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以后，又消灭了武汉政府，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势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集团军，继续北进，攻打奉军。奉军败退出关后，蒋、阎、冯、李及白崇禧集会于北平，交换兰谱，结为兄弟，并讨论分赃问题。阎锡山除分得河北、绥远、察哈尔三个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外，在南京国民政府又分得内政部和蒙藏委员会各一半。我当时曾随樊象离到内政部警政司礼俗科任科员。兹就记忆所及，将内政部阎系人员之派遣、变更和最后撤退情形，分别记述如下。
内政部平分秋色
1928年春初，蒋介石南京政府各部会成立之始，要阎、冯两方合并组织内政部，并已内定冯方薛笃弼为部长，要阎锡山指派一个次长和两个司长等到南京任职。阎以此事责成赵戴文考虑开单呈核。经赵与各方研究、拣选并呈阎核定：派阎方驻南京代表赵丕廉担任次长，樊象离、马铎二人担任司长，另有张秀升、梁寿国、杜曜箕、郭象蒙等人。当时因京汉铁路线上战争方告结束，交通尚未恢复，樊等六人由太原乘汽车到运城，出茅津渡，由陇海路转津浦路到南京，即寓南京城北上乘庵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驻京办事处，办事处长为刘朴忱，山西宁武人，是南佳馨的亲信，不久便代表阎系任了蒙藏委员会的委员。
内政部既系阎、冯两系合并组织，部长薛笃弼、次长赵丕廉均已明令发表。樊象离等到南京后，经赵丕廉与薛笃弼接头协商结果：冯系薛笃弼占总务、民政、卫生三司和秘书处、参事室的负责人，阎方赵丕廉则分得警政、土地两司及秘书、参事、科长等部分席位。所有阎系人员的安排，均由赵丕廉主持并参酌樊象离等人的意见决定。在人位的安排上，赵丕廉除安置了些自己的助手和当时在他门下奔走找事的人以外，樊象离、马铎也约请了些自己的亲友做助手。在冯、阎两家平分秋色的形势下，当时内政部的组织、人事概略为：
秘书处：秘书长许诗璇以下均为薛方人员，阎系人员在秘书处者，唯秘书梁寿国（字介眉，山西稷山县人）及译电员刘克惠（迪吉）。
总务司：司长杨天受及科长董儒林、佘贻绪、吕海琴等以下均为薛方人员，唯该司所属之收发室主任马振安为阎系人。
民政司：司长胡毓威及科长王廷飚、陈屯等均为薛方人员，唯科长杜曜箕（字星南，山西省亲绛县人）为阎系人。
警政司：司长樊象离及科长郭象蒙（字春泉，山西晋城县人）、张象乾（字健光，山西沁源县人）、续模（字式甫，山西崞县）均属阎系人员。
土地局：司长马铎（字木斋，山西祁县人）、科长宁超武（字子高，山西忻县人）、赵光庭（山西崞县人）、李贵堂（字德甫，山西崞县人）以下均阎系人员。
卫生司：司长陈方之以下均薛方人员。
参事室：首席参事孟广澎等为薛方人员，阎系之任参事者为张秀升（字兰亭，山西临汾县人）、牛诚修（字明允，山西定襄县人）。
此外，阎系人员任视察员者有李汝骧、李振邦，任科员及办事员者有陈京、段逢煜、宋叔陶、程志涵、袁广仁、续俭、关民权、王钦明、王振铎、王栋、阎广成、刘余庆、李灼亚、丁一飞、宋若初等二十余人。
当时公务员的薪资都是按银元计算，司长、参事每月五百二十五元，科长二百四十至四百元，科员一百二十至二百元，办事员五十至八十元。在物价低廉平稳的情况下，这些薪资满可以养家而有余。即以内政部厨房而论，每顿六菜一汤，包价每月十元。但有些人认为赚有数的薪资是没出息的，有出息的人要赚没数的钱，因而不安于职，不久即返回山西，另谋可独当一面的工作。如参事张秀升回晋后，做了塞北关税务督办，所遗参事缺由科长杜曜箕升充，杜所递遗的科长缺由科员段逢煜升充。荐任秘书梁寿国不满荐任待遇，返回山西，做了河东盐运使，所遗秘书缺，薛笃弼即另派人补充。警政司科长郭象蒙回晋后，因贾景德的关系，到天津做了局长，所遗科长缺由曾在山西做县长的湖北人王士荣补充。科长张象乾回晋后，所遗之缺由民政司科员陈京升充。陈系浙江绍兴人，曾随赵丕廉做过多年承政员。土地司科长李贵堂回晋后，任阎锡山行营办公处的行政组长，担任在北平石驸马大街挖掘某王府地下埋藏的金银的工作（系某太监向阎锡山密报的），所遗科长缺由科员阎智卿升充。后来译电员也被调回山西，在阎的机要处任了科长，另派吴绍之到内政部任译电员。当时在电务工作上薛笃弼与赵丕廉存在着矛盾，时有暗斗。
薛笃弼的作风系由冯玉祥部下带来的精神活泼、朝气蓬勃的做法。第一，所有员工一律短服，由部统一制作。夏季为草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冬季为蓝布棉装。第二，实行签到制度，严格遵守办公时间，不得无理由迟到早退，薛每天必认真批阅签到簿。第三，每晨6时做早操，先跑步，薛与其卫士在排头带领，继而由教师率领打太极拳。7时为早课，全体在大礼堂，先唱“满江红”或“五卅惨案”歌，继为宣读三民主义。8时正式办公。这种锻炼身体、充实知识、养成纪律性的作风，本系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做法，但阎系有些人非常抵触。首先是次长赵丕廉。赵平日大烟瘾很大，每晚一榻横陈，青灯短枪，夜分后方就寝，上午10点钟前不能起床。行动上自由散漫，不愿遵守规定的时间，更从来不穿短装，对薛的纪律制度格格不入，因此干脆常不到部，次长办公室经常关闭，薛对此感到十分烦恼，只有忍耐而已。其次，樊象离每晚爱打麻将牌，也不愿早起，常常借故请早操、早课假。记得某次樊上班签到后，薛笃弼亲看签到簿上樊写8时到部，薛在旁批：“8点5分到的。”因薛在窗玻璃上见樊到部时已对了表。樊象离后来每谈及此事，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薛笃弼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此外，薛对厨房、饭厅、厕所的卫生极为注意，每天必亲自检点一次，随时指导、纠正，丝毫不含糊，所以当时内政部虽系中式厕所，而清洁卫生为南京各机关之冠，每有人到部参观，薛必引他们看厕所。更有趣的是薛每次入厕，蹲在茅坑上高声读《大学》。
独家占有
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借编遣之名消灭异己。冯玉祥在会上表示不满，并揭露蒋的阴谋，而阎锡山当时虽已蓄了反蒋之意，但表面上却极端恭顺。蒋介石便想联阎以制冯，于是发表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内政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一堆头衔，想把阎锡山留在南京，置于其掌握之下。一向不甘居人下、更瞧不起蒋介石的阎锡山，当然看透了蒋的用意，遂借到上海休息之名，由沪乘轮船北返，起身以后才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接北平和太原电，北方军事上有异动，必须本人回去处理一下。”蒋已无可奈何。此时，薛笃弼已调为新成立的卫生部部长，所有内政部中薛的嫡系人员都随之而去。阎系赵戴文代理内政部长，是阎系独家占有的局面，首先调整人事，以补薛笃弼带走人员之遗缺。当时所补充和调整的人事如下：
秘书处：秘书长曾遁（字望生，满族，曾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秘书处长）；秘书有随赵戴文做讲话记录之高翔藻（字雉梁，山西盂县人）；代赵丕廉撰写应酬文字之方亮（字仲寀，安徽桐城人），则在秘书处任科员。
总务司：司长李同升（字俊卿，山西崞县人，原任太原并州新报社经理），会计科长李汝骧，庶务科长续俭。
民政司：司长樊象离，由原警政司长调任。
警政司：司长蔡光辉（字季平，江苏松江县人，曾任山西河津等县县长多年）。
土地司：全部为阎系人员，无变动。
参事室：首席参事雷啸岑，湖南人，原由李烈钧的关系而来。
赵戴文代理内政部长后，一切纪律制度完全采取“萧规曹随”的办法，仍照薛笃弼所订实行，但赵并不亲自批阅签到簿。每晨6时早操，赵也经常参加，天冷时穿一件中式小皮袄，腰系一条皮带，每在操场上要让一些人面对朝阳实行静心寡欲之道。早课的内容，完全与薛不同，大率由赵从《大学》、《论语》中摘取几句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吾日三省吾身”加以发挥，有时加些佛经的义理。他的随从秘书高翔藻随即将赵讲的主语写在黑板上。由于赵的五台土音太重，一般南方人多听不懂，有时由樊象离、杜曜箕择要加以翻译。
1929年4月，赵戴文召开了“第一次内政会议”，各省民政厅长、首都警察厅长及部分省会警察局长都被召到京出席。因内政部地方较小，故借鼓楼医院的礼堂为会址。会议由赵戴文任主席，民政司长樊象离任副主席，首席参事雷啸岑任秘书长，蒋介石在开幕、闭幕时都亲临训话，会议期间并请谭延闿、胡汉民、冯玉祥等人到会讲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县、区、村的组织法案，警察编制和服章法案以及土地整理等问题。我当时被派在大会议事组服务，并担任会议记录。别人的讲话我已忘记，只约略记得赵戴文在开幕词中，曾大讲清代陆陇其当年在河北做县令时，轻装简从，深入农村访问民情，廉察疾苦，对治下情况了如指掌等情，他希望各民政厅长都能以陆陇其的作风整饬县政。冯玉祥在讲话中引述了陕西、河南两位贪污腐化、不理民事的县长，痛骂了一顿，然后提出清代的汤斌在任江宁县令和江苏巡抚时，清正廉洁，自奉俭约，因平日只吃豆腐，不多吃肉，时人呼为“豆腐汤”，卸任时，一肩行李，别无长物。冯玉祥善于讲话，虽讽刺尖刻，但能诙谐出之，引得出席者不时哄堂大笑，而忘记自己正是讥讽的对象。会议在最后一天讨论县、区、村组织法案，经过争论方通过。下午举行闭幕式时，蒋介石莅临讲话。蒋一进会场，赵戴文双手高高地一拱，操着五台土音：“主席！《县区村组织法案》上午已经通过了，我心里实在痛快。”同时以手在胸前往下通了两下。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好的，好的。”
出席会议的浙江民政厅长朱家骅、福建民政厅长朱炎、安徽民政厅长吴醒亚是当时会议主持人最重视的人物，也是与会者所推崇的人物，所以在闭幕式上是由朱家骅代表出席人致答辞的。赵戴文和樊象离等对朱表示十分客气。
内政会议后不久，内政部即由城北保泰街迁移到城南夫子庙附近的道署街，即前江苏省政府的遗址（江苏省政府迁往镇江）。
在赵戴文代理内政部长期间，凡内政部对财政部有重要公文时，他都要责成秘书处写一个英文的提要，他亲自面交宋子文。1929年夏天，考试院长戴季陶的母亲故去，在报纸上登讣告说某日在南京昆庐寺开吊，那一天正是个星期天。到星期一早晨内政部举行纪念周会时，赵讲话后忽然提问：“昨天戴院长的老太太开吊，你们（指司长、参事们）去了吧？”樊象离、雷啸岑等司长、参事们都答：“去啦。”只有土地司长马铎说：“我没有去。”赵戴文立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指着马铎说：“马铎，你大胆！竟敢这样目无长上！”骂完即下堂而去。听说马铎下来就赶快向赵解释，并承认了错误。
杨兆泰继任内政部长
赵戴文在南京，仍以事阎的态度事蒋，每事逢迎，处处谨慎，但对大事尚不糊涂，能体察隐微，及时讽谏，因之深为蒋所器重。1929年9月间，蒋征得阎之同意，调赵为监察院长，从事筹备工作。赵戴文既调任监察院长，阎又荐以杨兆泰继任了内政部长。
杨兆泰这个人外间知者甚少，任内政部长后，每被人误为系杨永泰，其实他是阎锡山的一位高级幕僚。杨字阶三，山西新绛县人，山西令德堂书院出身，曾参加辛亥革命，后任阎锡山的督军署秘书长、省长公署的政务厅长，继任财政厅长。在财政厅长任内，太原学生因反对阎锡山征收房产税，捣毁了杨的公馆。阎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后，经常驻节北平，无暇兼理山西省政，初以商震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其后商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即以杨兆泰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杨是一个老成持重、奉公守法、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人，他的特长是能蹲办公室，早到迟退，兢兢业业地批阅公文，是一个旧政治中标准的幕僚长，因之深得阎锡山的俾依。阎平日讲话中常要求他的干部们学习杨兆泰的作风。
杨兆泰于1929年10月间带着他的眷属和一批乡亲到南京接替内政部长。杨任职后，部中组织和人事也略有变动，主要安插的人员是：王怀明（字念文，山西新绛县人）任参事，陈崇德（字朴民，山西闻喜县人）和杨增嵘（字仁轩，系杨之族弟）任秘书；另有张天保、陈凤鸣、朱洪昌、家业骏等任科员，均为新绛县人，与杨有亲戚关系。在组织方面，增设政务、常务两次长，调升樊象离为政务次长。在部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国民党中央派邵力子莅临监誓。常务次长一席，原拟以首席参事雷啸岑升任，但牵延多日，迄未实现，其内幕未详。樊象离既调任次长，所遗民政司长缺，即以该司第一科长王廷飚升充。王为河南人，原系薛笃弼带来的，是一个循规蹈矩、谨守职责的旧式典型公务员，因为胡毓威所不满，故薛调任卫生部长时未带走，此次提升，完全为樊象离荐举，因其作风属于杨兆泰一类。
内政部在杨兆泰继任部长后，增设了两个司：1.礼俗司，原由警政司之等三科（礼俗科）扩大组成。初拟以该科科长续模（字式甫，山西崞县人，清代秀才，跟续桐溪奔走多年）升任司长，并由我升充续所遗之科长职；但行政院在颁发内政部设礼俗司之令后，跟着谭延闿即函荐席楚霖（湖南长沙人）为司长，赵戴文与杨兆泰当然乐于接受，遂不得不使续模屈居为第一科长，我仍随续任科员。为此，樊象离曾向续模作了一番解释。席楚霖任司长后，又向赵、杨荐举其同乡尹光勋、张镛为科长。2.增设统计司。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山西方面似乎尚缺少这一项专门人才，所以当时曾拟邀请北京大学教授陈达担任司长，据闻陈的条件是统计经费独立，不受其他行政费用牵扯，并增设工作机构几种，人员由他遴选，以致牵延多日，迄未到任。后来改请乔万选担任了司长。乔字子清，山西清源县人，留美法学博士，当时任上海租界法院首席推事。乔虽晋人，但一向与山西政治方面无甚关系，乔本人也愿乘此机会与阎锡山拉些关系，故慨然应允。但有人认为乔在租界法院声誉尚好，且司法工作基本比较稳定，不应投入行政界随政潮浮沉，似乎是代乔惋惜。其实乔自有其个人打算。此外，又把庶务科长续俭调任北平坛庙管理处长，以左恒祥（字吉轩，山西浑源县人，曾任县长多年）继任庶务科长。
杨兆泰身材肥胖，步履迟钝，自然不能参加早操。同时，樊象离对早操、导课一向持反对态度，在薛笃弼时代，他经常称病不参加这些活动；至此，便趁杨兆泰好静不好动的特点，建议取消了内政部早晨独有的传统活动，而呈现出十足的衙门气息，这也是阎、冯两系作风上一个很大的区别。至于杨兆泰个人的作风，仍以其向日事阎者事蒋，恭谨和顺，事事听命，每天按时在办公室里看公文，不轻易出门一步，除与次长、司长、参事少数人接头外，科长也很少接见，科员更无论矣；迥迥不像薛笃弼那样对每个人可以直呼其名也。
杨兆泰任部长后的主要措施，是要把他在山西替阎锡山推行的那一套整理村范办法，借内政部这个中央权力，推行到全国去做实验。所以当时民政司就用山西实施过的村、间、邻的编制办法为蓝本，并参酌各省的实际情况，重新编订了一套村、间、邻的组织办法和区的编制办法。到杨兆泰离部北上时，已经呈送行政院审核公布了，各省是否实行则不知。不过按当时政治形势，这一套办法刚一公布，阎锡山便和冯玉祥揭开了反蒋的战幕，山西的那套办法，当然要随之夭折了。
内政部礼俗司的职掌，除了拟制服章、礼制等各种办法以外，主要还有寺庙管理。关于服装一项，在薛笃弼任部长时，已由警政司的礼俗科拟订以中山式短装为国民常服，另又参酌西洋大礼服的式样制订出一种礼服，但这一套服制呈送国民政府后，一直没有核准。其原因是吴稚晖、谭延闿、戴季陶、张继、古应芬等经常穿长袍的人，认为长袍马褂是中国的国粹，制订服制不能抛弃了中国的国粹。迄杨兆泰长部后，杨本人也是一位经常穿长袍的，当然也不同意原订的那种短服戎装制度，又将原办法几经讨论，才将长袍马褂定为常礼服而增入，后来经立法院审议通过，公布实施。在坛庙寺院管理方面，也没有制定出保存古迹和其他积极管理的办法来，只是在公文上调处一些寺庙财产纠纷。当时江浙一带各大寺院都集中有百十顷土地，以盘剥劳苦农民，而一伙著名的大住持如常曜、照空、圆照等人各霸一方，形成了一种“僧阀”势力，经常互相控告，争权夺利，或者诬告民众侵占寺产，抗租不交。政务次长樊象离对各大住持那种豪华奢侈、称霸作恶的行为，欲抱不平之感。有一次，他在我拟的一件批示文稿上，增加了一段指责和尚的话：“按佛教本义，应以济世为怀，普度众生，导人于善；乃今日各寺院住持竟有占据大量土地，不事生产，坐享其成，豪华奢侈，过于达官贵人，甚或借端兴讼，互相攻击鱼肉乡民，败坏风俗，此不徒与佛教清心寡欲、坚苦修行之本旨相违背，抑亦为国法与情所不容，希该住持等扪心省察，善自检束，本部有厚望焉。”这在当时是一段比较进步的话，道出了一般人对大“僧阀”们的不满心情。但杨兆泰在批阅时，对此不满，他认为江浙一带大“僧阀”都与官府上层有联系，何必惹他们反感，为本部招不利，于是便用笔在这一段话上来了个大括弧，一笔勾销，还当面说樊象离是“少年气盛，不谙世情”。樊出来后把这件批词往旁边一扔说：“杨先生这个人真能迁就！”
1929年冬，蒋介石忽然表示他要“陈旧布新”，遂下手令要废除阴历，专用阳历，阴历年节要照常上班办公，不得因循旧例放假拜贺。但这一道手令，并没有引起各机关的重视；唯杨兆泰认为是“圣旨天召”，哪敢稍有违抗。到了1930年阴历元旦那天，蒋介石居然亲自出马，到各机关视察。所到之处，大都冷清无人，只有几个值日看门的。唯有到内政部时，杨兆泰坐在办公室里正和次长、司长们批阅公文，各司、处也无一人请假，蒋介石感到十分满意，不但当面对杨慰勉有加，而且回去以后立下手令对各机关首领大骂一顿，斥为玩忽召令。只此一端，已可见杨兆泰是如何老于官场世故，善于持盈保泰啊！
山雨欲来
自1927年起，阎锡山占据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声势显赫，俨然是“华北之王”，但军阀的野心是无止境的。在编遣会议中，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大露以后，冯玉祥不久在豫西发动的反蒋战争虽已失败，而阎锡山同蒋逐鹿中原的野心并未因此稍戢。在阎的亲信贾景德、赵丕廉的怂恿和各方面政客的蛊惑之下，1930年2月初，阎锡山便开始了对蒋的政治攻势。
阎锡山首先在电报中指责蒋介石的措施造成了“破碎的国，分裂的党”，进而要求他能做出促成“统一的国，整个的党”的有益行动来。蒋介石开始还和他辩论，并唆使中央各院长对阎指斥。后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口吻，对阎大加训斥，并要他下野出洋；接着阎锡山又要求同蒋一块儿下野出洋。这样函电一来一往，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党国大事讨论”（阎锡山在函电战论结束以后，曾出版了一个《党国大事社论集》的小册子），火药味越来越浓，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正当中原混战的火药味弥漫的时候，赵戴文在南京的中央党部、监察院、内政部的几次讲话中，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今天再不允许打内战了，如果内战再打起来，中国就要被日本踩踏到脚板子底下去。”又说：“我实在不忍心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内战再起，我就要投长江而死！”赵戴文当时这种论调，自然为蒋介石所欢迎。再按赵与阎锡山的关系，他确有“一言九鼎”、“回天转日”之力，因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便于3月初派赵返回大原，劝阻阎锡山。
赵戴文回到太原后，向阎锡山分析形势，推陈利害，确实也起了推迟阎锡山拍发讨蒋通电的作用。据确息，阎锡山此次发动讨蒋战事，事前曾联络了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刘文辉等人，阎把通电拟好以后，拍给张学良，如张同意，即由张处拍发。张学良当时认为阎锡山这位老前辈，在此重大问题上居然能和自己一起列名通电，是看得起自己，一时甚表高兴。但经赵戴文返回太原一番劝阻之后，阎锡山即电告张学良通电暂缓拍发。张学良认为是耍笑他，对阎十分不满，这也是后来张学良率兵入关助蒋反阎的原因之一。
赵戴文在劝阻阎锡山缓发通电之后，认为阎锡山此次反蒋的动念，在内部是贾景德、赵丕廉怂恿的作用甚大，因而与贾、赵二人争论甚烈，指责他们是推阎锡山跳火坑，甚至最后摔了茶杯，一怒而回了他的东冶原籍。
贾景德、赵丕廉怂恿阎锡山反蒋，自然各有原因：贾景德是一个官瘾极大的人，又是一位清末的进士，自视甚高，认为阎锡山独霸一方这个小天地，不足以展其磐磐大材，因之总想怂恿阎锡山做全国的领袖，他自己便可以做“宰相”。赵丕廉因系阎锡山与国民党联系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的中央已有次长和副委员长的地位，但总觉是所谓“偏官偏印”，遂企图进一步做部长、委员长之类的“正官正印”，然而他本身的缺点影响了他的升腾。据闻蒋介石有一次带赵丕廉到上海去，在专车里忽闻鸦片烟气味，便令随从查寻，结果发现是赵丕廉在过瘾，从此，对赵不肯重用。赵丕廉因此怀恨在心，一直怂恿阎锡山反蒋。
赵戴文一怒而回家之后，表示不再参与这回事儿。但阎锡山的父亲阎子明得悉此事后，便对赵戴文说：“你和你们总司令（指阎锡山）两人，自东京回国，辛亥起义以来，有他就有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今天你们总司令他既要这样干，你就跟他干，或成或败，你不要管他，总不要把你们两人分开。”赵戴文听了阎子明这些话以后，便悚然起立，向阎子明深深地举了一拱说：“老太爷既把话说到这里，我听从老太爷的吩咐，明天就回太原。”赵果于次日又返回太原，重新做了总参议，参赞戎幕，自然也就不再返回南京向蒋复命了。
赵戴文回晋劝阻既未复命，蒋介石于3月中旬又派杨兆泰再次北上劝阻。当时随杨北上的有参事王怀明，秘书陈崇德等。杨兆泰一向是个老成持重、谨小慎微的人，感觉到这个使命的严重，一路上筹思考虑，不能很好地饮食、休息。一个身体肥胖臃肿的人，在这样的心情紧张之下，加以火车的震荡颠簸，车到保定附近时，突然发现了脑微血管的破裂，一时言语迟滞，半身不遂了。到保定车站时，随从人员便把他抬下车来，送进医院作紧急治疗，并分电内政部和太原报告情况。南京、太原两地杨的亲属闻讯，也都赶赴保定探视。经医院多方医治，杨的神志清楚，言语也无大滞碍了，唯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杨曾令由太原去探视他的山西省政府秘书孔兆熊（字梦飞，新绛县人）返并请赵戴文向阎转达他的意思：“战绝对打不得；如果打起来，一定吃亏，请总司令再斟酌。”阎锡山在各方鼓动下，当时已调动军队，箭在弦上，杨的话当然也不会比赵更有力。杨兆泰在保定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才回到太原。当时杨的公馆在西肖墙，他的南边是徐一清家。徐新修建起一座二层楼房（租赁给商务印书馆占用），遮蔽了杨宅的阳光，杨的二姑娘便借此见阎锡山哭诉：徐家房子遮断了他家的风水，以致他父亲得了病症；现在养病，又见不得阳光。她父亲一生居官清廉，又无力另建新居。阎锡山随即拨了两万元的建筑费，杨就修建了精营中街87号的大宅院和附属的几个小院落。1933年以后蒋介石两次到太原，曾到这里慰问过杨兆泰。
全部撤退
赵戴文、杨兆泰先后衔蒋命返晋劝阻阎锡山既未生效，两人也都不便再返南京，内政部事务完全由樊象离代理。1930年4月初，阎锡山调兵遣将，战事已迫在眉睫，樊象离深怕战事一起蒋介石要扣他，纵然不扣，阎既与蒋开战，自己留在南京，也觉对阎不起。于是便与参事杜曜箕、秘书长曾遁和总务司长李同升研究阎系人员撤退的办法。经在南京铁作坊樊的公馆商议后，决定：1.凡阎系晋籍人员愿北上者，一律随同撤退；2.阎系之外省籍人员暂不征询同意；3.以李同升为首的总务司会计、庶务各科人员，负有向后任交代的责任，必须留办交代后再行撤退。这样决定以后，分头作了安顿，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4月6日晚间，樊象离便率同秘书长曾遁、参事杜曜箕以下科长、科员等二十余人乘京沪夜车赴上海。行前只委托雷啸岑以首席参事暂行代理部务，并未向蒋介石方面说明。到上海后，即接洽北上的船票。在大华饭店住了两天，于8日即乘美国轮船“奉天号”北上。上船时，我替樊象离携带了一箱日文警察书籍，船至中途，英国人来检查，他拿手杖敲了敲书箱，问是什么东西，我的英文程度很低，只能简单地答“是书”。但他不相信，硬要开箱子检验，经过秘书长曾遁和船上的大副交涉以后，才没有开箱检验。4月11日船抵天津，下船后住国民大饭店，樊象离即与天津市长崔廷献、警备司令傅作义接头，初步了解了阎的意图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以后，当晚即乘车赴北平，樊住六国饭店，我们一部分人即住坛庙管理处。这时阎锡山已于三天前回太原。在北平只住了七天，樊与在北平的赵丕廉、徐永昌、王平等人接头后，我们一行即返太原。回到太原以后，各人都自有住处，我无家属，即住在樊象离家里。樊见阎，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和内政部人员撤退的经过，阎认为处理得好，当面予以慰勉。当时各方奔走的政客麇集太原者有张廷锷、王化初等十数人，尚无人领导，阎锡山遂委樊象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高级文官处的首席文官。这一伙纵横捭阖的文官，都给了一个高级文官的头衔，由樊领导。不久战事即起，樊象离便随着阎锡山在太原、北平、郑州、济南各处奔忙，对随同撤回的一伙小职员也无暇顾及了。
自樊象离率领阎系晋籍部分人员撤退后，蒋介石即任命李文苑为内政部长。李到部后对各员司大为开刀，凡无后援者一律停职，凡与晋阎有关系者更一个也不留。于是原来自认为与阎党无直接关系或愿留部继续任职者也都不得不卷行李北上了。所有内政部撤退人员，除了宁超武、杜孝鸿任总司令部秘书、李汝骧任保定面粉公司经理、李同升到天津担任特务工作等少数人作了安置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流浪在北平、太原，也有回家的。流浪在太原的一部分人，每天无事可做，都不约而同地到并州新报社聚集（地址在柳巷小海子）闲谈或打小牌。因为并州新报社的经理是内政部总务司长李同升，大家觉得在那里聚会、吃饭，似乎理所当然。在此期间，我曾向樊象离几次提过关于这些人的工作安置问题，樊总说：“等一等，只要战事打胜了，还愁没有安置处！”结果，阎、冯军事失败，大家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阎锡山反蒋战事失败后，在蒋介石等各方压力之下，不得不决定出国。樊象离向阎提出内政部撤回人员的生活问题，阎遂令樊与梁上椿商定，在太原设立了一个“晋北矿务局募股处”，借收晋钞入股之名，收罗了一部分内政部的撤回人员。
所有关于阎系人员在内政部之始末及变更情况，时隔三十多年，细节和时间上多已记忆不清，尚请当事人予以纠正和补充。
（关民权）
