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的垄断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改革成就和克服现有缺陷的方法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J.Buchanan）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例如，根据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决定，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
在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
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改革的滞后。邓小平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
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说，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从社会政治方面说，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具体表现在：
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失衡
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把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早期经济发展中采用的资源投入首先是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奉为圭臬，执行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也仿照苏联的先例，采用了这样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
这样，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就变得愈来愈突出。到了世纪之交，资源短缺，原材料、燃料价格飙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变的频繁发生，不但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
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会导致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上面讲到的内部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主要是指由于出口导向政策长期未作调整，引起国际收支盈余的过度积累，以及为了减缓本币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银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货币超发，使得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价格飙升（资产泡沫形成）和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提高（“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膨胀），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
权力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诚如阿克顿勋爵（LordActon）所说：“权力通常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1995年，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亚洲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以上事实说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改革成就和克服现有缺陷的方法，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30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再次，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距离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缺乏宪政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西方的自信在下降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危机对西方社会的基本性冲击刚刚开始，西方包括日本大部分经济体深陷国家信用下降的泥潭，而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出现，更没有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思想领袖和学说，因此西方的精英阶层陷入迷茫，迷茫带来了自信心的下降。一个不自信的西方加深了其对中国的猜疑。这些猜疑包括：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日本？中国社会是否会平稳发展？会不会出现中东、北非那样的动乱？中国是否会在海外重走西方殖民之路？努力化解西方的猜疑无疑是中国崛起的必修课。
后危机时代，西方的自信心在迷失中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将近三年后，它对西方社会以及社会心理的冲击才刚刚体现，西方精英阶层的自信心在大幅度下降。
当今西方思想界和政治界都处在一种混沌状态。我们看到，整个西方世界除了个别国家如德国以及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的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外，都陷入了深重的国家信用危机的泥潭。美国国债水平占GDP的100％，欧洲占80％，日本占210％。西方社会客观上讲需要一代像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那样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政治领袖。而现在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领袖会应运而生。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领袖出现之前需要一批学者思想开道，奔走呼号，提出一系列指向性非常强、思路非常清晰的改革路线图，这一点现在仍不清晰。我们看不到任何具有凝聚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社会共识，指出改革的方向。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发达国家仍将陷入债务危机、财政危机的泥潭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信用还将进一步下降，百姓对政府的不满还将不断地涌现出来。而整个西方社会的精英对他们本身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绝对优越性也一定会产生怀疑。这种不自信的情绪正在逐渐地弥漫。
一个不自信的西方难以客观地面对中国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忌恨会很自然地上升。一个不自信的西方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西方，是中国很难与之正常交往、互相合作的西方。不自信的西方对中国的猜疑重重。在笔者最近参与的加拿大芒克辩论会上，这种猜疑通过辩论对手的观点和听众的问题表露无遗。辩论会的题目是“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这种猜疑分别表现为：
第一，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日本？中国经济虽然蓬勃发展，但会不会像日本20世纪80年代那样，在今后10年或是20年之内突然出现停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还在进行制度变迁。中国的社会从百姓到知识阶层，仍然对现已取得的成绩感到不满，仍然希望社会继续改变。从网上反映的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到对个税改革的关注，再到对城管的不满，都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能量。而日本从80年代至今，并没有巨大的前进魄力和制度变迁的成绩。
第二，中国社会是否会平稳发展？会不会出现中东、北非那样的动乱？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绝大部分的民众对目前已有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并不满意，恰恰相反，各种社会舆论希望社会管理乃至于政治体制不断地前进和改革。
第三，中国是否会在海外重走西方殖民之路？有猜疑者提出，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正在寻求资源性投资，这种投资会不会引发中国对这些地区政治和军事上的干预及控制？是不是只有以此才能保证中国的利益，使得中国重走西方的殖民老路？我想，这一猜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存在，甚至于演变升级，这需要中国的企业、政府和学界不断地研究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新课题，想方设法化解风险，避免冲突。毫无疑问，走西方殖民的老路是行不通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应该看到，部分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的基辛格博士在芒克辩论会上说道，中国不可能独霸世界。第一，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问题非常多，如收入差距、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因此，中国不可能腾出手来致力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第二，中国生存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周边国家并不友好，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猜疑。因此，中国很难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他的潜台词是，他不希望西方人过高地看重中国，因此与中国为敌。
中国崛起的三个关键词
我们必须做好认真的准备。不断打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修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让西方人相信，21世纪不仅仅属于中国，而且是世界共有的，这才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建立起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舆论环境，为中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第一个关键词是“改革的能量”。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发展引出了今天关于“21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的辩论，而中国的变化远远没有完成，我们顶多看到了一半的旅程。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发挥出全部的能量。能量来自哪里？能量来自于过去近200年来的屈辱历史，也来自于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积累。这种积攒下来的历史能量还没有完全地迸发出来，民众还不满意，因此，中国一定会继续改革和开放。改革其实不难，邓小平曾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要“不争论、重实效”，英文就是：Nodebate！Justdoit！
