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和荷兰
登陆日之前，克莱伦斯情报网已经在不断地为秘密情报局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例如加莱海峡的防御工事图，比利时港口的德国防御设施的详细资料，由比利时通往法国和荷兰的军队及列车的数量，德国空军在该区域的一系列机场信息，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部队即将到达比利时的消息，等等。该网络还从德国取得了关于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米——262[477]的喷射发动机的注解，并且继续搜寻有关胜利武器V-1的资料。1949年5月中旬，百老汇比利时分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吉普森汇报，由于事先估计到将要面临的局面，克莱伦斯情报网提议重组联络方式。为加快情报流通的速度，他们建议把情报网分为九个小组，每个小组配备一部无线电和一名“升天”装置收发报员。比利时仅有的一名代号“游戏者”的“升天”装置收发报员，在1943年初就已经投入工作，但是目前因染病被迫“彻底休息三个月”。另外一名由他培训的收发报员，在1944年3月已经被捕了。尽管伦敦很愿意帮忙，但是熟练的收发报员不可能凭空产生。科恩中校核准了一台无线电配两名收发报员的计划，“从目前可以到职的最优秀的特工人员中精心挑选的人员”，“将尽可能在下个月”被派出。供三名在当地雇用的“职业无线电收发报员”使用的密码和设备将空投过来，同时，“另外的无线电报务员（三名‘升天’装置收发报员，三名无线电话务员）亦将陆续到达”。最先的三名接受过“升天”收发报训练的特工已于7月4日通过空降到达，另外的六名报务员将于一个月后的8月4日和5日陆续到达。其中一名特工得到特别指示，留意“德国的铁路运输安排”。考虑到有关渗透特工的安全问题，避免他们携带任何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的东西，比如一盒英国产的火柴或者一块巧克力，记录中有他们被杰姆森搜查了两次并“被护送人员护送离开机场”的文件。
帝国军事博物馆，克莱伦斯情报站，第5柜
德国在加莱海峡的防御工事草图，由克莱伦斯情报站特工制于1943年11月。
布鲁塞尔于1944年9月3日被解放，紧接着隶属于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局到达该地。10月18日，伦敦告知其负责人，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他必须加快情报的传送，集中精力于“作战情报的供给”，“不仅提供对方前线的信息，也应当充分提供两翼的情报”。为了继续在荷兰发展，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成员组成秘密情报局站点的核心，并在最初与正在布鲁塞尔重组的比利时安全局[法语]保持联络。由安全局负责人费尔南·莱佩吉陪同，吉普森于9月2日抵达诺曼底的阿罗芒什，并于两天后到达比利时，以首都饭店为据点。他此行的首要目的是V-2飞弹（关于V-2飞弹在荷兰北部实验的相关报道仍在传递过程中）和对德国的渗透。9月15日，据吉普森报告，他已经派遣了一名克莱伦斯情报站特工进入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下个月即将到达的特工筹备一个接待委员会。
到1944年，秘密情报局的荷兰分处——P.8处已在当地布置了五个联络网，据说有三十台左右的无线电设施。这些联络网与荷兰调查局和特别行动处（它们在荷兰的并立机构）以及荷兰特情局（它们在荷兰的对应机构）同属于一个常务委员会。与这个伦敦组织相对应的是荷兰内务部队。这个部队是为协助荷兰抵抗行动而建立的。荷兰内务部队于9月在布鲁塞尔设立了总部，其成员包括秘密情报局和荷兰内务部队特别行动处的代表。9月2日，第一批盟军部队越过荷兰边界以后，公众普遍认为荷兰很快就会被解放，地下反抗组织也加快了他们的行动，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将被号召进行，以辅助盟军的进程。但是，雄心勃勃夺取阿纳姆莱茵河桥头堡的行动惨败，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整个冬季的军事僵局。在敌后，德国从法国和比利时撤回保安部门，加强对荷兰的管制，以此惩罚其草率行动。食品供应瘫痪，民众极端贫困，据估计有15000人死于饥饿，这些悲惨的遭遇由秘密情报局通过无线电的方式告诸世人。荷兰政府签署很多授权信件，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救济，也通过荷兰以及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得到落实。
已经搬到埃因霍温的第二情报支队，继续提供作战部队的信息，并且作为来自伦敦和穿越敌线的特工的交换点。据报，1945年初在德占区大约有十三台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设备，但都是以荷兰为基地。秘密情报局团队也开发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有价值的新情报来源，即打进一个荷兰电信公司的私人电话网络。这一网络连接着电话公司办公室和遍布全国的雇员的私人住宅电话。使用某一部这种在盟国控制区的私人电话，和敌占区联系点之间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通过这种联系，特工可以提供大量的高效战略情报，以至于可以组织许多针对特定目标的空中打击。然而，在荷兰最后一场战役期间人员伤亡非常严重。由英国输送或者渗透入敌线的89%的特工中，有39%被捕了，28%被枪杀或死于德国集中营。
德国阿登尼斯反击战（德军的最后一场主要攻势），于1944年12月16日发动，毫无悬念的很快就被击败了。某段时间布鲁塞尔的新站似乎不得不处于作战情势。伦敦指示要警惕“意在建立一个有力的敌后潜伏组织”的比利时网络。几小时内布鲁塞尔回复：“现有的特工，水晶计划和正在运作的第八处被要求立刻开始监听。后续部队被送到列日地区。”然而德国的反攻很快就失败了，而且后续部队也没有跟上。鉴于良好的情势，1945年2月初，伦敦取消了无线电计划以及至少十四个比利时网点的操作密码。除了对德渗透，布鲁塞尔站从那以后变成战时部门，和安全局联络，并考虑和平时期秘密情报局在德国的组建问题。
瞄准德国
柏林站在战争爆发之际关闭，其剩余的功能转移到伦敦。虽然战后一些较好的站点重新活跃起来，但是大部分特工仍然无法联络。战争期间困难益增，少数在伦敦和第三国的德国特工还在继续活动。到1943年春天，由英国执行的对德行动已经变为由第六分处负责，成为伦敦的一个待命点。这是由雷金纳德·西蒙·加利纳少校领导的。他出生于英吉利海峡上的一个小岛，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法语和德语，20世纪30年代末任教于德国的布雷劳斯（弗罗茨瓦夫大学），并于1942年7月通过情报分处（类似于第六分处的组织）加入秘密情报局。在这个分处协助他的是一位德国熟手，一名情报局战时老兵以及另外一名干事。这名干事出生并受教育于汉堡，他是一名专门持有特许证的会计师和对德商业银行家，于1942年加入秘密情报局。
