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
虽然秘密情报局在耶路撒冷有个重要站点，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情报收集来自与巴勒斯坦警察犯罪调查科、陆军情报局和军情五处的分享。从1946年起直至1948年5月英国单方面撤离，在英国军队和犹太暴乱分子之间剧烈的暴力冲突中，秘密情报局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任务。其间前秘密情报局官员德斯蒙德·多兰在1946年9月被暗杀，此前他于1942年10月调到了中东安全情报处。1946年12月，百老汇的判断是，秘密情报局来自阿拉伯方面的消息来源强于犹太人方面，而耶路撒冷是中东地区“有效渗透该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惟一政治情报站。
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例如犹太右翼地下运动和斯特恩帮）造成的威胁在巴勒斯坦就够吓人了（如1946年7月，斯特恩帮炸毁耶路撒冷的戴维王饭店，91人丧生），还逐渐延伸到欧洲大陆和联合王国本土。1946年到1947年，犹太右翼地下运动属下小组对德国境内的英国军事基地实施了破坏行动，在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局安放了一颗大炸弹（未爆炸），威胁刺杀贝文和艾德礼，给内阁成员寄信件炸弹，炸毁罗马英国大使馆（其中秘密情报局办公室遭到严重损坏）。秘密情报局协助追踪犹太复国运动各组织，还向军情五处通报了犹太右翼地下运动领导人蒙拉基姆·贝京利用整容手术改变容貌的错误情报[582]。关注的焦点是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非法移民问题，自30年代以来英国行政当局就为此伤透脑筋。英国人设定了移民配额，以防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增加（这必将加剧社区紧张局势）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但事实证明该配额越来越难以强制执行。尤其是考虑到大屠杀的背景，经历过野蛮迫害和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显然不顾一切要到达巴勒斯坦，面对他们的渴求，严格执法就显得既残酷又吹毛求疵。另一方面，英国要对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口负责，政府希望能保持一定的社区平衡，需要与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维持良好关系，这些都使得英国当局对获准定居该地区的犹太人数量保持严格限制。[583]
但是该如何加以执行？到1946年末，政府征求秘密情报局的意见，局里提交了一份文件，包括“威吓船长和水手们使其不敢参与非法犹太移民和偷渡的行动建议”。它没有畏首畏尾，“实际上，就其性质来说，准备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胁迫，而胁迫生效的唯一可能，就是对象人群中某些成员确实得承受令人不快的后果”。报告指出，如果传言仅仅以“虚无缥缈”的麻烦事件为基础，“很快就会穿帮”，“为‘耳语’和谣言提供某种实质性支持绝对有必要”。可以通过英国政府发出公开警告，或者采取隐蔽行动，这又涵盖了一系列可能性：如散布将对轮船采取恐怖行动的谣言，或破坏船只，“使轮船无法起航或在离港后抛锚”。各种选项包括“起航后，发现某种破坏装置导致轮船‘无法正常’运转”，“在轮船淡水供给或者船员的食物中做手脚”，还有“停靠港口的轮船失火”。在一封附信中，孟西斯反复权衡了这个计划：将责任推到某个臆造的且显然颇为强大的阿拉伯组织，不过这也许会遭到反对，因为它可能“激化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还可能激起犹太人对阿拉伯人进行报复”。退而求其次，可以“空穴来风”散布谣言，给他们后面的组织制造“神秘气氛”，尽管他认为“相较将传言与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联系起来的建议，这不太能令人信服”。不管最后决定如何，他感到必须绝对保密，“因为一旦走漏消息，除了毁掉成功的一切机会外，还可能给英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584]
外交部里的意见大体都反对较为激烈的建议，认为一旦被发现，风险过大。东方处的彼得·加兰认为，“恐怕这些都是战争期间而非和平年代可以接受的行动，而且可能使我们在行动所在地的国家陷入严重困境”。尽管如此，1947年2月14日，在秘密情报局与来自陆军情报局、殖民地事务局和外交部的代表开会后，海特通知孟西斯启动计划，只要“没有带来伤亡的风险”。秘密情报局不能杀人或者使已经起航的船只抛锚，“即使要纵火，也只能在船只空载时采取行动”；同时禁止在淡水和食物中做手脚。实质上这就意味着不得在轮船实际运载难民时展开直接攻击[585]。这就是“困窘”行动（命名恰如其分）的由来。
一段时间以来，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对巴勒斯坦境内安全负责）都在监视非法犹太人偷渡，行动代号“越境”。信息收集针对法国和意大利的难民营。成群结队希望移民的人从那里来到地中海沿岸港口，乘坐轮船抵达巴勒斯坦。在米兰、巴里和普利亚，英国情报人员确认有几个难民营被非法越境组织用作“非法移民的过渡营地。在每次非法运载之前，罗马难民营内的人数都会大幅下降，而且他们最后都会出现在这些营地，要求得到几天的庇护，时间长短视其搭乘非法移民船只离开的日期而定”。这些难民营的英国官员察觉到这一流程并竭力扰乱其交通。在法国，一位情报人员找到了一个非官方难民营，提供了马赛附近地中海沿岸港口中“可疑船只”的细节（包括照片）。
根据获得的“越境”行动情报，1947年初在百老汇组建了一支“困窘”小队，指示为“减缓非法移民流入巴勒斯坦”。指令明确要求，“尽管受到怀疑还可以接受，首要的考虑因素是绝对不能留下将这种偷渡的实际行动与英国政府联系起来的证据”。秘密情报局内部对有关行动的消息严格管制（参与人员被称为“困窘者”），为此搭建了一个特殊通讯网络“海洋”，专用于“困窘”行动的通讯。除情报局之外，军情五处和外交部（包括奥姆·萨金特）里仅有几个人了解行动计划的简要情况，不过1947年5月咨询外务部后，孟西斯指示他在雅典、开罗和罗马的代表“单独面见他们的使团团长并告知此事”。行动预算30000英镑（约合现在875000英镑，尽管最后仅使用了13000英镑），涉及三个方面：针对潜在难民船只的直接行动；宣传计划；对无法直接采取行动的黑海港口，用欺骗计划扰乱其移民。
由前特别行动处成员组成了小分队，一队部署在法国，另一队在意大利，不过仅在意大利发动了实际攻击。提供的是英制水下炸弹和定时器，因为大量此类武器“在战争期间被提供给欧洲的抵抗运动，去向不详”，据信这样不会构成任何安全风险。不过对特工的假身份做了精心考虑。首先相关英国人出现在国外需要好的理由，这通常包括经商、访友和度假，以及乘游艇到地中海旅行。如果出了问题，这些说法穿帮，“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承认与英国政府有联系”。反之，他们要声称应募于“一个反共组织，由一群国际实业家（主要来自石油业和飞机制造业）组成”，据称其指令来自纽约，目的是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理由是“俄国人通过犹太逃亡群体，将犹太共产党人渗入巴勒斯坦，因而危害了该组织在中东的各种利益”。为此这个国际组织招募了“前突击队成员式的”特工，在英格兰牛津附近的一座老庄园大厦内进行培训。特工们受到告诫，这种假身份“是其最后防线，即使面临牢狱之灾，也别指望从英国政府处得到任何帮助”。
1947年夏及次年年初，意大利港口内的五艘轮船遭到袭击。破坏分队考虑的重点是确保任何目标船只均未装载货物，且船上无人。一艘轮船被报“全损”，两艘被毁坏。另两艘船上安放的水下炸弹显然未被发现。其中有一颗水雷被碰刮落水，后来为潜水员寻获，“确认其来自英国”，不过当地港务主任认为这“不奇怪，因为阿拉伯人当然会使用英制弹药”。