第二个关键词是“复兴”。中国能量的指向和前进的目标绝不是向西方复仇，更不是主导世界，而是复兴，复兴古老文明应有的活力和应有的自信心，以及对外友好交往的态势。汉唐之盛是中国复兴的一个基本目标。
第三个关键词是“影响力”。中国文明复兴的进程对世界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力，那就是中国会改变西方人“非赢即输”的定式思维。中国会为世界上仍然贫穷的大部分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他们会说，中国做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中国也会带来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这个管理方式中，社会的利益、民众的利益、社会的稳定相对而言会获得更高的权重，而不是像美国一味地追求体制下的个人的自由。
老子说“上善若水”，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顺应中国文明复兴趋势的民族和国家，才会和中国一起共同拥有21世纪。
化解西方猜疑是中国崛起的必修课。中国崛起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制度变迁必须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解决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要不断地用一种开放的、友善的、客观的态度去化解西方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猜疑，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
超级大国的超级梦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全球化之所以不可阻挡，是因为由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增益取之不尽。所以，能够正确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规律的国家，可以通过调度世界资源，源源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国力，成为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大国。而能够为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所需的秩序制订周密的制度安排并提供坚强后盾的国家，则必然是独领风骚的真正超级大国。
大国和平崛起的困难和定义大国、小国的困难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从无足轻重增长为世界第二，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增长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过程不但迅速，而且和平，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下个目标自然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不过，这个目标是否仍能以和平的途径达到，何时达到，对世人来说，并非全无悬念。这是因为以史为鉴的话，则新兴大国的崛起很少能避免已有大国的疑虑和阻挠，因而崛起过程能做到一帆风顺、水波不兴的，几乎绝无仅有。
从历史看，以往大国崛起过程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和斑斑血迹，崛起过程几经失败的也不少见，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一再崛起，挑战英法的既有秩序，一再为获得美国驰援的英法所击败。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以及崩溃前的苏联为例，前者崛起过程中引发血腥战争，后者因穷兵黩武而经济凋敝、国破民穷。它们孜孜以求的帝国憧憬最后都灰飞烟灭，化为黄粱一梦。中国若能借鉴历史，做到和平崛起，自然是国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虽然用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衡量似乎不难定义传统的经济大国和经济小国，但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格局下，人们更看重一国的经济总量、国内市场的规模和该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单纯的人口、幅员和资源的重要性反而下降。如此一来，经济大国和经济小国又变得极不容易定义。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虽然号称领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数量世界第一，以地大物博著称，其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比重却无足轻重，庞大的人口所能提供的国内市场常常不如一般的欧洲，所拥有的现代知识和技术水平甚至不如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小国。
难怪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以人口和幅员称大，却奉行闭关自守，和外界很少交流的国家，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只能被称为小国；反过来，一些幅员、人口和资源比中国小很多的国家，因为它们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占了显著的比重，或其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总值中占了较高的份额，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可以毫不含糊地被称为大国。例如，日本的幅员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大小的省份，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但以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在世界中的比重衡量，则无疑是个大国。
小国的外向冲动和大国的内向惰性
在传统社会中，是否拥有庞大的同质人口对大国的形成十分重要，而庞大同质人口的形成主要由地理环境决定。北美和中国土地同样辽阔，资源同样丰富，但北美平原冬季的恶劣气候使当地人口自古以来十分稀少，而相对温和的华北平原自古适合密集而同质人口的生存。同质人口的密集会导致土地的有效利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知识的不断积累。这是传统大国相对于小国的优越之处。历史上庞大的同质人口通过对周边异质文化和人口的同化，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开拓自己的疆域。
但是，要指出的是，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的国家并不必然成为强国和富国，或永远保持强国和富国的地位。大国由于资源丰饶，自给自足，反而容易陷于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盲目自大，对外部缺乏兴趣和进取心而逐渐落后、衰败。这可称为“大国陷阱”。
相反，小国由于资源贫乏、市场狭小，难以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必须和外界互通有无。而且小国势单力薄，难以单独抵抗外敌，为了生存，小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动向，主动进行国际交往。所以，历史上不乏小国在大国昏睡时迅速崛起，建立地区性乃至世界性庞大帝国的例子。例如，建立于小型城邦国家之上的希腊文明是后来构成亚历山大庞大的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知识、文化和制度的来源。
即使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疆域的变化，对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例，历朝历代疆域最小的宋朝，在失去长城的屏障和对华北平原的控制、北方难民又蜂拥而至的形势下，出于生存需要，对外贸和外国事务反而产生浓厚兴趣，不但领先世界将指南针用于航海，而且建造了庞大的船队，远航亚非，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和联系。但有庞大而稳定疆域的明、清两朝却对外贸和外国事务失去兴趣。
明朝早期虽有气势磅礴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究其动机，却是为了宣扬国威，追寻政敌的下落，眼中全无商机。后来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手中变得有声有色的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所代表的无穷商机，前往该处达七次之多的郑和及其一行却熟视无睹，反将该处视为蛮夷之地，其眼界之局限令人扼腕。郑和之后的中国凭借自给自足带来的心满意得，甘心情愿地退缩到疆域之内享受太平盛世，丧失了领先西欧或至少和西欧并驾齐驱的天赐良机。这很能说明大国陷阱的存在。
世界一度由传统小国主宰
15世纪之后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它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国。即使后来居上的英国和法国，从领土和人口来说也并非传统定义上的大国。这段时期，所谓“真正的大国”，包括中、印、俄、巴西和美国等，不是尚未立国，如美国和巴西，就是仍在昏睡之中，如中、印、俄三国。但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小国逐渐拓展视野，热衷追求新的知识，发展出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的观念，并发展出全球性的航海、贸易和军事能力。它们由港口贸易开始，逐渐占领别国内地的生产基地，到控制别国全部国土和人口，从而获得调动海外资源、人力、土地的机会，构成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左右世界二百多年。
在崛起的非传统大国中，英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在人类的几乎一切活动领域，英国都爆发出独特的创新能力，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思想巨人，如培根、牛顿、莎士比亚、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达尔文等。这使英国在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形态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得以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引领世界整整一个世纪。在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小小的英伦三岛能够调动半个世界的资源和人力。它经营过的殖民地不少成为世界强国和富国，如今日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或地区性大国，如今日的印度和南非。
英国霸权的致命伤--殖民主义
