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卡明和情报局的建立
我们不知道曼斯菲尔德·卡明是否是1909年入主这个新建的特别情报局外情处唯一的合适人选，我们也不知道那位海军情报局局长在7月24日帝国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这个局，到8月10日他写信给卡明说有“好事”相告，在这一个月间是否试探过其他人。不过，只要谈到秘密情报局的历史，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卡明。他不仅从一开始就掌握了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要领，而且也被证明具有充沛体力和独立见解，以保证他这个毫无经验的情报机构始终如一地保持其自主权，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任命对于该机构的早期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研究南安普敦海防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被提拔之后，他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却又恰如其分的隐匿式生活，把自己变成了一种人像拼片式谍报之王：神秘、隐蔽、专注于那些后来被称为间谍技术的各种门道——秘写、伪装、化名，诸如此类。而且，为了掩饰他那潘趣先生一样的外表，卡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现代派人物，一个对最新技术极为着迷的工作狂，喜欢高速汽车，还拿到了早期的飞机驾驶执照。
1914年8月底，曼斯菲尔德·卡明创建的特情局外情处已经被人们公认为后来的秘密情报局的开山鼻祖。该组织的基本形态、优先顺序和工作实践，对安全问题的过于苛刻，以及卡明激发起来的敬业精神始终贯穿于这个机构前四十年的历史。卡明还在其他方面给这个组织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他是首位以“C”签名的人，几乎从一开始他的亲笔签名就这么写。在档案中，最早签有“C”的文件是1910年1月10日写给海军上将贝瑟尔的一份备忘录。而且，从卡明之后，历任局长都使用了这种签名的惯例。此外，从卡明开始，秘密情报局还沿用一种做法，即情报局局长都使用绿色墨水书写，其最早使用是在1910年9月5日的一份文件上所加的手写评注。用绿色墨水书写的习惯本是海军的传统，负责各个分支机构或处室的官员用它来显示自己优越的地位。例如，海军首席大臣约翰·费舍尔就用一支独特的绿色铅笔书写[592]。所以，卡明这么做可能同样也是以此来加强他的自主权，就像其他海军军官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一样。至于是否出于外在身份的原因，可以从一个事实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印证：在1916年1月之前，他并不是始终用绿色墨水写日记。不管是什么理由，他的那些局长继任者一直延续了这一惯例，直到今天。
卡明习惯于长时间工作。1910年8月，陆军作战处处长乔治·麦克多诺（他本人也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告诉卡明，他“准备从下周开始休假一两个星期。我说，我根本都不愿意离开。他说，这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条纽带”。他在日记中向卡明吐露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怀疑我一天得干多少小时的工作？我要说，从早晨九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除去两个小时的休息，那就是十二个小时。不过，星期六下午我有很短的休息，我没有星期天。这种情况肯定会持续一年或两年，但在此之后应该会渐渐地安顿下来”。其实，他这话说得过于乐观了。卡明在1910年几乎没有预料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要担负起那不可推卸的责任。看一下他在假期写下的日记就可以看出，他放不下（或者说不愿放下）肩上的担子达到了何种程度。1915年耶稣受难日，他在伦敦忙碌了一整天，第二天便前往法国，复活节的周末又在亚眠和巴黎出席会议。1916年圣诞节前夕（星期日），他“工作得很晚”，12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道，“一天都呆在办公室里”。这里“相当安静”，他补充道，“没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身边走动，只有凯尔上校打来了电话，与我聊了很长时间”。1917年8月的银行假日（8月6日），他又回到了法国，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情报处长查特里斯将军进行会谈。随后，他便奔赴英国前线。
考虑到1914年10月那场毁灭性的车祸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损失和丧子之痛，卡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功绩更是可歌可泣。但他绝不是这场战争中唯一遭受如此不幸的人。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本人在索姆河战役中失去了他的长子雷蒙德。在一次与卡明极为相似的离奇车祸中，乔治·麦克多诺，这位英国陆军情报局驻法国情报处负责人，在1914年9月的一次车祸中由于锁骨断裂而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并在次年6月又因病失去了他唯一的七岁儿子，“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据麦克多诺从事情报工作的同僚沃尔特·柯克讲，他以令人钦佩的坚忍性格承受了这一次沉重的打击[593]。坚忍，这种对极度悲伤所产生的英国式本能反应同样也表现在卡明身上。事后，他在日记中用简短的词条写道，“可怜的老艾利死了”。这种打击究竟对他的情绪产生多么大的打击很难估量，尤其是（拿卡明的情况来说）因丧失部分肢体而带来的身体上的损耗。然而，55岁的他不到六个星期时间便返回伦敦办公室，此事实证明了人的适应力和毅力是何等的强大。
显然，卡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1909年，他在主持新建特情局的同时，一边还坚决要求继续完成南安普敦栅栏防御工事。海军上将贝瑟尔要他全力履行特情局的职责。虽然卡明对这个新的任命显然很感兴趣，并最终准备答应贝瑟尔的要求，但他还是坚持己见，直到获准继续留任南安普敦。这表明他要承担相当多的责任，据栅栏防御实验委员会的记录确认，卡明从1909年开始仍然参与了这项工程，至少持续到1914年春[594]。虽然他是一名海军军官，他的任命最初也起源于海军情报局局长，但在1913年5月，卡明惊人地展现了他那始终如一的独立的开放心态。他曾公开表示不同意贝瑟尔的继任者杰克逊上尉任命罗伊·雷格纳特上尉作为秘密情报局派驻布鲁塞尔的情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尽量做到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保持平衡，并确保得到外交部的支持，并且非常巧妙地维护了他本人（以及他的情报局）的独立性。
他在战争期间的同僚弗兰克·斯塔格在很久之后回忆说，“‘C’总是喜欢夸口说，他过去有三个东家，如今，他一个都没有了，因为他总是能让其他两个东家对抗任何一个反对者”。这可不是纯粹为了获取短期的行政便利而玩弄用一个东家对阵其他东家的把戏。卡明对他的特情局有着清晰的战略眼光，让它始终立足于一个跨部门和独立自主的机构。他的这一决心体现在1915年11月17日他从亚瑟·尼柯尔森爵士那里争取到的极为重要的“特许权”：确定卡明作为“特情局的首脑”，具有对所有秘密情报机构和国外的反间谍机构的“独家控制权”，而且，最关键的是（在外交部的监督下）对与秘密情报机构经费支出一切相关事宜具有“独家控制权”。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所以，1940年在讨论秘密情报局的境况时，斯图尔特·孟西斯很周到地将它复制了一份，交给了财政部常务次官贺瑞斯·威尔逊爵士。[5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水手出身的卡明避开陆军部觊觎的目光自然不难理解，而他对固执己见、桀骜不驯、喜欢到处插手的战时海军情报局布林克·霍尔的驾驭无疑就显得非同寻常。尽管有海军背景，但他一旦接任这个秘密情报机构，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情报局是一个跨部门的机构，一方面要大量地（有时主要地）满足海军和陆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扮演一种明显的文职和“政治”角色。在霍尔看来，卡明和他的组织差不多就是海军情报帝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随时要听命于海军情报局的召唤（例如参与在西班牙的部署），这种过于直白的看法显然让卡明极为愤怒。霍尔和卡明的关系由此进入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1917年9月，乔治·麦克多诺（时任陆军情报局局长）“明确地暗示，如果被海军炒了鱿鱼，他会很乐意收留我”。但卡明留任该职的愿望，正如他在1915年1月针对俄罗斯情报部署所导致的情报机构之间一时的紧张关系时所述的那样，就是为了“避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摩擦”，尽管偶尔也会与陆军和海军当局同舟共济。这一目的他总的来说是达到了。