作为行动宣传方面的一部分，为将怀疑从英国人身上引开，一个叫作阿拉伯巴勒斯坦保卫者的组织横空出世，声称对阻止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负责。百老汇用“适当国别打字机”准备好信件，从巴黎寄给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各大报，影射苏俄插手移民。信件中声称：“俄国试图在巴勒斯坦强行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向他们而非西方寻求精神力量和支持……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爆发战争，就是犹太人攫取这个国家。两害相权，保卫者们宣布他们将‘把战斗带到这些麻烦的根源所在地’。没有伤害‘无辜犹太人’或者‘在巴勒斯坦导致更大麻烦’的意思。他们警告说：‘我们将只袭击那些直接参与犹太人非法移民的家伙和他们的帮凶。’”
与影射俄国插手犹太人迁徙的企图相反，欺骗计划的目标在于暗示，英国人正在利用移民从东欧转移特工。一份伪造的英国政府文件暗示，不仅“英国情报组织”在利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网络将特工渗透进中东，而且“来自‘铁幕’之后的犹太移民是了解俄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宝贵情报来源”。1948年2月，这份文件被来自百老汇的官员安置到维也纳的卡萨诺瓦夜总会，都知道那里“苏联国安部成员频繁出没，据信由俄国人控制”。在布加勒斯特也寄出了指向该英国计划的各种信件，希望当地邮政检查员会将其报告给苏联当局。不过到1948年初“困窘”行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这预示了5月14日英国身心俱疲地从巴勒斯坦撤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欺骗行动产生了效果。
回顾这一事件，一位秘密情报局官员认为可能错过了最大机会，就是1947年初夏计划在法国地中海沿岸小港口希特破坏“沃菲尔德总统号”的行动。搭载一批受过破坏训练的特工，一艘秘密情报局控制下的游艇跟踪着这条轮船。他们计划在其船身安放延时三至四天的水下炸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尽管这能让“游艇在爆炸发生时到达意大利海域”，这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特工们几乎无法保证爆炸不会带来伤亡。无论如何，法国政府在1947年5月已向英国人保证，他们自己也将采取措施阻止移民运输，此后外务部对法国境内的“困窘”行动做出了严格限制，游艇得到指令“继续驶向意大利境内的其它目标”。然而，7月沃菲尔德总统号搭载4500名难民驶离法国，以“1947年大逃亡”而闻名世界。轮船到巴勒斯坦尚未靠岸，就被英国安全部队查扣（行动中三人死亡），移民们被强制遣返欧洲。事件激起新闻舆论（尤其在法国和美国）的怒火，遭到了极严厉的谴责。一名参与此事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反思道，“英国政府无疑付出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代价”。事件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极好的宣传武器，甚至连我们的朋友都对非法移民们流露出同情”。这名官员辩称，“当初秘密情报局提出采取适当措施对付沃菲尔德总统号，如果外交部予以批准，所有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试想实际花费可能只需匪夷所思的100英镑，而英国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他暗示“很难找到比它更为显著的例证，既显示了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价值，也反映了外务部‘掌握着秘密情报局里的行动武器，却未能善加利用’”。[586]
虽然发生了沃菲尔德总统号事件，欺骗计划也效果不明，总体来说“困窘”行动是一次成功的行动，尤其是它展现了特别行动在和平时期的能力。与战争期间相比，现在的行动面对不同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更为艰难。比如，“在战时最大的危险发生在行动期间，而且一旦行动人撤出该区域，行动就算成功”。但是在和平年代，危及英国政府的安全“是最大的危险，而且事后让一个英国人牵连到事件中将会是一场灾难，而在战时这并非相关因素”。1947年9月秘密情报局宣称，轮船袭击带来的震慑效果使得从意大利出发的航班完全停止。次年春天他们注意到，不少可能用于移民的船只离开了意大利水域，非法移民的犹太组织者们已经对船只的主要供应商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认为他完全暴露了，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就实际的特别行动而言，“困窘”行动的最后报告总结道，“周密计划和注重细节”使得大量现金和炸药得以偷运过境，证明情报局能执行破坏活动，同时保持相关特工的“完全掩护”，从而“使得他们在相关地区未来的行动中免受怀疑”。最重要的是，行动“平静地完成，维护了英国政府利益，没有招致对英国政府的一丝怀疑”。至于宣传方面，回顾不同事件的相关媒体报道，秘密情报局挖苦说，从行动中得到的一条教训是，“从纯新闻的角度看，水下炸弹被发现导致的失败比实际炸沉一条轮船还要成功得多”。
1948年5月8日，新国家以色列宣布独立以前，原雅典站站长奈杰尔·克莱夫接手耶路撒冷站。一个月后他报告了对巴勒斯坦的最初印象。“我认为我们错了，”他写道，“如果我们坚持把它看作一个国家，而如果我们还把耶路撒冷看作其首都——即使是未来的首都，那就是错上加错[原文如此]。”他以为该地区的形势“大致”回到了“一战”后的情形，“当时各方就为这一区域的所有权吵得不亦乐乎，现在好像又要为土地你争我夺了”。对秘密情报局来说也有机会。他坚持认为，“以色列国建立初期可能是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我们给他们安顿下来的时间愈久，在他们的铁幕中发现裂缝的机会就愈小”。因此他希望秘密情报局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但是伴随着新国家的诞生，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暴力和混乱危及耶路撒冷英国人的生命，7月份秘密情报局被迫暂时将站址迁至安曼，克莱夫继续担任站长。
不过百老汇依然热心于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控制区”保持一定的存在。鉴于“在目前条件下男性官员不可能到那里有效开展工作”（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8月份情报局得到外交部同意后建议给海法的英国领事馆派遣“一名女性情报官员”，表面上是总领事的秘书之一。但是那位领事西里尔·马里奥特却不吃这一套。动荡的局势，五名耶路撒冷电气公司的英国雇员因间谍罪指控被捕（其中一人被判七年监禁，但是11月他的定罪被取消后得到了释放），这已经够马里奥特烦心了。此前他的建议是该国对“妇女和儿童”不安全，而“一名英国妇女”的到来会使他自相矛盾。不过，如果她确实要来，她应该“认识到作为此地唯一的英国妇女，她将引人注目，而且会受到犹太情报机构的严密监视”。再者，如果必须为她提供住处，马里奥特就不得不在办公室里装修一间浴室和卫生间，因为“生活区中的现有布局都是男性专用的”。任命妇女到该地区工作一直是外交部头痛的问题。1949年春，百老汇提出派遣一名女士到特拉维夫，领导在英国公使馆内的一个分站，但是外交部拒绝同意。1949年8月，情报局建议派遣一名女秘书到安曼。大使亚历克·柯克布莱德爵士对女秘书的问题尤其敏感，他力主如果“实在要派妇女来，她应该上了一定年纪，相貌最好令人望而生畏，且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40年代后期，以色列一直是“高优先目标”，1948年11月，秘密情报局认为英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保持鲜活的兴趣”。