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要防止“碎片化”倾向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行政教研室主任）
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防止“碎片化”倾向，中国改革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战略转型”的高度，即从目的性、整体性、长期性、全局性和重要性思考改革大局的时候了。对“改革文本”的解读不能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使改革呈现“碎片化”现象，“按下葫芦起了瓢”，给人一种改革处于无序、无果的循环状态的印象。本着对历史和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我们必须用战略思维思考中国改革大势和未来走向。
战略思维首先既是一种关于发展目的和价值的思考，是基于国家体制和宪法原则的思考；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要求的思考。这就是说，要做好中国改革与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有历史意识，明确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又要有现实意识，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定我们在新阶段改革的关键任务，力求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分析，共和国在风雨中走过了发展特征分明的两个30年，发展的基本价值链和逻辑线索非常清楚。我把从1949到1978的第一个30年概括为“以政治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目的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稳定和发展问题。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文革”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用“三分法”代替对世界的“两分法”。“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这是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使然，但这为下一个30年改革开放清除了一些意识形态障碍。
1978年到2009年是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可以说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我们在理论上学习的“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偏重于西方模式。于是我们很少提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一是基本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致使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社会问题丛生。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像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实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天下为公”的梦想，几乎没有纳入我们学术或政治经济精英的思考范围，这是很悲哀的。
从2009年开始我们步入第三个30年，我认为重点是“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结构性改革”和实现“社会共同治理”是改革的核心议题，中国正式步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后改革”时代。我们目前确实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改革发展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枝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进行论争，也不是为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零敲碎打式的“碎片化”改革，而是应该从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逻辑的角度推进改革进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向来追求三个正确，一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三是义理正确。统观社会发展全局，认真领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仔细梳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理性思考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就会知道，要摆脱改革“碎片化”的倾向，使“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让位于“以体制为中心的改革”，就要下决心进行“社会结构性改革”，就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这是改革进程的逻辑要求。因此，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叙事方式上，还是在话语形式和分析路径上，都要跳出两个框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构建符合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逻辑和解释体系。
总的来说，通过对近些年社会现实问题、各种资料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具有酿成“颠覆性危机”的因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面对。这五大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前行。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或制度逻辑，就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赋予改革以目的和价值内容，摆脱“碎片化”倾向。
一、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
因此，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是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
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GDP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人均GDP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是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l％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市化率可以达到60％，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四、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稳固。目前，我国的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或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
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公共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公共机构“管理层控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总之，从现实问题出发，改革要有新战略，实现社会稳定要有新路径，发展要有新模式。而要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价值，防止改革“碎片化”，实现“四个转变”是制度逻辑的必然要求。我一直以为，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8个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的改革，应该体现“新发展共识”的基本价值，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发展这些基本路径，努力构建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
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
杨学军（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
未来中国，于国际，如何将经济强大带来的实力提升和影响力提高转化为吸引力乃至领导力，挑战巨大；于国内，如何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更公平地再分配，挑战巨大。面对内外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上下急需凝聚共识。一个没有共识的中国，上下内外不可能和谐，可能的前景是长时期的大而不强，超级大国不会来到。
一个占全人类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与能力上完成。
此前30年的中国，顺天道，释放自然能量，十亿人开门逐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对中国的未来，内外皆有不确定的声音。
由天然大国而“人造强国”，需要恰当的目标、体制模式、战略，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制度化，激励与惩罚分明。由制度化而来的透明，让人们可认知，可预期，从而最大化地降低、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力量及在世界的位置
经济力量评估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居世界第二。回顾此前：2005年，中国GDP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赶超速度，震惊了世人，其实也出乎自己的意料。被誉为“中国奇迹”或许有争议，但称其为“中国经济奇迹”，名副其实。
