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而言，苏联解体正是自己所持民主价值的最好见证--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改革和进步的时代。然而，20世纪90年代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里意味着耻辱、腐败和民族的衰落。当普京致力于俄罗斯重新崛起时，许多美国人批评普京要把俄罗斯退回到贵族统治时代，而普金的支持者解释说，俄罗斯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它的国际地位。

    日本将有大动作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与中国国内流行的判断不同，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从钓鱼岛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美国的政策，不仅使日本成为其在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终将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

    一个没有勇气正视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国家，是心理脆弱的不正常的国家；一个不愿认罪并且还要继续伤害其他国家人民感情的民族，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和民族。

    和而不同，大和也。礼之用，和为贵。

    在2005年，日本外交有了一些大动作，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如果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的所作所为是“项庄舞剑”。

    那么，日本将剑舞何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而要使我们的讨论产生正确的结论，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格局依赖存在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为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多次讨论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就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这一巨变使俄罗斯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罗斯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拥有台湾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罗斯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罗斯手中的案例相似，自1949年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五大安理会成员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或“充分理解和尊重”。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已经解体。

    现实的世界政治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同时也必须承认，围绕着俄罗斯、中国的冷战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罗斯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在法理上恢复了20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型遏制链条，并于20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

    更进一步说，如果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工具的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后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版图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罗斯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确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所不同的只是：昨日之冷战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时的冷战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据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布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个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三分之二。另外，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罗斯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

    如果国内有人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美国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20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更加强化了。对此邓小平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内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期内提出的实际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综上，本文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判断就是：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么中国国内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有了这样的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同。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置、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又都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而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国内一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最重要组织工具之一的北约，在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么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器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后，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力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和应负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巴尔干半岛；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上述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

    从戈尔巴乔夫的本意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世界政治转折中的日本问题

    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2005年伊始，日本外交攻势凌厉，其所关注的“周边事态”范围大幅扩展。

    --2005年1月31日援引来自官方的消息：日本准备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研究双方在实施联合作战的情况下各自如何应对等问题。日、美双方试图将“台海危机”写入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无疑是在为日本日后介入“台海冲突”提供“法律依据”。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

    --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将制定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

    --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7月14日，日本政府批准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中间线”以东油气的试采权。8月9日，日本九州经济产业局局长松井哲夫在记者会上宣布：被授予试开采权的帝国石油公司已经交付了约1000万日元的执照登记税，已全部办妥了试开采权相关的各种手续。据该局称：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的试开采权，已于8月3日被登记在矿业开采登记簿。

    8月26日，日本私营石油开采加工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宣称：尽管可能会受到中方反对，公司仍准备在日本政府对其职员提供安全担保的情况下，对东海油田进行试钻探，开采其油气资源。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经理高井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如果一味担心（中方）干扰，我们永远也不能进行试钻探。由于公司获得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开采许可，就应当克服一定的困难。”

    --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

    --5月16日，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向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散发了一份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框架决议草案，建议增加六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比以前更明确地要求新增的常任理事国也拥有否决权。

    --6月14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7月22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以执政党议员的多数票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该法案自即日起正式生效。至此，日本完成了计划从2006年度末开始部署的导弹拦截系统的法律框架。修正案修改了日本自卫队拦截来犯弹道导弹的法律程序，规定防卫厅长官在紧急情况下有权直接向部队指挥官下达拦截弹道导弹命令。

    --7月1日，鉴于4月中国爆发反日示威，日本东京基金会对华政策研究小组发表《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呼吁日本政府“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该报告提出的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日本应当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爱知和男、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以及原口和宏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

    东京基金会的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0月23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叶落知秋，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的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没有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

    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1895年，日本在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并实现了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同理，谁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控制了日本地缘政治的“命门”。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湾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的战略棋盘上是可以随战略需求随时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的眼中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默认的程度。在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而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

    新世纪的日本将有大动作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乃至本世纪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于同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21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通过“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

    令人担忧的并不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在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了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的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为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打遍了亚太地区，战败后军力退回“主权线”。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又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这其实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在百年后的翻版。

    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其国家利益扩展的目标必然是东南亚一带，而控制台湾及周围岛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实际上，从1999年“周边事态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已大体做好了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而“周边事态法案”、否认远东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的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

    的目标。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贯坚定奉行的信念是：“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只用和平手段解决任何问题，而不借助武力。”雅尔塔体系中针对日本的条款，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设定的。因此，对日本而言，“不做军事大国”，就应当遵守其在雅尔塔和平条约中的承诺。但如上述大量事实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作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因此，可以说，小泉在用日本昨天的承诺掩饰今天决意步入政治大国的企图，而政治大国历来都是军事大国的代名词。果然，小泉在作了上述表白之后立即切入实质：“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

    现在，日本的上述战略已进入实施阶段，其重点在中国台湾地区。

    21世纪伊始，日本右翼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已公开化，甚至已部分地上升到官方层面，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如果“台独”分子的目的得逞，那日本“周边”范围就会进一步越过台湾而跨入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正对亚太国家实行递进式的力量测试。日本实现其“周边”远景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鉴于钓鱼岛处于与台湾接榫的地理位置，因而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前提则是实现对钓鱼岛的控制。今天的日本“周边事态”意识就是昨天的“大东亚”意识的胚胎形式，当然它也是颠覆雅尔塔体系及其远东格局的胚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都是亚太和平格局的关节点。而目前的亚太和平只能是由美、俄、中三国保障的雅尔塔和平。

    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世界和平真像孩子们可以随意推倒重起的沙盘。

    造成世界4/5人口卷入其中、5000多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结束，并由此产生了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共同保证的近50年世界和平的雅尔塔体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体系，其欧洲部分竟在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中瞬间解体。而目前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但所开条件是要求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头阵--又使雅尔塔和平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美国正在采取的认可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默认日本扩大自卫队的作用、支持日本“入常”、放纵日本与台湾的“高层交流”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历史重演：绥靖日本，不仅使日本成为其在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

