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蒂芬森和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创立
这一切都将在未来的6年改变。因为在战争开始后的18个多月内，即美国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正式承诺将支持英国的战斗之前，英国都面临着困境，其大部分军工产品、物资、船只及境外投资都是在别国的领土上进行。而这些国家没有义务保证这些资产的安全，而且在这些国家许多少数群体还拥护纳粹政权。尽管具体的采购和保证物资安全均由英国采购委员会负责，秘密情报局仍然得负责提供大量的可靠情报，建立反特工组织和采取颠覆行动。但是这要求秘密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建立密切联络，后来威廉·斯蒂芬森建立了这一联络。[412]
秘密情报局最初注意到斯蒂芬森是在1939年夏，他建议将他所管理的英国工业秘密情报局划归英国政府管理[413]。1939年至1940年间，他提供过斯堪的纳维亚事件的情报，尤其是其中关于瑞士向德国供应铁矿这一情报，而这正是D区渴望破坏的。但最终足以让孟西斯刮目相看并决定任用斯蒂芬森，是1940年他作为中间人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交流工作。斯蒂芬森是做此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因为，1918年，他在军种间拳击队里认识了拳击手吉恩·滕尼，而吉恩·滕尼刚好认识胡佛。佩吉特最先是从孟西斯的线人那里得知这项任务的，线人告诉他，斯蒂芬森“没有采取针对美国的行动，与我们熟识。万一胡佛询问的话，你就说斯蒂芬森没问题”。斯蒂芬森于4月16日拜访了胡佛，（美国方面的记录平淡地记载着）“两人讨论了秘密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的具体安排”[414]。当晚，斯蒂芬森激动地向伦敦方面汇报：“渴望华盛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在各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进行非官方的私下秘密沟通。”并分别为两方特工取了代号：“我们局长孟西斯的代号是S.M.斯科特，而胡佛的是H.E.琼斯。”“琼斯向斯科特保证其合作意愿，并表示愿意提供公务之外的帮助。”
伦敦方面提醒佩吉特和斯蒂芬森：“由此建立的任何联络都必须完全是非官方的。”胡佛十分谨慎，向罗斯福总统秘书埃德温·M.沃森将军解释与英国的合作，以确保白宫不会反对联邦调查局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防部显然不知此事）。斯蒂芬森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与胡佛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他告诉孟西斯，胡佛建议他在“美国找一份正规工作，以掩护与华盛顿方面的私下联系”。孟西斯采取了这一建议，任命斯蒂芬森为纽约护照管理处处长，代替了佩吉特（令其返乡并加入海军），并向格拉德温·杰布说明，斯蒂芬森与一位知道罗斯福日常行动安排的官员有交情，他认为这样安排有很大的价值。[415]
佩吉特受命离开时，备受争议的秘密情报局驻纽约前特工威廉·怀斯曼爵士，刚好在伦敦出现并愿意任职。百老汇曾拒绝了他秋季在美国组织宣传工作的建议。怀斯曼作为“一战”时期的“有影响的特工”的成功形象已经破灭了，这还得归咎于他在海军界自毁形象的臭名声（这是前海军军官盖伊·冈特传出去的，因为从1915年到1917年，他对怀斯曼的崇敬就消失殆尽了）。辛克莱曾在1939年10月写道，“怀斯曼沉湎于许多乱七八糟的阴谋”，“没有取得过任何情报成就”。他还写道，怀斯曼“非常精明，尽管大多数人不信任他，但他却成功地骗取一些重要人物的信任”。1940年6月，怀斯曼试图说服外相哈利法克斯勋爵证明他在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孟西斯没听进去。“我的前任都明确表示，组织不会再用怀斯曼，”他写道，还加入了一句让人捉摸不透的话，“他们这样做自有其理由。”[416]
1940年6月21日星期五，斯蒂芬森抵达纽约接任护照管理处官员一职。第二天，法国与德国就签订了停战协议，将英国和她的帝国撇在了一边。由斯蒂芬森负责，并于1945年进行编撰的“官方记录”（自1941年1月起），即《英国安全协调》记载道：离开伦敦之前，斯蒂芬森没有固定的或限定的任务，但是，孟西斯曾给他一张必备事物清单，而这张清单正是英国所需要的。孟西斯定下了三条主要内容：调查敌军行动，制定针对破坏性威胁的安全措施，组织有利于英国的美国舆论。斯蒂芬森工作的总部位于第五大道630号洛克菲勒中心国际大厦的35楼和36楼。尽管孟西斯委派情报老将C.H.“迪克”·埃利斯做他的副手，他还是建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组织，并从他的祖国加拿大招募了许多员工。纽约组织工作范围扩大，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情报工作范畴，最后不仅综合了一些北美秘密情报站的工作职能，还有军情五处、特别行动处以及安全执行机构（包括协调反间谍和反颠覆工作）的职能：包括情报、安全、特别行动、宣传等。具体工作包括：招募特工以便锁定敌人或敌人所控制的企业，并刺探轴心国和中立国的外交阴谋；安排情报特工在关键地区，如华盛顿、新奥尔良、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鼓动美国记者、报纸和新闻机构有针对性地发表亲英材料；接管一个表面上独立而且“有光明正大名声”的无线电台；建立与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紧密联系。斯蒂芬森在整个西半球采取特别行动，在1942年7月至1943年4月间负责秘密情报局在南美所有情报站。
“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及与美国的联络
当然，英国的最终目标是让美国加入盟军。1940年至1941年期间，斯蒂芬森在建立密切的英美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接触和游说美国政府高层是关键目标，因此他不得不重复英国大使馆在华盛顿的传统外交活动。比如说，斯蒂芬森和英国大使洛锡安勋爵都试图结交弗兰克·诺克斯。诺克斯是美国新上任的海军部长，主张亲英国、反轴心国。斯蒂芬森通过一个旧交结识了诺克斯，这个旧交便是多诺万上校，多诺万是战时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及秘密行动的领军人物。多诺万曾是一个贫穷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但他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他在1916年随潘兴将军远征到墨西哥时，因攻打潘乔·维拉而获得绰号“疯狂的比尔”。其后，他在西线上领导纽约的爱尔兰人组成“战斗69军团”。最后作为授勋最多的士兵荣归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罗斯福命他前往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从事实地调查活动。多诺万反对美国现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正如斯蒂芬森于1940年12月告诉孟西斯的那样：“他是天主教徒，有爱尔兰血统；身为共和党人却掌握民主党情报；具有出色的作战记录，他的特殊地位能帮助我们提前实现目标。”虽然多诺万亲英，但是“这是基于实际的美国立场，真的非常根本，仅仅因为英国介于希特勒与美国之间”。
1940年7月10日，洛锡安勋爵发回报告，称诺克斯将派遣多诺万前往英国调查“第五纵队的方法”。洛锡安建议，由于多诺万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顾问”，应当“向他提供一切便利”，哪怕是安排他会见首相。7月15日，斯蒂芬森致电孟西斯，告诉他多诺万的行程，并补充说多诺万本人就直接代表了罗斯福、胡佛和诺克斯。这次访问取得巨大的成功，孟西斯功不可没。他告诉斯蒂芬森，多诺万“与主要的政府官员和部长都进行了接触”，还与丘吉尔和国王进行了会面，参观了工厂和军事基地。多诺万返回美国后，使其上级相信了英国坚持战斗的决心。他的意见与波士顿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瑟夫·P.肯尼迪所报道的情况截然相反，肯尼迪认为英国必然马上就会失败[417]。肯尼迪仍然是英美更进一步关系的障碍。1940年11月26日，斯蒂芬森称加州大使告诉电影大亨，说“出于为他们自己的市场考虑，他们最终得依靠希特勒”。大使还致函情报工作人员，提醒他们：诺克斯告诉总统先生，“不管是哪里来的混蛋，倘若胆敢靠近我的人的话，他绝对是自找麻烦。就像撤销多诺万的工作一样”。