展望未来，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包括西方在内的一些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认为，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毫无悬念的。只要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美国保持年均2％的增长速度，到2033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这是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而在已经显露的人民币升值趋势下，以年均升值2％计，到2028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如果再把中国通胀速度高于美国计算进来，则2025年以前就可以超过美国。迄今为止，最为乐观的预测是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跃升世界第一。
当然，这样的未来能否兑现，取决于诸多前提和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项：其一，没有战争，包括严重地区冲突；其二，经济全球化没有瞬间逆转（包括美国因金融危机长期不振）；其三，中国内部没有大乱（包括中断改革开放）。至少于目前，“没有”的可能远大于“有”，乐观胜于悲观。在这点上，中国领导层的判断值得关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总特征做出了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综合国力评估
国际社会在肯定中国经济力量迅速提升的同时，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分歧颇大。
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包括军事力量、科技能力、文化影响力、国际认可程度，等等。有学者认为，中国跟美国一样是“全能冠军型国家”--美国是现在的全能冠军、中国是潜在的全能冠军。所谓“全能”是指既有硬实力又有软实力，这是相对于日本、德国等“单项冠军型国家”而言的，日本曾被称为“经济动物”。
硬实力是看得见的，可以用统计数字表达，最有代表性或最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GDP，中国GDP的连年超越，是中国硬实力崛起的最明显体现。而软实力无法用数字表达，它最初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指三个东西：一是核心价值，以及和核心价值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安排；二是文化吸引力，包罗甚广，甚至涉及商品品牌；三是战略有效性。
对于中国硬实力中的薄弱部分，国内外存在某种共识：高耗能高消费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自主能力弱；市场体制不健全，等等。但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无论是强处还是弱点，均存在巨大分歧。回顾历史，或许能有所启迪：此前30年国内相当多的人尤其是知识精英，以及国际社会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政治精英，看衰中国，但结果恰恰相反。为何如此？首先，软实力的所谓原则与标准，主要出于西方，道理也简单，西方是近代以来现代发展的成功范本，岂不知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是多种的。其次，软实力的中坚是文化，近代百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且遭弃，尤其是规范精英的儒家政治文化，但民间文化绝非可以全盘西化了之，儒家人文也非彻底在精英身上死亡，其与现代经济、现代制度一旦相融，力量巨大，东亚整体崛起证据昭昭。悠久的连续文明，辽阔的国土，超十亿计的人口，国家市场主义的结构，全球网络的华商等等，昭示着可能的或潜在的超大力量。
面向复杂的未来，共识在哪里？
国际层面，当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后，国际社会看高中国势头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提高，比如气候应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比如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比如地区稳定、人权，等等。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整体延续低姿态，韬光养晦；中国民间面对诸多国际不公正，某种民族主义欲求在增长，30年前一边倒求开放学西方的倾斜在扭转。
国内层面，快速发展与重大转型同步，利益变化幅度大、强度高，形势复杂；非均衡发展路径与均衡发展需求间隙拉大，矛盾重重。结果，30年前求变、求富的共识在弱化。
未来中国，于国际，如何将经济强大带来的实力提升和影响力提高转化为吸引力乃至领导力，挑战巨大；于国内，如何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更公平地再分配，挑战巨大。
面对内外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上下急需凝聚共识。一个没有共识的中国，上下内外不可能和谐。其可能的前景是长时期的大而不强，超级大国不会来到。
寻求共识：发展目标、模式、战略要变
中国的发展为的是什么？一个怎样的中国是世界能够适应的？怎样认识中国？怎样认识世界？中国的共识是什么，在哪里？
目标之变
2010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具体目标是：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为此，提出的主要策略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具体策略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支撑；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以上目标，林林总总，经济仍是主域，但前所未有地转向兼顾四方，人不仅仅为经济而活着；为摆脱唯GDP、偏强国，转而倾斜民生、富足社会，民为国之本；为预防资源、能源内外之困，转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些目标，有继承、有新立，转变、完善之本质在于，由自发型大国目标向自主型强国目标转变。大国，强国，一字之差，其意迥异。大国的基石，得传统之赐，但新创不足，尤其是新时代独领世界风骚的东西不多，包括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制度组织、技术产业等等。结果，于内，聚人心，觅共识，难；于外，人们不知道你清晰的定位，不知道如何稳定地与你相处，而你也不可能高效地有理、有力、有节地与人相处，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只有强国目标，没有恰当的强国发展模式，只是画梅止渴。
模式之变
强国模式，基于均衡发展。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保持均衡关系。美国是强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匹配，于世界，既有影响力，又有吸引力，暂不论其行霸道失王道之弊。日本欲强国，中途而废，究其根源及原因，硬实力不均衡，软实力落伍，尤其是处处强调日本的特殊性，是教训。前苏联、德国，与日本类似，只是偏重不同。
具体到中国，至少近30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太像东亚日、韩，而出口导向，于海岛小国，益；于大陆大国，弊。大陆大国，内需主导，如美国。毛泽东时代内需主导，前苏联内需主导，为何终究强不起来？因为其内需的重镇是军需，而非民需，无源之水，难以持续。未来中国，由出口导向转而内需主导是必然的，天然所归；同时，也是形势所逼，中国能够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世界获得珍贵的资源和能源吗？能获得稳定的国际市场份额吗？
经济模式向内需主导转，最大障碍是什么？目前多数研究或舆论侧重经济，至少这是不全面的。何况近十余年，我们也无数次地强调要扩大内需，重视民生，效果有，但不彰。何故？主流社会太重效率，精英层、经营者、外方大拿甚至通吃，民众、工人尤其是下岗国企职工相对受过大；社会结构长期城乡二元，城市化中农民的市民化太慢；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太重、太集中，社会太轻、太分散。
那么，未来国家模式、社会模式会如何变？近期，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工人的行动，露出了世界潮流周期变化的端倪。自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向效率转向之后，未来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会向偏重公平的周期转向。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新国家模式、新社会模式的核心理念。如何将这样的理念落地生根，国家层面将由更多的动员转向更好地规划；地方层面将由更多的复制他人转向充满地方特色的自主创造；个人层面将由更多的依赖人格转向独立人格。
选定了发展模式，接下来就要确定轻重点、先后秩序，也即要求有相应的战略调整，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战略之变
强国战略，重在国家层面上要拿出自己人认同、国际社会清晰的表达。改革战略之变，要害在于清晰地拿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匹配的政治、社会、文化改革路径。发展战略之变，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强化绿色发展的分量，在国内保环境、保生态、保资源，在国际上少资源需求、少市场扩张，多环境合作、技术合作。
人类近代500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10亿计人完成了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今天，中国13亿以上的人口如何和平地完成现代化？模式创新、战略设计，无法回避。十七届五中全会诸多新思想、新内容，昭示着我们举国上下正在向共识凝集。当然，我们还需要国家内外某种共识的达成。
粮食、石油与金融：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粮食、石油与金融，这三大方面的风险是长期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对中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的全面的打击。在人均耕地减少的条件下，中国势必需要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及其相关的产品。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来全球恐慌。在全球流动性极为宽松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很可能在全球性经济恢复步伐略有上升的情况下迅速飙升，对中国市场来说意味着新一轮石油危机又将到来。中国过去三十年以来货币存量超速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是粮食、石油与金融。这三大风险是长期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对中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的全面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准备。
粮食供给
