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秘密情报局派驻瑞士的主要代表是弗雷德里克·（范尼）·范登·霍伊维尔，其基地设在日内瓦。他和他的特工们与瑞士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主要是为了在逃亡和躲避纳粹的行动中得到他们的配合。瑞士方面在适当的地方和适当的时间将逃亡者悄悄地护送到边界，转移到法国境内。1943年春，丹齐就秘密情报局在瑞士的活动情况写了一份报告，表明秘密情报局已经派遣特工渗透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南斯拉夫、比利时和荷兰，并有联络员从土耳其和挪威定期提供相关报告，其主攻目标放在德国和法国。在德国，秘密情报局已经在八个主要工业和交通中心都派遣了特工，其中柏林就有四个。就瑞士而言，尽管列车报告方面的情报行动还在继续，而经济报告（主要是当地的经济战略部代表）已经成为一项主要任务。
档案显示，秘密情报局在意大利也获得了大量军事情报。1943年5月，来自日内瓦的一份由孟西斯标有“非常重要”字样的报告记录，代号为“Z.101”的特工已经获悉装载有鱼雷、水雷和120名海军人员的24节专列已通过德国布伦纳，开往意大利威尼斯。5月9日至12日，这位Z.101特工注意到，约2.5万人的德国军队乘坐火车奔赴意大利北部，并途经维罗纳、皮亚琴察和博洛尼亚。意大利被盟军攻克之后，数千名英国战俘获得解放，许多人跨过边界进入瑞士境内，结果却在那里遭到拘禁。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机组人员——是英国国内所急需的。秘密情报局便与英国特别行动处联手，组织其中许多人从法国境内秘密逃亡。据说，其速度是每三周六个人左右。孟西斯于1943年10月26日以个人名义向范登·霍伊维尔发去了一份电报，对派驻瑞士的英国秘密特工的工作成果表示“感谢和祝贺”。“经过4年与外界隔绝和繁重的工作，”他写道，“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必然会承受这种压力，可你们所取得的成果总算给了你们一种安慰，一种满足。”
在此之前，在瑞士的秘密情报局特工已经收到了德国内部状况的详细图片和盟军猛烈轰炸的效果。一位来自柏林的消息人士报告说，“90%的人每晚仍要躲在地下室里”，那里的人普遍已经“麻木了”，没有出现任何暴乱或示威迹象，但还是无法对工人阶级的住所进行走访。尽管采取了深入而密集的宣传，但德国人对英国并不怎么仇视。不过，人们还是希望采取足够的武力报复来有效地阻止空袭行动。“人们对能够研制出一种尚未具体说明的秘密武器抱有极大信心，并希望借此创造奇迹。然而，一旦研制失败，或者被证实纯属子虚乌有的话，民众的反应将会非常严重，也许是革命性的。”在伦敦的空军司令部称赞这些报告具有“极高的价值，而且基本准确”，因为它们给来自无线电情报的较为一般的证据增添了详细资料，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看法——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英国皇家空军“无法通过空中侦察来获得情报”。另一位消息人士在1943年8月至11月去了柏林，并报告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德国内部士气低沉，而且公共服务部门也运转正常。他指出，在工人和士兵当中，希特勒仍然被视为一个“受崇拜的人”。盟军的猛烈轰炸和物质上的大肆破坏似乎对德军的顽固抵抗和报复决心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份来自德国军界高层的重要情报从一个代号叫“达莱克”的波兰情报网传送到秘密情报局，这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这也反映出英国与波兰保持密切情报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情报是由什琴斯尼·霍伊莱基少校传递出去的。此人的对外身份是波兰驻伯尔尼副领事。自从德国人（将这个情报网命名为“捷西”）在1943年初夏开始截获霍伊莱基的无线电通信，并破获他的组织之后，他们便得出结论，他手下的特工至少有一人对希特勒总部的消息非常灵通。这个人可能就是“JX/诺普夫”，就是秘密情报局记载的属于达莱克手下的那93位特工之一。有证据显示，诺普夫提供情报的时间是在1942年2月至1943年4月之间。他主要是提供苏联战役方面的情报，但其他方面的情报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旨在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意——德攻势以及在的黎波里部署军队的时间表。一份留存下来的报告（日期为1943年2月12日）谈到了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最高统帅部的“心态”。据称，这份报告来自“德国最高统帅部”联络员诺普夫。“尽管他们做出艰难的尝试，尽管他们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遭遇疾病以及在某些军队出现较大的装备损失”，但德国军队的士气“远远没有遭受重创，可以说士气非常高涨”。基于这个原因，“那些认为德军东部战线即将溃败的一切流言都是极不真实的”。军情十四处（英国陆军情报局负责搜集德国作战命令的一个分支机构）称赞诺普夫拥有“非常多的联络员”，而且当“根据平常的消息来源编制报告时，他的见解往往更为全面而透彻”。然而，这一情报在没有被证实之前往往难以被人们所接受，而当它真相大白，已成为事实，并与我们自己的观点或其他来源的情报互为印证时（这是一种必然的双重判定），人们便会对它的正确性深信不疑。[452]
范登·霍伊维尔与1942年11月初到任的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后于1953至1961年期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尽管他们最终会分享情报成果，但从一开始杜勒斯就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1943年1月，百老汇就他的情况告诫过范登·霍伊维尔，并向他暗示，这人很有可能“会哗众取宠，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建议来，搞得大家声名狼藉”。虽然秘密情报局驻瑞士情报站的这位负责人和杜勒斯在美国有着共同的朋友，而且私下关系也算不错，但范登·霍伊维尔本人认为，杜勒斯是“为自己着想，利益冲突的事自然就不可避免”。特工竞争看起来非常残酷，以丹齐讲过的一句尖刻的口头禅来说，美元是一种“永磁铁”，而美国人“老是轻信别人，自己却缺乏判断力”。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让秘密情报局尽可能与杜勒斯（以及法国人、波兰人和瑞士人）展开密切合作，否则，惟一从这愚蠢行为中受益的只会是德国人，还有那些至少有三个东家付钱的特工们。
发生这种灾难的可能性表现在杜勒斯与德国反间谍机构代表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在1943年1月的第一次接触：他用英国人发明的密码将接触一事报告给华盛顿（通过其波兰特工哈利娜·希曼斯卡）。结果，这一情报被德国人截获了。杜勒斯在4月中旬告诉范登·霍伊维尔，他看到了吉泽维乌斯，他刚从柏林回来，并告诉他，德国人最近将在鹿特丹建造47艘大型飞艇，并将由自杀敢死队驾驶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尽管已经有人使用这种密码发出过警告，但杜勒斯还是发了两份电报将这一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丹齐认为，杜勒斯已经被德国蓄意制造的一个假情报给“糊弄了”。显然，吉泽维乌斯听了非常激动，他告诉范登·霍伊维尔：“你怎么能向那个傻瓜[杜勒斯]报告呢？他知道他的密码被破译了。如果他用了那个密码去报告他与别人的会面情况，德国人就有可能会发现相关人员，并用他们来充当炮灰。他容易轻信别人。”
战时英美情报机构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从“斯图尔特”（孟西斯）给“我亲爱的比尔”（多诺万）这封信中那友好的语气上得到印证。
不过，范登·霍伊维尔希望利用杜勒斯与吉泽维乌斯之间的联系。1943年7月，吉泽维乌斯（针对秘密情报局提供的问题）将“佩内明德（或斯维内明德）”的火箭发射试验情报告诉了杜勒斯。他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在德国“阿布维尔”的同僚。吉泽维乌斯对杜勒斯的通信安全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因为一旦被发现，肯定会追溯到情报的来源。他向杜勒斯提出了建议：为了安全起见，他应该通过“英国的通信渠道传递这一情报（他后来确实这么做了）”。有关情报证实，在腓特烈港的这次空袭所取得的成果包括摧毁了制造火箭制导装置的工厂，这可能使得这些火箭的投产被推迟3个月之久。火箭弹的主要制造地点在弗兰肯塔尔。这位对消息来源认为，那里除了几家糖厂外没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工厂。基于这个原因，这位对消息来源再三强调，在利用这一情报时必须非常谨慎。这一情报还显示，希特勒对生产飞弹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个人兴趣。
1943年9月，希曼斯卡报告说，吉泽维乌斯当时神经“高度紧张”，他（第一次）告诉她这种“V”（代表“复仇”的意思）型武器眼下正在研制之中。他说，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他会尽量提供一切具体的情报。因为他坚信这种新式武器非常具有威胁性，即使不会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肯定也会拖延战争的发展进程。虽然伦敦仍然不顾一切地搜集更多有关V型武器的情报，特别是火箭的研制地点、生产规模和预定发射日期，但吉泽维乌斯确实无法进一步提供情报。据希曼斯卡回忆，在1944年2月前，吉泽维乌斯在他的德国同僚和朋友当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丹齐告诉范登·霍伊维尔，他担心吉泽维乌斯的利用价值“现在已经大受影响。189[杜勒斯]已经连累了他，而且无可挽回”。丹齐显得更为担心，因为杜勒斯给华盛顿发送了一大堆吉泽维乌斯提供的情报，并标明来自“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当希曼斯卡于1944年2月再一次看到吉泽维乌斯的时候，他的职位（还有卡纳里斯的职位）已经一落千丈，尤其是一个月前在土耳其韦尔梅伦斯脱离纳粹之后。一年之后，吉泽维乌斯告诉希曼斯卡，他曾经积极参与了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谋杀计划，计划失败之后，他在柏林潜伏了三个月，以便躲避纳粹对他的追捕。[453]
