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在有一种看法，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悬殊的程度。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
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产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产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现在有许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中国可能要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王小鲁（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腐败、现行的政府利益驱动下的土地出让制度、财税体制、政府“三公”支出等，如果不能实实在在地推进相关制度改革，消除这些隐患，这些问题就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可能越来越深地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在未来两三年中，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可能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人均GDP从200美元增长到约4000美元，经济规模连续超越了六七个发达国家，已列居世界第二位，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单纯就增长潜力而言，中国经济仍然有能力在未来二三十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与高速增长相伴而来，在政府管理体制、财税和收入分配体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因改革滞后而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加。在未来两三年中，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可能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首先，腐败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已经从权力周边扩散到一切具有垄断性和有寻租空间的领域，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以及医疗、教育等部门。这些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无可估量的深远危害。实践证明，靠官员等当事者自律和政府的自身监督，难以遏制腐败趋势。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利益，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顽症。不切实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就无法抑制腐败。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第一步是实现各级政府预算内外各项收支细目的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此外，凡涉及政府立项、审批、许可，都应有监督和问责制度。涉及土地转让的公开招标和资本市场大宗交易如公司上市，细节应向社会公开披露，防止内幕交易。
第二，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亟待改变。据报道，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已达到2.7万亿元之巨，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至少应在万亿元以上，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巨额收入来源。土地收入不仅弥补了地方政府常规财政的不足，也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大建楼堂馆所、大搞“政绩工程”的主要来源，以及扩大政府消费乃至挥霍公共资源的主要来源。在这种制度激励之下，高地价一高房价-高开发冲动的恶性循环难以改变，过度储蓄、过度投资和居民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顽症难以纠正，政府廉政建设更是举步维艰。它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不断违规占地批地，突破耕地保护红线，乃至不少地方违反农民意愿推进合村并镇、强制拆迁。为什么该禁止的屡禁不止，该调整的调不过来？为什么“科学发展”的政策难以落实？难就难在诸如“土地财政”这样的现行体制，造成了一种与我们发展目标相冲突的强大的利益驱动力。
“土地财政”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这种靠不断卖地维持的高度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它通过土地出让金的收取，提前预支了未来70年使用土地创造的收益，用于当期的政府投资和消费，实际上透支了未来的繁荣。在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从事投机炒房的富裕阶层滚滚而来的房地产收入背后，付出高额代价的是背负沉重房债的中间白领阶层，和面对高房价根本无力买房的中低收入阶层。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全面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用税收（房产税、房产交易税等）取代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第三，财税体制亟待改革。如果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卖地，可能就会有相当部分地方政府收不抵支，无法完成必要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因为现行财政资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够合理，苦乐不均。因此，要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就需要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在事权明确的前提下确定相应的财权。这实际上还涉及范围更加广泛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同时，目前各级政府用于自身消费的所谓“三公”支出过于庞大，远远超过了一个廉洁政府应有的自身消费水平。如果不建立必要的制度，对政府自身消费进行严格约束，这种趋势还会不断膨胀。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是改革和完善规章制度，以保证政府财政资源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并建立相应的、严格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些制度要落到实处，政府收支还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形成社会监督机制。
