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压力使中国政治改革前景更模糊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区域性的紧张关系，也包括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对腐败的不满、民众参与压力的增大、既得利益的阻扰。
探讨中国的未来可能性大概是当今世界最为混乱、也最为困难的事情之一，至少在海内外政治学界是如此。在这一复杂场景中，不同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十年后的中国”这一表达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对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某种期待，二是依据既有的信息，研判和预测中国的发展状态。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的联系，但在学术分析时则应加以一定的区分。因此下面的讨论与其说是基于某种价值的期待，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情势的判断。我想简要说以下三点。
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一条自我演化的路径。这条演化路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维持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优化具体的制度、机制和运作过程；在应对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提升体制的人员素质和学习能力。这一自我演化趋势体现在诸多的方面，“十年一代”便是在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领导交班（代际更替）的制度化趋势。它不是设计出来的--精心栽培的接班人未必能顺利接班，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在我看来，薄熙来事件与其说是打断了这一趋势，不如说为这一趋势注入了不可逆的动力。
第二，基于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两个重要过程，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一演化趋势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全球化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现在比孙中山那个时代更能体会到世界潮流的影响，而互联网等高科技又极大地强化了信息开放的过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只能选择前进而不能后退，也无法后退。而市场化过程则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分化的利益、多元的观念以及不同的行动主体，它们一起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过程--不但重新界定了政治的内涵，而且也悄然改变着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性质。
在体制演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十年一代”，便可发现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是代际领导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延续性。由此可以判断：只要这个体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它就不得不去回应和适应；而外部和内部环境又制约了这种回应的选择空间和方向。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意味着这一体制演化过程不但具有充足的动力（当然也存在诸多的阻力），而且演化的方向是正向的。
第三，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区域性的紧张关系，也包括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对腐败的不满、民众参与压力的增大、既得利益的阻扰、深层问题的不断涌现，等等。此外，与政治革命不同，改革的行动逻辑是先解决容易的问题或体制浅层的问题。这一策略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通过成功的改革可以获得新的资源，它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另一方面，新的改革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因为它不但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问题，而且还要面对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时需要一点运气，这种运气既有外部环境的成分，也包括国内是否有把握这种机遇（及回应挑战）的能力。
尽管如此，就整体层面而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依然是问题导向的、渐进的。领导人的决策和施政将在基本框架内进行，这一点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期待自由主义式的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作为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基于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民众的期待。就政治领域而言，我觉得有三个重点：一是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给民众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二是加大反腐的力度，在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上有所进步；三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提高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包括预算公开和监督），在小政府不复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来制约权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政治符号以及什么样的政治符号，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简言之，对未来十年的预期不能与过去割裂开来，体制演化的观念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连续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变量。就体制演化的长程而言，十年的时间似乎短了一点，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但它无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片段。
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
程亚文（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区域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区域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中国要以“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须大幅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而不能一味延续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套路。
海外舆论还在关注中国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将给中国自身以及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仅仅过了一年时间，世人关注的焦点，就已经转移到中国何时将取代美国而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世纪”将何时到来？世界的变化实在是过于迅速了！笔者相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不会适应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变化。作为身在中国的一个观察者，我对“中国世纪”当然怀有期待，可是心情又绝对毫不轻松。我所忧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果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将不断提升的经济总量和快速增高的财富水平有效转化为强盛的国家战略能力，那么不仅中国复兴将是镜花水月，中国要想保持国家稳定存在都有可能是一种痴想。关于这一点，在《国家生存的底线能力》（《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一文，笔者曾做过粗略分析。
中国复兴要预防五种局面
在追求国家复兴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防止因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而发生国家解体或发展进程停滞。而以下五种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一是由族群隔阂而产生严重的民族分裂主义。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重要的一个成因，就是这些国家在后期都爆发了因族群意识增强、族群隔阂加深而带来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它使国家的同一性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经历说明，如果不能产生相对均一的国家认同，即超越各种具体的族群差别而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民族认同，国家的内部安全就始终没有保障。
二是因地区发展高度失衡所导致的地方分离主义。晚清的崩溃及其后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就提供了这种现实案例。但对此最具参照价值的，则是美国南北战争。内战前夕，美国北方与南方一为资本主义制度，一为奴隶制经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架构还是文化意识，都有鲜明分别，这种发展差距最终引发了难以调和的不同政治要求。美国南北战争的案例说明：国家内部即使没有族群差别，但如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发展断层，也非常容易破坏国家和民族认同。
三是国家发展丧失主动权。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曾经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短短几年时间，沙皇俄国的经济即告崩溃，帝国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其“强大”的工业生产，竟是花拳绣腿根本禁不起折腾。原因何在？沙俄的教训在于：当时处于世界前沿地位的那些产业，都操之于外来投资者，沙俄自己并不掌握技术上的优势，“1914年，90％的采矿业，将近100％的石油开采业，40％的冶金工业，50％的化学工业，28％的纺织业，都是外国拥有的”。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就不会有操之于己的战略产业，也就没有把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与此类似的大型国家实际上还有解体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后期所实行的“外侨权益制度”，让外来商人掏空了帝国的经济命脉，而一度强大的拜占廷帝国，后来则被威尼斯商人控制了经济运行。这两个帝国的问题当然不全在于技术创新能力不够，而在于把国家经济运行或增长的动力交与他人。
四是国家发生内部文化分裂。蒙古帝国的崩溃，就是从文化分裂开始的。在蒙古人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帝国后，帝国后来一分为三，很大原因在于文化因素。东方的大汗国皈依了儒家文明，最终建立起了传统中国式的国家；中东和阿拉伯的伊尔汗国在旭烈兀死后，则尊伊斯兰教为国教；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是，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只有蒙古本土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但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已经对外界毫无威慑力。文化的分裂，使一个庞大的帝国丧失了统一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向心力，帝国的不同部分从此便向不同的方向各走东西，直至最后化作历史烟云。蒙古帝国崩溃的经历，说明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存在明显的宗教和文化分别，在宗教和文化上没有共通性（非共同性），会深切影响到国家认同。
五是人口生产发生停滞。同处欧洲大陆的法国与德国，在19世纪以来随人口变迁而发生的竞争优劣态势变更，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人口生产对国家命运的重要影响。1870年是法德两国人口数量关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欧洲大陆两个最大国家经济实力和战略能力优劣态势变更的分水岭，在与德国的竞争以及世界影响方面，法国自此之后再没有占过上风。在此之前的1850年，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法国人口也一直相对德国较多，法国与德国的较量总是以法国占优。1870年随着德国人口数量超越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与总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当时在经济增长中最有代表性的钢铁产量，差不多已达到法国的两倍以上。这种优势最后通过1870年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淋漓尽致地得到了体现。
囿于篇幅，对以上五个方面，在此一笔带过，不作详述。在假设未来中国不会出现上述五种致命性问题的前提下，会不会有“中国世纪”？可以从放大版和压缩版这两种方式来理解所谓的“中国世纪”。放大版的“中国世纪”就是现代以来曾经有过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模式，由一个全球性帝国主宰世界事务。这样的梦想对中国已经不合时宜，原因在于当年形成“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的条件，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均从大规模战争中形成，当今世界如发生大规模战争便意味着共同毁灭。与此同时，如今的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无中心时代。打个比喻，当前世界政治场域中的游戏参与者，乃是一头老虎、三只狮子、五匹豹子共存。一头老虎是美国，它的力量虽然比狮子、豹子都强大，但却在狮群、豹群的围攻下，日益显得势单力薄。三只狮子是中国、俄罗斯、欧盟，它们与美国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大国政治结构。五匹豹子是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伊朗等，这些中等强国各有自身意志，并且印度正在由豹子向狮子演变。狮子、豹子的批量存在，不仅使得现存的一只老虎在逐渐缩小其活动范围，同时也使未来再出现一头新老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低度的层面来考虑“中国世纪”的提法。这个压缩版的“中国世纪”，是指中国在未来某些时候，成为与其他显要大国一样，在国际影响力上排在最前列、不处于其他大国之后的国家，可以认为是在权势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国家，但却又并非是唯一一个处于第一位的国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打量“中国世纪”，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需要中国自身的努力，它的一个基本内涵和条件，是中国要真正成为在世界绝大多数重要议题上都有举足轻重发言能力的全球性国家。当年形成“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都曾以英国或美国为中心形成了全球化体系，恰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鉴于此，今天的中国要致力于推动多多少少以中国为中心--或者说其中一个中心是中国的新的全球化体系。这同样是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世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
经济全球化发生了逆转
关于这一点，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乃是一个明显标志。自那以来，世界各地不少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最近一轮全球化浪潮，已经步入昏途、风光不再。目前仍在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近两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趋向激烈的货币或汇率争端，都在不断强化人们关于“全球化终结”的感觉。
这种感觉有可能对了一半。就像曾经一往无前的潮水突然被横空出世的礁石挡住了去路并激起回流那样，为世人讲述多年、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全球化套路，目前已遭遇逆转，且没有从“礁石”上跨越过去的迹象。全球化的困顿是如何产生的？还是要有一点历史感，也就是要看到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顺流而下的历史结构”，而非仅仅注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大事件。
放宽时间跨度，全球化并非初生婴儿，仅在过去500年来，就已有过几次全球化浪潮。以往的全球化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从动力提供来说，全球化都是由西方国家所推动--16世纪到20世纪初主要是欧洲，20世纪中下叶以后主要是美国。长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都被西方世界所控制，并驯从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它在最近几十年间的代表性国际组织及机制，乃是七国集团（G7）。
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产与交换，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没有强大的自洽性目的和意志。而“现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也正是从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而建立起“现代性”的国家。在工业化成为国家发展的主题、工业实力是国家的新的主要力量来源的情况下，以工业资本为主的产业资本是这段时间的历史主角。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延续了全球化的既往特征，但又有所变化。这一轮全球化的背景，已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全球化过程有所不同，那就是西方国家已普遍完成工业化、进入了所谓“后工业时代”，现代国家体制也已高度完备。产业资本不再为西方世界的核心权势阶层所看重，金融资本开始脱离实体经济而演化为自洽性力量，世界因此进入了一个所谓“虚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权且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物质内涵的全球化模式当作一种全球化试验，那么，2007年以来的全球变故，已经给试验判了死刑。它不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掏空其财富根基，也锈蚀了其勤奋创业的精神传统。
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
先从精神层面来说。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传统发达国家如今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良好福利保障体制下生活无忧的大量公民，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业已丧失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勤奋创业精神，转而为“提高生活品质”专事向国家索取，而不去努力劳动，创造更多财富。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有其精神动力的。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