1944年秋，情报局开始布置德国分处的重建。11月，德国柏林代号“120000”的前特工，被1944年的老第六分处官员重新任用。陆军上校G.M.保罗·保尔森（“德国代号12600”）在伦敦期间，得到巴黎秘密情报站通知，由他指挥第二情报支队，积极为对德渗透作准备。第六分处官员在伦敦的德国战俘中寻找有潜质的特工，主要目标是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人士，以及其他不具有明显理由支持纳粹的人员。但是，1944年11月的一份报告陈述，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也很不明显。仅派出了四支小分队。“艾文”，苏台德社会民主党成员，于1944年5月从亚得里亚海边被派到苏台德区，“到目前仍没有消息”。“脆屑”和“兰斯”，一名英国和一名德国前囚犯，“1944年4月10日、11日前往执行任务，通过无线通信话务员联系。但是1944年9月中旬就杳无音信了”。“脆屑”是35岁的菲利普·富兰克林·夏米尔的代号。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德国人，成长于德国，德语就像是他的母语。情报局于1938年到1939年间雇用他。那时他正好去德国进行了几次旅行，趁机拍摄机场并收集有用的军事信息。任务结束后，作为一名在埃及的对德战犯审讯者，1942年抱着“在战争结束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的信念，他向秘密情报局提出“到德国去”。“我完全支持他去，”一名百老汇的官员记录道，“绝不允许放掉任何一个有潜质并可以信任的人渗透进德国。”夏米尔和他的德裔无线电话务员潜入德国不到两年，一切都结束了。战后对德国安全官员的审讯揭露，在他们到达莱什克不久，夏米尔就被出卖了。盖世太保为了让他为他们工作成为双面间谍，对他施行了“非常残忍的对待”，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他的最终命运仍不能被确定，虽然一份报告宣称，他被关押在柏林的一座监狱，并于1945年在盟军的一次空袭中死亡。[478]
第三小分队由两名德国人“哈米什”和“杰弗里”组成。“行动于1944年9月5日或6日进行，但是降落到了错误的位置。特工被南斯拉夫游击队抓获了。我们等候他们被释放。”第四小分队（也是两个德国人）也降落到了错误的地方，并且也戏剧性地“降落在斯洛伐克而不是维也纳周边”。一名被斯洛伐克游击队捕获，另外一名“杳无音讯”。即使向伦敦报告幸存的特工，也不清楚他们能否收集到非常有用的情报。他们一般提供的都是单纯的（观察）报告，例如敌人军队的活动，几乎没有用处，除非这种情报（比利时克莱伦斯情报站论证）被大量获得并且有许多来源。另外一方面，德国人如果能够深挖并且维持他们在西线的防线，相对它的实际瓦解速度，如果德意志帝国能减慢解体速度，那么低级别的战略情报对于盟军的前进将是有价值的。
1944年9月中旬，一名经验丰富的帝国中央保安局高层情报官联系了在巴黎重新开设的英国大使馆，并且解释说他是由他的上级指派，执行一项和英国政府建立联系的特殊任务，还特别提到了丘吉尔和范西塔特勋爵（以前是罗伯特爵士）。根据要求，他列出一个计划概况：许多反对希特勒继续进行战争的德国人要求与英国合作，避免德国被毁灭，以及工业基地被苏联、美国和法国瓜分。他补充道，这种情形只会导致德国被吸收进苏联的势力范围，是肯定不会被英国接受的。他申明，虽然他不能描绘一个有组织的秘密反抗活动，但是他的直接上司同国防军[德语]、工业界以及同行有非常广泛的联系。在一份最初的任务报告中，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德国军事部署和即时计划的有用战略情报，包括破坏荷兰——德国的边界地区的计划。他指认了一些德国在荷兰和法国的间谍，提醒德国从逮捕的荷兰特工对阿纳姆登陆有较深入的了解，指出威廉明娜女王随从人员中有一名荷兰间谍，提及通过海路由爱尔兰潜入间谍的计划，并且描述了德国国内的秘密抵抗运动。他的工作得到了百老汇的信任，因为“明显是德国阻扰同盟关系计划的一部分”。
外交部和安东尼·艾登（外交大臣）同意授权秘密情报局对他进一步盘问。但是，他仅仅获悉苏联和美国政府知道自己的到来，并强调没有给他任何政治上的建议。随后，弗兰克·福利在巴黎对他（现在代号“字典”）进行询问，推断出他是“高层的重要一员，已经完成了早期审讯。他的证据将被证明是非常珍贵的，并且让我们对德国国内政治、军事和帝国保安部[德语]圈子的认识得到极大的加深”。在福利建议下，“字典”被带到美国接受更深入的询问。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他成了秘密情报局关于德国反间谍工作中最为多产的活人情报资源，发掘了大量有详细组织和历史关联的情报（比如芬洛事件），以及一些知名人士的详细资料，从主要的政治逃犯到个别的情报官员，其中许多情报资料可以被参考资料反复核实。
1944年和1945年交替之际，保尔森小组继续在“详询联合服务中心”领导下稳步对德渗透。详询联合服务中心处理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比利时逮捕的战俘，并寻找有潜质的反渗透新成员。23个有可能的德国城市和城镇的列表已经准备就绪。在伦敦，肯尼斯·科恩起草了一份关于由部门派遣任务的数目和他们的成败等等的标准详细的进展月报。大量可操作细节也引起了关注。比如，运送工具、伪造的文件、便服、舒适感（在这些事情中，第六分处要求找“三罐可用的朗姆酒和六个小烧瓶”）。1944年末到1945年初，一小部分特工带着无线电设备空降到德国，但是鲜有收获，有的甚至没有收到情报，虽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际，一些幸存者重新作为情报人员在德国复工。同时，为了一个欺骗行动，特别行动处也试图增加一些相似的降落行为。“假发”的设计旨在使赴欧人士相信，在德国国内有一场由英国支持的、活跃的秘密抵抗运动。这就引起了两个情报机构优先权的冲突。秘密情报局取得了优势，对于特别行动处的尝试做出种种限制。秘密情报局认同了两名从北非，一名从法国，及一名从阿尔萨斯招募的特工去执行一项特别行动处的计划（“长腿人计划”），此计划的目的在于说服德国陆军元帅冯·伦斯德密谋推翻希特勒，并和同盟国保持秘密联系。
一名第六分处早期空降到德国的特工是一位反纳粹的南斯拉夫人，由秘密情报局在乌拉圭招募，当时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1944年，他被带到美国接受地下工作训练，并且给予一个伪造的身份“约瑟夫·鲍尔”，由柏林的西门子公司雇用的“水泥工”。1944年10月2日或3日，他和他的德国犹太裔话务员“布莱恩”到达德国东南部，接近海尔布伦。他们要从那里设法到达柏林东部的马格德堡。鲍尔将在那里建立基地，目的是汇报“军队和空中辨识”、“工业热点的生产数据”、“空袭造成的破坏”、“人民的斗志”以及“纳粹活动转入地下的趋势”等。10月11日，两人到达柏林，并且和秘密情报局斯德哥尔摩站的一名特工取得联系，请他私运一批秘密信件，并要求一些额外的德国身份证明。柏林也被他们描述为“彻底完蛋”[德语]。然而，由于一位知情者告密，鲍尔于10月28日被盖世太保逮捕。布莱恩第二天在他的住所被枪杀。战后对一名德国安全局官员的审讯揭露，鲍尔曾经“服了两片毒丸”，但是没有奏效。在逼供过程中，他泄露了话务员的位置。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最终的命运，虽然另一份战后的报告推测他随后就被处决了。1944年末，据百老汇估算，每名在德国的特工平均“寿命”仅有三周。
因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向德国挺进，第二情报支队在它进入德国前继续增加短期行动，例如，2月的“逃亡者”计划旨在配合它的行动。“一支佯装袭击的部队穿过罗孚河”，靠近荷兰——德国边境马斯特里赫特以北。两名荷兰特工越过敌方战线，在当地村民中散布关于盟军武装集结的虚假信息。另外，他们也发回了德国军队的部署情况。这支部队随后对“结果”表示“非常满意”。保尔森提出，“我们的基本工作是尽可能地帮助军队”，“这个行动并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简报”。考虑到集团军可能不得不在丹麦开辟一条道路，秘密情报局也被要求考虑在基尔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有所行动。1945年4月虽然派出一名有丹麦经历的官员，伦敦的肯尼斯·科恩回忆道，秘密情报局认为“大致上来说，我们希望能从这种短期渗透行动中解脱出来。从目前的经验来看，行动比较泛滥，并且在目前混乱的德国，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他“很担忧”，认为保尔森小组和第六分处“现在应该将精力集中于长期计划”。回顾第二情报分队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前三周的工作，保尔森确认，考虑到秘密情报局未来在德国是“通过调查在我们身后和‘英’占德国[意思是英国占领区]安置长期特工的可能性，以便为将来的秘密工作奠定基础”，他已经停止了“最短期的战术行动”。他提到继续进行“对潜在招募对象的调查，以及搜寻总部要求的一些私人和其他方面的文档”。同时也在“准备名单，尽可能小心地和一些将来可能有用的人员保持联系”。与此同时，针对战后德国的敌对秘密情报局的组织所制定的一些计划也在准备之中。总部被称为陆军部联络组，有30名成员，“12000”是总指挥，保尔森（“12600”）任副总指挥。加利纳领导的第二情报分队将继续作为秘密情报局和当地军队指挥部的联络点，但是很快将被更名为“民间控制第五支队”。