孟西斯告诉斯蒂芬森：随着“疯狂的比尔”的访问，多诺万已经意识到联邦调查局与秘密情报局进行“密切合作”的必要，他还主张陆军和海军情报方面也应与英国进行类似的合作。斯蒂芬森很高兴地报告，就多诺万本人而言，“他强烈要求我们将驱逐舰的情况和其他事项”告知美国政府。很明显，多诺万所表达的强烈意见（以及洛锡安和斯蒂芬森进行的游说）对1940年9月的协议达成起了重要作用。协议表明美国同意向英国和加拿大提供50艘他们急需的驱逐舰，以换取美在英国属地建立基地的权力。斯蒂芬森认为，孟西斯在加强与多诺万的友谊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于9月4日发电报称“找个时间给自己打打气”，“没有上校您，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418]
威廉·斯蒂芬森发自纽约的报告，语气尖刻地嘲讽反英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瑟夫·肯尼迪（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父亲）。
孟西斯亲自参与建立了另一个无线电情报联络。1940年10月，斯蒂芬森告诉孟西斯，美国军事和海军情报部门决定对所有敌人的情报和其他密代码进行“全面交换”。与情报局武装部队的领导讨论此事后，孟西斯同意交换情报，认为“加密情报的自由交流”对英国和美国都有好处，并建议邀请美国专家到英国讨论问题。若专家们彼此都留下“良好的印象”，则可以考虑在意大利和德国密码情报方面的合作。但是，正如孟西斯向陆军情报局局长解释的那样，对所涉及的情报交流领域应当有一定限制。他还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讨论了此事。卡多根爵士“不赞成在现阶段透露我们最隐蔽的秘密”。孟西斯的主要目的在于共享破解日本电码的专业知识，他担心限制讨论日本密码破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冒犯同盟国美国，因为这样做显得我们在隐藏重要情报”。但这不是政府最担心的。一位官员想到英国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这些年来一直在破解美国的外交无线电情报，便写道：“如果他们发现我们一直在研究他们的资料怎么办？”但最后丘吉尔却同意孟西斯的意见，不限制关于日本的讨论。[419]
1941年初，美国人带着代号为“紫”的日本仿真密码机的改造版来到布莱奇利庄园，进行了数周的讨论。此次讨论进行得非常顺利。应两军参谋长请求，孟西斯获得了丘吉尔的许可，揭秘“我们在探索德国军队密码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当时的讨论仅“限定在我们利用的机械化设备方面，而非出结果”。尽管这一决定“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合适”，孟西斯却坚决捍卫“其为明智的决定”，因为它能帮助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获取新的重要的日本情报[420]。此次美国在英国的解密任务，是英美情报关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事件十分重要，因为这说明英国已向目前还保持中立的美国揭示其所有情报秘密，包括最敏感的部分（尽管仍有少许保留，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访问也是美国政府以及后来的美国公众舆论摆脱对英孤立主义、逐步走向对英支持进程中的一部分。
在孟西斯的鼓励下，斯蒂芬森承担起了整个西半球的工作，包括与美国进行联络和独自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9月，孟西斯注意到海军部急需敌军在墨西哥的行动情报。于是他向斯蒂芬森建议，如果美国的情报来源无法提供所需情报，他应该单独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秘密情报局组织（后来的确建立了）。斯蒂芬森也同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联邦调查局1940年至1946年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均有其特别情报局[421]。1940年11月，斯蒂芬森手下潜伏在墨西哥城的特工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情报，称有4艘德国船企图冲破英国封锁进入墨西哥湾，后来这几艘船被美国海军截留。联邦调查局也担心轴心国国家会侵占整个美洲。1940年10月胡佛获悉意大利人通过外交信使从美国银行账户取出385万美元（相当于今日的5900万美元），然后带入里约热内卢，他认为这些钱很可能用于资助在美洲的战争。美国国务院了解到秘密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后，赞成通过斯蒂芬森和胡佛“共同努力”来拦截这批资金。孟西斯建议斯蒂芬森向泛美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施加“最必要的压力”，盗取在途中的资金。另外，如果资金邮袋进入特里尼达和加勒比地区的任何英国属地时，须确保英国当局会拦截它。但是，孟西斯也认为，“资金有可能通过中美洲”。虽然他可以提醒当地英国特工注意信使经过该地区，“却显然无法煽动这些国家采取行动”。事实上，尽管三分之二的资金进入了巴西，但斯蒂芬森还是提供了帮助，他拦截了一位穿越墨西哥城且携带有140万美元的信使。斯蒂芬森的当地特工向墨西哥警方通风报信，显然外交邮袋是由“新手不经意”打开的（因为外交邮袋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钱发现后被没收，并存入银行冻结起来。
1940年秋天，英国与美国合作全面升级，尽管此时正值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罗斯福不得不为针对其过于亲英、执意放弃美国中立立场的指责进行辩护。与此同时，斯蒂芬森和孟西斯在促进不断扩展的英美合作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同年11月（罗斯福总统已开始其第三任期），斯蒂芬森告知孟西斯，“目前我们在这里的最好的朋友”多诺万，根据罗斯福的要求，正计划着又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访问。他将走访地中海地区和英国，然后返回美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继续他上次访问的成果，打击绥靖势力再次抬头。”如同多诺万上次的访问，孟西斯负责指挥来访的所有安排。12月，孟西斯在写给德斯蒙德·莫顿的信中提到，要高度重视多诺万对英国的友谊。他还说“丘吉尔先生赞扬了多诺万为我们所做的事，肯定了他为实现共同利益所制定的今后的行动方向。此时获得的成果将比用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的成果更快”。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以首相的名义获得支持，尽管莫顿本人不能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莫顿说：“首相知道多诺万对我们有价值，虽然首相觉得多诺万有点过于乐观。”莫顿款待了多诺万，并“提醒首相，多诺万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孟西斯还游说卡多根，转告斯蒂芬森的看法，即多诺万“与豪斯上校相比，对总统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似乎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丘吉尔也借机扭转了局势。他不仅与多诺万在唐宁街10号共进午餐，还下达指示：多诺万对地中海、中东和巴尔干地区进行访问时，应向他提供“一切便利”，“多诺万上校对美国总统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完全信任他”[422]。
孟西斯于1940年12月7日发给德斯蒙德·莫顿的信，向首相引荐“疯狂的比尔”多诺万。
1941年1月末，由斯蒂芬森出任处长的北美地区英国安全协调处正式“注册登记，并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尽管如此，有一些政府成员，特别是反英的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仍对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活动和英美的亲密关系持怀疑态度。同年3月，伯利提出，斯蒂芬森虽然表面上参与保护英国物资的工作，暗地里却在发展“结构完善的秘密警察机构和情报局”，还有“一群长期在职的特工和许多线人”。伯利并不完全反对英国对其船只和弹药的保护，只是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得到官方认可，并与联邦调查局协作完成[423]。1941年，斯蒂芬森所做的大量工作引起了孟西斯的关注。斯蒂芬森负责了特别行动处、军情五处、安全执行及经济战略部等部门，孟西斯担心工作过多会令他忽略他的首要职责，即为秘密情报局工作。斯蒂芬森被要求在北美筛选特工，以便在英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上部署人员。孟西斯发电报给斯蒂芬森，称“希望在此问题上，你会记住原机构不变而迫切的需求”。斯蒂芬森利用美国的中立地位，在当地招募特工。这些特工须“按照要求接受埃利斯的培训”，才能派往里斯本或瑞士。后来斯蒂芬森利用西班牙船只，经过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城或桑坦德港口将其特工送入法国。在发出秘密情报局的关键任务指示后，孟西斯称他希望“潜伏在维希的高级特工能提供一些政治情报，尤其是法国政府的计划，以及维希政权的假想强人——[海军上校]达兰的真实立场”。