然而，这种精神传统现在却已显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国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思想，都活脱脱勾勒出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公民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疲钝。日本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岸田秀发现，21世纪的日本社会充斥着“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三无”青年，与勤劳向上的父辈们相比，这些20岁到34岁之间的男性，“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性欲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着，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仅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草食男”的批量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20年”隐隐有着对应。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美国人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他所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愿意为国家的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和喊出“跟着我”。这些现象和品质，在当前的美国已无迹可寻，相反，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的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对全世界所说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
价值观向消极无为和享乐主义方向的演变，当然不纯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当西方在向工业化迈进时，西方人一开始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懒惰”。马克斯·韦伯在百年前的知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谈到这一幕有趣现象：当时大量东欧农民跨过边境，前来德国垦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许多德国容克地主的欢迎。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当年德国已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已从农业中脱离，德国人懒得再务农。
20世纪下半叶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有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一边失业严重，另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不久前一位朋友从美国访问回来，他与美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对此就有深刻印象。比如他发现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失业率达到了将近20％，尽管官方数字说不到10％。但这些失业人群并不愁生活无着，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以基本生活保障。“低贱”一点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而多交给“贱民”去干，是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所说的拉美“外来越境者”，撑起了这些脏活累活的“蓝天”。而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消息说在美国的“黑户口”拉美裔青年纷纷要求从军，原因是他们听说只要为美国军队卖命，就有可能获得一张美国绿卡。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完善，但比起非西方国家来说，则又优越得多。欧洲的情况则又更上一层，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能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知道问题所在和要从何处解决问题，如福利制度一样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政治体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勤快国家”接力全球化新进程
发达国家的过度福利、清教精神没落以及沉重债务，所影响的不仅是传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面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也因此掀开了一页新篇章。简单地说，就是旧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不能不终结，而新的、由所谓新兴国家为引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成形。
在“养懒人”的福利制度娇纵下，与实物相关的产业资本在传统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已越来越无利可图，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税收负担，腐蚀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再次勃兴，里根、撒切尔式的小政府主张、削减福利支出及对资本权势的放任，与其说是为了巩固对非西方国家的霸权，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自身的资本外逃，因为产业资本是与就业直接相连的。
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产业资本逃离西方的步伐。为弥补高昂的福利支出所带来的财政亏空、继续少劳多得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些“后工业化”国家转而竭力推动金融全球化，以便在全球市场发行债券，从全球市场获取物质和财富来源。美国则干脆利用自身的美元霸权，以铸币税“空手套白狼”，靠打白条来维护体面生活。
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一扫之前辛勤创业的劳模形象，转而养尊处优，靠从后发国家借债或耍弄金融诡计骗取钱财为生。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普遍性地蜕化为世界体系中的懒惰国家。
但这并非世界的全部。与西方国家的懒惰化相比，后发国家眼下却是当年发达国家发家致富时的样子，勤奋创业，积极进取，实业至上，储蓄率高，不喜欢借钱过日子。这些国家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了借给别人钱的国家。
更要指出来的是，后发世界的这些勤奋国家，在追随全球化浪潮“借梯上屋”也变成准工业化国家后，从全球物质生产和流通来说，业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原先的那只由西方国家搭起来的全球化“梯子”，在它们眼中已褪去神采。最近十余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日益加重，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BRIC）再加上土耳其、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七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由1992年18％上升到2009年的29％，同期老的七国集团则由5l％下降到40％。预计到2017年，前者就将超过后者。
后发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则持续下降，这些国家间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生产上的分工合作，完全复制了历史上的全球化物质产品交换方式。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自1997年以来增加了20倍，与拉美的贸易不到10年增长了14倍；巴西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2003年以来增加了4倍，与非洲的贸易额则增加了5倍，总额达到26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巴西与德国或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也都在迅速升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被提及的亚非拉世界的南南合作，如今已经有了实质内涵。
这种脱离西方国家的新全球化模式，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引擎的含义所在。这当然不为传统经济权贵所乐见。欧洲和美国近年间的策略，是希望通过吸收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起二十国集团（G20），来继续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套路。但只要先发国家不改变那种寅吃卯粮式的生活方式、不放弃对全球化的主导，过去那种由西方控制下的全球化模式，注定将病入膏肓、死路一条。
新旧两种全球化模式间的冲突，也借由包括G20峰会在内的各种国际场合频繁浮出水面。欧洲在希腊债务危机后已使欧元贬值，美联储采取多印票子的办法使美元贬值，而在去年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和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都批评人民币升值缓慢。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惊呼世界正在陷入“货币战争”。去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围绕货币问题发生的争吵及缺乏共识，已将两种全球化体系间的冲突暴露无遗。
中国应联络新兴国家推进脱离西方的全球化体系
全球化体系的新陈代谢以及其间世界经济、政治权势将要发生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将引发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甚至政治对抗，这尤其会体现在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后发国家中国的关系上。去年中美之间围绕人民币汇率、“天安号”事件、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等发生的激烈碰撞，以及中日关系再次急转直下，已为此做出了注脚。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与一些重要守成大国的关系，从基本面上说，还将延续去年出现的事态，这对未来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个严重挑战。
不过，也应看到，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出现及新全球化体系的崛起，也在为中国进入世界经济、政治的最前台以及调度全球资源化解国际压力和突破重围。创造了明显可以利用的条件。中国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是在全球战略上，要主动积极推动后发国家间的全球性物质交换体系的完善。也就是要真正实现“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个老概念，体现的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合作、共同扶持的思想。
现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已很少提到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南南合作在今天才真正有其现实可能性。后发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体系，但它们之间要达成更高程度的经济联结，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或强制，还有赖于在经济、政治上进一步整合。这又有赖于少数先走一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为突出的新兴经济体发挥领导带动作用。
中国推动南南合作，首先和关键还是在亚洲两翼。一翼是东亚，另一翼是中亚、中东。要继续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与中亚、中东的物流畅通。而这又要以丰富与亚洲国家间的交往议题为前提。过去一些年间，中国致力于推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外交，有力推进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及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合作，成效是明显的，但东亚不少国家近一两年间与中国围绕海洋权益问题而引发的争端，以及为美国“回归”亚洲提供方便的场景，说明仅仅依靠经济外交又是不够的。中国要在国际交往中走出“GDP至上主义”，在不懈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重视政治、安全议题，推动与亚洲国家间更多的安全合作，以避免亚洲内部问题继续被美国所利用。
这些年来，一些新兴国家已有意识加强彼此间的协调配合，“金砖四国”由纸上概念成为现实机制，并吸收南非参与其中，就是重要变化。但能够囊括大多数重要新兴国家的协商机制还没有出现。中国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其方式是要主动联络重要新兴经济体。在“金砖四国”对话协商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新兴经济体论坛之类的组织机制，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以整体的面貌共同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搭建起新的平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需要认识到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逐渐转移，如今已经快要到达临界点，传统工业化国家不可能继续维持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主体位置，新兴经济体要为权力转移做出充分准备，不能继续在西方安排的七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组织内充当配角。新兴经济体要做世界体系中的主角，首先就要在国际机制上有为自身服务的组织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就世界经济、政治或其他议题展开讨论、提出构想、发表意见。新兴经济体论坛应当承担起这种职能，它的设立既要体现经济代表性，即参与者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同时又要体现地区代表性，即参与者是能够在所在地区发挥影响的重要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越南、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中国等国，都应在新兴经济体论坛之列，而传统工业化国家可以作为观察员国参与该机制的对话协商。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新的全球化体系与老的全球化体系还相当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后发国家还依赖于老全球化体系提供的金融网络进行贸易往来。新全球化体系要获得进一步成长、新兴经济体要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与其经济总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须摆脱对旧的全球化体系的金融依赖。过去几年中，中国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开展的货币互换，在这方面已做出探索，应以新兴经济体论坛为平台，在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间发展出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金融合作。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一旦真正在经济全球化上摆脱西方，老的全球化体系对中国的压力也就会化解于无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也就永远免于被孤立的状态。
中国无论寻求外交突围、长远发展还是国家复兴，其对外战略安排，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动建设以欧亚大陆为依托的新的全球化体系。其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三环”国际体系。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区域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区域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中国要以“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须大幅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而不能一味延续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套路。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问题是通过新兴经济体论坛抓住节点国家。这个节点国家有两种类型：一是从全球层面来说可以产生地区影响力的国家；二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处于地区性或全球性交通枢纽地位的国家。在新的对外交往、地缘政治安排中，在全球各处活跃的“中等强国”，以及处在欧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即节点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才是中国需要优先考虑、重点打点的交往合作对象，而非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
公平分配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行政教研室主任）
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中国发展史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因此，如何理性地认知和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发展实际，以免被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奇迹论”、“威胁论”等论调模糊我们的视听，干扰我们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仍在继续。未来30年，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之第一个30年要严重得多，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我们的GDP总量30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目前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国的人口与GDP总量一直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即使是在1840年中国陷入屈辱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还占世界的19.6％，排名世界第一，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人口占世界的30％以上，也是世界第一，当时世界的总人口也就是大约11个亿。较为典型的是大宋王朝，其GDP总量最高曾达到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大宋王朝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最后轰然倒塌。
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衡量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标准。经济发展只是为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能不能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实现富民强国，良性的制度安排是关键。我们经常讲“发展陷阱”，根据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我国未来五年正处于“发展陷阱”阶段，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面临着解决贫富差距和权力腐败两大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建设任务，能不能做好，取决于我们的民族智慧和政策选择，否则，我们也可能陷入“发展陷阱”。
