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战时任务
撤销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的世界各地的联络站点，需要花一些时间。首先，打发特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比如，对给予奖励及授予勋章的问题，必须经过非常周密的思考来决定。同时还有安全问题。必须安置特工，或给他们钱（或二者结合），以确保他们不会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或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尤其是不能让东欧这样的地区知道。因为这些地方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情报活动。另外，还要照顾好遗孀和孤儿。撤销法国里昂的木星情报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支付给该站点40个特工的报酬超过了100万法郎（当时相当于5000英镑，现在相当于16.1万英镑），他们大多数人都获得了一万至两万法郎，这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薪水。1945年1月，巴黎情报站征得许可，向木星站被德方枪杀的九位特工的家人发放抚恤金，每个家庭6万法郎（300英镑）。批准这笔费用时，伦敦指示，“除了常规的个人收据之外，你们应该向木星站索要一份书面证明，证实这笔钱已将英国经济债务全部偿清”。同时，伦敦还指示，“你们当然可以说，英国对他及他的朋友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你们为他申请了额外奖励，等申请通过后便可获得”。
马克·西曼
抵抗英雄“汤米”·约——托马斯的菜单，1945年12月4日，巴黎普龙尼亚酒店，英法同盟庆祝宴会。上有斯图尔特·孟西斯和克劳德·丹齐的亲笔签名。
1945年3月，西欧总监提出对三位法国女人进行奖励的事宜，这三位曾跟苏塞克斯站一起战斗的女人是珍妮特·高蒂尔，及两位抵抗助手安德莉·古比隆和玛格丽特·基尔。高蒂尔“毫无疑问是苏塞克斯计划中的女英雄”，她“绝对无私”，“叫人赞扬不尽”。另外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展现出对国家事业忠实无私的奉献精神”。基尔在巴黎有一家咖啡馆，古比隆则嫁给了另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古比隆掩护过二十多个苏塞克斯特工，并把他们的无线通信设备藏在其咖啡馆的地窖里。大英帝国授予的勋章分英帝国军官勋章和英帝国勋章，该授予哪一种得看被授予人的所谓地位等级。珍妮特·高蒂尔是法国陆军部的正式军官，因此应该授予英帝国军官勋章。另外两位虽然也非常值得尊重，但是她们显然“不能被称为‘夫人’”，因而只能授予英帝国勋章。肯尼斯·科恩认为，这种对社会等级的卖弄学问式的关注实在荒唐可笑，1945年3月，他还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
你是什么感觉
对玛格丽特·基尔一事？
安德莉·古比隆
会跳沙龙舞吗？
是什么样的高层会议
选出了珍妮特小姐呢？
她们的财产、口音、内衣都暴露无遗时，
这时，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分一份给她们：
B.E.M.就让给情报杂务吧
但是O.B.E.可要留给高级真丝内裤。[552]
还有一件事能够说明当时的情况，那就是1946年夏巴黎情报站收到的一条无线电信息。一位战时在东南欧工作的现已退役的军官，被临时聘回处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想告诉你们的是，”总部指示，“他已被授权与法国前巴尔干总特工进行联系。他要完成两个目标，第一，清算我方的债务问题；第二，向三位遗孀发放赔偿金，她们已经牺牲的丈夫均曾是法国巴尔干特工。”伦敦将发来包裹，“里面装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你们应选择一个很保险的方式”，在巴黎某秘密地方将其交给那个退役军官，“最好是在深夜，或在早上九点钟之前”。显然是因为很担心这位军官会有其他想法，伦敦方面补充道，除了按计划对前特工进行赔偿外，这位特使“被严格规定，不得与你处联系，在巴黎期间不得与任何情报活动有染”。
除了给钱打发掉一些特工之外，1945年6月，伦敦向南美洲的雷金纳德·米勒建议，“特工曾为我们服务，也掌握着一定的信息，如果能为他安排一份工作，而不是放之于世，则不必担心被其敲诈，也会省掉许多麻烦”。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米勒竭力为一前特工找工作，但当地英国公司的态度让他很痛苦。“你会感到震惊，”他致电伦敦，“如果你知道，所有的英国公司因考虑到自己的生意问题，有多么不愿意干这样的事。我们浴血奋战这么多年，才让他们能够继续拥有这些公司，可这根本不起作用。”但是，伦敦对这样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并认为，以后将“更是如此，而且，只要战争的记忆犹存，我们也将更加担心特工的安排问题”。
一个叫布拉的特工身后遗留的问题更为严峻。布拉在1942年被法国南部盟军谍报网的人员杀害，留下了妻子和孩子们。1945年底，他的遗孀找到秘密情报局巴黎情报站负责人（“27000”），说她“听传言说，她的丈夫是被作为双面间谍处死的。她想弄清事实真相，要么接受这残酷的事实，要么纠正谣言”。“27000”就此事与曾负责该联络点的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商议。她认为，“虽然我们可能必须将事实告诉布拉夫人，以免她去设法纠正传言（她可是这样威胁的），但为了孩子们，我们不应该将事实很正式地公之于众”。他补充说，可以将此事弄得像自杀，因为“尸体实际上是在海里发现的，当时报纸便称其为自杀，以平息事态”。伦敦指示“27000”告诉布拉夫人“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她的丈夫在被德方俘获后，甘心为他们效力”，“我们在马赛再次跟他取得联系（故意不说明这里‘我们’是‘99532’即盟军组织还是秘密情报局），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然后便自杀了”。如果布拉夫人“保持沉默，除了我们，谁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她的名声以及孩子们的名声，都将得以保留”。出于同情（即便很不真诚，因为他也非常关心保护秘密情报局名声的问题），“27000”又说，“主要的问题，是要让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在英联邦的家人，千万不要学他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首要任务及实际活动
和其他方面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和平协议带来的教训，使英国（及盟军）战争末期在情报事务方面对德国的态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全世界人民及德国人民，都必须看到德国的彻底惨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源于这样一种意识：德国（或普鲁士）军国主义是早期冲突的主要原因，它现在已经被彻底粉碎。现在，任何一点危险的迹象都必须被消灭，而且秘密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是捣碎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保证“它永无翻身之日”，而不再像“一战”后那样，只是虔诚地期望。1944年布兰德报告，秘密情报局将必须“乘胜出击”，“协助对敌方情报人员的搜寻，并强制他们解散自己的情报机构”。特情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证阿布维尔（德国陆军情报局）及纳粹保安处“被有效破坏，纳粹残余势力无法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维持地下组织”。而且，“通过对缴获文件的研究，及对被捕人员的拷问，秘密情报局应该能够获得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了解敌方秘密情报机构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情报活动”。[553]
后面这个目标，涉及德国前情报官的情报活动，他们的详细汇报能提供十分有价值的信息，清楚地说明战争中情报活动成功及失败的原因。比如，英国审讯人员曾非常详细地讯问德方芬洛溃败一事。由于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大，迫切需要德方针对共产主义的反情报技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都需要），这迫使特情局与一些非常讨厌的曾是纳粹分子（甚至不久前还是）的家伙打交道。其中一个是德方苏联情报专家霍斯特·科普科，此人是盖世太保第四局2A部负责人，在战争中专门从事蓄意破坏活动。科普科的主要战时目标是苏联的“红乐团”谍报网（他的袭击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据1945年报道称，他对德国情报服务方面的知识也“十分渊博”。科普科在1945年5月被英军抓获后，与英方非常合作。对他进行的审讯长达数月，讯问记录的数量也很庞大，其信息在价值上仅次于纳粹情报局局长沃特·施伦贝格提供的情报。1947年，因涉嫌虐待俘虏及杀害美国飞行员，科普科被盟军战犯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同时，他还因涉嫌杀害西里西亚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囚犯而遭到审讯。1948年3月，因证据不足，战犯机构将该案搁置了下来，同时“暂时将他释放，并派给他一个特殊任务，为秘密情报局‘I’处效力，但秘密情报局特地请求，关于他的案件不能就此了结”[554]。为了方便科普科的行动，秘密情报局杜撰了他的死亡。他们称科普科在英国关押期间死亡，并发出了死亡证明。同时，为他做了一个假身份，叫“彼得·科德斯”。他以这个名字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便在假名旁边添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公开居住在西德。