卡明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那开朗平和的个性。无论专业上的分歧有多大，他都会而且似乎总是能够与同僚们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例如，尽管麦克多诺和柯克多次试图让陆军部来接管他的情报机构，但卡明仍然与他们保持正常的交往。在秘密情报局内部，卡明的声誉颇高。这也得到了有关他的一些回忆录的一致印证。“我们大家无不爱戴他，”爱德华·诺布洛克，这位在派驻希腊时曾效力于康普顿·麦肯齐后来又回伦敦总部任职的剧作家写道，“他对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善良，不仅是我们这些男人们，就连他手下的那些女孩们至今都还记得他。”[596]作家瓦伦丁·威廉姆斯认为卡明“显著的个性”就是“温和”。他回忆说，“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胆识……他的沉着与冷静无人可以撼动。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前，冷静、和蔼、幽默而又毫不畏惧，对他的同僚们来说是一剂强心剂”[597]。谈到第一次相遇，保罗·杜克斯爵士这样说道，“卡明看起来非常严厉”；言语也显得很唐突，而且是一副“谁惹他生气谁就会倒霉的样子”。不过，“那严肃的面孔也可以变成和蔼可亲的笑容，那温和的眼睛和嘴唇展现出他那宽广博大的胸襟”[598]。卡明对小装置和最新的技术发明所表现出的孩童般的热情扣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而一位（男性）同僚还无所顾忌地记录他那“粗俗的另一面”：对爱德华时代色情画的嗜好。他会非常神秘地邀请一个人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从办公桌下一个秘不示人的抽屉里取出一本《裸体沙龙》画册，里面刊登了各种“吸引眼球的”复制品。有幸看到这些照片对于应邀者来说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而这位老人则给他们详细讲述着那“神圣的女性人体”之美。[599]
爱，这个字眼在秘密情报局这种环境下似乎并不太强烈，而他的工作人员感受到的对卡明的感情，必然大大地提高了他在那更为宽广的白厅世界的声誉。因为他驾着一艘快乐而难以驾驭的航船。外交部的东家们对他充满信心，他不仅可靠，而且对于这个攸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完全能够胜任。这项使命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假如外交部官员如尼科尔森、哈丁和克罗不认为卡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那么，当这个新生的秘密情报局的独立生存危在旦夕之时，他们就不会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支持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也和战争期间一样，如果不是发现他的工作很好地体现了他那顽强的精神力量，而且对他自己的不可或缺表现出可爱的（即使是有点虚伪）谦逊态度，卡明可能在这时候就准备下台了。不过，他对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良好表现显然充满了信心。这在1919年2月得到了哈丁的证实。他向寇松勋爵保证说，“将在国外的秘密情报活动交由外交部来掌控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政府能得到现任局长的情报服务也是幸运至极”。1919年7月，卡明被授予了一个爵士头衔——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士。这种头衔一般都是授予英国驻外大使或殖民总督等显要人物，显然，这是对他所享有的崇高声望的一种明确无误的公开褒奖。
对卡明大有帮助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他对这个特情局真正该做什么所持的独到见解。现今留存下来的文献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卡明是否看到他的机构除了收集和分发情报之外，还有像其他政府部门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能。在任何阶段，他都没有寻求要为政府提供国策咨询，甚至没有太多去分析或暗中操纵他的高级幕僚和特工所收集的情报。对他来说，这个特情局只是一个专家组织，其宗旨就在于尽量对用户部门的要求作出答复。而且，他也不像情报界的其他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弗伦奇上校和战后不久的巴西尔·汤姆森，甚至是卡明的继任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休·辛克莱，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帝国大厦的任何企图[600]。随着特情局的发展壮大，它变得非常有组织有系统，并积极满足用户的需求。卡明向来没有丝毫贪婪的野心（贪婪早就可能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但他始终不渝地保护并积极维护他的机构不受其他部门那种威胁性的劫掠。他的执着，还有他的守口如瓶（始终是最必要的一点）对他的深藏不露起到了一定的帮助。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他和他的组织似乎没有对其他任何人构成威胁。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卡明在局长任期的特质就是面对1919年陆军部要把他的机构和军情五处合并的提议所显示的那种敏锐的政治判断力。那时候，大臣和官员们都十分担心红色革命会笼罩这个联合王国。卡明的一切阶级和职业背景本来会让他抛弃顽固的右翼政治态度，激进地反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威胁。不过，相比于情报界辛勤工作的其他人，如霍尔（1918年至1923年任保守党国会议员）、汤姆森和辛克莱（时任海军情报局局长），这些人随时都准备让他们的右翼政治观点取代君主立宪政体下应尽的义务。卡明的非凡之处在于：不管他私下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在公开场合下都会谨言慎行，并明智地使他自己和他的组织与英国国内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清楚地看到，作为他的继任者，斯图尔特·孟西斯以后还能够干二十五年，所以，将国内和国外情报工作分开是绝对有必要的。预见到工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并从工党以一种值得称道的温和方式积极为此不懈努力这一点，卡明断言，将他的组织与军情五处合并，并参与秘密情报机构反对国内政治目标，可能会使整个情报机器招致公众和议会的攻击，从而危及国外情报工作的效率。至于他对汽车、快艇和飞机的热情，卡明，作为一位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一个充满活力的20世纪技术进步的兴趣，可能会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愿意接受政治变革；也许，他只是意识到，对反右翼政治派别的积极拥护可能损害到他心爱的情报局的工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决定让情报局与国内安全和情报工作保持距离是绝对明智之举。