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的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GDP总量仅有2680多亿美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因此，改革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制度设计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甚至为了发展，我们还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对策，这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近6万亿美元，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贫困”问题变成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而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历来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一个社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指标。
这就是说，未来30年，中国改革将步入一个新阶段，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所决定的，我们讲要“改革顶层设计”，一个重要意蕴就是要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防止片面性的认识，错失改革良机或改革的“机会窗口”，为国家和民族酿成危机或灾难。否则，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人民是不会宽恕我们的。
诚然，现在我们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实力确实增强了。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主角”之一。可以预料，在未来30年，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关键“爬坡期”的未来10到20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奉承”我们的言论，还是“骂杀”我们的言论，都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的“正常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那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或为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人，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障碍。事实上，各种资料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改革任务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基本维持，一个关键环节并不是发明了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利用这一制度为民族国家服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利用这一制度形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创新社会分配的新方式，比如社会福利制度等，从而有效地消解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一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目前，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人民满意、具有幸福感。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但事实上GDP只是权衡和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不能反映一个国家个体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它也不能解释经济快速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和谐幸福，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不可能实现。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家，在国民具有勤劳、智慧、和平、服从、亲和政府等诸多优良品质的国家，只要政府能够正确地、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按照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运用权力，清正廉洁，经济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就会安静祥和，人民就会幸福安康，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们也就不会把中国的发展看成“奇迹”，而会把它看成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一句话，中国未来能不能快速发展，既取决于我们对核心价值的践行，也取决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和制度建设的能力。
政府要逐步适应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
邓聿文（《学习时报》副编审）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必须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它们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冲突，而在于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能否容纳矛盾和冲突，容纳的能力有多强，以及能否建立制度化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否则，当矛盾和冲突还处在萌芽的时候，政府就会惊慌无措、草木皆兵，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态度显然不利于社会建设。
去年，中央在党校举行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在讲话中把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提高到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这无疑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做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在当下的中国极其重要。从某个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要想实现所谓的“中国世纪”，必须补上社会建设这块“短板”。如果说经济建设解决的是人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建设解决的就是温饱之后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虽然与经济建设有着直接的甚至基础的关系，但在基本的生存解决后，能否更好地发展其实更多取决于社会建设。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的工作。而要做好社会建设，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须在以下几个关键的问题上有所突破，否则，沿用现在的思路搞社会建设，势必事倍功半。
第一个问题：社会建设是赔本的买卖吗？
某种意义上，社会建设可说是掏钱的活，只有付出而没有进项，于是乎，对一些被以GDP为政绩导向浸淫多年的地方政府而言，大搞社会建设就是赔本的买卖，对地方的财政收入是个考验。
从现实来看，地方的财政收入普遍的不宽裕，而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很多地方政府对官员的要求依然是GDP挂帅，工作好不好依然看招商引资的绩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与管理确实应该考虑地方尤其是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的客观情况，也要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分成体制，让地方有充足的财力从事社会建设。但是，不能借口困难而不去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必须认识到，长远而言，社会建设不但不是赔本的买卖，反而能够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创造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源优势，引导资源由经济领域向全社会领域配置，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效率更加提高，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公平。极端点说，今日百姓对政府的要求并不高，政府在管理社会的时候，如果更加人性化一点，更加依法一点，更加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尊严一点，一句话，更加从百姓的角度考虑一点，民众就知足了，政府管理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要创新社会管理，还有一种认识需要纠正，这就是幻想着社会没有矛盾，在自己管辖的那一亩三分地里不要出问题，出了问题要么压着、捂着，要么用钱来收买，这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态度肯定不对。社会矛盾不是能够消灭得了的，不是人们视而不见就不存在。
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正确的合乎逻辑的认识应该是这样的，它是社会常规化的组成部分，指望靠严防死守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不可能奏效。相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积极作用，它能使得人们的情绪、不满和压力在冲突中得以释放，只要这种冲突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就会避免对社会稳定形成直接冲击；社会矛盾的存在也使得政府能够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并作出反应，避免问题不断累积，最后积重难返，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有利于发现问题的。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我们要持一种正面的看法，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世外桃源，何况，世外桃源并不表明就没有矛盾和问题，所以，政府要逐步适应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它们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冲突，而在于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能否容纳矛盾和冲突，容纳的能力有多强，以及能否建立制度化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否则，当矛盾和冲突还处在萌芽的时候，政府就会惊慌无措、草木皆兵，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态度显然不利于社会建设。
第二个问题：民间组织是政府的异己力量吗？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社会之复杂、地区差异之严重，即使再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事情包揽起来，更不用说让治下的百姓全部满意。相反，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把所有的事情包揽起来，多半是做不好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要解放思想，不要以为政府管得越多，越能体现政府的权力，越能让老百姓怕自己。权威不是在“怕”字中体现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让百姓信服政府。与其做不好让百姓在背后骂自己，不如让社会自我管理，政府起一个指导、规范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向社会放权，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与发展，作为政府社会治理的合作伙伴。
从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来看，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填补政府用于社会发展方面资金的不足；能够开拓大量就业机会；资源运用具有透明度和合理性，能够较好避免资源浪费和贪污；能推动社会广泛关注与帮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金与人力薄弱的某些部门，以及遭遇困难的弱势群体，如失业与半失业工人、残疾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儿童、妇女、少数民族等；对发展滞后地区的转变也有作用。所以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政府及其官员不像我们这样累，亲力亲为，还落下埋怨。那样的政府哪儿有事，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志愿者组织。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必须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由于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因素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形成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抗争行为要好得多，不仅有利于协调具体利益关系，还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保持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民间组织由于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还能动用组织的力量，组织不同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对如何满足需求寻求解决方案。因此，民间组织可以从社会的不同角度向各级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和信息，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这些服务，减轻政府的负担。
总的来说，在中国，民间组织可发挥如下作用：一是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二是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三是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改善了政府的形象，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四是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制约。
但民间组织这些作用的发挥，前提是政府要正确地认识民间组织的性质，端正对民间组织的态度。不要把民间组织看作是与政府对立和竞争的关系，是一种异己力量，好像民间组织天生就是要来与政府争夺群众基础似的；也不要把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的下属部门或隶属单位来管理。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民间组织置于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组织看待，两者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由于对民间组织的这种错误认识，民间组织所受的限制比民间经济还多，应该放手让包括外国非政治性基金会和环保组织等在内的民间组织有一个自由的发展。政府的任务是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并通过制度建设把这些不同的利益和组织整合到国家的政策和决策中，引导、支持、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体系。例如，可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或办事处，负责民间组织的建立、引进和管理，研究相关政策的制定；可划拨一部分资金（以项目划拨方式）支持国内有志于从事该项事业的民间团体，特别支持民间社团在弱势群体的服务中发挥作用；可给予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筹募善款的权力，以弥补资金上的欠缺；建立支持和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如在税收上对慈善组织捐款捐物的机构与个人给予优惠的政策。总之，要推进社会建设，就必须让民间组织有一个大发展。
第三个问题：网络民意是洪水猛兽吗？
网络的兴起是21世纪最伟大的技术革新，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使得政府的管理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尤其是权利的平等性，使得它具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生命力，网络颠覆了传统政治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和封闭，使政府单方面控制和垄断信息越来越难。因此，网络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式，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被压抑的参与热情重新得到了释放，从而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大大增加了公众的话语力量，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对政府的网络监督模式。
传统的对政府的监督基本是一种间接监督，在其过程中，时间和信息的损耗在所难免，加之体制缺陷以及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监督效力比较有限。而网络特别是其中的微博则创造了一种更为直接、快捷的监督渠道，扩大了公民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使公民能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主体地位，构成了直接民主的某种形式。近年发生的很多事件，在网络曝光后，大都能得到政府的及时回应，并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效果。正是网络所起的这种作用，使得过去很多被传统媒体遮蔽的反映社会底层的尖锐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甚至不加修改地“直达天听”，激起社会的关注，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
对于网络的这种独特功能和它所创造的全新的监督模式，虽然这些年来政府及其官员在努力地适应，但总的来说，多数政府官员并没有认识到它的积极作用，把它变成政府工作的得力工具，而是过分看重它的负面效应，把网络民意和网络监督看作是洪水猛兽，不愿接受网络监督，甚至妖魔化网络监督，或者仅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作秀的道具和长官意志的点缀。尤其当网络民意触及到政府和官员的切身利益时，还可能出现采取专政手段打压网民的情况。如网络上出现对某地不利的言论，当地政府特别是网络主管部门就使用删帖、封IP、关闭网站的做法，或者直接动用警力拘捕发帖或转帖的网民，造成恶劣影响。
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之所以把网络看成是洪水猛兽，在于对网络民意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的朋友陈少波前不久在香港天大研究院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内地的互联网现象进行了跟踪研究，他们发现，当今网络上比较难以管理的各类跟帖、论坛发言、微博与博客等这些官员们最害怕的也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平台上，有这么几类网民比较活跃：第一种是少数网民使用粗俗、下流、反动的语言污蔑他人，攻击政府与公职人员，散布不负责任的流言，这类人数有限，但能量不低。从动机上分类，这类网民又可分为怀有某种目的和纯属发泄两种。有目的一类包括接受了任务的公关公司、徇私报复他人者，也就是网络“水军”，以及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第二种是目前活跃于微博、博客、评论与论坛的网络“知道分子”、意见领袖、网络化的专家学者与网络写手，这类网民目前成为网络上非主流中的主流，对主流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往往能够在网络上制造话题、“引导舆论”；第三种则是以引起公共关注的社会事件为主的“网络上访”，由于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加上“上访不如上网”这种微博语录的广泛传播，通过各种途径在网络上制造舆论，以引起社会关注，达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现象逐年增多。据统计，过去三年发生的较大的网络事件，有37％属于这类。