德军被彻底征服之初，英、美、法及苏联占领区都实行了盟军军事化管理，这个过程，以及“废除纳粹主义”及战后重建过程中，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抱着一种希望——一种乐观的充满感情的希望，它和任何源于情感的信任一样强烈——那就是，战争期间与苏联结成的同盟将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秘密情报局历来怀疑共产主义，因而对莫斯科的诚意不是很信赖，但它也不是一点不受到广泛情绪的影响。哈罗德·吉布森在战前是护照管理官，后作为秘密情报局情报官在伊斯坦布尔做事，其工作受到了苏联人的充分肯定。1944年9月，哈罗德·吉布森被派往保加利亚，这只能说明，秘密情报局对与苏联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盟还是心存希望。但是苏联不讲情面，拒绝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到保加利亚，即使这是盟军的部分军事任务也不放行。苏联的拒绝，很快让那些期待战后合作的人改变了想法。可是，外交部在战后一段时间仍然发布正式命令，禁止秘密情报局有任何直接反对苏联的行动，这也许不是出于对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过高期望，而是出于充分的外交原因。但这绝不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停止了对共产主义及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远非如此。由于纳粹复燃显然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能性，更主要是因为苏联加强了它在东欧的地位，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成了共产主义以及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务。
英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与苏俄之间的“大博弈”[555]再次复燃，首要任务是搜集长期政治情报，这让秘密情报局又回到了熟悉的领域。对许多情报人员来说，不再像战争期间那样总是需要即刻的、短期的行动信息，所以这样的变化很受他们欢迎。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朗成为一道屏障，将莫斯科控制下的东欧国家与西方世界分离开来。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夺权，及6月的柏林封锁，都表明苏联越来越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第二年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更加证实了苏联扩张全球的威胁。对秘密情报局来说，这些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0年德国占上风时欧洲的情报搜集工作。曾经的情报源被一扫而空，整个资料搜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秘密情报局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就连这些处于严密保护中的国家的日常生活细节都要包括在内。战争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有完美的无线电情报网，还有欧洲占领区多产的特工网，因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可是在如今新形势下，用户还期待秘密情报局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十分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战时的经验积累及对特别行动处的合并，让秘密情报局非常愿意承担特别行动任务，并利用战时经验向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特工渗透，他们认为在这些国家（和战争期间一样）会有抵抗组织向他们提供帮助。
共产主义步步逼近，1945年9月，渥太华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密码员伊格尔·古琴科的背叛更加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有名的“科尔比”事件，这个名字源于科尔比地区的一种加拿大威士忌酒，因为处理该事件的长官非常喜欢这种酒。根据秘密情报局的档案记载，关于科尔比事件，伦敦接到的第一份秘密通知是在9月9日，古琴科及其家人已被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护起来的两天后。这条情报，通过威廉·（比尔）·斯蒂芬森爵士负责的纽约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经秘密情报局安全渠道传递而来，情报来源于加拿大外事部常务次官诺曼·罗伯逊，他首先传给英国外事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的。密报称，“渥太华苏联大使馆文职官员昨天发表的一条声明”，“苏联特工”正在加拿大活动。“有令人信服的关于政治与科学谍报活动的文件”能够证明这一点。“经与斯蒂芬森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商议”，调查“正在进行中”。9月10日的几封电报说明了以下一些详细情况。苏联在加拿大的谍报活动由渥太华使馆武官尼古拉·扎博京负责，其组织是苏联陆军情报局，共有成员16人。可靠消息称，英国驻加拿大的原子弹科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将关于铀——235的信息及其样品都给了苏联。由于苏联大使馆“对要员的消失表现得很惊慌”，渥太华“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怀疑我们已经了解到他们活动的一些情况，怀疑程度到底怎样”。[556]
也许从一开始，苏联便高度怀疑，对此他们很快便从秘密情报局金·菲尔比那里获得证实。9月17日，莫斯科向菲尔比在伦敦的苏联情报负责人鲍里斯·库伦特查尔德发出信号，证明来自“斯坦利”（菲尔比在苏联的假名）的关于“加拿大的事情……符合事实”。在伦敦方，虽然孟西斯也很关注科尔比事件，但它主要由第九处反情报处处长菲尔比负责，他同时负责与军情五处的联络，后者自然对此事也很关心。9月12日，菲尔比草拟文件，说明到目前为止科尔比事件的大致情况（也许是为孟西斯拟的，因为他将在9月13日就此事向艾德礼进行汇报）。该文件语气谨慎而镇定，同时还对事件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推测。他写道，似乎这位背叛者“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尽管不一定所有的细节都很准确”。有迹象表明“他的消失在苏联大使馆引起了一阵恐慌”，因此“也有可能，其他成员会引以为戒，尤其是梅与在英帝国的苏联特工之间的联系将无法实现”。在附言里，菲尔比建议，“我们派一个人到加拿大去，这个人必须对苏联谍报活动非常在行……我不知道我们现有的情报官是否有人能够胜任”。他推荐了简·阿彻或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但他更希望是霍利斯，因为他认为霍利斯更有能力，知识更渊博，因而也更有威胁。[557]
菲尔比还努力控制科尔比资料的传播。他在给孟西斯的附言里提议，此后通讯问题应该由情报机构负责，而不是政客们负责。他写道，加拿大传来的消息，证实了“任何有责任心的人一定在很久以前便有的猜想，即苏联正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正大光明的和下三滥的手段，以此发现我们在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因此，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技术性工作，即调查相关苏联组织的规模、分支、性质、手段等情况，并想法估计它可能已经获得的情报的价值”。但贝文和卡多根相信，这件事具有非常高的政治重要性。它和伦敦一次吵吵闹闹的外长会议的担忧是一致的，即苏联代表可能会在会上要求了解原子弹机密信息，同时他们坚持科尔比电报应该继续传送给他们。因此，虽然所有的电报都经菲尔比之手，但哪些应送往外交部和唐宁街，他似乎没能加以限制。但在军情五处这边，他的情况还不错。孟西斯向其征求意见时，比尔·斯蒂芬森非常支持从军情五处派一个行家去帮助讯问事宜，“同意，请立即派人”，他在电报中称，于是霍利斯于9月16日受命出发，成为古琴科讯问中的关键人物。电文经斯蒂芬森和菲尔比，在霍利斯和军情五处之间传递，这样缓慢的速度让军情五处非常不满意。尽管菲尔比反复强调，对所有的通讯信息他都会在收到时即刻通知双方，但他似乎十分擅长清除、修改或只是推迟一些重要信息，还能做得不露骨，这让军情五处难以坚持改变信息传输渠道。[558]
同时纳恩·梅仍然是自由的。莫斯科发给他的一封电报被拦截，这封电报要求他于10月7日到伦敦进行联络。孟西斯认为，“应该让梅前往伦敦，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知道他在伦敦的线人是谁，或许还能知道些别的情况”。军情五处（此事由其负责）对此表示赞同，于是这位科学家（梅）便回到了英国，在伦敦国王学院谋了一份职。在加拿大，古琴科交代出许多苏联特工，并告诉审讯人员，苏联“已经准备好向西方民主国家开战”，并且“苏俄卫星国[559]的大多数外交代表”，都是“莫斯科特工”。对科尔比审判中交代的苏联秘密侵犯，卡多根和贝文支持了大家的意见，即逮捕嫌疑苏联特工，并进行正式审判，这个过程可能有公开羞辱苏联的内容[560]。但考虑到太多的政治因素，美国和加拿大都不愿意采取行动。由于希望维持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所展现的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同时迫于国内要求将原子弹机密严控于美国手中的压力，杜鲁门总统不愿意通过当众暴露苏联间谍丑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已经发现有广泛的苏联情报组织在美国活动之后，他也是这个态度。这让英国方非常受挫，尤其是10月7日纳恩·梅并没有去见他的苏联线人（显然，部分原因是菲尔比在通风报信）之后。
