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枪暗箭，纷争不断
1934—1935年间，新桂系以白崇禧为首，政客王公度为主谋，曾多方面派出间谍赴上海、南京刺杀蒋介石。我当时在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据我所知，1934年派刘立青、蒋中蕃组；1935年派周军毅、张毅樵组先后赴上海（后到南京）做刺蒋活动。虽无成果，但机密却被蒋方特务所知。
有一次，蒋方特务郑重（又名耀南，1936年冬暴卒于南京。当时他是南京宪兵司令部上尉政治指导员）问我：“你常和刘立青、周军毅等来往，可知道他们耍的鬼把戏吗？”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则答云：“什么鬼把戏？据他们说在广西失意，为白崇禧所不容，想走蒋介石路线而已。”郑重说：“不对，他们是奉白崇禧密令，特地来京搞刺客工作的，对象不用说，当然是委员长。你如果知道他们的行踪诡计，正好立功哩！”
后来，我把新桂系在上海金神父路的特务站告诉郑重，郑重约我着便衣由南京赴上海侦察其事（我是新桂系保送入南京陆军大学的，而郑重是我在广西军校时的同学）。他拉我投蒋。我除了被迫告诉他上述新桂系上海特务站外，又自动告诉他新桂系另一谍报员李文钊（借新桂系谍报员身份做地下革命活动的）在上海的情况，并介绍郑重和李文钊见过面。
1936年夏，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与粤系陈济棠等，发动所谓“六一运动”，责备蒋介石不抗日，想取蒋介石而代之。当时我在南京陆军大学还有几个月才毕业，蒋介石系的同学梁化中、林旦之等，用特务审问案犯的口吻对我说：“你对李、白、陈等反蒋要抗日的看法如何？你本人打算怎样？跟谁走？”我推说：“我目前是读书，毕业之后为党国工作，不受任何私人雇用。”当时林旦之冷笑说：“你们广西派到南京来的间谍都被监视了，你也知道李、白的亲信林赐熙、张壮生、张淦、徐启明、莫树杰（均系陆军大学将官级的旁听学员）都偷偷溜回广西了。战争如果开始，还是请你们离开南京为好。”他们又公开对陆大同学说：“新桂系和陈济棠暗中和日本人有勾结。却借抗日为名，想夺取中枢政权，真是自欺欺人，可耻可恶。”
我当时想利用蒋、桂矛盾，投蒋升官发财。和同学陆廷选、马拔萃、俸一中等商量，拟先中立，毕业后靠参谋本部（程颂云将军主部）吃饭，不作偷偷溜回广西之打算。但蒋介石系同学视我们如眼中钉，有时也用分化诱降手段对待我们。如浙江省籍同学徐汝城对我说：“好好熬到毕业，少校可以升中校不成问题。四海为家，何必回广西工作呢？”与此同时，蒋介石利用新桂系失意军人在南京的一部分人，如朱为轸、杨义、黄权以及俞作柏等，策划回广西颠覆李、白政权。又派特务邓敬修等叫我写信诱降新桂系中下级军官。
（黄闲道）
二、蒋介石作秀，白崇禧上当
1945年抗战快接近胜利时，蒋介石在四川重庆采纳了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于还都南京时，即将军事委员会的机构撤销，仿照美国的体制，成立国防部，使其负责执行全面内战的任务。至于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经过内部一场风波之后，蒋介石决定由白崇禧出来充任。
抗战期间，白是向往美国路线的，曾做了不少的搭线工作。无论美方派来的外交人员、军事人员或新闻记者，一般都给予热情的招待和往还。“宴客”经常成为他的一种搭线方式，隔不上三两天，就要举行一次。这些招待费多数都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提供的。是以广西和安徽省政府的驻渝办事处临时费的名义而报销的，很少在军训部的经费项下开支。白还时常向外宾赠送礼品和照片，有的还赠送他特制的手表和挂表。这些纪念表上面，装有他的半身照片，是向美国订制的，除大多数用于赠送当时中国回教方面的重要人员外，也赠送一些外国记者作为纪念。1940年我在重庆军训部担任秘书时见到有很多美国记者要求白崇禧写自传，给他们带回美国去登载报刊，替他捧场。白叫军训部主任秘书朱五建写了一篇《白崇禧自传》。后来因为文章的内容是替他宣传的，不宜用自传的形式，我们就替他改为《白崇禧小传》，而以军训部秘书室的名义编写。这些宣传工作，对美方工作人员加深对他的印象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来华的外交使节和将军们，也有一些和他是很要好的，例如陈纳德、魏德迈、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等，都和他有过来往，甚至马歇尔、杜鲁门等人对他的印象也不坏。以他担任国防部长，容易得到美国方面同意和支持，这是蒋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同时又因何应钦、陈诚二人争夺国防部长一职各不相让。他们两人钩心斗角，争夺权位，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陈诚早就想把何应钦手中的肥肉——军政部长（何当时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拿到自己手里。但当蒋向何提出的时候，何坚决表示不肯让，何说：“我宁愿把参谋总长让给辞修（陈诚的别号），绝不忍将我苦心经营十年的军政部中断其绪，而未能毕其报效委座的初衷。”就陈诚当时的资历来说，是不可能凌驾在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之上而出任参谋总长的。何的表示，无异给陈诚打了一耳光，也给蒋碰了一个软钉子。直至抗战后期，蒋才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换取了何的军政部长给陈诚担任。而今他们两人又要争夺国防部长，怎么办呢？蒋的惯伎是当自己内部的派系争夺一个新职位的时候，总是推出幕外的第三张牌来搪塞，以作过渡的。那么，白崇禧就是这张最适当的牌了。蒋介石打定了主意并规定国防部长只管军政方面的计划，纸上谈兵，让白崇禧去做没有实权的傀儡。而在国防部长之下，设置参谋总长一职，预定以陈诚担任。规定参谋总长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指蒋本人）之命，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发号施令，实际掌握军政、军令大权。如果将来内战胜利，功归蒋、陈而不是白；如果失败，也可将责任推之于白。有一天，蒋约白去黄山官邸商谈国防部长问题，命汽艇在江上游弋了半天，蒋对白说了许多往事，故意批评了自己一些缺点，也指出白的一些缺点，并表示以后要开诚相见，劝善规过，共患难，同甘苦，希望白相助到底，将来展其所长，出任国防部长。白当时也向蒋作了许多自我检讨，表示以后要尽忠职责，以报知遇。白当天晚上回来，首先驱车到国府路副参谋总长办公室来。我当时是他的办公室秘书，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当天他和蒋谈话的经过情况。最后他说：“我从北伐跟随委员长起，他对我都是很客气的，从来不肯推心置腹，开诚相见谈话，只有今天才这样地规劝我，这是很难得的。你替我拟篇感谢的信稿，给我审阅。”事后，他便匆匆地驱车回李子坝他的官邸去晚餐了。次日我将拟好的信稿送给他，许久不见下落。以后才在他亲笔的日记册上发现这篇信稿，修改了大半，后来蒋给他的亲笔回信，也一并抄录在日记上。可惜历时过久，信中内容我已不能全部记忆，只记得他给蒋的信开头有这样一段：“委员长钧鉴：昨承宠召训诲，殷殷垂勉……忆昔追随北伐，谬蒙拔擢，宠信优渥。抵缘年轻识浅，任重才疏，过失苦不自知，隔溺尤难振拔。其后戴罪桂省，闭门思过，痛疚前非！……”蒋给他的复信，开头也有这么一段：“健生吾兄勋鉴：手书诵悉，欣慰无已。本来同志之间，患难与共，有过相观。手足之情，无以逾此……”他们在信上虽然都不言明国防部长问题，但白的信着重表明自己的心迹和愿意效忠的态度。蒋的信则表示对白的信任和亲热。很明显，彼此写信的动机都是由于国防部长问题而引起的，目的无非是为着互相利用。
1946年还都南京时，白崇禧偕同一部分随员乘坐飞机赴京。我奉命押运参谋总长办公室公文和他私人的全部书籍，乘搭还都专轮东下。我到了南京，安徽、广西两省军政机关的驻京联合办事处长孙国铨就告诉我：“副老总（指白崇禧）不日就任国防部长了。他这次是得到美方和何敬公（指何应钦）多方面大力支持的。……几天前他曾和何敬公、李德公（指李宗仁）同到龙潭去查勘，打算建立一座宏伟的龙潭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彰北伐袍泽的功劳。具体规划，他要我们有暇也去看看，提供一些意见。”第二天，孙国铨和我都携同家眷乘车去龙潭游览了一次。在这期间，何、李、白三人确实过从甚密。白利用孙国铨与何应钦的亲信干部冯衍、赖光大等是陆大同学的关系，引用他们到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此时顾祝同以其资格老于陈诚，不愿屈居陈诚的参谋总长之下就任陆军总司令，白曾几次亲到顾的寓所去劝慰。结果顾接受了白的意见，出任陆军总司令。并为表示合作起见，征得白的同意，调用孙国铨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二署（主管情报）署长，以资联系。因而白、顾两人又暗中形成了暂时的联合，以对付陈诚。可是陈诚毕竟是蒋的亲信，非常跋扈，参谋总长直接统辖下的四个总司令，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外，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后勤总司令黄镇球三人都是听命于陈诚的。陈对陆军总部的职权也抓得很紧。顾为了体制关系，顾全大体，有时也不得不作适当的让步。是年5月初，国防部成立，我奉命到黄埔路国防部长办公室办公。这个部长办公室的人员少得可怜。部长白崇禧下的三个次长，除刘士毅一人是白的亲信人物外，一个是陈诚系的林蔚（别号蔚文），另一个是秦德纯。林、秦各有私人秘书一人在秘书室工作，我和翟双林、杨爱琼、王农村四人是白的秘书。由于我的资历较深，翟、杨、王三人对白的秘书工作就很自然地让我总其成。此外，部长办公室设有一个总务处，由原来的军训部调来十多个办总务的人员，暂由冯衍主持照料。这是初期的情况。但当时参谋本部（包括参谋总长办公室）的组织却非常庞大，参谋总长下也有三个次长。下设有四厅及若干局。第一厅主管人事，厅长毛庆祥；第二厅主管情报，厅长郑介民；第三厅主管作战，厅长由参谋次长郭忏兼任；第四厅主管后勤，厅长姓名已忘记。新闻局主管政治训练工作，局长邓文仪。其余尚有民事、军法、监察、预算各局，局长也全是蒋的嫡系并与陈诚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姓名已无法记忆。各厅、局的编制很大，人员很多。这样，原来整个军事委员会的一切业务，都由参谋总长总揽起来，国防部长只不过是个毫无权力的虚衔。后来白崇禧觉得太不像样了，便叫林蔚、秦德纯、刘士毅几个次长根据美国的方案，重新拟具国防部本部（包括部长办公室）的编制。原来关于国防部本部的组织方案，早已由美国军事顾问团连同参谋本部的组织方案同时提出，陈诚把它收藏搁置起来，故意拖延阻碍，与白为难。每当查问，总推诿说是美方尚未送来。后来白派员向美国军事顾问团查询，始知实情，当即向陈诚接洽，将方案抄录带回，交林、秦、刘几个次长共同研究，拟具实施方法，一面通过林蔚的关系与陈诚商量，一面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据说蒋认为陈诚的做法太过火了，容易招致舆论的批评，尤其害怕美方的谴责。因此，为了敷衍起见，决定参照美方的意见，在国防部长之下，除部长办公室外设置十个司和一个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组成国防部本部。原则是单位可多，人员要少。这些单位总的人数还不及参谋本部一个厅局的员额，这分明是设置来做陈列样品的。但这样总算像些样儿了！这十个司是：民用工程司（司长华振麟）；机械化司（司长徐庭瑶）；工业动员司（司长黎国培）；法规司（司长何孝元）；预算司（司长杨忆祖）；人力计划司（司长赵援）；土地及建筑司（司长姓马，忘其名，据说是回教人士）；文职人事司（司长暂缺，由副司长廖行芳代理）；军职人事司（司长刘咏尧）；物资计划司（司长姓名遗忘）。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白崇禧兼任，下设常务委员一人，是李运华充任，其余委员若干人。很明显，这个班底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与白关系最深的要算杨忆祖，杨是贵州人，一向在新桂系工作，擅长交际和事务工作，历充李、白等人的驻渝、驻京等办事处长。其次是廖行芳，江西人，自刘士毅来桂任南宁军校教育长时，即随刘前来该校担任政治教官。对日抗战八年期间，一直都在军训部担任文书科长。黎国培、李运华二人也曾在广西工作过，有些历史关系。华振麟是原来军训部的通信兵监，徐庭瑶是军训部的机械兵监，与白总算有些关系。土地及建筑司的马司长在回教方面也算与白有些关系。其余各司长都是由参谋本部各厅、局调来充任的，不消说，各司内的人员很多也是由各厅、局调来的，特别是军职人事司司长刘咏尧，一向就是蒋嫡系下的干部，长期担任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长，他的司内工作是要独立处理的，旁人不得过问。国防部本部各单位成立后，工作怎样进行呢？