英国的百年霸权虽然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加速了要素和产品在全球的流动，各国因国际分工的加深和国际贸易的扩张获得了巨大好处，但英国未能解决一个问题--国际分工所赖以深化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对世界的瓜分和直接控制之上，因而无法避免后起的强国运用同样的逻辑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
所以，英国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后起的大国追求自己的所谓的“生存空间”，亦即争夺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引起的。它们入侵他国，屠杀当地人民，并以“解放”殖民地的名义，抢夺老殖民主义帝国的海外领土，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时的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本身存在违反社会正义的严重纰漏，为后起强国提供武力征服的口实，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小结上面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大国和小国可以相互转化，大国的人口和幅员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成为事实上的小国。而能否真正成为大国的关键，在于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对全球化规律的认识。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即使是领土和人口大国，和世界整体人口和资源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国，和能够调动全球资源的所谓传统小国相比，高下优劣，立竿见影。
而全球化之所以不可阻挡，是因为由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增益取之不尽。所以，能够正确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规律的国家，即使身为小国，也能够通过调度世界资源源源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国力，成为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大国。而能够为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所需的秩序制订周密的制度安排并提供坚强后盾的国家，则必然是独领风骚的真正超级大国。
美国对确保全球资源自由流动所作的制度贡献
美国虽然一度想步英、法后尘，占领过菲律宾、古巴等国，但毕竟记住了自己当过殖民地的遭遇，并没有接受希特勒以大西洋为界瓜分世界的诱惑，成为世界大战中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中流砥柱，对击败东、西方法西斯提供最有力的一击，而且对推翻基于殖民主义的旧的世界秩序作出决定性贡献。美国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虽然在凡尔赛会议上被英、法置之不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美国的主张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热爱自由、独立和民主的世界人民的支持，走投无路的英、法两国为时局所迫，只得接受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对战后废除殖民主义、实现民族平等、自由贸易的新秩序的愿景。
美国崛起有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美国的国内制度对世界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在很多方面继承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如市场经济、确保公民财产、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和老牌殖民帝国不同，美国没有庞大的殖民地，因而主要利用自身辽阔的幅员和相对庞大的人口，也就是主要利用内需支撑自身的经济发展。美国曾经推行过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对美国自身和世界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成为超级大国后，美国大力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带头敞开自己的国门，以自己强劲的内需为世界上一系列国家的发展提供第一推动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受益于美国强大内需的有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要指出的是，和中国不同，其他经济体在由美国提供外需作为第一推动力后，很快转到主要依赖自身内需的轨道上。可是，中国由于制度障碍，却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需，下文再加以分析。
全球化和内需的关系
当年世界之所以走上全球化道路，是因为一些有远见的小国的本国资源不足以支撑自身的充分发展，因而走上调动全球资源的道路。但是，如果认为全球化就是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却漠视本国资源和人力，或让本国的资源和人力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束缚，是违反全球化的本意的。其结果是该国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必然无法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同时该国变得日益依赖外需。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化的好处，不但要破除妨碍国际间自由贸易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且要破除影响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严重影响中国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发育，不公正地向城市转移巨额农村土地财富，恶化中国的城乡分配，抑制中国的内需成长，使中国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结果，中国既没有真正穷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也没有真正挖掘规模经济的全部潜力。一方面，农村仍然有几亿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另一方面，只有东部沿海地带融入全球化，中西部地区由于制度性原因无法完全融入全球化，所以中国的规模潜力受到极大的约束。
中国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需，和世界的各种摩擦必然日益上升。世界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对外部资源的巨大胃口和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是有各种疑虑的。各国对中国的内需迟迟不能提升也是疑虑重重的。
利用内需发展经济要求具有以下条件：
收入分配比较合理，较快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为本国产品提供日益广大的市场；
要使收入比较合理，一定要帮助要素市场发育，不但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增加居民来自要素资产的收入；
这就要求允许公民拥有各种包括土地在内的要素，对他们的要素的产权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
允许所有的要素平等而自由地流动，以便实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
中国的和平崛起取决于对现行世界经济秩序的态度
为了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得到真正的体现，为了不但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利用全球化，而且力争早日成为世界最大的开放市场，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应该：
尽速培育要素市场；
尽速废除户口限制，实行国民待遇均等化；
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使土地市场成长起来，代替现行的行政配置土地的机制。
使整个中国，特别是其中西部，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以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挖掘规模经济的全部潜力，以此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不发达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已有的世界秩序尽量融合而不是挑战。
这样，城市化成本可以大大下降，服务业可以快速发展，中国丰富的劳动力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得到充分利用，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同时，通过同各国进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产业内的分工和贸易，充分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使规模报酬递增的潜力充分实现，加快自身的技术和知识的进步。这样做，必然会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而受到世界的欢迎。
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最坏的时期”？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历史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估我国的计划经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有历史和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本文把计划经济重新定义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三种方式之一”，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得出新的结论，特别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积累方式，在道德上远远高于西方的掠夺方式，这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促进中国文化崛起，是十分重要的。
是谁要把我国计划经济定义为“历史最坏时期”？