二、编遣会议：各怀心腹事，不便口中言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掌握了政权。这些新军阀和旧军阀并没有什么两样，脑筋中也充满了“地盘”、“权势”的观念。因此，在1928年“北伐”刚刚结束的时候，先决问题是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几个军阀头目如何分配地盘，而蒋介石则更存有着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在西山会议开会时，张继曾在会上打着孙中山的招牌，以《建国大纲》作为依据，主张什么地方自治，大意是说：“南京的中央政府主要任务是对外，而内部的事务、政治、经济、教育以及治安问题都由各个集团军分区负责，各不侵犯。至于各个区域做得好坏，由中央政府的监察院监督检查。”张继的主张恰好迎合了新军阀们割据分治的心理，立即获得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赞同，蒋介石也没有表示反对。关于地盘的分配，大家的决定是：第四集团军的李、白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汉口市；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津两市；而广东及华中富庶地区都属于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当时李、白嫌地盘太小，又没有海口；而冯玉祥则因为没有得到河北省的地盘，也感到不甚满意。但他们因“北伐”刚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然争夺，所以暂时也只好隐忍不谈。在会议的前几天，还表现得和风细雨，融融一堂；到了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会议的问题来，于是会场的空气就紧张起来了。
蒋介石提出：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庞大的军事费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各个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分别编成若干个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其余老弱则应当大加淘汰，分别遣散，以节省国库的开支。至于具体的措施，即各个集团军应当各留若干师，如何编制，可以从长计议，但是一般的标准应当先予商定。他主张于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对面邀请李、白、阎、冯等人和他一路到南京去，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李、白、阎、冯等人因为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对于“编遣”这两个字不好公开反对，但心里都很明白，蒋介石打算削弱各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己，好使他的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他们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对于自己有利的形势。而李、白、冯等因为早对地盘分配感到不满，更想借机调整。所以在蒋提出编遣会议的时候，李、白、冯意见都很多。只有阎锡山一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而且对于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一副十分恭顺的态度。这一方面固然是阎锡山多少年来的一贯作风，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这次地盘分配中，由山西而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颇为踌躇满志。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也看出蒋介石阴谋毒辣，犯不上和李、冯等人一道与蒋反抗，为他人火中取栗；不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坐观成败，从中取利，还可以在各方面都博得好感。
由于阎锡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在蒋、李、冯等人相继离平南下的时候，他都强调他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必须稍作勾留，不和他们一同南下。冯玉祥离平的时候，坚决邀他做伴南下，他也不肯与冯同行，表面上对冯说，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
冯玉祥离平后，第二天阎锡山果然也离开了北平。冯玉祥还不放心，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系，听说阎锡山的专车的确向南开来了，他才肯继续前进。不料阎锡山却很狡猾，在他专车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的时候，突又折回石家庄，随后即回到山西老巢，借口侍奉父病，在山西逗留起来了。这些情形，我已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一文中详细谈到，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二
阎锡山的父亲是个钱鬼子，阎锡山小时候也在钱店里学过徒，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本来就惯于把商人投机的手段应用到政治投机方面。北伐结束以后，他又想把这一套本领拿来应付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正在南京准备编遣会议吵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山西，就是想居奇一下。他这次的投机生意果然搞得不错。蒋介石应付不了李、冯等人，就盼阎来给他从中转圜。而李、冯等人因为与阎利害相同，也盼阎能前来，增加声势，共同对付老蒋。这样，在各方函电交促之下，在阎锡山未到南京以前，已经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关于编遣问题的一切症结，只要阎一到京就可迎刃而解似的。
阎锡山却故意迟迟其行，一直拖到1928年12月中旬才到达南京。我也随同前往参加编遣会议。在专车到达南京时，果然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当天晚上，我就奉阎锡山之命，到白崇禧处去摸摸这一次编遣会议的底。白崇禧一见，就以稍带责怪的口吻问我：“你们老总为什么才来？”我只好替阎圆谎说：“他父亲病了，我们老总为人至孝，他亲自侍奉汤药，操劳过度，他父亲刚刚好些，他自己又病倒了，所以才来得太晚了。”随后我便问他：“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
白崇禧哈哈大笑说：“我们还能够做出什么成绩？冯焕章倒是大做特做。他的口倒不大，肚子却很大，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我不由得插了一句说：“哪有这种事？”白说：“你不信，容我把事实列举给你听。焕章近来得意忘形。国民政府委他做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鹿钟麟的常务次长，都早已到了任。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他好独霸中国。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过多年，哪里像曹三爷（指曹锟）一样容他摆布！”我又问他有什么事实。白崇禧说：“老蒋在前些时提出，全国一共编五十个师，叫各集团军自己研究，自己编多少师合适；在非正式会议上可以大家交换意见，然后再作出提案，在正式会议上讨论。于是在第一次的非正式会议上，焕章就提出了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当时何敬之就问：‘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我听到这里，便留心观看老蒋的态度。蒋很不高兴的样子，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假如老蒋想利用他联合起来抢我们的地盘，那就吃不消了。过了几天，又开第二次非正式会议，焕章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倒多少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拉平了，主张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老蒋看罢以后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就把它搁起来了。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这才盼你们老总前来打圆场呢。”白崇禧一口气说到这里，就问：“你们老总打算在京就职吗？”我说：“他在太原的时候，接到政府任命，委他为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曾经回了一个电报，不能在南京供职，保荐赵戴文做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是不会离开山西的。”
白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还是你们老总阅历深，见的远，不像焕章近视眼，不度德，不量力。你瞧着吧，不久他总会吃亏的。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我想，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我说：“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方顺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看出老蒋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免得唇亡齿寒。”
这一晚我和白崇禧一聊就聊了三个多钟头。因为方顺桥问题，白崇禧曾经爽爽快快地帮了山西方面的大忙，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对他也不多作保留，所以谈得十分入港。回去我少不得要把白的谈话详详细细转告给阎。我说：“冯焕章准备了提案，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以免临时措手不及。”阎说：“不必着急，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也还不迟。李德邻他们为什么不提呢？”我说：“白健生认为和蒋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他们索性不提了。”
过了三四天，何应钦来见阎，谈到编遣会议的方针，他也特别谈到冯玉样所提的方案，内容大体与白崇禧说的相同。最后，何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何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国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何走后，阎就召集我们共同研究提案的内容。几经研究，最后决定：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当即写成了书面，送交何应钦转交。
三
几天以后，编遣会议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会场的布置是：上面有个主席台，台上有个长方形小桌，左右各放一把椅子。桌子前面即主席台下，放有好几排小桌。所有出席列席的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地站在主席台上，邵力子坐在台上小桌的左侧，杨杰坐在右侧。
开会仪式完毕之后，蒋便首先致辞，大意说：“北伐大业现已完成，我们国家建设方在开头，处处需要巨款，而我们国家经济尚未恢复。我们的军队既不用以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该编者编，该遣者遣。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现在冯、阎两位总司令都准备了一个提案，可以供大家参考研究。”于是就叫何应钦读了一遍。蒋又说：“大家仔细研究，这两个提案，赞成哪一个，或是另有提案，都可以尽量提出，发表各人的意见。”
于是大家相继发言，多数赞成阎的提案，反对冯的提案。蒋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蒋说罢以后，大家沉默了三四分钟。冯玉祥因他的提案未获得大家的赞同，忽然放开喉咙说：“咱们刚刚打完仗，军队还没有复员，似乎应该先缓一口气，再进行编遣。”蒋哼了两声说：“对，对，并不是即刻就进行，不过我们先成立一个机构。在我们这个会上只是讨论如何把这个机关组织起来，而后便于进行，就算达成了任务。今天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这个机构如何组织。”阎锡山就说：“钧座对这个机构，一定成竹在胸，不知道应当先成立什么组织？”蒋说：“我打算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在会里先设一个经理组，管理财务。因为实施编遣，没有足够的经费是办不到的。这个组非常重要，组长的责任重大，看来编遣能否按计划突现，这是个关键。我打算请百川先生担任组长。”阎沉默了片刻，就说：“好吧，我一定勉为其难。”
这次会议开了三个多钟头。冯玉祥走出会场时满面怒容，回去以后就称病请假，派代表出席。
第二天继续开会。当出席的人陆续到了会场而蒋还未到时，白崇禧就向阎说：“经理组是个花钱的事，你当心左右为难。”阎尚未答复，冯玉祥的一个代表就笑着说：“百川先生有办法。”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蒋已走进了会场，大家立刻肃静下来，等候开会。
蒋走上了主席台，宣布开会。接着就说：“我想每一个集团军，作为一个编遣区。每区设一个编遣主任委员，专管本区的编遣事宜，隶属于本会。集团军总司令不自兼这个主任，可以由各集团军总司令选次一级的人担任。第一集团军我选何应钦担任。你们也可以想想，今天先把各编遣区主任委员决定下来。”冯的代表便说，第二集团军选鹿钟麟。接着阎说，第三集团军选周玳。停了好一阵，李宗仁才说，第四集团军选白崇禧。
编遣区主任委员决定以后，蒋又讲了许多话，大意是：“经过若干年的战争，北伐军才能统一全国。我们当军人的，第一要爱国家，拥护国民政府，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等等，完全是一派官样文章。李、白等人一个个都在发困打盹，只有阎锡山毕恭毕敬，心体神会般地默默静听。最后，蒋说：“明天是星期，后天是政府主席请咱们吃午饭，休会两天，星期二继续开会。”
星期日晚间，蒋派人来请阎到他家吃晚饭。我们一直等到十一点，阎才含笑回来。我们问他谈了些什么，请了几个客人。阎说，只有蒋和他主客两人，话谈得很多，不过都是一些闲话，蒋表示对冯焕章颇不满意。究竟蒋对冯如何不满，他本人如何回答，阎也没有告诉我们。
第三次会议时，蒋忽然谈到日本军制，大意是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为征兵制，士兵素质很好。而我们是募兵制。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所以中国有句俗语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北伐完成，我们一定要把旧式军队逐渐改变成为爱国爱民的新军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谈。”冯的代表便说：“中国士兵素质不好，诚然，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则不是如此。我们的士兵的来源是向各县县长要兵。例如要三百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再叫他将人数补足，带上来，再经冯先生和上级军官一一看验，还要剔出少数。我们的军队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绝不是土匪、游民、无赖。在冯先生组织国民军反对曹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口号，士兵一个个身体力行，冯先生军纪严肃，赏罚分明。所以中国的军队也不能一概而论。”冯的代表说话，话中有刺，说得蒋面孔红一阵，白一阵，很不好看。他说罢以后，冷场了半天，没有人出来搭腔。阎看有点僵，便出来打了个圆场，会才继续开下去。又开了三个来钟头，才散了会。
四
这一天，蒋介石又派专人来请阎锡山去吃晚饭。我们以为又要等得很晚，不料九点多钟阎就回来了。阎说：“今天在会上，焕章的代表说话很不客气，若不是我出来插科打诨，险些成了僵局。老蒋叫我去看看焕章的病，顺便向他疏通，在会场上无论如何不要争吵。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不能入场，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人数不少，总要维持体面才好。”阎还说：“老蒋认为焕章是装病，他说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在大声和许多人讲话呢。孔一进屋，他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孔走进摸了摸他的头，并没有发烧，可见不是真病。老蒋叫我劝他早点销假出席才好。我已经答应他明天下午一定去看冯。”
第二天中午，阎如约去看冯，尚未回来。蒋派人送来通知，说今、明两日有要事，停去两天。下午，白崇禧来看阎，两个人唧唧哝哝谈了半天，随后白就走到我的房间，和我聊天。最后，白说：“你们不要太老实，要留心点。你忘记了吗，冯焕章从太顺桥撤兵到石家庄，还打算进兵太原，夺你们的地盘呢。不是我们的队伍开到的快，他也怕一般人议论，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你们要对他多留心。”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他说：“咱们情形差不多。现在他还想占我们的地盘呢。”白走后，阎也来到我的房间。我把白所说的话一一告诉了他，阎说：“他对我谈话，也透露了这个意思，不过没有说得这么明显。”
五
过了两天，继续举行第四次会议。蒋宣布开会后，即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徐源泉首先说：“杂牌军队共编八个师，究竟谁编多少，没有具体分配，我们无从计划。”蒋说：“明天下午叫何雪竹（何成溶）专找你们几位在这儿开会。我们明天不开大会。”于是杂牌军人纷纷发言，这个说他的军队多，那个说他的军队质量好，你一言，我一语，吵吵闹闹，谈了两个钟头。蒋说：“好啦，明天你们和雪竹详细研究吧，今天散会。”
第二天下午，白崇禧又来找我说：“咱们的会已经开过好几次，蒋的中央区已经提出通过，他的壮大自己、削弱别人的目的，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来了四五个月，你们也来了一个多月了。现在距阴历年也不远了，你可不可以告诉老总，下次开会时由他提出，早点休会，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我表示可以转达。白又说：“冯焕章前些时候，扬扬得意。由于他当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等职，便常常下命令，今天令蒋中正，明天令李宗仁，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没有多时，又装了病。你说可笑不可笑！”白去后，我把白的意思转告给阎，阎说：“下次开会我就提。”
第二天开会，蒋首先问徐源泉等人：“昨天下午，何雪竹给你们把问题解决了吗？”大家说：“大体解决了，不过还要开几次会。我们多数是编的太少，遣的太多。能不能给我们加成十个师？”蒋说：“实施的时候再说吧！”大家忙追问：“什么时候实施？”蒋说：“大概在八九月间吧。”
过了片刻，阎就提出：“如果没有其他必须讨论的事项，可不可以暂时停会。因为现在离阴历年已经不远了。”蒋征求大家同意后就宣布说：“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我们从南京回到太原，正是阴历除夕，即1929年2月16日。
附记：以上所说，只限于编遣会议的经过；至于编遣实施会议的情形及具体进行编遣的情况，我已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一文中详细叙述过了，不再多赘。
（周玳）
三、扩大会议：雷声大，雨点小
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编遣会议，缩减各集团军之兵力，造成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不快。从此各自为谋，发生摩擦。不久蒋与桂系之李宗仁正式冲突，桂系失败。蒋又同西北军之冯玉祥闹翻，冯表示要下野出洋，但暗中调兵遣将，兵戎相见。晋绥军之阎锡山以调和姿态，约请冯玉祥到山西相商，愿同冯相偕出洋。时反蒋介石之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云集太原的军政界人士的代表有冯玉祥、刘骥、薛笃弼、邓哲熙、李兴中、陈继淹、曹浩森、刘治洲、李书城等，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潘宜之）、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石友三的代表（毕广垣和聂相溪）、樊钟秀的代表（邓鸿业）、孙殿英的代表（胡捷三、高梦琴）、何键的代表（黄一欧）、刘镇华的代表（楚经纬）、万选才的代表（万殿尊）、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任应岐的代表（刘觉民）、井岳秀的代表（刘绍庭）、马鸿逵的代表（康玉书）、岳相如的代表（冯骥才）、刘湘的代表（袁鸿吉）、金树仁的代表（鲁申伯），社会知名人士王鸿一等数十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代表柯小亭在天津联系，图谋联合反蒋。
此时阎锡山举棋不定，未及时明确表态。冯玉祥被阎锡山幽居他的家乡西会村。冯深致不满，数次要徒步去太原见阎，暗示其部下——薛笃弼、刘骥等对外扬言：如阎先生放回冯先生联合反蒋，西北军全体拥护阎先生；如不放回冯总司令，西北军全体投降蒋介石，反阎锡山。此一传言，阎锡山认为事态严重，亲自前往西会村安慰冯玉祥，劝其少安毋躁。此时阎之秘书长贾景德向阎进言：暂勿决定，待我出去看看再说。他去平、津、沪一转后，向阎进言说：“你若欲中原逐鹿，此刻即须动手，如再过一年，则无你的份了。”于是，阎决心反蒋，并将宣言底稿电与张学良，约期同时在沈阳、太原两处发表。但此时适接赵戴文（阎之亲信者）由南京致阎急电，谓即日回晋。于是阎又将给张学良之电请渠暂勿发表，以致后来张学良对阎不满。
赵系受蒋介石之委，专程回晋，希望劝阎悬崖勒马，改变主张。但阎为势所遏，已无回旋余地，即送冯回潼关部署军队。军事上二、三、四集团军及蒋军各自调动军队，一触即发。此时由二、三、四集团军数十名高级将领联名发出通电，推举阎为总司令，冯、李、张[1]为副司令。并在太原成立总司令部，任冯之参谋长刘骥为总司令部之参谋长、汪精卫代表（李锡九，河北人，同盟会老会员）为总政治部主任、西山会议派傅汝霖为副主任、李宗仁代表潘宜之为交通处长，开始办公。但党务方面未得妥善解决。阎即派赵丕廉（芷青）先生秘密去上海同各党派人士会谈。赵在上海环龙路同改组派人士开会。赵离开会场不久，即有暴徒闯进开枪，将改组派大员王乐平打死。赵即由杜月笙派武装人员保护返回北平，并约请陈公博北来，协商党务。赵回太原向阎复命后，因陇海路上石友三态度不明，阎又派赵偕同王鸿一（山东名士）同赴陇海路与石见面。石向赵提出，任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要求数目很大的饷银、粮秣、枪弹等。赵当场一律承认。石对赵言：“你赵某是信义之士，我相信你。别人来我不接见，但阎百川反复成性，如此大事你不向阎请示，即刻决定，能兑现吗？”赵答：“阎过去锱铢必较，现在办大事，与前不同，你不必多疑。”
赵回太原向阎报告时，不出石之所料。阎对赵破口大骂，辱及祖宗，说如此大事为何不来电请示。赵答：“石某生性多疑，一打吭就发生大问题。”阎无奈何只好照单实行。
但石受张钫（河南人）之策动，由蒋用飞机在石防地投下大量钞票，所以石在归德一带，白天向蒋阵地放空枪，夜晚又撤回部队。以致陇海路由鹿钟麟为总指挥、徐永昌为副之二、三集团军进展受阻。津浦路之三集团军由傅作义指挥之军队已进展到曲阜附近。阎电令缓进，待陇海路之军队进到某一地区时再前进。由张荫梧指挥之胶济路部队已占领济南。但青岛有韩复榘部死守。后由蒋介石在上海租英商怡和洋行之船运广东部队到青岛协助韩军反攻。以致晋军两线受挫，桂军在湖南亦受挫。樊钟秀在河南被蒋飞机炸死。败征已露。后因张学良派兵入关，平汉、津浦两路大军全部撤退回晋，结束战争。死伤人兵数十万，财产损失无数。
关于党务问题，阎于1930年正月，忽派赵丕廉由太原秘密到北平。我（笔者）往谒见时，赵云：“我们已决定反蒋（此时外间尚未公开），着我约张璧、王芳亭二先生来旅舍面谈。张表示向东北有关人士联系，王即表示为时已晚，无把握。”他曾到河南同韩复榘联系，结果韩转投蒋方。南京任韩为山东省主席，王得了建设厅长。赵赴上海返回太原后，阎又派他来北京同各派人士协商党务。改组派由王法勤、陈公博、白云梯代表。西山会议派由覃振、傅汝霖代表。商谈多次，改组派坚持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依据，西山会议派则以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依据，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第三届大会。而阎、冯、李等多人均是第三届的委员，最后由阎同在太原的其他人士决定开扩大会议。凡一、二、三届的委员愿来参加的，一律欢迎。此决定叠陈公博同香港的汪精卫请示同意，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也同意。为尊重冯玉祥将军起见，由王法勤、覃振专程前往河南郑州，征得冯之同意。又由李宗仁、白崇禧的住北京代表麦焕章先生转由在天津之桂系要人胡宗铎征得李、白的同意。7月11日王、覃二先生回北平后，即决定于翌日开始筹备（借用后细瓦厂华光通讯社地址办公），于1930年7月13日预备会议正式开幕。秩序单为：（一）奏乐；（二）各委员就席；（三）来宾就席；（四）公推临时主席；（五）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礼；（六）恭读总理遗嘱；（七）宣读宣言；（八）各委员依次签名；（九）奏乐；（十）礼成，摄影，散会。司仪：于翰青、楚溪春。招待：田象奎等。公推王法勤为临时主席。欧美来宾三十余人，新闻记者十二人；日本新闻记者三十余人；中国新闻记者七十余人，加其他来宾总计三百余人。（注：来宾及新闻记者之数目系根据报纸所载）