    目前分析，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底线。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目前已流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作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对此，小布什则针锋相对地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这里需要问的是，小布什要“埋葬”的是哪里的“雅尔塔遗产”？联合国是雅尔塔的“遗产”，是否布什先生因对其不满而要“埋葬”呢？20世纪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已搬走了欧洲的雅尔塔基石，那么，在21世纪初，小布什是否要清除远东“雅尔塔遗产”呢？但问题在于美国的放弃雅尔塔远东格局、强化对华冷战的底线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起点线。对日本而言，其“周边事态”边界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能伸多远，这的确是连美国也不知道的谜底。正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绥靖日本时，不知20多年后的日本人的边界竟会达到珍珠港一样。

    和平，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今天，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的，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款）。”“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第七款）。”“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款）。”

    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

    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是以上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了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体系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日本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及修改宪法第九条这一连串举动表明，在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日本已开始为颠覆雅尔塔远东格局作前期准备。而远东雅尔塔格局解体之日，也就是二战反法西斯国际合作形成的和平体系在世界范围终结之时。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台海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国际社会公认的雅尔塔体系而非冷战国家自认的冷战条约构成的冷战体系，才是当今亚太和平的法理基础。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20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与罗斯、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示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异于暗示日本可以率先向中、俄发难。日本知道，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的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现在，日本开始先在钓鱼岛继而在台湾地区向中国发难；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甚至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结果的舆论日高。这表明，日本右翼已不甘心只将日本保持在“经济大国”的层面。对亚洲各国而言，对于目前日本出现的一系列否定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行张目、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遏制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挑衅行为。

    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东南亚地区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现在回想起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也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罗斯福还“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的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格局。

    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好了伤疤忘了痛。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关系恶化。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出现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赫鲁晓夫会谈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鼓吹美苏决定国际形势，结果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差点被苏联人赶出印度洋。这迫使“反共老手”尼克松屈尊于1972年来中国求救，并与中国再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导致苏联在亚洲的攻势受挫，并于90年代初自我解体。

    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21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仅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地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在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21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20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

    如何让“危险的邻居”望而却步？

    林治波（《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评论员）

    近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日本，也在美国；紧张的限度是避免爆发战争，这是底线；能否保住这一底线，取决于中国能否在10-20年内将实力提升到足以让可能的侵略者望而却步的程度。

    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日本，也在美国

    这些年来，同日本的关系已成为中国最为头痛和棘手的双边关系，其处理难度甚至超过了中美关系。导致这种既紧张又僵冷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的挑衅性对华政策。日本右翼政客肆意刺激中国人民感情和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言行，让素来温和的中国人民也感到厌恶和愤怒。

    中国与日本，看似同文同种，实则迥然不同。在两国的关系中，寻衅生事、发动侵略并企图吞噬对方的一直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谋求中日友好，在中国方面从来就不成问题。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强盛的中国一直向日本输出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沐浴着日本的成长。从近代到现代，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等，也无不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相处。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着反日的过激言论，但那既不是出于中国政府的挑唆，也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更不是中国老百姓的空穴来风，而是对日本反华政策的正常回应，实质上是一种情绪反弹。换句话说，中国群众反日情绪的源头在日本，始作俑者是日本右翼势力。如果日本改弦更张，实行对华友好合作路线，那么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自然会逐渐消退。问题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主导的日本政府出于纯粹以自我为中心不为他人考虑的立场，并不愿意看到中日友好。历史上，东亚地区一直只有一个强国：古代的强国是中国，近代的强国是日本。现在，这一稳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除日本之外，中国正在崛起为另一个强国：东亚历史前所未有的两强并立格局正在形成。面对这一趋势，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的崛起。这种心态和做法，说白了就是只能自己好，见不得别人好。综上，笔者认为是“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不愿看到中国崛起”这一根本矛盾，造成了今天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责任主要不在中国。如果硬说中国也有责任，那就是中国的发展。如果这也成了罪过，就让人无话可说了。

    当然，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姑息纵容。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整肃，转而扶持日本反苏反华。美国还阴险地将中国钓鱼岛交由日本控制，从而埋下了日后中日争端的伏笔。对于二战后6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愈演愈烈的翻案行为，比如，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全面歪曲侵略历史，等等，美国一直作壁上观，默不作声。本来，以美国在二战中扮演的历史角色和美国的价值观而言，都不应该容忍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是美国政府和学界持续的一片沉默，甚至是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旁观着双方的争执。因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指向是中国而非美国（至少目前是这样），这恰好满足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和需要。对于中日之间这场是非善恶十分清楚的争执，美国居然采取如此暧昧的态度，十足地暴露了这个号称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根本价值观的国家的虚伪性。在美国所有的对外政策中，人们看到的只有利益，没有道义。至于那些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仅仅是打扮自己的化妆品，或者仅仅是用于刁难指责别国的工具。日本右翼势力敢于如此猖獗地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一方面出于打压中国的本意，以及仇视与恐惧中国相交织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的缘故。

    笔者以为，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恶化中日关系的动机，一是造成和加剧日本民间日益普遍的反华情绪，有利于为他们篡改和平宪法、成为新的攻击性军事大国扫除障碍；二是趁中国尚未完全崛起之前，全力将中国打压下去。因此，中国如果妥协退让，日本就可以借此捞取巨大的战略利益；而一旦中国针锋相对，酿成军事冲突，日本就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把山姆大叔也拉进来，从而达到削弱中国也削弱美国的目的。