传统的以“封”与“引”为主的做法已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与其成天派人24小时盯着网络，防这防那，疲于奔命，不如化堵为疏，让网络成为政府工作的帮手，密切联系群众的推手。这就需要政府端正对网络的认识，平等地与网民交流。领导干部不但要“触网”，还要真正像了解自己辖区的社会一样去认识网络，对网络作一些调查研究，“实地考察”。网络的可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自身的应对失措造成的。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对网络事件做出妥善回应与处理，决策层与虚拟网络社会严重脱节，这使得政府的处理不但起不到舒缓矛盾的作用，往往还会对激愤中的网民“火上浇油”。
现实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伤人、传播流言、污蔑他人甚至杀人的机会，但之所以不敢也不会去做，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官司与法律制裁存在。如果对网络的管理也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网民的行为规则，政府就不用每天去盯住一些人如何煽动颠覆、污蔑他人、造谣生事，那些人也会因担心法律的制裁而自我约束。
当然，在“以法治网”的同时，一定要分清言论自由与利用言论犯罪的界限，要对在网络上践行言论自由、理性言说的网民加以区分与保护，否则，就变成用法律打击网民。另外，也要慎重对待用“上网”代替“上访”的网民。其实，现在人们有问题不去“上访”而“上网”，无非是希望借助虚拟的平台找到同情与共鸣，从而引起政府重视出手帮他们解决问题。无论从国家还是地方的整体利益与和谐来讲，这都是好事，总比他们去广场闹，去政府机关静坐要好。所以，绝对不能像对待捣乱分子那样对待这类上网访民，不能一见访民上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的帖删除掉，应该设立相关网站（例如网上上访中心）与机构，认真面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并解答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群体事件一定是坏事吗？
群体事件的兴起和发展与网络有密切关系。一些网络事件往往因为地方政府处理不当，发展成为群体事件；但更多的是现实群体事件中的集体行动在网络的参与下扩大化、街面化和广场化。仅从此点就可看出网络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但群体事件并不完全等同于网络事件，它有自己的特点，群体事件的扩大根本原因是由于政府应对失措造成的，不可完全归咎于网络，否则就本末倒置。
对于群体事件，从近10年的发展来看，有两点不能不提，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二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一旦群体事件和社会抗争染上政治色彩，有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往往就预示着社会和现政权的对抗程度加深，社会存在一个明确的反对派，民众抗争的方式也就会由原来的非暴力转向暴力，如果发展到这一步，表明全面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已经生成，社会可能会存在较长时期的内乱。对群体事件马虎不得。
但对群体事件的处理，目前地方陷入了两难之中。如果镇压，在当前的社会态势下，不见得有效；任其发展，更不行，上面还有维稳考核的要求。怎么办？目前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在部分地方，尤其是基层，动不动就使用警力对付群众；二是镇压不成，就采取收买政策，也就是所谓“人民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后一种做法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但并不可取，因为用金钱收买也许暂时能把事情摆平，但时间长了会助长一些人的勒索心态。当前一部分上访专业户就是这样，上访的目的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索要政府的钱财。因为他们看到在维稳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下，一些地方领导怕出事。你越怕出事，我就越要弄出些事来，不想我弄出事来，拿钱来！把上访当成了一门生意。
有没有妥当处理群体事件的方法？有，但首先要求我们改变对群体事件和维稳的观念。毫无疑问，群体事件的副作用及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群体事件客观上对社会发展也会起到积极作用。群体事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首先在于它能够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社会能量，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以心理平衡，这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有积极作用；其次，它也向社会发出了警告或信号，表示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必须加以补偿，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问题需要纠正，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应该完善等等。因此，群体事件还可以起到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报警器的作用。
需要改变的第二个观念，是要把追求“刚性稳定”变为追求“韧性稳定”。所谓“刚性稳定”，是学者于建嵘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按照于建嵘的解释，“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状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而目前的“群体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这样也就把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推到了前台，成为冲突的一方。它产生的后果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因此，为了维护“稳定”，除了暴力压制或者通过某种策略消灭这些事件外，不能谋求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这样，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
肯定群体事件和社会抗争的积极作用，改变维稳的观念，并非鼓励群体事件的发生，而是因为只有正确认识群体事件的性质，才能妥善审慎地处置好它。事实上，分析群体事件兴起的原因，其直接的导火索，无外乎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则反映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利益分配不均，收入差距扩大，民众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损的现实。改革和经济发展使得民众拥有了私人财产，有了财产就需要对财产的保护，并进而发展成对民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而外部开放的扩大和信息接收的相对自由，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则进一步催生了民众的权益意识和民主意识，并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支持手段。
因而，要有效消化各种群体事件和社会抗争，化解社会可能出现的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起一套有效容纳不同群体参与和表达的经济、政治体制。这就必须增加社会结构的开放、包容和弹性，消减社会结构的封闭、对立和刚性；增加社会成员诉求自由表达的机会，以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整合国内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群体，提倡社会成员间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构建起通过谈判、妥协消除社会成员间纷争的机制。通过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化，为自己找到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
最后一个问题：政府为什么要依法行政？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用说，上面那些问题要妥善解决，都涉及到政府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事实上，社会建设要取得突破，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离开了政府万不可行。更进一步，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可归结为政府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严格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促使政府依法进行管理，以法治权、以法治国，建立法治的权威，一切都免谈。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与过去相比，普遍有所增强，但懂法并不等于就会自动依法办事。流行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依然是权大于法。前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在受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原来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以为什么都懂，但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才发现，我其实是个法盲。我现在非常懊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在民主法制国家，省委书记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刘真的不懂法吗？看他在台上大谈法制，不像，可他又可能确实不“懂”法，他不清楚法的真谛和实质，法首先是用来治官治权，而不是用来治民的。但在我们一些政府官员那儿，恰恰相反，法是用来管老百姓的，不是用来管我这个领导的，在“我”的地盘里，“我”的意志和权力就是“法”。从而，在不少领导干部眼里，遵纪守法、循规蹈矩是无能的表现，唯我独尊、一言九鼎方能显示出个人的权威来。充其量，当法有助于“我”的权力使用时，还能撑着一个“法”的门面；当法碍手碍脚，对“我”权力的运用有约束时，就被撇在一旁。
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之所以不屑于懂法，除了中国历史上权大于法的传统影响外，还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从实际看，制约官员的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都很差，特别是习惯于以部门文件来约束和监督权力运行，对官员的处罚经常是以党纪政纪、行政处罚、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制裁，而且标准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威慑性明显不足，这部分造就了官员的“以权代法”“以权欺法”“以权害法”。二是政府习惯于红头文件、政策及内部规定之类管理社会，并作为执法依据，这也助长了权大于法的现象。宽泛意义上的法律既包括正式的法律，也包括政府内部的文件、政策、条例、规章等，可以把前者称为“大法”，后者称为“小法”。中国缺乏法治传统，长期来，从上到下，都习惯于以自己制定的内部之“法”管理社会。这在拆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对拆迁来说，国家的“大法”《物权法》法律效用抵不过国务院的《拆迁条例》，国务院的《拆迁条例》（现改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又比不过地方各自制定的拆迁办法。原因在于，即使国务院的条例，也没有赋予地方强拆的权力，相反，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出台规定，严格禁止强制拆迁、暴力拆迁等行为。但对地方来说，用自己制定的办法作为拆迁的执法依据，则方便多了。所以，当江西宜黄的官员说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时，他心中哪装有法律。
因此，要搞好社会建设。除了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让渡权力，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外，还必须有对政府行为、权力本身的直接限制和约束，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否则，出于权力的扩张本性，它必然要垄断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把手伸向各个领域。挤压民间组织和公民的生存空间。政府垄断社会资源，如果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就罢了，如果政府也像一个自利的人那样，只想享受权力带来的荣耀和好处，并不想用权力为民谋利，那肯定会制造无穷的矛盾。这对推进社会建设，绝对有害无益。
民主就是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今天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观念在推动，而是来自现实、来自实践的压力在推动。比如在基层，一些地方政府对干部的任用制度主张采用三种方式，考选、推选、民选。这是一种改变。由于特殊历史和国情，中国的历史给中国人民的权利空间其实是很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仅仅政治抗争就能争取到的，权利与自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和扩大的。
两三年前我遇到东盟的前任秘书长，向他提了个问题：现在是“中国制造”的时代，大家都说中国的发展是因为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世界上，包括亚洲，也有一些国家，有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力和资源禀赋，却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这是为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转述了当时印度外长说过的一段话。那位印度外长年轻时候在北京学习过，40年后来中国南宁、北京等地参加东盟10+3会议，看到中国巨大变化十分感慨。他说：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太多的民主、太多的选举，把印度很多事情都耽误了。说到中国的政治发展，根据我的观察与思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给了社会、给了人民以很大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维新改革几乎是同时起步。当时中国有奕等人的《六条章程》，明治维新的纲领是《五条誓文》。1868年3月，年轻的天皇带领群臣昭告天下，讲了五条，后来被称为“五条誓文”，很简练的五句话，讲的都是民主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相比之下不难看出，奕、桂良、文祥所奏章程六条，讲的都是具体的事，甚至包括开办外国语学院--同文馆等。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不到三十年，打败了中国。中国人真正注意到制度层面的问题，民主的意识与观念的真正出现，是从甲午战争以后。明治维新的重要意义，一个美国人概括得最好，他指出，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点变化，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一个千年来仰望中国的所谓“蕞尔小国”居然因社会改革和变法而崛起，进而打败泱泱天朝。日本的崛起以及甲午战败，对中华民族是个极大的震撼。日本崛起究竟为什么？按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一个价值的转变，整个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就是：社会制度转向了对于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承认，日本的改革让日本人“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中国这三十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从“文革”后期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价值导向的转变。这一转变，给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一个极大动力和空间，中国社会中蕴藏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般喷发出来。由此，想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说实话，原来我还不太理解他老人家的这句话，我们从各种教科书读到的民主定义可不是这样的！但这难道不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吗？！
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国式的民主的第一含义就是：它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国际环境以及我们发展的阶段，仅有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显然还是不够的，仅这一点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还有第二个奥秘，或者第二个要点，这就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需要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个方面。中国的民主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同时它又有一种机制，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这个机制有三个要点：第一，权力、政治结构方面的三统一，也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句话如果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三统一体制”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可以减缓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降低群体间的利益交换成本。刚才提到的那位东盟秘书长，还跟我谈到东盟的“西进战略”和日本的“南下战略”。作为东盟的秘书长，他很了解这个过程。他讲东盟国家和日本本来都担心中国的压力，所以想把投资向西投往印度。但是基本上失败了，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外商来了，跟政府说通了，议会却不干，跟议会说通了，政府又不干；跟中央说通了，地方不干，跟地方说通了，中央不干；等都说通了，他们又换人了，你看怎么办！结果怎么去的，又怎么回来了。这就叫做交易成本太高了，而中国就是一个权力中心，可以叫一次性委托，全权行使权力。这样的政治结构，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用不着每件事上都博弈一番，反反复复，议而不决。第二个要点是权利。中国的“权利”和西方的“权利”从观念以及事实上是不同的。从观念上来讲，在自由主义的字典里，“权利”是一个神圣的词，是与生俱来的，所谓“天赋人权”。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里，“权利”可不是神圣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权利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人的权利只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实现，而不是作为天赋人权或者是作为一种前提性的东西。我们观察中国的历史，首先出现的是国家的权利，即国家主权。中国人民百年的抗争、奋斗，实现的第一个权利是民族独立，是获得了国家主权，它意味着权利回到了中国人手里。第二个，是经济权利，即实现经济的平等。经济权利的平等才能塑造一个人民的主体，我们之所以可以被统称为“中国人民”，我们之所以有认同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园，有共同的利益。第三个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权利的不断扩大。坦率地讲，由于特殊历史和国情。中国的历史给中国人民的权利空间其实是很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仅仅政治抗争就能争取到的，权利与自由，说到底，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和扩大的。权利，说到底要靠发展，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没有现成的权利在那里等着我们。