目前国内对我国28年来的计划经济长期存在着“妖魔化”倾向，许多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报刊传媒、教科书、学术著作只谈“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历史最好时期。在各种场合，丑化和否定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计其数。经济学家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预算软约束、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极其贫穷、依靠票证生活，说计划经济违背比较利益搞赶超战略完全失败，开放创新依靠外资进行技术升级，说国有企业是产权虚置，应分给私人，或者干脆就分给有权力的人；政治学家说计划经济下没有人权，以权力消灭社会和个人自由，不让农民出村子；社会学家说毛泽东不计划生育，误增四亿人口；大家一致批评这28年不搞经济只搞政治运动，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两个时期经济好，一个是1957年以前，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是公开的学术和政治语言。还有不计其数的私下谩骂，说毛泽东是专制大暴君，什么好事也没干，除了“左”倾就是“左”倾，称为“中共左祸”；说农民相当于国家农奴，最近山西揭露出来的奴工事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现象；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国家还集中财力搞原子弹；说志愿军对抗美国不值得纪念；说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历史上所有革命都是以暴易暴，越搞越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近代中国人的两个病灶；说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完全是历史错误，等等。
总之，否定计划经济28年，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所谓“精英铁三角”的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其认识论根源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争，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否则似乎就没有合法性。其理论误导之一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其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仅否定市场经济，也破坏了计划经济，它们的错误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与计划经济体制无关。其利益背景则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毛泽东时期和计划经济定义为历史最黑暗时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定义为历史最好时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禁止中国人民对近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用一位“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现在无论出什么问题，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好。这样的“标准和规则”建立起来了，谁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谁主张调整利益格局谁就是要复辟计划经济，宁要腐败和分裂，不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他们的既得利益就有了合法性。这样下去，目前中国各种问题都无法真正解决，直至出现社会分裂和经济崩溃为止。
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与成就
说计划经济时期就真正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说国有制度就真正是全民拥有了生产资料，能够超越商品货币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系统。如果把信仰与科学混同，强制推行理想主义，就必然要犯“左”倾错误。我国计划经济在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失误，再加上毛泽东同志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就更加厉害，这在1978年底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有结论：承认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历史欠账，要补欠账，集中精力搞经济；承认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历史浩劫。这样的结论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如果开始新阶段就必须彻底否定旧阶段，那么以后改革开放也会被否定。这恰恰就是一种“革命”思想，而不是改良思想；改革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就在于它不是否定与割断历史，而是尊重传统，按照历史延续性的逻辑发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在一个国家内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就没有延续性？
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率高达30％，在排除了经济波动因素以后，有效年经济增长率至少在10％以上。更加主要的经济成就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自洋务派以来中国致力于工业化与现代化，从官办、商办到官督商办都试过，百年来结果如何？到1949年中国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1∶9，工业只占10％。制度学派解释为官商结合的腐败所致，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没有强大的国防，1840-1945年这105年间中国没打过胜仗，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关键的经济条款是5％的低关税，美国却长期实行46％的高关税，相差40个百分点，无论什么样的产权和所有制，都不能与外国竞争。
计划经济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后发国家则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之分。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帝国主义也不让我们发展。在共产党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以后，必然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与帝国主义交战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中国毅然拒绝依附型道路，决定依靠国家力量实行内部积累，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原始积累方式，比侵略型道路道德水平高，比依附型道路速度快。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0％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源泉，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两代人的牺牲，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没有对外掠夺，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
集中力量做大事，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当年趁美苏争霸之机我们牺牲洋房汽车首先拥有原子弹，等到现在政府税收充裕了，美国霸主还能让我们研究原子弹吗？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利用国家的组织力量，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传染病，修建了基本的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
1978年工农业的实际比重大约是5∶5，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在军事工业和高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迅速接近，1970-1980年10年奋斗，大型喷气式飞机研制成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美元，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计划经济体制适于积累不适于经营，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历史规律不能自动实现，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人的活动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为“文革”后期政策极端“左”倾，思想极端僵化，因此激烈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斗争难以避免，这样的斗争伤害了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代人的绝对对立，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今各执一词，互相否定，丧失了中国人“唯大英雄能够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与胸怀，或许只有新一代人才能够完成这一“超越左右翼”的思想整合。
误增4亿还是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理论成果是解放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其中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进行彻底否定，说毛泽东“错批一个马寅初，人口误增四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制度学派的改革论都无法解释近年以来中国经济超过10％的增长和大牛市，窃居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丧失了解释力和预测力，已经失语。我们需要以历史观点解释的是：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仍旧高速增长，积累率仍旧超过30％甚至更高，两种不同的体制却有相同的结果，说明在体制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动力.按照这个逻辑思考，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是最简单的因素：人口！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完全成正比例！
1840-1949年，中国人口停滞于45000万左右，经济也不增长。计划经济实行28年，经济增加8倍，人口增加4亿；改革开放28年，经济又增加8倍，人口又增加4亿；到2019年左右，我国经济按年增7％计算，还可再翻一番，人口则到达16.5亿的最高峰。人口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是：人口增长快则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则储蓄率高，储蓄等于投资，所以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就高。2019年后中国人口老化，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我们就只能依靠技术的力量了。