不但因它是个新的组织，是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经验，而且一切业务都由参谋本部包办了，国防部本部没有实权，各司人员都感觉无事可做，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聊天而已。白目睹此情形，便吩咐各司长经常召集司内人员开会研究，拟订各种有关国防建设的计划和方案。当时我已调充部长办公室的图书科长，各司成立后，即将图书科改为档案科。各司的案件办理告一段落后，即将原案送来档案科保存。一年之中，不但各司办理的案件很少，而且所拟的方案大都是些内容空泛的议论和一些图案表册，读之使人感到厌烦。而陈诚则益加骄横，目中无人，不但是经常举行的作战会报由参谋总长主持，部长不得参加，发布命令用国府主席和参谋总长的名义，没有国防部长的名分，就是有些比较重要的公文，也不给部长核阅，只是遇到不得不给国防部长知道而又无关紧要的文件，他才批示“着送交白部长核阅”或“白部长阅”等字样。在旧社会政府官场中，这样的在公文上批示是上级对下级的语气，含有命令的意思。正规的有礼貌的写法，一个参谋总长对他的上级国防部长，应该是“呈部长白核示”或“呈部长白钧阅”。陈诚批语，不但使白难堪，连我们也看得不顺眼！况且在北伐时期，陈诚只不过是白所指挥下的一个师长，资格远不如白，能力也比白差得多。只因陈是得到蒋介石的宠爱，提拔培植，不断擢升，掌握了军事大权，因此骄横不愿屈居于白之下，故遇事都要与白为难。我在南京国防部一年多的期间，只见白崇禧担任过几次国防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主席和一次为蒋介石六十寿庆的主席。白向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觉得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部长，很不是滋味。1947年初冬，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建立。当时我正请假回到故乡广西宜山竞选国大代表，突然接到黄旭初由桂林转来白的一个密码急电，全文如下：“特急，桂林黄主席。转何作柏兄：有要事面商，希即回京。禧。”我接电后，即乘火车赴桂林，搭机飞京。
我回抵南京次日，即随同白去九江设立指挥所。白原拟要我去担任指挥所办公室主任，到浔后，因感于需要一个九江人做些地方联络工作较为适宜，故让出办公室主任给当地人的张桓担任，我则以办公室副主任的名义，致力于内部工作。九江指挥所的组织编制，主任之下，设参谋长、副参谋长各一人。参谋长徐祖贻。以下除办公室外，设第一处主管人事，处长张宣；第二处主管情报，处长唐启昆；第三处主管作战，处长戈鸣；第四处主管后勤补给，处长蓝蕊衡；军法处长董天华；新闻处长刘子清；民事处长（忘其姓名）；总务处长张鹤龄。除张鹤龄是原来军训部总务处副处长，戈鸣是新桂系的干部以外，其余人员都是从国防部临时抽调兼任，多数与白素无关系，成员派系相当复杂。当时白手下能够指挥的兵力，只有新桂系张淦的第三兵团，装备与蒋嫡系部队比较则逊色得多。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到处遭到人民的反对，不义之师，军心涣散，士气衰颓，自与解放军作战以来，节节失利，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欲进不能，欲罢不得。有一次白崇禧曾对孙国铨说：“我一生指挥作战，每次都觉得很有把握，只有这次出师以来，毫无成竹在胸。”正当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又将移师南下，白得情报后赶忙到汉口设置前进指挥所。这时何应钦结束了军事代表团的任务回国，蒋介石正要腾出一个适当的位置来安排何。何原来之所以支持白出任国防部长，也正是为了自己回国后位置的打算。蒋与何应钦、陈诚在京商量的结果，就要白崇禧在武汉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后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以白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任国防部长。这样，白崇禧历时两年的空头国防部长就宣告寿终正寝了。
（何作柏）
三、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札
十四兵团的组成与防守鄂西
1948年8月，南京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月下旬，我由南京到汉口，向总司令部了解华中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洽办一些事务后，于9月中旬到了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新成立的）。
当时在汉江以西地区，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有江汉军区所领导的黄德魁部约两三千人，以远安、荆门、南漳三县间地区的东巩为根据地，在其周围地带进行游击。他们经常以突袭和伏击的方法，消灭蒋军的小股部队，破坏公路，截击车辆，以及发展组织，号召贫雇农起来进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虽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其影响日益扩大，声势日益浩大；弄得鄂西北地区经常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安县政府人员不敢住在县城办公，当阳县城常是一夕数惊，宜沙亦时常告警。10月间我到当阳视察第八十师时，顺便找当阳县长和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的书记长谈话，我问他们当阳县内有多少“土八路”在活动，他们答约有四五百人。我问那位书记长，当阳县有多少国民党员，他答有二千多人。我当时对他们说：“这个县的人口为二十多万人，国民党员就有两千多人，还有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付几百名‘土八路’呢？几乎经常要我们派一个师或至少两个团来驻防，大大减少了我们可以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都哑口无言。是年12月间我到南京，有一天何应钦邀吃午饭，在座的有陈立夫、黄季陆、黄少谷等，我曾把在当阳所见的情形对陈立夫说了，陈立夫当时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觉得很难为情似的。其实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到处都是一样，岂仅当阳一地而已。可见国民党虽号称有几百万党员，而实际上是徒具形式，毫无组织力量的。
国防部赋予我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进入四川和在鄂西地区渡江。基于这个任务，我感到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援武汉，北进可规复中原。这是我当时昧于时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主导思想支配下，我策定了一个“清剿”黄德魁部的计划。
这个计划策定后，我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中旬移到荆门。那时由王凌云率领由南阳南下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野、邓县附近。由方靖率领的七十九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房县附近。
1948年10月24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25日又接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当天晚上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来电表示欢迎，他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等亦以同学关系来电欢迎并促到任。我对于这个新命，感到十分彷徨。当时我对于华东解放军的情形不了解，自然是踌躇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所最担心的是考虑到指挥上的困难。徐州“剿总”所辖的部队主要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李弥是我的旧部，人颇浑厚，黄百韬也较为踏实，我估计这两个兵团在指挥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向来目空一切，听说在豫东战役，他连蒋介石的亲笔命令都拒不执行。孙、邱这两个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邱清泉兵团又是淮海战区中的骨干。这样，怎能指挥得心应手呢？同时，7月间我在南京开会时，有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雷渊澄（1946年在新疆我就和他认识）曾来我家访谈，他告诉我，他在徐蚌一带住了半年，最近才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他说：“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我们，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对我举过好些事例。我回想起他的话，也成为我踌躇的另一个因素。
综合上述这些原因，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理由，于26日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收回成命，并婉复刘峙及郭一予等。蒋介石于27日又自北平发来一个限一小时到的电报，记得内容大意如下：“某电悉。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唯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这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再也不能说辞不受命的话了。我乃于28日复蒋介石一电，大意如下：“某电奉悉。将此间事务稍加料理后即赴京转徐。唯有一事不能不事先为钧座呈明者，徐州方面以邱清泉兵团为骨干，邱为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如万一将来再发生类似豫东战役的情事，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咎？……”电文发出后，我将诸事料理后，于10月31日率一部分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即在当天晚上接到蒋介石自南京发来一电，原文大意如下：“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第二天国防部也来电正式收回成命。
徐州被围，白崇禧阴谋反蒋
1948年11月6日，华东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新安镇、碾庄地区，截住了西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摆好了聚歼的阵势。中原野战军的一部斩断了蒋军交通中枢津浦的徐（州）蚌（埠）段，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砀山地区实施钳击，割裂了商丘刘汝明绥靖区和砀山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南线徐蚌间的解放军部队，又由南向北，直逼徐州，迫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面迎拒解放军，不敢东接黄百韬。至此，徐州外围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诚如蒋介石自己所预料到的，为中国四大家族的“党国”的存亡所系的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
徐州被围，蒋介石和国防部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迅即命令当时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火速东援。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已在淝河与浍河之间的地区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口袋。