整个秋季，华盛顿一直坚决反对采取行动。11月艾德礼访问华盛顿时，杜鲁门总统拒绝与之讨论此事。11月21日，孟西斯对斯蒂芬森称，他对此“非常失望”，虽然他理解联邦调查局不希望他们对苏联谍报网的调查受到质疑，但他认为这种质疑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对此早已知道风声。他写道，“同时，科尔比事件正快速冷却下来，因为这事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而且，苏俄人“因此有了足够时间提前为此事做好准备，还可能组织反击行动”。孟西斯的沮丧是可以理解的，也许还有一个事实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感觉：到目前，他已完全成了科尔比事件的旁观者。除了上级，军情五处在安全及反间谍事务方面都是领导机构。
1946年初，加拿大成立了皇家委员会并进入调查，纳恩·梅也在英格兰被捕并认罪，整个事件也因此最终公之于众。此后，外交部哈罗德·卡恰（兼联合情报分委会主席）询问孟西斯，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暴露后，“为了分散注意力，苏俄是否会针对秘密情报局采取什么行动，其可能性有多大”。孟西斯告诉他，“目前，秘密情报局根本不可能因为在苏联或苏联卫星国的行动而受到任何攻击”。其原因很简单，即“还没有在那里建立任何较为广泛的英国组织”。“当然，个别特工可能被捕，”不过他认为，“可能性非常小，因为采取了预防措施（未具体说明）。”他还称，如果“他不能在卫星国快速建立组织，并抓住一切机会从苏联获得情报”，那将是他的“失职”。不过他又加了句法语：“我们不可能通过祈祷获得军事情报。”而且他希望，“在一年之内，我将拥有比目前宽得多的组织网”。同时他向卡恰保证，“在以后几个月中”，会“特别小心”。[561]
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对科尔比事件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苏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同时，它也更加突出了这个巨大的威胁给欧洲及美国带来的真正困难。公众强烈的反应，可能给外交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可能使东西方“和平共处”关系（如果这是总体目标）的建立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科尔比事件证明，在冷战中，秘密情报机构在加强英国和西方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起到的作用。可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弄明白，尤其是外交部，它总是急于将秘密情报局置于它的严密监控下。卡恰于1946年3月12日回应孟西斯时指出，虽然奥姆·萨金特爵士知道卫星项目正处于认真考察中时很高兴，但他“最希望的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不应该在这些领域进行任何新的活动”。卡恰要求孟西斯“考虑这所涉及的政治冒险”，应该“清楚地确定”此事。[562]
特别行动是另一个可能的途径。合并特别行动处后，战后情报局在特别行动方面有了更先进的技术，而且，1946年2月，参谋长委员会明确地给秘密情报局安排了一项任务：“整理、核查及评估与将来秘密行动有关的信息，并选择使用秘密手段进行攻击的可能目标。”3月，外交部发出传阅电文，通知其代表“除了获取情报，情报局在没有提前获得特定批准时，不得进行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孟西斯在秘密情报局组成了一个计划小组，为将在外国进行的特别行动拟出大致计划。虽然这样的行动需要获得外交部的批准，但40年代末，秘密情报局时常受到来自军队的压力，要求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比如，1946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为让参谋部接管秘密情报局，曾奋战过一段时间。另一个狂热分子是空军司令约翰·斯莱瑟爵士，他提出了特别行动式战斗的概念，对苏联进行渗透颠覆、秘密破坏及宣传鼓动。1948年1月，在与孟西斯共进午餐时，他指出“心理战及特别行动处行动”的可能性，但对孟西斯所设想的现代责任与义务感到很失望。斯莱瑟认为，“至少一千万英镑一年”是“为赢得冷战，我们采取秘密行动所应考虑的最低费用”，他对“‘C’正在考虑的50万英镑，感到非常吃惊”，这个数目对他来说“少得让人觉得很可笑”[563]。孟西斯考虑的特别行动需要“很少的”费用，可能也表明对整个想法缺乏热情，但情报局仍然对此事做了指示。比如，1949年初，“特别行动手册”就“秘密空中行动”做出了详细指令。这样的空中行动充分吸收了1939年至1945年的经验，主要目的是再次发生战争时使用。“特别行动基本指令”制定了基本行动准则，指出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批准，“雇用外来人员”在目前“是禁止的”，尽管“接触经过挑选的个别外来人员”，“有可能被授权”。
如果外来人员不受限制，苏联阵营国家的人到西方来时，便可能有机会利用他们。1947年8月的一次情报搜集会议上，哈里·凯尔提议，“努力寻找并招募卫星国运动员，以参加明年的英格兰奥运会”。辛巴德·辛克莱对此主意很感兴趣，并要求总监想办法“让情报站借此在各地招到新人”。情报搜集调研总监的任务，是“在奥运圈子挖掘出一个合适的英国中间人”。在与英国体育当局协商此事之前，他们决定“就此计划探一探军情五处的意见”。结果此事就此停滞，因为军情五处表示“不希望”，于是计划便放弃了。
1944年，布兰德委员会曾仔细考虑过秘密情报局代表的掩护问题，这个难题在1945年以后仍然考验着特情局。有一个增加秘密情报局海外代表安全性的办法是发展中间人作为安全保证，这在后来被称为“非正式助理”。其基本原则是，“代表绝不可以直接跟特工联系，而是通过仔细挑选的、值得信赖的中间人跟他们联系。传递要求及接收报告都要经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通常应该是本地（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英国）居民或商人”。1946年11月情报搜集会议对此事进行了讨论，负责欧洲北部地区的P.7在会上表示，在他们地区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一些重要的商人可能比较合适”，他汇报说，“但他们大多数人要么太忙，挤不出必要的时间”，即便愿意接受工作，“就是要求无条件保证，而这是我们无法保证的，即如果他们的生意因为跟我们联系而受到影响，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都由我们负责”。约翰·梯格认为问题不会无法解决，他提出代表可以选择“几个非正式助理，这些非正式助理将按他的意愿培养和发展特工‘细胞’”。“理想的非正式助理”，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不惹眼的人，并且对他将从事工作的地方有着非常广博的知识”。尽管很清楚这样的理想人选是难以找到的，会议仍然强调“代表直接跟特工接触是不允许的。只要有可能，便应有非正式助理或某个即便是很被动的人加入”。
战后情报局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招募及留住特工。1947年10月，情报搜集部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给特工一些激励，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别的什么激励”。他指出，“战争期间，许多特工都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投身工作的，现在是和平时代，这样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但是谍报工作的危险性，尤其是‘铁幕’[564]国家谍报工作的危险性，一点也没有降低”。同时他说用金钱提高“特工的热情”也许是“可行的”，“比如派一个特工到敌方很艰难的地方待三个月，承诺给他一笔报酬，预付1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8000英镑）”，但他认为“非经济上的刺激”也许更有吸引力。这样的刺激可能包括给他英国公民身份，安排他的孩子在英格兰上学，或者让他享受“工作方面的优势”，如英国公司可能会雇用特工为其相关地区代理。
后来的会议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以“黄金、钻石或美元”的形式给以报酬，而不是地方货币的形式，考虑为特工提供生命安全保险，赔偿金由特情局支付等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很大的困难”，财政部仍然表示“可以做出必要的安排”。很明显，如果特工仅仅是为了钱，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1946年10月，北部地区总监哈里·凯尔汇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涉及瑞典的一个芬兰人，他是特工人选。这个芬兰人“明确提出，他愿意为英国效力，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任何时候，只要他因为谍报活动而面临被遣送回芬兰，并被交给芬兰人或苏俄人的危险时”，秘密情报局必须“为他提供进入英联邦的签证，并保证全力帮助他避免被遣送回芬兰”。此人还“明确表示，以金钱作为他工作的回报，对他根本不具有诱惑力”。但是，辛克莱认为，情报局无法提供这样难以实现的保证。他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告诉真诚而热情地为我方工作的特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他们落入苏俄人之手”，但是“这还得根据具体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具体分析”。
德国
1945年6月，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情报官，“比尔”·威廉斯将拟定关于“英国占领区秘密情报”的绝密文件，秘密情报局从此在德国有了自己的战后组织。威廉斯规定，秘密情报局情报二处更名为市政管理五处，各反情报处合并为市政管理七处，五处与七处均被授权负责英国在德国占领区的谍报活动。市政管理五处“负责通过秘密手段，获取长期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情报”。威廉斯指出，该处职责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发生了改变，将“不会接到具体情报的任务要求”。市政管理七处的任务，是为了获取反情报而“进行特工渗透活动”。百老汇德国事务处P.6决定，利用一些现有的特工“为我们在德国的战后组织打好基础”，这些特工大多是从德军战俘中招募而来的。只有“证明自己在该领域很有价值的人，以及因个人经历及目前状况，其诚意毋需质疑的人”才会被选中。