第三点，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政治形式的选择问题。尽管我们讲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但我们实行的确实不是更多的竞争性选举，而是倡导和促进民主参与、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这和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甚至可以说这种民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随着我们对西方历史和民主政治发展史了解的增加，我们认识到，民主形式的选择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紧密相关。在法国历史上、德国历史上都重复地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竞争性选举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造成利益冲突，放大利益分歧，而当一个社会处于工业化阶段，即处在一个矛盾多发的时期，如果进行这样的利益切割，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形式就会反作用于经济、社会领域，造成更多分歧与冲突。在中国目前阶段，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而更多的应该是采取其他的民主形式，如参与、协商和监督。我曾经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西方的民主是“点厨师”，而中国的民主是“点菜”，即人民群众更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更多地直接发挥作用，这也是民主，而且是比较适合当前以及现阶段中国的民主。
竞争性选举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它的一般价值是不应该否认的，我也不认为要永远排斥这种形式。但这是抽象地说，如果具体讲，从世界历史以及现实情况分析，确实可以看到，这种竞争性选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社会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在一个矛盾比较多、分歧比较多的社会里，就是对立、竞争、割裂。因为政治上有一个法则，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竞选是一种政治制度，竞选中首先要确认社会的分歧点，来确定我的立场，我的代表性问题。我代表这一部分人，你代表另一部分人，你我是对手，相应地被我们代表的两群人似乎也就对立起来了。然后就是竞争。还有一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比如法国，一共有五个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变成了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第三帝国，第四共和国是历史上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平均半年就换一个政府，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国，法国的民主政治才逐步稳定下来。这也说明，民主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的条件。过去我们说，中国不能采取竞争性选举是由于民众的素质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西方这样富裕的、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共识比较多的社会里，竞争性选举的负面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在一个转型期社会，在社会矛盾比较多的时期，如果选择这样一种政治形式，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对于竞争性选举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多加一番小心，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份责任心和良知。
中国以后是怎么样的，是什么制度，大家都在观察。我的观察，中国今天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观念在推动，而是来自现实、来自实践的压力在推动。比如在基层，一些地方政府主张对干部的任用制度采用三种方式，考选、推选、民选。这是一种改变。选举的因素在增加。根据近一时期所做的调查，我发现有三个因素在实际推动着选举：不准、不公、跑官要官。所谓不准，就是上级特别是“一把手”，认为现有的方式经常选不准干部，选了半天，看这个人挺好，结果上来是大贪官一个，抓起来了，很震动。第二是不公。现在我国公务员、领导干部的个人价值基本上是以官阶大小为衡量的。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一条道，只要没选上自己，选别人了，总会觉得不公平，不服气。这也成为干部要求改革选拔任用制度的一种动力，如果重新洗牌，至少自己在理论上就获得了机会。第三是跑官要官，现在这弄出很多事来。改为群众推选和考选，突然告诉你，有200人投票决定谁上谁下，你还跑得过来吗？！这个现实的压力也在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哪里？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
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令人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即使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可以用分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法，对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分类。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但名称和内容则有变化。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和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体制外的那些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上，这个群体是道家。当代中国也存在着“道家”，他们对知识感兴趣，自愿边缘化。和传统“道家”不一样，除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家外，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不得不关注社会现实。不过，这个群体不大。下面会强调，商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但现在则比较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儒家里面的“规范”“忠诚”派已经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忠君”和“爱国”应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君”并不是“国”呀！但这个思想太过于现代，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两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国”，至少“君”代表“国”。实际上，在一些忠诚的儒家那里，这两者也是有区分的。有时，儒家对“国家”的忠诚连“君”也接受不了。说真话是有很多代价的，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君”导致生命的丧失。这里，不管是为了“君”还是“国”，很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长达数千年，儒家的这种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良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传统中国的王权所受的制约不多，由知识分子的这种“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对帝王的影响算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忠诚者（“忠丞”）一直为后人所尊敬和仰望。
当代知识分子面对更多诱惑
但是，这种知识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的压力和诱惑。传统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具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里，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们称知识分子为“清高”，也就是说，他们和经济利益不是一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知识分子的信念。现在呢？现在的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物质利益双重的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现在也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这个群体，但现在有很多群体。依附类型的多元化至少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这也说明了权力这方面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个事实。儒学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不变。但是今天的政权已经没有像儒学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了。在此情况下，掌权者就会到处寻找多元知识的支持，什么有用就借用什么。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次群体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
各个次群体拿什么来依附和支持权力的呢？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二是从中国传统承继的知识。输入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承继的传统知识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家学说有了很快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国学”运动中。无论是西方输入的还是传统承继的，都是为现存政权辩护的。当然，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样，这两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权力，并且成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对他们所持学说的信仰，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神学的信仰。
体制外知识分子也要权力
体制外的权力反对者又如何呢？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反对权力者也是为了权力。问题是这个群体拿什么来反对权力呢？实际上，和“依附型”群体一样，这里面也有两个次群体，一是输入的西方知识来反对权力，二是拿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来反对现存权力。
其中，第一个次群体是主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类型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类型国家所击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所谓“百家争鸣”。但所有这些百家都是从外国输入，没有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当然，当时也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传统，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各种外国的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很显然西方强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不难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退出，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和一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知识分子很快就转向后者。内部条件就是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很显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很难移植到其它文化。
自由主义并没有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价值则生存下来。除了蒋介石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掌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来是各种外国观念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就成为其竞争者和反对者。不过，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观的人，和传统儒家的思维有惊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经提到，依附型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说，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中国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中国所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者当中，也有人试图把西方和中国传统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
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
很显然，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是上面所强调过的，两者都是为了权力，非常类似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一样。反对权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权力。第二，反对者也同样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知识产生者和拥有者，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者。第三，公平地说，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知识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而是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不同的主义就是他们从各种借用来的知识体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同样是各种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的价值或者道德来评判人、制度、文化。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动机来批判现实。
在西方，尽管也有为权力辩护或者反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其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求助于权力。依附权力和反权力者因此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对知识分子的几点启示
我们已经从“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出发，讨论了西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从这个简要的讨论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也就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如下几点是很显然的。
第一，现实地说，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的传统还会继续。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而且也是因为“依附型”知识体系背后是其庞大的利益，这块利益不会放弃。而“依附型”知识体的存在，也表明反对者的存在。他们之间是有机的对立，缺一不可。
第二，知识分子要对文明的进步负有责任。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考验是商业革命。中国这个文明数千年是农业文明，没有经历过商业文明的洗礼。现在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文明如何发展，这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作为文明内在部分的知识分子，也面临商业文明的考验。
第三，知识本来就是力量和权力。谁生产出新的知识，谁就会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谁说思想不能产生物质呢？中国的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思想产生物质的另一种说法。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是想改造社会的。但如何改造社会呢？首要的任务是生产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改造社会。
第四，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独立但同时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投身于解释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事物（也包括任何社会现象）。尽管解释世界也可以产生力量或者权力，但这里力量和权力只是副产品。但不管怎样，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第五，对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应当认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就是说，谁都具有潜力来构造知识体系。不过，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
穷国、富国与中国：新“三个世界”格局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经济波动、金融动乱，仍然威胁着穷国未来发展。富国总体上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受害者。中国不能够简单地归为穷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划为富国的一分子。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诉求与穷国不同，与发达国家也不一样。中国自身的相对较快、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将发挥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金融危机改变世界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是有那么若干年，或者几十年，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大爆炸式的。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相对和平的时代，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改变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进程已经逐步地退出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而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当今取代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着金融危机的煎熬。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已经从核心国家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演变为政府部门改革不力、政府公共财政难以维持的国家信用的危机。这一危机还不能说看到了头，尤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至今为止，还没有完全爆发出其财政的问题，其破烂不堪的国家财政还没有经过金融市场的酝酿发酵而演变为全面的危机。因此，种种迹象表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从大的图像上看，远远没有结束。而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毫无疑问将深刻地改变未来世界的格局。那么金融危机之后的未来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呢？
穷国、富国与中国：新“三个世界”理论