斯堪的纳维亚
西里尔·切希尔，秘密情报局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负责人，从1942年12月上任后一直干到了1945年6月。从他的前任约翰·马丁接手之后，他有效地拓展了斯德哥尔摩站的情报工作。回顾该站在1944年10月的成就，总部的比尔·科尔多指出，切希尔将报告数从每月不到400份增加到平均每月700份左右，而且增加的报告大多是涉及武装军队的情报。这一成就主要来自荷兰、丹麦、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络员，包括那些能够往返于瑞典以及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商人，其中一个是在1942年12月招募的商人。后来，他成为一名非常有价值的丹麦特工，其代号为“艾尔加”。他经常去斯德哥尔摩，他的公司在那里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其他业务关系，他还要前往德国、芬兰和罗马尼亚，并从为德国制造战争物资的重型工业公司工作的同胞们那里收集情报。1943年，他招募了大约二十位搜集情报的下线，包括：在汉堡的一位外交官；位于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佩内明德工厂的一些技术工人——在那里，德国人拥有一个武器试验场；在匈牙利制造梅塞施米特飞机的多瑙飞机公司驻柏林办事处的一位雇员；还有一位是丹麦灯塔维护人员——他能够从灯塔守护人员那里搜集到有关航运方面的情报。
将材料传给身在瑞典的切希尔需要采取某种巧妙的方法。比如说，1943年秋，艾尔加进口三桶商业用酸时，他便将300份报告裹在了一只玻璃瓶中，然后藏在其中一个桶中。同年11月，科尔多说，他是“第一批”报告V-1型飞弹（当时将它描述成火箭炮）的特工，而且他还提供了一张火箭坠落于波罗的海西南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的照片。他已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夜间作战战斗机的情报、芬兰化学作战装备以及来自他的下线和他自己在德国、芬兰和罗马尼亚旅行中搜集整理的有价值的报告”。他的一个情报来源还提供了“德国汉堡遭受空袭破坏之后的地面照片”。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1月，艾尔加被德国人逮捕，他的情报网也随之解体。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1945年4月，他被转移到瑞典的一座秘密集中营，并被怀疑受雇于某一敌特机构，可留存下来的德国审讯记录并不支持这一猜测。秘密情报局后来推断，他之所以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只是“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在向德国人提供派驻斯德哥尔摩的秘密情报局工作人员以及驻瑞典和英国的丹麦联络员的准确描述的同时，他还提供了足以让他们信以为真的虚假情报，即使不是让他们相信，至少也会让德国人惶惶不安。比如，他声称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在柏林、汉堡、波恩、哥尼斯堡和维也纳相应建立了重要的情报小组”，并在丹麦的西兰岛、芬岛和福尔斯特岛建立了经过英国人培训的破坏小组。
如同欧洲大陆其他中立国家的首都一样，斯德哥尔摩到处充斥着那些可疑的人物，只要谁愿意出钱，他们就给谁提供情报。其中一个这样的特工代号为“36439”，他是一名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Z组织的情报来源。1943年底，这位特工声称曾经在日本使馆安插了特工，其代号叫“伊芙”，受聘于1943年6月，负责提供日本急件的副本和加密代码；还有一位柏林的经济学家，除了独立编写报告之外，他还转述来自一位老联络员的八卦情报。这位联络员就是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元帅的管家。
从1943年4月开始，一位训练有素的军情五处驻外代表彼得·福尔克受命以查验护照为名到斯德哥尔摩设立一个独立的瑞典情报站，负责专门攻击德国的情报机构，所涉及范围除了瑞典外，也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地区。福尔克的主要目标是自1942年11月以来一直担任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空军助理武官卡尔·海因茨·克莱默博士。克莱默是个显赫人物，秘密情报局在瑞典警方的一位联络员抱怨说：“他总是乘坐着高速运动跑车旅行，因此很难跟踪。”实际上，他是德国“阿布维尔”空军情报科的官员，他到瑞典也是奉命开展针对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活动。秘密情报局所关注的焦点是不仅要找到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使他无法发挥作为一个反间谍机构官员的作用，而且还要协助军情五处铲除一切在英国本土可能采取行动的情报机构。1943年末，由克莱默发送的包含有来自英国并与英国有关的情报被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特工截获。随后，一些声称来自驻英国的反间谍机构特工（包括一个代号为“约瑟芬”的特工）的电文接连出现在英国无线电情报中。这些情报就是一个个真真假假的混合体，有似是而非的推测，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虽然军情五处最终得出结论，所谓的克莱默情报网其实纯属子虚乌有，但疑云没有因此而散去，人们怀疑他是否还在从瑞典驻英国的外交人士那里获取情报。与此同时，派驻斯德哥尔摩的秘密情报局特工也对克莱默发起了一次成功的情报攻势。[454]
1943年12月初，可谓是时来运转。一位“强烈反纳粹”的奥地利妇女与她的瑞典丈夫分居后来到英国公使馆，要求与“讲德语的人”交谈。在得到秘密情报局官员接待后，她并没有“透露她此行的本意，直到她被安全地带到……走出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和YN[海军武官]的管辖范围”。这位妇女随后宣称，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奥地利人，当过克莱默家的女佣——有机会接触一些看似重要的文件，这些文件她已经复制了一份。这些文件似乎是来自英国空军情报的电报草稿，其中包括一份“向约瑟芬[原文如此]索取情报的请求”。这第一次接触便促成了她与这位朋友的会面，秘密情报局也顺理成章地招募了这两位奥地利妇女。1944年整个一年，这位女佣提供了更多的电报电文以及从克莱默办公桌上、废纸篓和大衣口袋里弄到的其他文件。而且，她还沉着冷静地借用并复制了克莱默那始终锁着的办公桌抽屉的钥匙（在一碟黄油中拓下了钥匙的压印），随后便用手摘抄了不少于八份的有效护照和一些过期的旧护照。从这些护照上可以看出，克莱默从1938年便开始出国旅行了。这些行程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当月在英格兰进行了短暂访问，这自然给伦敦敲响了警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秘密情报局对克莱默本人进行了审问，并将来自德国和瑞典情报来源的报告汇总。人们发现，这位精力旺盛并富有创造力的克莱默一直在误导英国和他自己反间谍机构的上司。他的那些“来源非常可靠的”报告大多是经过加工的二手材料，是从瑞典和别处的情报贩子那里获取的。当然，其中也有些情报是根据真正的瑞典武官发自伦敦的报告推断而得出的。虽然军情五处在1943年底前已经有效地破获了克莱默情报网，但人们对他仍然心有疑虑。直到1944年初夏，尤其是在“霸王”行动前（盟军进攻法国）那几个紧张的星期里，人们担心，即使是小小的安全漏洞都可能会危及此次进攻的成效。
1944年5月，得知克莱默长期以来一直在“存储每月结余的大量积蓄”，并被怀疑私吞了“相当大一笔应发给特工的开支”时，彼得·福尔克认为这个德国人可能很容易被秘密情报局“收买”，尤其是他曾经参与过设立集中营的短暂经历，相信他肯定会被列入盟军的战犯名单，但百老汇最后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我们不能跟战犯做交易，让他们免受绞刑，”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写道，“如果他被允许离开这只行将沉没的船，那么，这只特别让人讨厌的耗子肯定也没什么非常重要的情报可以提供给我们。”卡斯伯特·鲍尔比在6月11日补充说，“而如今存在‘漏洞’的风险已经比‘霸王’行动开始前少得多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阶段，哈里·凯尔领导下的赫尔辛基流亡情报站从斯德哥尔摩开始继续活动。1942年12月，孟西斯祝贺凯尔，“在过去6个月中你的情报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你们时时刻刻都牢记着远离祖国这个不利条件”。1942年5月，在重新起用他的战前特工奥特卡斯特（如今在为德国“阿布维尔”效力）之后，凯尔的情报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起用奥特卡斯特就是要他具体报告有关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实施空袭的结果。虽说他通过秘写方式送达瑞典一处掩护地址的那些早期报告并不是非常有用，但在详细而准确地报告柏林战役的结果之后，他在伦敦的资本陡然上升起来。英国皇家空军从1943年11月起对德国首都发起猛烈的轰炸。就在这一天，凯尔在斯德哥尔摩亲自向他征询了有关轰炸的情况。凯尔提供了一份规模宏大的柏林计划，而奥特卡斯特只“搞出了一些零星的小碎片，用铅笔在上面胡乱写了一些似乎难懂的东西敷衍了事”。在他们得到任何清晰的图片情报之前，这份合成报告被送到空军司令部。“几个星期之后，”凯尔回忆道，“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打印出来的报告，几乎是按照空军司令部的《周期情报摘要》格式逐字逐句地编写的。后来，这份报告被送到驻斯德哥尔摩的那位空军武官手里。”