东进的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于11月19日进到南平集附近，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伤亡颇大。黄维以其主力强渡浍河，企图击破解放军的阻击，迅援徐州，但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解放军全部歼灭，给黄维心理上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同时，他们渡过浍河后，发现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知道已钻进了口袋，乃于23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企图退到固镇去和李延年兵团靠拢。解放军乘其混乱之际，猛力合围，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赌棍，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五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很严重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和我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就这样，国防部于11月下旬的一天（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一连以几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两个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他的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体系，干部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他们接到东调的命令后，情绪很颓丧。杨干才对我说：“我们队伍开到鄂西后，大家很高兴，因为靠四川近，现在又要东调，官兵们都不愿去。”我除了安慰和勉励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第十五两军及三个纵队，已大部分到达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的七十九军主力前达了宜城、南漳、保康一带。我命令第二军继续南下，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间地区集结。
大约是在11月27日或28日，蒋介石发来一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叫我和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另由武汉方面转来的电话，也是同样的指示。我即以电话通知尚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来一同走。在下午四时左右王凌云到来了，我们同乘车于当晚到了沙市；等到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一艘小的轮船东下，于30日下午二时左右到了汉口。三时我和王凌云往见白崇禧，我向白汇报了鄂西北方面的全部情况，王凌云汇报了他所率部队南移的经过和到达的位置，还谈了一些关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及徐蚌方面的紧张情形；并商定次日（12月1日）上午由总部通知空军第四路司令部派飞机送我们去南京。
当我们辞出时，白崇禧说还有事要和我谈谈，叫我留下。王凌云走后，白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原先是在会客室谈话），他亲自把门拴上，然后和我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他开始问我：“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我答：“很紧张，很危险。”白说：“是的，情势确实很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我插进一句问他：“总司令看林彪大军是马上就会进关，还是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有一个休整时期再进关呢？”白说：“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
紧跟着白就把话题转到主要方面来了，他说：“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半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我就问：“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样办？”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这样，就把他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低沉地思索了一下，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起而代之，这正是4月间伪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我也站起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他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听了我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第二天（12月1日）上午十时，我和王凌云坐着空军派定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左右在南京光华门外的飞机场降落，真没有想到蒋介石已派了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在机场候迎，因为以往无论是到南京或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去见蒋介石，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官方的接待的。我们同乘着一辆汽车直赴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并且和我及王凌云握了手；这也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像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坐下后，蒋介石就问王凌云部队到达的位置及部队的实力情况，王凌云如实报告。接着我将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和第二十、第二十八两军的开拔情形及七十九军到达位置报告后，蒋介石就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间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关于部队的调运办法及补给等问题，蒋指示说：“等一会儿我告诉顾总长（顾祝同），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的单位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愈快愈好。”从他的态度和言论上，充分可以看出他焦灼不安的情绪。
在飞机场时我就对俞济时说过，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这时，蒋介石就叫王凌云先走，叫我留下。送走了王凌云后，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我就将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和谈话内容，向他报告。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我汇报完了后，蒋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12月1日下午三时，国防部召开一个会，参加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林蔚、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作战运输补给有关的厅长、署长、处长等，加上我和王凌云共十余人，由顾祝同主持，商讨将第十四兵团全部东调的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由老河口空运南京后再车运蚌埠集结的问题，这是顾祝同亲自提出，说是总统指示要这样办的。空军总部方面主管运输的一位署长，就能调用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量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以及每天最大限度能往返的数次等，作了详细的说明。老河口机场没有一点存油，如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则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样多的部队，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接着研讨轮船运送的办法，即是这些部队由老河口、襄樊地区步行到沙市集中，由沙市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换轮运到浦口再转运蚌埠（长江冬季水浅，汉口到宜昌，只能航行较小的轮船，所以要换船）。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记得是赵桂森，但不能确定）说，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第二十八军及第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12月12日才能完成任务；如再运三个军（包括在最后的七十九军），就得要到年底或来年1月初才能运送完毕。由于这样运送的缓慢，会上有人主张部队以急行军的姿态向蒙城前进，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同时在中途可能不断地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就会更耽搁时间，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又有人主张部队以步行和船运两种办法，尽速向武汉集中，并以一部分由火车运输，即是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运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这个意见，暂时保留，俟部队集中汉口后看情况再定。关于部队调运的办法，会议的结果主要是依靠船运，责成主管运输的机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会上还讨论了有关补给及其他的一些次要问题。这次会议从三时开到七时才结束。
晚上八时半，蒋介石叫我和王凌云去见。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派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要督促部队迅即开沙市集结待运。”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白崇禧力阻十四兵团东调