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终于承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其根源，这会否定他们的“市场万能论”教条。是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并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才使人口猛增，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他们养大成人，形成农村庞大的过剩人口大约4亿，以后才有可能在国际资本进行结构调整的新历史条件下，通过开放政策，使过剩人口与外资结合，出现出口和就业的猛增。中国以家庭为中心已进行了30年教育投资，下一阶段实现技术升级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说明，有比制度改革更加深刻和根本的东西，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不是体制改革，而是国家的强大和人口的庞大与快速增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工业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机制，都有积极作用，在同一时期也可互相补充。只要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与激烈斗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现象，那种冤冤相报的非理性态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基
如果一个70岁的人功成名就，说自己前30年活得没有意义，我们会怀疑他有老年痴呆症。计划经济完成的是资本积累的任务，单个企业的成本收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反映计划经济的贡献，造原子弹的国家安全收益，造大飞机的产业拉动效益，都不计入企业收益。而油矿勘探、科技发明的沉没成本是由国家承担的，也无法计入企业成本。
按照国际通行的指标比如GDP，必然低估计划经济而高估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特殊增长因素是体制转轨，转轨是把在计划经济下积累的财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转换成现实的GDP，因此转轨或者说改革是综合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贡献，绝非市场经济一方。把肯定计划经济积累的贡献说成是反对改革，是无知和偏见，或者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必须予以纠正。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许多在计划经济下不计算价格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计价了，如土地、资源和家务劳动；许多财政补贴取消了，相应地必须提高企业成本；物价提高要求工资增加。绝大部分统计只要不是实物指标而是价值指标，都是以价格为基础的，价格提高了，货币也会超额发行。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则是把未来收益通过贴现的方法变成现实货币财富，于是有股票和房地产的增殖。近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大发展及其暴利，主要是由于国家让渡了地租。马克思指出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在计划经济下基本为零，而在转轨过程中逐步具有了价格，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购买者都有利益，其来源是计划经济积累的地租的让渡，是政府帮助拆迁造成的低成本。
改革初期大量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把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业发展全归功于分地是不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培植的良种也起到关键作用；80年代初期的消费热潮是军转民的产物；大量国有企业的人才下海、兼职和技术外溢，给乡镇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本；在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做抵押品的时候，是各级政府和国营单位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无偿的担保，成为他们“第一桶金”的来源，现在都是应该算产权的。
如此说法，并不排除改革与市场的作用。没有改革，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就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转变成为现实的财富。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肯定计划经济，是要反思改革，保障下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具有“隔代”特征。第三阶段要否定第二阶段一些东西，并恢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点，这是更高水平的整合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倒退。计划经济只能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希望留给我们后代的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一段全体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但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做法，这是一种精神的继承。
中国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但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隐藏着范围更广的腐败；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与那些国际性的讨论相比，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两点上有巨大差异。第一，国内讨论中国模式时意识形态化太强，而在国际上讨论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尽可能地客观理性。我本人就非常反对将中国模式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和国外讨论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有支持有反对，但基本上是将它看作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不是一个就要取代其他发展模式的模式。国内讨论时，好像只要肯定了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下一步就是这个模式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极力将在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比较理性的、着重于事实的而且具有开放性而非排他性的思考介绍给大家。
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有重要发展，但最根本的目标和框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在这之前，虽然改革开放也有十几年，但那时并没有很清楚的中国模式。
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跟几位资深学者有争论，他们说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有模式推出来了，我说不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一线的领导人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他们对未来中国走向什么样的目标，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清楚，但是大体有一个共识，就是经济要走向市场制度，政治要走向民主制度，至于怎么走，观点不太一样，但基本的两大目标是有共识的。然而这两个基本的认识，在他们同一代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那时中国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态，具体体现在1979-1989年，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几个月之后突然又变了，第一个政策和第二个政策之间往往互相矛盾。但这种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大下降，不但目标比较明确，而且对该怎么走的争议也比较少。
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中，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不能否定。那么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成本才取得了这些成就？有一句名言，很适合描述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取得的成就巨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为取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巨大成本。这些成本，我把它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很容易看得见、可以马上举出一大堆实际的数据。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成绩，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
第二类成本，我把它称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的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
第三类成本，是指非物质性的、体制性质的。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隐藏着范围更广的腐败。
第四类成本，是指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贯彻执行的时间内，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这个代价从表面来看好像并不严重。与腐败及环境问题相比，好像在公共政策领域不能进行公开的、透明的、持续的、前瞻性的讨论并不太重要，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像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每人每时都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如果有公开、理性的持续公共空间讨论、探索这些问题，对已经浮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更系统的梳理，过程中就会激发出新的政策思路，就会有开创性的具体措施被提出来，对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创新的思路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层面上的实验。但是很遗憾，在过去二十余年里，这方面的空间在大部分时候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导致原来并不太大的问题在产生的初期就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会被发酵、被膨胀和恶化。具体的事例太多了，每年都有。