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格局理论，即作为超级大国的苏美称霸成为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等富国为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这是一极具洞察力的理论。
今天的世界与毛泽东所描述和观察的世界显然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自身的改变，过去35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是当今世界改变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样的新世界中，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在催化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
穷国
所谓穷国，即包括极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把这些国家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相当的共同特点，对于他们而言，发展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当今的世界经济金融的格局，对于他们的发展，既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限制。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穷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来往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在国际贸易、能源资源等问题上，他们又因为中国的发展而表示忧虑。他们担心蓬勃发展的中国挤占了他们自己未来发展的空间。在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上，这种担忧尤其明显。公共产品包括全球的碳排放、空间技术、国际贸易制度等各个方面。虽然穷国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端倪，但是应该看到，大部分的穷国仍然蕴含着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因素。印度、巴西等国家，其公共财政、国际收支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财政赤字、经常账户逆差，经常出现。作为一个穷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依赖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是难以为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迟早都会出现。所以就穷国这一群体而言，当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逐步告一段落以后，金融市场担忧可能会转向这些穷国。因此，这些穷国也会出现恐慌性的资本出逃。因此穷国发展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经济的波动、金融的动乱，仍然威胁着穷国未来发展之路。
富国
富国总体上来讲，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受害者。2008年第一轮金融危机，在政府大力救市的措施下，基本过去。但是2011年年中，7月出现的第二轮公共财政的危机，仍然折磨着这些国家。从总体上来看，富国面临着深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竞争力，才能够恢复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信用。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国家政治改革的意愿普遍不明朗，改革的理论准备、基本思路并不清晰。所以包括东方日本在内的富国，总体上来讲将面临着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富国对于全球化，对于全球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对于碳排放等问题，仍然会态度摇摆。
富国整体上讲，对于中国的崛起是担忧的。在经济层面，他们担心中国的成长会挤占富国发展的空间，极为集中的一个表象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富国担心中国的企业在未来逐步地掌握发达国家的一些知识和技术，从而大规模提升它的竞争力。所以知识产权将成为未来富国与中国斗争的焦点。这是涉及到未来发达国家竞争力的根本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富国并非铁板一块，富国最主要的一个内部分歧，产生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美国之间。德国的经济竞争力相当旺盛，而德国所依赖的经济体制并非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完全是市场经济制度，德国自诩的社会市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市场直接进行干预，保证市场的公平性，而并非一味地强调效率。如果说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只是相对表面的，那么更深层次的差距则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差距。德国等大陆国家相对而言更加强调公众社会秩序、公众利益，而并非像英国和美国那样注重个人自由。对于发达国家这种内部的分歧，我们中国必须有非常客观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分裂，德国将会是金融危机的相对受益者，德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地位将会大幅提高，德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在欧洲大陆将会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欧洲其他的国家到最后不得已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管理的权力和公共财政的管理权交给以德国为领导的欧盟集团。
中国
中国是当今世界迅速兴起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可以与英国19世纪中叶、美国19世纪后期，德国20世纪初的崛起，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起飞相提并论。与这些历史先例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已经经历了长达35年的快速发展，但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学习型的、仍然相对贫困的大国，其经济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动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体制还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而言，相当于德国在19世纪末的迅速崛起给西方带来的恐惧回忆和种种不安。
中国具有与穷国相同的一些性质，比如说我们有1亿多生活在贫困县的人口，仍然有广大的贫困地区，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有相当大的资金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有相当旺盛的甚至于过剩的生产能力急于消化，更是资金充足国，坐拥世界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必须投资于境外。因此中国已经不能够简单地地归为穷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划为富国的一分子。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乃至于诉求与穷国不同，与发达国家也不一样。这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WTO的多哈谈判。中国作为极具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非常希望全球贸易体制进一步自由化，但是穷国与富国各有其利益诉求，以致争执不休，至今仍无结果，中国沦为受害者。
中国的使命
在这个新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下，中国的使命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自身的社会稳定，持续的体制改革和演变，不断地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竭尽全力保障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保证中国文明复兴进程的持续推进。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在新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中可以也应该扮演以下三个职责。
第一，中国将是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既不同于富国，也不同于穷国。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秩序，因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尽最大的努力以保持现行体制的相对的稳定性。任何过快的、过于激进的改革和变更都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不利。
那么，中国如何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呢？首先，中国自身的相对较快、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发挥稳定器的根本所在。其次，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对世界稳定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内需，减少外贸顺差，为世界各国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在全球范围堪称典范。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从危机前2007年GDP的8.8%降到了2011年的2.5%，而今年贸易顺差将持续下降，极有可能降到GDP的1.3%以下。再次，中国作为世界稳定器的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调整，人民币作为世界上一种重要货币，它的汇率在稳健的前提下逐步地调整，逐步地增加弹性，对于全球金融的稳定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设想人民币的汇率大幅度地上下波动，这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也会形成过大的通胀或者通缩的压力。第四，长期来看，中国这个稳定器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持续稳定地对外投资。中国手中超过3.5万亿美元的外汇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世界极其需要的就是负责任的、耐心的投资者。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极有耐心的、富有长远意识的投资者。这对于稳定当前的国际金融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中国是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深深地被当今世界不合理的国际体制伤害。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切实际的减碳要求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门槛等等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形成了桎梏。而这些桎梏对于后来者，对于穷国而言也是十分严峻的。因此，中国有理由代表穷国向发达国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要求。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希望这样的改革是震荡型的，毕竟中国也从现行的国际体制中受益。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地与发达国家进行沟通，成为要求激进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保守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力求让当前的国际秩序改革平稳和渐进。
第三，中国是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当今世界的穷国都在盯着中国，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众多人口的大的社会体。如何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探索出一套环境友好的低碳发展道路，这是许多穷国所极为关注的。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成绩，这毫无疑问将会为穷国带来福音。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体，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超大型城市的管理，包括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退休问题等等都是人类社会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超大规模的挑战。中国如果能在社会管理方面找到一条合理平衡公众秩序与个人自由的比较有效的管理体制，这也对后来者提供启示，具有感召力。甚至对于一部分的发达国家，如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的探索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小结
今天的金融危机正在像人类历史的战争一样改变着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借鉴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今天的世界格局可以用新的“三个世界”理论来概括，这新“三个世界”包括穷国、富国、和中国。新的“三个世界”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难题，中国在这新三个世界中应该也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时候，担当起历史的使命。这历史的使命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者，以及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
下一步改革可以是“自下而上”吗？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的，即所谓的“顶层设计”，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这种改革路径随着中国的改革深入，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会越来越大，改革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大。当前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只有改变过去所依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才能够集思广益，把整个社会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才能设计出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制度与法律。这才是中国第二轮深层次改革的基础或起点。
十八大已闭幕，新一任政府在2013年3月上任。新一任政府上任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走向哪里？哪些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当前国内外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现一任政府与下一任政府政策有多少持续性，但是早几年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新一任政府的上任，对国家经济政策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政策取向也就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基本走势。
那么新一任的政府的政策取向是什么？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透露出新一任的政府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观念？整个社会又希望政府的政策会走向哪里？本文就围绕着这些方面对十八大后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做一探讨。
十八大后中国最为重大的制度改革是什么
早些时候，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如果中国能够进行深层次改革，就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在2030年迈向高收入社会。在报告看来，中国深层次改革应该放在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金融基础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减少国有企业垄断等。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当前中国不仅面对着“体制性虚荣”，而且也陷入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最近国人对20年前邓小平南巡的回顾，激发起了对当前中国改革的反思。《人民日报》的社评就指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深化改革开放基本上成了国人的共识，这应该是十八大新政府上任后的主要任务。
不过，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深层次改革要改什么？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问题当前是重要，但是，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吗？如果不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又是什么？世界银行所建立的这些基点与方向是对的，但是还不是当前中国改革最为深层次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首先就得对现有的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或审视，就得重新认识当前的改革思维模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即建立在威权的领导及中央政府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在那种特殊时代与环境，邓小平以其智慧和勇气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禁区，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但是这种改革路径随着中国改革深入，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改革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大。当前中国改革不仅没有对现有改革路径进行反思，而且无论是改革的总体规划，还是当前十分盛行的所谓顶层设计，更是把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发展到淋漓尽致。因此，全面反思当前中国的改革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改革路径进行调整或转型，则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的第一要义。
因为，只有自下而上的改变路径，才能吸取现代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与经验，才能够集思广益，把整个社会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才能设计出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制度与法律，才能让这样的法律制度来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等。这才是中国第二轮深层次改革的基础或起点。比如说，为何当前许多制度安排会造成利益激烈冲突，社会问题重重，就在于这些制度安排不是自下而上，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共决策方式来进行，而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无法调动全国人民智慧与积极性，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反之成了少数精英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因此，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反思是未来深层次的重大制度改革第一要务。