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因为粮食不仅用于满足直接食用的需要，更重要的也是其他生活用品的中间原材料。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劳动用工成本势必不断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目标所在。在人均耕地极少的条件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会不成比例地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变得越来越具有经济上的说服力，经济的动力很难在长期内用政治和社会的逻辑去抗衡。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及其相关的产品。而粮食生产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当中国的粮食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了减产，而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区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减产因素，这二大因素叠加，毫无疑问会在未来某段时期会出现全球范围内粮食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非常低，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来全球恐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毫无疑问在未来是一个重要冲击。
应该如何应对？显然，采取一味的补贴农业生产，让国内的粮食价格人为偏低，或者强迫农业生产者扩大生产，这些政策短期可以进行，但长期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的扭曲。比如说对城市化和工业生产都会带来成本上升。日本、韩国的惨痛教训就鲜活地摆在我们面前。因此中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想方设法推动农业生产的改革，包括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同时积极扩大农业方面的科技投入，让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海外建立长期的粮食的供应基地。分散风险，长期合同，用这一方式来应对国际粮食生产的不足，这种建立国外生产基地的方式，既可以包括土地的长期租赁，也可以包括长期建立采购点控制粮食上游的采购渠道。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运营得很好，这对于全人类粮食供给的安全都将是巨大贡献。
石油危机
为什么说石油的风险长时期存在？石油与粮食不同，它的供应的地理位置是相对集中，而同时石油上游控制也是比较集中的。由于欧美经济在长期内难以完全恢复，而其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所以他们必须长期保持宽松的流动性，在全球流动性极为宽松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很可能在全球性经济恢复步伐略有上升的情况下迅速飙升，像2007年那样每桶石油价格超过130美元，甚至每桶石油价格达到300、400美元的境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欧美政府会合情合理地要求自己所控制的大型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按照某一个固定价格长期给本国炼油厂供应原油，这样的合同势必导致全球原油的自由市场出现崩溃，因为大量的原油将以长期供货的形式提供给发达国家，原油市场将变成现在的铁矿市场。他的供给价格都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这对中国市场来说意味着新一轮石油危机又将到来。
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石油危机？减少对外部石油的依赖。更重要的，是需要从现在开始以分散风险为原则，多元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石油的上游资源，甚至现在可以和一些石油供给国签订石油的长期应对合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幅度提升原油战略储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原油储备，采取国家补贴的方式，甚至于可以动用民间力量扩大原油储备。争取让原油储备能够达到维持中国经济三个月或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中国经济至少不会在短期内受到石油供给的短缺而遭受冲击之害。
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原因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以来货币存量超速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F速度。今天在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广义货币量超过美国，在十万亿美元以上，高达十万五千亿美元。与中国名义GDP相比已经接近200％，这都创下世界纪录，这种情形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隐藏下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产价格全面高涨形成大规模的泡沫，而泡沫在未来一段时间破裂，会带来全社会资产负债表危机，就像发生在日本、美国、英国的金融危机一样；第二种可能是，流动性充分宽松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对风险控制不利，信用扩张过快，而导致经营不善，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使得金融机构很难在危机爆发之后，继续信用扩张，因此对整个实体经济带来影响。最令人担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在广义货币的存量驱动下，资金突然之间离境，造成大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外汇储备不够等影响。
应该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呢？第一，中国经济应该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由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审慎的货币政策，争取让广义货币增长与名义GDP同步甚至略低；第二，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控制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货币政策开始考虑逐步地与投资者进行对冲；第三，逐步采取堰塞湖导流的方式，让中国经济过高的货币存量逐步地有序可控地流出境外，可以实行的方式是我们企业和居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外币出境一次。这个渐进的方式，让中国经济的资产价格超过境外水平，也让资金逐步地实现双向对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然地应对热钱的方式，让热钱有进有出。
总之，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被中国经济目前相对健康的运行态势所掩盖。粮食、石油、金融，这三大方面的风险，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现在开始尝试系统性的办法来逐步化解。
政体西化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最大陷阱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西化中华政体的主张在国内外都非常流行。这种主张意味着：第一，放弃民本主义的民主信念，改信“西方民主主义”，信奉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第二，放弃绩优选拔为核心的干部制度，改行多数决选举制；第三，放弃统一的执政集团，改为多党竞争制；第四，放弃分工制衡，改行分权制衡。前三十年，我们对“西方的东方”（前苏联、东欧）的教条有了足够的警惕，后三十年，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西方”（美、欧）的教条产生足够的警惕。政治上不折腾，抵制住西化中华政体的诱惑，我们才能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走上复兴中华民族的大道。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无疑属于中国。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发动机，十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十年前，中国还在乞求美国和欧洲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贸易额和GDP仅次于美国，各类基础设施等硬件也正在逐项超越美国，成了世界两强之一，是美国领袖世界的最重要伙伴。但这还只是个激动人心故事的开始。
以往的成功催生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愿景。按照GDP算，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只有五万亿美元，美国不到十五万亿。但只要坚持住以往的发展速度，最多二十年，即使不算购买力，中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加上十年，也就是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欧之和。再加上三十年，中国人均收入也将赶上西方。中国人以六十年为一甲子，再过一甲子，也就是到本世纪70年代，中华民族有望如汉唐时代，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民族。那时，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科技实验室，吸引世界最顶尖的人才，成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大摇篮，成为大学的圣地，成为人文社科的圣地。那时的人们会说，21世纪属于中国，正如19世纪属于西欧，20世纪属于美国。
然而，这只是愿景，是以中国为物质和精神家园者们的“一厢情愿”。对近代以来的所有大国来说，如葡、西、英、法、德、俄、日、美，世界很危险，随时可陷己于灭顶之灾。在以往的三十年和六十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数不清的曲折和陷阱。成为国际焦点后，中国将经受更多、更大的风浪，经历更多曲折。
中国能“熬”到江泽民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天吗？未来无法预知，“充分条件”不可能被预知，但从以往经验看，我们可以指出三个“必要条件”。
实现愿景的三个必要条件：不动摇，不折腾，不偏袒
经济上不动摇。在未来三十年里，我们要坚持以孙中山说的“民生”为核心，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我们已经坚持了三十年不动摇，若再坚持三十年，就是世界第一大国，若能坚持到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就能过上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