1941年初夏，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上将在他的私人助理伊恩·弗莱明中校的陪同下前往美国考察，以提升英美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行动得到秘密情报局的支持。戈弗雷与斯蒂芬森紧密合作，并部分参与了劝说多诺万接受（并促使罗斯福同意其担任）情报协调员一职的行动。正如斯蒂芬森设想的一样，多诺万是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处与美国交流的理想人选。1941年5月，戈弗雷在访问前夕向孟西斯发回报告称，他“一直在想办法，好让比尔接受协调全部48个[美国]情报站的工作的职务”。戈弗雷刚抵达美国，斯蒂芬森就组织了他与诺克斯、亨利·斯蒂姆森（陆军部长）及罗伯特·杰克逊（总检察长）的私人会面。希望借此机会“促使他们立即做出决定”，避免通过十分耗时的“官方渠道”解决。戈弗雷入住多诺万在纽约的公寓，对多诺万所做的工作印象十分深刻，认为多诺万的“精神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期待得到的结果，即“情报领域内的全面合作”。戈弗雷提醒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称可能需要丘吉尔向多诺万发送一份“以私人名义规劝的通讯”，卡文迪什——本廷克明智地否决了这个请求。“尽管泄漏的危险很小，但也必须考虑到，”他警告说，“如果这份通讯被泄露，多诺万就会被指责为英国特工，而不是杰出的自由职业者。”
根据戈弗雷的回忆录，他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他试图渗透到华盛顿官僚机构，他并不清楚当时美国陆军和海军关系的紧张状况。他向斯蒂芬森咨询，而斯蒂芬森反过来去请教威廉·怀斯曼爵士。后来，怀斯曼爵士邀请戈弗雷访问白宫[424]。6月12日，戈弗雷通过电报告知孟西斯和海军部，称在前一天晚上，他与“飞轮”（罗斯福的代号）共进了晚餐。后来两人单独面谈了一小时，主要是“详细地询问有关情报协调和结盟方面的问题”。戈弗雷尽量避免提及多诺万的名字，但显然只有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6月19日，斯蒂芬森发消息称罗斯福已任命多诺万为情报协调员，处理各种形式的情报（包括特殊行动）。“可以想象，”斯蒂芬森写道，“3个月以来一直努力争取在华府的地位，最终能将‘我们的人’安插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是多么的轻松啊！”担任情报协调员为多诺万于1942年6月统领战略情报局做了铺垫。通过管理在情报协调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报协调员组织以及战略情报局，多诺万控制了情报和特别行动联合组织。比起孟西斯管理的秘密情报局，这个组织更像斯蒂芬森的安全协调处。出于对特别行动的深层厌恶，克劳德·丹齐巧妙地将这两个“节目单”放在了一起。1942年4月，丹齐抱怨说“多诺万并没有为秘密情报局付出多少”。他“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一点可以在特别行动处的行动中得到证明。此外，48000[斯蒂芬森]还敦促他保持低调”。
战略情报局迅速发展成为规模大、实力强的机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蒂芬森和其职员的帮助和建议。战略情报局对秘密情报局的影响反映了“二战”期间及“二战”后英美“特殊关系”中积极、矛盾以及艰难的一面。伴随着亲密无间、富有成效及相互信任的亲密伙伴关系的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和冲突。这主要是因为1941年12月珍珠港遭袭后，美国人在盟军战斗中投入愤怒的情绪，使其无限制地使用战争资源。虽然英美战时联盟的亲密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两方在任何时候都未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除了为击败轴心国而进行的广泛合作外，两国都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尤其小心翼翼地保护其最隐蔽的情报机构的运行。伦敦总部战略情报局的负责人威廉·菲利普斯说，“我的责任”是协助多诺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美国情报局，“通过发展独立的美国情报来源”，“防止英国秘密情报[原文如此]吞并掉我们”。这证明了美国情报人员潜在的敌对时期感受到了秘密情报局的综合实力、办事效率及其威胁。
战略情报局是一个综合的（或者大体上如此）秘密情报机构，除专门的情报工作外还进行宣传工作及特别行动。它的这种富有挑战的性质反映了情报工作是什么以及一个情报机构都在合法、合理地做些什么。自30年代中期起，秘密情报局在面临战争爆发前期及战时的巨大压力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秘密活动，但并非所有活动都会专门地从国外搜集情报。在同样的压力下，威廉·斯蒂芬森以其不寻常的商业天赋和创业才能大大增强了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实力。英国安全协调处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强大的组织，并得到了多数来访人员的好评。戈弗雷上将写道，“我十分欣赏你在纽约取得的卓越成就”。“这样一个组织能发展成这样，我认为这种成就是非口舌所能赞誉的。”F.T.“汤米”·戴维斯是一位资深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曾在劳伦斯·格兰德的D处工作。他说秘密情报局、安全部以及特别行动处的英国安全协调处三个科之间“非常和谐的关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称赞“进行全面而又迅速的情报互换”带来了“巨大优势”[425]。1941年底，理查德·甘比尔——帕里访问了英国安全协调处。他对斯蒂芬森“专心、超强记忆力及驱动力”的印象十分深刻，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效率，还赞扬了英国安全协调处总部内部及其与各分支机构之间所维系的良好关系。
但美国参战后，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安全工作和情报工作大多由联邦调查局及其他情报机构依法接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加入盟军后，其国务院及服务部门随之做出决定，要在西半球发挥其主导性影响，阻止外国在美国本土的所有地下活动，无论对方是敌是友。这一决定实际上威胁到了英国安全协调处在美国的地位。1942年1月，斯蒂芬森向孟西斯报告，美国国会所谓的《麦凯乐草案》要求所有“外国特工”注册，注册信息包括其职位、薪酬、职责以及所从事的活动。斯蒂芬森写道：“这使得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工作难以实施，因为要公开我们所有的记录和资料显然不可能。”然而孟西斯对此却不是很担心。他认为：“这项草案事实上并不会影响秘密情报局的活动，因为你是从大使馆领钱而不是通过银行。你的特工全都是秘密人士，除该组织以外不为任何人所知，而且美国人也不可能去调查你们的行动。”无论如何，“现在的秘密情报局行动还不够好，因为所有获自美国情报处的战斗力情报都需由驻华盛顿的英国使团递交”，他们已知道“美国已经参战”。后来，经过斯蒂芬森和其他人积极地疏通，美国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免除同盟国盟军特工的登记，他们只需私下里向其大使馆报告。
1944年6月的英国安全协调处组织结构图，表明斯蒂芬森的北美帝国从事活动的范围之广。