其次，当前中国的深层次改革不仅来自既得利益各方面的巨大阻力，或反对改革，更为严重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如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资源把其既得利益法律化及制度化，从而让他们的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利益披上合法性外衣。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一旦合法化及制度化，它将成为整个社会改革严重障碍，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会更加严重，从而使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无以确立。
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就得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就得重新界定现行的法律是从何而来？就得反思这些法律制度是不是平衡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果中国法律不再从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出台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因此，当前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就得重新反思当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与权力，就得重新审视当前法律制度确立的组织、程序与方式。中国法律制度的公共决策化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改革深化的重点。
第三，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界定得十分清楚。比如确立制度、界定产权、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保护弱势民众的财富不受侵害等。但是，中国政府职能则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宰。它不仅持有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经济。中国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以权力而展开，以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国内经济生活中，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将是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如何从制度上保证社会流动合理
一般来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指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不容易固化，而是以一种有效制度来保证它合理的流动。只有保持整个社会较高的流动性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动态的机会平等，调动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全体国民的劳动力素质，并以此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国内社会流动性的合理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阻碍，特别是户籍制度过度管制，它已经成当前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比如说，无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社会都保持极高的流动性。
比如改革开放前20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各个阶层的居民出现较高的流动，不少农村居民通过高考制度纷纷跳过“龙门”。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随着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加快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比如，许多非精英人士不断地在寻找发展的新机会。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的涌现、大量的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
但是，近10年来，整个社会流动性在逐渐下降。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甚至于“富三代”、“官三代”等都表示了人们对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的担心。更为严重的是“穷二代”、“穷三代”等现象的出现，不仅在于这些贫穷家庭生活状态在整个社会中的相比地位越来越低，社会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社会底层的居民看不到其自身的前途或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命运的希望，那么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会努力受教育与接受培训，更不会去寻找创业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不仅在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滞后，而且在于一些重大的社会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了有几十年，市场经济也深入人心，但是以计划经济管理的户藉制度却严重滞后。可以说，如果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够冲破这种严重阻碍社会流动结构的固化模式，那么这种户籍制度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的制度障碍。因此，十八大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要从根本上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口制度二元管理模式，而且要为整个社会流动合理创造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或非城镇户口有天壤之别。这种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个人天生的职业安排，也决定了不同户籍所享受的悬殊巨大的权利。计划经济30年，政府就是通过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掠夺近30万亿财富来发展工业化及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条件，使得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制度上的身份较具有农民户口居民表现出天生的优越性。在那个时代，如何让一个农村户口转变为一个城市户口就成了农村居民天大的事情。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身份制为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
不过，在改革开放30年后，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深化，以身份制为特征的户口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在逐渐弱化。特别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及大量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那种不公平的户口制度更是作用越来越小。反而这些地区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早就超过城市户口了。
就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而言，看起来进展很快，并设定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路线图，将实行分类户口迁移政策，但是对当前可自由开放户口迁移的地方来说，许多农村居民对其户口迁移的意愿不会太高，而这些居民有意愿进入的地方又受到严格限制。在现有条件下，当前需求更多的户口迁移往往是农村居民及小城市居民向大中城市迁移，大中城市居民向全国特大城市居民的户口迁移。大中型以上城市户口制度改革开放是打破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最为重要的一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让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大量地向大中城市聚集，无论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还是资金流及思想流等都是如此，而且经济快速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这些地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程度及人们在这些大中城市面对的机会更平等。在中国中等以下城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或落后、文明程度较低，而且现有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在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获得应有的公平的机会。在不少地方，裙带关系十分严重，一点点可发展的机会早就被这种严重的裙带关系独占。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小城市居民向大中城市流动成了一种趋势。因此，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要打破城乡之间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歧视的户籍制度，更重要的是如何满足中小城市居民向大中城市大量流动的户籍问题。特别是当前大城市的户口仍然附着不少特别的权利时，户籍制度改革更是要打破这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限制。
如果不打破这种限制，当前户籍制度不仅会使大中城市的户籍流动创造更多的寻租设租机会，导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机制扭曲，而且也表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面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或现在所说的城镇化。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现代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开始，然后等这些大城市发展之后才逐渐向这些城市周边扩散，以此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限制在城镇化的取向上，希望创造中国城镇化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发展中国经济，这样做的后果可能如早年通过户籍制度制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模式，同样可能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流动出现新的固化方式。
教育的机会平等是提高整个社会流动性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政府对教育的行政管制，从而使最好的教育越来越向大中城市城市聚集。如果户口改革开放仅限制在中小城市，或入学不能与户口脱钩，那么农村居民及中小城市居民希望享受教育的机会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北京一些名牌大学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民及中小城市居民的子女进入这些大学人数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因此，政府的户籍制度不仅要求更为全面及范围更广泛的改革，而且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来帮助这些低阶层的居民获得教育平等的机会。因此，打破这种社会流动新的固化模式应该是十八大后政府重大制度改革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从伦敦街头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普京第三次上任到奥朗德的上台，甚至于香港平民出身的特首梁振英胜出，我们应该感受到，这不仅在于各个国家及地区新的领导上任，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导人为何能够上任？他们代表谁的利益？他们上任之后，其经济政策将发生什么样变化？这些新出台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经济或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说，这些国家胜选的领导人最为主要的是代表中低阶层民众的利益，是中低阶层民众的选票把他们推向国家的前台。因此，这些领导人上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公平与正义，就是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让广大民众分享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让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与掠夺。而各国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由此，一场强大的社会变革的冲击波正在形成，全球新社会主义思潮与力量正在崛起，一场世界性的社会变革也正在发生。
近二十年来，各国的金融资本与权力正在无限地快速扩张与膨胀，全球财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绝大多数人所持有财富的相对比重越来越少。比如2008年之前，华尔街大佬的年薪可以以亿元为单位计算，而一般民众的工资则不足其万分之一；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通过房地产市场及股市造就了近27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造就近万名亿万元富翁，但是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改善。
为何全球金融业的管理层的年薪会那样高？为何中国金融业管理层及房地产企业高管年薪高出一般民众的几千倍甚至几万倍？是他们智慧超凡、工作努力、他们的工作更为艰苦？其实都不是。这种现象在全球泛滥，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在于政府把这种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法律，在于各国政府人为信贷扩张导致的货币贬值，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华尔街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因此，改变现行不公平的经济政策与制度，促使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这就是当前各国99%的民众发出的诉求。而民主社会正在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反映绝大多数人这样诉求。我想中国政府也会回应99%以上民众的这种诉求。
就中国而言，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关系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也关系到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而且社会的公平公正最基本方面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公正性。因此，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尽管这几年，政府对此下的功夫不少，但仍然与民众期望相差很远。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为什么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会出现严重不公、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来越大？其问题根源在哪儿？中国收入分配调整或改革应该从何入手？
国民收入分配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税收间的分配）；二是国民收入在企业、居民和政府间的分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又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后才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格局。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是1990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分别大幅下降；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农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三是企业收入越来越向企业管理层集中（根据公开的资料，有些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工资总额占整个企业工资50%以上，是一般员工10倍以上，即这些公司成了少数公司管理层获利的工具）。收入分配主要是向企业管理层、政府倾斜。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及谈判能力弱，在于国有经济主导、企业管理层绝对权力、产业结构转型及垄断程度加深，及间接税负上升、隐性收入恶化等收入分配关系上。
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其根源是许多重大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农民，不仅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政府用价格剪刀差把巨大的财富由农业转移到工业，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政府用户口制度把农民隔离在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外，甚至于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用掠夺性土地储备制度把巨额的农民财富卷入城市、卷入少数人手中。还有，教育制度行政化及其失败制造了严重的教育不公平、不合理及腐败，从而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正常的教育机会，制造了这些阶层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再就是，当前中国企业权力结构与政府权力结构一样都处于绝对无约束监督的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就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企业赢利个人化。可以说，这些重大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及对他们的简单救助增加其收入是不可能的。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当教育机会及迁移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时，这不仅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而且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相对收入水平也越来越少。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少数人获利的工具。因为对这些资源的占有与使用并非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而与权力的大小有关。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努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越来越少、收入分配越来越低，而且导致整个社会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你要持有财富就得先追逐权力。国内贪污腐败为什么会越来严重？根源就在于财富分配与政府官员的权力大小有关。
最近几年，国内财富增长最快的是从事自然资源开发、房地产业及私人公司上市。最近几年房地产的价格快速飙升，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成了国内居民财富增长最快的方式。房地产成了国内财富增长及聚积最多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官员、住房投机炒作者及相房地产行业关联较紧行业的人等，都成了房地产业财富增长最大受益者。而中国的房地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它首先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业。因此，它们的财富增长都与政府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