曼斯菲尔德·卡明在秘密情报局前十四年的成就并不是创建一个完美的英国对外情报机构。这个创建于1909年10月的特情局（秘密情报局的前身）主要是应对德意志帝国对英国的特定的暂时性挑战。这是一种传统而务实的英国式应急措施。由于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自然就没有太多地（如果有的话）考虑到较为长远的未来。语言学家弗农·凯尔被委任来执掌英国国内的情报事务，而不懂任何外语的卡明却奉命担负起搜集外国情报的责任。这种任命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只反映了当时各部门所面临的当务之急。陆军部特别关心本土防御的脆弱性，而海军部则一如既往地将眼光放在了更为广袤的天际。在开始的时候，卡明和凯尔只是被告知要从事这项工作，负责将各个情报部门随意安插在那里的现有秘密情报提供者一股脑集中起来。两人当时都没有得到详细的交代，也没有要求他们准备任何业务计划书，甚至没有考虑英国的安全和情报要求该如何进行最佳部署。如果他们当初真的得到了任何指示，那么，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会截然不同。1925年的秘密情报委员会（同意辛克莱的意见）“毫不迟疑”地阐明说，如果再要求他们从头开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的话，他们就不会采用“现行体制作为我们的模式”，而是尽可能去“建立一个单一的情报部门”。“然而，不同的情报机构的多重利益、交流与合作、传统和职责已经形成了一种体制。虽然人们认为这种体制并不理想，但它运转得非常良好，无可替代。”那种一贯倡导的“创建一个单一的部门”的提议多次遇到了反对意见，认为它不会带来任何改善，而且（据1925年的评述）很可能是一次“事实上的失败”。在这里，英国的务实做法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根据某种业已废弃的理论思想进行彻底改革，以便形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即使是不完善）体制。
但是，情况并没有就此了结。首先，一股残余势力反对在英国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安全和情报机构，他们似乎也坚定了反对这一动议的决心。巴西尔·汤姆森在1919年至1921年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内安全机构的远大抱负无疑也有了同样的遭遇。其二，考虑到相关人员的个性特征和可能领导任何统一的组织的人——自然包括汤姆森，也包括20年代中期的辛克莱——也会对这种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大臣和官员们都尽量避免将权力集中到明显有些雄心勃勃的人手中。其三，尽管所期望的机构合并可能出于一种官僚主义的观点——它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行政管理层的整合——但从情报处理角度来看，也有不少反对这一看法的强有力论据。正如卡明理解的那样，国内和对外事务的合并不仅会带来一些政治风险，而且会把英国政府情报篮子里的所有鸡蛋，都放到一个提供所有情报的超级机构的篮子里，可能会削弱用户部门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能力。只是在联合情报委员会制度于30年代末成立之前，这一过程尚不完善而已。1925年，陆军情报局局长敏锐地指出，不同情报组织的存在具有“对彼此的情报成果进行相互制约的优势”。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个月，直到他作为局长的任期几乎结束时，卡明多次面临试图要掌控秘密情报局，最起码想要蚕食其业务的强大的部门利益（尤其是但决不仅限于陆军部）。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的成功，与凯尔的军情五处或汤姆森的情报理事会不同，“军情一处（c）”从未遭遇过被彻底裁撤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它却面临着随时被接管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卡明的非凡功绩就是要创立、培育并保护一个秘密搜集外国情报的组织，在外交部的支持监管下享有一个既定的自主生存机会，并享有充分的地位和声誉。到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英国政府将会怎样。
休·辛克莱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
曼斯菲尔德·卡明在1923年6月突然去世时，休·辛克莱就已经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普遍认为，另一位海军军官将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却是更高军阶的辛克莱接任了这一职位，这也证明，此机构的地位较之成立之时已有提高。尽管辛克莱已经有了改革的计划——1923年11月，他告诉英国外交部艾尔·克罗爵士说，他想“进行一定的机构重组”，以便使这个情报机构变得“更加有效”，并“为一个战争组织提供一个基础”——实际上，他并没有对卡明在1909年所引入的秘密情报总部总体构架作出什么变革：即一个情报生产处，负责海外情报机构的部署；一个情报传递处（后期改称“任务处”），负责为其情报网络提供用户部门。就像其他情报机构一样，由于经济原因，1923年至1924年，各处的科室数量均有所压缩，但这个组织的基本形态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出于同样的现实原因，随着情报机构整体规模的萎缩，卡明的区域督察制度随着一些副职转向协调海外事务也趋于消亡。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整个30年代，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现象严重地制约了情报机构的业务开展，而辛克莱无疑是想要拓展他的海外事务。正因如此，他于1927年派遣瓦伦丁·维维安去调查开展中东情报业务的可行性，并由此形成了由维维安起草的那篇冗长的计划（尽管最终胎死腹中）。
在国内，有了外交部的支持，辛克莱显然在心中酝酿着一个将会带来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大一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1925年，内维尔·布兰德认为，“这种统一的方向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理想目标”。而在1927年，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廉·蒂勒尔爵士告诉辛克莱，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能够促成单一情报组织的机会”。辛克莱自己也在1927年的英国秘密情报委员会上说，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以及伦敦警察特工处应当合并。但是，无论一个单一的情报机构在理论上是什么，可辛克莱是目前最有资格问鼎这一机构的候选人这一事实似乎给安全和情报界的其他部门的同僚敲响了警钟，也因此树立了敌对情绪。在这方面，作战与情报局局长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爵士在1925年向秘密情报委员会发言时所表达的意见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伯内特——斯图尔特宽泛地宣称，秘密情报局“在辛克莱的领导下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由于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佐证，哪些方面以什么特别方式得到了“改善”尚不清楚。不过，从1923年开始有了证据。辛克莱接管政府译码学校的设想得到了陆海空三军种情报局局长的批准，这表明，身为一位前任情报局局长，他们认为他对各军种在情报方面的具体需求自然会持赞成的态度。尽管对辛克莱赞赏有加，但伯内特——斯图尔特却对情报机构的一切合并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他在想“是否将太多的权力投入到像‘C’一样精力非常充沛而又非常有能力的官员手中还十分犹豫”。
在秘密情报局内部，辛克莱是一个颇有见地的队长，但在白厅这个更广的范围却不是。当他寻求要扩大他自己和他的机构的权力范围时，他发现原来让他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挥官的素质却起到了阻碍作用。他那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优势——魅力、果断和活力——就下属而言，这形成了狂热的忠诚，加上他有不计后果奋然冒进的倾向，有时候就使得他和秘密情报局越过了白厅现有的分界线，擅自进入其他部门的地盘。发现并及时抓住了一个阻止共产党在英国的颠覆活动说明辛克莱（这也适合于辛克莱明显的政治倾向）具有一位优秀的战场指挥官的特质，在战争时期也许让人钦佩。这个时期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比任何官僚主义的理论约束更为重要。然而，在和平时期需要认真考虑到这些行动所潜在的政治代价时，这种个性其实就存在着某种风险。而且，没有征询或通知其他有关各方就贸然进行那是绝不会赢得朋友的。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察总监温德姆·蔡尔兹爵士在1924年发现秘密情报局在控制国内特工的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上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的确，就政治而言，辛克莱显然不像卡明那么谨言慎行，从他与内务部常务次官约翰·安德森爵士之间的关系就可略见一斑：他并不怎么关心国内情报搜集与国外情报搜集方面的区别所在。