到1942年中期，安全协调处的发展顶峰已过（尽管斯蒂芬森一直留守到该组织于1945年结束）。1942年10月，孟西斯回应了斯蒂芬森增加员工的要求，答复并不乐观：“你的团队已够大”，应该考虑“裁员而非增员”。新年之际，空军准将佩恩（副局长）外出考察美洲的秘密情报局情报站，并同埃利斯讨论了局势。此时，孟西斯正打算采取强硬手段。他在1943年1月2日的电报中说道，“在纽约和华盛顿办事处的秘密情报局规模让我感到不安”。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增加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秘密情报局情报站的员工数量，并直截了当地指示斯蒂芬森“至3月31日止，纽约和华盛顿的情报处要减少25%的行政人员和25%的文书人员”。斯蒂芬森据理力争，他抗议“这25%的数字过于随意，没有任何的统计依据”，并指出，他管理的秘密情报局行政人员总数只有12个（文书人员数目也大致相同），减少了25%就意味着会减少3名人员。不过，他同意裁去负责南美情报的员工，但仍然抱怨佩恩的报告明显不利于他（“基于恶意流言的卑劣指控导致的是对我们行动的失实陈述”），并警告说，“如果英国安全协调处在此的地位受到削弱”，那么，我们“在这个半球取得的地位将逐步拱手让给琼斯[胡佛]”，“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这一论点似乎对伦敦总部也颇有影响，因为尽管美国的秘密情报局成员在逐渐减少，孟西斯却没有按原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减。
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情报工作
除1945年的安全协调处“官方记录”外，没有其他关于英国安全协调处工作的完整记录。显然，该“官方记录”是要尽可能清楚地展示组织工作，编写所用的记录后来都被销毁了。尽管纽约与伦敦间的无数电报大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但那些用外交邮袋传递的更具实质性内容的信件和报告却少有留存。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年报保存下来了（不清楚总共有多少这种年报）。此年报涵盖了从1943年3月到1944年6月间发生的事，还有一张有用的图片是关于战争后半期英国安全协调处情报工作的。情报部门下的3个科（每处各有2名员工）负责处理各种情报。报告科负责处理来自第四十八国[美国]情报处的欧洲战区报告，并筹办《西半球情报周刊》，制订关于第四十八国政治数据的报表和“联络职责”。到1944年中期，它的第一项职责由战略情报局伦敦办公处接替，战略情报局还拓宽了情报获取渠道，提供了更多的报告。瓦伦丁·维维安认为，尽管《西半球情报周刊》筹划精心而且颇有意思，但“它并非秘密情报局职能”，“不值得花那么多工夫”。对政治报告的评论与此相似，认为把它归为使馆工作更为恰当。一般情况下，政治报告“不以报告形式发至总部，只作为可用的背景材料等”。
尽管“监管处”从各方面讲“都只是安全协调处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却负责来自拉丁美洲各情报站的材料，实际上直接向伦敦报告，并在当地和加拿大转发一些相关的报告。“经济处”向伦敦的经济战略部提供美国和拉美的经济情报，所提供的材料中就有关于“美国国外财产托管人”活动的情报，其中包括控制敌人的公司如德国化工企业“法本”公司活动的情报。由于意识到该托管人正“准备开展一项”增加对拉美出口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铭记其中一些[敌人的]公司在上一次战争后已经重新受到德国控制的事实”，经济处（第四处）“决定继续秘密监视该托管人的活动”。据查明，该托管人正在同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公司谈判供货安排事宜，“正在孕育着不良影响的发展趋势”。该代管人没有向英国大使提交任何报告，“但英国政府却一直收到来自第四处的报告”。
秘密情报局在北美最大的情报处有5名人员，负责处理“XB”，即反间谍和“反颠覆活动”。该报告称，XB工作取得的成效为“逮捕、起诉或定罪”，由美国当局的“7个关键特工”和20名左右的同伴执行。该情报处自然而然地与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于1943年10月起联合调查共产党及其在南美洲的行动。北美秘密情报站的长期目标为“抵御印第安人行动”。在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官方情报后，秘密情报局制作了印第安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可疑人员名册。然而，在“最近几个月内”，美国官方及其他各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不愿就提供有关英籍印第安公民的情报进行合作。据说，这是由于“美国人排斥的是当下民众普遍接受的英帝国主义镇压印第安民族主义者这一思想”，而非排斥“任何官方授意的政策”。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向来是由已返回英国的个别员工从事，而且秘密情报局针对印第安行动的研究于1944年6月结束。
威廉·斯蒂芬森于1945年为英国安全协调处写就的《官方历史》称，该机构最大的成就是成功打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内部；与此同时，得益于特工“辛西娅”的美人计，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密码被安全协调处获取。官方史学界也称，特工辛西娅成功阻止了意大利试图劫走被扣押在美国港口的意大利商船的企图。秘密情报局文件中没有说明辛西娅在对意大利的情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但有材料部分证实了她在针对维希法国活动中的作用。1940年10月来自里斯本的一份报告显示辛西娅（伊丽莎白·派克女士嫁给了一个英国外交官，其丈夫在战争之前曾为波兰的秘密情报局工作）曾到华盛顿访问过。这份报告指出辛西娅可能会再次服务于这个机构，因为她和一位亲英派的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是好朋友。他年约四十，未婚，而她也非常地具有吸引力。这位军官和他的同事都“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帮助英国”，为英国当局提供情报。伦敦当局把这份合同交给了斯蒂芬森，他曾在1941年3月允诺每月给她250英镑的工资，试用期“3个月”，以第四十八国首都的外交界与外国人圈子来作掩护。
根据安全协调处的记录，辛西娅在1941年初夏与维希政府的新闻参赞查尔斯·布鲁斯关系暧昧，并因此为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来自维希驻华盛顿使馆的情报。这些情报如此之多以至于孟西斯都抱怨材料的数目过多，并要求48000站在递送材料时应更具有选择性，即这些材料应集中于美法关系以及来自法国海军专员的电报。1942年7月，他特意要求提供法国大使和海军专员正在使用的新密码的情报。根据英国安全协调处历史记载，辛西娅和布鲁斯假装成情侣，以便他们晚上可以待在大使馆，并且策划了一系列保证他们安全获得情报的活动。纽约报道说，第一次由于辛西娅太过紧张，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保险箱，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复制密码。据历史记录记载，他们后来成功了两次，得到了两份维希法国密码本的影印资料，但是在这份档案中却没有相关的材料来证实这一点。[426]
秘密情报局在拉美
英国安全协调处报告显示，1943年到1944年，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秘密情报局站的总支出不少于2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60万英镑）。这说明这些活动在全球的巨大扩张，这一数目是1939年到1940年财政年度分拨到这些地区的近十倍。1938年春，英国当地居民雷金纳德·“雷克斯”·米勒被委派到蒙得维的亚做南美洲海军专员的助理。外交部的格拉德温·杰布写道，他主要负责与情报有关的事情。如果可以避免，当局希望对他的任命不做过多的宣传。米勒是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商人，虽然他并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但他做得很好。他在南美洲一直从事与情报有关的工作，直到1946年。