9月，在百老汇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大家得知“对以色列的情报搜集少得可怜”，12月站长得到指令继续呆在安曼，围绕该核心在耶路撒冷建设一个新站（秘密情报局将其设想为对付以色列的基地）。到次年10月，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已足够正常，因而秘密情报局中东区主任（即原东地中海区主任）建议，特拉维夫的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联络以色列当局，希望利用“他们的支持，招募并派遣特工进入苏联或者巴尔干地区”，虽然“毫无疑问这既艰难又棘手”。同时，“对以色列自身的渗透”可以通过耶路撒冷得到协调。在伦敦的约翰·梯格处长谨慎地同意可以“适时”向以色列派遣一位公开的联络官员，虽然他也就事论事，对坦诚联络表达了疑虑。他觉得尽管一般情况下，情报局一定能获得关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大量有益信息”，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以色列人将得到最大的回报，深入了解我们的组织并乘虚而入，除非我们的代表够机敏”。对把耶路撒冷作为对以情报工作为前哨的建议，梯格在1949年11月的信件中提出了质疑：耶路撒冷被新国家以色列和残存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至1949年阿以战争后并入约旦）割裂开来。他指出，“一条严密把守的军事分界线”横贯全市，“这是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它使得在该地区开展行动相当不便。然而，一旦耶路撒冷“不再为这一物理障碍所分隔，我们应该立即在那里安置一名官员，以使其成为我们进入以色列工作的主要办事处”。即使有在该地区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历，经验丰富的梯格也未能预见到，这座城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复合。
远东
1945年8月，留给秘密情报局的是在印度和中国的松散部署，主要服务于支持蒙巴顿对日作战战略的军事需要。确实，尽管把自己看做独立部门，在东南亚英军司令总部，它实际上成为G.A.加农斯·威廉斯麾下P分处的情报收集工具。秘密情报局站点的布置，更多是为了支持在缅甸的军事行动和收复马来亚，而非收集英国在该地区重塑势力所需的更为长期的情报。预料印度将要独立（1947年8月发生），秘密情报局将该区域总部，即情报局国际联络部，从德里迁至新加坡，唐纳德·普雷特成为远东区总监，下辖8名官员和17位秘书。1947年9月，在出发到远东地区巡视之前，此时还身在伦敦的太平洋区总监迪克·埃利斯评估了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状况。在中国境内有香港、天津、上海、南京和乌鲁木齐站，中国之外有东京、雅加达和河内站，还计划在曼谷、仰光、喀布尔和汉城建站。埃利斯对该地区情报的匮乏总体比较失望，不过他将其归咎于食宿的困难，以及官员们不同程度被其掩护职业所拖累，这也是战后行动环境令人讨厌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多少自己的本钱，主要依靠国民党政府获取情报。1946年后期，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国民党高级情报官员和一位前特别行动处联络员向南京站提出了详尽的方案，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假通讯社，利用以前被日本人雇用来对付相同目标的白俄人和一些日本人，收集苏联活动的情报。起初对这一主意（涉及付给联络员一笔工资）还有点热情，但因为南京站所说的“不切实际的汇率和中国混乱的经济”，情况很快变得有些混乱。而且，总部不信任那个联络员，将其描述为“一个中饱私囊的冒险家，骗术低劣的骗子”，因而抛弃了该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那位特工提供的苏联活动情报并不可靠，他在1947年初期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相互关系的分析却完全正确。不过，在总部它并未得到关注，可能因为到那时它已不值一提。他断言，“眼下国民党发现他们自己处境岌岌可危”。他们“既丢掉了土地也丧失了影响力”，“毫无疑问，在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远远优于共产党人”，但是他们“成功地挥霍了大部分优势”，“现在连他们是否还比敌人强大都是个问题”。
无论如何，九个月之后，为应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秘密情报局开始认真制订计划。1948年3月，总部给新加坡发报，指示天津站“在可能被共产党人占领的地区，尤其是平津地区和南满，立即为配备必要通讯器材的潜伏组织制订计划”。天津站长估计，当地英国公司将在接管后留下来，不过发现他们不愿合作，表现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态度，夹杂着沾沾自喜、自得其乐和听天由命的情绪”。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反映了战后的新情况）是，“一旦我们转身离开，几乎没有中国人——或许可以说完全没有——值得信赖，可以为我们认真工作超过二十四小时，除非我们对其保持强有力的控制”。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原因很明显。天津站的代表根据实际情况断言，“说在对日作战期间有大量可以信赖的中国人与此毫不相关。日本人是异族敌人。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共产党既非异族也非敌人”。无论如何，一切均为时已晚。尽管为潜伏小组准备的无线电台在10月运抵香港，共产党人在中国北方的推进意味着只得到此为止。而且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无论对一般外交官还是秘密情报局来说，生活都变得日渐艰难，处处受到限制。到1949年3月底，评价“解放后天津站的处境”时，该站长助理特别提到，除了其他限制之外，新政权指示所有电报通讯现在必须“使用明码，辅以汉字文本”。1948年2月，乌鲁木齐站的主要目标是“渗透苏联中亚地区”，其主任以前是医务神职人员。他希望将传播福音和搜集情报结合起来。1949年秋末共产党人抵达之后，他也同样受到限制，不久这位秘密情报局人员即遭驱逐。
秘密情报局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必须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情报局的客户部门需要局里提供更为广泛的全球情报，还有那些客户对秘密情报局有所作为的期望。这个问题是奥姆·萨金特在1948年初提起的，当时他写信给孟西斯，抱怨对最近九龙的骚乱（这激起了对英国驻广东总领事馆的袭击）和巴格达的动荡与暴力，外交部未得到预警。“必须承认我有点不安地发现，”他写道，“对于最近九龙和巴格达可能发生事件的进程，贵局未能给我们任何警告。”萨金特“对秘密情报的供应很担心，因为在今后几个月中，我们很可能在整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面对影响深远的新动态”，显然暗指共产党人在西欧的政治挑战。孟西斯回信不担心法国和意大利，他认为那里的情报供应没有盲区。至于九龙和巴格达这样的特殊事件，他的分辩也合情合理：“在和平时期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即使遭遇雪上加霜的状况，对具体突发事件提供连续的预测也并不在秘密情报部门职责范围之内。”他辩称，“秘密情报部门的任务，是将英国政府各部门的一般性警告加以强化，力图有效渗透敌对势力，预知他们的总体计划”。他接着解释了为什么就提及的具体事件，秘密情报局未能做得更好。他指出在中国他的组织“才刚起步”，而且对九龙的严峻形势，估计军情五处的当地防卫安全官员或者领事馆官员都已经做了报告。在伊拉克，他承认秘密情报局代表更多地专注于政府情报来源而非反对党的联系人，不过坚持认为（尽管稍显勉强）骚乱开始以后，他的报告还算及时。[587]