中国模式继续运转的压力
刚才讲了中国模式二十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下面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模式如果要继续这么运转下去，会遇到怎样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日益严峻的环境。
我把在这些挑战和压力中最被中国政府、中国社会特别关注的部分称为“三个轮子”，也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一种观点正被越来越突出地指出，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渐萎缩了。我本人也一直强调中国GDP增长的三个轮子始终不协调、不配套。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有两个轮子越来越大，转动得越来越快，有一个轮子被压制得越来越小，转动得越来越慢。这种严重的不协调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黯淡。
三个轮子中，一个轮子是靠出口带动，一个轮子是靠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大的基建项目，另外一个轮子变得越来越弱小，这就是国内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费。2008年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从2008年9月份至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冲击之下，这三个轮子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结构性偏差变得越来越突出。
依靠出口贸易来提升GDP的增长速度，并不是中国的创新，中国是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带动的道路来脱贫致富的第四代。根据美国南方中心的一项研究，中国GDP的增长率在全球金融风暴影响之下的2009年，要比在外贸出口很强劲的2002-2007年期间至少下降了2.5％。这个报告说道，尽管中国各级政府挥动了刺激经济的大手笔，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除非中国改变严重依赖出口推动GDP增长的发展战略，否则中国很难维持高于7％的GDP增长率。这跟中国国内的统计数据非常不一样。情况非常清楚，拉动中国增长的第一个轮子在过去十几年里越转越大、越转越快，靠的是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景气、需求旺盛，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发达国家的景气和旺盛状况大大萎缩，中国出口最多的这些市场，从现在到2015年期间景气是下降的，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大趋势。所以第一个轮子要像以前那么转下去就变得越来越难了，它只会越转越缓慢。
第二个轮子就是中国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在中国，这样一种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GDP增长的政策和思路有着比出口拉动更深远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前，在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投资饥渴症”。这个术语总结了所有指令经济计划体制之下持续不败的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扩大投资近乎疯狂的追求。从纯粹的经济学来解释，这是很难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产能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资、扩大产能？只有将这些决策者官位的升迁、个人权力的膨胀这些非经济的参数引进去，才能理解他们投资饥渴的真正动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史上，现在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第二个高峰期。如果我们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系统建立以来的历年投资率做一个回顾，就可以看出来，投资总额占GDP比例有两个时期最高，一个是“大跃进”的三年，1958年25％，1959年29％，1960年33％。第二个高峰期是1993年以后，1993年是32％，然后一路飙升到2009年的47％。如果不将从1949年到现在长期发展的投资饥渴症这个最基本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值得我们焦虑。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轮子，是国内居民的私人消费。这是最被忽视、最弱小的，呼吁了这么多年，这第三个轮子始终大不起来、快不起来，也强不起来。我收集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家庭和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下降幅度几乎达到了l/4。2003-2004年是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GDP里被固定资产投资所拿走的这一块从那一年开始超过了国内居民消费的总量，此涨彼消，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拉得越来越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以上趋势并不是很难理解，正如国内外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政治对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有了更多的关怀，但从决策层来看，国内普通居民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边缘群体，与此对应，行政系统始终是强势集团，他们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做出的决定是强制性的，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居民、私人对福利增长的要求，能够将家庭私人消费水平从总量上压缩到相对的低水平。
居民的私人和家庭消费的比例指标，中国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即便是那些人均GDP比我们低得多的经济体，在国民生产总值怎么分配这个问题上做得都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具有比较稳健的或者至少是在显著发展中的民意的制度化渠道，而中国明显缺乏普通居民的利益诉求输入到政府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机制，这导致中国GDP增长之后财富分配具有偏差性的现象。
中国的这种问题属不属于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的通病呢？我将所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50年内，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里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富格局不单在社会主义国家格局里是最强的，在全世界也是强势的。至于原因，我初步的观点是，在所有曾经存在和现在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实行了最严格和最长期的城乡居民户口分隔制。
预算公开破除国富民穷
我认为一定要扭转中国国内家庭私人消费总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下降的局面。从纯粹经济发展的理论来看这当然是要改变的，如果说内需让民需而不是官需持续提升，就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福利工程，要修正一系列公共财政法律规章，比如说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通过同级的人大和政协的公开辩论。这个信息一定要上网公开。而且要改革、改良一系列的产业政策。
这两年国内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咱们中国人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为止，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模式，将别的国家的人所享受的、看电影的、跳舞的、上教堂的所有时间用来辛辛苦苦地干活，将经济干得不错了，这时政府官员出来了，说不能让民间有太大的自主权。对于此，要将眼光看得远一些，要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国进民退已经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当政府将经济管制得太严、官员对中国经济资源掌控得太全面，将中国经济搞得气息奄奄了，然后就放开，因为他管不下去了，这时就是“国退民进”。这时老百姓又开始勤劳，辛辛苦苦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好了，但中国官员又回来了，又鼓吹“国进民退”了。政府行政系统的财政预算，如果说没有同级的人大、政协公开辩论、审核，该减的减，该算的算，没有本地区居民对财政透明度的了解，就没有办法改变国富民穷这个相对格局。
最后还要讲一下，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对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不能低估，因为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是对问题和代价的反思。我们在比较一个政策、一个体制好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提法。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理性的、尽可能不要太意识形态化的面上讨论中国发展政策、中国模式该怎么样修正。
在国内一提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很多人就讲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式，你要讲中国模式有毛病，你想怎么样？实际上他就是堵塞了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系统实事求是的全面检讨和反思，然后就堵塞了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
我们非常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延续的时间太长。
没有知识体系的中国怎能强大？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
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将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