宣言大意为：……蒋中正背叛党义，篡窃政权，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度，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最短期间必期依法召集本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主义及政策得以实现。
总宣言读毕，各委员依次入席。由秘书田象奎持总宣言正本赴各委员席签名，委员人数三十名，其次序由汪兆铭列首，阎锡山列第二名，其次则按年龄为序：汪兆铭（郭泰祺代）、阎锡山（赵丕廉代）、王法勤、谢持、冯玉祥（黄少谷代）、柏文蔚（白云梯代）、邓泽如（邹鲁代）、陈嘉祐（刘况代）、邹鲁、覃振、赵戴文（冀贡泉代）、李宗仁（麦焕章代）、黄绍竑（麦焕章代）、许崇智（谢持代）、朱霁青（潘云超代）、赵丕廉、陈璧君（潘云超代）、张知本、茅祖权、熊克武（覃振代）、陈公博、顾孟余（陈公博代）、潘云超、陈树人（刘况代）、鹿钟麟（黄少谷代）、商震（冀贡泉代）、白云梯、薛笃弼（赵丕廉代）、郭春涛（白云梯代）、傅汝霖。旋即开第一次会议。推覃振、赵丕廉、陈公博三人为常务委员，不久覃振将常务委员让与傅汝霖。当即任于若愚（执士，湖南人）为书记长、马小进（广东人，留美学者）为文书股主任干事、阮雨民（陕西人，留日学生）为庶务股主任干事、王怀奇（山西人，留日学生）为会计股主任干事，又任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开始办公。不久汪精卫、陈璧君、顾孟余、曾仲鸣多人，从香港乘轮到日本，再转来北平。此时双方开始以电文相责，吴稚晖在南京骂汪精卫：“善补尔裤以防后身，善闭尔嘴以防生蛆。”冯玉祥在郑州发出了电报，骂吴稚晖：“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传诵一时。散居其他地区的委员陈树人、朱霁青、商震、薛笃弼、潘云超、刘守中等均到北平，在怀仁堂开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推选汪精卫、邹鲁、谢持、陈璧君、王法勤及与实力派有关之委员为常委，汪精卫为主席，并设立组织委员会，以陈公博为主任委员、赵丕廉为副主任委员、谷正纲为民众组主任干事、武和轩为军人组干事；宣传委员会以顾孟余主任、潘云超为副主任、彭学沛为秘书；民众训练委员会以覃振为主任委员，设有专门委员多人，如陶冶公、谌小岑、卢蔚乾等人；民族委员会以白云梯为主任委员，李永新等为干事；中常会又添交际服，任梁某（忘其名）为主任干事，田象奎为干事，负责招待记者、发布新闻稿件、联系各界人士。不久由中央全体会议推选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及一部分国府委员。其中有名望的如唐绍仪、熊克武、李烈钧、张继等均未到职，只曾任安徽都督之柏文蔚亲到参加。阎定9月9日9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就主席职。
该日上午8时半应邀出席者均已到达。汪精卫一到即向笔者要看宣誓词、监誓词、答词的三篇文稿，我们筹备人员均未想到，在场的委员，亦无一人敢写。汪则向我要纸笔，半小时内三篇宏文立书而就。阎准时到达，稍事周旋则举行就职仪式。汪精卫监誓，草草行礼后即散会。大约十一时，不出所料，蒋的飞机在中南海投下两颗炸弹，幸均在水边未炸。阎就职后，因前方军事吃紧，匆匆返回石家庄。
阎锡山虽就主席职，但并未成立政府。不久日本政府派外务省次官某氏（忘其名）来北平，由外交部北平办事处岳开先介绍该次官同汪精卫等人在苏州胡同日本料理馆宴会。该次官表示，你们赶快成立政府，今天成立，日本明天就承认，并代为向其他国家联系等语。汪等将此话电台阎锡山，阎未致复。该次官未达目的即离平回国。
后来阎失败下野回家乡时，他的姨丈阎长卿同他言及此事时，他说：“从前北洋政府因亲日被打倒，我的政府今日成立，明日日本首先承认，岂不又被打倒？”他本来要赶快成立政府，因此，反而不进行了。同时，阎锡山以张学良举动关系重大，陆续派了梁汝舟、张维清等人去沈阳活动外，并派他的秘书长贾景德，会同冯玉祥之亲信大员薛笃弼连襟去沈阳代表阎、冯与张洽商。贾、薛下车之当晚，受到张作相招待。饭后一场麻将，贾则将所带旅费五千元输光，幸薛尚带有二万元应用。贾、薛与张学良匆匆一晤，未能谈得结果，则深居简出，亦未与张之幕僚接触，对张行动一无所知；而蒋介石所派去之代表张群、吴铁城则携有交通银行之一百万元巨款（此系当时任沈阳交通银行经理章叔悖所告），大事应酬。因此与张之亲信，时有往来，对张之行动了如指掌。张学良事秦事楚，尚未决定，他躲往秦皇岛观变，偕从人士有顾维钧、罗文平等。北平党政当局从张知本之建议，由外交界人士郭泰祺陪覃振、陈公博二人前往秦皇岛，由顾引见，同张学良晤谈二次，亦未得到明确结果。但顾受张之暗示则随覃、陈到北平观察。顾到平后，住北京饭店，由笔者招待。汪等给阎锡山一电，建议速发表顾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以为拉住顾至少可使张持中立态度。阎复电谓：一发表一个部长不合适，二任命部长须同冯、李电商。渠不便独主。经汪等数次电催，未见发表。顾住北京数日，感到阎对他不重视，某日早晨要笔者为他买回秦皇岛之车票。笔者立即向覃振、陈公博、赵丕廉等报告，他们急往饭店慰留，顾坚决要回去。顾回秦皇岛后，向张进言：“阎、冯等不能成事。”（关于未任顾维钧为外交部长之事，按阎对他姨丈阎长卿说，他的政府预定要第一流人物，外交部长拟任颜惠庆。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有日、俄两大国的压迫，东北的事就够他办了，无力再进军关内。估计错误而失败。）
张听顾言，倒向蒋方，即回沈阳，决定以调停姿态向关内进军。调动军队前一日，将通电稿送与阎、冯之代表贾、薛二君。当贾、薛回到北平时，阎已决定全部退兵，同时由傅作义将军同张商妥仍照民国十七年之办法：晋军退一站，奉军进一站，和平接收平津。阎锡山暂住五家庄料理退兵事宜，扩大会议全体亦乘专车退往山西太原。
谁知，扩大会议全体人员到达西站专车上，准备退往太原时，专车却迟迟不开出。众人焦躁不安，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笔者经了解方知道专车开不出去的原因有二：其一为扩大会议主管财务的徐一清，奉阎锡山之命，将其保存的十万元现洋由西交民巷一号运上专车，带往太原，所以颇费时间和周折；其二是石友三的交通处长萧振瀛派兵看守火车头，不让使用。当时有人主张把萧解决了，赵丕廉认为那样不妥，即派萧的同乡傅汝霖与之洽商，答应火车开到石家庄就让车头回平。谈妥之后，专车方顺利开出。
扩大会议在太原开了几次会，制定了临时约法，就解散了。冯退往山西；阎锡山通电下野，走大连；汪精卫、陈公博逃往法国；其他委员，分别潜居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拘留胡汉民；沈阳发生日本侵华之九一八事变；广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反蒋人士，又在广州成立“非常会议”，在天津成立“北方执行部”，由覃振、傅汝霖、赵丕廉等主持。一般事务，由原扩大会议之书记于若愚办理。干部中有谷正纲等。我在组织组任干事，经费由广东非常会议支付。旋决定于1931年10月10日在广州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原参加过扩大会议之委员，大部分又去广州参加非常会议。
（田象奎）
四、阎锡山与扩大会议
阎、冯、李联合讨蒋的扩大会议，我是亲身参加过的一个人。现就记忆所及，将所见所闻以至亲与其事，述在下面。
酝酿经过
酝酿可以说是从编遣会议就开始了。蒋介石利用他“中央”的地位，要编遣别人，壮大自己，这是当时一般的反映。那时候第一集团军为蒋介石亲领（以下简称蒋），第二集团军属冯玉祥（以下简称冯），第三集团军属阎锡山（以下简称阎），第四集团军属李宗仁（以下简称李）。编遣内容，我未与闻，不知其详。但据传闻，人们认为编遣名为谋求统一，而实则是制造了分裂。南京方面好像对此也感觉到不大妥当，因而把些高级文职分给别的集团军。冯、李方面我不记得了；在阎方面，阎被任为内政部长。这是在赶走张作霖以后，阎进北平，南京任命他为平津卫戍司令后不久的事。当时其他集团军的要人都来到北平，蒋也来到北平。编遣会议，这时就有了传说。阎方对于“中央”来的人（包括蒋）感到官僚作风严重，难于应付；而蒋方面，则谓阎方有军阀气味。后来编遣会议决定在南京开会，要阎到会。山西方面，还怕南京把阎留而不返，强他接受内政部长，解除他的兵柄。后来阎并带了家眷去，以表示对蒋的信任。在这以前，阎以军政亟待整理、暂难离开、不能即去南京就任内政部长为词，荐他的第一号助手赵戴文（以下简称赵）以代替他自己。南京任赵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分。赵是阎最亲情最崇拜的助手，自阎就任山西督军以来，他一直同阎住在督军府内，称为赵总参议，军政事宜多经其擘画。这次赵离阎南下，人们尚有猜疑为“人质”的。阎方对蒋的不信任，于此可见一斑。阎去南京，赵已先在。他们曾欲留我在南京做内政部次长（这时我随阎南下），我觉得貌合神离的局面，没有个开国的气象，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适先母病，我即回了太原。编遣会议之后，阎回太原，赵就真成了部长，不久又升任监察院长。跟着，阎的第二号要人杨兆泰继赵接任了内政部长。阎方去南京任文职的人，也就日见多起来，山西同南京好像有日渐亲密之势。人们多说蒋、阎交欢，以此时为最。有人指为这是赵的接洽和蒋的拉拢的成功。就在这个时候，冯忽来到山西，住在离太原三十余里的名胜晋祠（以后又移住于建安村，一直到联合讨蒋酝酿成熟后，阎才将冯送回潼关），成为阎的上宾。同时，国民党各派（西山派、改组派等）人士以及当时所谓社会名流，都云集太原，太原的傅公祠成了迎宾馆。这些人们以谢持、邹鲁、经亨颐和白云梯等人住居最久；陈公博及其他改组派人士则时来时往。冯方有谷钟秀、薛笃弼等人也不断出入于傅公祠。联合反蒋之说，这时就露头了。它渐成为太原上层人士的谈话资料。这时候有过两种说法。一种是反对联合的，他们以为冯方有西北军的基础，又在北京组织过中央政府，有些有名望的人物在他周围，冯本人又英雄，与之联合有喧宾夺主之虞。又一种是赞成联合的。他们以为蒋消灭了冯，挨着就是阎，“兔死狐悲”，联冯也是自救之道。对于阎的态度，两派都埋怨他不即不离，优柔寡断。这可说是当年太原方面的舆论。虽然那时候不是街谈巷议，私下窃议是如此的。就这样磨拖了好几个月。阎曾要我抽暇看看傅公祠的这些来宾，我不断听到他们的着急和苦闷之声。但我没有和他们接洽过什么，因为这时我还没有负着联合的任何任务。后来仗也打开了，赵也回太原来了，不久杨兆泰也回来了。杨回太原后连门也没有出，就死在他家里。人们说是蒋要他们回太原说服阎方的。傅公祠的客人，也相继搬到北平，据说要在北平进行联合磋商。此外，还有一股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气氛，就是那时候的所谓左倾思想。那时在北方尤其在太原的拥护和同情大革命的人们认为南京是反动。人们（包括我）不知道汪精卫在武汉也是属于反动之列，因为他后来不在南京，加以代表他奔走的陈公博和白云梯等人，又被西山派指为是共产党，更加深人们的错觉，把汪看成是那时左倾分子的领袖。我不是改组派，但同情左倾分子。同时，南京派来的省党部跋扈飞扬，招人反感，也加强了左倾的力量，使得联合讨蒋终于实现。但扩大会议却没有在太原产生。
促成经过
我正式参加扩大会议这幕戏，就在这一阶段。各方面的人物由太原到了北平的时候，本来我在太原有职务，没有跟他们到北平去。这时赵已回太原。有一天他要我谈谈扩大会议的问题，约我去“督军府”。我如约而往，看见阎已先在，还有赵丕廉也在座。阎首先问我：“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我答以“没有留意，说不上来”。赵接着说：“育堂（我的字），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罢？们（五台人的土语，“我们的”的意思）总司令（指阎）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就是为此。”我说：“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我以为我们挂红旗也好，或把五色旗再打起来也好，总得有个明显旗帜，对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赵接上说：“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阎这时说：“大家搞扩大会议就是为此。可是愈有议纠纷愈多，闹不起来，是个麻烦。”我问：“为何搞不起来？”阎让赵丕廉汇报了北平酝酿的经过。他说：西山派、改组派，还有些地方派别，互相谈不在一起，主要是西山派同改组派有如水火，汪要等待会议签字后才北上，等等。我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因为这次发动，我们显然是个主力，人们都是唯我们马首是瞻。我们如要被人怀疑尚在举棋不定，对于合作的进展，实是一个障碍。”阎这时向我质问说：“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不够诚意？”我说：“国民党除拥蒋的人们以外，各派代表都到太原，反蒋的实力派也都有代表参加，都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太原、北平来磋商合作。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较重的责任？”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这时大家就谈到怎样表示足够的诚意的问题上了。于是提到了覃理鸣（覃振），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友，同盟会、国民党中的元老，素称反蒋，住在北平。他本人是西山派，但对于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如改组派、西北军等方面皆不反对。我认为阎如能邀请这人出来，请他斡旋促成扩大会议，以完成讨蒋建国的大业，一方面有了一根联合的新线索，同时也就表示出我们要扩大会议成功的诚意。谈到这里，阎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邀请覃出山的方式问题。因为覃虽然和阎都是辛亥以前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会员，但是辛亥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往来，突如其来的邀请，不妥适，必须考虑个妥适的办法才行。这时就商定叫我作为阎的专使，到北平礼聘覃振促成讨蒋大联合的计划，并要我立刻替阎起草亲笔信一份，克日出发。这就是我陷入扩大会议这个泥坑的初步。同时，我给阎提出了几项意见：1.我只专任阎礼聘覃的专使，不宣布我参与了联合代表的工作（因为阎这时决定要我同赵丕廉共同做代表工作）。2.关于联合的进展情况，以不发表为原则，如有必要发表的事情，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并签字。这次到平，只发表一个消息：阎派某任专使礼聘覃理鸣先生出任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大联合。（因为在这以前，各派尤其阎方的通讯社曾发表关于联合进展的消息引起他派的误会，以致牵涉到扩大会议的进展。我认为交涉进行中，让自己的通讯社随便发布消息，容易造成混乱，引起误会）。3.会议一成，我即回太原，不继续参加。这时阎要我也做他的代表，赵也当面让我担任，换一换空气。我说：“临阵易将，不祥，代表以不更动为宜；我对外只是阎为促成联合加派的一个专使，在内部我可以同赵代表通力合作。”阎就这样决定。我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地进行了这件事。
当时北平是由徐永昌以河北省主席的名义管理着。我带了阎的亲笔信接洽覃，就下榻在河北省政府，做了徐的客人。河北省政府的秘书长王平是我的学生，因而在工作上得了不少的便利。为了促成联合组织，我在河北省政府内住了约一个星期，进行了几项颇觉沉重的工作，回忆起来，犹觉出汗。首一件是对付记者。那时新闻记者群集如云，采访消息。各派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阎就有两三个。过去愈搞愈水火，各派之间发生矛盾，几至决裂，对于通讯社滥发稿件没有注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到平首先注意了这一点，同赵约定：对于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概由我们两人控制起来，经我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并将这办法向来访的记者说明；对于自己的几家通讯社也不例外，我们一视同仁，郑重其事。这样，先控制住自己的记者，别派的记者也就谅解了。因此，那几天（我到北平后一星期内）报纸上简直看不见什么有关扩大会议和任何冲突的消息了。这样，使得扩大会议组织的磋商进行就平静起来。各方分歧避免了宣传扩大，也就比较容易当面商量妥协。又一件就是斡旋的活动。除了覃振之外，还有西山派的一位青年代表人物傅汝霖。他和覃都是西山派，但都不反对改组派。这样，隔阂减少，问题就容易解决。我和赵一致行动，用同一态度。我则以第三者资格进行斡旋，对于进行的情形，不论好坏，概不宣露。如此者仅一星期的时间，从前不妥协的问题就全告解决了。扩大会议的建立，各派代表就一致签署了。在签署的那一天，我们（指我同赵代表）才把在平所有通讯社的记者约来，当众发表了扩大会议成立的消息。次日北平和各地才喧腾起来。同时，我也就回了太原。
扩大会议成立，我答应阎的使命算是完成。我回太原后，有一天接到阎从山东晏城发来的电报，要我即刻去见面。我到了晏城，他的随从告我说：“叫你还是为了扩大会议的事，山西方面推荐的扩大会议代表还有问题。”阎对我说，要我仍旧同赵照料扩大会议。从此，我又到了北平，驻在东四牌楼七条阎的公馆。这时汪精卫也来了。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云集，记得有陈树人、辛亥前在北京埋炸弹炸摄政工的黄复生等人。李宗仁方面也有代表，姓名我都记不清了。在各派代表和谐的商谈之下，扩大会议开了幕，开幕之日，太原悬灯结彩，学生提灯游行，表示庆祝。扩大会议一开幕，就选举出七人的国府委员，组织政府。七人是阎、冯、汪、李（李宗仁）、张（张学良）、唐（唐绍仪）、谢（谢持）。这七人之下，才是部长；部长人选则由这七人决定。七人的姓名在当时的报纸上也曾发表过。会议是经常开的，我同赵经常到会。这时人们以为落定可倒，南京定要垮台，新政府定有一番新的气象。
停滞经过
扩大会议的停滞，是在选出了七个国府员委以后开始的。扩大会议组织政府的工作，在举出了七人的国府委员之后，竟昙花一现，它终于流产了。这对于讨蒋的局面，尤其是对士气方面，起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前后方都大有瓦解之势。人心涣散，以这时为最。这时扩大会议虽经常开着会，可是出席的代表日见其少。开会由汪主席，没有精彩动人的议案，会议就成为一种无聊的状态。这一阶段有两段较具体的回忆，因我当时精神曾有些过分紧张，所以记忆犹新。现在把它们写在下面。
阎曾到北平就了国府主席的职。七个政府首脑人物中只有南方的唐和东北的张没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示。人们都认为那时的形势，东北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东北参加与否，成为扩大会议最重视之点。这时阎、冯都在军次。北京盛传同张学良接近的三个人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都来到北平，准备参加扩大会议新成立的政府。当顾、汤、罗到平的时候，我就在阎公馆约请他们吃饭，扩大会议的几位重要代表（忘记是些谁们了）作陪，畅谈了时局。罗因私事已回广州，未来参加晚餐。这时我想到，扩大会议的促成人物中已经有傅汝霖可以代表东北，这是很自然的。加上顾、汤、罗三个，已有四人可任部长。顾、汤、罗已被人们公认为是张学良的要人了，他三人要参加政府，就可以看做是张学良接受对于他的推选，不必一定要等他本人来电接受等等行动，因为当时他确有困难之处，我们应当给他留些余地，在实际上将他拉进组织，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安排得公道得人心，军事进行得顺利，他自会来的。在政府人选上，我们（指阎）方面，因为从前没有搞过全国的事，经验较少，组织政府应让别方面多占首位，而我们多占次位，实际掌握些事权，同时学人家的长处。假如任命了部长而他们不即来就职，我们可以次长代理部务。总而言之，我们要表示国事与国人共之、与国内贤豪共之的态度。对东北的这几位，应当极力拉拢过来，他们如果还有人，可以尽量拉拢，以充实我们的政府。记得我把这种意见和请三人吃饭的事曾一同报告了阎。不久，阎约扩大会议的代表回太原一行，据说是要商议成立政府的事情。赵回去，我那时以为在北平阎方的代表，应留个人照料会议，因此我没有回去，还是和扩大会议的一些人继续照常开会。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接着前门东车站的电话，要我立刻到车站谈话。电话是阎的代表贾景德和冯的代表薛笃弼来的，据称他们是在去东北的途中，要在车上同我说几句话，车就要东开等语。我听得非常吃惊，也觉离奇。及到了东行的专车上见了贾、薛二人，他们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原商讨组织政府的情形，最后决定是：暂不组织政府，先由他二人出关去请张学良到平共商大事，得他同意，才组织政府。这时候，我真觉得如同头上被泼了一桶冷水，觉着这一下，组织政府就算宣告流产了。我当场即表示反对的意见。我对薛笃弼沉痛地说他这次出关的无谓。我认为，小张决不会因为阎、冯代表出关来请，就答应入关合作的，要知道蒋也有人请他入关倒阎、捉冯、赶汪的。我说：“小张处于这种两难关头，你们顶好的结果，就是把扩大会议停滞起来。否则还怕小张先你们入关哩！你能不把这和贾说说（薛和我有旧，他是山西法政学校本科毕业，那时我任校长）？请你们二位给太原去个电报，说我坚决反对此行，请他们再加考虑，你们暂且停在北平。”薛代表的意见是：他听贾，贾听阎，因为冯关于这事的表示是听阎的，他不能反对。我气愤地说：“去吧！我将‘见君之出而不见君之入也！’”（这是那时引用的一句成语，我回忆起来，记忆犹新）这样，他们的专车就向东开去。我则仍是同扩大会议的人们照常开会，大家不时地打听着东北的消息。日复一日，东北的消息沉寂，北平的会议也日见冷淡起来。组织政府大家都认为是遥遥无期，到会的人就日见其少了。前线的军事消息和后方的政治活动一同沉闷起来。在这无聊的日子里。忽报东北军入关来了！果然我不幸而言中了。我在那时，对于阎方的犹疑不决，坐失时机，很是不满，曾引以为憾，后来想起，即使那时产生了政府，取蒋而代之也还是换汤不换药，同样地进行分赃而已。
收场经过
入关的东北军，据报是于学忠率领，大家才放心了一些。于同徐永昌有旧，北平的治安在徐的手中，因而人们得以撤退得比较从容。但撤退是已在进行中。扩大会议还开了一次会，决定撤退到太原，搞一个宪法出来。阎也来电表示欢迎。大家才放下了心，以为不至于做小张的俘虏了。但是，到太原的扩大会议委员代表已不多了。草宪还邀请了当时的法学名流，记得有吕复在内。那时候我很灰心，记得撤退时我很狼狈，因为我负着照料会议中人撤退责任。大家到了太原，把傅公祠划作了会议地点，进行起草宪法。这份宪章曾脱了稿，人们称为流产宪法之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草了宪，我也参加过，也流产了）。没有真正的政治基础，要以一纸空文的宪法转移乾坤（其实是要拿它遮羞，掩盖失败结果），真是最愚蠢不过的。可是人们（包括我）竟一而再地做了。不久汪就不见面了。会中的人们都不知他何往，他也没向众告别。太原上空也有飞机掷炸弹了。随着阎也失踪了，赵也出走了。这时太原发起所谓善后运动，要我署名，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要善后，我应当是被善后的一个。当时山西主席是商震，阎出走前已把军权交给徐永昌，据说他们同南京已有接洽。太原就这样无事过去了。扩大会议也就这样收场了。
（当时的文件，我没有保存，叙述只凭记忆。三十年前的事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责任当自负。关于文件，河北和山西两省的旧档案中可能检得。因为那时的文件，在这两省一定分致有案的。我推想，在旧档案中可能有过关于扩大会议的档案卷宗。述者附记）
（冀贡泉）
五、冯玉祥与扩大会议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邀请了汪精卫由香港到北平，主持扩大会议。冯对于请汪北来，从头就主张甚力，这不是偶然的。冯向来注重军事，对国民党的党务，兴趣不大；至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弄不清楚。冯在北京政变后，被段祺瑞、张作霖抢夺了他的胜利果实，他接受这次的教训，深深感到没有政治主张，就会吃亏；可是他自己又缺乏一套政治组织，还是非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不可。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这时候汪又正在积极反蒋，他对汪精卫素有好感，因此，冯请汪北上领导反蒋，就成为很自然而必要的了。
早在1929年冯玉祥在山西被阎锡山软禁的时候，冯本人虽不能自由活动，而西北军仍然拥有地盘和实力，依旧服从冯的调度，在一定程度上，冯还保有他的重要性。他为了贯彻反蒋的目的，对各方面的反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联络。由于郭春涛、黄少谷等的拉拢，冯和汪精卫以及改组派在上海的机构，经常保持联系。及至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发动反蒋军事以后，约在5月中旬，冯派了他原驻上海联络各方反蒋势力的代表戈定远密赴香港，促请汪精卫北上。戈到港后，向汪面达冯意，大意谓：“年来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此起彼落，步骤不一，结果都被蒋各个击破，造成独夫骄横之局。现在阎冯合作，兴兵讨蒋，李宗仁在南方响应，形成了原来的二、三、四三个集团军的大联合，一致行动，声势浩大，讨蒋军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蒋方。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为数不多，全仗杂牌队伍支撑局面，这些杂牌队伍，到形势稍为对蒋不利的时候，是可以倒向反蒋方面的。至于关外的张学良，已有接洽，目前保持中立态度，如果反蒋军队能打几个胜仗，张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冯总司令以为这次反蒋，不止是军事上的斗争，还必须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因此敦请先生到北平去主持大计，组织政府，号召全国，完成反蒋建国的大业。”汪倾听以后，大为兴奋，他说：“焕章先生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不过我在这里，还需要做些安排；百川先生的代表，日内也到香港，等他来时，我们共同研究进行的办法。”过了几天，阎锡山迎汪代表到港，汪在香港凤辉台一所住宅里大摆筵宴，招待阎、冯的代表，把他所赖以骗人的政治资本都搬出来陈列了一下，顾孟余、曾仲鸣之流以及在港的改组派各省代表都出席了宴会。当时冯对汪只是笼统地表示请他北上领导反蒋，并没有说出请汪到北平后的具体办法，也没有表示支持汪关于国民党党统的主张，因此，汪对北上一节，有些踌躇。汪正在忸，怩作态、讨价还价的时候，忽然接到刘茂恩胁裹万选才背叛阎、冯投降蒋介石，蒋军因而占领了归德的消息，这一叛变，打乱了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影响颇大。汪闻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更不作确切的表示，戈定远遂先行北返，向冯复命。