斯堪的纳维亚
从1942年夏到1944年末，芬兰都是德国的盟国。在此期间，虽然哈里·凯尔的情报站被迫迁到斯德哥尔摩，他在芬兰情报界的旧线人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许多芬兰特工汇报了芬兰和德国两方面的消息，比如轴心国的船运情况。1943年末，陆军上校雷诺·哈勒玛（芬兰无线电情报负责人）会见了凯尔，告诉他自己计划把办事处主要成员和所有记录从赫尔辛基撤离到瑞士，因为万一它们落入苏联手中，芬兰被将迫退出战争。哈勒玛提议秘密情报局接手这个点并将其迁到英国，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以苏联为目标的工作。在返回赫尔辛基之前，他给凯尔一台德国恩尼格玛发报机，以便和他在德国时保持秘密联系（他可能没有想到布莱奇利庄园能成功破译恩尼格玛密码）。凯尔很快就向伦敦发出提议，在伦敦由孟西斯主事。由于不想一组芬兰人（目前在官方仍被视为敌国国民）在英国处理密码事宜，他淡化了这个提议。哈勒玛以“斯特拉·北极星”为代号，继续向瑞士撤退，同时向法国人提交报告。法国人非常感激地接受这些文件。比菲·邓德代尔从他的法国线人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也安排复制了一些材料给秘密情报局，使其没有做出任何令人尴尬的承诺就获得这些材料。战后，瑞典发现哈勒玛（仍然待在瑞典）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在法国的邀请下，凯尔把他从丹麦途经德国送到法国。之后他就一直在法国隐姓埋名，转入地下。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孟西斯的感谢信，以表彰布莱奇利庄园情报工作挽救了“成千上万英美人民的生命”。
1944年9月12日，芬兰在莫斯科和同盟国签署了停战协议。随后，作为战败国，芬兰要受一个由上校安德烈·日丹诺夫将军（苏联在列宁格勒的高级政治官员）领导的盟军监察委员会监管。这是战后同盟国在战败国进行军事管理系列工作中的首例。据此或与之相伴的是，秘密情报局将可以寻找行动空间。像其他地方一样，在芬兰，苏联的主导地位尤其对情报局的工作构成挑战，特别是外交部鉴于目前苏联毕竟还是盟国这一形势，必须尽量避免和苏联的任何冲突。外交部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英国成员的绝密指示中强调了这一点。英国官员将与他们的苏联同事建立“坦率和真诚的关系”，并且避免和那些“克制和有可能冒犯苏联政府的芬兰人联系”。
但是，他们也注意到，“我们的终极任务是确保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芬兰……需要牢记的是芬兰是一个战败国，它将来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479]。1944年3月末，雷克斯·博斯利被派遣去重新建站，赫尔辛基情报站的流亡终于结束了。这个站点最初受控于斯德哥尔摩的哈里·凯尔。博斯利代号为“雪貂”，是凯尔战前在赫尔辛基招募的，他是一个具有天赋的情报人员，此后一直是凯尔最得力的助手。1945年，凯尔被召回国，在一次战后长假之后成为负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部地区总监。博斯利全面接管了赫尔辛基站（其基地最初位于英国政治代表处办公室），1947年则改任公使馆助理情报官。
与苏联的关系影响到凯尔的赫尔辛基流亡站的联络管理。“43931”，前爱沙尼亚陆军情报局局长，理查德·马森上校是一个强烈反共者。1940年他曾帮助德国人逃往爱沙尼亚，并曾为“阿布维尔”工作，后来到瑞典为秘密情报局和日本在斯德哥尔摩的陆军武官小野寺诚将军提供服务，汇报德国的军事情况。马森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线人，尽管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了，但他在1943年德国在西边横行的时候就开始汇报红军的情况（不仅向英国和日本，也向瑞典提供情报）。作为情报老手，他坚决拒绝向秘密情报局透露他的下线。1942年，他坚决反对伦敦要求他“澄清他机构所有事宜”的要求。尽管认识到在德国获取情报是“最困难的、危险的和不讨好的工作”，他仍宣称他和他的人员会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无论秘密情报局是否期待这个结果。1944年末，小野寺诚发给东京的海底电报显示，马森更多向小野寺诚提供消息，而不是向秘密情报局，他想以此刺激秘密情报局恢复对他的信心。此外，鉴于苏联人对于同盟成长的重要性，外交部已经禁止了反对苏联的直接工作，伦敦开始担心苏联人发现秘密情报局还在联系这样一个反苏人物的风险。因此，总部给马森最后通牒：揭示他的下线或者关系网，否则就终止和他的联系。他再一次拒绝，于是他们的关系终止了。凯尔最后发现，在总部强烈要求发最后通牒的官员之一是金·菲尔比。无论透露何种信息（凯尔相信他的资源包括目前仍在苏联的共产党成员），这个人估计已经传递给他的苏联主子。
战争后期，瑞典的各个秘密情报局组织处理了日益增加的反间谍工作。皮特·福克于1943年3月被派为驻斯德哥尔摩的第五处代表，很快就和挪威、波兰的线人建立了联系，同时也联系上了瑞典秘密警察。他也从特别行动处接管了两名能够接触到德国公使馆的特工，其中之一是为德国公使馆新闻处工作的德国女难民。虽然她接触到的真正有情报价值的材料有限，但她在公使馆的工作便利让她能汇报德国人事升降情况，从而提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和目标信息。她接受来自柏林的每日简报，并且代表福克访问德国和芬兰。一直以来，她都分文未得，只是在1945年获得英国国籍，并在伦敦定居。1944年4月，另一名第五处的专家被派到斯德哥尔摩专门负责和丹麦人联系。战争接近尾声，反间谍工作显得日益重要，因为秘密情报局力求鼓励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逮捕那些为德国人或纳粹工作的国民。这个情况已在克莱默事件中初现端倪，增加了福克对瑞典可疑人员的了解，为日后不断增加的同瑞典的反间谍信息交换打下了基础——同盟国胜利在望，瑞典合作的意图也日益加强。[480]
巴里情报站
1944年8月，于1943年10月派驻地中海H处的卡斯伯特·鲍尔比开始考虑在地中海舞台的长期战略，并且敦促伦敦指导此事。考虑到军事行动焦点的变化，他提议秘密情报局将力量集中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尔区域的工作，并且在开罗设立中东总部。考虑到奥地利应该是战后秘密情报局贯穿欧洲南北的主要活动基地，他提出从匈牙利、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进入苏联工作的可能性。虽然他强调这样的行动对于苏联人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但他认为，“假如巧妙地、有技巧地思索，就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施行”这些计划。伦敦认为这样的计划不太成熟。虽然他早在9月就向鲍尔比大致提了这个行动，孟西斯还是选择“从我们在第九十一国[巴尔干半岛]国家联合行动中的第九十五国[苏联]线人那里获取情报”。回顾以往不同寻常的战争后果和将来可能的敌人的时候，马歇尔——康沃尔现实地认为，让我们在地中海的“现有人员”投入新的反苏行动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就像他向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他在先前计划中提出此事）提及的，秘密情报局需要“明确区分战后计划与和平计划”。目前，布鲁斯·洛克哈特和鲍尔比所需要考虑的应该是前者。长期计划不是他们的工作范围，而是伦敦考虑的事情。