第四，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的问题。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我国的3亿城市就业大军中，农民工已经占到半数，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多年。但长期以来他们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尽管同样工作、同样纳税，却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原有城市居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成为居无定所、前途不明、未来缺乏保障、家庭难以团聚的二等城市公民。近年来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在1.5亿农民工中，到2009年末为止，只有4335万人参加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26417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1643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5587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比例最高也只有三分之一。根本原因，是各地城市政府没有把这些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者看作自己的市民，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
这种半截城市化现象，已经成为阻碍进一步城市化发展的障碍，也是导致社会不和谐、分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的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现象，也都与此有关。能否从全局角度和未来发展大局出发，改革相关的财税、户籍、社会保障、住房等制度，以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进城农民工安家落户问题，是对政府的考验。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迈出了一步。未来此项改革能否在全局展开，至为关键。
廉价劳动力已成中国最大劣势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占社会人群绝大部分的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持续了几十年，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促进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我觉得当这种优势已发挥到极致，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都有超高的利润；但是占社会人群绝大部分的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依赖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投资方过多地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赚取巨额的利润。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不会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有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珠江三角洲从早期就开始使用农民工，现在还是使用农民工，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么多年没有技术上的进步。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从技术升级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在很多地区，农民工能打败大学生，甚至比大学生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畸形的产物。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中国也负有一部分责任。尽管大家可以推卸责任，但是谁都必须面对。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对的问题比逆差国更严重，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的机制，财富由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中国转到贸易逆差国美国，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把危机转到中国等国家，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自己的危机转给社会，这使得社会更加不公平，国际经济更加不公平。
这些事情都与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使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付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劳动者工资问题上，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很难解释西方社会长期的劳动运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劳方的抗争。西方发明出来很多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这一边，因此成为协调者。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亚洲，20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实行终生雇佣制，所以日本短短20多年时间成功地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成功地培养了中产阶级，即是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而新加坡和韩国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大的作用，理事会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政府的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动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量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这一边，那么劳动者、资本跟政府三者之间力量将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长远来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压低劳动者的工资。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最有效的举措，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而且只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因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欧美大多数都是科技产品，中国的消费者是富人阶层，跟普通劳动者没有关系。
提高劳动者收入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平衡。出口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继续依赖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很多都是结构性的因素造成的，国有企业过大，垄断，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提升技术，通过创造附加值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思考着如何剥削劳动者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进步。其实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最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