政治上不折腾。怎样才能政治上不折腾？在未来六十年里，我们要始终维持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稳定。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努力维护“和谐社会”，政治上坚决“不折腾”。中国大陆三十年前搞政治运动，鼓励全民参加夺权运动，其时台湾在抓经济建设，一跃而成亚洲经济的明星。大陆开始抓经济建设，台湾政治开始折腾，经济建设服从每年一次的“夺权政治”，政客相互指责，相互掣肘，经济停滞了十年。其间，大陆经济已经翻了两番多。看到世界上那些在内部政治上“折腾”的国家在沦落，中国政治一定要保稳定，不折腾。
国际上不偏袒，求公正。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没有公正，世界就不和平，不稳定，中国也难独善其身。世界金融危机，迫使中国采取超常手段应对，导致了很多新问题。美国借口“9·11”，率领西方世界发动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新“十字军东征”，伊斯兰世界遭殃，中国也损失惨重。所以，发达的北方要稳定，不发达的南方也要稳定。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繁荣和进步。身处世界的南北方之间，中国承担居间调停的国际责任。中国既要劝阻北方本能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军事等方面发动统治南方的战争，也要劝阻南方对北方发动战争。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努力争取国内的社会和谐，还要承担外部世界和平与和谐的责任，努力让“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延续下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三不”，经济上不动摇，政治上不折腾，国际事务上不偏袒？显然，关键在于政治上不折腾。这就涉及争议极大的中华政体，变还是不变？
中华政体：变与不变的辩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一甲子的成功在求变，正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从1919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国进行了社会革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动员组织了起来，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获得了独立自主。从1949到1979的三十年，我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国家开始强大了。从1979到2009年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人民开始富裕了。三个三十年，通过不断的变革，先后解决了“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走上了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之路。
尝到了变革的甜头，今天又有人要求大变革，要革政治体制的命，说这体制是专制，不符合“世界潮流”（欧美8亿人是“世界”，中国13亿人何以就不是“世界”？）。他们懒惰地把中国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体”问题。他们号称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中国政府“闯关”，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利益之关，闯政治改革之关，拆故宫，建白宫，改行西式的“宪政民主”。
在以往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了没有？变了，而且变得很快，变得很多。上四十岁的人会了解，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革命体制变成了制度化的体制。在以往三十年里，政治体制有渐进的变，更有“震荡疗法”式的突变。一夜间，我们把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了，那曾经是80％的中国人生存的基本制度。一夜间，我们把党政干部的终身制废除了，代之以任期制，而且是附加年龄限制的任期制，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任期制。我们还有渐进的但非常深刻的变化，比如文官录取考核制度，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变成强大的反贪污机构，行政和司法的规范化、透明化，还有一国两制、言论自由等等。
然而，中华政体的主干没变，不仅六十年没变，而且两千多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依然非常“中华”。中华政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底蕴深厚，两千多年的惊人变化就是在以不变应万变、求万变中发生。因此，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华政体的树干是什么？每种政体都包含四大要素，第一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选拔政府官员的方式，第三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主要执政机构，第四是（基于这种思想建立的）预防和修正政府错误的机制。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判定中华政体四大支柱。
第一，官民关系信奉“民本主义”的民主而非“西方民主主义”。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思想，已经延续三千多年了。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担当为百姓谋福利的责任，否则理应被推翻。换言之，政府是为所有人民的福祉承担责任的机构，不是社会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平台。
第二，官员选拔方式上以政绩考核为核心标准，从基层做起，实行“绩优选拔”（meritocracy）。中国的绩优选拔传承自远古的功勋制，也有两千年历史了。这个制度与西方的选举制非常不同。选举制靠利益集团支撑，选拔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官员，能说会道及面相比能力的实证更重要。
第三，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掌握核心权力机构。在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中国，拥有共同执政理念的儒家弟子组成统一的执政集团。今天的共产党也是个代表当代中国人民整体发展利益的执政集团，不是议会政治的党，不是某个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利益集团的“党”，字面“尚黑”，所以中国人讲“君子不党”。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中国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分成相对固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中国明显有统一的社会利益，才会有统一的执政集团。
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人民怎可能团结一致向国强民富的现代化目标坚定地前进？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维持绩优选拔，保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杜绝武装干政甚至军事割据？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抵抗住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有“统一战线”，有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没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怎可能抵制住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甚至挟持政府的企图？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只要在上述六项里的一项出了问题，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第四，与西方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政府犯错误。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中国分工制衡机制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文明不可能至今绵延不绝，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熬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政体展示了超强的学习力和适应力，不仅适应学习西方的东方（苏联东欧），也适应学习西方的西方（美国西欧），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一路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
所谓政府管理，无非是四种手段的综合运用：①强力压制部分利益（比如靠军警）；②呼应部分和眼下的利益（比如靠选举）；③承担保障整体利益的责任（比如靠中立的执政集团去平衡局部与整体、眼下和未来、变化与稳定这六种利益）；④塑造共同利益观以凝聚人民利益（比如靠社会核心价值观）。
中华政体适应变革，强调更高级的后两项手段，给“善治”提供了辽阔空间。
政体西化--未来三十年的最大陷阱
从对中华政体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陷阱。而今，西化中华政体的主张在国内外都非常流行。这种主张意味着：
第一，放弃民本主义的民主信念，改信“西方民主主义”，信奉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第二，放弃绩优选拔为核心的干部制度，改行多数决选举制；第三，放弃统一的执政集团，改为多党竞争制；第四，放弃分工制衡，改行分权制衡。
如果上述情形出现，政客们必然公开逐鹿，争夺大位，煽动人民支持自己夺权。结果，政治上必然折腾，以民生为核心的政策必然动摇，国际上也必然偏袒和跟随西方。如此，三个“必要条件”就消失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愿景就成了泡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空话。