秘密情报局在中国的本钱相继丧失殆尽，而各客户部门对情报的需求却越来越执着，埃利斯为此专门到香港评估局势，得出的结论是别无他法，只能利用与国民党人的现有联系。在1949年初给总部的电报里，他注意到“秘密情报局的‘中国机构’创建于1945年，作为一个长期项目，并未要求其情报收集早出成果”。他继续写道，“从那以后，形势和渴求情报的部门逼迫我们缩短时段，加快步伐”。目前，收效还“太微薄”，如果要扩大产量，他认为“正统方式”之外，必须辅以1948年底国民党联络人向南京站长提出的约定。中国人建议，每月支付3000英镑（约合今天的7.5万英镑），他们就可以“提供所有材料，答复特别问询，执行具体任务，保持并延伸无线电报和地下情报员服务”。如果需要，他们还提供破译共产党人密码的“完全合作”，“建设潜伏网络，通力合作渗透俄国和苏占远东领土”。
实际上该提议是预制好的情报服务，显然恰好可以提供秘密情报局的客户们需要的这种信息和渗透。埃利斯认识到代价不菲，不过他完全被方案吸引住了，因而建议从秘密情报局别处的预算节约经费，削减中国国内现有站点的规模。建议得到采纳，行动代号“抢救”，尽管对有些地方还有疑虑，一位官员以中国区协调员的身份被派驻香港，他获得授权“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方案的执行。“抢救”行动开局不错。不计其数的报告，主要是共产党军队的部署得到客户们的好评。总部1949年5月发来电报：陆军部“绝对希望继续获得这一信息。几份报告的评价为‘A’”。据说建设了一个战术无线电网络（中方出人，秘密情报局出钱），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南部的台站联系起来。国民党人在敲定纸质协议时，设法加入了“抢救”行动在香港的总部免受香港政府干预的保证。其真实意图在1949年9月才暴露无遗，当时警察抓了不少人，证实国民党利用香港从事秘而不宣的情报和破坏活动，这一内幕的曝光严重损坏了秘密情报局和当地政府的关系。
到了这个阶段，对“抢救”行动报告的质疑也出现了。百老汇的政治任务处在8月份的备忘录中报告说：“‘抢救’行动迄今为止就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提供的情报相当不可靠，看起来更像是伪造的。”更多的疑虑还在于情报来源细节的缺失、报告内容在香港报纸文章中的频繁反映，而10月广东已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无线电网络随之解体，但战术情报依然源源不断。只是因为军队客户一直渴求着军事情报，并继续对“抢救”行动做出“极具价值”的评估，使计划得以继续执行。此外，到1949年末，英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未来关系总体上不太确定。11月，总部预先通知驻新加坡的太平洋地区总监，政府即将承认共产党人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他或许得面对这种局面：一旦共产党人连台湾也攻占下来（看起来可能性极大），他不仅必须将那里专门为“抢救”行动建立的分站撤出，还要为这个岛屿准备潜伏计划。发报者希望警示能“使你得以如此处置‘抢救’行动的各种资源，从而保证他们甚至对台湾事务都还能持续提供支持”。这个要求太离谱，怪不得电报结尾都说“祝好运”。
1947年8月，秘密情报局在东京开设情报站，作为英国与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联络团的一部分。选中的站长是一名加拿大学者，在日本出生并长大成人。他为加拿大军队管理着一所日语学校，据说“是那种活泼、睿智的人，比一般的教授‘有人情味’得多”。这位官员以前没有情报工作经历，先在伦敦接受了两个月的“集成通用与专业技能”培训，才出发到日本担任大学教职。他对培训的看法经过深思熟虑，阐明了课程的教学大纲，又讲清了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具体问题。他注意到培训课程里展示的资料都“不可避免地主要基于欧洲各站的成功行动”。尽管“诸如为了安全而分散、特工的培训和管理、情报来源的调查记录和归类等原则，涉及报告陈述之类的技巧，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有“大量的技术性细节”对日本“仅部分”适用，或“完全不适用”。白人不能“融入当地环境”是个明显的例子。在“课程中学习过的每个地区，都有对大不列颠很友好的当地人，或是抱有善意的外国人，可以联络他们并毫不令人生疑地执行任务”。这在日本行不通。
更大的困难在于美国军管当局禁止任何形式的情报工作，即使同盟国也不例外。即将上任的站长觉得“整个课程里有一种低估美国人的倾向”，不过虽然他们可能“在欧洲舞台还是业余选手”，他们“很全面地研究了太平洋地区，无论从其过去的行动还是今天正在采取的行动来看，在远东任何地区，都不能掉以轻心把他们看成笨拙的业余选手”。因而“相较任何欧洲或中东地区而言（可能俄国除外），在当地管理机构鼻子底下开展非法秘密行动的任务要困难得多”。至于特工的招募，他观察到“在欧洲地区，显然到处都有愿意为报酬而工作的人，即使涉及其祖国也是完全可以用钱买通的”。他强调，在日本不是这样。尽管确实“中国人、韩国人，可能还有白俄可以在此基础上雇用”，不过必须得采取“极端保险的措施”，因为这些人，他断言，“完全不可靠，不讲原则”。至于日本人，他斗胆认为，“意识形态动机和充裕报酬相结合”可能奏效。最后他认为（这看法也被百老汇所接受），只有通过非常缓慢而谨慎的“基础工作”才可能成功，应允许在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之前花“两到三年的时间”。
一份典型的秘密情报局军事情报问卷，表明用户部门在战后所需情报类型
就秘密情报局在日本的行动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任何网络建设的缓慢耗时而言，这位站长完全正确。此外，作为站长他又担任全职大学教授，难以兼顾，所以另一位情报局代表以更为传统的方式安排到在东京的英国使团。虽然他得到的指令是收集中朝情报以及苏联远东地区送上门来的情报，但其中心还是日本境内的共产党活动。1949年东京站长汇报该地区整体缺乏进展，抱怨说这都是因为美国人包揽了最佳的当地资源、缺乏讲日语的非官方助手和掩护工作不到位。1948年末，乔治·布莱克被派往汉城任新站长，受命监视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的共产党活动。布莱克的父亲来自伊斯坦布尔，后入籍英国，母亲是荷兰人。他曾参加荷兰抵抗运动和皇家海军，1944年加入秘密情报局。至1949年底他未能取得多少进展。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他被北朝鲜人俘虏，后来被招募为苏联间谍。
秘密情报局获得成功的一个亚洲国家是缅甸。1947年末缅甸站成立，不久缅甸即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缅甸战役期间，该站长爱德华·詹姆斯及助手都在缅甸战役中“被遗忘”的英国第十四军获得过战时情报工作历练，他们能将其对该地区的特别了解和当地的联络人带进任务之中。主要目的是渗透该国共产党组织，特别是亲苏的红旗党和亲华的白旗党。有位特工在警察中有些朋友，能得到特别支部的定期总结，另有个情报来源涉及克伦民族运动和红旗党之间的联络。获取的情报会与军情五处安全联络官员探讨，他是国际共产主义研究专家，后来被整合进缅甸站，获得的成果实例即秘密情报局声称的“对全世界任何国家共产党最深入的渗透”。在缅甸，秘密情报局还能提供有关少数民族克伦人的宝贵信息。40年代后期，他们的游击队暴动对仰光政府的存亡构成了威胁。1949年2月，克伦领导人索巴乌吉亲口告诉秘密情报局代表，他的人民正在“为基本生存而战”，而秘密情报局在1949年夏末提交了大量关于克伦军力量和部署的报告，得到陆军部陆军情报局的热情欢迎，因其准确性而获得“A”的评级。
渗透“苏联阵营”