消除垄断不容再失时机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土地的制度垄断、城市户籍制度安排的垄断和封闭、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严重恶化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市场经济的到来分离了权和利的统一。资本权力开始挑战行政权力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资本权力可以延续和继承而行政权力过期作废的现实极大地强化了它对官员的刺激和诱惑。在行政权力只受官场规则自身约束而没有其他制度性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权力转化为财富即腐败迅速滋长，而且呈野火丛生、越演越烈之势。
财富的初始分配状态比较均等，人们仅以劳动、智慧和天赋进行公平竞争，一般不会很快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结果。因此，中国近10多年来在社会相当大部分资产还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贫富就迅速拉开差距，以至在多半人口还不能算完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少部分先富起来的居民就已经让中国成为全球顶级奢侈品消费大国，这显示一定有广泛而又重大的垄断性因素破坏了竞争和分配的普遍公平性。这显然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存在部分垄断性行业、垄断性国企就能造成的。因为经济学上的垄断收益从来就是属于垄断所有者的。至于在这些行业就业的部分受益职工，绝大部分充其量也只能称为中产阶层而已。当然，为什么恰好是这些干部职工跻身中产，其公平性自然可以质疑。但任何社会都不会因中产增多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则是无疑的。因此，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往往被人们忽略的行政垄断的歧视、权力垄断的自利、资源垄断的暴发和市场垄断的马太效应，是造成财富加速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手中转移的第一推动力。真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我们既不能像目前流行的那样，离开居民本身的贫富分化而在似是而非的外围问题上兜圈子，也不能企图去拉平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的收入和财产差距，而是要正面揭示那些真正不公允地拉大贫富分化的主要垄断因素，通过变革和机制设计，改造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制度安排。
行政性制度垄断下的财富大规模转移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是最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这是人类结成和维护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市场之外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是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影响不仅未必都是负面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是正面的。即便是像许多国家都有的对市场的部分直接干预，如对水、电、油、气及许多公用事业价格的垄断性干预，其目的也往往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中国资源和公用事业产品的价格目前正在逐步消减政府补贴和谨慎微调。但这种缓慢的价格松动一方面受到呼吁加速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另一方面却又已经引起了普通民众及为其代言的知识分子的抵制和不满。可见，这种行政垄断其实有它的难言之隐。所以一般来说，政府的行政性垄断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是体现对市场干预的公平精神，而不是相反。只是如成品油或天然气的价格那样，这种干预的实际作用或效果经常会引起争议。但是从政策设计的本意来说，就如我们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看到的政府对这类价格的管制或干预，确实以保护低收入者和稳定社会为目的。可以认为，当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为出发点时，其实施效果一般会改善或至少不会恶化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状况。
但是，应当指出，中国至少有三项垄断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严重恶化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第一项是土地的制度垄断。对土地垄断性的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对土地的制度安排则各有不同的特色。
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长期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转为市民，禁止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农民自行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而由国家垄断控制农村土地的工业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设计，又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遇，不是为了已成为工业化主力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的安居乐业。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到围绕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元为规模的持续转移。城乡居民从改革开放前收入差距不小（统计局数字1978年为2.57倍）、财产差距不大（城市居民廉价租房蜗居，农村居民拥有简陋住房和宅基地、自留地），到今天收入差距大体依旧（统计局数字是从2003年以来在3.2-3.33之间徘徊，比改革开放前稍有扩大，我们的数字是2010年2.4倍，略有缩小），但以房屋为代表的财产差距则从无到有，急剧扩大至5-10倍以上，形成隔绝城乡居民的巨大鸿沟，铸就了全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基本格局。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曾经主要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强制性掠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那么，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我们事实上又走上了靠掠夺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为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道路。这样，我们在建造了大批漂亮的现代化都市的同时，也产生了因财富被不断转移和剥夺而相对贫困、占人口总数2/3的9亿多农村户籍居民。
如果我们大谈缩小贫富差距而不去阻断这个每年万亿元规模的财富剥夺和转移，那么我们的议论就显得并不严肃和真诚。
第二项是垄断和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安排。20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我国居民可以随就业进入城市自动入户，并自然享受城市公租房及其他相应的市民福利待遇。