此时，陇海、平汉两线上军事互有进退，冯一心搞军事，对于党务、政治诸问题，悉推阎锡山主持其事。而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间因国民党党统问题，在太原、平津各地互相攻讦，各不相下，几经周折，迁延三个月之久，才商妥合作的办法。于7月13日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的成立大会。汪精卫随即于7月23日由香港乘轮到津转平，旋赴石家庄晤阎。冯正在前方督战，派邓哲熙到石家庄向汪致欢迎之意。汪在8月6日回到北平，邓与汪同行，此后，邓就和黄少谷代表冯玉祥、鹿钟麟二人（冯与鹿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出席扩大会议。
汪既到北平，商承阎意，筹组国民政府，但国府委员和部长名额的分配，各方面意见分歧，争执甚大，无法解决。有一天，邓哲熙接到冯电，说石友三电保萧振瀛为部长，盼向汪提出并促其实现等语。这时，石友三是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担任河南考城一带的军事任务。他在1929年间曾叛冯投蒋，这次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好容易才把石友三拉了回来，给以很高的名义（冯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阎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石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遇事总是迁就石一些，因此，石推荐部长，冯命邓力促其成。邓持冯电见汪说：“冯总司令希望先生同意石的保荐，其理由很简单，就是此时需要敷衍石友三，否则怕石恼怒，难免又生变化。”汪答：“我对此没有成见，马上请几位负责的人来商量，他们来时，请你把焕章先生的意思说明一下。”言毕，召集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人商谈此事。邓就向他们说明冯来电转达石友三推荐部长的原意，希望大家支持。他们也知道石友三向来反复无常，同意接受石的请求，以示笼络。
扩大会议虽已开成，但讨蒋军事进行得并不顺利，特别是津浦线上节节败退，8月15日济南为蒋军攻占，晋军退守黄河北岸。阎为了挽救颓势，增强号召的力量，决定不等待国府组成而先行就任国民政府主席。阎素极封建，他就职的时间，选定在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零九分，据说，这样适为五个九数，符合帝王“九五”之尊的传统说法。就职仪式在怀仁堂举行。礼毕，阎约邓哲熙到他家谈话，阎对邓说：“我马上到津浦线去督战，听说石友三派代表四处活动，颇有问题，你赶快电告焕章大哥予以注意。”匆匆谈了几句话，距离怀仁堂就职典礼还不到两小时，阎就登车出发了。
这时候，打到湖南的桂军，早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无力再出；陇海线上的全面攻势，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津浦线上的晋军，凭河扼守，势甚危急；整个反蒋军事，已成强弩之末，各方人心涣散，将士渐有离心。霹雳一声，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巧电”，并先于17日进军关内，北平立即紧张起来，于是扩大会议自汪精卫以下仓皇取道平汉路离开北平，有的则避匿天津去了。汪到石家庄晤阎后，与阎同赴郑州和冯会谈。此时，石友三虽已把部队从考城撤至黄河以北，自由行动，但冯部其他将领尚未明白表示异动，冯见汪、阎时，还主张继续再打下去。阎表示：“仗是不能再打了，只好退到山西再说。”于是就在郑州联名通电收束军事。至此，扰攘一时的扩大会议，随着反蒋战争的失败而烟消云散了。
（邓哲熙 戈定远）
六、阎、冯联合倒蒋的前前后后
一
1929年的春天，冯玉祥因蒋介石分配地盘和编遣军队不公平（北伐军事结束后，蒋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分给阎锡山，并在编遣会议中和阎共同压制冯），遂称病离开南京，赴河南辉县的百泉村休养。这时，李宗仁与蒋亦起摩擦，准备厮杀。因此，李派温乔生为代表，到百泉见冯，约冯共同倒蒋。冯慨然应允，并对温说：“烦你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旋冯迁居陕西华山玉泉院。因李、蒋已公开决裂，蒋亦派邵力子、贺耀组先后见冯，请其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地盘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及蒋、李开火，冯即命河南主席韩复榘带兵南下，准备直趋武汉。韩部尚未开到汉口，因李明瑞倒戈，蒋介石很快地就到了武汉。随即电韩停止进兵，并召他到武汉相见。蒋抓住机会，对韩大施笼络手段，除设盛宴由蒋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复榘夫妇外，并赠与巨金。在宴席间对韩推崇备至，呼向方（韩字向方）兄而不名，并且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韩受宠若惊，即席起立说：“复榘一介武夫，蒙钧座不弃，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蒋当即一面点头，连说好、好；一面与韩亲切握手，表示心照。后来韩背冯投蒋，就在这时伏下了根子。
二
李宗仁部被击败后，蒋介石以肘腋之患已除，对冯背弃前约，冯深恨之，遂决计布置倒蒋军事。阎锡山看到冯、蒋交恶，战事即将爆发，自己正好从中取利，乃派兵沿黄河北岸布防，待机以蹑冯军之后。冯得报，深恐出兵南下时，阎如从后乘之，便将腹背受敌，且战线太长，防不胜防，一旦有警，派兵增援，缓不济急，遂下令山东、河南驻军一律西撤，集中河南西部及陕西境内待命。山东主席孙良诚遵命西撤，河南主席韩夏榘却联合石友三通电反对。这时，冯正在华阴与高级幕僚议论军事，他说：“上次南口退却时，因张之江、鹿钟麟意见不和，以致全军瓦解，有的弃械逃亡，有的投靠晋军；这次由我主持，就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了。”话尚未说完，忽报韩、石叛变投蒋，冯得此消息，如同晴天打了一个霹雳，顿时面色苍白，神情颓丧，并且失望地说：“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都全盘的完了。”因而欷歔呜咽，竟至泪下。接着，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相继告变。这时，蒋认为对冯开刀的时机已至，遂下令讨伐冯玉祥。阎锡山睹此情况，认为此时趁火打劫，不但能两面取利，而且还可以博得维护和平的美名，于是电冯劝其出洋，并愿一同出国游历。冯接阎电，再三考虑，认为时局演变至此，对己十分不利；若再不屈从阎的劝告，借此机会拉阎一同倒蒋，更无法收场，乃一面通电下野，一面派邓哲熙、曹浩森往太原见阎，约其共同倒蒋。不久，李书城衔阎命来华阴见冯，劝冯亲往太原晤阎。冯接受了李的劝告，决定亲往太原，与阎面商反蒋之策。可是冯的左右都不赞成，并一再向冯进言。他们认为阎锡山诡计多端，万万不可轻信。但冯认为舍此别无良策，此行纵有意外，亦不能不冒险一行，没有接受属下的忠告。当冯登车即欲起程时，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犹站立汽车前拦阻说：“总司令是全军首脑，不宜轻往；如有必要，可另派代表前往商洽，千万不要亲自出马。”冯因晓谕邓说：“大哥不必过虑。请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您且看我这次单刀赴会，谅老阎也不敢对我怎样。”说毕，下车拉邓道旁，握手告别。
三
冯到太原晤阎后，阎一面对冯表示：愿联名通电，促蒋下野，另在北平成立新政府，但兹事体大，留冯暂住太原，以便朝夕过从，从长计议；一面对蒋表示：他愿居中调停，并留冯于太原，设法劝导，俾不得逞兵作乱，以尊“中央”，而维和平。实则阎思挟冯以自重，借以向蒋讨价还价，坐收渔人之利。
当冯初到太原时，阎殷勤招待，极为热情；可是从他去北平与蒋会面、赚得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回到太原之后，就避而不与冯见面了。这时，冯已移住于建安村，周围都驻有阎的卫队师，监视冯的行动。冯屡次欲去太原见阎，皆被阻不能前往。冯不得已，遂密下手谕，以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代理总司令，布置军事，准备作战。当时，冯部将领恨阎扣冯向蒋讨好的阴谋手段，又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于是又恢复了与蒋方往还的局面。蒋亦想借此分化冯部，收买宋哲元等，曾先后派于右任、贺耀组到西安宣慰和点验冯的部队。阎见此情形，大为不安，深恐冯部将领与蒋直接往来，对己大为不利，乃改变办法，主动找冯，表示决计出兵讨蒋，并请冯命令宋哲元先行发动，他随即出兵响应。于是遂有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出兵潼关讨蒋之举。这时，唐生智部驻于河南，唐本人看到冯被阎软禁，冯部已成群龙无首状态，遂派参议延国符到西安游说宋哲元拥戴他为领袖，以共同倒蒋。宋拒之，豫西战事随即爆发。但因阎始终没有表示反蒋，更没有派兵支援，以致战事不能进展。同时，宋哲元虽系代总司令，但他的实力远不如孙良诚；孙又不服宋的调遣，宋亦不敢以代总司令自居，所以开仗以后，孙虽担任前敌总指挥，宋亦亲赴前线督战。终因二人不和，以致不能适应时机，逐渐陷于被动。孙之一部分军队被蒋军包围，撤不下来，孙派人佯与蒋军接洽投诚，并愿压迫宋哲元投降，欲借此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但事前未与宋商议。宋得此情报，以为孙真要投降，又要赚己，遂下令全部撤到潼关一带；官兵闻命，以为前方失利，仓皇撤退，全线顿呈混乱状态。孙部官兵，顿失斗志，蒋军乘之，损失纂重。
宋退到潼关，一面收容溃兵，一面急电后方总司令石敬亭速来潼关会商应付之策。石到潼关后，宋即对石说：“孙良诚例戈相向，我们应如何对付？”石说：“据我看，孙似不至此，想系一时误会。我先邀他来潼关会议，他如果肯来，就不是叛变；万一不来，再想办法。”宋点头称是。石即电邀孙来潼关会议。孙得石电，随即带少数卫队乘汽车赶回潼关。孙见宋后，拍案大骂：“你下令全部撤入关内，是有意置我部于死地。现在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请问今后怎么补充，怎么抵挡敌人？”石即调停其间，并说：“绍云（孙字绍云）兄不必生气，这不过是彼此一时误会，些微损失，何足介意。况且大敌当前，兄弟何能反目；至于补充一层，决不成问题，我马上把王冠军部连同我的一部分队伍，一并拨给你指挥，你看怎样？”孙至此也只好借阶下台，故作冷笑而罢。
这时，吉鸿昌已由宁夏率部前来增援。在他还未到达之前，宋等已得到蒋介石派吉鸿昌为讨逆军总指挥的消息（番号已忘），刘镇华、马鸿逵等都给吉拍了贺电。至于吉是否接受，尚待证实。石敬亭与吉交谊甚深，度吉决不至如此。吉到西安后，石即于当晚在新城总部设宴为吉洗尘。席间石对吉说：“据报蒋已发表老弟为讨逆军总指挥，刘镇华、马鸿逵等都有贺电到陕。老弟如果要走这条路，你我至交，不妨直说，我马上可以把我的军队全交给你用，助你成就大事。”吉听罢起立说：“您尽管放心，鸿昌生为西北军的人，死为西北军的鬼，决不能出卖团体，投靠蒋贼！蒋蓄意破坏我们的团体，奈我不为利用，也是枉费心机。我明天早晨就率部开赴前线增援，先打垮唐生智，以明心迹。”石说：“老弟果能如此，真是团体之幸。现在天气已冷，我这里存有冯先生的一件猞猁皮大衣，尺寸太大，我挑不起，愿借花献佛，转赠老弟。”说罢即命副官把大衣取来面交于吉。次日凌晨，吉即率部驰往前线增援，潼关一度紧张的局面遂复归于平静。
四
关于阎、冯联合倒蒋一事，奔走其间，真能起促进作用的为王鸿一[2]、李书城二人。他俩经常劝阎与冯联合倒蒋，并代为划策。他们主张阎主政，冯主军，汪主党，在北平另组新政府，最后消灭蒋政权。但阎对冯总不放心，认为置冯身旁，可资操纵；若虎兕出柙，可就难以控制了。这时，鹿钟麟已离开南京，绕道回归天津私寓，奉冯召秘密从大同到太原转往建安村谒冯。冯因宋哲元、孙良诚意见不和，几乎把陕西失掉，遂下手谕免去宋的代总司令兼职，另以鹿代理总司令职务，同时要鹿与蒋介石方面取得联系，摆出远交近攻的姿态。此外，又采纳左右建议（据冯的驻太原办事处处长陈继淹说是薛笃弼的建议），以韩、石叛变，并非反冯，实因与石敬亭有隙，才逼上梁山，现在只要免去石敬亭的本兼各职，即可将韩、石召回。冯未加考虑，即如议办理，但心里却过意不去，又写信安慰石敬亭说：“吾弟热爱团体，兄所深知；今为召还韩、石，不得不请吾弟权且休息一时，以后另有重用。”事后沙明远对人说：“忠贞不二的免职，叛变投降的召还；像这样倒行逆施，怎能不丧失人心呢？”
鹿回陕后，就代理总司令职，随即遵照冯的手谕，一面派人与蒋方联络，一面与各高级将领联名电阎，请他从速送冯回陕，否则师行在即，可南可北。阎接电，深惧鹿等与蒋联合成熟，东西夹击，山西地盘将不能保。同时他也考虑到，与冯密议倒蒋，蒋已尽知底蕴，这笔账，蒋迟早是要向他清算的。不如抢先一步，实行联冯倒蒋；如再迁延不决，就要吃大亏了，于是决定让冯回陕。冯回到潼关，即积极部署讨蒋军事，并于4月1日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
冯回到军中后，有一件事颇为他的将领所不满，这就是起用吉鸿昌的问题。原来刘郁芬、宋哲元、门致中等都认为吉桀骜不驯，难于驾驭，蒋复暗中派人勾引，让他带兵，极为可虑。吉出生在河南扶沟县，但祖籍却是陕西韩城。吉部自驻防韩城以后，经常与当地群众联系，并且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他们怕吉在地方的影响扩大之后，伺隙夺取陕西地盘，乃共同密议，请鹿将吉收捕法办。鹿即借召吉在潼关开会之际，解除了吉的兵权，留在总司令部服务。及冯回到潼关，吉向冯面诉委屈。冯以其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乃调他充任总部副官长，不久，又派吉回到原部队，开往河南作战。刘郁芬等对冯此种措施，极为不怿，但亦无如之何。他们曾对人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才把吉鸿昌拿下来；没想到总司令一回来，就让他官复原职，将来遇变，必为祸水。”
有一天，冯召我到潼关谈话，并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的意见是：现在的时机还未成熟，不宜劳师动众，操切从事。陕、甘连年荒旱，饿殍载途，首先应设法救灾，以苏民困。最好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公路，开采矿藏，兴修水利，广植树木，筹措资金，开办工厂，经过一二年休养生息之后，再图进取。同时也要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和中间势力，俟时机到来，登高一呼，各方反蒋势力必然群起响应。然后北联阎（锡山）、张（学良），南结陈（济棠）、李（宗仁），打倒蒋介石，必将易如反掌。冯听罢含笑说：“张先生所说甚好，可是现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到胡匪儿子（指张学良），何足介意。将来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给东北方面一两个阁员也就行了。您且看我，不出一个月，就能直抵浦口，活捉蒋贼。”我说：“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最好是迅速胜利，早日结束战事；万一旷日持久，脱有意外，东北方面起而乘其敝，终属可虑。”冯连说：“张先生不必过虑，张先生不必过虑。”不久，中原大战的序幕就揭开了。
五
南北两军经过半年的厮杀，阎、冯方失败。冯退到晋城后，最初还想退到西北去收拾残局；后因杨虎城军占领西安，冯始下野。于此，尚有一事应予补述：当宋哲元由洛阳率残部退到潼关时，冯曾电令刘郁芬和宋哲元坚守潼关待援，并令孙连仲率部由陇海路西援潼关（实际上蒋军已将陇海路西段截成数段，孙部无法通过）。刘郁芬原系甘肃省主席，在宋哲元率部开往河南作战时，冯遂调刘代理陕西省主席。刘见宋回到潼关，怕他仍回西安主持省政，乃急电孙连仲迅即率部回陕，并暗中约定由他主陕，由孙主甘。当时曾用大卡车装载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给孙送去；而对于防守潼关的宋部，仅发给棉衣二百件，钞票两千元。这时，宋部疲惫不堪，无力应战，因商请刘派陈毓耀部来潼关接防，以便将部队撤至后方补充，俟略事休整，再来潼关换防。刘因不愿宋回西安，遂借口甄士仁进窥省城，陈毓耀部不能调动，拒绝了宋的要求。军长赵席聘（归刘指挥）与刘、宋均为多年老友，听到他二人闹意见，便出面居间调解。一面将西安秦腔演员送到潼关给宋部官兵演出，以示慰劳；一面坚请刘郁芬亲至潼关晤宋会商防务，以便消除误会。但刘、宋见面后，并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刘仍回西安，始终没有助宋防守潼关的任何措施。适于这时，宋又接到冯的电报说：“闻吾弟处亦有不稳之说（在这以前，梁冠英、吉鸿昌等已投蒋）。”宋看完电报，就难过得哭起来，并且对赵说：“强敌当前，刘既见拒，冯又见疑，真使我进退两难。只有披发入山，以谢团体。”赵一再挽劝，宋执意不听。入夜后，宋即秘密带领高级幕僚数人和手枪队三百余名，潜行渡河到了山西。赵闻讯，亦带随从数名渡河。次日早晨，杨虎城部下马青苑探悉这一情况，遂率部西进，未遭任何抵抗，安然进驻潼关。
杨虎城军占领潼关的第二天，驻在西安的刘郁芬才得到报告，并知马青苑部正准备继续西进，直驱西安。刘以变起仓促，毫无准备，便于这天下午一时许，偕同各厅、处长及卫队团，借视察渭北公路为名，向山西方面逃走，仅留西安市长杨慕时和城防司令陈毓耀暂行维持市内秩序，以待马部入城。当晚七时，杨慕时在省政府召集了一个会议，有当地士绅宋伯鲁等三十余人到会。首由杨起立致辞，说明刘主席为避免糜烂地方，维护市民安全，已于本日午后一时率领僚属离开省垣，前往山西，暂由他本人和陈司令维持秩序，以待马部入城，和平解决。并请到会人士推举代表，前往潼关见马，表示欢迎。杨报告毕，当由到会士绅推举韩望尘、王致中、王岐山、张守约等为代表，于次晨乘车赶潼关见马，一面表示欢迎，一面请其令饬先头部队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进驻西安。
刘行抵渭北，被当地民团包围。杨军将领赵寿山据报，遂派员与刘接洽，并提出如下的条件，即：刘交出全部武器，赵即派兵保护刘等过河。刘不得已，将武器全部交出，赵即如约派兵将刘等送至朝邑黄河渡口安全渡过黄河。刘等进入山西境以后，邓长耀挽刘同往见冯，刘怕遭冯斥责，不敢前往。邓请之再三，刘佛然变色说：“大哥如再相强，我就只有自裁！”邓不便再劝，便任刘东去。刘回到天津私寓，密派他的秘书长郑道儒赴南京见蒋，表示刘愿劝孙连仲率部归顺“中央”，以为晋见之贽。蒋听罢大喜，即命郑速电刘来南京面谈。刘到南京与蒋见面，蒋曾对刘面许：俟招降孙部后，即发表刘为江西清乡督办。及孙率部投降到南京见蒋时，蒋问孙：“你一人率部开赴江西‘剿共’行吗？如果还需要人相助的话，我可派刘兰江（刘郁芬字）一同前往。”孙回答说：“我自己可以应付，无烦刘主席偕往。”蒋本来就不愿意让刘和孙在一起，听了孙的话，便取消原议，改任刘为军事参议。
冯在联阎倒蒋的开始，自信很有制胜的把握，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个众叛亲离、全军崩溃的收场。
（张文穆）
七、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本文所述，主要是叙述蒋、冯、阎之间的合作和分裂的一些事实，西北军在陇海、平汉线对蒋军作战的经过，以及西北军总崩溃的结局。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只就与上述问题有重要关系的事实或多或少地提到一些，不可能作详尽的叙述。
蒋冯阎之间的合作和分裂
在1927年宁汉分裂的时候，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的结果，表示与蒋介石合作，同时也就是放弃了联俄、联共革命的道路，跟着蒋介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就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这年8月，蒋因内部矛盾，曾经一度下野东渡日本，冯玉祥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促蒋复职外，并约同阎锡山联名电蒋请其主持北伐大计。蒋回国复职后，深感进一步拉冯的必要，在他一次到开封与冯会晤的时候，和冯结拜为换谱弟兄。在北伐战争后一个阶段，蒋和冯在郑州、柳河、新乡、党家庄等处数度晤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在当时，蒋、冯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在蒋看来，冯对他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他的威望。在冯看来，蒋介石既有中央政府的凭借，只要与蒋靠拢，则一切困难和问题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期内，蒋、冯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北伐军事结束以后，冯为了表达对蒋拥戴之诚，甚至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像（经左右劝阻未果）。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蒋的代言人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的电报中，誉冯为“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他们这种相互利用的结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终于走向分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问题。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韩都是河北人，鹿在1924年至1926年期间，又是北京的实际统治者。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冯以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还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虽然这时蒋介石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许冯，但胶东和济南都在日军占领控制之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非河北、平、津可比。当时冯认为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在1928年5月间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之后，却使冯的希望落了空。原来蒋、阎在石家庄会面的时候，他们对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冯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对他们是一种威胁。特别是阎和冯都希望向河北、平、津发展，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为尖锐。蒋和冯之间，虽然暂时还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蒋这时已经有了统治全国的野心，他唯恐冯的势力发展过快，将来难于控制，所以阎锡山就趁着蒋来和他商议战后北方问题的机会，使出了阴险毒辣的手段，企图把冯打击下去，并借此向蒋讨好。当他们谈到冯的时候，阎对蒋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的心事。他们经过计议之后，蒋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给阎，后来蒋为了对冯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的部属何其巩，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和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都是阎的人，实际上统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在河北省和平、津南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蒋还征求过冯的意见。冯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势说出把河北、平、津交阎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认为冯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故以交阎应付为宜。冯对蒋的话不便当面表示异议，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冯在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的内心对蒋、阎是极为不满的。这是蒋、冯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编遣问题。1928年7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汤山会商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揽人心，发出一个歌（7月5日）电，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在汤山会议时，他又重申了这些主张，并望各方促其实现。在会议之后，他于8月1日到达南京，并且发表谈话，认为北伐军事结束，各军事首脑人物都应到中央供职，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威信，使国家能够达到真正的统一，所有总司令、总指挥等名义均应一律取消，以改变过去分裂割据的局面。他这些主张，仍然表现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这时阎锡山看到冯的言论和行动与蒋靠得很紧，估不透他们意之所在，所以在没有摸清底蕴以前，虽经蒋、冯迭电催促入京，他总是推说有病，迟迟不肯就道，一直迁延到12月中旬才到南京参加了编遣会议。而冯在南京则早已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实践了在京供职的主张，并且保持了与蒋合作的关系。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对军队的编遣，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则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必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李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他方面，这是冯的天真的想法。殊不知蒋此时对冯已有戒心，决不愿冯的力量与自己相颉颃；况且蒋早有剪除异己的阴谋，因此，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阎锡山看透了蒋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当然要由蒋介石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案。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因李、白与蒋的矛盾当时已达表面化，只是因为惧怕蒋、冯的团结，故不敢发动，他们当然同意阎的带有离间蒋、冯阴谋性质的提案。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阎案遂得以通过。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在这时便到处说冯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陷于孤立。