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第一情报支队是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的一个成功典范。1943年下半年，意大利投降之后，有一个分处和意大利陆军情报局保持着联系。秘密情报局陆军处有一个特别好的右翼和意大利军队资源。另一个完全独立的下属分处在意大利的在野团体中发展线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布鲁斯·洛克哈特从北非带来一名主要的政党活动家——有一个很适合的别名“罗索”——“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共产党”。洛克哈特给罗索无线电发报机，并让他组织其在北方的同志将“军事情报传送给我们”。此外，布鲁斯·洛克哈特亲自“从一间位于突尼斯的小茅屋中”接出了罗索的妻子和孩子。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回忆，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有[罗索]都带给我一种很混乱的关系”。意大利北部由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领导的网络，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成果、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是一名曾经受过重伤并且在北非被俘入狱的前突击队员。日内瓦公约中有一条不宜继续服役的条款，由于他失去了惯常使用的左手，便利用此条款设法让自己被遣送回国。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44年中期的汇报中，鲍尔比用“令人震惊”这个词汇来形容他的表现。“就我可以记住的东西而言”，他写信给孟西斯，“在您组织的六年间，从意大利产生的可以称为功绩的情报不多。不知何故，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令意大利人民欣喜若狂。”布鲁斯·洛克哈特在8月汇报中讲道，他“精确地”管理自己的部门，可以称得上“忠诚”。“一旦下达了指令，无论他对指令持有怎样的反对意见，他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指令”。布鲁斯·洛克哈特还冷冷地补充道，“这种品质对秘密情报局而言比对军队更显得珍贵”。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也不是一个完人。鲍尔比含含糊糊地描述他是“一个有着极端个人抱负，渴望能超过组织惯例速度获得快速提升的人”。但是他仍然是“非常特别的”。因此，鲍尔比和布鲁斯·洛克哈特“忽略了前者，仅告诉‘32300’[阿什福德——拉塞尔]不要做B.F.[大傻瓜]，把精力集中在后者。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有助于打败轴心国的情报”。在这方面，他总结道，“我们的努力完全获得了回报”。孟西斯也认同鲍尔比对阿什福德——拉塞尔个人野心的担心。他写道，“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自负”对于“从事我们这样交易的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的特点”（可能想起了芬洛），并且他可以“回忆几宗由这种特质引起的灾难。大致都是由于个人轻视他的对手而引起的可怕后果”。
然而，伦敦继续保持对“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人士联系”的担心。布鲁斯·洛克哈特解释了为什么秘密情报局不得不在解放区和共产党“保持友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招募更多的新成员”，除此之外“更多地进入他们在[敌]线的组织”。需要补充的是，“可以公平地说，意大利北部百分之八十的情报都来源于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人士。甚至可以怀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的网络”。因为惟恐情报站在政治上偏离方向，1944年7月，他让鲍尔比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已经满意于“和共产党人及社会主义者的关系”，“秘密情报局严格按照需求获取军事情报，不会做出进一步行动”。
阿什福德——拉塞尔管理大部分网络。秘密情报局通过他向意大利共产党提供通讯设备和密码，以便于他们汇报敌军战斗命令情报。同时，情报局也例行监控所有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用这个方法，通过公开安置在那不勒斯党总部的英国军官（虽然没有被秘密情报局正式承认），情报局也收集了大量政治情报。1944年6月攻陷罗马之前，帕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主义解放委员会总书记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未来领导人）从莫斯科过来了。虽然罢免了秘密情报局代表，他仍然承诺共产党员会继续提供情报，不过从现在起只限于提供军事情报。1945年春，德国战败的迹象越发明显，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掌握在共产党手中，陶里亚蒂终止了和秘密情报局的战时权宜联合。同时，从共产党员处获得的情报数量在1945年开始下降，其他左翼团体通过阿什福德——拉塞尔在米兰的特工头目（一名政治活动家）继续提供相当数量的情报。从1945年5月到9月，一系列的报告表明这名特工“对敌人和他们的问题有丰富的经历”，他了解游击队组织以及行动和部署，德军士气，意大利法西斯的势力，及其宣传、政治、经济、宗教和新闻界。10月，在罗马进行一个短暂的磋商，他和一名同事趁机渗透回敌线后方。行动名称不太好听，叫做“意大利冒险”（这个名称既有冒犯性，不合适，也不安全，因为代号只是理想化的，无论怎样和涉及的行动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从巴里飞到法国里昂，然后转道夏蒙尼，在那里他们登上海拔12000英尺的山脉，接着步行穿越瑞士边界进入意大利。因为攀越这段山脉“绝对艰难”，德国人并不觉得“值得看守”。这名特工在1945年的头四个月中持续回馈消息，直到意大利战事结束。
另外，阿什福德——拉塞尔的另一个特工（在此案例中不是共产党员），在南美洲招募的“蜻蜓”，1944年早期在罗马工作了四个月，过去常常和赫伯特·开普勒（纳粹党卫军在这个城市的领导）“定期午餐”，并且“反馈给我们每次会谈的内容”。尽管被警告敌人在寻找他的方位，他仍然拒绝减少情报发送，通过无线电发送了大量的信息。他争辩道：“有时候不得不冒险。在这个关键时刻（罗马攻陷之前）他不会放弃他的岗位。”最后他被当场抓捕（尽管是“破门而入的，他有时间烧毁他的所有文件”），几个月后他在达豪集中营被处决。
布鲁斯·洛克哈特在提及他成功打入意大利北部的巴里行动时回忆说，在战争结束前，他们有“大约三十或四十台无线电设备，每天都对德国发出战争指令和军队部署”。这让他们“有点头昏脑胀”，“以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一切都来之过易”，毕竟军队总部会结合通过审讯战俘而得到极好的情报、“一流的航拍图片和一流的无线电情报”审核秘密情报局成果。这个“了不起的担保”意味着“一旦某个特工或团队开始传递一些不可能或不确定的信息，这些消息就会汇报给总部，且很快被验证为假信息”。