除了收集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情报，战时秘密情报局在南美洲情报站的工作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主要是海军方面的情报，包括：按照伦敦在1939年9月下达给巴拿马情报站的指示，潜入墨西哥监视德国的行动，尤其是关于飞机和潜艇等的供给活动；像米勒在1940年2月有关乌拉圭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调查德国使馆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海上警报、游览等其他活动存在的潜在关系。第二类包括监测和渗透到当地的轴心国区域，识别敌方的情报结构并且评估其可能对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造成的潜在威胁。第三类是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包括配合斯蒂芬森领导下的安全协调处，在特别行动人员指导下采取的特别行动。在所有这些工作类型中，获取海军情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战争的前半年。有些工作会被排除在情报局的工作范围外，或许是因为客户部还没有确定权责范围。1943年，伦敦当局曾提议让秘鲁特工参与药材生意，理由是我们不是“只对”咖啡因的生产和出口感兴趣。
战争爆发后，米勒的秘密情报站的工作范围自然也扩大了。9月25日，外交部获悉，他曾雇用几个机构为经济战略部收集情报。到10月份时，米勒就开始抱怨说他的特工机构的工作量太大了，因此12月初他聘请了一个全职助理来全权负责秘密情报局在巴西的工作。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专员担心在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米勒的身体可能会垮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专员的大多数关于敌军行动的情报都来源于米勒主控的情报机构。专员称，“在其管理范围内负责收集敌军活动情报的机构”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材料，“他提供的材料如此有用以至于没有任何必要再夸大”。海军部做事情非常地果断，而且米勒最终也得到了一个助手。1940年初，米勒和其办公室的两名秘书获准每个月可花费160英镑以完善总部和8个分支机构的网络，以便于侦察乌干达的纳粹机构。5个月后他提出智利的情报站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他遇到了难度较大且需极强协调性的德国情报渗透问题。在智利，情报站每个月的花费为150英镑左右，并且只有8个至10个成员的情报机构，除了限制敌军的行为之外不能再做其他事情了。1940年孟西斯通过了米勒提出的让一个军官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开展工作的提议。1941年，亨利·希格曼少校（曾是马德里的护照管理主任，现在总部工作）被任命为“76000”，负责独立地领导在圣地亚哥的情报机构。
由于普雷特河之战，海军部对该地区更加关注。当时英国军舰迫使德国袖珍战列舰“海军上将格拉芙·施佩伯爵号”退缩到乌拉圭领海，并于1939年12月17日沉没。尽管这在战争初期是一个难得的成功，但丝毫没有减轻英军的担忧，仅仅面对南大西洋的德国船队就使担忧加剧，而其他敌舰，包括南美洲海岸的偏远地区隐藏的甚至用作补给的潜艇和用商船改造成的伪装巡洋舰，都能在战争中起作用，威胁着至关重要的英国海事通信。由于地中海封锁英国的商业运输，船只不得不绕道好望角才能到达中东和印度，以及远东和大洋洲。事实上截至1940年底，尽管德国飞机主要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展开行动，但也已造成54艘商船的损耗，共计367000吨。[427]
1940年5月，米勒报告，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已建立了船上监督机构，但由于漫长的海岸线，非常分散的人口和只有11个替补特工使得这项任务成为“相当大的困难”之一。米勒不得不主要依靠“几个位于这个海岸或附近海岸的孤立的英国人工作的农场”，并声称：“要把对当地情况完全生疏的特工运送到人烟如此稀少的地区，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往往需要数百名特工才能确保产生具体的结果。”他提出了“为这个目的而装备远洋渔船的可能性”。在后来的一个月里，一个替补特工回顾了他在智利经历的关于与漫长海岸线和分散人口相类似的挑战。此外，在圣地亚哥以南800英里的艾森省，有“占有很大比例的德国定居者”，而且，前一年夏天的“一队被认为是科学探险队的德国人”已经“勘探过全省”，且“毫无疑问已经非常彻底地绘制了这个国家的地图”。该报告以不祥的口吻说，这项工作并非受“智利政府之托”。由于组建海岸组织“不可行”，米勒提出了通过海上或空中进行监视的变通方案。
在伦敦，这被诠释为一个稳固的空中海岸监控提案。考虑到“成本巨大”，秘密情报局询问海军部“关于其可行性和价值”的看法。同时，米勒还提议，任命一名特工在当地石油公司的名义下从事调查工作。1940年8月，“由于有一架攻击舰就藏匿在巴塔哥尼亚的某个无人居住的小湾”，这项提议受到海军部的热烈欢迎。但这种安排只是权宜之计，于是，海军部在12月向秘密情报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让其通过空中监视“南美东海岸线，其中包括巴西南部、阿根廷和泰拉地岛和智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百老汇的秘密情报局美国处处长赫伯特·泰勒向一家石油公司的主管咨询后得知，即便排除了可能遇到的任何当地的政治问题，那项计划在建立和运行的第一年就将花费一万英镑。1941年1月泰勒指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充满困难的”，但由于海军部“非常渴望这项计划能实现”，他只好回复，“在我们说无能为力之前，要尽一切可能去探索”。
米勒在蒙得维的亚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涉及为阿根廷南部一个拥有牧场的英国经理购买一架飞机。而其余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可以聘用商业飞行员。他认为，“可以按月支付薪酬来说服其作为空中观察员”，而拨给监视智利海岸的资金可以提供给一个当地的英国牧场主人，“以个人名义购买的私用水陆两用飞机”来掩饰。米勒估计，如果“不计飞机的成本”，每年就只有2500英镑的花费。取得外交部和海军部的批准后，在1941年3月同意购买飞机。但是，这项交易被拖了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从美国获得飞机要比通过英国渠道购买“更快捷”。一名官员注意到“如果空军部被卷进这件事，然后就还有飞机生产部，这似乎等于说，我们得等到战争结束才能获准购买飞机”。虽然已经从美国订购了飞机，但还没有交货，一些当地的英国支持者提出由他们自己购买一架飞机“作为其对战争的贡献”，米勒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同时飞机库和飞机的起落跑道都必须建在沿着海岸的农场，并给飞机和飞行员都买了保险（一个不错的修饰）。1941年12月13日首次调查开始运行。“眼线”向米勒报告：“无法飞越所有的海岸线，但能看到较大部分的地区。目前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他推测，一架英国飞机在海岸线不定期飞行“可以作为对敌人活动的威慑”。泰勒在伦敦表示，这份报告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非常高兴侦察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事实上，后来的飞行也没有发现敌机或潜艇。在智利的海岸监控与此相类似，涉及一架飞机和一艘80吨的帆船，也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活动，虽然在1941年11月智利警方消息人士提供了可靠情报，大意是“东卡斯特罗曾报道了一个国籍不明的潜艇”，这表明这项工作可能并非是徒劳无功的。
最大威胁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因为事实上，1940年至1941年是对情报需求最高的年份，当时因为还不能破译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而获得宝贵的“真实”无线电情报，海军部渴求任何来源的情报。钱显然不是问题。早在1941年，米勒提议，向一个心怀不满的德国大使馆雇员购买攻击舰位置，包括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的情报。对于这一提议的可行性，哈伍德上将——皇家海军的南美舰队司令并不以为然，尽管认为“鉴于目前攻击舰的位置”，应该继续寻找情报来源。米勒报告说，已规定关于情报交易的条件——即该情报必须为真实的，而且必须要说明“攻击舰的名称、装备、速度和至少15天的大致行踪”，报价为105000阿根廷比索（约6250英镑）。尽管他还警告说，“这可能构成骗局：第一，引领我们的舰队落入陷阱；第二，改变舰队的航向”。但伦敦在3月3日仍然同意了这笔惊人的费用（相当于当前20多万英镑），而且指示米勒继续干下去。