1946年4月，英国驻莫斯科公使弗兰克·罗伯茨询问有关秘密行动的政策，得到证实“未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秘密情报活动，目前该立场没有改变”。三年后，百老汇的一次工作会议注意到，依然禁止“对莫斯科采取任何秘密行动”。然而，早在1946年，外务部对苏联境内工作的限制就使得秘密情报局内部沮丧愤懑。8月，就在该地区加快行动速度的问题，工作部主任传阅了一份文件给各地区主任。“鉴于对首要目标信息的缺乏，以及与我们之间政治关系的不稳定”，他质疑是否“我们冒更大风险获取信息有何不妥”。他提出有两种风险：“（1）那些主要涉及特工本人的风险；（2）那些可能引起外交纠纷的风险。”他认为“很明显如果我们准备干到底，就可以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获取多得多的信息”。说起“干到底”，他设想的是“战时”技法，比如“空降行动，大范围适用无线电，或许对领事馆的保险柜进行破拆等等”。这份文件在下一次地区主任会议（9月2日召开）上引起了“热议”，大家一致认为“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很有可能获得回报”。北方地区总监哈里·凯尔注意到莫斯科站长未被允许开展任何秘密工作，不过他觉得“如果这一限制能得到修改，存在可以利用的潜在战线，而且没有过度风险”。赫尔辛基的代表也同样被禁止从芬兰招募特工“派往俄国，他也感到更为积极的政策可能奏效”。他还认为，如果能为进入“波罗的海各国”的特工配备无线电会有所帮助，但“这一做法至今受到阻碍”。所有的主任都同意“应积极探索使用无线电报渗透俄国及其卫星国的可能性”，他们还考虑了“将这样的发报机伪装成美国的、波兰的或者法国的”。
情报收集研究室主任迪克·埃利斯对“在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入室行窃”有许多主意，以“他的组织在美洲采取的好几次这种性质的行动”为例。他说任何“此类行动都不应该由一般的分站来执行”，而是要建立一个单独的组织，“有点像特别行动队的方式，采用暴力的入室行窃方式获取情报”。他认为“一场精心谋划的入室行窃可能需要约六个月的准备”。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辛克莱“同意这值得一试”，不过警告“俄国大使馆等很可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建议先从卫星国的公使馆开始”。其它提议包括“通过英国叛逃者（当时为数不少）的途径，给俄国人安插双面间谍”，还可以“组建一个反共产党人联盟，总部可设在瑞士，为使用暴力的方法找到适当的掩护”。
10月7日的地区总监会议上，就无线电使用和针对苏联目标入室行窃的可能性准备了相关文件。通过实事求是地权衡得失，文件给上月的蓬勃热情降了点温。即使对无线电设备做了最精心的伪装，并通过设在中立国的自动关机站点转发信号，一旦特工被“现场抓获”，毫无疑问他最终会被“压垮”。要想英国在幕后操控不暴露，就必须谨慎从事。至于特工和无线电设备的投送，感觉实际上可能没那么困难。不过，空军可能不会同意任何涉及“以军方飞行器长途飞越俄国或俄占领土”的行动。再者，“载回特工是个更为棘手的难题”，因为这需要“更为细致的地面组织”。然而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杰克·伊斯顿自己就是位飞行员，他认为皇家空军的合作可以“将特工空投到敌方国境线内数英里之处。假定导航差错或者不利天气（可能）使飞机稍微偏离正确航线，可以为此做好各种安排”。这样“我们可能得以在诸如俄占德国、俄国本土、乌克兰、波兰或立陶宛国境线内侧空投人员和物资”。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加以有充分理由担心其他政府部门可能反对因而不提供任何支持，这些意见被束之高阁。
关于入室行窃的讨论也弥漫着同样的气氛。虽然这可能是“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捷径，但根本的潜在障碍却是，一旦罪案的责任落实到秘密情报局头上，所引起的外交事件与所获信息价值相比，完全得不偿失”。策划这种行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所获情报应该非常重要，风险降至最低”，此种情况下“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内应，而如果确有内应，就完全没有必要实施通常意义上的入室行窃了”。虽然同意这一观点，埃利斯（现为远东区总监）认为，行动可能“在技术上如此完美”，以至于入室行窃永远也不会被发现。他引用了自称在战争期间组织过的两次入室行动加以证明，“渗透了两个大使馆，获得了极其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有这样的例证，做出的结论显然是有条件的：“如果让入室行窃的对象意识到失窃了，那么这一行动就几乎肯定不值得尝试”。如果能“在仔细权衡各种风险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可以认定为合理行动，不过仅能“在特定情况下”开展。总之，“内应最为必要”。
对秘密情报局在苏联工作的禁令被理解为不得在该国境内采取行动（如自莫斯科站发起）。对旨在从周边国家渗透苏联和苏维埃集团的行动，包括雇用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成员，限制不那么严格。1945年6月末，一位新官员接手斯德哥尔摩站。他被告知其主要任务是针对苏联，“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本国之外，所有国家都可以”，这被定义为包括“过去的波罗的海诸国”和“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现阶段他只是要“尽力建立联系，为的是一旦将来得到允许可以渗透俄国”。11月，总部通知他“现已批准从周边渗透俄国”。次年春天，总部发出的最新指令强调了要为渗透苏联做好准备，指出“当务之急”在于“所提议的远征波罗的海诸国”，如果成功则“完全能作为固定渠道的基础，对俄国进行实质性渗透”。该官员受命探索“我们的特工实际进入俄国及其势力范围的每一种可能性”。战时赫尔辛基流亡站使用过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线人，以收集针对德国目标的情报（效果参差不齐），他捡起了这些关系。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反俄集团是特工招募的可能来源，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还希望得到武器、医药和其他实际支持，以对1940年8月占领他们国家的俄国人采取积极抵抗行动。而在战争期间，瑞典情报部门也与同样的一些流亡组织合作，开展横跨波罗的海的行动并在战后继续，这使得情况更为错综复杂。
其中有些活动（绝不是全部）构成了瑞典和英国情报部门正式联络的基础。1947年后期，瑞典人问秘密情报局是否能帮助他们，为其行动弄一艘德国E型潜艇（鱼雷艇）。艇只德国有，恰好次年一位前德国海军军官提出为秘密情报局服务，他有战时进入波罗的海各国执行秘密行动的经验。从外交部得到“非正式许可”后，孟西斯批准将一艘潜艇及其乘员提供给瑞典情报局和秘密情报局使用。该艇被用于1949年5月瑞典的一次行动；10月，秘密情报局将两名接受过培训的拉脱维亚逃亡者渗透回国。两人“声称有可能与一些爱国者建立联系，这些人支持生活在拉脱维亚森林中的游击队组织”。秘密情报局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依赖于逃亡者的承诺，这说明了任何寻求渗透苏联的西方情报组织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冷战早期个人（从情报部门首脑到特工们自己）时刻准备承担的相应风险。碰巧苏联人也渗透了大多数的逃亡者组织，还渗透了一些情报部门，因而40年代末被寄予厚望而开展的行动，短短几年内便以灾难收场。
在苏联南侧的“登山者”行动也不例外。1948年设计了“登山者一号”行动，将两名“负有情报工作指令”的格鲁吉亚人渗透进苏维埃格鲁吉亚，但是两个倒霉蛋不明不白地死在边境上。1949年8月的“登山者二号”行动，旨在从土耳其东北山区再次将两名格鲁吉亚人塞进苏联。1949年春天，两名逃亡者，一个显然有四十好几岁，另一个三十出头，在法国被招募并被带到英国训练。他们接受了特殊专业技能培训，尤其着重于密写技能；两周的体能“强化”训练，在达特姆尔高原上徒步。此地上报的唯一问题涉及他们的军装：他们在当地人和度假者中显得与众不同。下一次，他们的教官建议“在餐厅和当地农舍吃饭时，灰色法兰绒长裤、浅色衬衣和运动夹克的装束恐怕更好”。这一始料未及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因为更年轻那位“接连几天不刮胡子，别人对他议论纷纷，认为不是个摩洛哥阿拉伯人就是个逃犯”。好在他们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训练，用假护照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南美某酸乳酪厂厂主的身份访问土耳其，“为改进和拓展其生意来此洽谈几个项目”。