    现在，有些美国人也看出了日本右翼分子一箭双雕的用心，开始对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加大关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上，近来罕见地出现了批评日本的声音，有的观点甚至十分尖锐。布什总统在接受NHK（日本放送协会）记者采访时说：“看来我需要提醒我的亚洲朋友们，克服历史认识需要下大力气。但为了更光明的未来，克服过去十分必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也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异乎寻常地批评小泉的错误做法，并为此专门给日本驻美大使写了一封信，指出：“靖国神社是诱发太平洋战争的军国主义象征，日本政府人士反复参拜靖国神社令人遗憾。”布什在访华前夕，再次对中、日、韩三国记者表示希望中日改善关系。笔者以为，布什的话半真半假--半真，是说布什真的不希望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半假，是说美国并不希望中日关系有实质性改善。

    中日关系紧张的限度是避免发生战争

    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涉及中日关系紧张的限度。如上文所述，中国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并不愿意和日本交恶。换言之，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总是和平的一方，不会主动挑起战火。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紧张的限度，既取决于日本，也取决于美国。虽然日本极右翼势力怀有战争野心，但日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单独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因而想把美国拉下水来。

    与日本不同，美国虽然不希望中日关系真正改善，却也不敢轻易和中国发生冲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是一个国力处于上升趋势的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历史上还有过和美国正面交战且并不吃亏的战绩（朝鲜战争），这让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敢看轻中国。二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实施并不顺利。伊拉克战争在开始的军事层面上展示了美国的巨大威力，而在其后的政治层面上却暴露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伊朗强硬派的上台，也使美国在中东面临新的严重挑战。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将是长期牵制美国的国际因素。三是，美国政府还存在着种种内政问题，国内矛盾十分突出，民众支持率显著下降。在上述三种背景和形势下，美国显然不愿意在东亚和中国发生冲突，至少是在近期。于是，就连美国最强硬的鹰派人物，如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等人，在中国问题上也变得和缓谨慎了一些。这和美国面临的中东形势不无关系，也和这些人物对中国逐步深入的了解不无关系，并和美国当前的内部矛盾不无关系。其中，前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的时间会相当长。美国之所以对“台独”势力一再提出警告，不允许他们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就是怕把美国拖下水。如今，美国开始对中日关系担心起来，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日本右翼势力过分刺激中国，就有可能导致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美国陷入两难：和中国开战必将使美国蒙受重大战略性损害，不和中国开战又违背日美军事联盟的约定。这是美国力求避免的局面。近些年来，美国一方面在政治上力图稳定对华关系，一方面不让日、台出格，同时通过加强与日本、台湾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军在东北亚的军事集结和前沿部署，让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如此一来海峡两岸相互牵制、日中两国互相牵制而又不至于酿成战争，自己则隔岸看戏，坐收渔利。这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中国应以硬朗态度回应日本挑衅

    那么，在这样的大格局下，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中国方面应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笔者以为，“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日关系因日方的不友好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有什么实质性改善。这是日本政治连续20多年右倾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出乎意料。在日本右翼势力奉行挑衅性反华政策的情势下，中国已处于退无可退、让无可让的局面。中国最佳的应对方略就是：放弃中日友好的不切实际的政策追求，而以现实、硬朗的态度回应日本的挑衅，同时又要力求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

    强硬回应日本的目的，是决不让其从反华政策中占到便宜、捞到好处，否则就会树立一个反面导向，等于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变本加厉地实施反华政策。以妥协退让或过分友好的姿态应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挑衅，非但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事与愿违。历史上，中国在这方面有过很多教训。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不是中国造成的，也不是中国一厢情愿就能够改变的。以反华为重要特征的日本右倾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趋势，并且还将发展下去，这不是中国单方面主张中日友好就能够改变的。笔者主张的强硬回应日本，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一方面，日本的挑衅性反华政策使中国别无选择。日本政府在所有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比如，东海划界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冲之鸟礁问题、安大线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等等，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甚至是无理的挑衅政策。这些领域，要么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要么关乎领土领海的主权和核心利益，使得中国没有什么妥协退让的余地。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市场日益增加的依赖性，也使得中国拥有足够的力量对日本的反华政策作出有力度的反应。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逐步成长和强大起来，造成中日经济关系的若干全新特征：

    首先，对日贸易在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连续下降。虽然中日贸易发展速度不算慢，但由于中国总体对外贸易增长更快，结果导致对日贸易在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下降：1985年曾高达23.6％，1995年仍高达20.5％，2000年已降至17.5％，2003年更降至15.7％，其中对日出口更仅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3.6％，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

    其次，日资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量中的地位相对下降。2000、2001、2002和2003年度，日方统计的对华直接投资分别增长32.2％、43.6％、22.2％和65％。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总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更快增长，日资在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呈相对下降之势，比如在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日资所占比重在1990年达14.4％，到2002年已降至7.9％。

    再次，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大幅缩减，2008年完全停止。作为日本对华政府开放援助主体的日元贷款，在2000年度曾一度达到2144亿日元，但随后即开始大幅度缩减，2003年度缩减为967亿日元，仅相当于2000年度的45.1％。现在，中国每年向日本返还贷款利息的数额已经超过了日元贷款的数额，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微不足道，日本以此对中国施加压力已不能产生什么效果。

    第四，中国经济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外力。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市场需求旺盛，日本对华出口增长达28.2％，在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增长的2.6个百分点中，竟有2.2个百分点是由对华出口增长贡献的，贡献率高达84.6％。若再考虑到日本对香港出口中向中国内地的转口部分，这一贡献率将更加惊人。