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了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这个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思想的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常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和贩卖。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贩卖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靠经验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任，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的。正因为如此，这种知识体系才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增长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在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很远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自1949年解放以后，基本的倾向是拒绝学习西方。先是学苏联，回来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虽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上已经把“和国际接轨”作为国策。中国经济的成功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转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这条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差得远。
我已经80岁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160多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后一半，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追求现代化的大致过程。我也有机会来比较改革开放的30年和过去的50年甚至更远的年代，能够较深刻地理解这30年的来之不易。这对看清当前改革的争论是有意义的。我想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归纳这30年的变化。
我的父亲是美国留学生，两个伯父也都是留学生，所以我们家有点西化。不是别的西化，而是比较开放，封建的一套在我们家很少看得到。我们不祭祖，不拜佛，家里人和人的关系很平等，讲究个人自由。也因为如此，改革前的海外关系就成为一条罪状。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有海外关系者不得在要害部门工作。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任何部门都算是要害部门。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断送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考大学，更谈不上提干或出国。当时的老百姓见了海外关系如同见了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关系变成了可以自豪的东西。侨联成为时髦的组织，大家都想有个亲戚在国外，成为侨联的成员有许多优待，子女考大学都能加分。从前谁也不知道某人有亲戚在台湾，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在台湾有亲戚的人很不在少数。
我从1957年开始挨整，一直没有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大约在1976年我曾经说过，不想当官，不想入党，不想出国。因为这些权利已经跟我绝缘了。可是想不到1982年居然给了我一次出国的机会。那是英国的苏撒克斯大学邀请我参加一个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领队，一共4个人。国内的遴选是能源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吕应中推荐。这次出国最大的感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和文明。这跟国内的贫困和阶级斗争紧张关系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英文一直没有丢，还能够勉强对付，因而这次出国访问大大地方便。
1984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是大名鼎鼎的李慎之。他很看上我的学问。次年就让我去美国参加布鲁金斯学会和社科院的联合中美关系讨论会。带队的是浦山，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学者。他虽然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但他到底学没学懂经济学我抱很大的怀疑。他回国以后向李慎之告状，说我用边际分析讨论经济问题，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次出国遇到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他赏识我的发言，次年他招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1986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给我进入世界学术舞台创造了条件。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受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近百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做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络的顾问，一共七年，每年要去非洲三四次；再有是受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担任高级讲师。给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澳大利亚的大学一般只念三年，读完三年就可以找工作。读到四年级都是准备考研究生的。这两项工作我都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得到报酬，大大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困境。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西方学过经济学，居然在西方大学里讲授西方经济学，是极少极少的。
为什么对外开放重要？这需要回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至今为止的160多年里，大家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特别是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基本的倾向是拒绝学习西方。先是学苏联，回来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虽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上已经把“和国际接轨”作为国策。我到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可说是非常西化的国家。技术层面不要说，几乎是全盘学西方。汽车、飞机、冰箱、音响、计算机等等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在制度层面也以西方为蓝本。宪法没有照抄，别的法律大部分是抄西方的现成法律。社会制度也都学西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学西方的，从秦始皇到西太后都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银行、环境保护、大学的学制、证监会、银监会、法院、律师等等无一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当然不是照搬，但是基本的框架是西方的。现在大学里教的经济学、法学、美学等，基本上是西方的，更不用说自然科学，有的就拿西方的教科书在教。由于学了西方，大大地节约了我们的学习成本，缩短了摸索所花的时间。这就是后发优势。可是在“文革”以前，虽然后发，却没有优势，因为我们不承认要学西方。当然也应该承认，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坏东西。但是得失相比较还是得大于失。
改革以前中国人没有自由。最重要的自由是人身的自由，不被无理拘捕，住家不被侵犯，受到欺凌有地方申诉。可是在“文革”时，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随便抄家、抓人、关人、打人，甚至于杀人。应该说，一般群众这种危险比较小，迫害主要是针对社会精英而来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上至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长，都有被斗被关的危险。这种迫害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迫害的对象宣称是极少数，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大家都把自己归类于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之中。等到“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日日斗、时时斗，大部分人都挨了斗，群众才觉醒过来。当然，至今也还有糊涂着的。
“文革”时中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找工作的自由、没有自己创业的自由、没有旅行的自由、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上学的自由、没有结婚的自由、没有选择穿戴的自由、没有说的自由听的自由想的自由。只有劳动的份，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说穿了，中国人是奴隶，和现在在山西发现的黑窑里的奴隶工差不多。不同的是黑窑里的人能够逃出来就自由了，“文革”时你逃到哪里去！
现在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些自由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现在中国人可以自由创业，从马路边上摆小摊到开公司，从个体户到股份公司，随便做。30年前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我从1993年退休开始办了两件事，都是独立于政府，个人创业的事。一是和其他四位经济学家（盛洪、张曙光、樊纲、唐寿宁）一起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二是和汤敏一起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办了农村的小额贷款。这两件事都坚持了15年，至今还能够有所发展，并产生了社会影响。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完全民办的独立学术机构，发表独立的科研成果，研究对象主要是制度经济学。15年前制度经济学还是很陌生的一个名词。我们研究的内容都跟当时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有关。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开放民营企业到保护产权，从主张市场经济到抵制政府垄断，从自由交换到参加世贸组织，天则经济研究所都从民间的角度推动改革开放的进展。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顶着“一贯正确”的老“左”派的大棒来做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于它的独立声音，成为政府不喜欢的组织，屡屡遭到政府的为难，我们的活动场所被关闭，合作伙伴被警告。到2004年我们的合法地位被注销，只能用工商注册的公司的名义活动。实际上我们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从1993年起在山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做的小额贷款试验，已经坚持15年了。这是中国唯一由私人办的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组织，也是唯一一个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组织。私人组织吸收存款是犯法的，可以坐牢的。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性的活动，不但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还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亲戚朋友支持我，政府官员支持我。不少高官自己捐款帮助我，还得到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D.Wolfensohn）的亲笔信表示赞赏。这个小额贷款从500元人民币开始，逐渐增加到现在的140万元。其中大约100万元是朋友和当地群众的存款，其余的是大家的捐款。我个人的钱约有十万元。做了十几年规模还做不大。我终于懂得，做慈善终归是做不大的，只有做成商业，能够盈利赚钱，才能够做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性和慈善性一样能够为穷人服务。这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个结论。2003年以后沈东曙找到我要求加盟，后来这个小额贷款组织就交给他管理，也幸亏他的加入，使这个小额贷款起死回生。因为我远在北京，只能遥控，具体的问题缺乏监督，慢慢地就走了样。虽然没有发生贪污，但是违规放贷的情况相当严重。经过沈东曙大约三年的整顿，现在已经走上轨道。如果没有他，这个小额贷款组织很可能和其他许多小额贷款组织一样，会走向死亡。