为什么有可能出现这种暗淡前途？一是因为所有现实的政体都是固态的，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身，才能适应社会变迁。二是因为“挨骂”，外国人骂我们的政治体制“专制野蛮落后”，我们自己也信了，无视我国在中华政体护佑下取得的巨大成功，满眼都是“不可能克服”的问题，自己痛骂自己，痛骂自己的“体制”，产生拆故宫建白宫的“自杀”冲动。认为改制度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拿别人的鞋量自己的脚，总说自己的脚是畸形的，不看自己跑得比别人快，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中国是欠发达国家，很多问题都是高速发展造成的，不是制度造成的，不是“原来就有的”。事实上，在同样的根本制度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获得了六十年的快速进步。有什么理由认为，在现行制度下，我国无力解决腐败、缺法治、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以及住房、教育、医疗的不平等？拆了故宫，问题只会更加恶化。
避开“拆故宫”的陷阱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们不希望像前苏联那样，在骂声中东施效颦，走上自杀之路。我们用了两个三十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发展道路，解决了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在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希望还能解决挨骂问题，特别是自己骂自己的问题，即拿别人鞋量自己脚的教条主义问题。前三十年，我们对“西方的东方”（前苏联、东欧）的教条有了足够的警惕，后三十年，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西方”（美、欧）的教条产生足够的警惕。
总之，政治上不折腾，抵制住西化中华政体的诱惑，拒绝自杀，我们才能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才有实现未来三十年的愿景的可能。
为何中国长期停留于“转轨时期”？
秋风（独立学者）
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如此狭隘地聚焦于物质财富，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智用于获取财富，而根本不顾其他价值。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资源投入财富产生与享受中，其财富当然可以超常规地增长。
物质主义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信念，它首先体现为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它渗透于改革之前正式制度结构的最深处，在八十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转向，但其物质主义精神并无根本变化。政府在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支配下所采取的种种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政策，默许、诱惑、推动乃至强制民众产生了物质主义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使物质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无所不在，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尴尬，甚至令人担心的制度格局、财富配置状况及伦理状态。
经典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
政府控制经济与福利国家，是现代国家物质主义精神的两个主要制度结果。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可以看到前者之经典表现。
根据现代中国人所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生产力的驱动下神秘地演进。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力的变化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决定国家的权力配置，最终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和幸福。这种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指导国家同时致力于控制资源与满足人民物质需要。不过，以80年代初为分界线，两个时代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80年代之前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主要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宏大教条，国家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将其统治权建立在对物的全面占有之上。建立和巩固国家对财产、资源的控制，成为宪法最具根本意义的条款。政府通过种种宪法与法律安排，成为国土上全部物质性财产绝对意义上的所有人。国家行使统治权的基础，不是同意，也不是中国圣贤讨论过的“天命”，甚至也不是封建的“征服”，而是对财产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全面占有。这样，国家被还原为财产关系的总和，国家宣布占有一切财产、资源、财富，及由此所生产出来的剩余。
这种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异常重视经济增长。拿它与以私人产权和法治的国家相比，这一点显得十分醒目。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国家稳固之本就是通过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积累国家的实力，这种实力主要表现为重工业及其所支撑的军事力量。这种物质性实力不仅仅是针对外部世界的敌人，同时也针对内部的敌人：唯有掌握了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国家才能对内外敌人保持足够的压制能力，使之畏惧、顺服。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政府趋向于过度投资，尤其是向能够生产强制性力量的重化、军事工业投资。
与此相对应，国民也被视为一种物质性存在：“螺丝钉”或者“砖瓦”的比喻表明，国民被视为建设国家的工具。国民首先被视为“劳动者”。他们由国家动员并统一安排，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为国家创造财富，积累力量。这样的国民经济，其实是“国家经济”，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享有财产、组织生产与分配活动，并占有盈余。这样的国家具有非常浓厚的经济色彩，经济就是政治的中心。
不过，按照经典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建立起来的这种制度体系，具有一种自拆台脚的倾向：国家对资源和人的全面占有导致整个经济体效率低下。国家过度投资，尤其是向重工业、军事工业投资，导致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到70年代末，按照官方的说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不得不容忍民众自发进行制度创新，并以政策、法律的形式对这种创新予以承认、成文化，由此进入了中国制度变迁的三十年。
物质主义国家哲学的转向
80年代以来，国家哲学仍然是物质主义的，但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温和化处理，从主要关注国家对物质性资源及其利益的独占和支配，转向部分地承认国民个人的物质利益之正当性，进而形成了面向国民需求的政治伦理取向。如果说，50年代到70年代的典型口号是“建设国家”，80年代以后的典型口号则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际上，这两者是并行的，一元的国家物质主义被一种二元物质主义所替代。
首先，此一时期，治国者仍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念，始终把国家对财产、财富、部分重要企业的直接控制，视为政体安排的制度基础。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以来，私有化改革基本上陷入停顿，而这一改革本应当是市场化转型的重要内容。
同时，延续以前的传统，经济仍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人们通常以为，70年代末解放思想的重大标志是执政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其实，建设经济始终都被视为国家的根本职能，财富被视为权力的基础。区别仅在于，70年代末以前，国家执行此一原则的策略是国家控制、国家经营。80年代以来，国家的关注点从生产关系部分地转向了生产力，在一些领域，政府容忍了国家控制、国民私人经营。私人经济在这样的政治转向之后得以发展起来。70年代之前的政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主要表现为关于财产控制权之争，现在，这样的政治已经退居其次。表面看起来，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现在更为突出了，政治的物质主义以一种普通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
与财产的控制、经营体制的变化相适应，生产力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化与理性化：原先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转变为以更为抽象的以GDP为纲。这一转变不难理解：国家控制、国家经营的成就确实可以体现为国家对日益增多的实物的直接占有、控制、支配，但在80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国家控制、私人经营部门，国家无法直接占有实物，而只能以抽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来描述国家可控制的财富的规模。
这样，各级政府都开始把GDP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作为其施政的最重要目标，在官员考核体系中，它居于最重要的位置。GDP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具有如此崇高的位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谓举世罕见。这是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趋向激烈的主要肇因，地方政府官员就是围绕着本地的经济增长率及支持它的投资展开竞争的，因为这一政绩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巨大收益。
正是在这样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及相关制度安排推动下。经济、商业、财富迅速在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最高位置。在中国，商业化关系经常是由政府率先引入的。比如，正是政府官员或者官僚化的学者，强制向大学引入了公司化的、以经济利益调动教师积极性的考核、管理体系。各地也不断有官员把这种管理方式引入政府内部。商业向本来不应当商业化的政治、社会、文化、精神领域的蔓延，政府乃是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处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的原则，也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国家从全面控制民众的物质需要，转向满足群众的物质需要，或者说是允许民众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更进一步，国家甚至诱导民众只关注物质方面的欲望。