在1942年5月访问斯德哥尔摩之后，奥特卡斯特用可以获取英国情报，甚至可以通过他在瑞典的大量关系建立一个情报来源的美好前景吊起了他在德国的“阿布维尔”主子的胃口。这条诡计最终使他成为一名羽翼丰满的双重间谍。在军情五处代号为T.A.塔尔·罗伯逊的帮助下，奥特卡斯特将真真假假掺杂在一起的情报（“食品”）传给纳粹德国的“阿布维尔”。这提高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使得他能够经常来往于斯德哥尔摩。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他可以亲自汇报有关情报，而这也相应提高了他的报告编制水平。1942年底，他开始搜集纳粹德国“阿布维尔”与帝国保安处之间权力争夺方面的情报。这是他和伦敦都非常关切的焦点问题。因为他属于“阿布维尔”官员的圈子，被人们视为可以接近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人物。1943年初，他被总部评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取德国内部信息的最佳情报来源”。
对于瑞典军事情报部来说，奥特卡斯特就是一个“阿布维尔”特工，他向德国人提供德——俄战争方面的情报。反过来，他向凯尔汇报瑞典人对战争进程的看法。这引起伦敦方面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当反对德国人的浪潮开始汹涌澎湃之时。1942年末，奥特卡斯特与日军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小野寺诚将军取得了联系，小野寺诚便聘请他为日本特工。到1944年底，奥特卡斯特通过秘密情报局向小野寺诚提供了美国人的假情报材料。整个1943年，伦敦方面一直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奥特卡斯特的报告。特别是一份波兰状况以及波兰人对苏联和德国态度方面的报告，引起外交部的极大关注，并由孟西斯亲自呈送到丘吉尔手中。1943年底，当奥特卡斯特罹患肺结核，想与家人从柏林迁往斯德哥尔摩时，秘密情报局表示支持。1944年初，他设法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但瑞典人拒绝让他留下，他被转送到英国。次年，他病死在那里。在一份战后的秘密情报局评估报告中，他被描述为“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成功的对德间谍之一”。
其他特工从德国本土发来了报告，正如凯尔在1943年10月1日的电文中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报告所述：在9月22日至9月23日的空袭中，此人乘坐的“由比利时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就停靠在德国汉诺威的中央火车站”。该站仍然完好无损，而“站外150米左右的铁路线（朝柏林方向）却被彻底摧毁了，铁路线上的五列火车全部被炸弹和燃烧弹摧毁或遭受重创”。该站北部区域“因炸弹以及主水管爆裂导致的水灾而一片狼藉。只见居民们成群结队地涉着齐膝深的积水逃离这个地区”。1944年初，一份来自芬兰特工的报告使哈里·凯尔处于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职业责任与个人感情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位特工告诉他，德国人带领一批芬兰官员到法国西北部的V-1飞弹发射场地参观，并“向他们夸下海口说，伦敦将会如何如何被这些无人驾驶机从地球上彻底抹掉”。当时，凯尔的母亲和妹妹都住在伦敦南部诺伍德区的一层顶楼上。这幢楼正好处于V-1飞弹飞往伦敦市中心的飞行线路上。除了关心他的妹妹（她是一位救护车司机）外，凯尔认为他的母亲“没有任何特殊理由继续留在伦敦地区”，但他又不能将“秘密特工的报告透露给她们”。最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道，“我认为你在伦敦待的时间太长了，建议你应该离开一段时间”，要她跟南部海岸伯恩茅斯的亲戚待在一起。他的母亲没有理会他的建议，一直待在那里。正如凯尔所担心的那样，1944年6月，第一批瞄准伦敦的“狮蚁”飞弹中有一颗就落在了她住的楼房附近，炸弹摧毁了她家餐厅的窗户，造成巨大的破坏。幸运的是，他的母亲当时住在另一个房间，他的妹妹当时也不在家里。
尽管比尔·科尔多曾在1942年4月抱怨说，秘密情报局在挪威只设立了4个“情报站”（这里是指情报网），可到了第二年6月，百老汇却向斯德哥尔摩发出了23个挪威情报站的名单，其成员和特工可以在瑞典寻求援助。这些情报站从遥远北方的希尔克内斯开始，跨越特罗姆瑟（2个站）、特隆赫姆（3个站）、卑尔根（2个站），一直延伸到西北部的斯塔万格、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4个站）。这些情报站根本不缺乏爱国的志愿者，总部设在挪威的分部（P.9）却在伦敦的邦普顿广场14号成立了一所培训学校。而挪威海岸情报站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德国主要作战舰队（特别是‘提尔皮茨号’战舰）主要设备的目击报告”，它们的活动根据成员的个性及其联络员的范围不同而作了灵活的安排。有关德国海军动向的情报可以根据直接目测进行收集，也可以从当地招募的特工那里获取。这一行动得到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援。他们动用了机动渔船、机动鱼雷艇、潜艇和飞机让特工秘密潜入到各个站点。一旦上岸后，每个情报站都需要提供支持，例如，给蓄电池充电，以便为他们的无线电设备提供动力，叫信使传递情报并对德国的反间谍措施（如逮捕、搜查以及设置路障）及时发送警报。有关“提尔皮茨号”战舰动向的观测报告，连同“超级情报”译码和空中侦察图片情报、该舰艇的定位以及在挪威北部阿尔塔峡湾的防御能力报告一起促成了1943年9月一项大胆的攻击计划的实施，结果用一艘小型潜艇就使得这艘战舰瘫痪了三个月之久[455]。从1943年末开始的一年时间里，斯塔万格的“宝瓶宫”情报站在警察总部发展了一位令人满意的特工。根据德国命令，这位特工被招募了进来，负责与德国军方联络。因此，他不仅能够提供德国军队在当地的详细情报，而且还能影响安保侦察的进程。
秘密情报局最成功的挪威特工中，奥洛夫·里德·奥尔森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从1944年5月开始为期6个月这段时间里，他在挪威南部海岸克里斯蒂安海港附近的第二次行动的报告，充分表现出在敌占区情报工作所具有的挑战意味。奥尔森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实施伞降。这次行动（代号为“玛吉”）开局良好。“这次降落非常顺利，”他写道，“我降落在距离光三角一个角落大约十米远的一片蓝草莓灌木丛中（设置光三角是为了标出着陆区）……招待会就设在现场，其实也就是一杯事先准备好的热茶。”几天后，奥尔森带着他的无线电设备独自一人与一名德国党卫军军官在一节列车车厢里相遇。这位党卫军军官“对装有无线电设备的那只袋子非常警觉，而且一直目不转睛地看”。随后，奥尔森设法转移到了下一个车厢。不过，在他的报告中，他也委婉地指出：“如果无线电设备可以装到一只普通的皮包里，并安上一把合适的锁，那就会大有帮助。”他在通向克里斯蒂安海湾入口处附近的山坡树林中建起一个营地，那里可以密切监视到来往船只的动向。在海港警方，有一名联络员招募了两名德国水兵：一个原本就一直想开小差，一个想逃往英格兰寻求帮助。他们“踊跃加入，并准备为他们认为的正义一方而战”。但挪威人劝他们说，他们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收集有关军事情报。这是他们最好的报效机会。“他们同意了这个安排。一切都显得非常顺利，以至于我们几乎有点担心这是不是盖世太保设置的一个陷阱。”奥尔森告诉他们，“如果哪儿出现了问题，他们会通过一条安全通道逃往瑞典，”但是，“如果他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将只有死路一条。”
除了报告航运动向、提供每天的天气报告外，玛吉情报站还要报告附近海岸U型潜艇的活动情况以及该地区的德国作战命令。一向对安全问题小心翼翼的奥尔森对该情报站的日常工作作了如下描述：
这个小城的主要联络员从他们各自的消息来源那里收集报告，将它们放在邮箱里，负责给营地运送食物的人会每周2次将邮箱清空。这样，所收集的报告就随着食品专递员每周发送2次。这项任务一直由2个人来完成，这是完全必要的。万一遇到意外情况，一个人可以空着手先行离开。采用这种方式，4个人都可以源源不断地干着这份工作。每隔14天，我们要将时间提前一天，以避免经常性的交通堵塞。信使要在这片森林中预先安排好的地方见面。每次见面之后，下一次见面的地方又要重新变换。
这些人所用的帐篷“从空中和地面都作了一番精心的伪装，而且伪装之好出乎意料：当这块林地的主人带着两个摘草莓的人走到距离我们的主帐篷不足四码的地方，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个营地”。沉默是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营地里不准穿皮靴。“无论天气是雨是晴，我们都要穿着运动鞋，所以，鞋子都被磨破了。”他们还“因为一位同仁有打鼾的毛病”而“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但这个人一夜被叫醒十次很快也习惯了。在高峰期，该站一天向外发送的邮件不下十封。为了躲避德国的定向寻台装置，他们不得不带着电台多次转移地点。[456]
低地国家