当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刘伯承元帅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九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他。到1948年4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其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而指挥权则掌握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逼走程潜和硬要武汉地盘。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下这一着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有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那时任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那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在东北四平街战役后被撤职，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肯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仅存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兵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便勉强同意调走。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子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还有炮兵团、输送团等，全军有四万人；全系美械装备，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颇强，为蒋介石集团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于12月8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9、10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其亲信干部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12月20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借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白崇禧力阻第十四兵团部队东调，多方留难，最后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是有其深远的目的的。主要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当然，他希望多掌握一些部队作为政治资本的意图也是有的。
蒋介石的几副面孔和一幕丑剧
蒋介石有着各种各样的面孔。在我同他二十多年的关系中，经常见到的是他那种威严十足、凛不可犯的面孔，把自己打扮为一个天生的伟大人物，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认为自己的说话就是“圣旨”。另一种是他那踌躇满志、得意扬扬的面孔，当他取得某种胜利或形势对他有利时，他便会冲昏头脑，乐不可支。例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窃取人民胜利的果实，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游行中，他神气活现，几乎笑得合不拢嘴来。另一种面孔是他逢迎他的后台——美帝国主义分子如马歇尔、魏德迈等的一副谄媚相，充分显露他那崇美媚美的真面目。另一种是事情不如他的心意，或有人触犯他时那种怒气腾腾的面孔，时常指手画脚地骂个不休，有些侍从人员还有被他拳打脚踢的。还有一种是他想利用人时，假惺惺地和颜悦色地敷衍应付的面孔。而我这次到南京，自12月1日到12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七八次，有时常待在一块两三个钟头。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扬扬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12月8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于8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坏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蒋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已被围困于陈官庄附近，从其他方面也已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当天晚上六时半约我和胡琏去吃晚饭，在座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去了。我们待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
当1949年12月19日我率残部直逃到西昌去，被解放军追上，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如果我竟然为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武断、最专横的大独裁者而效死时，将会遭到世人如何的诟骂，并给予我的子孙以莫大的羞辱！十年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使我得以认识真理，明辨是非，并得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实在是我这一生中不幸的大幸。
除了上述的几副面孔外，在这一期间，我还看见蒋介石对人民的切齿仇恨和他那凶狠残忍的面孔。那是在12月6日的下午。那天正午，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我，叫我于下午三点到光华门外空军总司令部王叔铭的战斗指挥所去（那时王叔铭专指挥空军对解放军作战），我按时到达。几分钟后，蒋介石就来了。在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里，中间摆着一个大沙盘，按五千分之一的比例，把双堆集周围的地形和双方的态势，就沙盘上标志得很清楚，这是经由空中摄影放大出来的。室内还有几十部电话机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王叔铭将空军侦察所得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同时他说到凝固汽油弹的威力（据王叔铭说，这种凝固汽油弹是中国空军总部一个技术员发明的，由美国大量制造出来），可使每一个村庄化为灰烬。蒋介石听了，立刻从忧郁的神情转变为兴奋凶狠的面孔，连声说：“好，好，应该大量投掷，连共军后方一带的村庄都要投掷，这样，可以大量杀伤他们，使他们的补给发生困难。”同时我还听说蒋介石和胡琏商谈过施放毒气的计划，因受条件限制而未能实施。这充分显露了这个大屠夫的狰狞面目。
登楼密谋和迫蒋下野
我于12月14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所楼房里。大约是17日或18日的早晨八时左右，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来了”（即白崇禧），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
他引我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态度，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做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至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所以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那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的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亦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并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1949年1月21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伪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
（宋希濂）
四、李宗仁上台，蒋桂矛盾激化
新桂系于1929年被蒋介石打败以后，局处广西一隅，然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交替上演，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前后，矛盾激化，争斗达于高潮。1948年年底，白崇禧利用淮海战役胜负未决的时机，迫使蒋介石又一次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位，桂系又一度名义上掌握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政权。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过程中是策划人之一，后来又是李宗仁所派和平谈判代表之一，现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追记于下。
我在选举前的活动
我作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参谋长，首先就要了解一下选举前的形势；其次，就我的可能，分头拉选票。
当时，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共有六人，除李宗仁外，孙科、于右任、程潜都是国民党内的；此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中国青年党没有人参加竞选。中国青年党所以不参加竞选，第一可能因为没有钱，第二因为参加竞选最后也是毫无希望的，倒不如把属于它的选票作为买卖待价而沽。莫德惠和徐傅霖也明知没有当选的希望，也许是应邀出来做陪客，凑成民主的场面，来骗骗美国主子；再则，选一次不行就退出，它的选票就更可抬高市价。因此，他们的选票就成为李、孙、于、程争取的目标。因为李、孙、于、程都有自己的基本力量，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肯轻易放弃机会。
我首先去拜会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他们与李宗仁和我都熟识，余家菊更是我的旧同事。他们对李宗仁表面上是称赞他北伐时期的功绩，抗战时期台儿庄的胜利和他为人的爽直老实，没有官架子。但他们也搬出一套政治主张，所谓“责任内阁制”，希望李宗仁当选后赞同他们的主张，不要使蒋的总统制集权得太厉害，似乎答应有条件的帮忙。他们要待价而沽是可以想象的。我也去拜会徐傅霖。他也是竞选人之一，要他帮李宗仁的忙，岂不是当面奚落他吗？但他很老实。他说：“所以出来竞选，无非是凑凑场面，等选后再看吧！至于民社党的选票，以后投向哪一个，要由代表自己来决定。”他的这个答复倒是圆滑周到。
我还通过刘哲拉东北的票。刘哲以前同我是四方桌子上的朋友。西安事变时，我同刘哲、莫德惠、王维宙一起乘飞机去太原找阎锡山，想跟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放出来以便“团结抗战”。当我向刘哲拉票时，他说：“东北的情形很复杂，就是柳臣（莫德惠的别号）也不能得到东北的全票。等初选后看情形如何吧！但你还要作其他方面的努力。”
作为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我不得不放下面皮来为他拉票，有些明知是钉子也只得去碰。洪兰友是国大代表会议的秘书长，是CC的骨干分子，是帮会的次等头子（杜月笙的徒弟）。我明知他决不肯帮忙，而且是站在相应的方面，但我还是去拜会他请他帮忙。他未能当面拒绝，只好拿一番虚假的话来敷衍我。
有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也想挖挖孙科的“墙脚”，搞些广东的选票。我就去找张发奎。张发奎虽然过去同我们打过仗，但后来又和好了，同他一起去打陈济棠，出师湖南（即所谓援湘之役）。他的第四军屡次失败，都是驻广西休养整理。他同李、白合作很久，总有一些感情。李为他的旧日上司（李宗仁做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他当军长），他一定帮助李。我说明了来意。他开口就说：“季公，请你原谅，并请报告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德公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即我是广东人，要投广东人的票。其他如薛岳、黄镇球都是一样，你不要同他们说了。”这个莽张飞说话真痛快，开门见山，没有半句敷衍的话。我不能再说什么，只说我体谅你，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有呢！