    最后，中国市场对日本越来越重要，中日经济关系越来越朝着中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方向发展。1990年，对华出口只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1％，到2000年这个比例提高至6.3％，2003年更达到了12.2％。更重要的是，中日双边贸易越来越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2002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为50多亿美元，2003年为140多亿美元，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照此下去，中方逆差会越来越大，对华贸易越来越成为日本获取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同时，中国已越来越成为日本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改善经营环境、提升盈利水平的首选对象。2003年度在日本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减少9.2％的情况下，对华直接投资却急剧增长了65％，这说明对华投资有大利可图。这些年来，日方一直在统计方式上作手脚，刻意掩饰日本对华贸易的本质性变化和巨大盈利，以淡化和模糊中国市场对日本的巨大重要性，这恰恰反映了日本方面对此问题的敏感和重视程度。不管日本方面怎样掩饰，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日经贸关系同时呈现着方向相反的两个趋势：一方面是日本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另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综上，笔者认为：一旦日本的反华政策波及两国经济交往，那么受损害的主要不是中方而是日方，为此着急的不应是中方而是日方。中日关系紧张固然会让中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让日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如果再加上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以及欧美韩等国产品对日本产品的替代性，从各个角度看，中国都完全有能力对日本的反华政策作出有力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日方不得不顾忌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作出反应。大国角力和战争较量的历史证明，威慑不但来自于实力，而且来自于在必要时敢于果断使用实力的态度。

    依靠实力守住和平底线

    强硬回应日本并非感情用事，而是理性选择和现实态度，因为这种对日政策不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有明确的底线，即力求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避免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争取时间和环境。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稳住同美国的关系，只要把中美关系稳住，日本就不敢单方面挑起大的事端。对日方面，在强硬回应日本反华政策、保持对日压力的同时，中国可在适当时机恢复同日本的高层往来，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避免给日方以中方拒绝对话的口实，展现中国的高姿态；二是通过高层对话，既可以严正表达中国立场，又可以适当缓解紧张气氛，避免双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升级。

    比外交更为重要的是，大力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平的实质是强者的非暴力秩序，和平的主动权从来都掌握在强者手中。这些年来，日本的军事化倾向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军费开支庞大，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二是其军事能力已明显超过防御需要；三是与美国和“台独”势力的军事勾结越来越紧；四是连续通过了十个军事法案，架空了《和平宪法》，为向海外派兵和干涉中国内政扫除了法律障碍；五是公然将中国确定为日本的潜在对手，并公开将台海纳入日美军事干预的范围。日本的这一连串做法，意味着一个十分重大的变化：日本已经告别了战后的和平主义，而逐步变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新军国主义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侵略前科，且至今不反省侵略战争的危险的军事化邻居，中国一方面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防实力。只有实力强过对手或者与对手取得平衡，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未来10-20年，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中国国防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资金能力充裕，公民就业不足，国家又提倡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恰恰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带动就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应当趁此良机，让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发展起来。

    另外，需要中国加以注意的还有日本的外交方针。为孤立中国，日本的战略是一方面反对中国，一方面紧跟美国，同时加紧拉拢俄国、韩国、蒙古、东南亚和印度。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韩国的策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历史的态度，必然同时得罪中、韩两国，但日本政府采取了分化中、韩的政策，预计下一届日本政府可能进一步采取区别对待中、韩的政策，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和东亚国际关系中孤立中国。对此，中国有必要和韩国协调立场。如果中国的工作到位，那么日本的拉拢就不会得逞，韩国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都不大可能站在日本一边。

    笔者总的观点是：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日本，也在美国；紧张的限度是避免爆发战争，这是底线；能否保住这一底线，取决于对日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能否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足以让可能的侵略者望而却步的程度。

    21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

    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教授、“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主任）

    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主要是取决于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不是讨论印度将来会不会超过中国，它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正是因为今天的印度变得更加民主，它的经济发展成就才更加出色。威权政体并不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微观指标上印度超过中国

    如果简单地横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GDP数字，显然人们会发现中国的GDP数字比印度的要漂亮，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比印度更加成功。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即使我们单看GDP数字，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印发展速度之比差不多是2∶l，现在差不多是1.2∶1。另外，中国每年的GDP里50％是投资拉动的，印度是2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5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接近中国的80％。

    这就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是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基础的，而印度的增长没有消耗那么多资源，如果我们看一下GDP的单位能源使用比例，印度的数字与日本接近。顺便说一下，印度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比中国高许多。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很多微观指标，印度不是说将来会不会超过中国，它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而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主要是取决于微观基础。因此，我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当然，这个国家也面临很多障碍和挑战，我认为它的障碍主要在于基础教育，而不在于很多人认为的基础设施。

    第二，我们看一下两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发展潜力较大，它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更高。先看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十年动乱时期，尽管受到政治的干扰，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3％-4％，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印度这方面明显不如中国。印度最大的障碍是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热带国家。你看二战以后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在温带或亚热带，新加坡是个例外。很多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位置跟一国的经济发展之间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地理就是你的命运》（GeographyIsDestiny）。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位置是印度发展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反过来讲，即使面临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印度今天的GDP增长率还能达到5%、6％、7％、8％，一直到2009年的9％，它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实际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中国的发展潜力比印度高，但实际发展速度也接近印度。所以这个问题看你怎么去看，你可以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也可以说印度超出了它的发展潜力。你可能看过那部关于印度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百万富翁都是了不起的，但是从贫民窟里成为百万富翁那是应该加分的。印度面临非常大的发展障碍，但是它的体制可以帮助她克服障碍。

    印度GDP与个人收入增长并不脱节

    在2003年，我和我当时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一命题时，中国的媒体、学界和政界可以说对印度毫无兴趣。中国人那时对印度的知识还停留在《大篷车》的水平。我记得我多次向中国几个有名的商学院建议它们组织学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访问，要重视这个国家，得到的反应经常是有礼貌的冷淡或者是热情的拒绝。

    但中印发展的讨论这一两年来变成了一个热门题目。我想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印度的经济表现。在金融危机中，印度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从财政的刺激上讲，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轮政府经济刺激是40亿美元，另外还有减税政策。印度的第二轮政府经济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还是减税。相比我们的4万亿，可以说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经宣布结束经济刺激措施，它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加息要防止通货膨胀出现。