1958年后，我国开始实行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农转非即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成为最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除允许当地农村人口进入本地小城镇外，基本没有松动。随着这些年来农民工逐步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农民工变成了抛家别子、居无定所的社会流动大军。当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许多万亿元的惊人积累，以至全世界都为中国工人其实是农民工的勤劳和奉献所震撼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找不到自我。他们身在城市但又被户籍制度及其包含的福利待遇阻隔，而成为受歧视的外来流动人口，不能融入城市，形成城市中的不能平等享受市民权利的低等公民，同时他们又因无法在城市落户和拥有稳定生活预期而脱离农村，阻碍了农村的资源释放、集约经营和经济繁荣。
尤为荒唐的是，随着他们亲手建设的城市规模扩大和日益美化，他们的处境并没有随之改善，反而成为进一步被城市排挤的对象。由于投资、项目和大机关、大工程不合理地集中于大城市，而造成大都市的拥挤和膨胀变成了排挤他们的新理由。在人口承载能力极限的虚伪口号下，大都市对高端人才引进的种种优惠形成了对他们明目张胆的歧视。他们在春节期间短暂离开造成都市生活的极大不便乃至部分瘫痪表明，他们绝不是都市中可有可无的边缘人口。尽管如此，我们的都市一方面依赖他们被贬称为“低端”的服务，另一方面又傲慢地拒绝他们的正式存在和分享市民的福利和权利。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后代进入社会，贫富的代际转移日益严重。由于中青年农民大批离开农村，农村的教育资源和水平变成今天少有的比30年前计划经济时代还相对凋敝的个别领域。留守的大几千万农民工子女既无父母的教育和关爱、督促，又无社会教育资源的眷顾。他们勉强带在身边的子女，既无体面的生活生存环境，又受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严重歧视，而且至今根本不能参加父母就业所在地的正常中考、高考。这样，优质教育资源几乎在各年龄段上都对农村户籍的子女关上了大门。高等教育中的大学本科生更不用说，重点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农村户籍人口比例比改革开放前期乃至计划经济时代都直线下降。
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被堵塞、封闭，这不仅带来经济增长后劲的长期隐忧，也必然已经和还在继续强化贫富分化、机会不均和社会不稳定的紧张情绪。
第三项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在计划经济时代，储蓄存款是我国居民特别是一般工薪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迅速高度市场化，土地价格随拍卖而市场化。甚至股票价格也高度市场化了，但唯独最广大劳动者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即储蓄存款利息没有市场化。由于储蓄存款和国债利息是垄断规定的，而其他一切向社会公众募资的固定回报形式都被法定为非法集资而遭到严厉打击。新近开始逐步采用市场化利息的企业债、公司债和地方债，又不对普通大众发行。
这样，尽管民间的资金需求极其旺盛，但往往只能采取地下钱庄的高风险形式存在，使大多数民众望而却步，从而使他们低风险的财产性收入只能主要或唯一依赖畸低甚至往往相对于通胀为负值的存款利息。这种垄断性的利息制度，通过人为压低公众的财产性收入，既为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廉价资金，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厚的息差和低风险的客户，作为这种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广大储户变成了金融稳定的牺牲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现在人们往往把拥有财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与经营财产的投资收入相混淆。经营财产的投资性收入，是一种风险性投资行为，产生的并不是财产性收入。因此，买卖股票和住宅的投资行为，并不产生国民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增加值，因而并不纳入GDP统计，纳入增加值统计的是因拥有财产而产生的收入，如利息和租金。由于储蓄存款是基本劳动大众的主要财产性收入来源，而今天的储蓄存款总量已经超过30万亿元，所以相对于利率市场化可能达到的固定回报收益，这种从社会最广泛的基层居民家庭向企业和银行的财富转移每年都在以数千亿元乃至上万亿元的规模在持续。
在过去的10年中，小到县城，大到一线城市，同一地段的房屋几乎无一例外涨了5-10倍（统计局的数字要小得多，是因为他们不断扩大被统计城市的地域范围），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在这10年仅扣除公布的CPI就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统计的名义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和偏低，并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误解的劳动工薪报酬占比下降，而是因为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在国籍横比中远远落后。
上述三项行政垄断的制度歧视，基本上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但是，在进入市场经济后，这些歧视性的制度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校正和改变，相反还因为利益的复杂化而更加积重难返。当然人们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来说明问题的敏感和久远，以至它们总是被更具紧迫性的压力而挤出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援引同样强有力的根据，从扩大内需、城市化转型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不同角度，去论证改变制度性歧视的无比重大和紧迫性。这种在政府决策中屡屡发生的官方和民间在认知上的巨大脱节，并不简单地表现为任何一方的对错。其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制约的渠道。不受权利约束的权力在膨胀中自然会过度自信和自大，而等待权力的自省往往是要在昂贵的挫折和代价之后。
权力垄断下的巧取豪夺
权力意味着强制和服从，意味着对特定信息的垄断权。因此，不受或逃脱了监控的权力经常被滥用，成为私人谋利的工具。
行政权力具有极大的垄断性，也为以权谋利者留下了可能和空间，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利是被权规定的，有权才有利。权和利高度统一，在制度规定的权力和利益之外捞利，空间很小，风险很大。因此，你可以认为计划经济也存在一定制度规定的等级腐败，但就以权力谋取制度规定之外的私利即腐败的最严格定义而言，那确实是一个高度廉洁的时代。
市场经济的到来分离了权和利的统一。资本权力开始挑战行政权力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资本权力可以延续和继承而行政权力过期作废的现实极大地强化了它对官员的刺激和诱惑。在行政权力只受官场规则自身约束而没有其他制度性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权力转化为财富即腐败迅速滋长，而且呈野火丛生、越演越烈之势。
以权谋利的最普遍形式是权力寻租。这也是把中国社会古已有之“留下买路钱”的绿林规则移植到官场。滥用官方提供的待遇和各种职务消费自不必说，官场办事要钱这种或明或暗的设租和索贿，和民间担心不花钱办不了事、图谋花小钱办大事的主动行贿，相互作用推动了官场腐败的发展。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与财富现在对谁都不是秘密。当然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斗争使各级官员不断落马沦为阶下囚也产生了相当的震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员们不能不小心行事，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贪官对过多财富的辛苦隐藏。尽管如此，这并没有能阻挡一批批腐败官员继续前赴后继。它反映了现行不透明的反腐努力本身的随机性和局限性。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愤恨。其实，就社会财富分配的大格局而言，它更大的危害还不仅在于官员交换到的这部分不义之财，而是这每一笔权钱交换，都造成了交易对手即行贿者在社会财富的竞争中不公平地得到了一块更大得多的资源，从而推动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所有东山事发的案件中，包括东方市干部土地窝案、李薇公共裙带案、上海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受贿案乃至落马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看到这个共同特征：在权钱交易的另一端，财富再分配以几十倍和几百倍的规模在进行。权钱交易，权得到的钱仅仅是“小头”，而风险承担才是真正的“大头”，这决定了现代经济社会中以权谋私的初级形式。