四天后就有了情报，但“眼线”未能满足米勒的所有条件。他报告说，一艘11000吨级的攻击舰，名为Handelsschiff或Hilfskreuzer（字面意思是“商船”或“辅助巡洋舰”），悬挂着英国国旗，定于3月15日至16日在非洲海岸几内亚湾的安诺本岛附近指定位置进行补给。米勒建议说，“尽管线人没能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但在我看来，情报是真实的”。当然，线人十分渴望得到偿付。经过两个星期等待后仍没有听到什么其他消息，他告诉了米勒他的怀疑，该攻击舰已被皇家海军捕获，但“秘而不宣，试图骗取他”。不过，他“还是愿意继续玩下去，如果他并非‘上当受骗’的话”。伦敦方面通知米勒（只限于他本人知道），“由于攻击舰的活动可疑，对其拦截的企图在最后时刻不得不放弃了”，但他可以告诉他的线人，“由于最后时刻出现机械故障，所以他的报道无法证实”，而且“由他酌情决定”，他可以“为表示诚意，支付线人500（重复‘500’）英镑”。通过承诺依然给予一笔非常庞大的金额（相当于超过1.8万英镑），就是为了让提供消息者满意。很显然，百老汇不仅把米勒关于德国大使馆的消息作为极具潜力的来源，而且非常渴望获得这种特殊类型海军情报。这一事件说明，只要能招募到可提供非常具体的、能够满足武装部队实战需要的情报的优质特工，秘密情报局还是愿意付出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档案没有透露支付了500英镑与否），情报来源枯竭了，秘密情报局不得不依傍更广泛的、不可避免的、更多风险的海岸监控网络来保持对德国攻击舰的警戒。
珍珠港事件后，阿根廷和智利对情报的关注得到强化。据认为，自从他们成为为数不多的与轴心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会“提供比其他南美国家更好的机会”。1942年2月，空军部提供了对日本飞机制造业的问卷；国防部希望任何从日本来的旅客都被询问关于军队的看法（比如：“你看到过在港口或那[原文如此]附近有热带装备的部队，包括坦克吗？”）；秘密情报局的经济处希望获得日本工业界和战略货物供应的大概情报，以及敌人采取的“躲避我们和对美国经济控制的”任何权宜之计；而反间谍五处想要“关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特工组织的，以及他们对中立国的外交交往的‘详细情报’，尤其是西班牙的”。毫无疑问，这反映出对于秘密情报局的活动，第五处坚持“轴心组织对当地警察部队的影响力必须通过不断地加强监督”，以及对“高官行贿”的可能性。1942年3月，主张“阿根廷呈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担心轴心国在其内部搞政变，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几乎是惟一剩下的对敌国特工控制比较自由的国家”，米勒要求一个月的额外的885英镑去调查日本的活动。当关于这个问题的花费被提交到伦敦时，泰勒为米勒辩护道，“日本活动”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如“为袭击者建立海军基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75000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工，我认为事实已经表明，我们能够相信他能明智地花钱”。一年后，米勒再次强调在阿根廷工作的重要性，“在一个南半球敌人猖獗活动下保持自由领土的国家，敌人是根深蒂固、花钱大方的，并开始于我们许多年前”。他还就把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出让给美国人一事提出警告，并称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就这个国家[英国]而言，把这个大陆不分种族或偏见地团结起来，使其成为第四十八国[美国]的势力范围，而我们在此范围中的利益只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建立在一个虚假论题上的政策，”他继续说，“我们在这个国家以前有，而且现在仍然有影响，这种影响即使我们可以，也不能转入我们的第四十八国盟国。”
米勒的另一任务是负责秘密收购纽约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其中最优先的供应要求是公制机床部件，据称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特别用于博福斯高射炮制造的部件。这些只能通过瑞士的“机器和工具制造商”（他们能够在货物出口前得到德国过境许可证）获得。因此在蒙得维的亚的秘密情报局，正在“通过阿根廷商行的‘幌子’”努力获得这些部件。米勒也获得了其他物品，如手表、钻石，大部分都是直接地从走私者手里获得。1942年4月，当他要求额外的帮手来协助他时，伦敦方面对秘密情报局的这些做法表示了质疑。瓦伦丁·维维安虽然勉强承认这项工作“对战争成就的重要性”，却认为这仍然“没有改变它超出了我们许可范围的事实”。瓦伦丁·维维安问道：“从秘密情报的角度来看，这是否意味着‘75000’继续做这种欺诈交易和走私是正确的？它很可能引起人们对他更合法工作的注意，以及完全可能导致公开要求他离开该国。”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米勒可能是“惟一一个有了‘想法’立刻就做的人”。因此，这似乎也决定了他成为收取经济战略部额外费用的编外职员。
南美的秘密情报局与英国外交官的关系普遍不错。早在1942年，雷金纳德·米勒在回顾他管理该地区主要情报站的三年半时光时曾指出，尽管他觉得大使“总是嫉妒他们的特权”，但自己与他们“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争议”，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每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大使都“毫不犹豫地与我讨论”，“并常常询问我对其感兴趣问题的意见”。此外，在蒙得维的亚，雷金纳德·米勒发现新大使“几乎把我当做他的非正式顾问”，这是一个“对我们的组织有明确优势”的情势。但这可能也有不利之处，如，在利马的秘密情报局的特工曾于1940年5月向米勒抱怨，使馆工作人员“总是把他看做当地的私人侦探”。但米勒认同使专业外交官保持愉悦的重要性，并在1945年5月描述说，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了一年多临时代办的伊夫林·舒克伯勒，在不久后去布拉格接受新任命的途中将在伦敦停留。他“还是一个年轻男子（三十多岁）”，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我认为他会有很长的外交生涯”。由于他对“我们的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甚至并没有不尊重它的功效”，米勒认为对舒克伯勒来说，“有幸与总部进行谈话将是个好主意”。这个建议很令人感兴趣，因为“P.12”在7月会见舒克伯勒时，表达了“对75000工作的极大赞赏”。但米勒的预测是合理的，因为舒克伯勒（后来的伊夫林爵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了外交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继续了他杰出的外交事务职业生涯，并且后来成为驻意大利的大使。
亨利·希格曼在1941年7月抵达智利时发现，该地区的英国外交官们不反对为自己做一点儿特工活动。就在圣地亚哥的整个英国使团而言，他报告称“秘密情报”被认为“正好是每个人的业务”。现有的头号特工（理论上是在蒙得维的亚被米勒领导）不是很优秀，因此海军武官事实上成了秘密情报局的特工，并已建立了自己的特工网络。希格曼公正地认为，把秘密工作与常规的武官职务相结合是非常危险的，面临这个“非常现实的”的问题——他的同僚现已卷入而且如此热衷于“C”[秘密情报工作]，他感到如果他不能保持深谙未来发展趋势，他可能会感到痛心。而且希格曼认为使馆“一秘”正在经营“自己反对从事”的广泛的情报搜集行动。这包括“很公开地联系和管理——至少应有最起码的安全预防措施——若干非常可疑的外国特工”。而且，最糟糕的是，一个精心安排的电话窃听行动竟然就发生在英国大使馆之内。希格曼获悉，窃听一德资银行的电话产生了“最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他非常关心大使馆是否已经受到威胁以及它的安全程度。
希格曼着手整理在智利的秘密情报局行动，裁掉他接管的一些不合格的特工，其中包括一个自称与德国情报局有密切联系的“有吗啡瘾的法国人”，一个反希特勒的前德国军官和一个“智利籍[原文如此]爱尔兰人”。他想取消大使馆的电话窃听行动。但是他发现电缆不能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移动，于是他就在地下室建造了一个特殊的房间。1941年12月，德国大使馆宣传办公室和两个银行的电话被定期监听。1943年底，圣地亚哥站被关闭，希格曼回国。他报告说，电话和邮件截取是情报的最佳来源之一。两个操作员可同时监听最多8条电话线。关于邮政工作，希格曼说，他可以“获取、检查、影印，并将流通邮件返回到任何邮箱”。