荷兰和比利时一样，都给英国的情报搜集行动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密集的小国，所以，很难找到一个适合于空投的偏僻地点。而且，它们都处于盟军轰炸机飞往德国工业心脏鲁尔区的飞行航线上。这里的防空设施非常密集，使得飞机很难在低空盘旋以便分辨出地面接待组的微弱灯光。从地理上来说，这两个国家都很适合从英国起航进行海上作战，可敌人专门建立海上防御和安全设施，使得这一方法很快就被束之高阁。对于轴心国来说，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必须给它们提供德国式的安全保护措施，让他们享有一种较高的优先权。尽管德国保安处和“阿布维尔”之间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现象，但对于秘密情报局，他们却能做到同心协力，所以对英国特工构成了巨大威胁。这包括位于比利时和荷兰的英国特别行动处所遭受的灾难性破坏。
到1942年秋天，德国在比利时的成功已经造成一种如英国特别行动处官方史志所述的局势：本机构“在这块土地上的组织只不过是盖世太保所创造的一个海市蜃楼而已”[457]。1942年3月，在经历一场大搜捕的风潮之后，克劳德·丹齐开始担心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在比利时的命运。他告诉弗雷德里克·吉普森（百老汇驻比利时办事处负责人）说：“无论是否得到[费尔南·]莱佩奇[比利时国安部驻伦敦负责人]的同意，都必须采取一些重大步骤，否则，你在比利时很快就看不到秘密情报局特工们的影子了。”丹齐想（明智地按照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经验）复核一下是否有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无线电报务员受到敌人的怀疑。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采取一些措施来拯救那些幸存者”。不过，这一消息并不完全是个坏事。1942年4月，科技情报处的R.V.琼斯指出，吉普森已经搞出了两份有价值的报告：一份是2月17日找到了用于监控夜间战斗机行动的第一座已知的德国无线电测向站的位置；另一个是3月28日找到了第一个经过确认的“分米”级定向无线通信站的位置。琼斯补充说，“因为我们对鲁尔区的一切进攻”都必须经过吉普森的地盘，“这些地方成为德国主要防空系统的重要区域。我们对它们越了解，我们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少”。第二年年初，另一位特工在一位爱国人士的协助下（这位爱国人士被德国人强迫作了劳工，在比利时列日附近的兰廷修建一个新的雷达站），通过贿赂方式他进入了这座雷达站。在那里，他用几个晚上便绘出了详细的草图，并将他所看到的情况一一记下来。二次大战后，他因为支持秘密情报局的行动而获得一枚“最高勇气”勋章，空军司令部将他的成就评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秘密渠道所获得的最出色的航空情报”。这就使得空军的反制措施得以有效地展开。按照空军司令部的说法，“此举拯救了数以百计盟军飞行员的生命以及我们许多夜间作业的轰炸机”。[458]
比利时最成功的情报网是克莱伦斯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谍老手沃尔特·迪尤厄（代号“克利夫兰”）被迫保持低调之后得到了赫克托·德马克的有效治理。后来，1944年1月，迪尤厄在拒捕时被德国人杀害。克莱伦斯则定期提供一些技术情报，包括有关铀盐向德国转移的情况报告。在刚刚跨过荷兰边界的布雷斯肯斯附近的德国总部工作的一名特工报告了德国布雷区以及敌军在比利时海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一位在比利时石油公司工作的联络员不仅提供了军事和其他道路交通方面的情报，还提供了汽油以及供情报站使用的汽车情况。有关敌人通信和调动方面的情报，尤其是比利时铁路系统的情报，仍然是一个优先目标。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比利时特工创造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例如，克莱伦斯情报站一直为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城市包括汉堡、杜塞尔多夫和科隆提供有关报告；提供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电池以及诺克防御情报；德国防空炮手、机场和炮台的照片。该情报站还编制了有关V型武器的报告，包括佩内明德火箭中心（1944年1月4日）。而一名特工从一个为德国人工作并在法国北部旅行的企业家那里收集了70米长发射台的观测资料（1944年1月9日）。此后，克莱伦斯情报站定期提供了有关V-8火箭的报告[459]。“吕克”情报网从比利时国家铁路总部收集相关情报，并能事先报告德国军队和设备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运输情况。“吕克”特工还窃听了国家铁路公司的私人电话系统以及国家铁路公司与“控制所有军列运行的德国铁路运输办事处之间的电传打字机情报”。
比利时情报网在获取境外情报方面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在1942年即将结束时，秘密情报局开始向克莱伦斯情报站配送新式地对空“升天”无线电设备。这种新式设备是由甘比尔——帕里情报八处的技术专家研制的，它可以让特工与飞临上空的飞机直接对话。因为它省去了使用莫尔斯电码的麻烦，缺乏经验的报务员使用起来也非常容易。而且，它们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呼号程序，所以其信号发射更难以被敌方的定向装置定位[460]。这种“升天”无线电设备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不过，这一系统对于长电文还不是非常有用，仍然必须依靠信使长途跋涉走危险的陆路偷偷地运送出来。百老汇一位官员在1943年1月抱怨说，虽然他们从比利时人那里接到的报告数量很多，但这些报告中所包含的情报“太陈旧，已经变得毫无价值”。1942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军情处向陆军部发送了80份报告，其报告内容显示平均晚了3.75个月时间。一位官员询问是否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快交付时间，该处负责人赫伯特·哈顿·霍尔却说：“我想，我们能够得到这些材料已经是非常幸运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加快情报的传递速度。”1943年5月，吉普森告诉丹齐，在巴黎、里昂和图卢兹收转中心遭到搜捕之后，他与比利时联系的所有情报传递线路均遭到破坏。因此，吉普森询问德马克他是否可以通过瑞典开辟一条北线。最后，他找到一个人，并将一份“升天”电文发送到伦敦，内容是他的一名特工要拜访驻斯德哥尔摩的英国武官：“他要说出布埃勒曼斯这个名字，并要说：‘通往荣耀的路并不都是布满着鲜花。’[461]”虽说这次接触似乎已经成功，但最终通过瑞典发送回来的情报却寥寥无几。
1942年，比尔·科尔多负责欧洲低地国家军事行动以及国防部上尉“查尔斯”西摩接任荷兰情报处负责人之后，秘密情报局与荷兰之间原来那种疙疙瘩瘩的关系开始得到改善。该处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涉及荷兰国民的雇用问题，流亡政府想把这些人以特定的荷兰编制留给他们自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摩在1942年9月提议要招募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可他们这些人，“实际上，纯粹只是荷兰人”，他要求百老汇的情报联络处“尽你们所能找到可能幸存的每一个人”。秘密情报局驻荷兰的新机构中第一个经过训练的特工是在1943年3月前往荷兰的。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在该国的现有秘密情报网已经暴露，“亨德里克”带着降落伞实施了盲降，“没有任何组织去接他，甚至连他的身份证和其他文件是否伪造好都不大确定”。科尔多把他形容为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换言之，就是“无惧无畏，把他的任务视为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从一开始，他就遇到诸多难题，他的“升天”无线电话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尽办法建立起一个拥有大约三百名成员的情报网。到1943年底，这个情报网“所提供的情报虽然说不上数量众多，但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可靠而有用”。亨德里克返回英国的多次尝试生动地说明，从纳粹占领的欧洲撤出特工就像当初将他们安插进来一样困难重重。有一个方案需要在斯海弗宁恩港截获一只海空营救摩托艇。可摩托艇的引擎无法启动，在一阵长时间的射击比赛之后，亨德里克才弃船逃脱。在第二次行动中，他长途跋涉，深入比利牛斯山脉，但一场暴风雪迫使他的情报小组从西班牙边境撤回来。随后不久，亨德里克被逮捕了，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在监狱中度过1944年的冬天。后来，他于1945年春被盟军解救出狱。
法国