应该说，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是中国三千年来所未有，人民初步摆脱了贫困，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不少人开始买车买房。中国在经济上有点扬眉吐气了。人们讲日本的发展，必言明治维新；将来讲中国的发展，一定会提到邓小平改革。可是总体来看我们的问题还非常多，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许多地方发生骚乱，中国经济的成功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成为一条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大可怀疑的。这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转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这条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在2008年初，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召开30年改革回顾大会，有3000人参加。我被邀请发言。上午4位发言人，有成思危、吴敬琏、我和厉以宁。全程录像，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是播出时把我的形象完全抹掉了，好像我就没参加。这是最近的事，过去的几年里我的出版物不断受干扰，一言难尽。不过应该承认，现在的状况比以前的时代大有改善。至少我不大有恐惧感，譬如天天害怕被斗被抓，被送去劳改。1959年我曾经被通知要去北大荒劳动。但结果没去，我猜想是有好人保了我。否则很可能饿死在那儿。那时候一个人的命是非常脆弱的。
一次，我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中国改革30年回顾讨论会。参会的有四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在大学的餐厅外，挂了芝加哥大学得诺贝尔奖的70名学者的照片。中国有13亿人口，可有几个呢？这样的对比太震撼人了。
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差得远。
中国发展的势头能不能保持？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走过的近30年，总的来说走得挺好。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五大限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生态、能源能否提供一个支撑的环境？国际社会能否支持中国的高增长？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走得一直挺好
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整体评价，国内社会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会由于专业角度和知识分子立场，多数是从问题着手，带着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的。包括笔者自己，在前一段时期国内召开的一系列社会学会议上，也说过批评的话，表示对中国的未来不能太乐观。由于笔者一直是从问题着手，因此对下一步中国的发展是比较悲观的。
在悲观的同时，笔者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了乐观：“超过10亿人口的规模，连续接近30年保持9％以上的GDP增长，差不多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有l亿多人进入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乱、起义、暴动、革命和战争，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扩张和侵略，把这几大因素加在一块儿，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做到。”总之，笔者的确觉得：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改革开放走过的近30年，总的来说还是走得挺好的。当然，我们要好好总结这30年的过程，因为这对今后30年或10年的路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善治
在2005年10月底的一次中欧学术会议上，瑞典大使问到笔者：中国到2020年会是个什么样子？他的提问所指，自然并不仅限于笔者的专业--社会学角度，还包括政策。笔者坦诚：2020年不好说，如果指未来5-10年，可以试着展望一下会是个什么样子。
作这类展望时，笔者想到换一个说法，或一种视角：即不是说未来5-10年会是什么样子，而是说未来5-10年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会只是狭义上的社会学的问题，主要应是我们全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有一个，中国学界一般把它叫作“治理和善治”。这让笔者回想起1989年风波时遭遇的一件事。当时笔者正在英国，包括一些相当资深的外国人士问笔者对该事件的看法。记得笔者的回答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治理。”当2005年10月底中欧学术会议上，笔者一说到“善治”，这些外国朋友马上就反应了过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是民主，而是治理？”
笔者所讲的善治或治理，指的不是简单的西方议会式的民主，而是指在一种普遍共识基础上的决策。这种决策，是在共同交流、认识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这样的决策，不仅是政府的事，而且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包括沟通、参与、透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制社会结构，可能比直接进入十几亿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议会选举式的民主更有效。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五大限制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道路怎么走，至少笔者现在讲不清。不过，笔者觉得有五个限制，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努力克服的。
第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这是所有问题中的最大的问题。虽然中国已经走过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道路，但直到今天，我们的基础仍然很薄弱，还得再保持30年的经济高增长，才能使整个社会进入小康。那么，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分析，中国到底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势头？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
第三，社会生态、环境、能源等等，能否提供一个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环境，从而使得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社会公正也好都能有一个可测量的前提？
第四，外部环境能否支持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整个外部环境，包括全球环境，能否为中国这样的一种发展（按我们自个儿的说法是“和谐发展”）继续提供发展的空间？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更多的是看国内问题，讨论的东西也很实在：贫困、就业、流动人口、住房、养老等。但实际上，外部环境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处理得不好，遇到一个不亚于冷战的环境，也并非不可能。总说冷战是两个阵营，我们在苏联这个阵营中，但至少在那个时期中国并没有与其他的国家发生全局性的重大冲突。但未来如果一旦全世界形成了没有道理的“中国威胁论”，且不说日本、美国，甚至就连尼泊尔、越南也可能会认为你掠夺了他的资源、剥夺了他的发展机会。如果不知不觉中外部世界都敌视中国，那么我们的内部环境又如何改变？
第五，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否应对全球化背景的挑战？从今天的发展状况整个地考虑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这已经不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的大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解决国内偏远地区的生计问题，比如云南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就像最近在云南采取的限制砍伐烟草举措，以及云南地区最大的收入来源松茸出口受阻--他们的松茸居然被卡在日本的海关，这就不只是海关一天罚多少万元的事了，而是云南农民的收入一下子降低、影响生存的大事。所以，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一员的背景下考虑中国问题，将考验我们整个的精英阶层（包括媒体精英、经济精英、学术精英等）和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社会上对整体利益的共识，没有危机意识的提升，今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会很严峻。
虽然存在这上面列举的五个制约，但总的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比较大，内部自我平衡、自我互补的能力比较强，有回旋的余地。不像一些小的国家，一旦遇到一个大的问题，一下子就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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