在安德森身上，辛克莱看到了一位经验丰富又善于钻营的白厅政客。此人身处要职，对官场上那一套了然于心（对辛克莱构筑情报帝国大厦的意图显然无动于衷），是绝不会阻挠他的。在连续举行的秘密情报委员会部门陈述中，三位常客是安德森（内务部）、费舍尔（财政部）和汉基（内阁办公室），还有相继出席会议的几位外交部常务次官。沃伦·费舍尔爵士倾向于支持辛克莱和外交部的观点，而莫里斯·汉基爵士往往站在安德森一边，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跨部门责任问题上。1925年，汉基坚持认为，给具体的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或内务部）设定一条并未截然分开的职责界线，比任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的联合安排更为重要。这种坚持很可能受到了陆军部、海军部和外交部之间权限划分不清的负面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卡明的情报局。无论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和安德森虽然对将秘密情报局置于外交部管辖较为满意，但都不准备支持一个合并后的情报组织交由辛克莱来领导。
1925年秘密情报委员会审议期间，安德森曾经就秘密情报局在英国国内的活动询问过辛克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许辛克莱的政治“天线”不够敏感，没有捕捉到这一信息。也许他选择了对安德森态度中的含蓄警告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他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1931年，辛克莱在英国培植特工问题上与伦敦警察特工处发生了争执。虽然秘密情报委员会基本上站在了辛克莱一边，而且基本上将此事降格为个人冲突事件，并将那位叫卡特的上校警官形容为“生性缺乏远大目光，没能认识到这三个组织（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和特工处）其实都是为着同样的目标”[601]，但卡特和特工处显然都有正当理由。除了卡特所谓的左倾政治（得到了那位政治右翼分子麦克斯韦·奈特的同情，这也许只是反映了那位警察希望在政治上被公平对待的愿望）。除了辛克莱声称秘密情报局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在英国国内拓展业务外，秘密情报局没有任何简短的正式申明要在国内培植特工。而且，卡特怨恨和反对秘密情报局在国内的扩张也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他得到了伦敦警察厅助理警察总监特雷弗·比格姆的支持。国内活动的继续以及临时特工的扩大直接导致了1931年1月的那次令人尴尬（对辛克莱来说）的会面。会谈中，他被安德森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而这次会面之后，建立一个统一情报组织的设想变得遥遥无期，而且秘密情报局的职权范围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它被剥夺了招募的临时特工，而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军情五处却被赋予了英国国内反间谍的新的责任。其实，辛克莱坚持秘密情报局在国内拓展业务的一个后果就是，最终使得他非常期望的统一情报组织的一切机会彻底丧失了。
在秘密情报局的前三任局长中，辛克莱最希望跨越法定情报职责之间的那条模糊界限：希望为政府提供秘密获得的情报，提供一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早期预警系统，并在政治上参与决策过程。在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发生期间，辛克莱和他那精力充沛的属下德斯蒙德·莫顿（辛克莱忠实的支持者）都宣称这封信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个情报机构的声誉，而且它还给一项明确的反劳工政治议程增加了筹码。在慕尼黑危机期间，辛克莱（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马尔科姆·伍尔科姆）愿意提供建议，非常露骨地支持了张伯伦政府奉行的绥靖政策。1938年至1939年，有其他迹象也表明，政治家们对他趋之若鹜，纷纷寻求政策咨询。这也反映出英国政府所面临问题的棘手程度，政府不得不倾向于寻求各方的意见。对辛克莱而言，他也愿意扮演一个比以前更为重要的咨询角色。
辛克莱喜欢锦衣玉食早已是名声在外。保存于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的两本大事记剪贴簿中记录了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参加过的一次次宴饮和社交活动。1928年8月，他在萨瓦酒店为同僚举办了一次晚宴，与会者包括秘密情报局的孟西斯、伍尔科姆、拉塞尔、茂以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丹尼斯顿、费特林和库珀。1938年8月18日的另一次萨瓦酒店的晚宴可能会给那些辛克莱视为最亲密的盟友和同僚们带来无上荣光。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内维尔·布兰德应邀出席了晚宴，出席晚宴的还有赫伯特·克里迪爵士（陆军部常务次官）和约翰·迪尔将军（作战与情报局前局长，未来的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弗农·凯尔爵士、布林克·霍尔和斯图尔特·孟西斯（除辛克莱本人外唯一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到场，而沃伦·费舍尔爵士和莫里斯·汉基爵士虽被邀请但未能出席。这顿晚宴除了六道精美的菜肴外，还有多种高级葡萄酒供客人选择，包括奥比昂酒庄（1924）、丰塞卡波特（1912）和大香槟干邑（1865）。难怪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现任第四海军大臣，即将接任中国舰队总司令）事后写信感谢辛克莱“为我提供了多年来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晚宴”。[602]
虽然沃伦·费舍尔（1919年至1939年财政部常务次官兼内务部负责人）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知心朋友——他的传记作者说，他和辛克莱在30年代彼此经常见面603——但他对改善秘密情报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多少帮助。辛克莱抱怨说，秘密情报局自1919年以来“一直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他在1935年10月对财政上的满腹牢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问题依然存在，尽管他在十几年的秘密情报局局长生涯中为了确保这个机构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护照管理处内部情报工作的合并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就在卡明的主导下顺利解决了，这无疑给这个情报机构提供了掩护和一定的收入来源。但这种安排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护照管理部门的维持，都依赖于该国与英国之间当时的签证要求，秘密情报局对此没有什么控制权。1928年，一份要求取消到芬兰签证的建议使得这个问题更显突出，尽管最后还是决定在现有情况下保留使用签证。但有人提出动议，要辛克莱检讨一下现行的制度。他指出，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在国外的“基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护照管理制度来保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驻外代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掩护，并为他们与总部通信提供了一个安全、快捷、固定的手段。有人宣称，情报事务和新闻掩护是行不通的，辛克莱辩解说，如果没有护照管理处，就必须提供其他某种掩护，如在一些必要的地方将秘密情报局的处置权转交给一个外交或领事馆。他说，其他国家秘密情报机构不仅动用了各军种武官，而且还有外交使团成员。此外，还涉及财务成本问题。如果取消这种护照管理制度，就必须另外寻找三万英镑的额外费用，以弥补秘密情报局驻外代表的薪金。这成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而且，外交部极不愿意提供外交掩护，所以，这个制度仍然保持不变。