1943年8月，孟西斯获悉，位于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团结了所有反轴心国的法国军队，形成以吉罗和戴高乐为首的组织，对法国秘密情报的未来进行审议。这使得身在阿尔及尔的英国国务大臣麦克米伦认识到秘密情报局与自由法国组织关系的重要性。“自1940年以来，”孟西斯提示说，“我们一直与戴高乐领导的特勤局——即这里所称的中央情报与行动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他继续说道：“该组织在法国逐步建立并壮大起来，但在与我们的情报合作上却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央情报与行动局如今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他引述刚刚从陆军情报局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上说，这一由法国和英国联合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对于总参谋部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上一个月”。他补充说，陆军部“会以非常审慎的眼光去考虑一切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与中央情报和行动局关系的行动，也许还会减少军事情报的流量”。
孟西斯显然很担心秘密情报局与伦敦的戴高乐拥护者的交流与合作（及其对这一纽带所提供情报的垄断）可能会受到总部位于北非的某种新部署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强调在法国的联合谍报活动的效率，而不是用任何附带的问题让麦克米伦感到惴惴不安。1943年间，一系列秘密谍报活动在法国普遍展开，但英国特别行动处和抵抗组织关注的是特别行动而不是情报本身，所以，其扩展往往与秘密情报局的情报收集相抵触。不同组织和派系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牵涉到戴高乐拥护者、戴高乐反对者、保守派、共产党员、原维希政权追随者和表面上完全没有政治倾向的人。而且，随着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以及戴高乐拥护者在法国合法候任政府的角逐中占据上风，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变得更为尖锐。
在战争初期，自由法国组织中一个最重要的情报网——圣母联合会[法语]，仍然是法国西北部和北部重要的情报组织。但是，到了1943年夏天，伦敦方面承认，该情报网遇到一些麻烦。因为担心吉尔伯特·雷诺知道得太多，在法国国内存在着人身安全问题，德瓦弗兰便将这位精神领袖安全转移到国外。但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领导层内部的相互对抗破坏了这个组织的团结。而且，在1943年3月，一个代号叫“埃斯帕顿”的波尔多港口前雇员在帮助两名英国战斗机飞行员逃亡后被逮捕。此前，他一直在提供航运方面的情报，并协助传送布列塔尼的海防情报。[462]
总部设在尼斯附近的“戴维斯”组织传来较好的消息。该组织最初与兄弟会一直保持联系，可到了1943年年中，当一名代号叫“沙瓦尼亚克”的记者接任后，它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他的一大把电报原件至今仍然有案可查，给人的感觉是这些材料就来自这个情报网。这也说明了将情报工作与特别行动割裂开来其实困难重重。1943年7月下旬，沙瓦尼亚克主动请缨，要去炸毁意大利人试图从尼斯撤退的铁路机车。7月28日，他注意到，德国西部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冯·伦斯德抵达尼斯。两天后，他发出了冯·伦斯德乘坐专列回到巴黎的确切消息，这原本是用来告知袭击这位将军的消息！但是，时机掌握上非常困难。从沙瓦尼亚克7月30日的电报可以看出，冯·伦斯德的专列将于8月1日下午3点25分离开吉伯诺，并于8月2日上午9时25分到达巴黎（里昂火车站）。结果，电报处理花了一天时间，到8月1日上午7点45分才传到空军司令部。8月2日，沙瓦尼亚克报告说，三个德国师从蒙彼利埃港旺德雷斯地区出发，据推测是准备开赴意大利。8月14日，他暗示，载有约1.1万名士兵的27节德国火车和5000名士兵的9节意大利火车已于8月6日至9日通过戛纳并开往意大利。
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被秘密情报局的肯尼斯·科恩形容为“典型的‘美女间谍’”。左上图显示英国的证件伪造专家为了给她办理假身份证件是如何改变她的外形的。
戴维斯情报网在百老汇受到高度重视。1944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过去6个月来，它一直是“我们所有的情报组织”中最有成效的。这份备忘录还指出，在6月，戴维斯“经常收到来自空军司令部和陆军部的表彰，他们还经常对戴维斯情报站的成果数量表示惊讶”。英国海军部将戴维斯视为“头等重要”的情报网，战争经济部还发表评论，积极评价了该组织所编制的经济报告的价值和数量。伦敦方面认为，这一成功主要是由于沙瓦尼亚克的“行政能力和判断力”，加之他“无畏无惧，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然而，早在1944年，“该组织的两名次要成员将他们所知道的该组织的情况透露给了德国人”，于是，沙瓦尼亚克准备“首先采用一次抽调行动将他们撤走，然后将他们处决”。行动失败后，由于担心这一情报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沙瓦尼亚克被强行带离。该组织随后被分成13个独立小组，继续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联盟组织于1942年8月起草的一份带有注释的分类说明显示，作为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情报网之一，该组织触角范围十分之广。该组织拥有成员145人，分为10个不同的情报小组。其中规模最大的由“猎豹”领导的情报小组有30名特工，其中包括一名电气工程师和“在博韦地区有一些重要情报来源”的无线电报务员；一位“在巴黎和北欧拥有产业的实业家”；“猎豹”住在巴黎一个女性朋友——一个颇有教养、富有进取心、而且“在医学界颇有关系”的女人家；一个能够往返于法国和德国两地的商人；一个负责监视布列塔尼海岸的警察局局长；一个奔波于里尔和格勒诺布尔之间的工程师；一个布雷斯特港口的雇员，他“搜集到德国所有船只航运动向方面的情报，而且，他可以把情报传给我们”。在1943年春的高峰期，人们估计该联盟仅在法国各地就拥有两千多名特工、信使和联络员。联盟从地理上划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又被划分为几个部门，并沿着军事线延伸，主要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包括法国西部的U型潜艇基地情报，从1943年开始转为重点搜集V型武器方面的情报。
由“皮埃尔·韦里耶”（代号“海鸥”）提供的一名联盟特工在地面上的生活快照显示，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航飞行员在为登陆做安排。1943年4月，他返回英国述职。他报告说，他与法国警察打交道“很少遇到什么麻烦”，而“最爱国、最容易打交道的是那些战前政府组织里的人”。他声称，“在履行职责中极为礼貌又极为残忍的‘盖世太保’已经感到工作不堪重负了”。有时候，盖世太保又显得“非常愚蠢”。比如，他们有一次奉命前去逮捕两个兄弟。到了兄弟俩的家，他们“询问其中一人，他的兄弟是否在家里”，那人回答说，他要去看一看，结果两个人都成功地逃脱了，而那些德国人还在那里耐心地等着他回来。不仅如此，“就在他们等待的过程中”，当地一个小男孩走到阁楼间，拆下并包好无线电发射设备，竟然未遭盘问就被放走了。然而，更有甚者，韦里耶补充说，在每一个小镇、村庄，盖世太保培植了“至少两三个告密者”。韦里耶也为其他特工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人迹稀少的陌生乡村寻找合适的着陆地点时，要养成探访两三家农户寻求食物的习惯。”这可以为他提供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据。假如警察盘问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他可以回答说他在寻找食物，而且“可以指出他去过的农户在哪儿，一旦警方验证他所说的情况，他们会发现事实也确实如此”。还有一种意见也可以借鉴：当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地方住了很长时间，“如果他在那里没有收到信件那就并不安全”。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他没有收到信件，他应该给自己写信。“一个没有收到任何信件的人”，韦里耶断言，“容易被看成是一个在外躲藏的人。”
尽管韦里耶的话语中透露出对盖世太保的一丝轻蔑，但联盟组织在经历敌人的渗透和1943年大搜捕之后已经遭受重创。其规模之庞大，人员之过于集中，还有某种松懈的保安措施，对于其许多成员来说都是一些致命的问题。而且，在1942年底，德国占领法国东南部，这就夺去了他们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很明显，德国早在1943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秘密间谍组织的存在，其成员都取了动物的名字作为其身份掩护的代号。1月和2月，一系列搜捕行动破坏了位于图卢兹、马赛、尼斯和里昂的情报网。在那里，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还导演了对联盟的两位年轻女成员“蜂鸟”和“老鼠”的严刑拷打。德国人的压力迫使这个情报网将总部从里昂转移到巴黎。同年夏天，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6月，该情报网的主要人物之一，留守里昂的“大象”和情报网伪造证件的主要供应商被拘捕。在随后的7月份，法国利摩日西南地区负责人勉强躲过了盖世太保的抓捕，而他手下的一些特工却不幸被捕。随后，在土伦、滨海阿尔卑斯省，甚至在巴黎也相继发生了进一步的搜捕行动。整个联盟组织都处于极度恐怖之中，联盟领导人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被带到伦敦。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导致1943年这场灾难的部分原因是联盟成员内部至少有一人叛变了。盖世太保通过捕获“大象”似乎已经追查到了一个阿尔萨斯人，让·保罗·利恩（代号“瘦猴子”）。这家伙打入该组织内部为德国人效力。利恩还策划逮捕了富尔卡德地区颇有影响的第二号人物，莱昂·费耶（代号叫“鹰”）。费耶是在9月份对伦敦进行短暂访问后的返回途中被捕的。费耶的小组中还有一个叫“喜鹊”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被捕。他于1942年10月被派遣到法国并加入联盟，他被逮捕时还被搜到各种文件、300万法郎、武器和从英国带来的其他设备等证据。当盖世太保开始在他们聚集的那个公寓街区搜捕时，在巴黎等待费耶抵达的其他人设法逃脱了。随后，一系列搜捕行动接踵而至。到1943年深秋，法国西北部和罗讷河谷的大多数联盟小组已经停止活动。该网络的许多成员都被德国人枪杀了。1945年初，费耶在德国东部一个纳粹集中营被处决。“喜鹊”比较幸运，在一次罕见的战时间谍交换中，英国人通过瑞士保护国进行谈判，将他与一个德国军官进行交换。1945年2月，他返回英国。[463]