冯托病不出，召鹿钟麟到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亦无如之何。蒋介石虽明知冯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孔祥熙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说冯患的是“心病”。
冯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蒋能有进一步的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1929年2月5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辉县之百泉村。这是蒋、冯分裂公开化的表现。
桂系的李、白看到蒋、冯关系破裂，认为反蒋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鲁涤平，蒋、桂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谒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蒋。不久，邵力子衔蒋命到百泉促冯入京，冯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谢绝了南京之行。3月下旬，冯抵华山；邵力子和贺耀组先后赴华山访冯。这时，蒋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请冯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随即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着手进行军事部署。但是，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冯的计划是：把蒋、桂之争看做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李明瑞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韩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蒋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韩、石倒冯投蒋伏下了张本。
1929年5月间，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痛心韩、石叛变，对蒋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阎反蒋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阎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冯、阎之间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1925年冯的国民军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阎曾派兵在天镇、大同等处截击，使国民军遭受很大损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问题；编遣会议提案问题，等等。冯一向对阎没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蒋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险去山西拉阎，不料目的没有达到，反被阎软禁起来。不久，阎看到冯的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唯恐不利于己，又骗冯命令宋哲元等于1929年10月10日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阎的背约，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败。冯屡次受阎之害，对阎恨之入骨；但在被软禁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和阎翻脸。当时冯的想法是：只有拉阎下水（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冯在这一时期，把全副精力都用在设法拉阎倒蒋的问题上。
1929年12月，冯召鹿钟麟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软禁的所在建安村，对鹿面授机宜，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往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他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在鹿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在进攻山西时，只要不攻坚城，仅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以主力直取太原，胜算是蛮有把握的。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的同时，并派阎承烈、李炘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部自从由安徽移驻豫北，主要靠韩的接济，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表示同意。鹿和韩、石的这些电报，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得此消息大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无作用。同时，阎亦感到二、四两集团军已被蒋打败，而自己又曾经参与过唐生智反蒋战争的策划，蒋介石迟早要和他算账。而且这时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再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阎迎冯至太原后，立即会同冯与桂系代表以及各杂牌军的代表对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冯即于1930年3月10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战争发展的基本情况
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一、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在战争后期，冯又以刘骥兼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原拟设联军总部，后因故未设）；二、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五、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六、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订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四川的刘文辉和湖南的何键，经联系后，亦准备分别予以各方面军之任（内定刘为第六方面军，何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冯玉祥于3月10日由山西回到潼关。13日接到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冯即亲拟复电，其原文是：“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态度。
3月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以张维玺部为第一路，由陕南出荆紫关，经内乡、鲁山进出平汉线；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以后又兼代陕西省主席），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这时，西北军的兵力共有二十六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4月1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先是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既不愿也不敢对冯军作战（一方面是不忘冯从前对他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怕自己的部下倒戈投冯），又不愿附冯打蒋，乃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3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他的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故西北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4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冀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
这时，蒋军方面的部署是：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刘峙以第二军团总指挥，分防徐州、砀山、宿县；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并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5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三日同车到达郑州。阎、冯会谈结果，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阎到郑州的第二天，即在郑州之碧沙岗烈士祠召开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的部署：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津浦路由第三方面军担任，以徐州为目标采取攻势；陇海、平汉两路，因第二方面军由西北东调，集中需时，暂时采取攻势防御。陇海线以第三方面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约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直接指挥调遣；平汉线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由樊钟秀部配合作战。在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于兰封、杞县、扶沟、许昌之线。以第二方面军第四、五两路军约十万兵力为机动预备队，控制在通许、尉氏、郑州、洛阳等处，以策应各方。蒋军主力如进攻津浦线，这支军队即长驱蚌埠，以威胁蒋军后路；如蒋军主力由平汉线进攻，这支军队即转向武胜关，策应两路正面部队，以转移攻势。计议既定，阎即加委鹿钟麟为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陇海线方面的作战。会后，冯的幕僚某对冯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冯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盖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晋军善于防守战，而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则缺乏经验。
阎锡山于6日返回太原，冯亦回洛阳，临行时阎对冯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两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阎、冯这次会晤后，冯对部属极力称赞阎真诚合作的态度，对大局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随着郑州会议，中原大战便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陇海线的序战
整个战局的形势是，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因此，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因为这一方面的得失胜负，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蒋介石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如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王均、杨胜治、陈诚、卫立煌、叶开鑫、秦庆霖、张砺生、张治中、冯轶裴等部，都是蒋的精锐部队。阎、冯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有晋军的孙楚、杨效欧、关福安三个军及优势的炮兵部队；有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的骑兵集团，也都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所不同的是，蒋介石掌握了铁路和航运的交通线，军运迅速，在短时期内即可调动和集中大部兵力于战场，粮秣弹药的补给也很便捷，且士兵无长途跋涉之劳，可以保持饱满的精力。西北军就不然，在发动反蒋战争的开始，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分布在关中平原，距陇海路较近，比较容易东调外，驻在陕南的张维玺、刘汝明部，就需要经过山岳地带，而且受到襄樊一带蒋军的牵制。至于远在甘、宁、青的孙连仲部，全靠徒步行军，就更需要较多的时间。这都是远远比不上蒋军的。
从5月上旬开始，阎冯联军以石友三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搜索前进；以万选才为中路，孙殿英为右路，分别由归德、毫州向砀山、徐州搜索前进。徐永昌、杨爱源（他们是第三方面军的前敌总、副司令，在陇海线作战归冯玉祥、鹿钟麟节制指挥）指挥的三个军及炮兵部队开到陇海线之后，徐即设司令部于兰封，并以大部兵力策应万、孙两部。
5月11日，双方开始大规模的接触。因蒋军来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万、孙两军逐渐不支，节节后退，孙部退往毫州，万部退至归德附近。蒋军以顾祝同、陈继承、陈诚等师乘胜进攻，蒋介石于15日亲赴马牧集督战，并以教导第一师围攻归德。适于这时，刘茂恩（刘镇华的胞弟）因不满阎、冯而投蒋，以开会为名，诱捕万选才于宁陵，万部即陷于包围之中，归德被蒋军攻破，师长万殿等被俘。其余部队由石振清指挥突围西撤，代理万选才军职。这样一个突然的变故，立即造成了军事上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原由刘茂恩防守的宁陵、唯县入于蒋军掌握。晋军的杨效欧部（刘茂恩归杨指挥）、孙楚部都受了一定的损失，而关福安部在混乱中失去掌握，损失尤大。蒋军占领归德后，其先头部队复乘胜占领归德以西的柳河车站，蒋鼎文部亦逼近杞县。企图与蒋军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至此，退往毫州的孙殿英，遂与友军失去联系。鲁西方面的石友三部亦被陈调元部所阻，不能前进。由于刘茂恩的投蒋，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从而打乱了预定的计划。
二、陇海线西北军初试锋芒
蒋介石因这一战役颇为得手，便亲自到归德督战，以期一鼓作气，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他以刘峙的第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并以空军配合轰炸。由于晋军预先在这方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阎锡山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兵力既有增加，兼之采取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蒋军的进攻难于进展。蒋介石看到攻坚不利，乃向晋军的右翼扩张，以陈诚的第十一师由陇海路南侧挺进，致晋军右后感到很大威胁。冯玉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紧急，乃不得不把控制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早期地投入战斗。这时，各军的位置是：晋军任铁路正面，它的左翼为刘春荣部，再左为石友三部；右翼为孙良诚部，再右为庞炳勋部。孙部的正面为陈诚部，庞部正面为刘茂恩部。阎冯联军作了新的部署之后，全线即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为了予当面的蒋军精锐陈诚部以迎头痛击，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从杞县方面展开猛烈的攻击。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他们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陈诚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孙、吉两部包围，杀伤很多，只以陈部装备优良，机枪火力炽盛，得以突围而出。孙、吉两部紧紧跟进，陈部则节节后退。与此同时，全线其他各部亦有进展。激战十余日，蒋军全线为之动摇。直至6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将全线撤至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之线，方始稳住阵脚。这一战役，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以两翼之晋军和庞军前进迟缓，配合不够，致未能予蒋军以更大的打击。当孙、吉两部攻击前进时，前敌总司令鹿钟麟曾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副总司令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吗，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予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5月31日这天，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郑部骑兵于夜间急驰八十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名，完成任务后安然撤走。当时郑部这支奇袭部队并不知道蒋介石就在机场近旁的朱集车站，否则蒋介石很有束手被擒的可能[3]。
这时，反蒋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方面又打了败仗，与蒋有密切关系的某人曾担心地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三、西北军在平汉线的攻势
在陇海线激战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平汉线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发动进攻，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蒋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部，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在战争初期，他们与阎、冯还有信使往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意存观望，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蒋军参谋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冯逆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最初为樊钟秀、石振清（万选才被诱捕后，石部调平汉线）、任应歧和刘桂堂（5月下旬表明态度，归冯指挥）等部，扼守许昌以南的小商桥及其以东的逍遥镇至西华之线，以后西北军的田金凯、倪玉声、赵凤林、王和祥等部由陕南开到河南境内，即分布在平汉路以西鲁山、叶县、襄城一带，并置主力于许昌之北，统归张维玺指挥，并派阮应武为前敌总指挥。刘汝明部则在浙川、南召一带监视杨虎城部。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军控制在郑州及其以南地区，归冯玉祥直接掌握。
5月16日，何成浚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颍，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浚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6月4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冯得报，立即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随即派孙连仲率部驰赴许昌增援，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进攻周口。西北军高树勋、甚运隆两师由许昌南进向漯河进攻，刘桂堂部亦在西华、周口之间与岳维峻部激战。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于6月5日占领长沙，8日进占岳州。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10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这时，冯又开始计划在豫东方面布置另一次会战。在平汉线击溃蒋军之后，冯即将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等部调回，并令张维玺所率各部停止向南追击，两军即相持于漯河之线。冯军将领多主张乘胜直追，径取信阳，将蒋军逐出武胜关以南。冯则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如攻取信阳，其事虽易，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一旦蒋军主力从豫东进攻，势必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处境。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决不敢北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豫南“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当时我和平汉线的将领们都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内线作战，要力求各个击破，而乘胜追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并且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效果则是很大的。第二，将战线向南推进，声势上既可发生极大影响，而且使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用兵力有困难。第三，对平汉线的“杂牌军”可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了这个乘胜追击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平汉线的将领们曾托张允荣（冯的军事参赞）回郑州向冯陈述了这些意见，冯说：“现在我们要在东路布置一个口袋大战。至于平汉线方面，因桂军已退出长沙，纵然我军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对整个战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反而有可能使我军陷于被动。还是集结兵力，针对敌人主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虽然冯把他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但是我和平汉线的将领们终以这样办是个大大的失策。