两人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站长金·菲尔比，他安排好了当地安全部门成员和当地格鲁吉亚逃亡者群体的合作。起初的计划是给登山者小队配备土耳其军队制服，到边境安顿下来。菲尔比和秘密情报局特派员“化装为背着带固定刺刀步枪的土耳其哨兵，做例行的边境巡逻，由此勘察登山者的前进路线”。一旦跨越边境，在俄方有关系的这两个格鲁吉亚人应“脱下并埋藏他们的土耳其军装，以当地一般俄国人的形象出现”。随后他们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是“着手寻找线人、安全住所和信箱，并大体上开始建立组织的核心，以备将来之用”。估计这将花费六个月的时间，然后其中一人将返回，汇报据此建立的组织情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带回大量边境情报、当地生活状况以及可能的工业情报等等”。尽管该计划准备周密，制订者们意识到边境行动自身的各种安排“肯定充满变数，依据当时能得到的信息，菲尔比有权做出临时决定”。
结果，两位登山者拒绝执行秘密情报局的计划，事到临头才提出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案：他们和当地向导跨越边境，只在苏联境内呆五周。其间，他们“将建立关系，获得有关来年夏天的生活状况情报，到时他们会回去，继续建立组织和获取情报的工作”。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尽管感到吃惊”，菲尔比同意了修改后的计划。他留在伊斯坦布尔，登山者在特派员的陪同下前往土耳其东部的埃尔泽拉姆。从那里出发，一行人经过了三天行程，一路乘坐轿车、吉普车，最后骑马八小时穿越海拔8000英尺的垭口，到达离边境两小时左右步行里程的营地。在最后的行程里，年长的格鲁吉亚人因高原反应强烈而身体崩溃，无法继续前行。后来估计他已接近60岁，而非自称的47岁。不过，在两位向导的护送下，年轻者继续前进穿越边境，没有遇到更多的意外。仅两周后这名格鲁吉亚人就在土耳其露面，与他的年长同事一起飞回英国，在秋天接受了详尽的询问。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直到返回边境时格鲁吉亚人遭遇一支苏联巡逻队，他逃跑并（声称）射杀两位士兵。在格鲁吉亚他与反俄抵抗运动组织进行了联系。他对边境防卫和该地区的生活状况做了广泛汇报。还有黑海沿岸海军设施和看到几艘苏联潜艇的描述。尽管几座水电站的细节被认为大体准确，格鲁吉亚几个飞机制造厂的生产数量被斥为“胡说八道”，所报告的第比利斯坦克制造厂情况也一样。
虽然实际的情报成果相对微薄，“登山者二号”行动还是被看成一次成功，为更多此类渗透苏联的探险打下了有益的基础。但是行动的某些方面却极不保险。即使（如很久以后估计的那样）金·菲尔比已经把登山者行动的细节传递给其在莫斯科的主子，实际上行动是与土耳其安全人员联合进行的，启动实际渗透的小村庄（还有五名当地向导参与）也是越境的常用基地，而在巴黎和伊斯坦布尔多嘴多舌的格鲁吉亚逃亡者团体中，大家都知道了两名登山者在土耳其的存在，所有这些都给警觉的苏联当局得知这次任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巴黎的一位格鲁吉亚老者（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秘密情报局的策划，知道越境的事情）报告说，逃亡者们“确信登山者们在执行去土耳其的秘密任务”。他相信这些谣言起于伊斯坦布尔，“有人一定从那里给巴黎的朋友写过信”。登山者们自己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回到伦敦时“皮箱里塞满各种土耳其美食，清楚地显示了其产地”，这些食物他们打算带给巴黎的朋友们。他们还带着“大量二手女性服装，是他们从土耳其的共同朋友那里带给巴黎流亡者们的”。甚至在他们初次出发前，他们显然已经“告诉了几个巴黎的朋友”将要去伊斯坦布尔。
旨在渗透阿尔巴尼亚的“价值”行动策划于1948年到1949年，它为贝文和艾德礼所支持的秘密行动提供了一个范本。自“二战”结束起，恩维尔·霍查（其反德抵抗运动得到了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援助）就领导着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1948年9月，英国的参谋长们设想，在不断发展的冷战中，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施加压力——“除战争外一切手段皆可”——的绝佳目标。因为霍查的政府试图以铁腕治国，阿尔巴尼亚自身一直动荡不安，而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流亡群体，为各种反共产党行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招募对象。铁托1948年6月与苏联决裂，阿尔巴尼亚陷于孤立。至少从地理上来看，一步步削弱东方集团，它是开始的好地方。作为阿尔巴尼亚的另一个邻居，希腊可能也愿意支持任何动作，因为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的希腊共产党叛军一直在边境发动袭击。外交部俄国局成立于1946年，它管理对东方集团的政策，情报局首脑们刚刚确保了在其中的发言权。1948年1月，俄国局决定探索对阿行动的可能性。[588]
秘密情报局的肯尼斯·科恩愿意接过指挥棒。1948年12月，他思考的是“作为对俄国人攻势的一种反击，不论是特别行动还是准特别行动”，阿尔巴尼亚将会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选择”。“该国原始的政治和经济状态”提供了“煽动部族骚乱的缺口”。现在有机会可以削弱“目前对希腊境内叛乱分子的支持”，而且给英国政府造成尴尬局面的风险极低，因为英国目前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外交关系。显然科恩已经有一位特工待命，他愿意接受任务，还建议在1949年1月将其空投入境。一旦进入阿尔巴尼亚，他可以评估在那里开展特别行动的可能性。不过孟西斯提出这一建议时，奥姆·萨金特敦促他就在阿尔巴尼亚行动的可能性提交进一步的报告。这一任务交给了理查德·布鲁曼——怀特，一位大家十分看重的官员。在调回总部任地中海区副总主任之前，他担任伊斯坦布尔站站长一年，“无与伦比”。布鲁曼——怀特设计的方案一稿标题为“施比受有福”，目的有二：通过针对阿尔巴尼亚南部希腊叛乱分子基地的游击行动以及挑起“该国其它地区的暴动”，减轻希腊的压力；要“在卫星国中最薄弱的国家，竭尽全力侵蚀共产党的阵地”，可能“在卫星国集团中产生反响，到时可以依次跟进并利用”。设想的办法包括从意大利或者希腊派遣武装团体或作战侦察队穿过边境、海上登陆或者空降。因为参谋长们青睐与美国人合作，而孟西斯担心美国人可能“正在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策划”，布鲁曼——怀特插入了关于合作必要性的注释，因为“两个大国不能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各行其是”。[589]
虽然秘密情报局的计划野心勃勃，超出了外务部觉得现阶段能够考虑的范围，它还是做出了建设性的回应。在外交部南方局工作的前特别行动处官员艾夫·波特准备了一份类似方式的“对应计划”，不过更注重情报收集，同时为随之而来的行动招募阿尔巴尼亚人。萨金特认为这是“我们希望能在阿尔巴尼亚做到并得到满意成果的极致”。他向孟西斯强调，在该国尝试任何行动之前，建起良好的情报网络至关重要，并告诉他贝文希望得到保证，“阿尔巴尼亚的局势足够有利，有理由让我们期盼一定程度的成功”。孟西斯赞成外务部的建议，同时他指出阿尔巴尼亚及其民族的本性如此，“以至于仅仅依靠情报手段，不能对抵抗的可能性作出充分的估计，也就是说，只派遣几个特工去评判公众情感或者传递部族首领的口头保证完全不够”。“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更为直接的探测方式，通过测试当地在最小规模下采取行动的备战状态”，来看是否“言之有物”。如果这种测试“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反应”，“我们随后就可以走到下一阶段”。显然为使政府充分意识到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动作的后果，孟西斯也警告“不值得付出前期行动必需的辛劳和可能的牺牲，除非我们准备在发现的任何敏感点跟进并全力打击”。他补充说，这可能“牵涉以后相当广泛的援助行动”。[590]