但这证明是过于乐观的。这些特工的个人素质、出身、经历及动机都有很大的差异。只有少数人做到了1946年底之后。其中一个叫“图德”的最多产，他一直坚持到1949年，并搜集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政治情报，但是他却成了“在管理上令人头痛的人”。“厄普顿”是一位很优秀的特工，他战前是犹太人难民，做过先锋团志愿者，出身富贵人家并受过很良好的教育。但他只做了几个月特工，便选择回到英联邦并复员。P.6还有一个叫“梅里克”的特工，1944年12月他跳伞降落于汉堡附近，1945年4月落单并失去联系，直到1946年才与柏林站取得联系，然后从柏林被派到了苏联占领区。1947年，他亲自携85毫米穿甲弹到西柏林，并于1948年将其置于一苏联飞机的螺旋桨上。他接受的是后方特工训练，但后来因为“不可救药的低效率”被解雇。特别行动处一个遗留部门，第42制造工程部，也随第二十一集团军进入德国。1945年，该部门一直忙于将招募到的德军战俘派入战俘营中，以找出那些可能正计划进行抵抗行动的纳粹顽固分子。特别行动处曾打算将第42制造工程部作为它将来在德国进行特别行动时的先头部队，但1945年底此部门彻底被秘密情报局接管。[565]
1945年至1946年冬，秘密情报局在德国的代理处被变为德国控制委员会情报科，但表面上它是技术部，位于比勒费尔德东北部的巴特萨尔茨乌夫伦。最初的指示在新情报科都不再实行。但控制委员会正竭尽全力以确保在建立民主政府的过程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不会再死灰复燃。因此，秘密情报局的主要情报任务便可能是刺探德国经济和政治情报，尤其是要关注纳粹主义是否持续存在，以及德国共产党的作用等情况。1946年6月中旬，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为战略服务处）局长克罗斯比·刘易斯报告称，“虽然英国情报局和美国一致同意，情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苏联”，但是英国“却把在德国的活动放在了优势地位”，而且英国“似乎很关注在英国占领区及德国其他地区，建立有其秘密联络人及特工活动的大片领域，这在盟军结束对德国的占领后将服务于他们的利益”[566]。将来可能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任何威胁，开始也许都是次要的考虑。但是在反情报方面，对德国情报活动的回顾性报道，很快让位于对英国占领区苏俄情报活动的报道。
1946年11月，西蒙·加利纳被任命为巴特萨尔茨乌夫伦情报站负责人及秘密情报局德国高级情报官。表面上，他是情报处计划与评估一处处长，情报处还包括两个市政管理处。计划与评估一处是秘密情报局为德国情报机构所采用的一系列掩护性假名之一。在巴特萨尔茨乌夫伦还有经济评估第四处；在汉堡有地区重建第五处；在杜塞尔多夫有莱茵统计记录处。有一个也许是编造的故事，说秘密情报处一个秘书的一个男性朋友问她，计划与评估一处的人都干些什么，她回答说，“早上我们做计划，下午我们评估早上所做的计划”。到1947年11月，加利纳手下有情报官38人，行政管理人员53人。对德国的秘密情报活动及特别行动，他直接“向C负责”。他的主要情报目标是“苏俄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党派及苏俄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另外还有秘密情报局所有站点都有的共同目标，“任何国家在武器及战争手段方面的最新科技发展”，“任何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意图及能力，其经济潜能及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至于特别行动，加利纳接到指示，周密计划当苏联有侵犯西方的行为时将采取的行动，比如焦土政策[567]、蓄意破坏、敌后潜伏等。
秘密情报局在战后德国的情报源包括一些变节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在40年代末改变自己立场的。苏联情报也来自费力打入其内部的特工，及从苏联占领区、波兰甚至苏联本国所招募的特工，但与之相比，变节者是更容易更有效的情报来源。1947年10月，陆军中校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卡耶夫（代号“艾克塞斯”）在柏林投敌，成为在德国的第一个高层次的苏联叛国者，此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航空工程师。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都对托卡耶夫进行了讯问（得到大量不同价值的情报），但对其背叛行为都没有作深入处理。不过，秘密情报局不久便开始积极利用托卡耶夫，让他去规劝那些他认为有背叛倾向的苏联官员进行叛变，并在巴特萨尔茨乌夫伦设立了一个新职位，专门对政策和努力加以协调以鼓动叛变。
鼓动叛变的事并没有实现计划目标。1948年春，托卡耶夫卷入了一场令人尴尬的丑闻中。他认识的一个苏联军官，在美国占领区任职的陆军上校塔索耶夫（代号“凯普莱特”），被秘密情报局列为了可雇用对象。4月，据悉塔索耶夫将受命回到苏联，托卡耶夫乘坐英帝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专机，在一位秘密情报局人员的陪同下，飞往德国去会见他。塔索耶夫称不用跟任何人商议，他也很想投靠英方，于是托卡耶夫的秘密情报局护卫便将他带回了英格兰。这让所有的人都非常不满：苏俄人抗议对塔索耶夫的“挟持”行为；外交部及联合情报委员会发现是秘密情报局在处理所有的叛变事宜时，很不高兴；军情五处也抱怨说这根本没有跟他们商议过。更糟糕的是，正如萨金特5月12日对贝文说的那样，塔索耶夫“非常后悔”，现在他希望“把自己交给苏联当局，接受自己叛国行为应受到的惩罚”。他曾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在一个警察局里控制起来。他最终被送回了苏联。在一片愤怒的指责声中，秘密情报局不得不承受媒体的各种猜测，还得应对议会提出的各种问题。贝文十分生气，特提出要求：“绝不允许再出现让他处于如此境地的行为。”孟西斯努力为情报局辩解，但外交部威廉·海特认为，“如果他坦白承认自己把此事弄得一团糟，情况可能会好得多”。[568]
秘密情报局帮助人员逃离东欧共产主义阵营，似乎在一定程度又恢复了它在战争期间与组织逃离的军情九处之间的联系，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秘密情报局到底是做什么的。1947年秋，秘密情报局同意制订计划，帮助生命受到共产主义党派威胁的前波兰首相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逃离波兰，这更主要是为了检验是否有供特工逃出波兰的安全路线。计划完全失败，米科拉伊奇克是在英美外交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离的。当外交部要求帮助从波兰雇用的华沙大使馆成员拜诺夫人逃离时，是否还让秘密情报局插手，便值得考虑了。拜诺显然对英国在波兰的秘密行动很清楚，如果被捕（非常担心这会发生），她将全盘怀疑英国的使命。外交部秘密情报局联络官特伦斯·加维指出，特情局帮助米科拉伊奇克是因为他是重要人物，并愿意接受这样的风险：“如果行动失败，你的朋友（秘密情报局）将因此失去波兰情报的最好来源。”至于拜诺，“可以想象，情报局长是德国的人”可能会帮得上，“但是，德国情报站与情报局局长的其他组织一样，主要目的是搜集情报。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冒着破坏东欧谍报网的危险，来帮助外交部取出火中一颗小小的栗子”。威廉·海特爵士对此表示赞同：“秘密情报局局长的组织，其存在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情报。只有在非常重要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考虑他用。[569]”最后，秘密情报局因很想测验一条商业逃跑路线的安全性，同意帮助拜诺夫人，年底，她与她的儿子被安全送到英联邦。
秘密情报局在反德国共产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不是其高层组织。1947年一份反情报报告称，“我们敢肯定地说，对德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组织方式、手段及计划等方面，我们掌握了所有需要掌握的情报”，但其决策层的情报信息尚需要进一步刺探。一个曾做过特别行动处女特工的优秀特工叫“库克”，她于1947年底开始做德国谍报工作，一路进入了汉堡左翼圈子。她将关于左翼的情报汇报给秘密情报局，同时（在秘密情报局的控制下）也汇报给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共产党是她想打入其内部的长期目标。秘密情报局认为她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间谍，尽管不是优秀通讯员，但她在完成自己目标之前便去世了。战后德国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秘密情报局提供食物以保证她的忠诚，因为“在一天只有1500卡路里的情况下，一听罐头牛肉是很有吸引力的。（她）知道自己的500克面包哪一面有黄油”。但对一些德国人来说，仅仅是食物、香烟或钱（尽管它们都很重要）并不一定能买到他们的忠心。出于爱国，许多生活在战争创伤中的德国人都愿意成为秘密情报局特工，将自己与一个击败纳粹主义的国家结为联盟。一旦新的民族德国建立，他们中一些人便背离而去。但也有许多因个人原因选择留下的。战争末期，一个重要特工的妻子被关在集中营，秘密情报局找到了她，当时她已经奄奄一息。夫妻得以重逢，因此这位特工认为他们欠秘密情报局的情永远也还不清。
