虽然克莱夫很清楚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之间一直都有这样那样的过节，但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实在很严重，莫兰似乎相信劳伦斯就是一个叛国者，认为他正要向德国出卖自己。莫兰本人及他在特别行动处的同僚们对克莱夫帮助很大，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克莱夫才得以搜集到大量有关德军的情报并发现名义上为敌军工作的希腊翻译员们其实很乐意协助他们。直到德军于1944年秋天撤离希腊，克莱夫一直都留在伊庇鲁斯，而且从1944年春天起，他就开始对希腊反抗团队间的政治竞争进行报告，实际上就是他预测到希腊内战会在当年年底爆发。[448]
与此同时，在战争的后半段时期，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情报活动很活跃的中心。著名间谍“西塞罗”为敌军成功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西塞罗”本名叫伊利萨·巴兹纳，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许格森爵士的一名阿尔巴尼亚籍贴身男仆，许格森在安全方面松散马虎的态度使得巴兹纳能在1943年系统地给严格分类的文件拍照并把这些照片卖给德军。无线电情报和一名在德国外交部战略事务办公室的特工都发现有秘密情报从安卡拉大使馆泄露出去，此后秘密情报局被要求参与到这一调查中，但是一直到战后才调查清楚整个事件的原委[449]。就在西塞罗危机的同一时期，秘密情报局通过积极策反埃里希·凡米兰恩博士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对抗纳粹德国的“阿布维尔”。凡米兰恩是一名反纳粹的罗马天主教徒，战前他曾获得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但由于他拒绝加入学校里的纳粹青年组织而没有成行）。自1942年10月起，他担任纳粹德国阿布维尔驻土耳其的高级官员保罗·莱夫库恩的助理，他的妻子是驻安卡拉的德国大使弗兰茨·冯·巴本的表姊妹，与1944年策划刺杀希特勒的一名领袖亚当·冯·特罗特·祖·索沃斯有亲戚关系。
凡米兰恩的主管官员是尼古拉斯·艾略特，他从1942年春开始就担任第五处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战后的一项评估报告记录了艾略特“用极富完美的技术和同情心以及恰到好处的严厉度”与凡米兰恩夫妇交往。凡米兰恩与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助理取得联系，并由他介绍给艾略特。他们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4年1月18日，1月21日艾略特告诉伦敦的菲力克斯·考吉尔他已经聘用了凡米兰恩，艾略特把凡米兰恩描述为一个“机敏、有教养、自信、特别聪明、逻辑思维能力强、有些微的矫揉造作的、家庭出身良好的年轻德国人”。他说凡米兰恩愿意为秘密情报局工作，因为他“在宗教信仰上是一名狂热的反纳粹主义者”，而且他的妻子及其家人都是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凡米兰恩提供了关于纳粹德国驻土耳其的“阿布维尔”的“大量详细情报”，这使得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完全确信”他的忠诚。1月底的连续4天时间里，凡米兰恩成功地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德国“阿布维尔”的重要文件照片，包括一份建立驻土耳其的“阿布维尔”的完整文件。同时，他还提供给秘密情报局“阿布维尔”在土耳其及中东地区近期军事行动的详细信息。
1月25日一名土耳其秘密警察局的线人告诫艾略特，他们已经知道凡米兰恩在与英国联系。由此可以推断，德国肯定不久就会听到风声，所以艾略特在土耳其的协助下，把凡米兰恩一家及其他两名反纳粹的“阿布维尔”官员通过秘密情报局在士麦那的情报站秘密送往开罗。正因为凡米兰恩在“阿布维尔”内部的高级特权，他的叛变使该地区轴心国间谍系统严重受挫。据报告，莱夫库恩被凡米兰恩的叛变搞得“十分恼火”，他很没面子地被柏林召回。凡米兰恩的叛变除了对德军在近东和远东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外，也对“阿布维尔”和希姆莱的帝国保安部在德国的情报霸权地位之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争斗的结果是帝国保安部吞并了“阿布维尔”。凡米兰恩的叛变也是导致卡纳里斯落败的原因之一。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总结的那样，整个德国的情报机构“就是在1944年早春这一时期陷入了困境，而这正是情报机构发挥作用决定第三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450]
在布加勒斯特，成绩卓越的特工领袖“母山羊”不断地提供大量情报。1942年夏天他被要求去确认五个部署在罗马尼亚的意大利师的番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提供了“一卷记录沿法国海岸线建成的防御工事的胶卷”，他还报告说一名特工助理宣称，他“知道德国的工兵们打算放弃带射程为3000公里的新型轰炸机过来”。他在1943年7月问道：“我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吗？”“这可能就是海因凯尔的177型飞机，”伦敦回答道，“空军部对此十分感兴趣，请继续工作下去。”[451]“母山羊”的线人似乎并没有帮助到摇摆不定的德国工兵们，但总部和伊斯坦布尔的交流展示了其他任何特工都不能提供的情报范围。
“母山羊”的间谍网络说明了战时情报的搜集必须通晓数国语言。他本人最初是一名法国特工，他自己的组织就有几个不同国籍的特工，这当然会带来风险。1943年11月他手下有几个波兰籍无线电报务员，他们中有三人在次年2月被捕，“原因是被发现在华沙的波兰组织里为布加勒斯特工作”。到1944年春天为止，“母山羊”（他本人不是左翼分子）发电报询问：“如果苏联在英国之前到达布加勒斯特，那该采取什么态度？”伦敦回答说：“原则上，我们尽量不让苏联知道关于我们特工的情况，但是对那些有可能被捕的特工我们应该予以保护。”然而，1944年6月“由于两名法国人的指控”，“母山羊”在家中被罗马尼亚当局逮捕，他们怀疑他在为英国工作。但是，在当时罗马尼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因为德军的撤退以及苏联的侵入，“为英国工作”可能还成了优势。据之后的报告说，“母山羊”会见了罗马尼亚反间谍活动的领袖特拉扬·勃塞斯库上校。“母山羊”承认他“是英国情报局驻第十四国[罗马尼亚]的领导并警告勃塞斯库，如果他和他的同伴不被释放的话，勃塞斯库和他的同僚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会谈“马上产生了效应”，“母山羊”和他的一些特工被释放并被安排坐上开往伊斯坦布尔的一架飞机，条件是，如果可能的话，他必须保证英国要帮助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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