以权谋私的高级形式是一家两制、官商兼营。这时权钱转化的动力机制完全统一，交易成本和风险都大为降低。权钱转化成为持续不间断的过程，因而财富积聚的效率也大大提高，这就成为我们在研究财富分配问题时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因此，山西一个贫困县只有科级的局长，一旦官商兼营，就可以轻易坐拥北京、海南几十套价值数亿的房产，可见亦官亦商才是腐败的高级形式。在“一家两制”不方便或不合意的地方，情人经商成为“中国式官场腐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由于官员的子女亲友情人经商在法律上更难界定，因而政治风险大大下降，而敛财的规模则惊人地扩大，因而不难想象只要一有示范就会成为以权谋私者的首选。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社会基础的侵蚀和摧毁也是更致命的。中国近代、东亚乃至发展中国家现代以来，包括埃及腐败政府的倒台，大体上都有这种官商兼营、家族垄断直至尽敛国家巨额财富的高级形态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有太多的权势者和资本所有者觊觎中国还没有私有化的国有资产，但我们不能不说，中央国企的存在，至少在财富分配上阻滞了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层面实现的道路。
应当指出，官员的腐败肯定造成了“以吏为师”的中国社会的失范，加剧了以权谋私的泛滥。但以权谋私绝对不限于行政权力。普通人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力谋取金钱或其他利益的情况显然对谁都不生疏。许多人抨击行政权力的腐败，但并不妨碍自己也在从事各种职业权力和社会关系能及的交换和寻租。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腐败在中国更深和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不过，从影响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规模量级来说，能和行政权力相提并论的，只有资本权力。
资本就是要盈利，企业就是要赚钱，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不仅权钱交易中权力必须与资本合谋才能成事，而且资本自身在利润面前践踏法律的冲动，也有绝不可低估的能量。因为资本随着规模上升，在其势力范围内也是一种垄断性的支配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私用类似，资本权力为实现超常的财富积累也有三种普遍的违法谋私途径。
一是规避和破坏劳工的保护法、安全法、质量法和环境法等各类相关法律，依靠资本对相关人员和程序的支配权力，弄虚作假，违法乱纪，通过成本的外移来取得超额利润的分配。黑砖窑、黑煤窑和大量食品与环境重大违法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二是通过主动出击的公关和行贿来取得特殊的商业利益和垄断收益。这是权钱交易的另一端。对资本来说，钱权交易只是成本支出，更大的财富分配需要在这里兑现。因此，尽管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行政权力的腐败，但实际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天平倾向的一端是资本。
三是通过资本的支配权力来做假账偷税和逃税，实现财富快速积累。这里有两个情况可以透视其财富转移的规模。其一，中国以数万亿元计的隐形收入，应该几乎全部出自资本掌控的企业部门。须知即使是权钱交易的贿款，既不会出自政府，也极少出自居民的税后收入，而需要由企业支付。所以，中国有太多享有优势资源的居民，其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其名义收入。其二，除了少量大型国有企业和多元股份制上市公司受制于体制因素外，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很少分红。至于未上市的千千万万以自然人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绝大部分甚至基本从来不分红。和世界上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股民得到的名义股权分红即股息或红利极低，乃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当然不是因为作为股权投资者的富裕居民把公司都办成了永远不分红的慈善组织，而是资本在中国国情下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分红办法。
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与权力合谋或独谋为追逐超额和垄断利润而践踏法律，回避这个每天都在大规模发生、也是以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显然根本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资源垄断和市场垄断
市场实现机会公平的分配要以自由竞争为前提。遗憾的是这并不总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迷信市场逻辑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将今天的市场经济混同于教科书上18世纪Laisser-faire（放任）式小商品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其实至少从19世纪后期以来，垄断就成为市场经济内生的癌症。寡头竞争已越来越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垄断和行政权力的腐化，通常急剧扩大了市场经济中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
首先是制度资源。在原先垄断领域有限开放的若干制度资源，如需要特许权的各种特殊行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特种经营和贸易等，一部分人因为权势、人脉、公关等原因而捷足先登，有的还借助暗度陈仓的资本转移和输送一举成为暴富的资本。这种财富的积聚，固然也有眼光、机缘和努力的成分，但显然很难说是公平的分配。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在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问题上，中国社会的草根与经济精英第一次形成了全面的对立，就是因为有太多改制企业一夜间落入了原企业头头及相关权势人物之手。这些改制多数都提高了效率，但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不公平和使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自然资源。各类富豪榜上，通常地产商独占最大的份额。自然资源丰富省份的富豪也是坐山吃山的老板最风光。典型的如山西的煤老板，内蒙古等地的矿老板，家缠亿万，一掷千金。社会不可再生的土地、矿藏这些垄断性资源成为少数人暴富的资本。不说许多人取得资源背后的种种不能见人的伎俩，即使表面上合法，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总是让人觉得是哪里出了毛病。报上随手拈来的消息有，一位前首富2005年20亿元拍下的土地，现在脱手叫价100亿元转让。一个出了事的山西富豪，也是将旗下矿藏一次性套现百亿走人。在查处囤地捂盘的治理中也有消息报料，一家大地产商几年前在北京囤积的一块土地，至今尚未开发就已经坐地升值几百亿。东方市土地案还顺带暴露，时至今日，很多地方即便是政府和公益用地，也需从早前神通广大、低价占地的开发商手中买入。显然，类似这样大大小小因坐拥本是社会的垄断性自然资源而暴富的事情在全国比比皆是。在这种假市场经济的旗号，既不增进经济效率，又不鼓励创新创造，还极大地破坏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下，贫富差距想不扩大都难。