到20世纪40年代末，秘密情报局在德国的情报官有100多人，秘书有200人，组成了最大的海外代理机构。1948年2月，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继加利纳任情报站负责人，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情报处分析科科长，负责安排谍报活动。这样他所负责的便是英国在德国的所有秘密人工情报活动，直接向孟西斯汇报。这一举措，对120位情报官情报活动的协调及其质量控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有机会在一定的时候将该情报科最有能力的人员招进秘密情报局。布鲁斯·洛克哈特后来认为，德国是“秘密情报局的培育室”，他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开始学会怎样适应从战争期到占领期，到不太平的和平期，再到冷战期的巨大转变。必须面对的新的现实是，政治与军事用户都完全依赖于人工情报，先是关于德国的，然后是苏联的，再然后是盟国的情报；而在战争期间，则是源源不断的无线电情报、空中侦察报告，及战俘审讯报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伦敦主要用户、外交部及参谋部之间关于苏联的最初分歧：它到底仍然是盟国，还是下一个敌人？然后，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清晰起来，秘密情报局越来越认识到：要刺探到这个高度警觉、十分多疑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哪怕是最普通的情报，都是万分困难的。最为严重的是，这导致秘密情报局进行了一些灾难性的行动（尤其是涉及外来人员的行动），使其后来十年一直被笼罩在阴影中。
中欧及巴尔干地区
对秘密情报局来说，奥地利构成的挑战与德国非常相似：在这个被盟军分割成占领区的战败国，起初的任务是寻找纳粹复燃的任何迹象，然后很快转变为密切关注苏联共产主义目标，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渗透苏联共产主义目标。和在德国一样，秘密情报局最初是在一个军事控制委员会里进行工作的，但当这个军事组织垮掉的时候，长期掩护的问题便出现了。维也纳情报站负责人乔治·扬是在“二战”期间被雇用的，此人先后毕业于圣安德鲁斯大学现代语言专业及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1946年8月，乔治·扬称自己手下有二十多个情报官和秘书，这么大的组织很难以大使馆作为掩护，他对此表示非常担忧。而且，目前大多数代表都已经暴露，有的暴露给英国军事部门的许多人，有的暴露给美国情报官，还有的（这毕竟是哈里·莱姆的维也纳）暴露给“许多多少有些可疑的人，这些人跟战争时期的情报机构有某种联系，在复员或归国后又来到这里进行和平期行动”。对掩护问题经过认真思考后，扬认为“一个特工在开始搜集情报那一刻起，便已暴露给某人，被安全局抓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称，“对我来说问题似乎并不是如何避免被暴露，而是如何让地方当局非常欢迎自己，并保证我们的秘密行动总是比敌方安全局早一步。保持受掩护状态是一场智力斗争，而不是一种防御性行动”。
1947年2月，孟西斯请求外交部例外在维也纳设立一个比平常更大的秘密情报局组织。“考虑到东部一些地区的情报站可能没有什么成果，”孟西斯提出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尽全力，帮助那些能够在更容易更安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地区。”秘密情报局提议派驻五名情报官、六名女秘书及“两名英国勤杂工或司机”到维也纳。海特对此表示赞同，并告诉英国维也纳使馆，因为奥地利的条件“比东欧其他任何地区”都“更有利于”秘密情报局工作，“因此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提供基地，以帮助他们在更安全的条件下向东开展工作”，同时，他还希望把目前的奥地利统计处并入外交使馆。这些都得到了支持，但是秘密情报局1947年至1948年在奥地利的行动，因担心苏联渗透而被迫中断。伦敦派出一些官员（包括负责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东部地区总监）来考察安全问题。他们最终认为，主要问题是陆军安全处非常松懈的态度，该处负责英国占领军的安全问题，但同时与秘密情报局市政管理处联系密切，本身也管理着许多特工。
1947年底，维也纳情报站注意到，一个特情局前奥地利情报官以黑市商人的身份，频繁出入于苏联占领区。在几个月的时间，他帮助包括一名陆军中尉和两名军士的三名苏联士兵叛国。在对他进行讯问后，秘密情报局认定，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右翼政治目的。他“仍然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相信“德国将重新领导世界”，并且反共产主义行动将“让他有资格在更加强大的德国获得显赫的地位”。但是秘密情报局同时认为，他“不可能与任何有组织的地下新纳粹运动有任何联系”，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相信”，他“与任何其他情报组织有联系”。既然情况是这样，他们决定雇用这个奥地利人，并给他取名撒伯顿，此人“同意为我们工作，但拒绝接受任何直接的报酬”。他的任务是寻找可能的叛变人员，同时汇报苏联占领区的军事形势。秘密情报局特别欢迎可以潜伏一段时间的“高层次的叛国者”，这样“能够弄到一些文件资料及具体的信息”。然而，撒伯顿的联络人主要是“与苏俄人保持着联系的很有道德的女士”，他只找到一些低层次的有叛国倾向的人。由此他们很快意识到，寻找高层次人员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有赖于具体的形势与条件，而形势与条件常常对我们很不利（比如频繁的人事变动，不太平的局势等）”。因此，他应该集中心思搜集关于苏联军队及其军事事务方面的情报，“直到我们认为有高层叛国人员需要他将全部注意力转移过来”。1948年早期，撒伯顿为维也纳情报站搜集到一些军事情报。5月他们向伦敦汇报称，“但我们仍然希望他的女联络人有一天会找到我们想要的叛国人员”。
1949年的一份奥地利工作回顾报告指出，撒伯顿这些年的行动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成果。实际上，接任情报站负责人工作的官员1949年4月便已承认，他们在奥地利共产主义情报方面“没有取得满意的进步”。虽然他“并不希望找什么借口”，但他称他们的工作“一直受到阻碍，因为奥地利人就是不喜欢情报活动”。其部分原因是“奥地利人的秉性，他们不愿意冒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与瑞士一样，“对大国之间的竞争采取一种中立态度”。他对“正进入右翼圈子”的非正式助手打入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思考，然后报告说有两名已经“俨然成了共产主义同情者”，但要真正接触到共产主义情报源“几乎没有可能性”。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奥地利社会党成员。虽然社会党“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但它“不可避免地”“与共产主义组织间有人员流动情况发生”。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安插我们自己的人”。有一个主意是找到“一个需要资助自己读完大学的年轻人，作为回报，他愿意加入共产党并为我们做事”。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计划”。“要想让自己迅速进入共产党内部的惟一办法”是“以其他某个党派背叛者的身份”加入他们。但他明白，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比如一个社会党党员，他“愿意毁掉自己的政治事业，同时还要成为朋友们耻笑辱骂的对象，而这仅仅是为了帮我们弄到情报”，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关于奥地利共产主义的工作，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存在与美国竞争特工的问题，他称他们“给的预付报酬相当可观”。
秘密情报局在东欧付出的艰辛努力往往是毫无成效的，它在战后保加利亚的境况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托尼·布鲁克斯战时曾在法国为特别行动处做事，这个特别勇敢、十分能干的情报官在1947年5月被派往索非亚，负责该地情报站工作。他的就职是以不愉快的旅途开始的。他在两个女秘书的陪同下前去赴任，结果在从巴黎到索非亚的途中被滞，在火车上呆了整整五天，还在巴尔干铁路线滞留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行李也在意大利北部的多莫多索拉被盗。布鲁克斯在索非亚是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英国大使约翰·斯腾代尔·贝内特坚持要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大法官法庭的工作上，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开展秘密情报局的工作，而情报局工作才是他被派来的目的。事实上，斯腾代尔·贝内特非常担心自己的任务会受到秘密情报局行动的损害，因此他严格限制布鲁克斯的活动，甚至包括他的秘密活动。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总部于7月要求他弄清，是否能在保加利亚找到任何可以雇为非正式助理的英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伦敦电文称，“我们认为，即使是很不热心的英国人也比保加利亚人好得多，无论他有多能干，有多适合这个工作。”如果没有合适的英国人，他可以看看有没有可能的法国人或瑞士人，他们也许“不适宜做长期计划的工作”，但“也许对帮助你摆脱目前的困难很有价值”。
1947年6月至10月索非亚工作总结表明，布鲁克斯在保加利亚只有九个主要情报源，其中三个是英国人。另外有两个律师，一个工程师，一个“最近没有消息的”保加利亚犹太人。还有两个已经“销声匿迹”了。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布鲁克斯提供了大约五十份报告，其中有39份伦敦认为很有价值，可以传阅。但只有四份报告可以给出质量分“A”，其中两份来自驻该国的英国陆军代表团。这样的成果确实太少了，布鲁克斯非常沮丧。10月，斯腾代尔·贝内特命令他停止秘密情报局的一切行动，称这是他最近去伦敦时孟西斯表示同意的。虽然布鲁克斯认为这是“误会”，但他不得不遵照执行。1948年1月，他汇报说在友好国家寻找非正式助理的事，他已经认真研究过了，但结果有些令人失望，只有三个似乎有很少一点可能性：一个保加利亚人（但他可能是个密探），以及两个美国人，他们“是那种最喜欢传播流言飞语的人，我认为他们更加危险”。