威廉·斯特朗爵士（接替萨金特任外务部常务次官）将方案提交贝文，又在贝文的要求下提交艾德礼批准。4月28日，斯特朗致信孟西斯，传递外交大臣的意见，同意“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建立一个情报系统”，以测试当地对行动的预备状态，如结果“鼓舞人心”，就可以“派遣现代游击战教官潜入，以便招募、武装、训练反共产党支持者并提供衣食，对希腊叛乱分子基地和通讯线路采取军事行动”。“将行动延伸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及暴动层面的可行性，有待于根据进展做进一步分析。”在华盛顿的协商显示，中情局（成立于1947年）也有着对阿尔巴尼亚的计划，与英国的类似，“不过涵盖范围要广得多”。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建议共同开展行动，以一个联合政策委员会指导该项目。虽然担心美国的计划“过分华丽”，与持不同政见的阿尔巴尼亚流亡者的牵涉也过于广泛，秘密情报局还是一致认为有必要合作，“而且我们的原方案应该被视为合作行动的第一阶段”，虽然美国参与的直接影响就是扩大了最初侦察的范围，包括将特遣队渗透到阿尔巴尼亚中部、北部和南部。实际上，如果英国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就不可避免要与美国人合作。即使在1949年10月，约翰·梯格就在百老汇注意到“有撞车的迹象，由于美国对难民委员会的干涉和兴趣，几位秘密情报局人员的工作受到阻挠”。此外，在外务部里还有种看法，与美国人合作能有更多机会对其加以控制，“而如果后续行动超过必要程度，我们总是可以拒绝继续参与”。[591]
得到外务部批准后，秘密情报局开始认真着手该方案，在希腊和意大利联系持不同政见的阿尔巴尼亚人，制订计划在马耳他建设主要基地，在科孚建立前出基地（对此大家一致以为，必须要与希腊当局有某种联络）。训练于8月初在马耳他开始，初秋，29名南阿尔巴尼亚人被分为6个特遣队，乘船沿阿尔巴尼亚海岸在科孚附近登陆。与此同时，好不容易才得到阿尔巴尼亚持不同政见流亡者团体的同意，一个英美主导的自由阿尔巴尼亚委员会于8月26日在巴黎成立，为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反共行动提供美国人特别需要的掩护。这6个秘密情报局特遣队中，一队被歼灭，到1949年底另一队的命运“未卜”。三个特遣队“成为安全当局高度关注对象之后”，不到四周时间就撤退到希腊，但是第六队“成功坚持超过两个月”。但是“由于未能找到冬季宿营地，同时遭到现已全面警觉的阿尔巴尼亚警察不断袭扰”，它也于12月初撤回希腊。在所有特遣队的命运尚未完全清楚之前，一位外务部官员便乐观地总结说：“至少有四个配备轻武器的特遣小分队，携带着沉重的无线电设备，在当地人的有效帮助下坚持了数周时间，穿越了最艰难的地区，这一事实表明该国现状对我们有利。”
反思这次行动，秘密情报局总结，虽然有“憎恨共产党政权”的迹象，警察和军队的忠诚也“值得怀疑”，但行动“清楚地证明，在阿尔巴尼亚采取这类行动，实际上完全不可能保持安全”。关于此次行动泄密的报告注意到，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流亡者团体中普遍存在有事情要发生的迹象，而且传言英国人正在从巴里的难民营招募阿尔巴尼亚人。7月初有报告称，阿尔巴尼亚反间谍机构的俄国头子相信，英国人正在从科孚的一个基地派遣特工偷渡。9月末，意大利外交部一位代表在交谈中透露，他知道英国人“在马耳他训练阿尔巴尼亚人”，但是不知道“是否美国人在方案中也有一手”。1949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全国声援阿尔巴尼亚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写给意大利、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和法国境内政治追随者的信件中，一点也不谨慎”。“保密措施缺乏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早在特遣队实际渗透入境之前约两个月，阿尔巴尼亚政府显然就已经知道他们即将到来。”更有甚者，撤退到希腊的特遣队“对讯问他们的希腊官员口无遮拦”，因而危及将来以类似方式组织的行动。
1949年的“价值”行动效果欠佳，不能有效支持第二阶段行动的展开，因而原定“由训练有素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组成突击队，在1950年进入阿尔巴尼亚以鼓励积极的起义，反抗霍查政权”的试探性计划也被抛弃。外交大臣决定，将来英国的参与将仅限于“继续支持解放阿尔巴尼亚委员会”，宣传战、经济战和“招募少量阿尔巴尼亚人作为预备队，在必要时使用”。然而，在这些决定（为将来在阿尔巴尼亚的开展特工行动留下了门路）的限制之内，“对美国人自己为推进共同目标而决定采取的任何进一步行动，要不遗余力地支持”，而到1949年底，“预计这一目标将很快浮出水面”。
特别情报关系？
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包括亲密的盟国和不那么友好的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秘密情报局工作的根本。尤为重要的是二战中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合作，以及40年代后期西方阵营内部的合作。大多数情况下，亲密的战时关系（比如与挪威和低地国家）为战后岁月的友好合作埋下了伏笔，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建立之后，其中一些得到了正式确认。除此之外，觉察到苏联显然不断增长的威胁，战时中立国（如瑞典）的情报和安全组织被迫与英国相应机构缔结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过去被认为毫无疑问效忠英国的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在正式国际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开始得到更多的平等对待。1947年11月，百老汇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代表们“渴望将我们的关系延伸到各英联邦自治领”，尤其对“各种手段，如身份掩护职位和（外交）邮包的使用”感兴趣。在变节者可能隐匿的地区，各自治领还可以提供特情人员和避风港。
但是关系最为紧密，相互支持最大的还是美国。双方的战略情报局、秘密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和无线电情报组织在战时建立的广泛（虽说未必完全亲密无间）关系得到了利用。1946年3月，秘密情报局将同美国的合作总结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秘密情报合作，通过设在邓德代尔的特别联络监理处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自1945年10月战略情报局撤销后即接手情报职责）伦敦办事处进行。这种合作包括报告的交换，在1945年至1946年间，从数目上看来秘密情报局获益更丰，收到报告4403份，提供报告2063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中大半是政治类，大多数材料涉及欧洲，尽管根据孟西斯的指示，关于苏联的信息递交得相对很少。类似的秘密情报材料交换，还通过秘密情报局华盛顿站一位成员进行。秘密情报局反间谍部门R5（原来的“第五处”）在伦敦和美国的X2另有联络，后者和军情五处也有单独联系，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活动。最后，行动时有一些与当地情报站之间的合作。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形式的协调，百老汇的意见是“本办公室应有专人负责协调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战略情报局[原文如此]的政策和与其交换情报的细节”。不过对美国情报机关可能泄密也有担心，这就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必须“在递交美国人自己最想要的也即与苏联相关的信息时尤其慎重”。