最后是市场垄断。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趋利避害、嫌贫爱富、赢者通吃，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多为寡头竞争的结构。寡头们尽享“批零差价”的规模优势：土地优惠、贷款充沛、政策倾斜。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富士康一类的大企业在各地所受到各方面的土地、税收、信贷规模审批和环境保护等优待，显然绝不是一般中小企业可以享受的。但很多寡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以公关政府官员、围猎项目标的、瓜分市场份额、垄断特殊资源为发家之道。当然，寡头之间亦有竞争，故并不完全是垄断、落后的力量。寡头大而不能倒是个别情况，但寡头小则影响地方，中则影响社会，大则影响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国家利益，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中机会公平多少只是就寡头之间而言，其于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之间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说，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只存在于等量资本之间。这是没有错的。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有资本与无资本之间，机会平等显然并不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好在现今中国最大的寡头们还多为国企。国企效率存疑，干预太多，问题成堆，但单就分配而言，还总算是肉烂在锅里，汤溢出去毕竟有限。如果确如一些人主张的不分底里，先加速私有化，不管嘴上说的是如何分利于全民，结果必然就如我们在先前所有改制企业中看到的那样，转眼间就会变为原高管及其关联权贵家族的财富。市场垄断就会更多地转化为权贵家族寡头之垄断。真正到那一步，中国改革的道路也就基本封闭了。综上可见，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局面，既有制度安排的严重缺陷，有权钱交易加剧的资源分配不公，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贪婪和催肥，也有市场竞争内生垄断的马太效应。显然，无视这些多以万亿元规模分配的财富和国民收入大格局，仅着眼于一些并不改变问题本质的枝节问题乃至虚构的矛盾，无论我们天天唱什么高调，都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由于制度歧视和权力垄断造成的收入和贫富分化，其危害不仅在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必然会减少社会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从而损害经济成长；更在于这种基于垄断力量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损害了社会竞争的公平性，既破坏了人们乃至后代在竞争中的机会平等，也无助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只会造成奢靡和傲慢与失落和仇视在两极的积累，从而必然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冲突，拖累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就削除垄断和歧视特权而言，效率和公平并不冲突，公平分配财富与激励创造财富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完全不必畏首畏尾，更不能受既得利益或偏见意识的左右，有选择地反对某种形式的垄断与不公（如政府特权与官员腐败），而容忍另一些形式的歧视与垄断（如户籍歧视与资本的巧取豪夺）。实际上，狼狈才能为奸。网开一面等于没有网。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垄断的不公正和制约它们的努力，其实最后都殊途同归。
因此，针对歧视性的垄断制度，能否切断农村土地征用的财富转移，使之全部用之于农民的福祉和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化，从而断绝一切人打农村土地生财的念头；能否把中国工人主体农民工的贡献反哺于他们及其家属，使他们能够在就业地安居和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能否拨出专款巨资，优先解决所有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利包括留守儿童的普遍免费寄宿制教育；能否迅速启动利率的市场化以保护亿万普通储户不至于成为银行和企业利益的输送者和所谓金融稳定的牺牲者等，所有这些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建立之前，还只能寄望党和政府从保持执政地位的长期利益出发，拿出为扼制贫富分化而壮士断腕的决心。此外，面对权力垄断、资源垄断和市场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和分配失衡，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我国社会财产和收入再分配的机制，揭示那些太久没有得到重视和修补的巨大制度漏洞如何造成保障社会公平分配最后一道防线的失守。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金融危机阴影扩散的背景下，各断层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日趋紧密的全球化运动将使这团野火燃遍世界各地。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人们往往在危机之后过早地乐观。
2009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greenshoot），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summerofrecovery），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
这场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影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
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ofGlo-bal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信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地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
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del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扎克·埃克斯利（Zack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Shrine）抗议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触发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迪乐玛·罗塞夫（Dilma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可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地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20国集团）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地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
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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