1948年，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观。5月，布鲁克斯回到伦敦，汇报索非亚的情况。贝文提出，希望“尽一切努力打入铁幕”，并且将对斯腾代尔·贝内特“施加压力”，要求他解除对秘密情报局行动的禁止。外交部奥布里·哈尔福德对此表示充分肯定。虽然这起到了作用，但7月布鲁克斯汇报道，实际上“搜集情报的所有正常程序，都被禁止了”。保加利亚人向美国和英国代表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美国公使团一个下层成员在用钱向一个保加利亚人交换情报时被当场抓住。英国公使团一个保加利亚籍文书，在索非亚大街上遭到汽车追击，虽然当时没有被抓住，后来却被指控为间谍，因而被保加利亚人驱逐出境。布鲁克斯报告，没有合适的英国人可以作为非正式助理的人选，“寻找友好的外国人”也一无所获。对保加利亚当局强加的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他描述了一幅“很惨淡的景象”。他认为，目前情报站“根本没有希望克服以下这些问题：报告都已经知道的信息，报告谣言与街谈巷议，报告个人观察得出的结论”。凭着自己战争期间在特别行动处的经验，他还能够进行特别行动计划，“挑选着陆地与空投区域”，寻找无线电设备及其他物品的隐藏处。最后，他还认为他或许能够“通过向铁幕内寄信，或使用死信箱[570]为特工传送设备的方式”，为其他情报站提供帮助。
可这也过于乐观。1949年2月，保罗·梅森继斯腾代尔·贝内特任英国大使，可他更加不合作。布鲁克斯觉得此人简直恨不得将整个情报站关掉。保加利亚和英国当局都试图缩减在对方国家的使节团规模，秘密情报局也卷入了其争斗的漩涡中。布鲁克斯猜想，如果被迫缩减规模，梅森势必会认为，“那倒不如减少我们的代表，而他的一个也不会减少”。事实上，布鲁克斯一直在索非亚原位坚持到了1949年底，为他的继任者把很多事都安排妥当了。但保加利亚人仍然继续向使团施加压力，威胁着要在8月关闭他们的无线电台，时常骚扰他们的人员，而且还指控英国、美国及南斯拉夫使馆是“间谍窝”。情况变得如此糟糕，1949年11月，布鲁克斯向伦敦请求得到指示，如果不得不关闭整个情报站时他该怎么办。伦敦指示，他将销毁文件，即刻“用密码箱”将秘密情报局密码本送回。黄金储备“交给看守官，并索要收据”；地方现金留给使馆（同样要索要收据）；其他现金交回给总部。相机与摄影设备也交回伦敦，而隐显墨水资料应当“就地销毁”。
秘密情报局代表在铁幕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应设法从其邻国打入苏联阵营。南斯拉夫是一个情况很特殊的国家。1948年，为了建立稳定的政府，战时共产主义抵抗首领铁托元帅必须击败来自右翼组织的内部反抗。同年夏，他与苏联决裂后，他的政权是否还能得以持续，曾一度不得而知。7月，秘密情报局获悉，铁托亲自与瑞士当局进行交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庇护。此后南斯拉夫政局稳定，铁托在这个民族联邦共和国又连续担任了三十年主席，只是它最终未能得以维持下去[571]。而秘密情报局20世纪40年代在该国的情报活动几乎没有什么进展。1947年，情报局利用一商业掩护下的特工，获得关于南斯拉夫民用与军用石油储存装置及储备量方面的详细情报。随后，他们雇用了一家西方石油公司的职员为非正式助理，希望能够继续获得相关情报，但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希腊皇族政府（在英国与美国的支持下）击败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反抗而取得最终胜利[572]。秘密情报局在“二战”后的希腊占据了一席之地。1946年5月，百老汇决定在雅典建立一个情报总站（奈杰尔·克莱夫任负责人，此人战时在秘密情报局功勋卓著），并分别在萨洛尼卡与弗洛里纳设立分站，这两个北部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对其共产主义邻国进行情报活动。其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刺探关于希腊（特别是共产党人）、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亚南部的情报。由于伦敦对费用控制非常严格，特工的所有开支必须按财政预算进行，尽管情报站负责人被授权“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不需提前向总部申请”，可以自行开支最多150英镑（约相当于现在4000英镑）。
20世纪40年代末，秘密情报局在希腊的经历充分说明：即使是天衣无缝的精心安排与计划，在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1948年夏，雅典一家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被雇为非正式助理（代号为“025”），他的任务是严密关注途经该城市的东方集团国家的空乘人员，希望以此能够寻找到可以雇为特工的人选。9月，他汇报也许可以考虑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战后初期他在巴黎工作时曾见过此人；伦敦让他继续调查其可能性。10月，“025”安排了一场社交聚会。聚会中他确切地了解到，该飞行员（已婚，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愿意承担我们给他的任何工作，只要我们能帮助把他的家人从布拉格安全带到一个西方民主国家”。“025”安排下一程他们再见面，但1948年圣诞节前，这位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飞往雅典的途中因天气原因坠毁。
另一次中途流产的行动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也与一位飞行员有关，他是塞尔维亚人，“二战”期间曾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这位坚定的反共人士曾在1945年去过希腊，1948年9月他在希腊首都北部做一名工人。雅典情报站负责人发现他也许可以成为特工，在伦敦及秘密情报局贝尔格莱德情报站都确定他“没有不良记录”后，他便与此人进行了接触，并确定“他愿意成为一名常驻特工，搜集贝尔格莱德北部及东部地区的情报”。雅典认为，他在经过“全方位训练”后，一定会成为负责南斯拉夫情报的“潜力无限、很有价值的大特工”。雇用他后，伦敦和雅典开始考虑应该经海路还是陆路，从希腊还是德利亚斯特让其秘密潜入。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进行了强化培训课程学习（包括无线电通讯学习）。一切进展都十分顺利，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得了非常严重的结核病”并在1949年住进了医院，行动只好取消。另外还有一个代号为“沉思”的行动计划。这项行动需要希腊空军的密切合作，使用一架装有特殊设备的喷气式飞机，获取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亚边境的影像情报。但这项计划遭到一位希腊大使的否决，因此被迫暂时放弃。
但有的行动也很成功。1949年春，尽管不久后反叛者投降[573]，雅典报告其代号为“达摩克利斯”的行动获取了关于共产党行动的广泛情报，其中包括一些高层特工提供的情报。还有一个马其顿大麻走私者，他在南斯拉夫南部搜集到一些军事和经济情报（大多是军队部署与铁路运输方面的情报），伦敦认为这些情报“质量相当高”。他每三周去一次边界地区，获取的信息报告给当地特工负责人，每报告一次获得10英镑的报酬，该特工负责人则每月获得10英镑。伦敦认为“考虑到所承担的风险与所取得的成果，所给的费用确实太低”，而这位马其顿人是定期报告该地区情报的唯一线人，因此同意雅典继续以这种方式向两人支付报酬。在希腊东北部，雅典情报站还设法组成一支反共产主义的“骁勇而有决心的队伍”。1949年3月至4月他们跨过边界进入保加利亚，获得一些军队部署及保加利亚支持希腊共产党反叛行动方面的情报。但同年底，希腊内战结束，秘密情报局承认，“我们的用户似乎对保加利亚南部不再那么感兴趣”。因此，获取该地区情报的“努力与冒险”在将来也许“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法国与西班牙
1944年10月，孟西斯对卡多根称与法国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希望外交部解除战争爆发前所作出的禁止刺探法国情报的规定。就此展开了一场有益的讨论：监视友好国家与同盟国是否恰当。外交部理查德·斯佩特想“无限期地”继续实行这条禁止秘密情报局在法国行动的规定，除非是在与法国当局合作的情况下。他指出，发展与法国的亲密友好关系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我们认为，英法团结是我们未来安全的主要保障之一”。如果秘密情报局开始刺探法国情报，他强调，“迟早可能被发现，这对我们十分渴望建立的英法亲密合作关系，将是巨大的打击”。“从法国获取情报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大使馆或其广泛的附属机构”，他继续说，“如果我们在那里的公开代表方法得当，他们将能够提供特情局长希望以秘密方式获得的所有情报”。
这便是这位多疑的外交官对获取秘密情报的作用的愚蠢否定。卡文迪什——本廷克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在战争中因为禁止秘密情报局在某些国家开展工作，已经吃过很多苦头”，他一开始便说。这包括30年代初的意大利。至于法国，“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我们的错误认识是愚蠢而令人难过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卡多根在听到这句话时说。）“我们本来早该知道……法国军队不会成为我们的安全保障。”卡文迪什——本廷克继续道。他认为，“几年后，也许还会更快”，法国可能会变得“极端民族主义并十分仇外，其结果便是，真正熟悉内幕的人跟外国人交谈时将没有以前那样自由”。卡文迪什——本廷克相信“在外国的一流情报源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形成”，而是需要“长时间精心培养”，因此他认为，孟西斯应该“对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行动进行周密计划”，并将计划方案呈递给联合情报委员会，由他们来“考虑是否解除对法国秘密情报活动的禁令”。[574]
彼得·洛克斯利的看法也很相似。他提醒同事们，外交部在《布兰德报告》中已经给孟西斯安排了一系列战后任务，针对法国的包括：任何对德国有同情倾向的法国组织；在法国的“苏俄秘密行动”；“任何有极权主义倾向的法国组织或党派”。“我们不能自相矛盾，”他又说，“如果想要‘C’为我们从法国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就必须或多或少地给他在那儿行动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斯佩特先生的提议得以批准，那我们只好取消已经向‘C’提出的任务指示。”虽然洛克斯利想改变战前的法国行动禁令，但他承认“为了与法国当局的关系，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秘密情报局的基本行动计划在付诸行动前应该交卡多根过目。卡多根表示同意，并致函孟西斯以告知他这些情况。