    印度的GDP增长是7％，世界银行预测印度到2011年GDP增长会加速到9％。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经济增长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内需主要是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漂亮数据下投资者和学者总是有一些疑问。印度的优点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儿，你可以尽收眼底。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坦然处之，当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当中国经济增长时，对中国数据的不信任没有太大关系，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风波，那时我们就知道一个国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会有多么重要。

    第三个原因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减贫和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中国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远远超过印度现在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那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是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变得越来越明显。

    “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个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在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将是最高的，预计年工资增长为12％，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实际的工资增长是7％。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国在工资方面与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不顶花，因为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从来反对那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长。对于富士康12跳的工人来讲，GDP再快、外资再多、外汇储备再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D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而在中国，据统计，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中国GD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GDP增长和个人收入脱节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我很习惯我的少数派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

    第二个问题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到底和它的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国内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我再一次不同意这种观点。证据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差的阶段，而它最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好的阶段。

    政治体制决定其发展前景

    印度的体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法治。法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达成法治，还没有共识。国内很多人认为，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却认为法治是依法制约，既制约老百姓，也制约政府，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中国远没有达到法治。有人说印度过度法治，但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次是金融体制。我们在2003年的文章中提出，虽然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麦肯锡的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学习”。到今天，至少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更有效率。

    最后是政府体制，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共识。有很多人认为民主没有效率，妨碍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印度的今昔，就可以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左右，被经济学家拉吉（K.N.Raj）称为“印度发展速度”。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印度逐渐达到或者接近“东亚发展速度”，也就是7％-8％左右。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内印度政治体制的变化。“印度发展速度”的时候，印度虽然形式上是民主制度，但实际上用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的话说是“不自由的民主制度”。英迪拉·甘地夫人长期执政期间，基本上是铁腕统治，1975年时还一度取消了民主选举，实行戒严法。她还多次尝试取消地方自治。另外，印度当时的新闻管制也很厉害，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国有的。

    我们再来看当印度逐渐进入“东亚发展速度”的时候，它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印度90年代初期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包括传统行业。到今天为止印度所有的传媒包括电视台已经全是私有的。所以今天印度的媒体对政府起到了非常有力的监督作用。

    第二，印度政府通过各方面的法令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刚开始是1997年在印度几个邦通过《知情权法案》，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适用于全国的《知情权法案》。一般认为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我看来印度90年代同时进行了政治改革。

    第三个政治改革是印度在1992年修正宪法，赋予乡村更多的自治权利，这就是称为“潘查亚特运动”的乡村自治制度。

    经过这些分析，你不用是一个经济学家，也不用是一个统计学家，就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印度过去的经济不发展并不是民主政治体制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印度今天变得更加民主，因此它的经济发展成就才更加出色。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对应的失败的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越过东亚，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归咎于其民主制度。这种观点除了证明自身政治体制的优越之外，根本就不属实。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经济并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很多人喜欢将经济增长过分归功于政治特征，但经济增不增长更多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体制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以前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为6％-7％，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对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可持续性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担心印度增长的可持续性。

    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

    民主并未阻碍印度经济发展

    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透明、问责性更强。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式增长”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扎卡利亚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印度当时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她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据我了解，印度所有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此类的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于印度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它主要的不足恰恰又都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础领域。如果我们分析问题仅仅用我们能看得到的信息来对一个问题下结论，那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学里这个叫变量遗漏偏差。但是，我们的官员、中国的和西方的学者在观察印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在犯同样的错误。

    经济让步可换取小国政治支持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大国崛起的共性因素包括：第一，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第二，政治上的独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在经济上，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并且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崛起过程中要树立大国意识与大国战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欲取之，先予之”。需要用一些经济上的让步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五，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区域合作战略有什么共性？决定他们成败的因素有哪些？我在这里主要选择三类国家做一个案例分析。第一个是成功的案例，战后最成功的案例要数伴随欧洲崛起的法国与德国；第二个可以说是个失败的案例，就是东亚的日本。第三个是正在争取崛起的大国--南美洲的巴西。

    欧盟的起源是煤钢联营协定。煤钢联营协定当初成立的目的，不是出于大国崛起的动机，而是美国为了防止东、西方对抗，同时为了防止德国在欧洲再次发动战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大国通过合作来实现崛起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法、德成为世界大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欧洲统一市场与欧元的形成，法、德两个大国崛起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我们看到，欧元及欧元区产生以后，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挑战越来越明显。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法、德两个大国对欧洲统一有基本共识，并主导整个进程；二是法、德两个大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国威信。即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大国通过经济上的让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尽管法、德单独都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但法、德主导的欧盟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者。因此我把它称作战后大国崛起的成功的例子。

    与此相反，日本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曾经引发人们议论美日“G2”的说法，但实际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过程中，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也从来没有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什么日本会失败呢？第一个原因是冷战时期日本确立了以美日同盟为对外战略的基础，在政治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大国，很多决策必须由美国人来替它制定。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日本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始终无力向世界提供足够大的出口市场。

    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经推进过东亚合作进程，但是因为政治上受到美国的反对，经济上受到自身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制约，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外，日本在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一直没有与该地区的大国（如中国、韩国）结成合作伙伴，致使亚洲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日本自然也无法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自身的崛起。其结果是日本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

    第三个例子是巴西，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位居南美洲，总体上还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成为大国的欲望非常强烈。尤其在军人政权结束之后，巴西就致力于推进南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1991年巴西与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1995年1月1日南方共同市场正式运行，关税联盟开始生效。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巴西与阿根廷的合作至关重要。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一度因为边境问题险些陷入军事冲突，但最终因为巴西与阿根廷的合作，使南美洲的四个大国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巴西作为一个南美大国的基础。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实现大国崛起的一些共性因素。第一，在二战后大国无战争的国际环境下，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第二，政治上的独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在经济上，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并且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崛起过程中要树立大国意识与大国战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欲取之，先予之”，也就是说，需要你用一些经济上的让步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五，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要和平崛起，在大国无战争的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至少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