四、西北军的“口袋战术”
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蒋介石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为他奔走和平的有于右任、李石曾诸人。于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二、三届的纠纷，汪不同意。李石曾则在沈阳活动，促请张学良出任调人。张于6月12日致电阎、冯表示本人愿执调停之劳，并于21、22两日又两次致电阎、冯，主张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公开政见，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当时反蒋军事正处于有利的形势，这个和平运动，对于阎、冯自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特别使蒋忧虑的是，由于西北军战力的坚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士气大为低落，固守阵地，不敢再作出击的尝试。蒋介石曾为此写信给顾祝同、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唯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杞县、太康之间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冯玉祥侦知这一情况，便将计就计地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杞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蒋军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冯军多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左翼依靠陇海正面晋军的防堵，孙殿英部则在鹿邑、拓城方面扰乱蒋军后方，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适在这时，蒋介石得到冯玉祥抽调孙连仲等部参加这一会战的密电[4]，临时变更部署，急抽上官云相部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借分冯军兵力，蒋并亲赴柳河车站督战，以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的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蒋军在高贤集、尤曲集等处截成数段，接着就发生了白刃战。蒋军损失惨重，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一部经睢县向商丘溃退，张治中师掩护退却，损失尤巨。这一战役，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各部对冯的命令执行得不够彻底，又加之蒋介石临时变更部署，以致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这一役的战果，除截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辎重物品而外，对蒋军的有生力量则未能予以大量的歼灭。
五、毫州解围
孙殿英自退守毫州，即被蒋军王均部围困，以后蒋又派叶开鑫部协同王均部积极围攻。孙殿英虽与阎、冯军失掉联系，但以毫州位置在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对蒋军侧背威胁很大，故蒋介石曾严令王、叶等部限期将毫州攻下。但他们屡次进攻，均未得手。蒋遂派张钫前往毫州诱降，孙殿英不为所动，且将张钫扣留（后经王翰鸣前往营救，始获释出）。孙殿英在困守毫州的时期中，冯虽曾命鹿钟麟设法空投过一部分弹药，但因长期被围（将及三月），终于弹尽粮绝，城内居民，情况更惨，而大量空投又有困难，经孙殿英迭电告急，冯遂决定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第一步先解毫州之围，第二步再由孙连仲部会同孙殿英部由毫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并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孙连仲于7月中旬经鹿邑进援毫州，与孙殿英部内外夹击，将王均、叶开鑫等部击溃，毫州之围遂解。鹿钟麟命令孙连仲、孙殿英按照预定计划向津浦路挺进。孙殿英以被困过久，再三恳请予以休整的时间；孙连仲亦以数月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士兵过于疲劳，损失亦很重大，且毫州距津浦线较远，深入敌后，弹药和粮秣的补给都有困难，要求总部在粮、弹和饷项方面给以充分的接济，否则恐难达成任务。鹿向冯报告了这些情况，冯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柘城、太康一带，毫州复入于蒋军之手，并且把原来控制在这方面的部队抽出两师兵力，分别开往陇海线正面和山东曹县一带。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次毫州解围是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抽出一定的兵力以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宿，在战略上是动摇敌人津、陇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但又中途变计，这是再误。因此，大家都把失掉这次奇袭蚌、宿机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阎锡山的支持不够。事实也确是这样。西北军长期驻防在瘠苦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都很困难。特别是孙连仲部，由于长途行军，任务紧急，运输不便，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携带，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所余已经无几；而兵员的伤亡，也未能及时地补充。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孤军深入，是有危险的。阎锡山对冯军的补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如郑大章的骑兵集团，驰骋于蒋军后方，无线电讯的联络特别重要，但是始终也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阎军在兵员的补充方面非常及时，按月发饷，给养充足，并且发有罐头食品。而冯军则军费困难，士兵生活极为艰苦，甚至连咸菜也吃不到，当他们看到阎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六、八月攻势
阎锡山在津浦线指挥晋军于6月25日攻占济南。7月上旬，蒋介石即由各方面抽调大部兵力，陆续开到津浦线，一部由海运在青岛登陆开往胶济线，于7月中旬开始反攻。津浦线晋军首先受挫，节节后退。阎锡山为了挽救颓势，特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指挥陇海线各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当时冯的幕僚私下里议论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哪里会有今天的情况。”冯对阎这种作风虽然也很不满意，但他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的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是在8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的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以陇海路以南、以冯军为主分为左、中、右三路，左翼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出睢县，向宁陵以北地区进攻；中路孙连仲部由太康进攻归德；右翼孙殿英部由柘城进攻马牧集。并令铁路正面的晋军、铁路以北的刘春荣部及鲁西的石友三部同时出击；郑大章部的骑兵深入敌后，展开活动；以宋哲元部为总预备队。8月6日，全线开始总攻。中路孙连仲部首先将防守河堤岭之蒋军击溃，进至勒马集；孙殿英部亦逼近马牧集，迫使蒋军左翼不得不变更阵地，向后转移。唯宁陵一带因靠近陇海路线，蒋军有重兵防守，加以连日大雨，宁陵以北，河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以致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较慢。冯玉祥随即将宋哲元的预备队加入左翼（冯治安军是宋哲元的基本部队，因受冯直接指挥，控制在郑州附近及其以南地区，故未参加此次战役），协同孙、吉两部冒雨进攻，在泥水中展开猛烈的战斗。终以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遂胶着于宁陵以北、归德以西、以迄野鸡岗、内黄之线。蒋军阵地被迫由原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一个直角。
在冯军全线猛烈攻击的时候，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乃分电各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毫州各城，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级，赏洋五万元，借以激励士气。蒋介石并在柳河召集会议，他看到柳河、归德岌岌可危，准备由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地区退却，缩短战线。参谋长杨杰和军政部陆军署长曹浩森（曾任冯的参谋长）均在会上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退却极为不利，应再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曹浩森夙知冯玉祥作战向来稳扎稳打，非有十分把握，决不敢冒险深入。他们研究结果，都主张将控制在柳河附近的仅有的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看情况的发展变化，一面调留守南京的教导师火速开来，解除左后方的威胁，然后再作新的部署。当时参加会议的陈调元向蒋自告奋勇，建议从右翼反攻，以分陇海线晋军兵力，即可保正面无虞。至此，蒋始中止了执行退却的计划，并悬赏全线各军，固守原阵地。恰逢大雨不止，冯军停止进攻，蒋军颓势才有了扭转。
当冯玉祥布置这一次总攻的时候，曾经对整个战局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战场在陇海线，其次是津浦线，再其次是平汉线。徐州是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点，如将徐州攻下，则津、陇西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影响所及，平汉线的“杂牌军”必将发生重大变化，那时，最低限度，大江以北将无蒋军立足之地。因此，冯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把所有的兵力都使用在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没有料到：晋军在陇海线正面虽然配备了不少的兵力，又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的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攻取徐州的时机便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断送。当冯玉祥谈到这些情况时，真痛心到了极点，不由得说出这样一句话：“阎百川（阎锡山的别号）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在这以前，冯的幕僚认为阎锡山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无论在军事的配合上，械弹、粮饷的供应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阎对西北军的进展是在有意识地“扯后腿”。冯对这些话原不同意，可是从这次战役中得到的教训，使得他也有了这样的感觉，不像过去一样，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而是说“阎百川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了。
七、急转直下
津浦线上济南的得而复失和陇海线上8月攻势的受阻，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从这时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方面的大部精锐部队分别调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把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以威胁陇海线阎冯联军的后方，并进扰陇海路西段，以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冯玉祥鉴于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面将宋哲元、葛运隆、赵登禹各部撤退到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归路；一面将平汉、陇海两路防线缩短，以便集结兵力对蒋军作最后的抗拒。蒋介石于8月24日下令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二十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蒋军由津浦线抽调的部队开到河南境内之后，一方面从考城经兰封、杞县、太康集中主力于淮阳、周口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从平汉线以西分许多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并于9月6日开始总攻。张维玺以两翼均遭到威胁，乃从许昌后撤。冯玉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正在激战的时候，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整个局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在张学良发表通电的前几天，阎锡山即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准备向黄河以北撤退，冯当时尚在梦中（陇海线晋军，名义上是归冯指挥，而实际上则是由阎直接指挥，冯对这个问题最感头痛）。张的通电发出后，冯仍然希望阎锡山抽调有力部队开到河南，与蒋军继续作战。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的实力尚存，只要阎能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于是他一方面打电报给邓哲熙，请汪精卫力持镇静；一面派张允荣往见阎锡山，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但是，汪和阎都失去了坚持到底的信心。当阎锡山接见张允荣的时候，态度消沉，连说：“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张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亦不表示意见，只说：“退到山西再说罢。”张还想继续谈下去，阎即乱以他语，不愿再谈时局问题，张遂不得要领而回。
由于冯的个性很强，看问题主观片面，虽然局势的发展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但是他仍在幻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因而对于退保西北的问题，并没有采取安全可靠的措施，仅仅派宋哲元带着葛运隆、赵登禹两师兵力防守于洛阳一带，因兵力有限，并不足以保证郑州到潼关这一段交通线的安全。他仍以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力下继续作战。可是等到碰了阎锡山的钉子以后，他再想把军队转移到陇海路西段时，杨虎城部已于9月17日攻克洛阳附近的龙门，西撤已不可能，便只有退往豫北之一途了。
当宋哲元率葛、赵两部移到洛阳的时候，宋的参谋长曾向冯建议：为了挽救整个西北军，乘晋军全部调出山西的机会，将西北军开入山西境内，使晋、陕连成一气，如此尚可在西北造成一个局面。因这时冯还想拉阎继续作战，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亦未表示反对。当时宋哲元还以为这一计划颇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情势的演变越来越坏，不但郑州附近的军队无法西撤，而且葛运隆接受了徐源泉的劝降条件，将宋逼走。宋退到潼关后，适杨虎城军追至，无力抵抗，即由朝邑渡河退往山西运城。这时，留守西安的刘郁芬，闻杨虎城军由潼关直取西安，自度无力抵抗，乃率同陕西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卫队千余人沿渭河北岸撤至朝邑。杨军跟踪追至，杨虎城念及旧日情面，除将刘之卫队留编外，余均任其退往晋境。最后由黄间铁桥北撤的西北军，计有：由我指挥的新编第一军，孙连仲的三个师，张自忠的两个旅和季振同的卫队旅。除张自忠部先开到山西晋城附近外，余部皆分驻于新乡、焦作、清化一带。此外，由豫西过河到达晋南的有刘汝明、赵登禹、鲍刚和张人杰等部，均已残缺不全。
战争的结局和西北军的崩溃
在叙述这次战争的结局之前，需要补叙一下西北军之所以崩溃的内在原因。
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混成旅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冯在这个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民主。有些由士兵提拔起来的带兵官即使已经当了军长、总指挥，乃至当了省主席，冯对他们仍然像对待子侄一样，不肯给以应有的尊重和礼貌，甚至他们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因此，有些高级将领渐渐感到太受拘束。特别是那些有了地盘的将领，更需要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环境，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韩复榘、石友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蒋介石拉了过去的。韩、石投蒋后，其他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仍很恭顺，但在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打算。
冯由山西回到潼关，他的将领们，一方面表现了一种见到亲人一样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位管着自己的“婆婆”又回来了，摸不清今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冯和鹿钟麟见面后，首先问鹿：“今后应该怎么办？”鹿说：“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冯便把他联阎倒蒋的酝酿经过说了一遍，鹿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此事关系重大，须和大家商量。因为他所策划的联合韩、石攻打山西的办法已接近成熟，正在这个时候，冯忽然回到潼关宣布联阎打蒋，所以在鹿的思想上一时还扭转不过来。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而外，大家都默不做声。当时冯的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现在他们听到冯的做法和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大家既不敢当面反对，也不愿表示赞成。会后孙良诚对人说：“我看先生（指冯）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宋哲元、刘郁芬等也都认为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当时大家恨阎不恨蒋的心理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鹿的幕僚某对冯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并向鹿建议：“应坚持拉蒋打阎，除去肘腋之患。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虽深韪其言，但他看到冯的决心很大，且各方联合倒蒋之局已成，只得勉强地跟着冯干。
这时，孙连仲部驻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孙本人也不愿对蒋作战。当冯打电报命令孙连仲率全部兵力东下时，孙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冯则坚决要孙将全部兵力调出，在电令中甚至说出“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的话来，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孙连仲不敢违抗，只得将全部兵力东调。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蒋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活像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但是，冯的自信力很强，对此举很乐观。有一次对他的幕僚说：“这次举动，在军事上，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其他受蒋排斥的军队也都倾向于我们，我们的兵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再从政治上看，汪精卫先生已表示和我们合作，西山会议派的中委也和我们合作，张学良表示也很好，足见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冯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估计很高，对蒋则估计很低；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部下，既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更没有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说服工作，仍然是像过去一样，独断专行，完全以命令行事。他认为阎锡山的决心很大，对自己的合作是真诚的，这是打倒蒋介石的最好时机，谁要说阎不好，他就很不高兴，斥为不顾大局，他要依靠阎的合作，来达到他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反蒋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偿。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蒋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蒋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吗？实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旱灾之后，饿殍载道，现在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他们都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加以蒋介石四处派人，多方利诱，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便走上投蒋的道路。