几天后，洛克斯利就此事与驻巴黎英国大使达夫·库珀进行商议，他提出秘密情报局应该派一名代表到法国情报二局任职。但达夫·库珀还认为，如果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任何秘密行动都不能让法国当局知道，那么他最好也应该对此不知情，卡多根对此的旁注是“同意”。但是，1945年2月孟西斯派A.J.“弗雷迪”·艾尔到巴黎时，达夫·库珀还是知道了此事。艾尔是牛津大学哲学家，一直在纽约与法国为特别行动处做事。他在大使身份掩护下的任务，并不是进行秘密行动，而是“准备性的、考察性的工作”，即建立一些秘密情报局将来可以利用的联络关系。1945年10月艾尔回到伦敦后，达夫·库珀就此安排致函卡多根，称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重复这个实验”。他说，“我很讨厌自己的组织里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明明是在大使馆工作，可是我对他的活动一无所知，对他的行动也不能加以控制”。他摆出那套曾让关系一度紧张的大使惯有的架势，称应该“在外交活动与秘密情报活动”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他写道，“一位外交官在被称作间谍时，有权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与伤害，就像一位士兵被称作谋杀犯时一样”。他“当然知道秘密情报机构是存在的”，但是他坚信“其成员绝不可以以大使馆秘书或馆员的身份为掩护”。大使馆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其任何成员的秘密活动都不可能永远隐藏下去。“没有永远的秘密，”他强调，“任何事最终都会被人知道。”[575]
1946年1月，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被任命为巴黎情报站负责人时，禁止秘密情报局刺探法国情报的规定显然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布鲁斯·洛克哈特致函伦敦，汇报法国国内政治问题，包括法国共产党财政方面的详细情况，以及共产党对法国陆军与空军情报刺探方面的详细情况（想了解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共产党与左翼党派在法国战后大选中赢得的选票可都是超过四分之一的）。这些信息大多来自法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文件资料，也包括布鲁斯·洛克哈特所说的“传闻”。1947年10月布鲁斯·洛克哈特的情报站负责人继任者，仍然把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一年后，驻伦敦西部地区总监强调，巴黎情报站主要有两大职责：“（1）与法国情报机构进行联络；（2）代表秘密情报局，通过秘密方式获取情报。”但是，这两大职责实际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要求情报站负责人联络的法国情报机构中，相当一部分都要防止外国情报机构进行秘密情报活动。为了降低秘密情报局行动受到损害的风险，巴黎接到指示，减少“可能会被地方当局理解为反法的”行动。对巴黎情报站“目前的情报刺探活动”进行简要分析后，西部地区总监最后得出结论，“巴黎情报站是在法国土地上攻击法国的敌人，除此之外，无法证明它在以某种方式进行着不利于法国的活动”。即使在邻国比利时、西班牙及意大利，目前也没有反对法国的情报刺探活动。
继达夫·库珀之后的大使奥利弗·哈维，对在法国的秘密情报活动同样持消极看法。1948年9月，他得知秘密情报局在法国进行的一次行动后，便对外交部提出了抗议。海特致函孟西斯，要求他“对目前在法国的行动作出简要的解释”，以此安抚哈维。海特表示，外交部西方事务处及贝文都不赞同哈维的观点。欧洲总监肯尼斯·科恩在征求孟西斯的意见后，草拟了回复海特的函件。函件强调，与法国的关系是“友好真诚而卓有成效的”。事实上，目前的主要困难是“与法国要求我们合作的步伐保持一致”。毫无疑问，“保持这样的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它同时指出，秘密情报局也保持着某种“有直接性质”的“联络关系”，并且“我从来没有向法国隐瞒，对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我并不打算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猜测，而是要对其进行直接的调查”。下一步行动是，“寻找出与巴勒斯坦争端相关的非法移民及军队组织”。函件称，秘密情报局在此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英法两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存在分歧，这些努力“有时候引起了一些摩擦”。
“二战”后的情报任务及对特工的管理问题，可以从一位代号为“01010”的特工所接受的指示中窥见一斑。这位特工（秘密情报局一位情报官的弟弟）是西班牙的一个英国商人，他在1945年底开始从事谍报工作。考虑到其身份与经验，他的主要任务是经济方面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及美国民航”的背景资料；“如果西班牙或外国大公司在进行着幕后操控……与法国及瑞士的贸易谈判，情况会怎么样”；“对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关系，任何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暗中影响势力及其详细情况”。军事情报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但仍然要求他留心君主制运动、西班牙共产党，及“关于德国在西班牙隐藏其关键人物、计划方案、掠夺物品等方面的信息”。他的第一份报告显然包括许多来自开放源的信息，这引起了秘密情报局管理者的批评，也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特情局眼中的核心业务。这件事的主管人员写道，“应该记住，向外交部提供公开信息或某形势的总体情况，是大英联邦大使馆及领事馆的职责。因此，我们不需要自己的人去了解这些情况。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具体、绝对可靠的信息，是大使馆与领事馆通过公开渠道所无法获取的信息”。他还说，“最有价值的秘密政治情报是文件档案资料”，应该尽全力获取。同时，特情局“一直都很感兴趣的是一些未做记录的言辞，发表这些言辞的人是非常熟悉该方面内部情况的权威人士，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会传到我们国家来”。这样的情报尤其有价值，因为外交部不允许与佛朗哥[576]的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络。1948年6月，奥布里·哈尔福德表示，“自诩情报局代表不用通过大使馆便能与佛朗哥秘密警察进行私人联络，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西班牙人一定会为自己提供的帮助而“索要点什么回报”。海特致函孟西斯，承认获得共产党行动及其手段方面的情报时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外交部认为“西班牙人要求的价格实在太高，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制度（共产主义）似乎只能听之任之”。[577]
1948年底，一个曾在“二战”期间与情报局并肩战斗的英国人准备去西班牙度假，伦敦抓住机会向其提出了一些问题。百老汇政治情报任务处知道他有广泛的政治联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及要求：“是否能够跟重要政治人物或佛朗哥身边的一些负责人进行密谈”；是否能够搜集到关于“左翼民主势力、君主制主义者及佛朗哥各自对君主复辟所采取的行动”方面的情报；罗马天主教堂对佛朗哥及其国内政治事务的态度；“苏联与佛朗哥之间秘密谈话的证据”。由于经济情报变得越来越重要，还要求他汇报对西班牙“混乱的经济状况”及“西阿（西班牙与阿根廷）商业关系”问题，西班牙官方所持的态度。
曾就任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一个秘密特工的事例，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战后情报任务的重心，以及在实践中如何使用假蝇钓鱼技巧对目标进行引诱与迷惑。该事例中的目标在战时曾是情报联络人，现住在法国。1948年2月，马德里情报站负责人汇报，这位“消息总是特别灵通”的人已经去了西班牙，并在那里与秘密情报局的一位同事进行了“好几次长时间谈话”。考虑到他可能能提供许多法国政治情报，因此前期所采用的方法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共同利益”之上的。他表示“愿意每周与一位代表见面一次”，以提供这方面的情报。马德里建议，“目前”他的主要任务应仅限于共产党事务，“并保持经常的联络与巨大的热情”，然后，“如果进展顺利，不久他便会自动进入普通政治事务领域”。马德里还认为需要恰当的心理态度，因此“不能让我们的目标感觉他正在被利用，因为这样他会逃避的”。根据这些指示，巴黎情报站在1948年春与该目标人物进行了一系列“完全是社交性质”的会晤。巴黎报告，此人现在在一个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任职，这让他经常有机会到苏俄的东欧“卫星国”。他们认为，他在去东欧期间“愿意为我们执行一些观察任务”，并且会“接受报酬”，尽管“这两点都没有与之进行过直接谈论”。他将驻法国，而且，他显然乐意“向我们传送共产党渗透法国政府，及共产党对法国非共产党政治家的讹诈等诸如此类的情报”。惟一的明显问题是这样一种担忧：他可能“跟法国情报局也有联系”，而且可能“已经受雇于他们，执行着类似的任务”。