    美国、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和悖论，让人琢磨不定。在其背后或深层起作用的是源于19世纪扩张中形成的不同历史特性：美国，扎根于自由主义色彩和追逐个人成就；俄罗斯，基于神秘的国家使命感和军事扩张的方式。在战略上美俄关系是最重要的，两国要构筑建设性的关系，需要理解并改变各自的传统态度。

    让人捉摸不定的两国关系

    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总是让人捉摸不定。俄国方面，一边是普京总统在指责美国的行为和政策，另一边是它的外交部长在不断地重申俄罗斯有兴趣与美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方面，一边在寻求与俄罗斯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合作，一边又在俄罗斯周边推行一系列被俄罗斯认为挑衅性的政策。

    与此同时，两国共同面临着若干相似的威胁--被激进的穆斯林所威胁，受困于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迫切需要双方合作才可能化解。尤为重要地是，给定的两国的民族利益在新兴世界上是相互连接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冷战重新出现。

    两国目前的状况是，双方的领导人几乎同时即位，同时离任。有意思的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两国总体关系相比较，更具建设性，更加友好。如果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信任可以改变政策的话，那么，两国关系有可能在未来双方领导人离任前的几个月内消除一些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因素，同时为双方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不同的历史背景是解决双边关系的难度所在

    当前，美俄关系紧张，为什么？从美国方面看，它对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缓慢的解决步伐感到失望，对最近以来俄罗斯对前苏联共和国问题的处理感到不安。对于俄罗斯而言，它不断地感到美国把俄罗斯所做的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美国又在对俄罗斯提出困难的要求，这对俄罗斯不够尊重；美国方面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与俄进行协商；此外，美又在干预俄罗斯内政。

    透过双方彼此的抱怨，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在于双方不同的历史背景--在19世纪，两国用不同方式解决了自己的国内问题。两国巨大的领土和不断扩张的疆域都产生了各自所宣称的历史独特性。

    对于美国而言，其历史独特性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成就，美国19世纪的领土扩张是由成千上万背井离乡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群众所开发的。美国历史的独特性，产生了一种本质为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一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几乎贯彻整部美国外交史，只是偶尔在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影响下中断。

    对于俄罗斯来说，历史独特感源于它神秘的国家使命感，军事扩张是其表达方式，在彼得大帝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俄罗斯从俄国的斯拉夫重地扩大到了欧洲的中央，扩展到了太平洋海岸以及中亚。在疆土扩张的过程中，原居民被不断地吸纳入俄罗斯帝国，几乎所有的南乌克兰地区以及圣彼得堡都是由沙皇通过强行推进上千移民而产生的。

    值得指出的是，美俄两国历史独特性的不同，以及与之相关的各自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两国不同的安全感：美国置身两个大洋之间，感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俄罗斯崛起以及在“9·11”之前一直都是存在的，这是美国把自己的安全和和平建立在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制度的不断扩张之上的重要基础。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很自然的边境，尤其是在西方，致使其永远感觉自己在受到威胁，这导致当俄罗斯帝国国内越多极化时，俄罗斯领导就越没有安全感，俄罗斯帝国就越要领土扩张。

    两国心理上的冲突

    通过对美俄不同历史特性的了解，就有可能解释清楚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俄两国在心理上产生冲突的真正原因。

    对于美国而言，苏联的解体正是自己所持民主价值的最好见证，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改革和进步的时代。

    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20世纪90年代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里意味着耻辱，意味着腐败和民族的衰落。当普京致力于俄罗斯重新崛起时，许多美国人批评普京要把俄罗斯退回到贵族统治时代，而俄罗斯的普京支持者则解释说，俄罗斯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它的国际地位，这种看法从俄罗斯国内的民众调查来看，似乎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同的。

    普京，把自己看作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女皇传统的延续，正是这两位英雄式的君主建立了俄罗斯帝国。尽管这两位俄罗斯的领袖即便只按照18世纪的欧洲标准来看，都是集权的，但他们却自认为是改革者，是他们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和桀骜不驯的民族带入了现代社会。

    构筑建设性的关系，需要美俄改变各自的传统态度

    在战略上，美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于俄罗斯而言，亚洲不会作为它的政治核心，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自己也会从目前这种中俄合作伙伴关系中不断退出。俄罗斯要恢复其历史地位，美国应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在目前，两国间存在的突出障碍来自俄罗斯自己所宣称的“近邻”

    问题。俄罗斯周边那些新独立的国家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许多俄罗斯人非常不愿意承认它们是“外国”，因而非常不愿意看到美国在其“近邻”施加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尊重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独立性，涉及到对自己安全与和平的考虑。透过这些表面的分歧，影响美俄建设性关系达成的重要障碍在于两国不同的历史特性，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的对外取向。

    对于俄罗斯的领导人来说，必须理解美国民众的看法是由他们自己的历史形成的，正如俄罗斯民众的看法是由俄罗斯的历史形成的，美国人在判断其他社会的时候，永远是以自己对人权的理解为基础的。

    对于美国的领导人而言，必须理解俄罗斯近年国内政治的走向不可避免地源自它过去的集权历史，同时也是由苏联共产党倒台之后国内形势促进的。在此背景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很难很快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产生，对此，美国需要新的视野：普京的俄罗斯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过渡性的综合体，它是由苏联的体制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既有俄罗斯历史的集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央官僚集权主义的因素，还有统一的欧洲和强势的美国背景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种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在俄罗斯是占主导地位的，尽管它比俄罗斯历史上的集权主义微弱一些。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明智的外交政策应该是鼓励俄罗斯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美国必须明白推动俄罗斯向民主体制演变的主要力量来自俄罗斯国内而不是国外。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过分地、不自然地改变俄罗斯国内政治游戏的外交政策，只会适得其反，促使俄罗斯的政治集权更加严重。如果这一精神得到实施，则美俄关系极可能不断地减少摩擦，增加合作，这必将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进步。