布鲁斯·洛克哈特的另一个部门以詹姆斯·米勒为首。他是在1944年1月被派往巴里的。米勒是苏格兰人，受教育于剑桥圣约翰大学，1939年3月加入情报局，被派遣到巴里之前在南斯拉夫和中欧工作。虽然对德国的渗透被谨慎地描写为“最终目标”，在中欧却包括了“德国美因河以南、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在六个月内，驻扎在那不勒斯的鲍尔比汇报，米勒和阿什福德——拉塞尔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获得了本地客户的几次宴会邀请”。南斯拉夫是秘密情报局需要和共产党合作的另一个地方。国内秘密抵抗运动由两个相互制约的团体控制：一个是游击队，由战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也就是铁托领导；另一个是强烈反共的铁卫军，由保皇党人达若冉·米哈伊洛维奇领导。虽然开始两个团体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但是米哈伊洛维奇一直是由轴心国支持的。来自驻南斯拉夫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情报和报告渐渐表明，铁卫军在增加和轴心国军队的合作，以对抗他们共同的共产主义敌人。丘吉尔开始确信左派的游击队更可能把德国军队从西线赶走。因此在1944年2月，政府决心从米哈伊洛维奇处撤离，转而只支持铁托。[481]
秘密情报局在意大利投降之后，把目标认真锁定在南斯拉夫，关于该支持谁仍然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过去反布尔什维克习惯难以改掉。1944年4月，一次去巴里的旅行让鲍尔比担心米勒和他的人员“太过于铁托意识”。他抱怨“铁托的照片挂满了米勒办公室的整个墙壁”，他要求伦敦送来国王乔治六世和皇后伊丽莎白的大幅照片，“挂在办公室的一些显著位置”。这样一来他感觉，“可以强烈暗示‘35600’[米勒]应当限制党派偏见”。布鲁斯·洛克哈特欣赏鲍尔比对铁托的观点。他认为铁托肯定是“俄国的工具”。尽管如此，他认为米勒“用全部资金资助铁托”是正确的。这是他“毋庸置疑地获得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的最好机会”。所以，关于南斯拉夫的绝大部分情报来源于秘密情报局以及特别行动处和游击队的公开联系。正如布鲁斯·洛克哈特1945年5月所写，“秘密情报局在准确传递消息上不存在问题”，米勒提供的南斯拉夫情报“一贯是高水平的”，并且“有一段时间YM[陆军]和YA[空军]几乎完全依赖由‘35600’[米勒]提供的关于作战计划的情报”。
对左翼政治的担忧影响到个别秘密情报局官员，包括米勒分部的肯尼斯·塞耶斯。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塞耶斯于1942年末被招募进情报局，战前是一名记者，1939年到1941年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南斯拉夫的讲师。他讲一口流利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43年8月任代理主任潜入南斯拉夫，后于1943年11月被带出。1944年5月至9月在南斯拉夫期间，服务于巴里。之后他被派遣回国到总部第一处（外交部联络组）工作。他率先在1943年末注意到，当戴维·福特曼（第一处负责人）“送给我们一系列关于游击队政治活动的报道”时，“相当特别”。“他们是由[菲茨罗伊·]麦克莱恩（英国在铁托处的代表）支持的”。并且，他使“外交部包括那些强烈支持米哈伊洛维奇的人形成一个相当深刻的印象”，他的报道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能比其他地中海地区站的官员有更大的价值”。但是，在塞耶斯回到伦敦之后，他的政治观点遭到了严重质疑。同时，福特曼承认，他们“确实有点激进”。他准备相信塞耶斯，“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曾经“和游击队当局看上去存在矛盾”可以证明这一点。
瓦伦丁·维维安对塞耶斯不满。他认为塞耶斯是所有秘密情报局官员中最左的，“左得几乎和共产党区分不开了”。虽然查看了塞耶斯的档案，他没有找到支持他想法的证据。不过，1944年11月，他要求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对塞耶斯的背景进行调查。
到年末的时候，塞耶斯宣布了他和秘密情报局的一名最近在巴里工作的秘书结婚的打算。当雷克斯·霍华德在核实她的情况的时候，发现她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战前苏联外交部长）妻子的侄女。更为奇怪的是，这点没有出现在她的档案中。维维安随即向金·菲尔比和霍利斯写信提及此事。1945年1月，霍利斯发来回复：军情五处没有关于她的记录，并且和塞耶斯“没有太大关联”。但是两个月后，霍利斯汇报他们有证据证明，塞耶斯和“在军队教育兵团中的一名确定的共产党员霍布斯鲍姆”有关联。霍布斯鲍姆战前是剑桥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成为一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维维安将霍利斯的信交给菲尔比时说，“我不太想看见这些”。不过，鉴于事后认识到的利害关系，以及他自己作为一名苏联特工在秘密情报局的角色，菲尔比的回复看起来的确值得注意：
塞耶斯看起来在交朋友方面显得非常糟糕。我最近和他交谈了几次，他不断重申他想尽可能早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意图。因此，看起来他和共产党的联系没有我们猜测的那样深入。因为很难想象一旦他站稳脚，英共或者苏联组织能幻想让他离开秘密情报局。另外，他完全没有试图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兴趣——一种很难和阴谋保持一致的态度。
7月，菲尔比仍然声称他不知道怎样对塞耶斯进行评论，并且要求霍利斯寻找更多信息。这个时候，霍利斯更加直接地提出了塞耶斯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及至少一名“主要党员”的深层联系。他建议塞耶斯和其他类似左倾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应该被允许“回到新闻界或者诸如此类他们想要的工作，直到事情结束”。因此，塞耶斯，可疑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被派到了自由主义倾向的《新闻纪实》工作。然而菲尔比，这个不受怀疑的苏联间谍，却被保留下来。
对付苏联及渗透巴尔干
“二战”期间，秘密情报局与苏联的关系颇有争议。从革命时期起，苏联及其对全球的野心就一直是秘密情报局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而且从1939年8月签订纳粹——苏联协议起，直到1941年6月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秘密情报局对苏联的态度一直如此。但突然之间，苏联加入同盟国，一支英国使团被派往莫斯科以加强盟国间的联系，并在苏联战场对其予以援助，同时鼓励双方交换在其他事务中的情报以期互惠互利，在最开始这也被看作一个获取情报的机会。1941年7月，海军上将兼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在给孟西斯的信中写道，若派驻情报人员到莫斯科，将有获得苏联海军情报的可能性。他说这是一个“获取我们长期缺乏的苏联情报的绝佳机会”。但百老汇担心像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以妥协告终”。孟西斯认为，“英国和苏联建起的反德国联盟”并“不会改变我想获得苏联武装部队情报的原则”，但是戈弗雷却认为，“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非常小心”。他还说，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和使团“非常担心，若什么事都不做的话会阻碍与苏联当局的成功合作，由此带来的结果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胜利”。除了这些有少许省略的语言外（表明孟西斯对这一提议的政治衍生物是很清楚地予以支持的），这是秘密情报局对来自客户部门直接要求的一次明确拒绝。