我又去见山西、绥远代表的领头人梁化之。李宗仁对我说过，阎锡山已经答应帮忙，但为表示礼貌起见，不能不去拜会他。我在抗战时期在山西当第二战区副长官时就认识他。他见我时很客气，口称副长官何必太客气，这事阎百公（锡山）已经吩咐过，我们一定照办。请副长官放心吧！但事后知道，阎锡山玩了一个两面光的手法，把晋绥的选票分作两下，两边各半，都不得罪。
除我奔走活动外，当然李宗仁也亲自出马，白崇禧也分别活动。李宗仁以候选人的身份，在南京、上海各种场合上发表竞选演说。他在南京的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在那里作竞选演说，拉选票。其他的竞选者也同样做，而以孙科做得比较像样（以龙门酒家作大本营）。当时南京有句话：“安乐龙门，代表最盘桓。”
白崇禧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回教协会的会长，他在暗地里活动，以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为对象。他的老婆马佩璋以回教身份对马鸿逵、马步芳的老婆进行内线活动。但真正清真的人内心里都认为白崇禧是假清真。的确，他当了回教协会会长，才不食猪肉、狗肉。马鸿逵、马步芳和我们同席，虽然是清真馆办的酒席，他们是从不举箸的。
变被动为主动
在竞选前活动紧张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副总统候选人要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个人。这个传说可能是孙科方面放出来的，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李宗仁和我知道这个消息，等于当头泼了一盆冰水。我们虽然反对国民党中央提名，但提不出理由来。中常会过几日就要开会讨论，若那时果真提出，我们都不是中常委（都是监委），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呢？
我想，六个参加竞选的人，除孙科外，没有不反对的。要联合起来反对，不但理由不充分，而且联合也有困难，时间更是迫不及待。李宗仁也未必有反对中央提名的勇气。我想了又想，这也许是蒋方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如果反对的浪涛不大，就真的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如果大家都反对，也就不提了。这是一个斗争的重要关键，我怎能等闲视之呢！
我根据上面的判断，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我的计划就是直截了当反对由中央提名，否则广西和安徽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我还考虑过，这样一来，要么取消中央提名的拟议，要么就真正破裂。如果没有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参加仍然选出了副总统，我们就公开表示不承认。那时，不但蒋介石难以下台，而桂系反蒋的旗帜岂不是又高高地举起来了吗？这对桂系是有利的。我同李宗仁说的那句话，要么失败的成功，岂不是兑现了吗？
我又想，这个计划，如果事前同李宗仁商量，他未必同意。何况，据我估计，那时的安徽代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倾向于蒋方的，即广西代表也有极少数是倾向于蒋方的，因此行动起来未必能一致。但是，我认为打出两个省的旗号，还是可以起到恫吓作用的。此外，于、程、莫、徐必定也是共鸣的，可以为我声援。这样，国民党中央就不能不考虑了。
我的主意既定，遂于某日的下午三四点钟坐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吴、陈都不在，我就找副秘书长郑彦素。他说：“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出去了。季宽先生有什么事？如不是必须当面说的话，对我说也是一样。”我马上告诉他说：“既然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不在，对郑副秘书长说也是一样。”接着，我问：“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是吗？”不等他回答，我又说：“如果是真的话，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再参加选举。我要见吴秘书长和陈部长，就是要说明这两句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如回来，请郑副秘书长转告他们。”他听了我的话很吃惊，说：“我不知道有中央提名的事呀！季宽先生哪里得来的消息？”我说：“南京城里传遍了，何必问哪里得来的呢！”他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吴秘书长、陈部长，把季宽先生得来的传说和意见告诉他们。”我离开中央党部回到方家巷李宗仁公馆，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李宗仁。他说：“对呀！我正想找你商量。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如果中常会开会，他们提了出来，我们就来不及了。”他又说：“中央提孙科，各方面都反对。你来这一下，我想他们就不敢提名了。”
我那时住在南京树德里四号，是我当国府委员时由国府拨给我的“官邸”。我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这所“官邸”是作为每星期来南京开会时歇脚的地方。汽车也是国府临时派来的破旧汽车。我这所“官邸”素来没有什么要人来访。次日一早，仆人就送上吴铁城、陈立夫两个大人物的名片，不久又送上余井塘（内政部长）、洪兰友（国大秘书长）两人的名片。我想，昨日那炮打得真准，把他们都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在那卧室兼容厅里接见他们。大家见面后，吴铁城首先道歉，说：“昨日不在中央党部，有失迎候。”接着他又说：“季宽先生昨日对郑副秘书长所说的消息，都是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党内团结而散布的谣言，希望季宽先生不要轻信。立夫先生和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绝没有中央提名的事，希望季宽先生以党国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团结一致，使国民代表大会顺利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陈立夫接着说：“这次国大的召开，是经过同共产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得来的，共产党无时不想设法破坏。季宽先生过去在地方工作，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经过，这次国大是行宪的开始，除了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外，重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意志进行‘戡乱’。现在‘戡乱’军事正在进行，如果我们内部闹分裂，这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陈立夫的这番话固然是骂中国共产党，也是骂我和桂系的。我不与他们辩论，只是说：“我只希望副总统能按照宪法自由竞选，既然你们各位保证中央不提名，我还有什么意见呢！”树德里的房子，汽车是开不到门口的。我笑着送他们出来行了一段路。我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许多辆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样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是对不起。”我说：“没有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大家一笑握手相别。这就是我当头一个空炮得来的效果。
再一次以退为进
大约是1948年4月23日，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希望一下就当选，但开票的结果，李宗仁得了七百多票，独占鳌头，以下是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但是李的票数距法定（三分之二）还远得很，不过“小考”做了案首，也是大考得中的好兆头，他心中很高兴。
依法还要再选。照规定只有前三名可以参加。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的选票，就为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争夺的目标了。那些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助选的人，不是去拜访落选的本人或助选人，就是直接拜访他们的代表，请把他们的票投在自己拥护的人名下。但是尽管你怎样拉拢，那些票却分到三方面去了。所以再选的结果，仍然是李宗仁、孙科、程潜的次序，就不得不进行三选。三选仍没有得到法定的票数，还要进行决选。按照规定，决选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了，不要够法定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比较的多数就当选了。这是最后的一关，彼此无不全力以赴。而蒋介石为支持孙科，也就露面出动他一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票。宋美龄宴请那些女代表，及那些地方上掌握军政大权的太太，要她们投孙科的票，或用她们的关系为孙科拉票。我也当然要努力争取，半夜里到各大饭店敲代表的房门。有些代表已经睡了，起来见我，我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都是睡眼惺松地向我敷衍几句。我由中央饭店出来，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还碰见吴铁城、陈立夫和另一些蒋方的人。大家见面，只是点点头，彼此各做各的事。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对李宗仁私人攻击的传单，说什么“戡乱不力”、“台儿庄胜利是假的”等等。我回家想了一夜，认识到蒋方这样出力为孙科捧场，是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能做出来的。我们同他们硬碰下去，不但副总统选不上，还会弄得一身脏。因此必须定出个计划，使他扑个空，然后向他反扑，这样才可能成功。
次早9点多钟，韦永成来看我。韦永成是李宗仁的表亲，又是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介卿的女婿）。他把所知道的情形告诉了我，比我所知道的还详细。他说：“他们（指蒋方）还准备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尤其是要把李宗仁老婆郭德洁作为攻击中心，说她在北平贪污要钱。还要以‘戡乱’不力或通共的大帽子套在李宗仁的头上。”他问我怎样应付。我说：“你说的与我所知和所想的一样。我正想把我的计划同你商量一下。”
说起韦永成同蒋小姐结婚也是很有趣的。韦永成虽然是广西人，但年轻时长得很美，是广西的潘安。据说他俩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蒋小姐主动地追求他，但韦永成却待价而沽不肯答应。蒋介石的老兄蒋介卿（蒋介石的异父同母兄，曾做过浙江省政府委员，蒋介石相当敬重），也不肯把他金枝玉叶的女儿轻易嫁给一个广西佬，但蒋小姐则非嫁韦永成不可。抗战时，韦永成在安徽做厅长，蒋小姐竟然从上海经过沦陷区到安徽同韦永成结婚。一向对立斗争的蒋桂两方，竟攀起亲来，两方都想利用这个婚姻关系刺探对方的内幕消息。但双方都对他们俩警惕。这次韦永成向我报告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因为蒋小姐和她二哥纬国很好，也可能是蒋纬国透露出来的。