    中国要向朝鲜提供更多元的支持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宣玉京（韩国学者，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经济发展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包括维护稳定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对于经济形势困难的朝鲜来说更是如此。这从内部降低了朝鲜的安全感，政权生存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金正恩刚刚上台，年龄与经验均显不足，加深了这种脆弱性。

    朝鲜的选择

    食利国家（rentierstate）的概念起初仅仅用于分析中东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指“将大自然赋予的资源用于出口并获取收益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以石油出口获取外汇收入为基础的阿拉伯产油国。从中东的案例来看，食利国家主要指依靠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出口而获得政权稳定所需经济基础的国家。随着该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它使用对象包括一个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因出口生产成本与国际价格存在巨大差额的商品所带来的收入或外部援助等。某种程度上，这些收入要么等同于大自然赋予的天然馈赠，要么是他国援助而带来的免费收益。

    “食利国家”的概念最早用于分析中东威权体制国家利用“食利收益”维护非民主的政体，暗含一定的“贬义”性，但本文是在一个中性意义上分析朝鲜的情况。首先，任何政权都会把维持执政生存放到第一位，这和国家性质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无非是采取的方式不同。其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经济发展优势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在任何国家均属理性选择。最后，冷战后，朝鲜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压力下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采取“食利性收益”有其无奈。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朝鲜对宪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均新增设了对外开放的有关内容，朝鲜曾试图进行国内经济改革，调整对外经济合作模式。但是在2005年以后，随着内部改革失败，以及国际制裁等外部环境变化，朝鲜对促进国内经济改革逐渐丧失了兴趣，重新回到保守路线，主要依靠“食利性收益”来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第一，原材料食利。仅以2009年为例，朝鲜在该年度的总出口额中，仅矿物产品的比例就达到42.0%。除了矿物产品外，其他的如动物制品、植物品、木材、贵金属、非金属类等基本上都处于原生状态，即便个别产品经过加工，但也只是经过非常粗糙和初级的工序而已。因此，若加上这些产品，朝鲜的原材料食利在2009年度的总出口额中就占据到68.7%。

    第二，地理位置食利。典型的案例应该是罗津港的开发与旅游产业。罗津港的全称是罗先经济贸易区（罗津＋先锋），是由中国与朝鲜共同开发与管理的，2011年正式启动。其投资与经营多是由中国来负责，从纯粹的经济层面来看，朝鲜对项目的风险不负任何责任，基本上就是坐等收益。旅游产业的代表是金刚山旅游与开城旅游的开发。2010年以来，朝鲜尤其面向中国游客努力发展新型旅游业。

    第三，战略性食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朝鲜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作为武器，试图获取外部援助。美国和朝鲜高级代表于2012年2月23号举行的会谈，其主旨仍然是以朝鲜为去核化采取切实步骤为前提，换取美国方面的援助。从1994年朝美签署《核框架协议》至今，朝鲜解决停止核项目和导弹试射项目的基本思路均是以换取国外援助为目的。从朝鲜的立场来看，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实施的对朝援助属于战略性补偿，而并非是人道主义援助，因此，在学理上也应归于战略性食利。

    第四，政治性食利。这包括了人道主义援助与开发性援助等内容。这里所指的人道主义援助及开发性援助仅限于国际红十字会与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慈善机构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各类援助行为。由于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以及多年连续的援助所造成的援助疲劳等因素，纯粹的对朝人道主义援助行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呈减少趋势。2011年，朝鲜虽然曾试图向若干国家请求人道主义粮食救援，但均没有得到回应。

    第五，移民食利。通常是指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本国劳动力将劳动收入邮寄回本国，并且大部分收入归本国政府收益的情况。通常而言，在食利的五种类型中，国家可以直接掌握的移民收益比例并不高。但是，朝鲜向外的劳动输出主要以国家主导为主，实际收益规模相当可观。2011年，朝鲜有组织输出到国外的劳动力人数约为6万-7万人，朝鲜政府占有这些人员劳动收入的70％-80%。仅仅依靠移民食利，朝鲜政府就获取了数亿美元。开城工业区以及刚刚启动的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主要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朝鲜获利的主要方式除租赁收入外，也主要依靠国家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移民食利收益。此外，朝鲜在2010年底与中国就派遣劳动力到珲春等地区工作进行了商讨。据相关报道称，双方已达成协议，朝鲜将派遣20万劳动人口到中国企业工作，其中有约10万人在黑龙江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无疑会进一步大大增加朝鲜的移民食利。

    后金正日时代的走向

    如上所述，冷战后朝鲜并非从一开始对国内经济都拒绝改革，而是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使然下才关闭改革的大门，逐步依赖对外“食利性收益”。这不仅是观察近几年金正日时代朝鲜政治经济动向的重要指标，而且也为分析金正恩时代近期内是否会采取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体来看，答案是消极的。

    第一，国家也有惯性与惰性，近期内会更为依赖“食利性收益”，朝鲜更会如此。一方面，相对于通过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性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由于扩大食利性收益对于朝鲜政府来说“轻车熟路”，也不需要政府采取任何损害既得权益的措施，而且大部分的收入国家也容易掌控，因此，对于刚上台的金正恩政权而言，理性的选择很可能是继续扩大对外的食利性收益，而非实施可能给其带来风险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食利性收益不是通过生产性经营活动获得，不需要按照生产分配标准进行分配，所以在分配食利性收益的过程中，只是根据政治标准进行分配，因此也催生了一个与政治权势相结合的利益集团。政治权势在威权体制的朝鲜所拥有的特有能量以及利益催生的动力相结合，将进一步刺激朝鲜依赖食利性收益的惯性与阻碍经济改革的惰性。