戴维斯和联盟组织归到了百老汇肯尼斯·科恩的P.1门下。该处负责处理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大部分情报工作。其他许多情报网在科恩的保护以及在“自由法国”地下组织的合作与不合作下发展起来了。其中一个网络叫“梭西”。这是一个规模庞大、业务广泛的情报组织，其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法国东北地区。那些规模较小的情报网，包括“特里布莱”和“朱庇特”，他们主要是通过无线电联系，一些组织通过穿越西班牙的信使线路联系，还有一些则采用航空和远洋搭运方式。1943年，由于法国的通讯能力不足，情报活动的增长导致情报报告的不断积压。后来发展了一家独立机构来处理这些材料，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一定缓解。这家机构是驻马德里的一位法国外交官（使用的代号叫“阿利”）设立的。他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横跨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路线，还设法与在法国的情报网建立了无线电通信。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部P.5的比菲·邓德代尔一直在与独立的法国情报网携手合作。1943年6月，他报告说，除了波兰的情报外，他还得到了源于情报二局他的那些老联络员的情报（与贝特朗专线联系）。此外，他还从贾德组织那里获取情报。波兰情报机构在被占欧洲国家和中立的欧洲国家拥有30个左右的情报网，雇用的300名特工主要是处理秘密情报局的工作。邓德代尔的情报处负责组织他们的旅行和运输设施；而位于伦敦北部斯坦莫尔的一个情报中心负责制作特工用装备，包括无线电设备。有些波兰情报网的工作可以说卓有成效。一个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由“卢比奇”（日德奇斯拉夫·皮亚特基耶维奇）领导的情报网有159名特工、助手和信使，仅在1943年8月和9月就提供了481份报告，其中P.5处分发了346份。邓德代尔领导的其他组织规模都相当小。根据他的记录，到1943年年中，情报二局共建立了9个情报站和第四个贾德组织。[464]
1942年秋，克劳德·拉米罗开始重组贾德组织。他们在瑞士边境建立了贾德一组，负责走私国外急需的精密仪器，并准备用水果箱作掩护穿越法国境内。不过，这一次行动不是非常成功。他在马赛、波尔多、里昂和巴黎还设立分支机构（拉米罗在首都建立了他的情报总部）。每个分支小组都与伦敦单线联系，它们只是依靠该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贾德二组由菲利普·科因（代号“将军”或“老二”）领导，其活动范围实际上是以巴黎为中心。科因是一个服务于法国海军情报二局并在英国和法国长大的荷兰人，比尔·科尔多形容他是“一位国际冒险家，他所具有的不仅是他的无限魅力和练达”。科因与波兰F2情报网的成员罗曼·切尔涅斯基一起在一座女修道院建立了他的总部。令人高兴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对它产生任何怀疑。1941年，切尔涅斯基被捕，随后被招募为德国特工，但在次年10月，他又回到伦敦，并表示要继续努力，为波兰和英国提供情报服务。后来，他成了一名代号为“布鲁特斯”的双重间谍，接受双十委员会的领导。[465]
拉米罗最骄人的成绩之一就是窃取了一位官员的身份证和法国维希警察所用的徽章，这给他的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帮助。身份证和徽章被信使送到了伦敦，然后由秘密情报局证件伪造处依原样复制，再送回法国。假徽章使得拉米罗和选出的几个贾德小组成员通过了警察封锁线。然而，最终也正是这个假身份证导致这颗新星的陨落。1943年12月15日，他试图冒充警务督察强行闯入一家酒店，结果引起警方的怀疑。在拒捕中，他朝一位真正的警察开了枪。第二天，他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后来又被关进了弗雷讷监狱。后来，有关方面采取了营救行动，但都失败了。他被送往达豪。然而，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他却在1945年5月返回法国的路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幸身亡。1944年6月，菲利普·科因也被逮捕，并于同年9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杀害。
情报成果
1942年11月，孟西斯要求邓德代尔每隔两个星期将情报搜集的进展情况向他报告一次。不过，他只关注那些“强烈感兴趣的项目”。“哪里都会有这样的项目”，他指示说，他“希望这样的进程会尽可能短一些”。虽然很难确定究竟谁在为邓德代尔的P.5处提供情报，但留存下来的报告给人的感觉像是他的特工发回的。10月，他将来自代号为“伯蒂”（古斯塔夫·贝特朗）的电报报告给上司，电报提供了法国武装部队情报处和法国维希政府情报机构头目的姓名。接下来的11月，他报告说，他的“维希法国情报处”一直在提供“非常出色的”法属北非情报，包括：从阿加迪尔到马扎甘的摩洛哥大西洋沿线海岸海滩照片；奥兰港的水栅和防护网；阿尔及利亚内穆尔的描述、设备和货物运输动向；来自法国敌占区的巴约纳一带海防计划和报告——一份有关波尔多潜艇掩体施工工程报告；来自当时尚未被占领地区详细描述维希军队征兵困难情况的报告。一份11月8日来自他的波兰情报人士“瑞格”（米奇斯瓦夫·斯沃维科斯基少校）的电报显示，从11月6日开始，阿尔及尔港口所有航运行动就已经暂停。显然，地方当局已经嗅出“火炬”攻势的日益临近。海上船舶已经接到就近返回港口的命令，而法国“凯门鳄”和“鼠海豚”号潜艇在阿尔及尔也已经整装待发。[466]
1942年11月，P.5处特工报告了土伦和马赛的海防情况：从法国海军司令部秘密文件得来的吨位超过扫雷舰的法国海军舰艇指挥员的姓名；详细介绍靠近布列塔尼地区布兰德尼昂的一个德国参谋本部的情况，还有一份标明在作战中容易被摧毁的一些据点的草图；“大鹰”号和“格帕德”号驱逐舰以及“阿尔及利亚”号和“都布列斯”号巡洋舰在土伦的军备变化（附有平面图）；意大利皮夫和莱尼亚诺师抵达法国（设在戛纳的意大利军总部和在尼斯的参谋本部）的报告以及意大利战斗通令；德国军队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调动情况以及在整个法国的空军作战命令。就德国本土而言，邓德代尔手下的特工报告了位于东普鲁士埃尔宾的希肖船厂的产量，基尔、斯德丁和吕贝克港在建或维修船舶的详细情况。此外，还有为实施毒气战而在德国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的报告。其中有一份报告显示，“151步兵营”已经开展了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的毒气作战演习，告知U型潜艇及其在格但斯克基地的位置，并标有在建潜艇造船厂的序号，以及1942年11月30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对苏——德国作战意图以及东部战线局势的评价。
1943年，他们得到意大利海军部队在法国南部海岸的报告（按照邓德代尔的说法是“一种查询即时回复”），内容包括船舶位置以及在热那亚的空袭损失；德国人准备毒气战的其他报告；位于格丁尼亚、哥尼斯堡和卡托维兹的潜艇建造情况。在法国，他们得到马赛地区的海防以及盟军登陆的“火炬行动”之后法国和北非的政治局势的报告。1944年2月，P.5处收到德国军队向东部战线调动的报告和一份意大利占领的科西嘉岛的军情侦察情报，情报显示占领军的兵力（2万至2.5万人），确定了各部队及其位置，对海防附加备注，并配有2张地图和12张照片。3月，收到有关法国舰队在土伦沉船后状况的报告，盖世太保在法国外交部的搜捕情况，一份提交给驻法国的德国党卫军特工的问卷调查报告的副本，以及在突尼斯的饮水供应情况。从德国发来了有关东普鲁士皮劳船厂和哥尼斯堡船厂的报告，德国海军总部在哥本哈根的位置以及用于东部战线的军用船只情报汇报。
1944年春，他们收到的报告包括地中海西岸尼斯一带的海防情况，弗雷瑞斯——圣拉斐尔机场和海滩的防御情况，位于布列塔尼莫尔莱以南的无线电定位站。此外，还收到了在土伦的德国海军参谋部人员名单、在土伦海军基地的轴心国军队和主要无线电设备，以及德国摩托化鱼雷艇中所用鱼雷的详细资料。一位贾德组织特工提供了5月17日白天空袭波尔多U型潜艇基地之后的具体损失和伤亡情况。从1944年夏初开始，有关沿海防御的报告越来越多，不仅针对地中海沿岸，还包括英吉利海峡、布列塔尼的大西洋沿岸以及西班牙边境以南。7月和8月收到的情报有：关于德国军队在法国的调动；飞机的生产情况；位于布列塔尼的“危险区域”；德国占领下的机场；飞机螺旋桨的制造；军队转移到意大利和法国东南部的意军占领区；德国空军在波兰的作战命令。6月底，他们收到一份波尔多、南特、圣纳泽尔、圣马洛、勒阿弗尔、鲁昂和敦刻尔克造船厂的报告。此外，还有有关电信方面的情报——在洛里昂埋设的电缆，鲁昂和瑟堡之间的通信线路以及在勒芒的一个中继站的详细资料。