但情报信息还是新型英苏关系的一个中心内容。1941年夏天与苏联结盟以来，伦敦其实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很少。很显然，联盟供应使团，包括美国的代表，在秋天到达莫斯科之后，大宗战争补给品都是由美国在提供。同时，正如布拉德利·F.史密斯评论的，出于对情报的需求以及对处于绝境的可能性的考虑，英国在莫斯科由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将军指挥下的军事任务，“总是把情报交换作为援助苏军以及显示英国军事力量和重要性的最佳方式”[482]。但是最好的英国情报都是基于极端分子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苏联能够以美国年初获得机密的方式来获取情报。孟西斯被指示要“制定一个计划”，向麦克法兰传递“高度机密的情报”，而后者又被告知，“不要透露任何可能危及我们线人安全的情报给俄方”。极端分子的材料，除了标注有“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外，是通过专业且安全的秘密情报局无线电联系传递给莫斯科的，经过改述和修改隐藏了其来源。1941年7月，丘吉尔敦促孟西斯发送基于极端分子的材料给莫斯科，孟西斯说若是毫无耽搁地立即传递情报（这当然是情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可能会危及线人的安全。他写道，“任何特工都不可能保证这类情报的安全”，也不可能如此快地把情报传递出去。因此他做出安排，将精华情报混入陆军部其他材料之中，并告知苏军，秘密情报局“在柏林有安排十分妥当的线人”。[483]
即使如此，孟西斯还是担心极端分子和他们所提供的材料的安全。1941年9月，一封发往莫斯科的空军情报的副本里包含来自“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显然是解密德国空军恩格码的译文）的情报，该情报是关于德国空军在东线的部署的。孟西斯在备忘中写道，“对这些通[信]我非常忧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让这一类的情[报]继续发生。”情报安全不仅对苏军适用。1941年8月，伦敦发给麦克法兰一项来自土耳其的控诉，说他们驻莫斯科的武官“从我们的武官处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情报”。因为“保持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伦敦要求麦克法兰传递“你认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报”。孟西斯认为这可能会“很危险”，并向布莱奇利庄园的丹尼斯顿中校询问有关土耳其密码安全的情况。丹尼斯顿报告说，90%的土耳其外交无线电通讯，以及莫斯科与安卡拉之间所有武官提供的信息，都是“能够充分破译的”，因此，“可以猜想传递给土耳其大使馆或武官的所有情报都有可能被敌人获得”。
1941年9月，特别行动处与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协议，在他们各自势力影响范围外的所有国家的破坏性活动方面达成合作关系。在乔治·希尔上校的指挥下，一个特别行动处使团在莫斯科建立起来，乔治长期支持俄国，又一直是一名反布尔什维克者。他在革命后期为秘密情报局效力，在战争伊始再次加入情报局D处，随后转到特别行动处。由于1941年冬天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所有的外国使团都被撤离到伏特加河上的一个省城古比雪夫。在这里，希尔用他发明的一种独特的伏特加鸡尾酒鼓舞了他的同僚们[484]。当内务人民委员会意识到希尔的作用时，在党内还有一名未公开的秘密情报局代表，他开始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对等的军事任务中发展线人以获得情报。在这些线人中提供情报最多的是利昂·波特诺夫斯基上校，代号为“鲈鱼”，他在1941年8月至1942年9月间任波兰情报局驻苏联的代表。波特诺夫斯基向内务人民委员会公开承认他从自己的波兰间谍网向秘密情报局传递情报，并释放了波兰的战俘。伦敦准备了一份调查问题清单，同时，空军处也要求获得俄方在飞机制造及转移至飞机厂东面的相关情报。海军处希望波特诺夫斯基询问俄方，“日本正在建设什么样的军舰，特别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情况”，以及德军是否有“除了在上次战争中知晓的另外的毒气”；经济处最关心的是石油生产和“铁路系统的情况”；政治处要求获得有关士气民心的情报，“特别提及是否有任何严肃的或有组织的对苏联政权的反对派存在”。波特诺夫斯基能够提供部分经济材料，但百老汇抱怨数量太少，他也无法对补充的询问一一予以答复。对一名官员来说，这清楚地表明“依赖外国代表为我们获得情报”是“多么的差强人意”。因为提供信息者“处于一个敏感的境地”，也“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作为一个组织”，他继续道，“应该也是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情报搜集武器，而不是依赖我们盟国、朋友或是中间派的。”
然而，1941年12月，波特诺夫斯基真的提供了被看作是“真实的俄国文件”，是关于土耳其、阿富汗和印度的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报告。该报告指出，苏联“对英国在印度及其他地方的行动都了如指掌”，为此伦敦特发来一条感谢信息[485]。1942年5月，利用波兰特工来“找出”有关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和当前行动”的可能性被提出来。百老汇的戴维·福特曼提到，“我们的代表在苏联行事不得不十分小心，但是波兰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可能就不会如此胆怯”。瓦伦丁·维维安赞成这一提议，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没有与共产国际的（a）方针政策和（b）行动保持一致可能是犯了错。英国共产党给我们的指示和现在采取的战术都表明，共产主义是战争尾声或接近战争尾声时需要依靠的力量”。但是他还补充道，“关于俄国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很脆弱的”。现供职于第五处反间谍处的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认为，这整项提议都是“不合乎要求的”。他说，“我们在古比雪夫的人”可能会获得一些“零星的情报”，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弥补被苏联当局发现和怀疑他所做事情的风险”。面对这样的反对，维维安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1942年12月，虽然百老汇也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还是通过了派一名身份公开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到苏联作为希尔助手的决议，以与苏联“交换情报”。所有盟国都发现，在这方面与苏联很难打交道。波兰情报局局长斯坦尼斯拉夫·加诺上校说，他“向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情报”。但是，“作为回报，他得到的除了一些非常孩子气的问卷调查外，什么都没有”。百老汇陆军处处长哈顿·霍尔很遗憾地评论说，“想得到俄国人的回报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做好一无所获的准备”。1943年6月，28岁的海员塞西尔·巴克利上尉被派驻到莫斯科。他是1938年被秘密情报局雇用在第十处（电话窃听部）工作的，随后一直呆在总部。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传递着无线电情报资料，而且就如预想的一样，大部分传递都是单向的。1944年11月，他获得了一些缴获的德国密码本，其中有一本密码本（“钥匙圈的重点说明”——“通信呼号对译本的关键指令”）给布莱奇利庄园带来大骚动。爱德华·特拉维斯中校（丹尼斯的继任者）宣称：“这意味着当前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将被解决，换句话说，巴克利立了大功。”