与外交官的关系可能因最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令人烦恼。1942年3月，英国总领事从纽约寄发13箱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设备到智利。虽然他已经指示把他们称为“办公家具”，航运文件（给英国大使）上却写道：“秘密，英国机密材料，净重量不透露，申报价值不透露。”孟西斯称，尽管这不是他的错，但这种“愚蠢的行为”可能“惹恼在圣地亚哥的大使，致使他对我的特工产生偏见”。有时候，担心的事情往往就会真的发生。9月份，希格曼的副手在秘鲁报告，“他的头号特工414和被解雇的下级特工416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结果以殴打而告结束”。好像是领头特工诈骗了下级特工的钱财，“扣发了他们一部分工资”，为了报复，下级特工“开始援引英国法律起诉特工414，领事馆被作为414的假定雇主一起遭到起诉”。一个与领事馆有联系的当地律师被派去“驳回这个奇异的事件”。此事在伦敦敲响了警钟，泰勒担心失和之事造成的潜在损害，尤其是在英国。考虑到此事“可能对利马的YP[英国公使]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他建议希格曼立即到秘鲁去处理此事，“只要能够避免，让利马的YP不要再向ZP[外交部]发送关于此事的电报”。令人高兴的是，希格曼能够上报的情况“似乎没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公使很“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没有再电告外交部”。
1942年，情报局决定派遣一名特工到古巴从事反间谍工作。这个方法过去常用于建立商业安全掩护，这说明情报局如何能够轻易地与私营公司合作，尤其是在战时。该官员曾在哈瓦那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第五处的费利克斯·考吉尔认为，应告诉该公司经理一些理由，说明“重新雇用他是因为符合国家利益”，并且“要让他知道，鉴于公司在那里有可能不断扩大，他在古巴还需要一个代表。经过适当的考虑，他可以认定[该官员]就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考吉尔认为，如果这样做，这会将公司办公室谈话“减少到最低限度”[428]。在另一案件中，一家英国公司因为战时的业务下降打算辞退他们在阿根廷的代表（他是卓有成效的秘密情报来源），情报局以支付他的一半薪水来说服他们继续留用他。
为许多中立国准备的、核对秘密情报局敌特嫌疑人情报的《紫皮书》。
本图节选自巴西卷。
南美的秘密情报局成功地发现并反击了轴心国特工。1940年3月米勒报告，一名特工挫败了轴心国特工企图在蒙得维的亚破坏英国船只的阴谋。一名下级特工“用沙袋击中了破坏分子头部，盗走了他的手提箱，现正将其中一颗炸弹上交给国内的海军情报局局长”。1940年5月这名特工获得了“纳粹党最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内部会议的速记便条，便条显示了大量第五纵队在阿根廷的发展情况”。10月，他报告说，为了能够渗透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国大使馆，希望“通过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知名英国人的德国情妇和大使馆话务员取得联系”。这些人都不知道秘密情报局的兴趣所在。实际上，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就很难利用他们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从相当大的乌克兰地方社区中，也获得了德国努力说服他们“成为纳粹分子”的“可靠合理的情报”。利用媒体和航运处人士，米勒收到了中立航运大多数乘客名单的副本。通过[特工]75141和他的线人，“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即将离开的乘客，和对可疑进出口货物及其性质的非常准确的详细说明”。米勒强调，核对这种材料是个相当大的挑战。他写道：“排列众多琐碎情报，成百上千的人名卡片索引，每天两到三页向我汇报的报告，打印乘客名单，从西班牙接收数据转换，事实上，还有101条任何组织固有的细节，都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
类似的工作是——站又一站重复所谓的《紫皮书》（依照其封面颜色得名），逐国列出敌方人员，其中一部分在档案中保存了下来。以1943年10月乌拉圭为例，这些人被归为五类：A.“已知或可疑的间谍特工”；B.“已知的和可疑的特工、告密者和下级特工”；C.“轴心国或亲轴心国的人使用显著职务作掩护进行颠覆活动”；D.“代表敌人利益的人”；E.“第五纵队嫌疑分子”。前两类是“所有已登记在册的案例”（反间谍目标），而其他类别的人，“我们相信他们会同向他们提供援助的人或本身是更高级别的人打交道”。在乌拉圭文本上的174人，15人属于A类，38人属于B类。相比之下，1943年12月巴西文本包括A类238人，不过它不像乌拉圭卷那样列出大量的在当地法院已被审判和被裁定的犯特工罪的人员名单。在秘鲁的做法又有所不同，是以主题类别划分文本，如“商业特工”、“盖世太保”、“秘鲁轴心国合作者”、“破坏者”，等等。利马情报站报告说，对于1941年确定的87人，43人已被“驱逐出境或遣返”，这反映了盟国和当地共同努力压制轴心国在该国活动的成功。
在南美地区的其他工作逐渐演变成了特别行动处的活动范畴。而且，这里的行动有时会与在纽约的48000情报站的行动发生冲突。1941年3月，里约热内卢秘密情报局代表（1940年4月成立的一个分站）向伦敦方面投诉从纽约派到他那里的一名官员，“受聘于我”的“特工75265”，“同时又为48000做一些我完全不知情的工作”。事实上，特工75265参与了一项由特别行动处策划的特别行动——旨在破坏飞行于意大利和巴西之间的意大利洲际航空公司飞机的行动。该航空公司在航线上往来运送“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邮袋、信使、特工、钻石、铂金、云母、拜耳化学品、宣传电影、书籍及各种人和材料”，被看做英国对抵御纳粹占领欧洲的封锁线上的严重漏洞。部分原因是因为巴西总统瓦加斯的女婿之一是该航空公司的主要技术总监，巴西人拒绝以任何方式限制洲际航空。里约热内卢站的负责人认为，破坏活动将只是暂时地干扰该航空公司的服务。更有甚者，会给巴西的德国人以相互破坏的口实，“他们对我们利益的损害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的损害”。在特别行动处同意放弃这项计划后，在纽约的英国安全协调处提出了另一项计划：伪造一封由意大利航空公司总裁写给在巴西的意大利行政主管的信。安全协调处（使用一封巴西秘密情报局获得的真实信件）为把信件做得逼真和细节无误，投入了大量工作。1941年11月，成功制作了一封辱骂巴西总统（为“肥佬”）并指出该航空公司的背后是巴西反对派的信。通过美国驻里约热内卢的大使馆把该信泄露给巴西人（美国人完全误以为它是真的），最终获得了理想的结果[429]。该航空公司在巴西遭到关闭并被没收了所有资产。
1942年初，巴西与轴心国断绝关系。里约热内卢的秘密情报局报道了美国大使馆的看法，认为“洲际航空信件”是“说服总统瓦加斯转而反对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秘密情报局从未向美国人澄清它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且为其欺骗巴西人的成功而窃喜。因为（据里约热内卢站负责人所说）驻巴西的美国大使杰弗逊·卡弗里和一些激烈恐英的美国人不断进行反英活动，甚至在美国已经参战后也是如此。尽管此地英美关系紧张，但整个地区却呈现紧密合作的情形，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是如此。1940年11月，伦敦方面制定了一项总原则：所有关于美国人利益的情报都必须向他们报告。1942年1月末，里约热内卢的秘密情报局特工再次指控特别行动处派到巴西的特工“知道关于我们的太多，他们没有显示足够的判断力。我认为至少这里，秘密情报局远比依赖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处更重要”。3月，特别行动处趋向于扩展其在南美洲的活动，但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随着南美各国政府开始与同盟国站到同一战线，1942年底，轴心国在该地区的威胁逐渐消逝。10月30日，斯蒂芬森在纽约给孟西斯发电报说，鉴于秘密情报局在南美地区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提议结束该地区的特别行动”。孟西斯回电说：“我确信那是绝对合理的提议。”
秘密情报局在远东（1939-1941）