张学良通电发出后，阎冯联军中立即引起极大震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石友三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的主张，并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将漳河铁桥加以破坏。所有这一切，都给冯玉祥的处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9月28日这天，冯在郑州接到鹿钟麟的电话说：“十一口”（暗指吉鸿昌的吉字，因恐吉的行动动摇人心，故用隐语）发生了问题。冯尚不置信，在以电话直接与吉鸿昌谈话后，很气愤地对人说：“吉鸿昌这小子的脑筋真复杂，他对我说要做苦肉计中的黄盖，真是想入非非。”随后，冯的参谋长李兴中也在电话里劝吉审慎从事。吉说：“我的事已向总司令报告过了，今后我一定对得起总司令，请大家原谅。”不久，冯知梁冠英亦有变，派闻承烈前往见梁，探悉梁已率部离开原防地，谅难挽回，中途折返。防守许昌的第八方面军将领焦文典亦通电投蒋（焦曾请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邓宝珊在通电稿上签名，遭邓拒绝，焦即派兵将邓软禁，过了几天，邓始脱险赴上海），致平汉线军事受很大影响。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任应歧等部旋即在新郑一带陷于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陇海路蒋军先头部队复于10月3日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蒋军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冯在这时，遂陷入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苦境。
10月4日这天，阎锡山、汪精卫秘密到郑州与冯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阎、汪于当日夜间离郑北返，冯亦于次日率副总司令部人员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蒋军于6日进入郑州。
在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对善后问题的处理故示“宽大”，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并邀请与西北军有关系的马福祥、张之江等于10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军的办法。冯命鹿钟麟出面与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过问。鹿向马、张提出的条件是：一、冯下野外游，希能予以便利；二、军队由鹿负责改编为十个师，以河南西部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三、拨给编遣费三百万元。但是，蒋介石以吉鸿昌、梁冠英等已经投降，在新郑被围的张维玺等部亦已表示愿意缴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允许西北军这个集团继续存在下去，他要把这个集团化整为零，逐步地变成自己的工具，或者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因此，几经磋商，迄无成议。张维玺等经马福祥、张之江等的劝降，他们都接受了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名义，全部军队一律解除武装。
吉鸿昌被蒋委为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后，即调赴豫、鄂、皖边境，归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节制；梁冠英为第二十五路总指挥，调赴苏北，归江苏绥靖督办张之江节制；葛运隆为第三十三师师长，所部由洛阳调赴湖北，把他们这几部分都隔离开来。他们于投蒋之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且向蒋邀功，又多方吸引西北军其他将领，于是张印湘附和了吉鸿昌，王修身附和了梁冠英，其他零星部队，也被拉过去不少。在这个时期，张自忠也收到了蒋介石的任命状，名义是第二十三路总指挥，因他的军队已开往黄河北岸，没有接受这个名义。宋哲元在洛阳时，也从空投收到过一件第二十四路总指挥的任命状，宋看过后就把它撕掉。
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他们鉴于大局急转直下，无法挽回，而蒋介石又坚持他两人必须下野，遂商定阎将军政交与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与鹿钟麟，他们两人出国暂避。阎回到太原，便将军政作了安排，并声言去日本游历（后仅去大连躲了一个时期）。冯到了晋城，并没有表示出国远游的意思，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赴西北谋出路，并且有意扶植他的宠将孙良诚（这时孙本人已无一兵一卒），把退回来的军队都交孙节制，并向我示意将军队交出。
在冯未到晋城之前，我本已和张自忠商妥：两部合编成一个军，我任军长，张任副军长；张负实际责任，我在外边接洽军队的改编问题和对各方面的联系。忽然得到冯这个暗示，便和我的师长们商议，大家都表示不同意归孙。我感到左右为难，即电请鹿钟麟到晋城从长计议，因此引起了冯的误会，认为我有意抛开他而自己去抓军队。
鹿钟麟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接洽失败后，很是失望。当他还在焦作逗留的时候，接到我请他来晋城的电报，同时又接到冯的电报说：“所有前后方部队均归予指挥，盼弟即日来晋城共商今后办法。”适于这时，前往东北与张学良接洽的代表熊斌和何其巩，不得要领而回。在南京接洽的代表李忻、冉廷宾、李光汉等发来电报说：蒋的态度益趋冷淡，坚持冯、鹿均须下野。而停留在焦作的孙连仲也在自谋出路，派田镇南、李汉辉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蒋介石的第二十六路的任命。冯的卫队旅季振同部也愿随孙共同行动，不愿退往山西。鹿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面打电报给冯说：即日骑马前往晋城，一面又对外宣称派参谋长秦德纯代表前往沈阳，实际上他却秘密搭了秦的专车前去天津，同时发出漾电（10月23日）声明下野。我得到这个消息，也以去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请假，转往天津。这时，刘郁芬已离开陕西，冯对重返西北的打算才完全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晋祠退隐，以后又辗转移居于汾阳之玉带河。开入山西境内的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至此，冯玉祥惨淡经营历时二十余年的西北军遂完全瓦解崩溃。
（刘骥述 王式九、吴锡祺整理）
八、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逃亡内情
1930年春，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张学良、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发动了倒蒋的中原大混战，企图一举而推翻南京的蒋介石王朝，建立他自己统治中国的政权。按当时的表面情势估计，似乎确有胜算可操；但新军阀们各怀异志，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实力，结果张学良一通巧电，功败垂成，使津浦、陇海各路的阎、冯各军及在北平开幕的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都不得不偃旗息鼓撤入山西。阎锡山当时本拟蜷缩回太原，闭关自守，以示雌服，就算了事。而蒋介石却坚持要阎锡山下野出国，想乘此机会铲除这个多年盘踞北方的老军阀，从而扩占山西这块地盘。因此，在阎锡山败回山西以后，南京即派飞机两次轰炸太原：第一次是1930年10月29日，在北门外兵工厂附近炸伤一人，炸死一条狗；第二次是11月1日，炸塌了柳巷北头晋隆饭店的厨房并炸死厨师郭某。太原人民初次尝到炸弹威力，大为恐慌，于是也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山西，以免民众遭受池鱼之殃。在此内外夹攻之下，阎锡山才不得不宣布他要下野出洋，并正式电报蒋介石定于12月1日由正太路出石家庄赴天津而放洋。但阎锡山诡计多端，重要事情向不以真话告人，在这个生死攸关之际，更不肯以实话告知对方，所以他告蒋的日期、路线都是烟幕，以声东击西的手法蒙哄对方。关于阎锡山逃往天津的经过详情，当时伴随他的李汝骧先生曾向我谈述甚详，兹就记忆所及，记述如下。
事前的安排
阎锡山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忍痛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山西。于是一方面要安排他的文武僚属，以作东山再起之基础；一方面对于他逃走的方向和伴行人员也要作适当的考虑。对于前者，是给其亲近的文武僚属按等级每人分别赠送三万元、二万元、一万元或五千元、三千元，以作安顿；并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以安其心。对于后者，他内心里早已决定到大连暂避风头，而嘴里却一直宣扬到美国去或到日本去，以作烟幕。在行动上则采取极端秘密、轻装简从不使外间注意的办法。对伴行人员的选择标准，自然第一要忠诚可靠，第二要熟悉旅途情况，且能随机应变者，第三要有相当地位而对外交际面又不太广者。根据这些标准，经与赵戴文多次研究考虑，决定为李汝骧和王怀奇两人。李汝骧和王怀奇两人都曾留学日本。李为五台人，与赵戴文为同乡和世交，曾任德胜口税务监督、内政部科长等职，素为赵所器重。王怀奇为沁县人，曾充省长公署秘书及县长多年，为人谨慎小心，忠实可靠。伴行人员决定后，阎即召李、王两人到五台河边村阎宅同住，意在留置身边再作详细考察。李汝骧到河边村不久，阎即令李持其亲笔函赴天津谒汪精卫，并嘱：“到津将函交汪先生，再将复信带回来。”盖汪自北平扩大会议失败后，即退入太原，小住月余，因蒋之压迫，又转赴天津，当时正与覃振等人研究扩大会议时所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因之杜门谢客，概不接见外宾。李汝骧赍阎函到津后，由朱霁青、覃振代见，并说：“汪先生近来不见客，任何人都不接见。阎先生的信留下，我们转交吧。”李即将函留给朱、覃返晋复命。究竟信内说些什么，阎未流露，李也不知。但按李的推测，让他送信，是借以视探当时的路途情况，故李返晋复命时，特别着重报告：“沿途平静无事。”阎闻讯含笑点头，而对致汪信并未着意问讯。
逃津伴行人选，原只决定为李汝骧、王怀奇两人，但到临行前，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闻讯赶到河边村，坚决要护送阎赴津。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平日以“刚正耿介”相标榜，极鄙弃逢迎阿谀之徒，因与赵戴文不合，而对阎则处处表示忠荩，俨然以曹操之许诸、典韦及赵匡胤之郑恩自居，故当此危难关头慨然要以保镖人伴随护送。阎深知其为人，故亦允之。
阎在行前，除了预备一个简单行李卷之外，就是饬厨师做了一小口袋烧饼，以备沿途食用。记得美国人所写《亚洲内幕》一书中，曾说阎锡山每次理发时，令其卫士持枪对准理发师之太阳穴，以防理发师乘间行刺。这种说法固然有点过于夸张，但阎之为人的确多疑，随时防人杀害他，常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要时存戒备之心。他此次逃走，虽然化装为普通旅客，厕身于三等客车之中，但仍不愿吃沿途所卖食品。
沿途经过详情
阎锡山在起身前，虽然已电告蒋介石定于12月1日起身，由正太路经石家庄赴津；但实际却提前两天于11月29日（阴历十月初九）起身，乘汽车至大同，由京绥铁路转赴天津，运用了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的军事手法。
为了避免河边村人稠眼多，阎锡山于1930年11月29日晨6时许，由其西会村别墅起身。当日天色阴暗，雾露弥漫，到场送行的只有阎父阎子明、总参议赵戴文、行营办公处长梁汝舟及阎之表兄曲清斋四人。阎穿长袍马褂，脚着老棉鞋，头戴风帽，颇像一个商号的老掌柜，和李汝骧共坐第一号汽车（阎之次子阎志宽平日所乘车），张培梅和王怀奇另坐一车，尾后做护卫，表面上尚装做两不相干的样子。路过建安村时，到他岳父家门口略停，阎的内弟徐士珏出来招呼了一下，即走。行至忻州时，为了避免检查，车绕过汽车站，直奔忻州通大同公路。在通河边村支路交叉处，正遇由太原来的三辆小汽车从旁擦过，李汝骧从车窗里瞥见有徐永昌，对方既未注意，他也未打招呼；这正是徐永昌、杨爱源、商震赶来送行的。汽车爬上雁门关，在太和岭口略作休息，阎下车四顾，群峰拱峙，苍茫无际，大有不胜依恋之感。行至山阴县属之周家堡打尖时，有马某适来，见李汝骧便问：“区长（李曾在山阴县任过区长）往哪里去？”李答：“上大同去。”马问：“同行还有谁？”李答：“曲先生（阎临行时拣起一张曲成三的名片带在身边，冒称是曲成三）。”马即招呼说：“你和曲先生下车喝口水，吃些饭吧。”李即转问阎喝水否，阎摇头不喝。又问：“吃东西不？”阎答：“我带有饼干。”说着即自取食。下午4时许，行抵怀仁县城，虽低云沉暗，微雪飘拂，但按行程估计，到大同时天色尚早，多有不便，便在此吃饭休息，多耽延些时间，期于天黑时到达大同。
晚6时半车抵大同，李汝骧令司机加快速度，闯过汽车站上的检查哨，欲直奔火车站；不料宪兵呵斥说：“站住！”李答：“我们是到火车站去，怕误了点。”宪兵到车前问明了来去地点，然后说：“不进城怎么能上火车站？”李说：“我见城门已经上了。”宪兵说：“你们捺一捺喇叭就开了。”司机捺了两下喇叭，城门果然开了，汽车穿过北大街直至京绥车站。天已漆黑，但距晚11点开车时间尚早，便向旅馆作休息之计；至第一家旅馆，已住满军队，门口有卫兵，不能进去。至第二家为泰来客栈，李汝骧进栈一看，空屋很多，女掌柜即出迎客，遂即停车留住。阎于下车后，赏司机一百元，饬归。落脚后，女掌柜说，该栈本也住满军队，昨到云岗抬运煤炭去了，明后日才能回来，因此乘机留客，赚几个伙食钱；并说了许多军队骚扰情形，语带咒骂，并涉及于阎。阎听后，唯淡然一笑。盥洗后，李汝骧问阎：“吃什么饭？”阎说：“不吃，带的饼子还有。你买两筒罐头来。”李外出买回两筒鸡肉罐头，阎仍不吃，只吃了些他自带的饼子，即歪在炕上休息。少顷，张培梅背一个行李卷，王怀奇提一个小包袱，也进栈来留住，但为防备外人注意，彼此仍作不相识的样子，另住一室。
夜11点开车前，李汝骧伴阎乘轿车上站，为了避人耳目，径上一锅炉车，无灯光。少刻，宪兵上车来检查，持手电筒照人，见李即问：“参谋（李曾在晋北镇守使张剑南处膺参谋名义，故宪兵认识）上哪儿去？”李答：“上天津去。”宪兵又问：“还有同行人吗？”李答：“还有这位曲先生。”宪兵只瞥了阎一眼，不再问讯，即下车去。李遂将行李展开，让阎在锅炉旁边睡下。张培梅与王怀奇也随上此车，一夕无话。
翌晨（11月30日），车抵张家口，此时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杨爱源（字星如），山西五台人，虽已返晋，但省政府的班底尚未动，其中山西人很多，李汝骧深恐站上有人认识阎锡山，乃告阎到背站台的车门少立，佯作向外瞭望的样子。少间，果有一人向阎凝视，阎遂转身以避之。过北京西直门时，天已昏黑，军警宪联合稽查队对旅客询问颇详。此时，保镖将军张培梅有点沉不住气，在旁说：“你得了吧！”稽查者遂与之争辩了几句，几乎惹出麻烦来。到丰台，要转京山路车，阎等一行遂下车到迎宾旅馆略事休息。上站后，看见调过来一列西太后当年坐过的花车，李汝骧问：“这车开往哪里去？”站上人答：“这车奉令开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到天津出洋去的。”这正是按照阎锡山电报蒋介石12月1日起身由正太路出石家庄转赴天津的日期而准备的。当时听到站上人的话，阎与李等都未做声，只是会心地微笑而已。
阎等一行于丰台转车抵达天津时，已夜晚11时。出站后，即径登熙来饭店的接客汽车。到饭店盥洗毕已近12时，李对阎说：“南先生（即南桂馨）即在此附近，是不是找他来？”阎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接着说：“你去找薄永济（薄以众字永济，系阎之妹夫）来。”李即赴法租界50号路薄宅，时已夜半1时许，经过许久叩门，始有差役由楼窗探头厉问：“干什么的？”李答以找薄。差役不耐烦地说：“薄先生已睡觉了！”李说：“有要紧事，请你传达一声！”差役说：“有要紧事也须到明天再说！”说毕，缩头关窗，再不理会。李无奈，只得返回熙来饭店，向阎报告。阎说：“你明天仍找他去。”遂各自就寝。
次晨（12月1日）李汝骧起床后，先到南桂馨处说明缘由，南骤闻此讯，急说：“饭店不能住！”随即偕李到熙来饭店见阎，略作寒暄，即向阎说：“这里不能住，快先到我那里去！”即同往南处，南又以电话找薄永济来，寻阎即移住薄寓。李汝骧至此，已圆满完成了他所负的一个严重任务，自己也松了一口气。遂转回熙来饭店，垫付了旅栈费七十余元，乃与张培梅、王怀奇等都移住于附近一个小旅馆以待命。并按预先约好的暗语“货已买妥”电报阎父，以示平安抵津。三日后，赵戴文首先到了天津，他告李汝骧说：“到这里你的任务就算完了，不要再跟着跳火坑啦。”意谓李不必再随阎前往。此后，扈从人员陆续到津者颇多，阎遂租赁张园，组织起“筹备出洋办公处”，以梁汝舟为处长，向外大放将赴日本的烟幕。结果，于一个多月后，仅溜到大连躲避了几个月。
余事五则
一、赵戴文与张培梅虽均忠实于阎锡山，但两人作风不同，平日诋诟甚多。张培梅自恃戆直忠勇，处处以阎之保驾官自任，一路之上，大有鲁智深暗地保护林冲的行径。阎抵津以后，三五日赵戴文即赶到，张培梅一见赵来，大为不满，声言：“赵高来啦，我走，我走。”随即向阎叩了一头，便径自返晋，回其崞县原籍。
二、当阎锡山向蒋介石电报定于12月1日起身赴天津时，张学良亦有所知，曾发出三道命令：（一）令陆军，“检查列车，查获后格杀勿论”；（二）令宪兵，“查获后押解来部”；（三）令铁路警察，“严加保护”。所以11月30日晚，京绥列车过柴沟堡时，军警宪勒令停车，严加检查。但此时阎锡山已安卧于天津日租界熙来饭店矣。事后赵戴文和张学良见面时，张尚表示关切，说：“我曾下令要沿途严加保护。”可知三道命令确非虚传。亦可见军阀之间，彼此心计诡谲之一斑。
三、李汝骧完成了伴送阎锡山赴津的任务，应该是功成受赏的。但因李返回太原后，朋友们多以好奇之心追问他沿途详情，李认为事已完成，无可隐讳，曾详谈了一番；而大公报驻晋记者刘剑尘却摄要拍发了一条专电。阎锡山见报后，大不谓然，从此对李汝骧竟不加理睬。后来梁汝舟见李，还以指责的口吻说：“让你去天津是干什么的？不应该把内情向外人泄露！”李汝骧以“伴驾”之功，未受上赏，反垫付了七十多元的旅栈费，于此见军阀之难于侍候。
四、12月1日清晨，阎锡山已由熙来饭店移往南桂馨住宅，数分钟后，即有一个每天巡防各饭店旅馆、借作奔走拉拢的五台人田象奎到熙来饭店，见牌子上有曲成三的名字，遂进内寻访。见李汝骧正在收拾行李，便问：“你和成三昨晚来的吗？”李答：“是的，昨晚来。”又问：“成三出去了吗？”李答：“他刚出去。”可见南桂馨一见阎便说“这里住不得”，对于一个行踪秘密的人是确有道理的。
五、阎锡山到津后，租赁张园，挂起了“筹备出洋办公处”的牌子，散放了一个多月将赴日本的烟幕，结果于1931年1月初由天津转往大连，住在孙传芳的别墅里，在研究所谓“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幌子后面，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搭了八个多月，于九一八事变前夕，以十万元雇乘日本私人航空公司飞机又飞回了大同。据闻阎锡山在天津和大连，先后共花费了五十多万元，都是崔廷献（字文征，山西寿阳人）用他在天津市长任内搜刮所得而支付的，阎对此很表满意，因此以后与崔廷献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南桂馨在对外关系上，也确为阎出力不小，但由于在金钱报效上较差一筹，所以于天津市长卸任后，一直没有再得到重用。可见阎锡山对他僚属的亲疏，主要决定于金钱贡献的多少。
（关民权）
九、冯玉祥暗联刘湘，图谋再起
四川自1913年讨袁军失败以后，即产生若干军阀，此起彼伏，相互兼并，酿成长期的混战。这些军阀地处西陲，不能直接与帝国主义勾结，也没有问鼎中原的力量，但是他们都有野心，都想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割据较多的地盘。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因此，这班土军阀虽然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然而谁都想独霸四川，置七千万人于自己个人的奴役之下。可是他们彼此势不相下，于是各找外援，欲依附国内大军阀来取得援助，达到自己的私图。所以四川在每一次国内大军阀的混战时，都会起相当的波动，甚至引入外省军阀的喽啰来参加四川的混战。在平时，四川大小军阀皆随时在窥伺这种机会，代表四出，到处勾结，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且有的派长期留驻的代表。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也有这类四川代表来往不绝，尤其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而东出潼关后，此辈更多，如杨森派过辛孟侠，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联合派过彭宗海，此外还有邓锡侯的刁广孚、刘湘的李御良等做常驻代表。冯向来瞧不起这些代表，也不大瞧得起这些代表的主人们。对于他们拍发电报，都非交出密电本或原电稿经指定的专人查阅签署后才能拍发，还往往检查或扣留他们来往的函件。
在表面上看来，冯与四川军阀似乎无所勾结，特别对于刘湘的代表李御良随带两个女人来驻，瞧着更不顺眼。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在利害一致的时候，也会水乳交融起来。冯与刘湘是曾经有过一段长期秘密往来的历史的。
1932年夏天，冯因为听说雷中田在甘肃反蒋失败逃往成都后吸上大烟，命我到蓉叫雷即赴泰山（当时冯住泰山五贤祠）。我到蓉传达，虽未说出冯已知道雷吸上大烟的事，但雷自己知道冯叫他去的原因，要求我在川留住一个月，待他把大烟戒掉后再起程。因此我便道返家，路过重庆，在机房街一家旅馆前碰着迎面而来的拱杆轿子（三个人抬的大轿），当时街道狭窄，便为轿中人所瞧见，立即下来招呼，原来是我在北大的同学陈学池（听说陈当时已算得是刘湘的重要谋士之一）。当他问了我的行踪，知道我明晨即将返家的时候，便坚嘱我在旅馆稍等他一会儿。不久，他转来了，说刘湘邀晚间便餐，我以系个人回家省亲不便与刘晤谈相拒。陈说并无外人，也不谈什么大事，不过是刘感谢我于北伐时在冯处对他的代表的照顾，稍微表示一点地主应有的友谊。
当晚果然是便餐，除陈而外更无他人。座间刘湘极口赞扬冯的练兵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他也有自得之色，他说：“你在成都看了，他们（指前述的邓、田、刘）的军队比我的军队何如？”我先在与陈路遇谈话时，虽未说明到蓉的具体任务，但说了由蓉归来，这时我即据实说道：“你的军队在纪律上比那三不管（当时成都有三个军阀系统的军队同驻一地，彼此不能管辖，秩序很糟，往往有白昼杀人亦无人管者，故成都人称为三不管）的地方比较好些。可是我见着你的兵，还是害怕！”他觉得很忸怩，又问他的军队可不可能训练到冯以前的军队一样。我当即答以：“不可能。原因是冯的练兵要求是：第一，兵能做的官要能做，官不离兵，要与士卒同甘苦；第二，冯做旅长八九年没有升迁，得以长时期来训练一个旅为基础；第三，冯的军队不要营混子，成分较为纯洁。你呢，不用说你的高级军官，即使是营连长要下去与士兵同甘苦，现在也办不到。其次，你没有那么长的时期来专作训练。再者，你的士兵是一般招募或收容改编而来的，分子太复杂了。”他当时沉默了一下，又说道：“可不可以就汤下面（俗语因陋就简的意思）改一下呢？”我说那是可以的，但不能要求过高，使他们有一点国家观念和知道自己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得了。最后，他说请代向冯问好，以后有机会时希望冯处能够有人来帮助他改革训练军队。我回泰山向冯报告，冯只微笑道：“他居然想到军队要好好训练，也算难得的了。”这时冯也并未说出以前他们曾经有过秘密的往来。
我回北京不久，陈学池又写信介绍张斯可来会晤，但只说张打算移家来北京，准备他的儿子入师大附中，请我便中照拂；并说张是一位淡泊名利而又有正义感的人。因此，张来往北京，如遇我在京时必然来访，并闲谈聊天。后来他说出是刘湘的老同学，有时刘也与他商量一些对外（指对四川以外）的事，他屡次与我谈话，关于冯的不外三个要点：1.冯旧部对冯现在的关系，特别注重在宋（哲元）、韩（复榘）；2.冯的抗日主张是否在野的高调？以现在中国的实力，抗日是否能获胜利？3.冯的练兵方法。因为我逐渐知道了张是刘湘的主要谋士，便本着冯的意思一一向他作了说明：关于张所谈的第一点，当然大吹冯与旧部的关系良好，举宋（哲元）经常帮助冯的生活费为例。关于第二点，力述冯的抗日主张绝非空唱高调，凡是一个稍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都不应赞成不抵抗的卖国办法，并举二十九军喜峰口歼敌及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等收复察东为例，说明日本侵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至于冯的练兵方法，侧重在军官与士卒同甘苦，爱兵如兄弟，使兵知道自己是老百姓，自己的家属现在还是老百姓，使兵有国家观念，在教育上以日本为假想敌（这是说“九一八”事变前的情况）等等。冯并嘱逐渐说到蒋介石的一切罪恶事实和阴险毒辣的手段。张对此甚表同意。
1934年秋天，张斯可来正式提出，刘湘决心要改革军队的训练，请冯派几位人员去任教。我征询冯的意见，嘱我把以前在汾阳军校教书的汪导予、李荫枫先介绍前往，但告诉我几点：初步不要多去人，应去瞧瞧再说；在刘处不要任军政实职；如教书，应以抗日和反蒋为目标；首先要使刘和他的左右没有猜疑，不致疑我们对他有不利；要由艰苦耐劳中取得多数人的信任。汪导予、李荫枫于冬季（大约在11月）入川，名义为刘的顾问，实际上到刘所办的军官教导团教书。学员为刘部营团级的军官佐（也有少数其他川军的军官佐）。
1935年4月张斯可来北京，正式以刘湘代表的身份，通过秦德纳与宋哲元见面，并向我说，汪导予、李荫枫在蓉的工作太忙，刘希望多请几位去。同时带来汪、李致我的信，内容也说他们希望多有人去，刘湘很诚恳地希望再去几位。因此，又介绍郭秉毅与张斯可见面，郭随即到刘湘处与汪、李共同工作。
我询张见宋的目的，他说刘盼望能与西北军方面亲密结合，作实力上的互相支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冯。冯当时很迟疑，后来说道，宋已有报告，他（冯）认为刘湘不可靠，有过去的事实为证，刘既找了宋，以后我方（指西北军）只宋一人与他接头好了。我问及刘不可靠的所在，冯乃谈出1925年在张家口时，刘曾专派代表（冯已忘其姓名，我后来打听乃知是傅真吾）来与冯亲签密约，内容是冯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时，刘出兵汉中支援国民军巩固陕西地盘，事定后国民军出兵川北帮助刘统一四川。刘对此约不但毫未履行，而且后来在1930年扩大会议反蒋时，刘始则观望，继则倒入蒋的怀抱，反而不如刘文辉还有一个电报。冯说及此事时对刘非常不满，并说到所以派人到川助刘教军官团一事，他并不十分积极，不过想在刘的军官中栽下一个抗日、反蒋的根，对刘不作多大的期望。冯又说：“现在我们也不冷淡他，让他和蒋介石斗一斗吧。”