1943年10月13日，维维安告诉彼得·洛克斯利，“大概六个月前”，他得到孟西斯的批准建立了一个小部门（第九处），专门处理国外共产主义运动“非法的”或地下的活动，并处理共产主义或苏联的渗透和间谍活动。军情五处的一名官员J.C.柯里被派到第九处协助工作。秘密情报局现在是想通过“一个谨慎的、着眼将来的政策”应对这一目标，包括与盟国的情报交流。鉴于“该问题的极端隐蔽性”，维维安向洛克斯利保证，“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项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奥姆·萨金特爵士（外交部副部长）立即表示出他的兴趣：“我非常同意这项提议……其实我很惊讶我们情报局的这一部门会获准废止。”萨金特很渴望知道共产党组织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到底有多深入人心，“以及莫斯科有多支持他们”。洛克斯利因此很快告诉维维安，“只要酌情观察，只要你不在苏联国内做任何事（除了在这个国家的苏联间谍）”，外交部并不反对秘密情报局发展第九处的工作。[486]
当1945年4月苏联军队向柏林逼近的时候，巴克利建议在德国境内开始反间谍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询问百老汇，“在柏林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地址是你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你们想从这些地址获得什么？”他还将更重要的“被怀疑还留在柏林”（在此他表现出来的是担心纳粹将在他们战败后设法保存一些秘密组织）或是呆在“东线其他地方做地下工作”的德国情报人员名单传递给苏联。伦敦的回复是，标有柏林地区18个情报机构的地址以及19个“帝国保安总局”[德语]的名单，包括该组织领袖的名字瓦尔特·施伦堡（帝国保安总局是在1944年6月希姆莱的帝国保安局取代陆军情报局“阿布维尔”时建立的），特别是还有9名来自第六处（帝国保安局国外保安处）的官员的名字，包括“艾希曼中校”。虽然伦敦“对潜伏于俄军占领区敌后的网络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还是补充了7名“公认被聘用以从事对付俄军的情报工作”的官员的名字。巴克利提出的这个问题，以及百老汇所能提供的名字和地址，都是战争结束这个短暂时期的产物，当时确信英、苏情报合作（如以前一样）至少在消灭纳粹这一目标下将继续下去。
在苏联军队解放巴尔干和中欧地区的国家之后，秘密情报局的分队潜入这些他们没有多少经验的国家中，这在后来被证明极有问题。早在1944年春天，哈罗德·吉布森就向孟西斯担保，他批准暗中调查土耳其事态发展这一决定是十分谨慎的，“其目的是获得在俄国占领的所有巴尔干领土上的介入权”。吉布森接下来为苏联陆军武官里克特诺夫准备了一份文件，暗示秘密情报局会在苏联已经占领或即将占领的地区“提供相应的设施和联络方式”，这将“被证明是有利于双方利益的”。虽然里克特诺夫一直持鼓励态度（即使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伦敦在8月指示说与苏联的联系应该由莫斯科的巴克利来处理。与此同时，吉布森继续为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介入权进行规划。8月23日，从艾恩·安东内斯库元帅处夺取政权的罗马尼亚22岁的国王迈克尔向苏联投降，并在第二天对德国宣战，让他的军队对付还留在他们国家的轴心国部队。第二天吉布森向伦敦发送了几个加急请求，其中第一条便是请求向罗马尼亚进发。“我认为，”他写道，“我们应该马上做出决定尽快向目标前进，不容许有丝毫耽搁，这件事情十分重要。”卡斯伯特·鲍尔比从那不勒斯提出请求，应立即派出一组精选士兵。8月27日，吉布森宣称，苏联“急需”来自罗马尼亚的行动情报，他的线人正可以帮助提供信息，这“肯定将有助于证实”他或者其他秘密情报局官员存在的价值。但是，伦敦的反应却让人气馁。第二天孟西斯通知说，如果没有莫斯科明确表态同意，外交部承诺将不再派遣人手进入苏联军事行动区域，而且吉布森也被要求按兵不动。保加利亚传来好消息，宣称其于1944年8月26日宣布退出战争。两天后，孟西斯宣布外交部对派遣一支秘密情报局军团的意见已表示明确反对，并通知吉布森做好准备，但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伦敦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批准允许秘密情报局在所有已解放的领地上采取行动的提议，但有“一条规定”，即“不允许在官方任务执行之前派遣任何部队进驻罗马尼亚”，其目的是“避免与俄国军队任何可能的纠纷”[487]。特别是自从美军以战略事务办公室的形式计划派遣部队以来，吉布森痛惜“错失了这一绝好的机会”。由于不被允许进驻保加利亚，他更是愤慨。“考虑到这个结果”，他于9月发出通知，“由于没有及时派遣秘密情报局的部队进驻巴尔干地区所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情报局也因此“失去了首先进驻那里的惟一的机会，也失去了当场选择和指导重要线人的惟一机会”。秘密情报局反而“被我们有远见的美国同事抢先一步，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行动也不害怕这样做。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他们拥有强大的精锐部队，并可朝着良好的目标运作起来”。孟西斯对罗马尼亚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即使他准备好派吉布森去保加利亚。关于罗马尼亚，虽然他能理解吉布森的“失望”，但由于外交部的意向是很明确的，他“必须遵守上级的规定”。而至于保加利亚，伦敦的谨慎决策很快就能证明是明智的选择。9月中旬，吉布森和一支秘密情报局的小分队从伊斯坦布尔经陆路转移到索非亚。但在9月25日，他们以及保加利亚战略事务办公室的使团被苏联当局强行驱逐出境了。
考虑到吉布森的感受，卡斯伯特·鲍尔比给孟西斯写了一封“带有沮丧意味”的信，对英国未能利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表示惋惜。他说秘密情报局“自然会受到大量批评”，这是他早前援引外交部禁令时有意避开的。然而也有人会感叹，秘密情报局这样的一个秘密组织应该能随时随地采取行动而不受官方限制。“他们说，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如果你被管辖公开活动的相同规则所束缚的话，那它还有什么用呢？”这里，鲍尔比说出秘密情报局及其相似机构的一个共同态度，但这个态度危险地迷惑了政策考量的操作流程。对于秘密情报局，秘密行动不应该受制于管辖“公开活动”的“相同规则”。但“公开活动”又完全不同。孟西斯向鲍尔比宣称，他对这一事态的改变“感到非常失望”。他认真地说道：“你必须意识到，不管什么时候，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决不可以违背政府的政策来行使我们的职责。”而且，在这一特殊的案例中，所有这些渗透活动的前景尽在苏联的掌控之中。外交部担心情报人员在某一地区的潜入会被描述为进入“我们盟军的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这将犹如“我们对第九十五国[苏联]的人员贸然来访第十三国[比利时]的不满一样强烈”。而且在这一事件中，外交部的担忧正是被事实所证明的，苏联对美国的欢迎态度以及他们对英国失败的诧异都显示出与莫斯科官方立场的“截然不同”。