1928年之后，辛克莱似乎没再努力提起护照管理制度问题以及秘密情报局与它的关系问题。虽然护照管理处的封皮变得越来越薄，但他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忧心。正如他在1934年表面上坦然承认的那样，“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护照管理人员的活动完全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制度所存在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它缺乏灵活性，因为秘密情报局的海外代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那些已经与英国签署签证协议的国家紧密相连。如果——不如这么说——当秘密情报局的优先权发生变化时，将情报人士转移到其他地方就变得困难重重。例如，在30年代中期，由穆斯林扩张主义外交政策而引发的来自地中海的情报需求量突然增加，使得马耳他的情报活动随着资金的提供或撤回而相应地出现了扩大和受限的情况。显然，对于护照管理处制度内的大部分工作内容，辛克莱似乎只是在1936年成立Z组织之时才开始从战略角度考虑其海外事务。结果证明，Z组织成立得已经太晚了，而且，由于组建得过于仓促，它也不太适合于长期使用。
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在整个英国和秘密情报局内部，人们过分地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尽管这种挑战确实存在，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英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尽管这个帝国的某些地方可能潜在着较大的危险，开始抱有独立的想法，尽管有白俄的捏造和我们行动上的困难，但秘密情报局对共产国际革命活动的报道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而对苏联政策其他方面的报道却相对少得多。不过，从20年代末开始，这个情报机构开始从掩护这些目标中获取经验，并大大提高了对所搜集的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能力。30年代，当人们真正认识到德国的重整军备和纳粹崛起这个双重威胁，却为时已晚。除了秘密情报局外，全国上下都存在着政治和心理上的种种顾虑。秘密情报局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此事，可主要用户部门却没有什么或根本没有有关的任务分配。显然是深受海军背景的影响，辛克莱自己对于英国利益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的看法——地中海的意大利和东方的日本——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部的普遍关注。例如，陆军部认识到德国是一个重要的（更不要说最重要的）潜在的敌人就比空军部所花的时间长很多。在这一方面，辛克莱和秘密情报局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他们的（至少）一个主要用户部门在情报服务上的优先权。秘密情报局提供有关欧洲政治事态发展的情报，也因为该机构地位低下以及英国外交官对它的不信任而受到了阻碍。加之对这些所在国实施的禁运，这些都是秘密情报局报告当地政治进展的不利因素，只有那些可以与当地联络事务处一起完成的共同事业（如同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样）的地方除外。30年代，法国就是这样一个合作伙伴，那里所建立的意义深远的反德共同事业无疑给情报工作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导致了对法国情报报告的过度依赖。
对于秘密情报局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是它朝专业化方面逐步发展的阶段，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搜集战术情报和第一手情报的相当成功的军情一处，发展到一个仍然在学习如何满足其政治和经济用户的需求以及各军种需求的情报机构。德斯蒙德·莫顿在提高报告等级方面的成就，军情五处和六处的创建，30年代末的飞快发展，尤其是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以及甘比尔——帕里领导下的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都是非常积极的方面；相当一部分情报官员具备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素质，如懂得各种语言，了解外国知识、人文，了解一个人的奉献度和勇敢度，要是幸运的话，还可以学会判断当地人的智商水平，可它在文化和财政上却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主要是由于招聘不当或薪水问题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和不良习惯造成的，而且在情报技能方面的系统培训几乎完全是空白。因此，它的许多官员不可避免地沦为“平庸之辈”。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弗兰克·福利1942年3月在土耳其所评述的那样。小小的总部与战场之间形成了很深的管理鸿沟，填补这一鸿沟只能靠几个优秀分子来完成。其最高领导层自然出类拔萃，然则疲于奔命，尚且自顾不暇，还要忙于改善秘密情报局与其东家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授权少得可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力推进下，秘密情报局蓬勃发展起来了，并最后走上了真正的专业化道路。
斯图尔特·孟西斯与“二战”期间及其后的秘密情报局
对于秘密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现，任何评价都必须考虑到孟西斯作为局长在“二战”前两个月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在那凡是被认为不合适的官员都要被定期更换的背景下（尤其是丘吉尔一旦成为首相），孟西斯可谓幸运之至。从1939年11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秘密情报局只有一个局长，而它的姊妹情报机构如军情五处和特别行动处都相继更换了三位局长。著名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一位二次大战期间的秘密情报局成员，虽然个人对孟西斯十分钦佩，但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书中将他描述为“一个缺乏判断力，只是苦苦地从狭隘的社交圈里挖掘私人顾问的人”，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他所投入的那次战争”[604]。比尔·卡文迪什——本廷克，联合情报分委会的战时主席，在20世纪80年代对他的传记作者说道，孟西斯之所以成为局长仅仅是因为他是接班人。“要不是因为布莱奇利庄园，他在那个位子上最多不会待上一年。”“他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也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605]秘密情报局专业情报官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则宣称，孟西斯对间谍技术知之不多，但对白厅的政治却有良好的直觉。不过，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在官场上善于钻营，对那些重要性的人往往会铭记在心。爱德华·贝丁顿，1942年3月至1944年曾经在秘密情报局担任过负责陆军部的副局长（而他自己也绝不是傻瓜），担心他会完全忠诚于孟西斯，便在答应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他要保留直接觐见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的权利。贝丁顿在他的个人回忆录（写于50年代后期）中记述道，他知道孟西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位年轻军官，但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如果他间或能够庇护我的话，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可“要是他知道我有权接近帝国参谋总长的话，他会更倾向于这么做，因为这等于向他挑明我有两个东家”。[606]