从1943年秋季开始，从邓德代尔的P.5处情报网传来的有关德国火箭武器的报告越来越频繁。实际上，德国人一直在研制两种V型武器：V-1型，从一种活动坡道发射的喷气推进式无人驾驶飞机；V-2型，一种远程飞弹。这两种火箭都可以携带1吨左右的炸药。秘密情报局在提供这些火箭研制计划的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40年，秘密情报局就提交过有关德国在进行远程武器试验的粗略报告，但直到1942年底才收到较为具体的情报。埃尔加，一位能够在德国旅行的丹麦工程师，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期间提供了3份有关这种新型火箭武器的报告；另一个情报来源在1943年1月和2月份报告说，德国已经在佩内明德建起了一座制造火箭的工厂；同年2月，第三个情报来源报告说，那里已经研制出一种火箭，其弹头重达10吨，射程高达100公里；3月，百老汇从一位“非常可靠和专业的”情报来源那里获得了一份详尽得多的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长期以来积累的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份描述一系列火箭试验的报告利用了来自卢森堡的被强制在佩内明德工作的劳工提供的情报。更为详细的情报则来自瑞士。正如一位英国秘密特工回忆说，位于伯尔尼的英国秘密情报站收到一个卢森堡人寄来的“一张德国人于1943年在一个叫佩内明德的岛屿上建造的某种大型装置的草图”。“这张脏兮兮的破草图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但它绘制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射示意图，其射程长达250公里。”该情报站的站长范尼·范登·霍伊维尔当时不在情报站，他的助手决定“将我们从这张纸上得出的大部分内容电传出去”。范尼回来后，责怪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竟然会相信这种鬼话”，并说：“我们肯定会因浪费了译码资源而受到丹齐的一顿斥责。”然而，百老汇的反应完全相反：他们祝贺伯尔尼站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并说“如果再有这方面的情报应该用‘特急’电传过去”。波兰特工所得到的佩内明德设施的确凿情报，以及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图片情报构成了该设施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图示，并被运用于盟军1943年8月17至18日的空袭行动中。这次空袭给试验场造成严重的破坏，使得这种武器的研制计划至少推迟了三个月。德国人随后只得将试验设施和生产场地疏散到德国其他地方。[467]
秘密情报局特工还帮助查明了纳粹德国在法国的V-1和V-2型火箭发射场地。最突出的贡献是由米歇尔·奥拉尔和他的“阿吉尔”情报网做出的。奥拉尔原是一家制造汽车气体发生器公司的销售代表，凭借他的这份工作，他可以前往法国各地。1942年1月，他向英国驻伯尔尼武官助理提供了他的情报。起初，他被拒绝了，但他留下的那份有关法国汽车和航空行业的报告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当他在1942年5月再度出现时，秘密情报局立刻将他揽入麾下。奥拉尔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其中包括许多铁路工人，开始只是报告一些经济方面和德国在法国的战斗命令方面的情报。然而，1943年8月，他的一位特工提请他注意卢昂附近的一个工地。在那里，德国人强制要求法国建筑商实行非常精确的标准规格。奥拉尔伪装成一名工人，亲自到现场进行勘查，发现这里正在建造神秘的“微型跑道”，所有跑道的方位高度一致，目标伦敦！此前，伯尔尼站在情报上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当这份情报送到伦敦之后，人们认识到，它们是V-1飞弹的发射坡道。奥拉尔奉命立即集中全部精力找出其他发射场地，他和他的情报同仁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43年10月之前，“阿吉尔”已经找到了一百多个V-1型火箭发射场所，而且在与鲁昂火车站主厨“安排”之后，奥拉尔就能够测量并拍下了一系列轨道车载式V-1型火箭的照片。此外，他还偷走了一张建筑师的V-1型火箭工地施工蓝图。这使得伦敦方面可以制造一个精确的比例模型，再通过照相侦察进行补充之后，英国皇家空军就可以对这些工地实施有效轰炸（“阿吉尔”转而又对轰炸情况作了汇报）。奥拉尔的一个情报下线，一个代号叫“Z.187”的18岁法国人来到了英国驻伯尔尼的使团，希望能到英国参加“自由法国”军队。当被告知这是不可能时，他便主动要求当一名特工。秘密情报局安排他参加了瑞士陆军情报局（这样便于穿过和再次穿越边境），同时加入阿吉尔组织。他协助发现了V-1型火箭发射基地，并准确地找到了位于加莱附近的沃滕发射基地，这是第一个V-2型火箭发射场地！他还经常提供传统的军事情报，其中有一张标注了一个步兵师在加莱海峡地区部署的德国总参谋部地图。据称，这是为希特勒视察而专门准备的。地图“细致入微”，连队列编排都有标注，所有防御工事都绘在上面，包括沿着海岸修筑的水下反坦克和反步兵障碍。1944年6月，Z.187被纳粹逮捕，从此便杳无音讯，据推测是被盖世太保杀害了。奥拉尔则幸运得多。他曾经98次越过瑞士边境，后来被叛徒出卖，1944年2月，他被捕，但在这场战争中幸运地活下来。[468]
秘密情报局和诺曼底登陆日
1944年6月6日，盟军实施“霸王行动”，攻入法国境内，大约十五万军队以五千余名人员伤亡的微小代价成功地实施登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要归功于同盟军和各军种间精诚合作、总部周密筹划、后勤配合和时机把握，尤其是参战士兵、水兵和飞行员们的英勇奋战。同时，这也是一次情报战线的巨大成功。事实上，有史以来从来还没有哪一次军事行动得到如此充分的情报支持，其服务范围和质量是对许多情报机构合作水平的一次综合大检验：从布莱奇利庄园传来的无线电情报，从英国皇家空军传来的空中侦察，由双十委员会导演的欺敌行动，以及由联合作战领航缔约方搜集的海滩本身详细测量图——负责该任务的特工有时候一连好几天躺在离岸的微型潜艇里，测量着海潮的流动和沙滩的坡度，并抽取沙样[469]。然而，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的行动颇为艰难。例如，无线电情报（对于使用无线电的敌区显得非常宝贵）只能提供有关德军静态部署方面断断续续的报道，正如在法国北部那样，主要依靠地面线路进行通信。这方面的情报大部分得自秘密情报局的惯用手段：传统的人工情报——通过一个个特工和助手在两年多时间里不断地收集。
例如，由邓德代尔P.5处情报网提供的有关德国在法国北部的部署、海防和通信方面的情报就是由英国军情十四处（负责搜集德国作战命令情报）和内勤兵总司令部综合情报处精心汇编而成。综合情报处则负责对从荷兰登海尔德到法国卢瓦尔河口纵深30英里沿海地带的所有情报进行核对。从1942年6月至1944年5月，综合情报处编制了一系列的每周报告，代号为“火星人”。它系统地展示了以下7个方面的情报：战略调查；敌方力量；地形和地图；交通和工业；警察和平民；空军；海军。这些报告配有航空图片和由特工提供的文件与海防图的复制品[470]。从1944年3月开始，军情十四处开始印发更为具体的“每周告示”或“每周摘要”，其类别定为“绝密（U）”，这就使得各方对德国军队的部署、作战通令和法国北部海滨防御工事的类型给予更大的重视。[471]
在“霸王行动”期间和行动之后，为了给登陆的盟军源源不断地提供战术情报，秘密情报局还准备在诺曼底桥头堡周围的作战地区建立一个备用情报网。这样，当现有的秘密情报组织在敌人的反制措施下无法发挥作用时，备用情报网可以临时替补上去。1943年底，“苏塞克斯计划”顺利展开。这是秘密情报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自由法国”组织中央情报与行动局之间的联合行动计划，并确定了50个情报搜集目标，其中一半在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预定战区，一半在美军的预定战区。每个情报都要由一个法国两人小组负责收集。但在从特工和无线电报务员那里收集情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延误现象，不仅让位于伦敦的中央情报与行动局凡事都要参照阿尔及尔才能作出决定，而且总参谋长已经颁布命令：在实际登陆日之前，不得对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工作人员透露“霸王行动”的具体细节。此外，人员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在1943年圣诞节前夕，肯尼斯·科恩（负责培训的参谋长，参与该计划的盟军苏塞克斯三方委员会主席）对在阿尔及尔的托尼·莫里斯抱怨说，“自由法国”组织所提供的人“要么缺医少药，要么士气低落；以目前的速度，我们将无法实现我们向参谋总长们承诺的作战任务，这个责任将由法国人来承担”。莫里斯认为，中央情报与行动局的整个心态似乎是更关注内部政治和抵抗运动而不是收集军事情报。
科恩的委员会非常担心在法国的现有情报网联络员可能会陷入险境（他们必须严格遵循“霸王行动”各方面的安全规定），委员会考虑了情报小组盲降的风险概率。不过，当他们最后决定派遣一个“探路者”做开路先锋时，25岁的“珍妮特·戈捷于1944年2月6日伞降潜入了法国境内。她以巴黎为基地，向西前往阿朗松，南至里昂、波尔多和沙托鲁，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并安排了接待小组。1944年2月到4月之间，她亲自接待了第一批跳伞进入法国的9个苏塞克斯情报小组，并将他们带到了巴黎地区的各个安全住所。”