大概过了一天，冯又找我谈，要我到四川去一趟，看看刘的情况和他的真实态度。冯说也许刘湘因为蒋的势力入川，受到了严重的压迫，要真正想找朋友，嘱我对刘说明代表冯去看他，对外却不要暴露身份。如刘仍然滑头，则只作普通的交往，说是答谢他派人看宋和随时对冯的问候，不必深谈，防他出卖你和我们。冯又说：刘要是被蒋逼得不得了，那就跟他谈几点：第一，必须主张抗日，蒋不抗日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刘只要坚决拥护抗日并做实际准备，这就可博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可以联络一切反蒋力量；第二，要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刘的心脏已被蒋的尖刀插入了（指蒋的参谋团、别动队等入川），敌人应当是“蒋”不是“共”，而共产党所反对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当交朋友。冯并谆嘱对刘谈话不要只谈革命的大道理。冯认为一般军阀心理在自己的利害上实为第一，即谈革命也不过是打官话、说空话，要关切到他本身的利害存亡问题，要消除他既怕“蒋”也怕“共”的内心顾虑，才能解决问题。冯还嘱我以他自己经历为例，他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弟兄，可弄得我好惨！请他以我比一比，他的军队坚强性如何？经得起蒋挖墙脚吗？共产党既没有给我亏吃，现在有日本与蒋两个大敌当前，还能给他亏吃吗！”他又说，听到刘部与红军曾在赤水打过仗，他深不以为然，认为须告刘这是蒋的毒计，同时消灭双方的力量，要关照刘湘不仅要防蒋在军事上的毒计，在政治方面也是同样的。劝刘不要迟疑，现在是与共产党讲朋友的时候了，现在是坚决主张抗战的时候了，不要再坠入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诡计的陷坑中去。行时，冯又谆谆嘱咐，要看清刘的态度和诚意如何，然后相机进言。当时冯的心理注重在使刘坚定反蒋的决心，走到抗日和与共产党交朋友方面来；只有刘走上了抗日和与共产党交朋友的道路，才能使他与蒋彻底分开，才能扩大刘、蒋之间的鸿沟而进一步坚定刘湘反蒋的决心。
我到四川与刘湘一见面，仅仅才说到冯叫我来看他，答谢他派员看宋和随时对冯的关切，并且转述了冯所说的同他不是一天的朋友而是很老的朋友了……我刚刚说到这里，刘急忙接口说道：“说起来，我惭愧极了……”他便自己把张家口密约一事和他未曾履行的一段经过，自怨自艾地说了一番，态度也相当坦白。他说他在订密约时，自己已估计到后来不能履行，也没有做履行的准备，因为当时他初以为国民二、三军在陕的力量足以应付，他处在川东，实际上也无法假道而越过其他川军来派部队入陕。当时订此密约的内心，以为在国民军有力自了陕局之后，希望栽一个根来求统一四川的外援而已，完全是为己，是自私的打算。他没说到对扩大会议，并无旁的意思，是想火色看老一点，以免自己受连累而可以从中取巧，对冯是万分对不住的，但发誓绝没有恶意。接着他一方面述说参谋团和别动队进川后对他的种种压迫，四川成了蒋介石的殖民地；而且白良（蒋入川的特务头子之一）等辈正在挖他的墙脚，既挑拨其他川军与他的关系，又在收买他的各级军官（当时他还取出了蒋方特务的若干对刘工作指示的秘密文件，我只记得其中主要的是鼓动反刘的军运工作，初步的重点放在刘部的王缵绪和范绍增两部分上）。刘又说既承冯先生关怀，冯有什么教导可以使他得救。我看他与蒋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相当剧烈的程度，他表示得也相当诚恳，我才把冯的两点意见——抗日和与共产党交朋友一一告诉了他。他当时沉默一下，似乎踌躇不决。我又剖析抗日必胜和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道理向他说了一番，并且赞扬他现在已经不只是四川军人领袖，应该是具有全国性军人首脑之一的资格了，但是必须政治上有足以代表全国人民希望的主张，乃能提高政治地位。我说：“主张抗日是你的好机会，你还有什么迟疑呢？至于与共产党交朋友一节，冯先生知道你或有疑惧，特命我把他的经验向你谈一谈。”接着便把冯所说的与共产党交朋友和与蒋介石拜把兄弟的话述说了一番。我又列举了一些有关事实。刘马上现出了兴奋的神情，说道：“抗日的道理，张斯可与傅真吾（当时他的参谋长傅常）都说得很明白。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是全国人的事，是全国人渴望的事，也确是我进入全国政治舞台的好机会，虽败犹荣，我不迟疑。原来心中难决的是，蒋介石都斗不过共产党，我敢同“共”打交道吗？冯先生这个例子太好了，我决定这样办。不过我希望他们不在我的范围内做地下工作，同时我打算逐渐由浅入深地同他们建交，不知可能办得到吗？”我说：“你只要交朋友的原则确定下来并坚持这个原则，你的希望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在开诚布公的友谊的基础上，都可以直接商谈的。”经这番谈话后，刘湘对冯更加表示亲近和推崇，约我到大邑县安仁镇他的老家去住了几天，表面上是邀我游当地的名胜鹤鸣山，同行有张斯可和潘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1）张斯可晤宋哲元，只能说是初步的拜访，郭春涛代表韩复榘来也不能全权做主，远未能达到他的期望。他的期望不仅在反蒋的立场上一致，彼此实力支援，而且抗日若实现时，在抗日战场上也要坚决互相支援，不要徒遭牺牲，这一点希望冯促其成。（2）汪导予等与学员的感情甚好，他军中原有一个武德学友会的组织，现在拟予加强，来对付蒋的阴谋分化，团结自己的军事干部，并监视蒋方通过政学系而来的而且在行政方面已起作用的高级政治间谍人物。但是他自己的人不大会办这些事，要求冯处多来人接替汪、李、郭等的教学工作，然后请汪等以全力给他办武德学友会。（3）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先从互派代表、交换情报做起，具体问题直接开诚商谈，但希望冯于必要时向共方代达他的诚意。（4）他的饷项不能完全直接发到士兵，因为军、师一级的将领说，在他下野和困守巴县和璧山县时，欠了他们的饷，现在不能陆续抵扣，他们以此为借口，饷便不能完全下发，他甚为隐忧，如何办法？冯的带兵经验宏富，可有什么赐教？（5）要我留川担任他的实际职务。关于前四点我允转达，关于第五点我说明冯叫我不要暴露身份，当然不能担任刘的实际职务，我当答以请示冯后，如有机会，再行来川。
我到泰山向冯报告时，关于（1）项，冯颇不痛快，因与冯初意只让宋哲元同刘周旋不相符合。韩复榘既与刘发生往来也莫可如何，只好答应刘的要求，但着重点放在抗日战场上的互相支援。关于（2）项，实际上是因为汪导予等在学员中建立了感情，有些老粗学员不但把武德学友会的内容告诉了汪，而且往往把他们的行动、决定等来向汪等请教，所以老奸巨猾的刘湘知道瞒不了而要把汪等拖下水。冯认为汪等已知道了刘的秘密，就不可以拒绝刘的要求了，并且主张要为他办得有声有色，以防蒋的分化，而加剧刘与蒋的对立，更进而掌握刘的军事干部。但坚嘱千万不要像蒋那样用挖墙脚的办法激起刘的反感，而是要在坚决团结拥刘中灌输抗日与反蒋，揭露蒋的罪恶，减少刘与共产党交朋友的阻碍。因此，又找了赵普巨、刘益铮、贺楚强等前往。因为武德学友会已成为公开的组织，不能秘密活动，便又在武德学友会中成立了一个武德励进会为核心。这个会并无成文的东西，成员由武德学友会中再加选拔和组织，这才真正是刘湘的核心，外传认为武德学友会是刘湘的核心社，是因为都不知道这个真实内容。以后严啸虎等出卖武德学友会，也没有能够出卖武德励进会。这个核心在抗日和反蒋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在王陵基能够毫无基本部队而编成出川抗战的第三十集团军，以及后来刘部有一些靠近民主党派和进步方面的人，就是这个核心起的作用。关于（3）项，冯不仅答应有机会时向共产党方面转达刘的意思，并且愿意相机对其他有关方面也帮刘说话。关于（4）项，冯认为优给军、师级将领的个人待遇而把发饷单位变成旅，就可望避免中间抵扣。关于（5）项，冯答应我再到四川，但必须另有名义，决不能担任刘部实职和暴露代表他与刘接洽的关系。
这个时候，四川大学来电聘我为特约教授，这是因为南京教育部发表任鸿隽为川大校长，与刘湘原来推荐的人张表方不符，任恐以后刘与他为难和四川协款有问题（当时四川省对川大每年有一笔协款），故迟迟未敢到职，先派孟寿椿到蓉疏通。我适在蓉，孟与我系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因而托我代询刘湘对任鸿隽掌川大的意见，并希望刘发电表示欢迎。刘答复因为他先推荐了张而又打电欢迎任，这对张未免难堪。但任也是一位四川学者，非纯粹的二陈派，他以后决定帮忙，任来时他还要派自己坐的汽车和交际科人员去接，并住在他的招待处，用这样方式来欢迎。就这样任才来接掌了川大。我随即函孟说我愿意教书，所以他们来电聘请，我便以教授的名义到川代表冯与刘秘密交往，同时也与汪、郭等团结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汪、郭、李等大部分力量用到办武德学友会和武德励进会（有人说其中有郭春涛，这是完全不知内容的揣测之辞，实际上并没有郭春涛），这也是他们几位后来先后被蒋特逮捕的原因之一。
1936年冯到了南京，一定要我去随他工作，同时便于秉承他的意旨编写关于国民军的史稿。我离蓉的时候，刘表示完全拥护冯的抗日主张，希望冯在这方面把他当做自己的直属部下一样。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刘想通过冯来与冯的各旧部作进一步的联系。他也懂得了“抗日”是对他有利的，所以说得非常恳切。同时，要求冯如得到蒋方有不利于他的情报时，希望交给邱甲或余唯一（当时他的驻南京代表）转给他。这一点冯确也做了一些，如王缵绪向蒋密告刘与蒋的敌对行动和范绍增密告刘派刘从云到伪满洲国的电报，都抄出密交与邱甲和余唯一了。从此冯刘之间在表面上并无特殊关系，而实际上往来得很为亲密。
七七事变后，抗战成为事实，我再回川大做教授，刘湘为自己的前途打算，认为抗战是他提高政治地位的绝好机会，并且恃有冯做桥梁可以与西北军作唇齿之依，由口头上的抗战成了事实。冯对他也更为满意，并且认为他是自己的实力支持者。孰料刘出川不久，即死在武汉，冯当然悲痛。在祭刘的时候，冯亲自写了一副挽联：“倭寇未灭，心伤良将；抗战必胜，足慰英灵。”这俨然把刘认为是自己的知心部下了。
刘死后，也像其他军阀一样，所部分崩离析，王缵绪、唐式遵、王陵基等先后投靠了蒋或被蒋收买，只有潘文华过去知道一点刘与冯的内幕，还若即若离地与冯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微弱关系，及后闻潘有了一位特务姨太太（据云名叫张骏），这种关系也就断绝了。
（高兴亚）
十、有心无力，冯玉祥痛失“闽变”良机
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夕，我随冯玉祥住在泰山，冯命我到香港参加李济深、陈铭枢等在港的筹备会议。事前我又到过西北军旧部各部队。现将所见所闻简述如下：
冯在1932年因为蒋（介石）汪（精卫）采取妥协政策，不但不援助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而且想假手日军削弱异己势力，因此愤而离开南京时，即与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有所商谈。各回南北，准备抗日、反蒋。我当时被留在南京，与李济深联系。冯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我才返察。
冯在察受蒋（介石）何（应钦）等的多方压迫。他们以武力包围和挑拨离间冯的内部。冯难于坚持，虽然收复了察东，但被迫致使抗日同盟军昙花一现。冯对这件事，当然非常痛心，也使他更迫切地需要反蒋，非倒蒋不能抗日。因此，纵然离察到泰山，绝未忘情于联络旧部以重新掀起反蒋、抗日运动。
在抗日同盟军结束后，蒋坚决要冯离察，并压迫宋哲元。冯不离察，宋即不能回察保持原有地盘。但冯到哪里去呢？必须有一个可去之处。蒋暗示韩（复榘）仍然欢迎他回到泰山。韩是第一个对冯倒戈的人，与冯有过这样的大裂痕，蒋以为冯、韩不可能再水乳交融地合作起来，所以比较放心。至于韩呢，一方面要对这位老长官表示好感来补过，以便应付自己的部下；另方面冯已成光杆，也影响不了韩的实际统治；再者，韩离冯投蒋后，蒋对他仍然是另眼相看，即始终认为是杂牌，是不可靠的，随时在打他的主意。韩曾对冯的左右说过：“跟先生（指冯）时，总认为他管得太严，不好过。跟蒋以后，才感到先生对我是像亲儿子一般。蒋对我虽客气，总是‘义子’！”后来为了蒋支持刘珍年盘踞胶东，韩在解决刘珍年部队时，受蒋的军事压迫，几乎打起来了。所以韩很愿意把冯留在泰山借以自重，因此蒋一示意冯可驻泰山，便立表示欢迎。从此冯韩的关系，比第一次（1932年）驻泰山时，又增进了一步。当然，并不能说韩即听冯的指挥，不过可以商讨进一步的事，如“倒蒋”问题。
冯在泰山，表面上是在修路，种树，建烈士祠，请学者们讲书。这是一种掩护的手法。事实上不断派人与各旧部及有关人士联系。我就曾担任过这件事。1933年10月上旬，李济深从香港电冯，大意谓：欲抗日当然非先倒蒋不可，现在我们已和共方联系合作，准备在福建，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军事讨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拟先在香港举行筹备的重要会议，即请亲临指导，或派大员代表参加等语。早在南京时，冯与反蒋各派均有所联系，特别同李济深有密约，准备一有机会便南北呼应共同倒蒋。冯接电后，极其兴奋，立刻派我前往参加。当时我曾请就邓哲熙、李兴中两人中选派一位前往，但冯坚决说：“你去好，你过去和任潮先生联系，彼此熟识，可以说话。你对于旧部方面的工作，也跑过不少地方，有话可说，你准备动身吧！”冯对旧部的联系工作，不少地方，是派我去的。比较知道谁比较诚恳，有些可靠把握；谁虚伪动摇还须加一把劲。各部实力如何，具体情况怎样，也较为熟悉，这是冯当时的资本，也是李济深等所倚重而必欲知道的。冯以自己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在未发动各方面前，当然也不能前往，而且北方的工作，尚有赖于他留在泰山继续策动，他以为我去可以把情况说得清楚，比别人转达较为妥当，这是派我去的原因。
我离泰山首途时，向冯请示出席会议的主张。冯说：“我们毫无异议地主张干起来，你把我们联系军队的详细情况告诉他们，只要能动起来，我们声势还是不小的。再把北方一般情况向他们介绍介绍，说明目前起事，形势是非常有利的。关于他们那方面情况要问清楚，他们准备如何，要准备得牢靠，特别是外交方面，必须多交换交换意见。一切委托你全权代表，我决心参加大干一场。只有一件事要慎重，就是我目前处境，还是处在泰山这个地方，为了工作方便，打通电时，暂时先别摆上我的名字。”
我到了上海，便先找徐谦的夫人，从徐谦自香港的来信中，了解到一些筹划倒蒋的事宜。我即化名购买船票赴港。抵香港后，下榻在皇后饭店，由徐谦接我到李济深寓所与大家见面，连日与李济深、陈铭枢、徐谦等谈论联合倒蒋事宜。李问我华北情况。我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的一般情势先作了一个简略报告，即日本帝国主义更形猖獗，肆无忌惮到处骚扰。蒋方人员不但不打算抗日，反而生活腐化，骄傲放纵，胡作非为，并镇压抗日活动。北方人民莫不痛恨蒋介石丧权卖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情绪高涨，痛责蒋的不抵抗，纷纷要求抗日。所以抗日、倒蒋的口号，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关于军事情况，主要是冯的旧部联系问题。我说：“冯与旧部的联系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西北军在北方还有相当实力，各将领也随时与冯联系。首先是韩（复榘）方面，韩与冯虽然有过分裂的往事，但韩从跟蒋的经验中，得出与蒋的利害冲突时有被蒋吞噬的危险。自蒋唆使刘珍年想搞垮韩一事以来，韩与冯更接近了，曾秘密亲口向冯说道：我这才觉悟到蒋介石的毒辣，如一旦有事，愿为前驱。韩约有正规军十万人，训练的地方部队也不少，到时亦可为用。”随后又说到宋哲元方面：“冯最可靠的旧部，要数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佟麟阁这些人，他们一向跟冯最亲近，其中不少人也确属老实可靠。他们都归宋统辖，总计不下八九万人。这些官兵都是扩大会议失败后，随冯转移到山西的。当时冯不便出面，才交宋哲元率领。宋同张学良接洽妥当后，才由山西开出，即宋本人也与冯有特殊关系，不仅是亲信部下，还有戚属的关系。虽然抗日同盟军时期，经蒋（介石）何（应钦）极力挑拨，但宋一直未上钩，始终对冯信仰，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最近宋派李听到泰山向冯表示始终服从，决无反顾，一声令下，坚决追随。”至于在江西“剿共”前线的孙连仲，我曾于最近衔冯命到他那里，对他说过：“不要再执迷不悟，为蒋介石傻卖命打红军了，那只有自取灭亡的一途。这是蒋介石一贯对杂牌军队的最毒辣手段——第一步是先把你的队伍南调，切断与北方的联系；第二步是送上‘剿共’前线火并。无论是屠杀人民，或被红军消灭，都对蒋有利。你试想一想，南来时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你来时指挥谁，现在谁指挥你（孙初到江西时指挥陈诚，现在反过来是陈诚指挥他）。董振堂、赵博生等均觉悟了，投红军去了，你也该早作打算。纵然你不能直接投红军，也该有抽身另靠的打算。先生（指冯）已经给你联系好了，请你向东南面和刘和鼎靠拢，准备与十九路军一致行动。”孙当时甚为动容，满口答应，并说：“我很感激先生的关怀，先生嘱咐的话一定遵办，时机一到即行动起来。”这时孙的基本部队尚有三个军，不下三万人。
接下来，谈到梁冠英部，我两次见过他。一次是梁在安徽霍山县打红军的时候；一次是在河南经扶县（刘峙把光山以南的邻近大别山区的地域，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我直截了当地谈到“剿共”的不利和我们不应当参加“剿共”，先生（指冯）时刻准备发动旧部倒蒋抗日，到时你究竟怎样？他说：“我们一滴血、一块肉都是先生给我们的，他如发动倒蒋抗日，我是义不容辞跟着干的，请告诉先生放心吧。”但根据过去实际情况探讨，在反蒋的中原大混战时，梁与上官云相对峙，彼此相互包围，双方均精疲力竭发生动摇，可是梁不能坚撑最后五分钟，竟向上官云相投降了。他说当时是为了掩护西北军过黄河，因此我们才安然渡过了河。又说先生什么时候召唤，便什么时候归来。然而他胆小犹豫，当我去他那里时，白天不敢见我，夜里才来和我谈话，并谓少上他那里去为好。蒋已知道了我常去，让我须注意等等。所以梁部是不一定可靠的，但如果我们干起来，他还不致采取敌对态度，可能随大势一块儿干。
最后谈到各个较小的部队，如驻苏北的独立第四十四旅张华堂部。张原为冯的骑兵师长，中原大混战，反蒋失败后，由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缩编为旅，拨归韩（复榘）节制指挥。我曾代表冯多次前往慰问，张愿追随冯的意志很坚决。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他就决定带队随我北上抗日，事为韩（复榘）所阻，未能成行，张深引为歉然。事后一再表示，今后如先生有命，决牺牲一切前来追随，以示补过。其余在河南流落的零星旧部，也经常派人到泰山，愿意随冯做救国抗日的事业。由任应岐负责联系他们。此外，在天津的马占山也派人来说，今后愿与冯一致行动。孙殿英屡次派胡捷三来说非反蒋不可。所以北方当时的军事方面是可乐观的。
李济深等听了我的报告，非常兴奋，也把香港方面拟订的要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办法告我：1.政治方面，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另组生产人民党，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林矿业等国有；2.对外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厉行关税自主，重新整理外债，实行对外贸易统治；3.军事方面，与红军合作，一致行动，并且已经联系了三百多名军官将领，他们都签了字，愿同我们一齐倒蒋；4.财政方面，在发动之初，估计可筹到五百万元，发动后用革命手段，还可以筹到更多的款。并且答复冯的须注意外交方面的问题，说：不劳冯先生操心，陈友仁已向有关各国联系好了，到时他们一定支持我们。
我又说到冯所关心的外交问题，须特别要防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我们倒蒋就是为了抗日，日本据着台湾，与福建近在咫尺，如果蒋勾结日本，在福建沿海派兵舰来骚扰威胁，甚为可虑。李说已有事先准备。最后我又将个人联系部队的经验告诉他们，要做得扎实牢靠，不能作过分的估计。
经过几天的讨论，各方面交换意见，决定立即在福建发动军事讨蒋，并成立人民政府。在冯尚未离泰山以前，派人参加，通电暂不列冯名。所有到港各员，速返原地布置一切；也就命我速返泰山，向冯报告情况，请冯在北方积极策动西北军各部，及时响应。最后，李济深在南唐酒家大宴各方代表时，蒋光鼐曾找我在另一房间谈话，促我快走。他问明了我将于次日动身后，即说道：“很好，越快越好。我此次来港，是假借我的儿子结婚而来的。现在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动向，听说他集结了六十万人来对付我们。我也明日即返防部署，以免被动。时不可待了，希望你赶快回去，请冯先生把北方军队发动起来，使蒋介石南北不能兼顾，我们大干他一下。”我便于次日夜里离港，由李济深派张文送我到九龙乘某国邮船返沪。11月5日，转到泰山。随身带有李济深和陈铭枢的亲笔信。李函内容大意是：香港会商情形和即赴福建讨蒋，并请冯发动北方军队速为响应；陈函万言，是详述政治主张及办法。
我到沪时，正遇着冯派赴闽的余心清同志，我将港方情形告诉后，知道了北方各西北军旧部都表示愿意干，并且韩亦有同样表示，甚可乐观。我到泰山，知道韩于前一日（4日）曾到泰山，亲向冯说西南若干，他一定干。我把李、陈信函交冯时，报告了香港会商情况，同时，我也说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福建发动，时间过于迫促，一切准备是否来得及，特别是我们在北方策动，能否赶得上？再者，李任潮说有三百多军官将领签名，一致倒蒋（介石），是否完全可靠，究竟有多少可靠？财政方面的筹措，似乎也还不具体。”冯认为势成骑虎，只有加劲往前干，好在向方（韩）有了必干的表示，他一动，自然可以引动其他各部队。当时李兴中、邓哲熙、李炘、杨恭时、刘定五等均川流不息地向各方联系，所得的情况都很好。
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揭幕以后，情况改变了，各方均迟迟不动，尤以韩（复榘）宋（哲元）似觉消极了。冯这时焦灼异常，夜不成寐。12月6日刘汝明来，谓：“韩主张即行组织政府，宋主张干是要干，不可给阎某做了饭，以免我们一动，阎即要官要钱，来对付我们；但宋说福建若不能倒蒋，蒋必先逐韩，后去宋。”从这看来，韩、宋的看法，有了分歧；韩似乎较为激进，宋就有所顾虑而举止慎重了。可是韩的组织政府，不是指福建人民政府而言。福建已宣布组织政府了，还有什么组织政府的说法呢？在韩似乎只承认福建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北方应有一个传统的中央政府。韩以为名义上可以听冯的指挥，而自己在政府中占重要地位，不能完全受福建一般人的指挥。同时韩对福建人民政府的办法认为太左。他不反对与红军合作，对这种军事联盟的好处韩是懂得的。但他只懂得这一点，军事以外的合作，如平均地权等问题，在他是不懂得和不同情的。加之他的左右如张绍堂之辈更是反对的。韩只承认福建人民政府是地方政府，必须在北方组织代表全国传统的中央政府。这一点，韩是或多或少有所表示，所以冯才托刘定五谆谆劝告他，不要讲传统；不要只尊重冯个人，应当以整个人民利益为重。直到1934年元旦冯给韩（复榘）的亲笔信内，还在劝他改变看法，信中有“桓文以尊周为主，今日须以爱护人民为主”之语。
韩（复榘）的迟迟不动，便影响宋（哲元）的发动。宋经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那件事，几乎失掉了察哈尔地盘，因此更加胆小，小心翼翼地眼看着韩，而不肯先发难。韩、宋这样，其他力量较小的更形观望，至于梁冠英、孙殿英等本来有的就犹豫不决，甚至还想投机取巧，更不肯动了。然而韩还振振有词，西南也还未动，尤其是陈济棠还向相反的方面靠，不能不再看一看。
然而较小的部队中有一些有反蒋、抗日的热情，如张华堂部，以及任应岐在河南一带联络的各小部队，都想动起来。冯当时在万般着急的情况下，想先把各地小部队发动起来，以影响韩、宋等、可是这些小部队都没有地盘，都是寄人篱下，一动就必须自己解决饷械给养等问题，并且宋也暗示有动作必须有相当的财政准备。然而这个问题是冯的大难题，冯不但派人到各方联系的经费成问题，有时随身卫队的饷糈也成问题。要使各地小部队先发难，自己既没有钱，更不能向那迟迟不动的韩、宋要钱来做这件事。因此，据冯的估计，要是有一百万元，也可以立即从各地干起来。所以又派我到上海与福建方面的来人联系，要他们设法拨款一百万元作为策动各部队之用。此时福建的序幕已揭开，蒋的特务四出，到处风声鹤唳。据冯告我：“你同余心清、高兴亚、熊观民，都是蒋（介石）要逮捕的黑名单上的人物，你要小心！”因而我由泰山到济南，再由济南秘密南下，并带着自己的爱人为掩护，将必要的文件都妥藏在爱人的身上，到上海借寓法租界迈尔西爱路张镜清家，张原是蒋（介石）旧部，后来闹翻了，张亦愤而反蒋，不过并非福建方面的代表。我到上海后，不但没有福建方面的代表来联系，而在我抵沪的第五日，工作还没有展开，就有几家报纸登出了消息：冯玉祥代表软墨林在沪召集北方各将领代表，计阎锡山代表曾延毅、韩复榘代表×××、宋哲元代表×××、梁冠英代表×××等十余人（当时报上都刊有名字，可惜年久只记得曾延毅一名了）在沪开会，商讨响应福建人民政府事宜。显然是特务已经侦察出我的行动了。这时局势正紧，特务侦探极其活跃，有人劝我离沪，我因任务在身，不能弃之而去。直到福建讨蒋军事失败，无再在上海待着的必要，只有离沪返鲁；然而当时情况更为紧张，到处搜捕，已不能走沪宁路了。乃由张镜清掩护，送我搭赴日本的海船，于道经青岛时，我偷偷上岸转回泰山。在福建人民政府的短促的五十三天中，北方部队响应的事，完全成了泡影，冯玉祥以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通电中未列名，外边尚有许多人不知道冯与它的关系，只有在冯的日记中还留下了一些若隐若现的痕迹。
（软墨林述）
注释
[1]张学良，被推举为副司令，但未出任。
[2]王鸿一系山东名士，喜谈王霸大略，居常以天下为己任。他主张发扬祖国的锄头文化，为实现他的这种主张，曾集资购买绥远的荒地，组织山东贫苦农民，前往开垦。因此，他颇为冯、阎所敬重。
[3]已死汉奸周佛海所著《往矣集》中有“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当我们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爆炸声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声呼道：‘火车头呢！’因为不预备开车，所以离开了火车头，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么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4]冯部无线电管理处监督郑方珩是在北伐时期由南京派来，当时冯部负责交通通讯工作的王学智、侯福云等都认为郑不可靠，冯则认为郑是无线电专业留学生，用之不疑。中原大战后，郑即当了南京电报局局长，故有人认为电报泄密事与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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