孟西斯也和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在日常的聊天中，卡多根偶尔也会被他的喋喋不休激怒，但他们仍然不失为一对强有力的盟友。秘密情报局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维持自治制度方面一直得到支持便是证明（如果在外交部宽松的管辖之下）；至少从1942年开始的那种明确规定，特别行动处只是一个临时的战时组织，而秘密情报局在战后将会长期存在的保证已经写入了《布兰德报告》的结论中。这是他亲密的同僚们在回忆录中讲述孟西斯个人影响力的证据。1942年5月，在秘密情报局干了四十年之后，为了改善与外交部的关系，帕特里克·赖利回忆说，他“很快便忠诚于孟西斯了”，他声称，“没有哪个人可以与他密切合作而不对他表现出真正的尊重和深厚的感情”。有了作为孟西斯个人助手的十四个月经历，赖利承认，他“根本就没有干这个组织和行政管理的天赋，也不喜欢”，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他那互相对立的主要助手丹齐和维维安发号施令。不过，他也认为孟西斯对情报工作“相当具有眼光”，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权倾一时的位置上，他基本上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这样的位置上，要是换成了一个不正直的人，那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607]
在战时的英国，男人们和女人们工作加班加点并不稀奇，而孟西斯像卡明一样，似乎已经非常投入到他的工作当中。据他的履职日记（除了1941年外，“二战”时期所有年份全都留存了下来）披露，在整个战争年代，他休过的假期没有一次长过偶尔遇到的长周末。1941年8月，他填了一份“保密电话设备”的专项申请——在他的家里安装一部防窃听电话。“无法从我的家里随便打到我的办公室，”他解释说，“我几乎就无法去请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假。而现在，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我有时也觉得需要长一点的放松时间。”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过孟西斯个人助理的罗伯特·塞西尔宣称，“在战争期间，他很少离开过他的办公桌。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在丘吉尔召见时能够及时成行。这种情况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卡多根提到了1942年11月的一件事，丘吉尔当时‘过于激动’，便在晚上十一点派人去请孟西斯。卡多根然后说道，孟西斯看起来十分疲惫，而且最好应该去休息一下。孟西斯‘承认他确实很疲倦，而且会去休息的’。可是，凌晨两点一刻时，丘吉尔打来电话又把他叫醒了，问了一个完全多余的问题……然后道了一声歉”[60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连续不断的工作负荷，整个情报机构的人都曾经历过。帕特里克·赖利指出，孟西斯个人办公室“配备了两名优秀的女职员：佩提格鲁小姐和琼斯小姐。她们忠心耿耿，谨小慎微，工作时间简直难以想象”。佩提格鲁小姐“身材高大，让人望而生畏”，琼斯小姐则“身材娇小，长得更好看，而且优雅而温柔……虽然她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了几年，但她们还是称呼对方佩提格鲁小姐和琼斯小姐”。[60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孟西斯几乎没有离开过伦敦。所以说，孟西斯在1942年底对“解放了的阿尔及尔作了短暂访问”似乎根本就不可能（尽管塞西斯的明确断言以及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的讲述都是在“二战”之后很久的事）。温特博特姆的讲述有令人信服的翔实细节。他说，当孟西斯听说他的老对手乔治·罗宁从纳粹占领的法国逃出时，他亲自飞往阿尔及尔去迎接他。“里韦上校和乔治·罗宁，”温特博特姆继续讲述道，“在阿尔及尔的一座小房子那阳光明媚的屋顶上为斯图尔特·孟西斯和我摆上了丰盛的午宴。可上咖啡时，随之传来了一个噩耗：海军上将达兰在距离这里几百码远的家中被人枪杀。达兰在圣诞节前夕被杀害，但是，12月24日或25日却没有任何记载。孟西斯的日记显示，12月23日在伦敦有晚宴的预约，12月26日上午十点一刻在内阁战争办公室有一个预约。虽然里韦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12月12日与温特博特姆和英国官员共进午餐，但他没有提及圣诞前夕与孟西斯（或其他人）的约定。[610]”至于乔治·罗宁在阿尔及尔的出现，保罗·帕约在回忆录中说，他和罗宁是在1942年12月19日抵达英国的，并在百老汇会见了孟西斯，而且两人还于12月27日在伦敦会见了安德烈·德瓦夫兰。一份秘密情报局的电报证实，罗宁在12月27日在伦敦，并定于两天后飞往直布罗陀。阿尔及尔情报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位局长曾经到访。最后，一位曾于1942年至1943年间在阿尔及尔工作的秘密情报局幸存者（虽然是在很久之后接受采访的）也没有孟西斯访问阿尔及尔的任何记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孟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的国外出访是1944年10月前往那不勒斯和巴黎，以及12月对布鲁塞尔的访问。[611]
事实上，秘密情报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主要归功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所做的工作极具价值，不可估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盟军决策和作战行动提供了大量代码破解和非常宝贵的“超级机密”无线电情报。因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隶属于秘密情报局，其产品通过秘密情报局渠道进行分发（在首相需要时，则经常由孟西斯亲自出马）。问题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称职或成功的情报机构，而是躺在布莱奇利庄园的功劳簿上自鸣得意地享受着无懈可击的优越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12]。有人认为，这种快乐状态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在名义上仍将继续掌控政府通讯总部十个年头（因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早在1946年已经名声赫赫）；而且，这也可以保证那个貌似对手——英国特别行动处即将寿终正寝；此外，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它能够阻止那种建立一个统一的英国情报机构的提议并由军事情报部门接管的企图。所有这一切都平稳地度过了。不过，如果认为秘密情报局的出现以及战后能够生存下来纯粹归因于布莱奇利庄园这只会下金蛋的天鹅，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对于孟西斯来说，这可不是将无线电情报那只金蛋带给首相那么简简单单。这只天鹅同样也需要精心的呵护。很显然，如果不是对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内部组织实施宽松的管理，并在面对其他政府部门冲突时站在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一边，随时维护其利益，而且提供必要的行政和技术支持（技术支持由甘比尔——帕里的军情八处提供），那么，无线电情报组织就不可能像它最终那样发挥神奇的作用了。
这并不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情报局与无线电情报机构——它的非亲生子女——的关系就完全一帆风顺。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密码破译者及其同仁可能都体验到了百老汇的有效管理。很显然，孟西斯（正如他之前的辛克莱一样）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重要性，并给它投入了各种资源（不只是布莱奇利庄园本身），并允许它在战争开始的前十八个月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张。（而且可以这么说，其招募方式无组织、无系统、无秩序，主要是根据个人关系以及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服务的学校和大学网络。这正是秘密情报局遭人诟病的口实。）孟西斯打消了陆海空各军种情报机构两次试图从秘密情报局手中夺取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尝试：一次是在1941年春季，另一次是在跨1941年和1942年的冬天。这两次主要都是由陆军情报局策动的，但孟西斯成功地辩驳说，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工作（和秘密情报局本身一样）具有跨越不同情报组织的特性，所以，让任何一种军事情报机构来直接插手都是不切实际的。[613]