    第二，正如生产性收益会进一步刺激受益者扩大再生产一样，食利性收益只会刺激如何进一步扩大食利收益，食利性收益的特点决定了其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一方面，外部食利收益的多少与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分配效率等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这就导致大多数政权会随意使用食利性收益。

    从理论上讲，对于依靠外部食利实现政权稳定的国家所依赖的一个必然前提是外部食利来源的稳定性。如果外部食利来源不稳定，而国内外环境使该政府此前又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魄力与意志，缺乏改革的基础，那么政权就会非常脆弱。最近在中东及北非发生政治动乱的有关国家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此前无一不是主要依靠外部食利而维护政权稳定的国家，但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背景下，外部主要食利源出现断裂，而内部此前又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改革，国内相关的不稳定因素就随之集中爆发，最终导致国家混乱。而从朝鲜对外食利的主要来源国来看，也存在结构性的风险。第一，从中东目前稳定的食利国比如沙特等来看，稳定的食利来源国往往在政治上是稳定的盟友。而对于朝鲜而言，由于国际环境变化，周边国家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很难像冷战时期那样，将其视为军事安全的同盟国家予以对待。俄罗斯毕竟不是苏联，实力已大大减弱，和美国较量已占下风。冷战后美国打击的任何前苏联盟友、也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罗斯都没能阻止，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都是如此。而且朝俄两国意识形态上的战略依存关系早已不存在。即使是作为长期盟友的中国，尽管过去与当前都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与和平的最大力量，为此对于朝鲜也是给予了无私且极大的帮助，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以及与西方国家在利益上相互依赖的加深，也使得中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得不更多平衡多方利益交织与互相抵消之间的关系。更何况在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中朝两国又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从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后中国不得不参与对其的国际制裁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二，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韩国的压力增大。尽管出自利益考虑，金正恩政权上台后，美国表态仍然继续向朝鲜进行粮食与食品援助，但是其最新的援助一方面越来越强调要建立专门的、且十分严格和清晰的审核体制，避免援助成为朝鲜政府的食利性收益；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强调援助物资使用对象的针对性，比如一些特殊的营养品，如维生素，儿童牛奶，蛋白质丰富的饼干等，仅仅缺乏营养的儿童和弱势群体才可以使用。对于作为同一个民族的韩国，自1998年金大中政府实施阳光政策以来，敌对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韩国对朝的民族感情与好感得到提升，韩国一度成为朝鲜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也事实上成为朝鲜对外食利最主要与最稳定的来源国之一。但是自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由于其奉行保守的对朝政策，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特别是随着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和11月延坪岛炮击事件，韩朝关系的恶化延伸到军事领域，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全面的敌对状态。尤其是两国国民情感再次回到互相厌恶对方的状态，给两国民间交流带来很大打击。

    金正日去世后在赴朝吊唁问题上，李明博政府错失修补两国国民感情的机遇，仅从保守的政治角度出发，不仅没有考虑到金正日为改善朝韩关系所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也没有充分体会到朝鲜国民对于金正日的感情，采取消极的吊唁态度，朝鲜国民对韩的敌对感情进一步加深。反过来也刺激了韩国国内已日趋保守的对朝政策，使朝鲜半岛局势近期内难以走出低谷。朝韩两国的经济合作也相继中断，韩国对朝鲜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逐渐停止，朝鲜已经无法再依靠韩国作为稳定的食利收益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自2009年以来不得不将食利的主要来源国一方面转向俄罗斯。2011年8月，金正日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时隔九年后对俄罗斯再次访问，而访问的主要目的集中在铺设韩国过境朝鲜通往俄罗斯的石油管道，以及铺设过境朝鲜的铁路轨道等问题上，朝鲜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收取过境费，这显然属于典型的食利性收益。另一方面，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把食利性收益的主要目的国进一步集中到中国。

    中国的角色与选择

    如上所述，金正日时代的晚期已经把扩大“食利性收益”作为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根本措施，而扩大对华的“食利性收益”又是重中之重。金正日去世、金正恩上台后，朝韩紧张局势非但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增大了，因此，韩朝贸易与中朝贸易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朝鲜近期内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层面都不得不将中国视为食利来源国的主要对象。

    后金正日时代已经把扩大食利性收益作为维护朝鲜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而且将收益来源国的对象重点集中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食利性收益对于维护朝鲜的稳定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上述分析表明，食利性收益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近期内金正恩政权进行经济改革的尝试，同时由于来自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食利性利益供应链条先天的不稳定性，对于朝鲜政权的长期稳定也存在消极的因素。这种情况下，作为朝鲜最重要食利性收益供应国的中国在引导朝鲜的未来发展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此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

    在与朝鲜的经济合作中，中国的角色要从“输血”者转变为“造血”者，逐步引导朝鲜国内经济独立的良性发展。必须看到，传统的两国经济合作方式不仅会让朝鲜产生依赖食利性收益的惯性与惰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稳定问题，而且那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与中国国内的市场化也无法接轨，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地区与国际环境来看，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改善朝鲜所处的政治安全环境。经济层面的食利性收益供应的稳定归根结底需要政治关系的稳定。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的食利收益来源国不仅背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其与朝鲜不透明的经济关系也屡被国际社会所诟病，中国可谓是“出力不讨好”。而稳定多元化的食利来源不仅可以减轻中国担负的经济负担，且对于培育朝鲜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改善朝鲜的政治安全环境也意义重大。一旦朝鲜与某些国家的政治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反过来就会刺激对朝鲜食利供应的稳定。因此，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切实做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工作，促使其改善对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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