国内财富攫取最快的方式还有私人企业上市，如创业板及中小企业板等。这些企业上市，“一夜暴富”成了不少国人推崇的对象。但是国内创业板真正起到科技创新，推动国内新兴产业及行业的发展吗？没有，反之，这些企业上市基本上都成了“圈钱”的工具。现在国内创业板上市后股价潜水者占80%以上，这些企业管理层上市后辞职纷纷而来及上市业绩立即变脸等，都说明了国内这些私人企业上市不是如何推动企业及行业发展，而是成了“圈钱”的工具。而这种“圈钱”如果不与政府审批权力结合怎么可能得逞？
还有，为了提高在计划经济下没有成为收入来源的各种自然资源和资产存量的使用效率，政府通过体制转型进行了国有资产的让渡。在这种资源重新配置中，将矿产、土地等资源转让到个人或集团手中，从而让这些国有资源及国有资产轻易通过权力转化为个人财富。这些人也就成了国内财富增长最快的获益者。
为什么这几个方面或行业的财富能够在短期内向极少数人集聚，问题就在于这些财富往往与政府权力远近有关。政府的权力决定了财富多少及增长快慢。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当前政府对经济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改变权力对资源控制等。如果不从这里入手，要解决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些只是显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在中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重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压到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就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
比如，从2010年2月开始，中国就进入负利率时代，至今已经有两年多了。而这种严重的负利率不仅导致金融市场价格进一步扭曲（如民间高利贷盛行、影子银行泛滥），而且也导致对广大存款人收益严重掠夺（如果以2011年存款负利率为2.2%计算，居民存款少收益达7000多亿元），绝大多数居民财富被掠夺。
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制度安排不合理有关，与政府对经济主导与干预有关。这不仅在于劳动力占收入分配比重越来越低，而且在于资产性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均等（而这点又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权力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权力没受到约束与监督有关）。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仅使得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及无法扩大内需，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结构畸形发展，而且带来了潜在的社会问题及国家的政治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对国内现行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也应该是十八大后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增量式的金融改革是否继续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打破了廉价的信贷资金过度扩张在金融体系内的循环，“去杠杆化”对过度的信用扩张有所收缩，但全球各国政府为了救市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是在缓解这次金融危机，但实际上又以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在过度扩张信用，政府通过过度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保证经济增长的思维与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动机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这种过度使用现有有金融体系的方式会有所转变。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是如此。
最近中国推出的温州民间金融改革的试验，看上去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及制度化，是通过有效的金融政策来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竞争力，但实际上是来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谁能够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谁就能够把其行为的收益归自己而把其行为的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欧美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当前国际市场的金融改革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入手，即如何把金融市场的信用扩张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让过度的信用扩张在金融体系循环；如何把金融市场信用扩张界定于合理的边界内，那么金融市场的风险与危机也就无法消除。
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之后，深圳、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及鄂尔多斯等地也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尽管有些金融改革的试点还等待中央政府批准，但是人们都认为新一轮的全国金融改革的大幕正在启动。再加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对国内证券市场的许多重大改革，央行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等，更是让这股金融创新与改革潮推得更远。
从当前这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创新与金融改革的实质来看，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何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及市场之外生发出新的体系与市场，或采取增量式的改革。比如，无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还是各地正在推出的金融创新，都是一种增量式的金融改革。例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重点是让民间信贷市场的阳光化、合法化，每一项金融改革都是希望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生发出新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深圳等地推出金融创新措施也是如此。如提出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探索深港银行双向贷款等。这种增量式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应该是中国前三十年增量式经济改革模式在金融市场领域里的延伸，它的核心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增量的方式来化解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这种增量式改革让中国十几亿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摆脱了几千年来的贫困，实现一定程度上经济繁荣。但是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则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增量式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消费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这种情况下，不仅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占有资源与财富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不断地在利用其势力把掠夺整个社会财富的行为合法化及制度化。最后，必然导致少数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严重的社会对抗与冲突，使社会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存量的市场还是增量的市场，其有效价格机制运行不仅最为重要，而且它也容易相互传导。如果在增量的金融市场放开对价格严厉管制并形成有效的价格运行方式，或利率市场化，那么这种价格机制很快就传导到既有的金融市场中去。这样就对政府的价格严厉管制制度造成严重冲击，政府职能部门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对增量金融市场的管制就不能放开。这就使得金融市场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这种增量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其实是颠倒了金融市场现实的逻辑关系。即当前非正规金融市场许多问题，无论是民间信贷市场高利贷盛行，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非是非正规市场出现了问题，而是正规金融市场不成熟、市场化程度低及政府对正规金融市场管制过度的结果。如果正规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提高、市场化十分深入、价格机制能有效运行等，那么民间高利贷市场就会缩小，中小企业融资就不会那样困难了。因此，要解决国内金融市场诸多痼疾，就得从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入手，全面放松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各种管制，形成金融市场有效的价格运作机制。
另外，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信用进行全面的隐性担保，这就使得这种增量式的金融创新与改革过度地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的情形不可避免。不管批没批准，从各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推出金融创新政策来看，每一个地方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以便能够更有利地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如此，这些地方可以把使用现有金融体系的利益归自己或造就出地方业绩，而把这些行为可能付出的成本或风险转嫁到整个社会来承担。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会在这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与放大。因此，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对当前掀起的金融创新与改革潮应谨慎对待，而不是任其泛滥。
对于当前国内这股增量式的金融改革能够走多远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它没有厘清当前国内金融改革实质，也没有触及到国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而仅是一种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之思路。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内金融改革不仅要将重大的制度改革作为重点，也应引导建立有效市场价格机制（即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更为关注系统性风险及区域性风险。这将是十八大后国内金融改革的核心。
十八大后，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个人专业分布、能力、眼界等方面来说，新的领导人对中国经济政策会有新思路。要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住房市场、贪污腐败、国有企业改革等都是需求讨论的。不过，这些问题的核心还是改革思路的重大调整，只要改革思路与方向正确，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10年的中国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和发达国家社会财力的下降，不可避免的使发达国家更加集中于应对中国崛起的各种挑战，它们将在中东、非洲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国际问题进行适当地收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国。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出现根本调整的十年，而中国自己在未来十年内必须从根本上回答中国的发展模式将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在世界舞台这两个根本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处理好，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基础将会在未来十年内基本奠定。
未来10年很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重新崛起的最重要的10年。为什么？其原因是未来10年主导世界的发达国家将经历极为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将在未来10年清晰地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将走向什么样的模式？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国？
影响未来10年发达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事件仍然是2008年全面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恰恰相反，它的影响在不断地深化。这就好像一个罹患重病的患者，病毒正在不断地深入到机体内部，要恢复健康必须经历深刻的来自内部的修复。
具体说来，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深刻的矛盾。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在他的《断层线：无形裂缝如何威胁全球经济》一书中讲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房贷市场的过度扩张，而房贷市场过度扩张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内部的裂痕，那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几年内，美国政府试图用信用扩张的方式来弥补收入差距，其结果就是信用的泛滥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这场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还在不断地演变，其最主要的表象就是公共财政的危机。从欧洲到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在不可持续的高位，政府的债务水平必须调整，否则将无法持续。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政府与公民的潜在的契约关系必须重组。政府从公民手中收多少税、向谁收税、以什么方式收税？政府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福利补助？这些是极其难以调整的社会关系。这两件事，即政府如何收税与如何支出，涉及的本质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绝对不可能走出当前的危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这场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深刻的，将会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未来10年发达国家的主要精力将会集中在这个方面，而这一过程将会是非常痛苦的，它将会引起发达国家政治能力的下降，对外控制力的下降和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分析到此，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这一系列调整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和发达国家社会财力的下降，不可避免的是发达国家更加集中于应对中国崛起的各种挑战，它们将在中东、非洲、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国际问题进行适当地收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国。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将出现社会的震荡和精英阶层对自身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又反作用于中国，使得发达国家更愿意把中国作为对手来应对。对于这种复杂的、由于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对华态度转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未来10年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必须在两个大问题上做出明确回答。中共十八大的报告给出了纲领性的答案，但是大量具体的制度安排必须要在实践中摸索。
未来10年中国必须回答的第一大问题是到底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可能的模式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即以个人自由为主要追求目标、以政府分权和国家财力的相对微弱为标志的政治经济体制；另一类模式是新加坡式的，政府以公共产品和公共秩序为重要目标、以国家综合能力为主要考量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这两类体制是两个极端。中国的模式朝哪个方向发展，不同学派各有各的看法，争议分歧是空前巨大的。在这种学派争议之间，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他们并没有参加讨论，可是他们在每日每时都在以行动参加这场讨论，这就是中国的公众。中国公众的集体偏好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研究清楚，因为他们的偏好将通过每日每时的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影响决策者，从而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在我看来，中国民众的集体偏好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不同，也与瑞典、西欧大陆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的民众相比于西方国家更加注重于社会秩序，也更加注重国家整体实力和形象，他们会以手、以脚、甚至在互联网上的议论等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作为一种客观的预计而非个人的立场，我认为10年后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相对固化的，目标模式相对明确的，偏向于新加坡式的，注重集体、社会公益、国家整体形象和实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未来10年中国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中国应该以什么形象出现在世界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对此我们当前是没有明确答案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决策者们猝不及防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如何演出。对此，未来十年中国将需要给出明确答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以各种行动来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国际政治传统并不是扩张型的，而是保守型的。所有中国对领土、岛屿的宣示权都是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所形成的，而当前的政府只是继承了这些宣示权，而没有新的对外扩张的要求。第二，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一套自成体系的国际治理的理念，而非就事论事、一事一策，也不是在国际问题上完全以短期的策略平衡为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未来10年内在国际社会上不可避免地逐步会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比如说在碳排放、环保、国际援助、国际组织中的出资等方面。中国需要以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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