国家物质主义的后果
从50年代延续下来并在80年代进行了一番转换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确实大大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高增长。环视整个世界，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具有如此强烈的经济取向，官方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动员与控制体系的核心任务，各种资源都被动员用于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如此狭隘地聚焦于物质财富，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智用于获取财富，而根本不顾其他价值。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资源投入财富产生与享受中，其财富当然可以超常规地增长。
然而，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恐怕也正源于这种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及其推波助澜而形成的物质主义伦理观。
首先，在社会领域，物质主义精神冲淡甚至取消了伦理、道德。物质主义哲学将道德、宗教等等约束个体行为的规范还原为物质、利益、特权，从而使之“祛魅”。这样的“祛魅”很早就已开始。50年代形成的物质主义政体结构要求塑造合格的劳动者。既然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那当然就需要人相应地调整，需要“新人”，需要与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价值、生活方式。由此，新文化运动时代所形成的启蒙思潮，经过一番奇妙的转换，变成了国家改造人的政治社会运动。政府通过各种传播工具和教育体系，对民众进行物质主义哲学教育。另一方面，鉴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妨碍人们成为“新人”，因而，政府也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批判宗教、信念、伦理、道德、习俗的思想、文化运动，并经常发展成为从实体上进行摧毁的政治、社会运动。经由长期的这种教育，人们的心智结构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人们，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普遍丧失了对道德、宗教的自然亲近感和认同感。这样一来，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自然趋向薄弱。人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把物质享受视为最高人生价值。
中国正是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开始商业化过程的。个人肆无忌惮地追求财富、追求消费。肉体欲望被无穷无尽地释放出来，物质主义观念驱使人们不加反思地去满足所有这些欲望。消费主义、诚信丧失、家庭危机等等社会病象，都是物质主义伦理态度的结果。
但是，这一切的根源，依然是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它才是优良社会秩序形成的最大障碍。其最直观的表现是政府的严重物质化、经济化。不论是古典政治哲学，还是现代宪政理论都主张，政府的恰当职能是维护正义。各人的价值可能不同，国家理应创造一种制度条件使每个人追求各自认定的价值。因而，“政府的职能不是将别的信仰和活动强加给它的国民，不是指导或教育他们，不是用另一种方式使他们更好或更幸福，不是去指引他们，激励他们去行动，领导他们或协调他们的活动，使得任何冲突的诱因都不会发生；政府的职能只是统治……统治者的形象是仲裁人，他的事情就是执行游戏规则；或主席，他根据已知的规则指导争论，但他自己不参与争论”。这是一个真正的“中性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非物质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仍然处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的过程中，政治的缺失是致命的。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都清楚，现有的体制是过渡性的，需要进一步改革。这一变革既涉及到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界定，也涉及各个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更涉及国家价值目标的重新定位。唯有通过公众普遍参与的现代的政治过程，方可在这些制度领域实现良性变革。而唯有实现这些变革，中国才有可能生长出一种比较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
然而，改革与增长之间经常会存在某种冲突。治国者和人民必须作出明智的权衡取舍。但在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支配下，各级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把制度变革置于增长之下。由此就形成了90年代之后改革的尴尬景象：改革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更多地是为了实现高增长而进行的技术性调整，而不是真正朝向市场、法治的制度变革。改革长期停留在转轨的中间状态，这是物质主义国家哲学的必然结果。
结语
托克维尔针对现代社会的趋势曾经指出：“在所有国家，物质主义都是人的精神中最危险的病症。”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者、国民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财富--不论是国家的财富还是个人的财富--是重要的，尤其对曾经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来说。但是，对于个人和共同体的繁荣与安宁来说，财富不是最重要的，以正义为基础的优良治理秩序本身才是真正的财富。
长期以来，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居于支配地位。它遮蔽了政府对制度的关注，同时也催生了民众的物质主义伦理观。在国家结构中，有过于强大的经济，政治却十分弱小。其结果是，在当代中国，政府主要关注增长，民众仅仅关注财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当代中国，有增长，但缺乏发展，有财富，但其分配严重地有失公正。
解决诸多社会矛盾、实现转型的关键是时代精神、信念体系的转型，其核心，则是抛弃物质主义精神。首先是政府放弃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承担起维护正义的正当职责。解除了这样的魔咒，国民的精神自将逐渐地自发调整，从专注于物质部分地转向面向自己的灵魂，以灵魂来节制物欲。托克维尔曾警告说：“人假如只让自己满足于物质目标，很可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生产这些物质的技能；最后会跟野兽一样，不加辨别地享用一些物质，而无所改进。”这样的警告既是针对个人的，也是针对国家的。
陷阱重重的改革路线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现在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
回首过去，改革和社会转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
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当前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确实在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动的动力已不如往昔。更重要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资源等，正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这些似乎都具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而经济发展步履的沉重，也确实明显可见，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越来越依靠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靠大项目甚至泡沫的推动，越来越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但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甚至会陷入停滞的结论是过于轻率的。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其原因，则是转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约条件。首先，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因为只有快速增长才能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追求财富的要求，比如，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等。其次，在转型陷阱中，人们不愿意正视转型中遭遇的实质性问题，更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增量依赖症。实际上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再次，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因为这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恰恰是要冲破转型陷阱所造成的停滞性僵局，冲破造就了转型陷阱的既得利益格局。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改革，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但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与将改革走样变形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基础，甚至维护转型陷阱中利益格局的做法具有了表面上的民意基础。也就是说，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转型陷阱的形成是与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有直接关系的。恰恰是这种改革模式为转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结果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机已经一去不返。