孟西斯在名义上是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校长，而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一位奥运会曲棍球球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四十号房干过解码工作，自从1919年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成立以来一直是该校的业务负责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其行政管理由来自百老汇的官员根据一个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来执行。该委员会由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代表组成。但这种繁琐的管理体制在战时需求和突然增长的各种压力下往往就会出现运转不灵的情况。1941年10月，在孟西斯陪同丘吉尔参观布莱奇利庄园后的几个星期，四位密码专家直接给丘吉尔首相写了一封信，反映由于人员短缺使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延误的现状。“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科室，人员数量上的要求微不足道，”他们写道，“让最终负责我们业务的管理当局认清这里工作的重要性并迅速解决我们所提请求的必要性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增加女性办事人员。不过，他们在信中也汇报说，有些至今还“享有兵役豁免权的熟练男职员”如今“容易被征召入伍”。密码专家声称，他们并“不知道由谁或哪个机构”来负责解决他们的“困难”，但他们明确要求豁免海军中校爱德华·特拉维斯（丹尼斯顿的副手）的兵役，他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丘吉尔立即作出了指示，要求“当日采取措施”，对密码专家的“所有要求给予高度重视”。11月18日，孟西斯报告说，他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614]
1942年12月，针对陆军部再一次声称要接管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三军参谋长要求Y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孟西斯和陆海空三军情报机构的局长组成）研究无线电情报的行政管理问题。次年2月，孟西斯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最终迎来了一段持续发展和改善时期。外交和商务密码分析从布莱奇利庄园剥离了出来，并迁往伦敦，由副局长（C）丹尼斯顿海军中校掌管，而业务范围更广的各军种情报工作仍然留在原地，由副局长（S）特拉维斯兼任，并单独负责布莱奇利庄园一切事务，只接受孟西斯和Y委员会的领导，而特拉维斯本人还身兼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代表。1944年2月，特拉维斯被正式任命为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包括外交和商务），而孟西斯则为该校的总监[615]。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开始，孟西斯就一直承受着要求对他控制之下的一切情报工作的行政管理进行整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的不断压力。他可能没有像某些批评者（尤其是各军种情报机构的情报局局长）期望的那样迅速作出响应，可当他真的行动起来，他不仅动作果断，而且就整体而言也是非常有效的。孟西斯将丹尼斯顿降职并由特拉维斯取而代之，由此可以反映出，当需要对长期一起共事的同僚的工作能力作出艰难决定时，他也不会心慈手软。同样，他对瓦伦丁·维维安的处理也是如此。1943年3月，维维安从秘密情报局副局长降为一个副处长。1943年9月，同样的遭遇降临到了雷克斯·霍华德身上，空军准将皮克调任秘密情报局，负责行政管理，而其职位在霍华德之上。
孟西斯和秘密情报局都不是完美无缺。但特雷弗·罗珀声称，到“二战”结束时“仍然完全未进行改革”的秘密情报局对于盟军的作战实力“无足轻重”，而且与它“毫不相干”[616]，这实在是荒谬可笑。诚然，秘密情报局是从一个较为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在芬洛行动中遭遇了重大损失和难堪的局面，但它却对1945年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孟西斯在无线电情报活动上的管理职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外国情报机构的战前联络员巩固和扩大了与盟国流亡政府的关系，并充分利用了维希政府的消息人士和迅速发展的英美关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情报效益。在那些中立国家，借助于“超级机密”优势进行有效的情报交流，秘密情报局在对敌情报机构上形成了压制态势，并能够对盟军极为成功的欺敌行动做出显著贡献。在“二战”期间的某些地区（例如远东地区），虽然大部分时间情报回馈的数量很少，但秘密情报网在V型武器情报、欧洲西北部海岸的观测、低地国家的列车监测和情报收集（大量地提供了诺曼底登陆和随后挺进德国的情报）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地中海战区，秘密情报局在突尼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巴里情报站在“二战”的最后两年更是成效显著。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陆军情报局第八处那非常出色的专业技术。它提供了可靠的通信设施，没有这些条件，情报的收集与传播（借用特雷弗·罗珀的话说）倒真的成了“毫不相干的事情”。
有关秘密情报局在战后组织机构的布兰德报告讨论期间及之后，从孟西斯的一些讲话文稿中可以看出，他与卡明颇有相同之处，而与辛克莱则不一样。在看过《布兰德报告》初稿之后，孟西斯写信给彼得·洛克斯利表明，对任何实现建立统一的安全和情报机构没有任何兴趣。他认为，“将各方完全整合起来可能将被证明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为了回应洛克斯利有关该情报机构潜在的政治倾向的担忧，孟西斯坚持将一条不同寻常的政治中立的宣言列入报告的最后文本当中。他认为“这对于避免人们怀疑秘密情报局会成为这个国家某一特定政治信仰的利用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一切政治团体的目标选择（无论是纳粹分子、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都必须由秘密情报局的外交部这个政治东家来具体确定”。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卡明对该机构可能成为任何一个特定政党服务的担忧至此有了一个明确的回音。虽然（如同卡明一样）我们无法知道孟西斯个人的政治观点，但我们要记住，他本人所享有的特权的社会背景和教养不可能表现出极左倾向。不过，他肯定对辛克莱所陷入的那场与英国国内情报行动的纠纷还记忆犹新，如果他根本不想扮演在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发生过程中那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角色，那就要像卡明那样表现出一种令人称道和一丝不苟的政治判断力。
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的成功，其中一项绝对标准就是其庞大的机构能够生存下来。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必须在白厅这个达尔文式的丛林中隐忍而行，在那里，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在这个优先顺序、政策政见、风云人物都不断更迭的环境中，活跃着八面玲珑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也活跃着野心勃勃而又势大力强的组织机构。秘密情报局（有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多次击退了其他机构接管它的企图，至少证明了它的无可替代性，同时也是对它尽职尽责的最好证明。秘密情报局的生存状态以及它的地位已在1949年关于第四任局长的任命讨论中加以简要概括。就在这一年，外交部便开始考虑孟西斯的可能继任人选。