1946年4月，迪克·埃利斯报告说，美国秘密情报局首脑强调了通过与秘密情报局交换“所得到情报的重要性”。英国一份近期报告“在陆军情报局所接收到的俄国战斗序列情报中，被评价为最具价值”。不过美国方面对此也有所保留。同月埃利斯去美国，会晤战略情报局局长约翰·马格鲁德，得知华盛顿有些人反对“与盟国情报部门进行任何直接接触，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其提供情报的方式而影响美国的政策”。然而，总体上这些担忧都被克服，“与委员会中那些更多疑、政治上更死板的委员们所谓的反对意见相比，技术上与实际的好处要大得多”。尽管如此，埃利斯发现“与战略情报局较为宽松、开放的倾向相反，美国战略情报局有种极其谨慎、公事公办的氛围”；他觉得这是因为新班子都是“新英格兰清教徒那种性格，众所周知他们对炫耀和饶舌极不感冒”。次月，罗斯福总统在国家情报局（负责协调联邦外国情报活动的机构）的私人代表、海军上将威廉·D.利希的陪同下来到英格兰，对延续密切的英美情报关系表达了热切愿望。与军情五处处长珀西·西利托爵士会见时，利希“感谢‘二战’时军情五处和所有英国情报机构的亲密且对美国而言卓有成效的合作”。还说他，“打算在下一次国家情报局的会议上，要求美国方面竭尽全力来延续这种合作”。
自1947年成立以来，中情局开始与秘密情报局构建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这一过程因为西方盟国内部更为宽泛的联系而得到加强，反过来又受到逐渐浮现的与苏联及其盟国冷战的影响。1948年4月，秘密情报局副局长杰克·伊斯顿访问华盛顿，与中情局的同事们讨论了三天，涉及议题广泛，包括变节者的处置、可能开展的欺骗行动、无线电情报、特别行动和宣传等。例如，伊斯顿向美国人解释说，外交部意欲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宣传，有点像战时政治执行委员会的方式；他还透露，秘密情报局一直在考虑，在不进入实际行动的前提下，和平时期的“黑色宣传”行动可以走到多远。至于特别行动，伊斯顿通报说，秘密情报局已经接收了“老的特别行动处的一小部分”，现在已是“一个集情报和特别行动于一身的组织”。他竭力主张，秘密情报局和中情局应该在特别行动上保持联系，以免重复劳动或者撞车。
访问结束时，伊斯顿与中情局约定，六个月之后在伦敦召开中情局——秘密情报局联合会议，来自中情局的强力团队（包括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少将）将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反映了可能与苏联发生严重冲突的现实忧虑，表明了合作并非只是纸上谈兵，也即著名的“伦敦战争计划”会议，尽管实际上所讨论的内容远远超过与公开的敌对行动相关的那些议题。会议开始前不久，就秘密情报局考虑与美国人合作的进展，伊斯顿给班子成员做了口头汇报，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人将会“一开始就参战，将是占主导地位的盟国”。双方均认为合作越紧密越好，这就定下了讨论的基调。会议主要致力于详细的实际事务，如在战区总部层面处理战术情报的联合安排、潜伏项目、特别行动计划、日常训练以及如何“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应对法国人”。与法国人关系中潜在的烦心问题（如果“二战”中的经验足以为凭的话），希望可以由拟成立的西方国家联盟秘密委员会解决。1948年3月，英国、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经济同盟签订了西欧联盟集体自卫条约。在该条约的支持下，通过秘密委员会可以协调更为广泛的盟国合作。然而，总的说来，这次会议的英美协议构建了秘密情报局——中情局长期合作的基础，包括组建后来的北约盟国秘密委员会的工作。一旦欧洲将来爆发战争，该委员会负责潜伏事务的协调、秘密情报收集和特别行动。
虽然伦敦会议的结论体现了中情局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高度一致，华盛顿这边还是有些担心，一旦出现严重的国际性危机，与英国关系过于紧密可能危害美国的自主权。1948年10月，派驻华盛顿联系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彼得·德怀尔报告说，一位中情局官员承认，虽然他们（美国人）“战争期间严重依赖我们”，他们现在觉得中情局“必须立足自己，不然就别干了”。德怀尔认为一旦中情局“足以让自己满意地证明他们可以独立计划并达到所致力的目标，他们就为与我方更为紧密的合作做好了准备”。他继续说道，“换句话说，本地男孩决心靠自己闯世界”。孟西斯在德怀尔报告的空白处批注：“正是我反复说过的观点。”
在英国方面没有什么这样的担心，英美尽可能紧密合作的重要性得到一致认可。1949年3月，希伦科特要求孟西斯派专人去华盛顿商量特别行动事宜，结果孟西斯的首席参谋官员和情报局在外务部联络处的威廉·海特都去了。他们为讨论的“思想路线”勾勒出了冷战行动两个可能的战场：“保护世界各地免受共产党控制的防御性战场，使已被其降服的那些国家摆脱控制的进攻性战场。”在孟西斯提出的一项议事日程中，两位秘密情报局代表列入了“杜绝和平时期的竞争性行动，尤其是涉及潜伏计划的”，并举例说明：挪威和比利时发生了撞车越界行为，而希腊、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已经在开始计划“价值”行动。在华盛顿，孟西斯的参谋官发现“谈判的氛围非常友好”，而且他们已经“大体上与主要领导中的大多数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对时间安排还有异议”。在秘密情报局访问的同时，其第五处的莫里斯·奥德菲尔德也在这里拜访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后来还有加拿大情报部门），就共同感兴趣的反间谍事宜进行了广泛讨论。气氛依然友好和睦，奥德菲尔德“发现充满了友好合作的态度，令人满意”。
1949年5月英方的华盛顿之行，对巩固秘密情报局和中情局的关系大有裨益。希伦科特6月20日致信孟西斯，“依我们看来，与海特（孟西斯的首席参谋官）和奥德菲尔德两先生进行的一系列讨论非常令人满意”。会谈达成了更为广泛的共识，也坚定了中情局局长的观点：“在我们两局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必不可少，特别是就我们相对较为生疏的行动方面的职责而言。”孟西斯7月4日同样回复说：“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主要不仅因为您的回应完全支持了我的观点，还因为其友好的氛围，预示着我们合作任务的良好开端。”他继续写道，“毫无疑问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但是我坚信，我们对共同目的和利益的坚定信念，能使我们扫清障碍”。孟西斯还提出，类似的方式可以运用到“我们联合行动的其他方面，比如对我们近期行动、未来计划和到时对宣传的情报支持”。西伦科特所说的秘密情报局和中情局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在极其重要的英美战略和军事同盟中，将成为关键组成部分，并持续了许多个年头（尽管偶尔摇摆不定）。出于共同的自身利益，也许更出于共同的自我保护，这一“特殊情报关系”一直是历届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特色，实际上在缔造它的冷战结束后，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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