伊比利亚
秘密情报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功勋卓著的双面特工在行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的行动又是很多军事行动中取得对敌诈骗成功的关键，比如1942年11月的北非“火炬登陆行动”，1943年7月对西西里岛的进入，以及1944年6月的“霸王行动”。虽然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都参与了双面间谍的管理（通过双十委员会），但实际上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大英帝国国内的事务，而秘密情报局主要负责管理国外事务。例如在1944年间，大概113名双面间谍是由第五处在管理。代号为“嘉宝”的西班牙籍的胡安·普约尔是最优秀的战时双面间谍之一，他在被一名美国外交官告密后，最初是在西班牙被秘密情报局第五处的一位名叫拉尔夫·贾维斯的官员指挥工作。驻马德里的德军曾派遣普约尔到英国做间谍，但是他仅仅到了里斯本，然后就不走了。在那里他杜撰了一些有关英国的报告给德军，后来他告诉贾维斯，他是通过查看英国的旅行指南、地图和报纸编造那些报告的。1942年4月，秘密情报局把普约尔带到英格兰，之后他就由军情五处领导，很显然他成为德军最出色的一名特工，他手下的特工就有27人，他们分布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间谍网。直到1943年3月，当他获得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之后，表面上他所有的报告是采取密文的形式，由一名在伦敦至里斯本航线上的航空公司雇员传递，但实际上完全是由秘密情报局在操纵，就如德国方面负责他的官员的答复那样。[488]
居住在里斯本的22岁的漂亮迷人的中欧女特工“伊克利艾丝”的行动，是完全由秘密情报局掌控的欺骗行动的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她曾在针对意大利外交官的波兰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1944年6月被秘密情报局雇用之前，她是德国反间谍机关官员弗朗茨·科斯克里克的情妇。也许是考虑到战争的进程，以及“一些爱国主义情愫”和“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些里斯本情报站想利用她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想通过为盟军工作来维持她的生活”。因为断定“这个女士身上有很大的可能性”，秘密情报局决定让她首先只“对德国反间谍进行渗透”，但仅仅一周的时间内，另一个双面特工“艺术家”报告说科斯克里克“材料匮乏”之后，她的可能性就在她为德军传递“食物”即欺骗情报时产生了。对科斯克里克来说，他想让伊克利艾丝去结识英国和荷兰在葡萄牙至英国航线上的机组人员，以获得有关“V-1”型飞弹的杀伤力的报告。
秘密情报局在8月安排她去英国皇家空军职员（着便衣）办事处任文秘工作，1943年10月的《亚速尔协定》规定该办事处负责向葡萄牙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实际上这个办事处并没有“技术性的空中机密”，只是为了让德军“轻易相信能从这里发现诸如此类的信息”。负责伊克利艾丝的主管官员之一是为人轻佻的“克洛普”·乌斯蒂诺夫（演员彼得·乌斯蒂诺夫的父亲），他是由军情五处派往秘密情报局第五处驻里斯本办事处工作的。在他第一次见到伊克利艾丝时，他对漂亮女人的着迷和贪恋女色的本性就在报告中显露无遗。他发现伊克利艾丝认为，对她爱人的栽培就是“她职责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任务“并不繁重”，因此他推断出科斯克里克“非常喜欢这个女孩，比她更缺乏女人味的其他女人都会嫉妒他对她如此出众的美貌和心灵的爱慕之情”。他还补充说伊克利艾丝是“真的非常聪明”，而且她无疑很享受“用她的魅力来征服男人的这一过程”。他认为这恰能解释为什么“她认为目前我们分配给她的任务是浪漫多于现实，为什么她与科斯克里克[原文如此]的同居直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的观点来看——都没有带来更深层的结果”。“我给她解释清楚了和德国反间谍机关一起生活不一定就很有帮助，而且她的行动在我们看来能称为成功之前，她必须取得实质性的成果。”[489]
虽然乌斯蒂诺夫最初以为伊克利艾丝“传递信息”会比“接收信息”更为得力，但事实证明一直到战争结束，她在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直到1945年早春（当科斯克里克对情报警惕性大大降低的时候），伊克利艾丝给他提供了大量由军情五处的空军上尉查尔斯·科尔蒙得利准备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关于一架新飞机和其他一些情况的详细信息（一些信息是写在褶皱的纸上的，很显然是从废纸篓里翻出来的）；偷听电话谈话时记录下来的，潦草的，但很让人信服的笔记；与英国空军准将富拉德（皇家空军代表团团长）谈论飞机技术的信件（是写在真正的空军部信笺纸上的），科斯克里克要求伊克利艾丝将其中一封信件在归还给办事处前亲自拍摄下来[490]。也许是为了保险起见，为了向伊克利艾丝展示自己有对她有利的证据，他亲自把她正在做此事的经过拍摄了下来，并把照片给她洗了一套出来，然而她却把这套照片递交给了秘密情报局。幸运的是，这样一套记录间谍工作的珍贵相片在档案中保存了下来。1945年1月，由空军部真正的英国空军准将J.M.“杰克”·伊斯顿寄给富拉德的一封信件被看作内政安全部的“V.2欺骗计划”的一部分。在这封信中，伊斯顿抱怨，在其他一些事情中，对敌人破坏伦敦市中心的索赔显得牵强附会。“最严重的是早些日子敌人就在宣传的要彻底摧毁皮卡迪利广场和莱斯特广场。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写道，“皇家咖啡馆现在仍然在营业，你下次回家时我请你到那吃午饭。”但是即使是欺骗计划也有它的局限性，递交给驻里斯本的秘密情报局的掩护便条是这样写的：“伊斯顿补充说关于吃午饭的邀请没有重复，也不是他真实的意图，只不过是为了增加这封信的可信度。”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底，乌斯蒂诺夫与伊克利艾丝碰过26次面，他带给她“食物”，也不断从她那儿获得有关科斯克里克及其反间谍机关同事的情报。11月初，里斯本报告说她“现在在渗透并窃取情报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伦敦对此“完全”同意，并打算让伊克利艾丝去对付“阿布维尔”的另一名官员，鲁道夫·鲍曼，他们怀疑他将组织德军在法国的破坏行动。伊克利艾丝接受了这项挑战，1945年1月9日，乌斯蒂诺夫报告说她“一直在试图削弱他对战争胜利的信心”，但是“在他公寓里两个长吻，其中一个吻还持续了35分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鲍曼似乎并没有被伊克利艾丝迷得神魂颠倒，但科斯克里克对她倒是一直很迷恋。到了4月中旬，德军已在溃败的边缘，他对伊克利艾丝的“食物”已毫无兴趣，但“他把女人当作消息来源的兴致依然丝毫未减”。4月底，富拉德的办事处面临撤销，伊克利艾丝的职位也会相应产生变化。但是，里斯本情报站却为他们自己的一项成功行动表示欣慰。“一年的行动”，他们报告说，“进展得较为顺利，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变动和挫折，提供情报者就如希腊神话中的阿瑞图萨仙女，当在其他领域有新任务时，总能清楚明白地（从情报角度来看）提供准确的信息。”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为驻里斯本的德国空军技术部[德语]的落败做跟踪报告”。[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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