在特工的培训方面，他们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次培训仿效的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经验，由英国和美国教官负责讲授，基地设于圣奥尔本斯的普拉耶伍德，靠近位于格伦尔蒙德的苏塞克斯行政总部。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宽敞的房子，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驻扎于此。培训教程包括为期一周的演习，即将可能成为特工的学员结对疏散到英国各地，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住所，并讲授如何通过无线电将情报（例如军用护航队）发送回来。一份报告称，1944年5月上旬，在东密德兰地区所进行的第四次演习颇有几分真实的味道。由于重视“谍报技术与实践，学员们表现良好，没有人被‘当场’抓获”。当地警方也参与了这次演习，而学员们“都必须被强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以便让他们都有一次受审的经历”。后来，警方报告说，这些小组在审问中经受了考验（其中一个学员被诺丁汉警方“审问了大约八个小时”），他们因“隐藏地图、文件和危险证件”而受到表扬，因为搜遍了“他们‘安全’住所里的所有房间均一无所获”。在无线电传送方面，“105条电文被发送出去，其中只有两条难以破译，其余70%没有任何差错”。随后，他们认真地听取了学员们的汇报。有一位女报务员告诉警察说，她在诺丁汉认识了她的搭档，可她不知道这位搭档已经声称在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朋友或熟人”，结果把他置于了危险的境地。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训练教官发现，这位女报务员现在似乎“已经充分理解了培训时面面俱到以及在寻找借口中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只有一位参训者拒绝玩这种游戏，他“不怎么愿意或根本不想去学习寻找借口的技巧或在审讯时应用这一技巧”。他的态度是“这种事情十分幼稚，他只是在一次演习时才到场，这一情况有关警察其实非常了解”。这事简直无法让人接受。为此，他被教官找去“就他在整个训练期间的待人接物严肃地谈了话”。他承认，“他是在故意装傻”，而他的搭档则认为他不该做出一副“我不在乎”的样子，不过，“假如演习变成了真实的情况，他其实会郑重其事的”。
在诺曼底登陆日，虽然只有15个苏塞克斯情报小组伞降到了法国境内，但有95名学员完成了他们的培训。到6月中旬，有20个小组奔赴到战场，通过无线电和新型地对空“升天”设备进行汇报。6月5日至8日，其中一个小组“欧塞克斯/6”，以报告形式发送了首先发现的德军装甲教导师以及具体的德国作战命令。对此，一位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官员表示：“即使苏塞克斯计划没有产生其他情报，单就这些报告来说就已经非常值得了。”盟军登陆后，其他小组便马上提供了有用的情报，例如“布里塞克斯/20组于7月7日报告了德国塞纳河沿岸的驳船交通情况”，结果，“英国皇家空军立即采取了行动”，从接到他的详细情报后的24小时内共击沉了12只驳船。截至1944年8月，45个苏塞克斯小组中有30多个小组与基地进行了无线电联系，并发送了多达800封的电文讯息。[472]
在“霸王行动”酝酿阶段，总部曾经讨论过采取协同暗杀行动的可能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定点清除行动时有发生。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来就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的职责所在。1942年5月，经过英国特别行动处训练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暗杀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纳粹拥护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英国特别行动处还在1943年至1944年实施了另一次暗杀行动：“鼠周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铲除分布在整个欧洲的德国安全部队的走狗和成员，然而，在法国只有里昂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特工“处置”了11个目标[473]。考虑到这次行动的受害者可能包括隆美尔、伦斯德，甚至还包括维希的走狗，1944年4月22日，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要求英国外交部向秘密情报局提出这个问题（奇怪的是没有让英国特别行动处参与）。孟西斯想要获悉更为明确的指示，知道自己具体该怎么做，但是，联想到“从现在起到登陆日这一段期间将一些臭名昭著的人清除掉肯定会对这次‘霸王行动’有所帮助”，他说，“名单的编制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过，他也担心，这类行动“自然会招致敌人对人质或联合国人员的报复”，并希望知道“所采取的行动究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影响”。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很快给出建议：他们要记住，他们要清除的不是德国的军事指挥官，而是“在法国的准军事岗位以及处于一些关键岗位的德国文职人员，在关键时刻清除这些人实际上是对纳粹德国战争企图的一次打击”。这些人可能包括“德国‘阿布维尔’和保安处的人，重要的政治人物，运输主管、供应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头目等等”。他们不希望名单上有任何法国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坚决赞同让法国抵抗组织选择他们自己要处置的人员”。[474]
5月11日，孟西斯告诉彼得·洛克斯利，虽然秘密情报局已经准备了一份可能被列入清除目标的人员名单（当时孟西斯还没有提交给他），但是并不相信他们的清除行动会像德国人在法国那样，“对分布广泛而组织严密的政府机器的有效运转产生很大的阻碍，甚至怀疑它是否会真正产生作用”。他还建议洛克斯利就此事征询一下联合情报分委会主席比尔·卡文迪什——本廷克的意见。卡文迪什——本廷克与孟西斯的看法一致：“不喜欢这个计划，这倒不是出于什么神经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几个人我真的想用自己的双手将他们除之而后快，而不是采取任何叫人倒胃口的行动。”“这种主意虽不失聪明，但最后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最重要的是，这种行动很可能会招致血腥报复。“尽管如此，如果法国人愿意暗杀德国人或他们的走狗，”他补充说，“我们也不应该阻止他们。”不过，“我们应该避开这种事”，而且“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来指定哪些人应该被清算，不是单指德国人，更不要说是法国人”。他指出，“每一次成功的暗杀”都可能有“两三次失败的教训”。他还评述道：“如果暗杀行动能够轻而易举办到的话，许多政治家和高官都会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展望未来，卡文迪什——本廷克担忧，如果德国的文职官员在法国遭暗杀，这可能会“引发一场暗杀浪潮”。等到英国占领敌方领土之后，这股浪潮就可能会延续下去，“其结果是我们的监管及其他委员会成员将会成为保险公司的高危人员”。卡多根赞同这些负面的意见，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也很快了解此事。[475]
秘密情报局在“霸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借鉴了它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经验，并对1942年至1943年间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个组织产生深远影响。还有苏塞克斯情报小组，就像附属于驻扎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第十五集团军的秘密情报局第一情报小组一样，第二情报（组）处[或者，更简洁一点就是二号情报（组）处]附属于蒙哥马利将军的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并就情报问题向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提供与伦敦和战场联系的通信手段。6月8日，孟西斯提名盖伊·韦斯特马科特上校接任这个情报处，并选拔了一位参与苏塞克斯计划的官员作为他的副手。此举标志着秘密情报局在以前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开始先发制人地进行和平时期的情报部署，而这位副手被授予了一个代号“27000”——这个代号过去属于巴黎情报站站长。他负责“深入敌人的后方搜集情报”，“可以通过特工人员的招募和渗透，也可以与以前由英国控制的秘密情报局建立直接联系”。在百老汇，第二情报小组由海军中校科恩执掌。如今，他作为西欧主管，负责秘密情报局“在法国、比利时的行动；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直接渗透；还有军情九处在这些地区的秘密活动”。
此外，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战场上还配备了三种按盟军编队的情报处。各大总部设置了许多反间谍特别情报小组，主要负责分发来自布莱奇利庄园的敏感无线电情报材料，并对这些材料的安全负责。其次，还设置特别联络小组，负责处理布莱奇利庄园的空军情报，并将它传送到各战区空军总部。最后，还有甘比尔——帕里设立的准军事的特别通信小组，用来处理秘密情报局的一切战场通信[476]。8月中旬，在盟军诺曼底桥头堡战役打响并开始迅速向东推进之后，第二情报组提供战场战术情报的角色便告结束，很快这次行动中的大多数苏塞克斯情报小组也相继完成了各自的角色。此后，它便充当了伦敦与第二十一集团军之间情报传递的纽带。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周后，巴黎获得解放。9月底，除了法国东部少数几个地区外，法国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解放。10月23日，盟军承认的戴高乐政府作为法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眼下秘密情报局的任务就是关闭战时的法国情报网，向特工安排剩下的职责（包括将那些曾经为秘密情报局效力的特工优先移交给戴高乐政府），规划出它在法国未来的部署，并建立与法国情报机构的战后联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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