“现任局长一直干得不错，”1949年4月，威廉·海特（英国情报机构联络部负责人）说道，“可如今他担任此职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也许该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有关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要记住，这些问题要包括秘密行动以及秘密情报。”孟西斯即将临近的60岁生日（1950年1月）“或许会提供一个进行变革的难得契机”。在考虑可能的候选人时，海特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这次不能让人觉得它是‘男人的职位’”，他写道，“这次任命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以我们目前的军事弱项来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效的情报，这无疑是整个情报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然而，我们要寻找的最佳人选在哪呢？海特预计各军种情报机构会拿出一份长长的候选人名单，但他不认为秘密情报局的现有成员会成为“其首脑的合适人选”。尤其是，他不认为辛克莱将军（副局长）应该被委以此任。虽然他在“这个情报机构的行政管理改组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海特认为此人“思想僵化，缺乏想象力。我认为一个情报机构由他来掌管可以在组织机构上做到非常完美，但绝不会发现任何东西”。实际上，辛克莱是秘密情报局唯一的内部候选人。海特报告说，孟西斯本人也承认，除了他之外，“这个情报机构内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可以考虑”。
在海特的印象中，有两个人是真正有实力的候选人。他认为卡文迪什一本廷克非常“突出”。他“可能比任何一个秘密情报局之外的人都了解这个机构”，且已经“赢得了参谋长们的信任”。而且，他正是符合这次任命思想宗旨的人。尽管他完全有资格，但真要任命卡文迪什一本廷克为一名高级官员尚存在一些问题，更不用说秘密情报局局长这样一个敏感的位置。1947年，在他当选为英国驻巴西大使时，他因牵涉到一桩离婚事件而闹得沸沸扬扬。在这期间，他曾“提供证据”，坦率地承认“与许多情妇通奸，其中有三位还与他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外，他还至少出过三次轨”。他从外交部门辞职后仍然余波未平。显然，这意味着，海特觉得，“那些被认为与他真正的资格无关的风流韵事将会最终使他难以为人们所接受”。海特考虑的另一位候选人是“保安处的怀特先生”，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军情五处成员”。由于某些海特没有“完全理解”的原因，迪克·怀特是否将“最终成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似乎“还不确定”。他具备了“这个秘密情报机构所应有的一切素质，他的任命可能有利于将这两个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画上一个句号”[617]。海特对怀特的未来预测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还是具有先见之明：1953年，怀特成为军情五处处长，并于1956年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局长，他一直干到1968年，成为唯一连任两届局长的人。
虽然卡恰盛赞海特对卡文迪什一本廷克的举荐——“对于这个职位，一般只能有一个公认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清楚，本廷克先生就是这种不二的人选。”——当常务次官威廉·斯特朗爵士在与外交大臣提出这个问题时，贝文要求“他不应迫于压力去考虑卡文迪什一本廷克先生”。他也极为反对从各军种情报机构抽调任何人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这一意见同样也适合于军情五处。尽管如此，当海特正式给斯特朗拟订了一份候选人名单时，他还是将怀特列入其中。此外，列入候选人名单的还有一个高级海军军官、三名外交官和两个情报机构以外的人，包括彼得·弗莱明（作家伊恩·弗莱明的哥哥），他曾经在特别行动处任过职。海特再次宣称，秘密情报局内部“没有任何合适的人选，虽然‘C’自己认为，他的现任副局长辛克莱有资格接替他，但我并不赞同他的看法”。在与首相讨论此事后，贝文告诉斯特朗，艾德礼提出了在“我们整个情报部门，即海陆空情报机构、‘C’的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中进行一次调查遴选的可能性，但他“还没有打定主意”。与此同时，贝文得出结论，“让‘C’再干上一年左右可能会更好一些”[618]。孟西斯在局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52年7月，继任他的最终还是约翰·辛克莱。
从一位可能继任的新局长这一问题上的讨论也反映出，在经历了四十年之后，政治家和高级官员是如何从更广泛的政府背景来看待秘密情报局的。没有人反驳海特的主张：这个职务是“整个情报组织最重要的位置”，尽管海特也指出，政府通信总部“现在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秘密情报机构”，但没有丝毫的迹象（即使在“二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表明，无线电情报比秘密情报局人工情报在可靠性上更具优势。贝文决定，各军种不应再继续享有其最高职位的垄断权。这体现了外交部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即秘密情报局是一个跨部门的组织。这可能还体现了一种愿望：秘密情报局应更主要地作为一个文职机构，在整体上理所当然应隶属于外交部。从一开始，外交部就击退了海陆空三军部门连续多次想接管秘密情报局的企图。如今，它也不准备放松对秘密情报局局长任命权的控制。
在秘密情报局的前四十年中，至少就海军和陆军情报局局长而言，该机构从作为他们的帝国（以及一个由各军种在职或退休成员组成的机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公开场合不予承认），发展到一个广为人知、完全隶属于外交部管辖的现代文职和自治机构。其实，从海军和陆军机构到文职机构的转变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加以印证，它的前四位局长在接任之时都是现役军官：他们依次为两位海军和两位陆军军官，可此后的所有局长（尽管他们可能在军事部门服役过）都是文职人员。此外，1949年，首相参与了秘密情报局局长人选的讨论也反映了秘密情报局及其领导得到了高度重视。显然，秘密情报局局长人选已经不再是外交大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而艾德礼建议再一次进行审议也表明，一个事关重大的关切问题仍然可以在情报界加以改进，进一步凸显了政府最高层对整个情报工作给予关注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疲软，军事实力相对下降，而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重大挑战的上升，就更需要格外重视情报方面的表现。也许，这是英国仍然可以领先世界的一个领域。其核心就是秘密情报局，到1949年，该机构已经成为一个颇受重视的英国常设机构。
孟西斯喜欢提醒他的外交部东家，“过去一直被视为谍报界两位最伟大的权威”：瓦尔特·尼古拉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情报局局长）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两人均指出过“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秘密情报机构至少需要四十年时间”[619]。英国秘密情报局似乎也是这样。1909年10月，海军中校曼斯菲尔德·卡明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考虑着究竟该做什么，而到了1949年，斯图尔特·孟西斯爵士在英国国内外所拥有的员工已经超过了2000名[620]。不过，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基本上还是相同的：卡明、辛克莱、孟西斯和他们的同僚，有责任（其实是特权）秘密而谨慎地向英国政府报告联合王国的全球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和平时期所面临的无数次危机中劫后余生，部分应归功于情报部门的贡献，其中秘密情报局占据了（并继续占据着）一个重要部分。而秘密情报局本身作为一个常设和越来越专业的情报机构能够生存下来（尽管并非完美，并非没有劣势，也并非没有失败），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适应能力，它的反应能力，以及它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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