我对韦永成说：“照此情形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还要弄得一身脏。我主持竞选的时候，就总结了两句话：要么成功的失败，要么失败的成功。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最后是要失败的。但切不可等最后失败才收场。好在四个回合的战斗我们已胜三回合，就此退出战场，我们岂不是仍然是胜者吗？何必再打没有胜利希望的回合呢！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又怎样收场呢？文章就更好做了。”韦永成很同意我的办法，我就邀他一同去到白崇禧的公馆，并请李宗仁来商量。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他们（指李、白）都愕然，尤其李宗仁极不赞同。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指蒋方人员）的行动或放出的空气所吓倒，各国的竞选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最后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他说话时有些气愤。我说：“打牌（麻将）我是老手，往往前三圈赢了，第四圈输得精光。我第三圈站起来不打了，也不收人家的钱（照例不打完四圈是不能收钱的），我岂不是赢家吗？何必打完四圈又变成输家呢！”他说：“打牌为了赢钱，竞选为了当选，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你打牌的时候肯这样做吗？”我说：“打牌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四家是约定要打四圈或打八圈、十二圈的。中途退出，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否则其余三家就不答应。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呀！你退出了，我们的代表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呢？老蒋、孙科怎样收场呢？这就是我的妙棋。”
白崇禧起初也不同意，只在旁边摸着下巴，一面想一面听我们的辩论，一言不发。当我说到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那段话时，他也同意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似下棋一样，将他们几军，缓和一下局势，虽然将不死，打乱他们的阵脚，办法就好想了。我同意宣布退出选举。”
桂系的事素来都是三头会议决定的。黄、白同意了，李没有不同意的。但这回是例外，李宗仁仍不同意。他说：“煮熟快到口的饭不吃，还要等什么？你们要知道那些轿佚佬（指所有助选的人和我们方面的代表）是等着要吃饭的呀！”我说：“退不退出，德公作决定。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不采用，我就趁十一点钟的快车去上海不管了。横直明天就见分晓，不论胜败我都不愿看见，免得神经紧张，血压又高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要回上海去休息。”李宗仁见我如此，连忙说：“忙什么，等我考虑考虑。下午还要约我们的干部来谈一谈，听取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不能光由我们三人完全做主呀！”他这几句话倒很有道理，我只好留下来。李要韦永成分头打电话，要桂系的重要干部下午三时到白公馆来开会。
当日下午3时（大约是4月二十几日，我记不清楚），在南京白公馆里，桂系开了紧急的秘密会议。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个头子主持之下，如黄旭初、李品仙、夏威以及主要的骨干都到会。首先是听取各方面关于竞选的情报，那些情报都反映蒋介石如何全力支持孙科，与以前三次选举的情况不同，对我们不利。其次是我把退出竞选的计划加以说明。会上议论分歧，而李宗仁仍坚持要参加决选。他说：“最后的决战不参加就自行退却，岂不是自己认输了吗？不管胜或败都不退却，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得到。退了出来，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李铁牛（李宗仁绰号）仍然是北伐时期打仗的方法，一味向前猛冲。我说：“德公！这不是战场打仗，就是打仗，有时候也要退一下，才能反攻胜利。”于是我举北伐时期第七军攻占南浔路上的德安为例，说明孤军深入，眼看要被孙传芳包围歼灭时，连忙退到箬溪，吸引孙传芳的一部深入，反把它歼灭了，然后仍然占领了德安。接着，我说：“打文仗也是一样。你同人家抢副总统这把交椅，你若死抱着不放，手脚都被人家封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最后交椅仍然被人家抢去。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暂时放手，等他扑个空，然后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椅子就有可能抢到手。我要你退出，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正好借着这个题目好做文章。”（当然我以前说过失败后就回桂林或到香港反蒋的话，并不敢当大众讲。）
我这番话讲完之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我就起立拿着帽子，说要趁十一点钟的夜车去上海。白崇禧连忙把我拦住，说：“季宽的话是有道理的。蒋方的确使用全力支持孙科。三选彼此的票数相差有限，若再加上蒋方的压力，则孙科反败为胜是可能的。我们决选是很难胜利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将蒋方的压力打退，退出是一个办法。但以后怎样办呢？仍要靠季宽在这里策划。你（指我）决不能走。这是我们团体的胜败问题，你能不管吗！”
本来会场上是赞成和反对各半的，白的话一说，就几乎全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李宗仁仍然默然不做声，会场顿然静下来。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两种传单，一是对李宗仁人身攻击，说他的老婆郭德洁在北平如何贪污，用金钱收买代表；一是攻击李宗仁“戡乱”不力，还说他在竞选演说中提出一些同共产党一样的口语。静默的会场又紧张嘈杂起来。李宗仁终于同意退出了。他问怎样退出有利呢？总要做出一个名堂来给对方看看，不能无声无息地退出呀！他说完了这几句话，把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大家。
大家于是商议，决定由李宗仁以候选人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这信由黄雪村和邱昌渭起草。信的主要内容是：“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这封信一面送大会主席团，一面送交南京各报登载；并立刻分头通知我方代表明早概不出席，还派一些人到会场门口做纠察，劝阻那些来不及通知的代表。
这事决定之后，已是午夜两点钟了。李宗仁很不愉快地回他的公馆。事后，据说郭德洁知道退出竞选，就放声大哭起来。她说：“用了这么多的钱，眼看就要到手的东西，为什么又自动放弃呢？是谁出的坏主意？”郭德洁素来是热衷于做副总统夫人的，而且还希望将来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位总统夫人。在竞选时，她的确也尽了很大的力。李宗仁忽然放弃竞选，她怎能不伤心痛哭呢！
我回到家里倒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似已经得到胜利那样。次晨八点钟，我还打了一个电话给孙科的助选人。我说，李德邻已经放弃竞选，没有人同孙院长竞争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我的用意是，如果他知机的话，就不用自己到会场去扑空，这样岂不是我们的计划更完满了吗！殊不知他竟然去到会场，看见代表的席位疏疏落落，只有他自己方面的代表，不足法定的出席人数，不能选举。大会主席团见此情形，只好请示蒋介石宣布暂时停选。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成为当日（25日）全国各报最重要的新闻。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我们于25日晨2时才决定罢选计划，对各方发出通知已是三点多钟了，25日清晨就弄得举国皆知。事情闹大了，国大怎样收场呢？而且也牵涉到蒋介石大总统身上，老蒋又怎样下台呢？这问题旁人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蒋介石当日（25日）就召见白崇禧，说明他并没有袒护、支持任何一方。他把那些谣言和传单都说成是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我们党内团结的东西，说一定要追究，要白崇禧劝李宗仁仍然参加决选。白崇禧也就顺风收帆答应了。不知是否得到老蒋的许可，他把老蒋的话向报馆记者发表了。这一下就等于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老蒋啼笑皆非。
大会延到4月29日进行决选。有了三天时间，我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于是，我趁着这个风波进行“挖墙脚”的工作。浙江，人们一向认为是CC坚固的堡垒，是不易攻破的。我在竞选开始的时候，虽然做了一些拉拢的工作，现在趁老蒋表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时候，我再做一些工作。浙江的国大代表绝大多数是我熟识的，而且许多做过我的部下。我在浙江做了十年的主席，彼此相处也不坏。更有些人以为我做过两次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次，自然乐于同我接近，投李宗仁的票。据事后所知，浙江代表投李宗仁的票就有三分之二。李宗仁当选后，陈布雷集合浙江代表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孙科继胡汉民之后一直当立法院院长，并以太子的身份组织三民主义学会，网罗一些社会人士，在这次竞选中除蒋介石给以支持外，旧立法委员的大多数是支持他，为他竞选奔走的。以前有些进步人士想推动孙科同蒋介石对峙，以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素以继承孙中山自命，他见孙科这样，就想极力支持孙科做他的副总统，使蒋、孙成为一体。我去挖孙的墙脚，是通过旧立委谭惕吾找另一个立委于振瀛谈话。我向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我很佩服，但是现在蒋、孙合一了，你们捧孙做副总统，岂不是反而增加蒋的反动力量吗？我这段话把于振瀛说动了。我又向他说，陕西方面你是有影响的（他是陕西人），请把其他方面的票也拉过来。他答应了。他并说，山东代表唯王法勤的马首是瞻。旧立委范予遂是王法勤手下的大将，他也是进步的。于是又通过于振瀛去向范予遂拉山东的票。我这样一“挖”，虽然不能确知挖得多少票，想来可以抵消蒋方施加的一部分压力。蒋介石口头上宣称不支持任何一方，但他暗中仍然有压力，李宗仁失去一些票也是必然的。
罢选后的第二日，程潜的助选人贺耀组（贵严）到我那里，见面就说：“这着棋很厉害！是你出的主意吧？”我说：“这盘棋眼看就要输了，只能猛将几军打乱对方的阵脚，再想妙招。”他说：“将得好！你们的文章好极了。”这时程潜已没有参加决选的资格，我便趁机请贺帮忙，把票子拉过来。他说，情形很复杂，他不能单独做主。他介绍我去找邓介松、邓飞黄。
按宪法规定，三次选举都没有人得到法定的多数选票时，就要进行决选。决选时，只有第三次当选的票较多的前两名能够参加，也就是只有在李宗仁和孙科两人之中进行决选。因此，李孙双方无不全力以赴。我们得到四天的准备时间，感到更有把握了。
决选那日，我打开收音机听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派代表就来一阵掌声；唱李宗仁的票，李派代表照样也来一阵掌声。此起彼伏，成了会场悦耳的旋律。起初，彼此票数相差不多，到末了，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孙科及其代表知道大势已去，也就相率离开会场。李宗仁及其代表则在会场更加活跃，直到将选票唱完为止。
结果，李宗仁共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比较多数（孙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了。李宗仁夫妇当即坐车到蒋介石那里去表示感谢，并且还说以后一定追随大总统之后进行“戡乱”，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蒋只是说“好，好，好”，也向李宗仁道喜，并且说我们大家今后共同努力为党国服务。
白公馆（李常在那里会客和决定重大问题）自然贺客盈门，应接不暇。我随后也到那里向李宗仁道喜。我说：“好险呀！相差只有一百四十三票。如果不是罢选，把老蒋的压力松一下，多得几天准备工夫，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即以今日的票数来看，老蒋的压力并没松了多少。主要是在陕西、山东、浙江拉得一些票子来补上。”李宗仁夫妇自然是春风满面，那班抬轿佬也喜气洋洋，好似马上就有什么好处似的。而我呢，辛苦了若干日子，希望得到什么呢？我当即回上海休息，也再没有人阻拦我了。