在战争的头两年，英国的战略重点首先集中在英国本身，其次是其中东、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在远东，日本直接挑战的可能性虽然令人担忧，但英国在那里几乎没有部署什么资源。欧洲战争开始时，秘密情报局在远东有5个主要的分站。在上海，退伍老兵哈里·斯特普托几乎提供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在北京，弗兰克·希尔主要致力于中国北方的军事情报。香港站由亚历克斯·萨默斯一人唱独角戏，负责从法属印尼、整个中国西部、横跨中国南部一直扩展到东部台湾岛一线的情报[430]。查尔斯·德雷奇少校经营一个单独的分站，自1933年以来就以香港为基地，主要负责日本军事情报。1939年，对该情报的需求迅速增长，但秘密情报局装备不够充分，难以满足这些需求。1940年夏天，德雷奇的情报站迁到新加坡。在那里，三军情报机构——远东联合情报局早在一年前就搬迁于此。领导新加坡站的杰克森·海兹·格林少校，是一个在缅甸有着20年情报经验的军官，曾在1938年被任命为国防安全主任助理，负责缅甸、马来亚、暹罗（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情报工作。秘密情报局像英国防御安全系统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在欧洲投入了足够强的力量以应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挑战，无力顾及远东，所以，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被大大地（而且是自鸣得意地）低估了。
1940年在远东新建了两个站。一个站在重庆，以驻英使馆新闻参赞的名义为掩护。沃尔特·戈登·哈蒙主要（和困难）的职责是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情报部门联系。哈蒙是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英国人，曾被中国盐税机构管理部门聘请。另一站在马尼拉，一个名叫杰拉尔德·威尔金森的英国商人负责该站，其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孟西斯一起工作。威尔金森以菲律宾为起点，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的特工，其责任（如孟西斯告诉外交部）“主要是找出经济战略部需要的确切情报”。其实，自1936年以来，威尔金森一直在香港工作，不仅负责菲律宾的防御工作，而且还涉及对日本的渗透。1939年10月，他报告说，一个熟人可能会保护“一个日本人或说日语的菲律宾人”去日本，“并以收集海军情报为目的在一些海军基地停留”，但似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此期间，威尔金森与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当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证明这对英美联络非常有利。
除了全神贯注于日本和日本在中国的目标，远东秘密情报站也受命提供关于苏联的情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对情报关注显著提高，1939年12月下旬，百老汇宣布：“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渗透现在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苏联的情报，而且因为其作为一个可能的德国基地。”它指示远东站，“在不久的将来获取上述情报的适当资源”。似乎只有两个情报站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新加坡站发报称，一个“本地俄国人”已自告奋勇为他们工作，并询问上海站是否能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签证以及到俄国港口的轮船班次。上海站对这两个问题都予以否定答复，潜在的特工因为这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提议”而拒绝了这项使命。来自香港的反应最初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秘密情报局特工目前正“为购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新计划而谈判”。虽然来源（一个白俄人）“完全是一个流氓”，他“迄今始终在解救他的货物”。1940年9月的确递交了一个“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的报告”，但后来的记录（其中介绍了这个俄国人是一个“长期酗酒的酒徒”，“完全不可靠”）表明，该报告“没有什么价值”。
该地区秘密情报局的问题之一是，它的特工非常“长寿”，加上远东官方或私人交际圈里普遍存在着不安全的各种闲言碎语，以及低估敌人的几乎致命的弱点。这意味着，秘密情报局特工的身份众所周知，他们在1939年至1940年建立情报站点的努力势必受损。百老汇的一个官员在1940年曾在东京大使馆工作，后来沮丧地反思说，日本警方已经能够给他“一个秘密情报局在中国工作的相当详细的大纲”。他补充说，斯特托普和希尔的活动，“被远东地区的大多数欧洲居民知晓，因为所谓的大使馆掩饰并没有很大作用，除非一个人除了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外还兼做某一明确的使馆工作”。1939年，在日本和台湾的监督组织已移至新加坡，但当地犹太社区成员向警察举报，德雷奇在南非出生的助理是纳粹特工，情报组织遇到了安全困境。1940年1月，德雷奇迁回香港，但似乎并没有能够坚持递交报告，尽管之前的许多报告已在伦敦标示为“具有极大价值”。渗入日本的更多努力无一成功。德雷奇尝试制订出一个以美国太平洋海岸的日本社会为基础的网络，但也仅限于几份初步报告。有关日本安全部门的警惕和多疑的进一步证据是，1940年1月，英国居民文森特·彼得斯被拘留，后来因从事“军事和经济特工活动”而被判8年徒刑。[431]
1940年7月，远东联合局情报参谋长怀利上尉，提交了一份对该地区秘密情报局工作进行严厉批判的报告。不仅是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贫乏，而且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几乎不能相互合作。怀利建议任命一个区域主管去处理这些问题[432]。孟西斯接受了批评，并要求戈弗雷·德纳姆审查有关情况。德纳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上海分站的前负责人，英属海峡殖民地警察局的监察长，从公共机构退休后从商，在1941年2月访问新加坡。他赞同怀利的意见，认为应派遣一个地区管理者解决这种情况。在孟西斯的催促下，他自己从事了这项工作。8月，他在新加坡的远东联合局内成立了“69000”分站，并受伦敦方面指导，去“监控所有在远东的特工”，接受“分社对他们工作的批评”，和为秘密情报局“获得问卷调查”。
虽然德纳姆能够改善秘密情报局与远东联合局的一般关系，但他对日本军事情报的缺乏也无能为力。1941年10月，一则远东联合局关于“情报来源”的评论对秘密情报局非常不利。三军情报局对紧急行动的相关情报需求与秘密情报局获取大量的政治情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还有一个关于把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和情报成效进行整合的问题。任何一个秘密情报局在远东联合局的缺席都会加剧这一困难。孟西斯最初的想法一直是使德纳姆成为联合局主席团成员，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远东联合局的观点是，有最新技术资格的海军和空军人员，可有效取代秘密情报局的人员。这种情况实际上既不实际，也不是秘密情报局代表所愿见到的。然而，秘密情报局在远东联合局中的缺席使审查中对该组织的压倒性批评变得容易。秘密情报局被视为过于独立，“许多没有经远东联合局事前查阅的电报直接从秘密情报局发送到伦敦，似乎是在远离真相，浪费公款”。如果大多数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先提交给远东联合局作评估，再寄发到伦敦，这将会更好”。
该报告还对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覆盖范围进行了详细评论。在“北部地区——包括满洲国（满洲）”，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毫无疑问，目前北京的特工不能继续执行此情报工作，也无法发展它。万一日俄战争爆发，鉴于该站在其中的重要性，任命一个一流的人到北京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日本和日占领土的情况是“稍微令人满意”。他们“正从马尼拉以很小的规模渗透”，过程虽然缓慢，但“前景不错”。有人建议，“或许可以从南京得到”更多情报。中国南方和泰国的情况正在“改善”。法属印度支那“相当不错”，但过于依赖法国资源。有人甚至指出，没有从秘密情报局收到“关于苏联在贝加尔湖以东的空军情报”。最后，报告慎重地落脚在对无线电情报的供应这一问题上，其对秘密情报局的报告显然不满意，包括提到“从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