秘密情报局之前就考虑过用某个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作为掩护。1946年4月，他们讨论过是否能够让一位特工到这样的机构去任职。尽管该机构可能已经被共产党人“彻底渗透”，但在某些国家，“比如巴尔干地区及其他苏俄控制下的国家，这可能是秘密情报局情报官能够接触到该国人员的唯一方式，因为大使馆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总部对此行动非常热心。“这看起来比我们所预料的会更有前景。”一位官员写道，尤其是因为该机构“据报告已被共产党人渗透”。即使他也在为法国情报机构做事，“我认为这也不能成为拒绝他的理由”。与此同时，巴黎站一位代表“已经与他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关系”，该代表知道他在为英国做事，但同时有些“不安”，因为他们之间仅仅维持着一种“社交关系”，没有讨论过任何“实质性问题”。伦敦因此致电指示，现在“关系”应该是“基于商业基础上的”。本应该要求此拟用特工报告共产党渗透程度方面的情报，但伦敦认为“在我们对他进行进一步了解之前，最好暂时不管法国政治问题”。巴黎于是打算正式雇用这位急于做事的特工。巴黎报告，“情况似乎表明，我们很希望通过他建立起欧洲谍报网”。此特工称，这项计划有一大问题，即为人道主义机构提供资金的美国人“占据了机构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十分怀疑他们也在进行着类似的计划”。但另一方面，该项计划也有一个优势：人道主义机构被认为是“惟一有希望在战争爆发后数月内，仍然能在整个欧洲发挥作用的机构”。因此，“努力利用这种方式建立秘密谍报网是非常值得的”。
此特工还提供共产主义方面的情报。他称自己在法国内政部有情报源，能够弄到法国共产党的情报。在警方的威胁下，此人将提供“秘密报告与会议记录”。他还说，此人经常将“报告的要点”告诉他。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此特工开始争取主动，而秘密情报局担心事情发展变化太迅速，开始努力控制局势。1948年中，巴黎情报站建议告诉该特工，目前没有“努力实现其‘谍报网’计划”的打算，秘密情报局也不想继续发展该法国共产党情报源。巴黎站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该情报源是“虚假的”，其报告可以通过大使馆渠道获取。不过，此情报源看样子“非常真诚地愿意帮助我们，因此一味打击他是不明智的”，他们建议让他提供一些“不关痛痒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共产主义渗透方面的信息。[578]
斯堪的纳维亚
战后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可避免地被苏联控制着，处于冷战的前线位置。在芬兰，情况尤其如此。芬兰担心苏联支持下政府共产主义势力的政变，这种担心与恐惧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动荡着芬兰政局。1945年3月开始任赫尔辛基站负责人的雷克斯·博斯利，在芬兰战后的复杂局势下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发展了许多芬兰线人（据博斯利1949年底称，有“好几百人”），其中很多是哈里·凯尔在芬兰长期工作期间的线人，还有一些是其他战前线人。可发展的特工人选当然不缺，更主要的问题是对他们进行选拔、目标确定及管理，而这一切都要在苏联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苏联严密关注着英国与芬兰之间的联络）。芬兰军方希望英国支持其右翼政治干扰行为，对此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同时博斯利更加倾向于保守的政治联络，尽管他尽可能广地发展着联络人。1948年1月，他告知凯尔（此时已成为百老汇的北部地区总监），“该国各种事务，几乎没有我们不清楚的”。而且，“我们时不时地设法从苏联搜集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这本来是被禁止的”。不过在另一方面，情报站既没能刺探到芬兰共产党的情报，也没能获得赫尔辛基西南海岸的芬兰波卡拉战略领地的情报；到1949年中，除了一些幸运的突破外，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从苏联内部获取其政治、海军和陆军方面的情报。
在瑞典，秘密情报局战后的主要目标从德国转向了苏联。第三大目标是波兰，另外还有芬兰、丹麦、挪威等次要目标。伦敦指示，“你们绝对不可以进行任何反对瑞典的间谍活动”。1946年的另一个任务，是为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虽然我们估计英联邦在未来的十年间不会卷入大战，”百老汇（无疑铭记着“二战”的经历）指出，“但国际危机可能会瞬间爆发。因此，明智而必要的做法是提前做好安排，这样能够在危急时刻立即行动，以免我们的秘密组织与通讯完全瘫痪。”还应当提供能掩埋于地下使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以运送到芬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供“敌占区的后方特工”使用。不过伦敦也很坦然地表示，“根据以前的经历，确实有些怀疑这项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仍然应该努力去实行这项计划，并且应寻找一些特工，将来对其进行培训后，能够操作这样的特殊无线电通讯设备”。
整个40年代末期，苏联一直是秘密情报局瑞典情报站的主要目标，这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1947年11月新指示将瑞典共产党列为了新目标，包括苏联对它的控制程度等情况。反瑞典的间谍活动仍然是禁止的，但这是基于秘密情报局更加普遍的准则之上的：“原则上，你不应该针对所驻国进行情报活动，但应该报告你所了解的任何信息。”关于与瑞典进行联络的指示，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斯德哥尔摩情报站负责人的任务，是“维持并发展与瑞典情报与安全局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目的是探查他们的情报工作，并通过这样的渠道获取尽可能多的情报……同时继续建立独立于瑞典的谍报网”。同样，瑞典战后情报T处档案记载表明，瑞典一直在对英国代表进行严密监视，即使双方保持着联络关系时也是这样[579]。对斯德哥尔摩作出的明确指示，同对其他情报站作出的指示一样，象征着情报局工作开展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总部清楚指示情报目标的新管理体制，与基本情报要求及政府政策是紧密相连的。1947年11月指示还明确强调，有必要将情报官、秘书，在恰当的时候，甚至包括非正式助理及特工派回英联邦，并“根据起草中的培训计划”进行培训。这些指示表明特情局越来越专业化，也清楚地体现了其工作目标与英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体化。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指令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特情局的官僚化，因为“目标”与“计划”也许会促使特情局战前的鲜明特性逐渐消失。
莱斯利·米切尔于1945年7月任哥本哈根站负责人。上级指示他为情报站制订一个三年计划，既要有短期计划也要有长期计划，这进一步反映了特情局的官僚主义做法。1948年7月，米切尔就情报站的任务问题很小心地指出，“关于我们的主要目标苏联，非常乐观的看法是：只要我们有机会便是成功的，而常驻特工的渗透是我们的最高目标”。米切尔还对各种渗透苏联的手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旅行推销员——“无法获得秘密情报”；商贸代表团成员——“热情不高”；波罗的海难民与逃亡者——“提供的情报少而且质量也不高”。他认为情报站“最成功的线路”是商船运输，并称“去苏联港口的丹麦船只，没有一条是情报站不知道的”。尽管米切尔专业知识非常娴熟，也很擅长于管理，但仍然遭到了伦敦的严厉批评，因为他的情报站提供的政治、军事、反间谍及科技方面的情报非常少。这同时也进一步表明，要获取关于苏联的有价值的情报，即使是对最杰出的情报站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战”期间，秘密情报局与挪威的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战后秘密情报局在挪威的境况与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有一些不一样。1945年6月，秘密情报局代表在奥斯陆情报站就职，第二年3月他开始任该站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1946年4月，该站授命充分利用与挪威情报部门的联络关系，“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虽然与其他地方情况一样，他被告知“不应该有反对所驻国的行动”，但显然这并不表示不能监视共产党或不能监视挪威的敌方情报行动，更不是说不能从挪威派出特工去攻击其他目标。1946年7月，伦敦特地鼓励奥斯陆在挪威“文化、劳动及党派组织”招募与苏联有联系的特工，因为这样的人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去苏联，能够在那里搜集情报。他们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刺探情报是突破苏俄森严壁垒的最佳手段之一”。[580]
1947年1月，奥斯陆情报站负责人汇报称，挪威情报机构外交部二处的政策源于该国的传统，即“挪威人的挪威”，任何可能的敌对国家都是其情报行动的目标。因为英联邦对挪威的主权与安全都不构成威胁，它与秘密情报局的积极合作便成为很自然的事，双方甚至商议共同管理特工的事宜。虽然该负责人认为这“很不符合政府的官方政策”，但他感觉挪威政府不仅知道他们这种联络关系，而且还表示支持。而在1947年底发现有美国人贿赂挪威警察时，外交部二处负责人威廉·埃文上校则对秘密情报局表示他很愤怒，并将其中一个美国人驱逐出境。到1948年1月，埃文对苏联人已经没有任何好感，因为经常发现有苏联人在进行针对挪威的谍报活动。
1947年3月，秘密情报局同意每年向挪威方支付1000英镑，以帮助他们在挪威北部进行反苏联的情报截取行动，其结果表明“是非常有价值的”。提议的其他联合行动，包括在挪威与苏联边界摩尔曼斯克地区刺探情报，以及在斯匹茨卑尔根岛安排特工，以报告该地区的苏联活动情况。此外，上级还指示情报站独立进行一些没有挪威情报机构参与的行动。这包括，在挪威商船运输队，在与苏联联盟有贸易关系的公司，或在挪威至波兰的航空公司，安排或雇用特工进行谍报活动，同时包括针对挪威共产党的行动。奥斯陆情报站被控在挪威进行苏联情报与卫星任务的刺探行动，还被指控对当地反间谍行动方面的情报进行了录制、整理及定期汇报。1949年初，挪威官员来到伦敦，双方就战争计划（这也涉及美国的参与）、后方安排、秘密情报局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商谈。[581]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