李宗仁夫妇当晚也到孙科家里去慰问。据说这是美国佬竞选胜利者的作风。可是孙科风度不够大方，不肯出来见面。他的代理人说，孙院长很疲劳，到陵园休息去了。
或有人问，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究竟用了多少钱？我答不出确实数目，因为用钱的事，我不经手，经手人是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传说一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即金子一万多两），都是由广西和安徽两省供给的，安徽省出了大部分。一万多两金子在那时约值现大洋一百多万元，合金圆券就不知多少亿了，这在中国那时是个惊人的数字。孙科用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他有老蒋做后台，不用自己掏腰包。各竞选人所花的钱，或请客或送代表们川资旅费，虽不见得像曹锟那样每张选票有一定价钱，但也够肮脏了。
当大总统、副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据说李宗仁曾问典礼处着什么服装，典礼处没有肯定地答复。届时，大总统着起长袍马褂，显得很斯文的样子；而李宗仁则着上将军服（也许李没有长袍马褂，准备来不及），的确像一个大副官，形象十分难看。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后，蒋介石照例邀那些国府委员一起照相留念，但有些委员觉得前途茫茫，都不来参加，景象很是凄惨。
蒋介石开始向桂系反扑
蒋、桂在竞选副总统的斗争里，蒋介石被桂系打了一闷棍。这一棍表面虽然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他怎能就此善罢甘休，因此随即向桂系反攻了。
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是一个糊涂蛋，蒋方就集中火力向他进攻，不但说他贪污舞弊，还说他挖掘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他们不但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而且由监察院提出弹劾动议。李品仙托病躲到上海。白崇禧也到上海。一日，白约我谈话。他说：“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说。“不见得吧！”我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戡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在这同时，老蒋也指使办《东南日报》的CC中坚分子胡健中来见我。他把李品仙大骂之后，对我则表示欢迎。他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此外，以前任浙江省府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地方人士的身份（李系皖人）劝我去，都被我谢绝了。蒋的毒计乃不得售。
果然不久蒋介石就用夏威（广西佬）接替了李品仙。老蒋这次反攻的计划，只算实现了一半，他哪肯就此罢手呢！
夏威（桂军的兵团总司令）也是一个投机分子。有一次深夜，在白崇禧的公馆里，他邀我单独谈话。他说：“蒋的江山看来是保不住了。我们是愿做时代的渣滓，随着洪流沉下去，还是自己找条出路呢？”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随俗浮沉，得过且过。”他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老长官，是四十年的知己朋友，所以把心里话对你说。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那时的确心中无数，只是一心一意和蒋介石捣乱，把蒋搞倒了，自然有我们的天下。副总统的竞选后，我疯疯癫癫任性跳舞吃喝，一事不理。我反问他：“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没有。只是同你谈谈，大家想想办法。”他这番话想来也同李宗仁、白崇禧谈过，可能遭到他们的冷待。不久，蒋介石把夏威的军职解除，调任安徽省主席，改以李宗仁的小同乡张淦继任兵团总司令。
1950年我到上海，见到市长陈毅。在谈到夏威这个人时，他也认为是言而无信的。据我所知，夏威是通过他的老婆陈明皓和他的参谋处长崔坚，同解放军进行秘密联系的。陈、崔到上海，常在我家出入，形迹诡秘。夏威的言论和行动，自然不能逃过蒋方特务的耳目。蒋也定有所闻，因此就借攻击李品仙，也把夏威的军职解除，既撤换了李品仙，又解除了危险，塞住了桂系的口，真是一箭三雕。
二、古人有句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宗仁的副总统是国大代表选出来的，蒋虽不中意，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矛头转到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身上了。这里先把白的国防部长来源说明一下。
抗战初期，白原是军训部部长兼副参谋总长。大约是1940年调桂林行营主任，几乎长江以南都归他指挥。白崇禧素以广西的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的创始者自诩，作为重庆南方屏障的桂林行营主任，自然非他不可了。不料日本侵略军自长沙岳州会战失败后，转由海道在北海登陆进占南宁，白乃仓皇调兵堵击。他大吹其斩蛇战略，迟早要把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广西境内消灭。但日军不仅占据南宁，并且伸到宾阳路上的昆仑关。蒋调集精锐部队，加以苏联的空军，作了桂南大会战，仍不能击退日军收复南宁。蒋因过信这位小诸葛谓各军作战不力，虽将粤军军长叶肇囚禁枪决，而各军仍认为桂林行营主任事前毫无准备，广西民团毫无作用，使白崇禧的虚誉扫地。蒋不得不将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作为江南的军事联络机构，以战地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任办公厅主任，而实权则操在副主任林蔚之手。后来桂林沦陷，军委会办公厅亦不存在。这时蒋正要仿照美国制度将军政部改为国防部。蒋对何应钦早欠信任，而陈诚又资望太浅，乃将何应钦升为空头的中国陆军总司令，想要李济深任国防部长。蒋提出的条件是立即开始准备“剿共”内战，但遭李济深拒绝，回到他的老家大坡山闲住，实际则是联络各方人士进行反蒋。
蒋又以同样条件征求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因他有1927年“四一二”反共的渊源，一拍即合，于是重要的国防部长就落在白崇禧的手里。记得1947年的一个晚上，我同他谈（有韦永成、程思远在座）反蒋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合作时，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是汉曹不两立的。”他说罢站起来就走了。以后，我再不同他谈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问题了。
1948年6月1日，蒋介石突然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并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部长。这一下把小诸葛气坏了，坚辞不干，赌气走去上海。白崇禧做国防部长是由于他答应合作进行“剿共”的，以为蒋能言听计从，可以充分发展他的才干了。但蒋无论对外或对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更加以陈诚又是蒋的灵魂，事事与白作对。因此，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仍然是一个空头官，不为蒋所重用。白曾对我发牢骚说：“东北四平街战役，如果肯照我的计划乘胜直追，占领哈尔滨，就可把共军根本击败。”白对蒋的其他措施也多不满，加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他也极其卖力，当然蒋的第二个打击目标就轮到他的头上了。白崇禧被任为“华中剿总”，他坚决不干，到了上海，也使桂系内部发生混乱。郭德洁固然扬扬得意，而白崇禧的老婆马佩璋则是满口牢骚，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彼此互相攻讦。
在选副总统之前，蒋的某些重要会议或宴会，我也有份参加，好似仍是他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在那以后他就不理我了。端午节，蒋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午饭。在座除他夫妇之外，只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连我共是六个人。我很诧异，心想这样的家庭式的便饭，为什么也要我来参加，可能又有什么为难问题要我跑腿了。吃午饭时，蒋很客气，他素不饮酒，可这次却举杯向我们敬酒，视节日快乐，这在他是少见的。吃完了午饭，他对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我问他派人去劝过没有，他说：“礼卿先生（吴忠信号）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我答应晚上坐夜车去上海。他说：“经国有专机飞上海，就与他同机去好了。”说完，我就同蒋经国一起到南京军用飞机场飞去上海。
我在机上想，用什么话来劝白崇禧呢？难道还有比吴忠信更能代表老蒋说话吗？难道我还用“党国为重”、“戡乱”为重那套话来劝他吗？我答应老蒋时就想到只有用相反的话，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才能说动他。白崇禧到上海十多日，蒋就暗示上海市长吴国祯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来捧他，请他吃酒看戏。他在虹口有大公馆，在沪西还有别墅，真是快乐极了。”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我就打电话约白崇禧来我家里谈谈。他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我说：“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于是他来到霞飞路我的家里。
一见面，他就说你的来意我知道。你想想，陈小鬼（陈诚）同我是死对头，他在中央当国防部长，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指桂系）吗？先整了李鹤龄，这回轮到我了。他还引了一句“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的古话。我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他很惊异地望着我。我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我见他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我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他对我这些话听得很入耳，小诸葛的决心也下得真快，他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
白回到南京，蒋当然高兴。白就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职权和区域，而最重要的则是华中“剿匪”总部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长的节制。这样，他就摆脱了陈诚（国防部长）、顾祝同（参谋总长）两顶帽子。这是他跑到上海撒娇半个月的最大收获，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蒋介石素来是爱直接指挥作战的，白崇禧这样的要求正合他的脾胃，所以他也不管破坏什么制度竟然答应了。这一出戏足足唱了半个月，6月16日白崇禧飞汉口就职。
蒋介石被迫下野 李宗仁代理总统
1948年12月25日，上海忽传武汉方面白崇禧发电致蒋，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再行和平谈判（原电我未看到，据说语气尚和缓）。这无异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据说蒋接电报后匆匆地开了一次紧急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他要回溪口休息，也即是要下野的意思，当日就飞回溪口去了。蒋所以采取这个步骤，不外乎是没有弄清白崇禧的底细，怕白单独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以致影响淮海战役。其时淮海战役正在胶着，胜负未分。如蒋胜了再收拾白崇禧和桂系，易如反掌。他在溪口和在南京一样，都可直接指挥部队。当时指挥全军的参谋总长是他的亲信顾祝同，他所倚靠的空军总司令则是他的同乡亲信周至柔，国防部则是他最亲信的继承人陈诚，他回溪口也就十分放心了。