第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的体制，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出来。但在那个时候，所谓贫富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不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辈子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在再生产。这种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就是“断裂社会”。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20世纪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并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但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第四，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其中的一些矛盾确实还是相当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和判断这些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些社会矛盾中，有一些本来是属于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在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不稳定幻象”。所谓不稳定幻象，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象”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工作，将维稳渗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其结果是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一些维稳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与转型陷阱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来自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安全感。因为，转型陷阱中固化下来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维稳模式，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转型陷阱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社会溃败。社会溃败现象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的失控和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现在，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并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地方，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这种社会溃败现象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用体制固化了一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如果一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利益结构时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能做出积极而明确的回应，如果一个社会对于现状不能提出一种在道义上能够服人的理由和解释，如果一个社会要用很不体面的方式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与人类的核心价值相对立，这个社会的溃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概括地说，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这种在转型陷阱中定型下来的体制是为“定型化的过渡体制”。这种定型化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在这个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由权力和市场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制，给人们认识这个现象增加了难度。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形成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由权力和市场混合而形成的新体制，不但使许多理论遇到了挑战，而且意味着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要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思想界中左和右争论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报告指出，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左”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而“右”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性体制的手段。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走出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形成打破转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
首先，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在考虑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新的变数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来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在暴露和显现；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戒心在明显增强；中国在以一个经济大国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的时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即不恰当地将利益摩擦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利益的摩擦想象为一种价值上的对立。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利益是利益，价值是价值。如果将利益之争人为地误导或演变为价值冲突，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但从长远说，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种自信和胸怀，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响世界。在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态度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解决人类和世界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毫无疑问，在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日益做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换言之，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之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结构和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做出了周密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实际上，由于转型的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这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条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二是防止社会的苏丹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因此，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造就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是很难推进和实施的。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
忧患意识太浓的精英阶层会毁了中国
王小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在绝对意义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更不要说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的相对比较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难道就与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一点关系吗？很多人认为西方的道路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中国必须走。西方的制度不是完美的。这次已经延续了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充分展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缺陷，需要改良或改革，需要新的制度设计。“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说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走什么路呢？在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没有把方案设计好的时候，动还不如不动。
很多专家、学者，经济学专业以及非经济学专业，都对于中国经济不看好。他们几乎年年都预测中国经济在下一年“硬着陆”甚至崩溃。这个世界上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则更是如此。比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某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便说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还要危险得多，中国的制造业到2008年底就会垮掉一半，而且是不可逆的。我当时曾在《中国青年报》撰稿说，这样的预言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中国经济因受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而遭遇的困难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方式就可以很容易解决。后来发生的事实如何？我的预言是正确的，而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测则每每不准确--其实我们可以说是每每太离谱。
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在全球占据了即使不是说支配性，也可以说是主导性的地位。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健康发展，且增长速度可观的大经济体。《金融时报》说：“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按产量计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夺回了19世纪时失去的’世界第一‘宝座。”中国钢铁、铝、铜、能源、水泥等方面的生产量或消费量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其中有些项目占到了世界的一半，或接近一半。从工业配套来说，除了一些高端的设备、产品目前还不能生产外，综合来说，中国的工业配套是世界上最好、最方便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工业发展极，在今后几十年中，全世界的制造业仍旧会向中国聚拢，这个趋势并不是像一些人一厢情愿的那样，可以轻易改变的。从这些硬指标看，与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轻蔑评论不同，中国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而且在将来几十年中，优势会越来越大，超过近现代史上英国及美国所曾获得的地位--只要我们这个民族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犯最愚蠢的错误。
有些人会说，这些只是数量，但中国经济的质量不行，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提起：（1）在一些产品上我们虽然受制于人，但和我们利用了这些产品形成的出口相比，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量究竟有多大？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往不利的方向说，这当然有利于缓解别人对于我们的怨愤，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价值总量就不很大；（2）从发展的角度说，与一些中国专家、学者的渲染相反，实际上我们的整个产业基盘的技术提升相当快，一个又一个制造业的重要领域，我们从十几年前的籍籍无名，迅速成长为对于处在顶峰的国家形成重大危险的竞争对手。
从更为综合的基本面看，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政府手头宽裕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企业感到劳工短缺，并且工资上涨迅速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在绝对意义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更不要说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的相对比较了。
总体来讲，经过这几十年的体制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好的程度。然而，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国内精英阶层却罔顾事实，对于中国经济的“唱衰”，甚至说中国的经济在两、三年内就要崩溃，却一直持续着，持续了几十年。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为这种“唱衰”的一个常见的辩护就是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忧患意识必须是合理的，在方向上、位置上要合理，在度上也要合理。譬如说，一个人要关心自己的健康，不能讳疾忌医，要着重注意自己的易感疾病，但明明没有那个病却整天“忧患”自己第二天就要死于那个病了，这不是合理的“忧患意识”，这是可怕的精神疾患。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部分在做仅为套取经费而没有任何人关心的扯闲篇研究，另一部分在做博取绝大部分眼球的名为“忧患意识”，实为精神疾患的政治宣传，实事求是的研究少而又少，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对此倒是应该非常忧患的。
这种名为“忧患意识”的精神疾患，至少会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误导我们这个民族在该改革不该革命的时候革命，从而毁掉当今相当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至少是制造动乱，阻滞这个好势头；二是导致上至决策层，中至企业家，下至老百姓误判经济形势，坐失唾手可得的机会，更不要说深谋远虑、大胆进取了。
然而，为什么在经济基本面相当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唱衰”
者，而且“唱衰”者囊括了中国“右派”和“左派”的几乎所有主流学者，主流媒体（事实上只有少数被边缘化的“民族主义者”、尚不成气候的“工业党”坚持中国经济的大形势是好的--当然，真正在搞实业的“沉默的大多数”往往也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根子还是在政治领域。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主要是前三十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犯了一系列错误，也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中国的政权在软力量方面，在西方政治学术语的“政治合法性”方面，没有能够借助经济上的成就翻过身来--哪怕是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
经济体制这么好，大家都这么骂，事实上确实是说明政治上的问题很严重。我们确实不能指望经济永远这样高速发展--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一旦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政权的抗冲击能力如何？这个问题必须在今天就引起高度警惕。
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依靠制度改革、制度建设，还是调整混乱的意识形态，依靠宣传方面加强力量来扭转局面？很可能两方面都要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做，这么严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要说政治体制不用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两句话，一个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一个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句话相当重要。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走什么路呢？在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没有把方案设计好的时候，动还不如不动。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内民主，我很赞成。然而，民主指的是什么？是咨询性民主还是票选？如果民主指的是票选，则八千万党员这个范围都言之过早。如果民主指的是咨询性民主，则在全民范围内搞民主问题也不大。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许多人常常希望用激烈的根本性的变革来解决，希望中国马上出现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包括最近还有人在宣扬长痛不如短痛。但是，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特别剧烈的社会变革，笔者认为：第一，不可能出现；第二，也未必可取。中国存在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最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剧烈的变动实现的，只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或改革实现。如果是改良或改革，则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必须得考虑照顾既得利益的问题。不照顾既得利益不现实，只有在照顾既得利益的前提之下，才能实现改革和改良--当然，如果既得利益一点不能动，那也是谈不上改良或改革的。
政治体制改革既有路径的问题，又有目标的问题，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目标是错的，改过去就更坏，目标对了，但找不到一条可以不付惨重代价的路径，这个目标的设定也没有意义。在目标方面，“十八大”已经说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这一条，在精英阶层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不走邪路”这一条，分歧就比较大了：很多人还是认为西方的道路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中国必须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西方的制度不是完美的（这虽然是说过无数次的老话，但很多人心里是不服气的，有必要不断重复），这次已经延续了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充分展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难道就与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就不难理解完全否定中国政治制度的人罔顾中国的经济成就）。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缺陷，需要改良或改革，需要新的制度设计。有关具体的制度设计，因篇幅所限，不适于在这里谈论。
从放眼世界的视野看，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关键地位，中国有能力为人类创造出一个比以往的人类所有过的都更好的政治制度。中国需要与中国人民更始，需要与世界人民更始，从而走上历史赋予我们的地位，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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