我在上海得知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同白崇禧的历史关系，白去汉口就职是我劝驾的，他这次的举动难道我不知道，不是共同预谋的吗？说老实话，自从我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没有同他通过信和电报电话。现在我说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日的蒋方人员呢？在那几日内，我真是像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到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怕的是蒋方特务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抓起来马上杀了。但是随后一想，躲是躲不住的。上海公安局长是我在浙江时候的保安处长宣铁吾，他手下的特务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我这彪形外貌和我在上海的行径都是他们所熟透了的。这样一想，我又安心回到自己家里，听天由命等候他们摆布吧。
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我去南京，说有要事商量。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就回北平办理行营的结束，只是阴历八月中旬约我同去游西湖，并同到海宁观潮，从未谈过什么政治问题。我对南京，尤其武汉的情形，都是茫茫然的。当时我想，在上海固然不安全，去南京更是危险，但又无法逃出蒋方特务的魔爪。他们如要杀桂系的头目，就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于是我就毅然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这大约是1948年12月二十八九日的时候。
我到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我问武汉情形，他也不甚清楚，只是说：“蒋回溪口去了，表示要下野，指定我暂代总统。他临走又指定张群和吴忠信同我商谈他下野后的善后问题，所以要你来一同商量。”我心里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大有文章，不可不注意。
张群、吴忠信来了，他们代表蒋方。李宗仁和我代表桂系，成为谈判的对手。吴忠信首先提出文告的字眼问题。他主张用“暂代”两字。他说：“蒋总统因身体的关系暂时离职，随时可以复职的，只能算是暂代，连代理的字眼都是不相宜的。”而李宗仁则至少要得到“代理”两字。因为“暂代”与“代理”两个字就往返磋商了好几天，并未解决。其他问题尚未提出。据我所料，最重要的是淮海战役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中途更换他的亲信军政大员。
这时，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被包围的蒋军无法获得支援。蒋出动全部空军空投接济。他还亲自飞到前线上空同那些指挥官讲活，要他们努力突围。那时，从早到晚每隔十多分钟就有一架蒋机起落，南京上空飞机往来不绝。而李宗仁公馆每日都忙于蒋下野后的谈判。我心里想，万一蒋军胜利，谈判也就停止，李宗仁和我及桂系的一些头目都要成为阶下囚了。我时常想离开那个危险地方，但又有什么方法呢？
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尚未完全成功，双方正在拖着不能解决，也着急了。大约是1949年1月2日他打电报来，邀请张群和我到他那里谈谈。他邀我们去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张群对蒋为他解释“有电”不过是暂时为挽救危局着想，并无心同中国共产党勾结；二是因为同我久不见面，当面谈谈有什么好的对策。这正符合我要设法离开南京的目的。我同张群坐“自由”号飞机前往汉口（因那时宁汉陆空已停航）。白崇禧对张群自有一番敷衍应酬的话。张群在汉口住了一夜，次日乘原机回南京。白留我暂住汉口。
（黄绍竑）
五、白崇禧逼蒋下台的前前后后
1946年初夏，白崇禧踌躇满志，就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一职，由陈诚担任，白虽然名义上是一部之长，实权陈诚在握。
国防部包括“部本部”和“参谋本部”两大部门。前者是部长的幕僚机构，后者掌握有关人事、军事情报、作战、后勤补给、编制、训练等方面，参谋总长直接向最高统帅蒋介石负责。陈诚以“天子得意门生”自居，骄矜自大，飞扬跋扈，根本不把白崇禧放在眼里。陈诚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蒋的嫡系部队，对于桂系等其他部队，则克扣留难。不但如此，即使在国防部里，参谋本部的待遇也优越过部本部。例如前者可以领取各种津贴，而后者无份；参谋本部人员的汽车用油可以不加限制，而对部本部的用油量却卡得很紧。甚至连白崇禧公馆的应酬、请客、招待外宾等项开支，陈诚也要插手干涉。白崇禧对待陈诚，表面敷衍，背后经常对陈大发雷霆，攻击毫不留情。
1947年台湾省人民爆发二二八起义后，3月17日到3月底，白崇禧曾在台湾进行“宣慰”（实际上是镇压）。在此期间，蒋介石特务向蒋的侍从室打了报告，说是白部长不在南京期间，到雍园（白的住处）找刘仲容的人很多，有时深夜集会，其中似有共产党人。白崇禧回到南京以后，就派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明，结果并无实据。白崇禧对于蒋介石特务居然搞到他的头上感到恼火，要我清查一下在他住处周围的情况。调查结果，雍园四邻往有：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白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白崇禧得知这一情况后，简直吓了一跳。有一天，白对我说：“这帮人惹不得，你到上海去住一段时间吧。”白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当时都在上海念书，他要我去上海照管他们，这样我就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到了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的时候，陈诚由于在东北行辕主任任内打了败仗逃回南京，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辞却总参谋长职务，由顾祝同接任。在开会期间，白崇禧作了“剿共”的军事报告之后，由一部分东北“国大”代表带头，立即集中火力打击陈诚，强烈要求“严惩陈诚”，杀陈诚以谢国人。谁都知道，打击陈诚也是打击蒋介石。陈诚满腹愤怒，溜到上海，他对新闻记者说：“没料到我未当共产党的战犯之前，竟成为国民党的罪人了。”不久，他就以养病为名，从上海去台湾了。
在“国大”开会期间，还演出了副总统竞选的闹剧，李宗仁是这场闹剧中的主角之一。尽管蒋介石对他施加压力，李宗仁终于获得胜利，这更引起了蒋桂之间新的冲突。是年夏，国防部改组，由何应钦继白担任部长。不久，发表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白不就职，带着家眷住在上海。当时，蒋介石军队连遭惨败，官兵怨怼，军心涣散。有一天，白崇禧在我面前大发牢骚，他认为蒋介石刚愎自用，在军事上不听他的话，偏信陈诚，以致出现今天这样严重局面。大势已去，要挽回颓势，已经晚了，他还谈到蒋介石要他主持华中“剿总”，其用意无非是要把他往老虎嘴里送，借此消灭异己。他说：“我不是傻瓜！我才不上他的当。”我劝他说：“蒋介石要把你投入虎口，你也可以利用虎口对付他嘛。有了立足点，抓住时机，扩大广西部队。同时多方联络，造成声势，还是有所作为的。”我还暗示他，蒋介石已民心丧尽，全国怨声载道。共产党的势力已经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必须洞察利害，引起注意。白崇禧长吁短叹，他说：“无官一身轻，我们不谈这些，还是找个地方先玩玩去。”第二天，白崇禧挂一专车，带着全家去杭州游览了。
白自杭州回来后，何应钦、黄绍竑等先后奉蒋介石命，到上海向白劝驾，他们经过密谈，白崇禧才答应去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司令职务。
大约在1948年七八月间，有一天，我在上海接到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报，要我去见他。我到达汉口时，他已去河南信阳。他同我通了电话，说是美国武官（名字已记不起）要到武汉找他，来时要我立即陪他去信阳同白会晤。过了一天，这位美国武官从南京到了武汉，我陪他去信阳见到白崇禧。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白崇禧回到武汉后，他同我谈了时局问题。他谈到，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中国的局势，他们看到蒋介石集团政治腐败，军事上屡打败仗，对蒋介石表示失望。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有被共产党全部消灭的可能，如果让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对“自由世界”而言，将是一场灾难。现在美国愿意同李宗仁合作，并希望白崇禧能发挥军事才能，扭转目前的局势。白崇禧谈话时，流露出一副得意神色，他要我去广西同黄旭初等广西头头们谈一谈局势，要他们对几万民团加紧训练，再补充二十个团的兵。又交代我再去广州，找他的小舅子马仲孚（当时在广州正和银行当经理）为他筹款。我问他：“武器怎么办？”白说：“这个，有办法。”他没有向我透露是什么“办法”。
我从武汉到了桂林，向黄旭初等转达了白崇禧的口信，然后同黄旭初联袂前往广州。在广州，我收到白的电报，他派我去香港买几支上等猎枪、打猎用的探照镜，还有其他的日常用品。这点小事竟派我专门跑香港一趟，我感到奇怪。我联想到这次广西之行的任务，白的大发牢骚，以及白这个人一贯喜欢搞“狡兔三窟”的手段，我觉得这个电报大有文章。是不是要我去香港向中共方面人士摸底？
因此，我到香港给白崇禧办完采购以后，就通过侯外庐、许宝驹等“小民革”同志，找到当时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潘汉年，我向他谈了白崇禧的动向，他与蒋介石的冲突以及他与美国的勾结等情况，并且提出我的看法：在当前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崇禧似有利用中共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企图。我请他把这些情况转陈周恩来，有何指示，可以通过上海的“小民革”通知我。
在香港住了两三天，我回到汉口向白崇禧复命。他问我，在香港见到什么人？我说：“见到几个民主人士中的熟朋友。”他又问：“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呢？”我说：“也见过。”白说：“现在他们是放手大打了，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屡战屡败。”我说：“他们认为形势很好，打垮蒋介石绝无问题。”白不再往下谈，他要我赶回上海，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蒋介石部队迅速崩溃，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有一天，白又对我谈局势问题，他认为蒋介石的老本快输光了，这场战争已无希望，目前宁沪一带受到严重威胁，他对留在上海的子女很不放心，要我回到上海，包一架飞机把他们送到武汉。同时，他问我在上海能不能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如果能够找到，可以向他们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我说，我可以去试探一下。
我是12月间把白的子女送回武汉的。那时，人民解放军在徐州外围已歼灭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前线官兵都成了惊弓之鸟，军心涣散，蒋家王朝眼见就要土崩瓦解，“呼啦啦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油灯将尽”。白崇禧找到我，问我在上海找到中共人士没有。我说：“找过了。”他又问：“他们还愿意和谈吗？”我告诉他：“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据我所知，共产党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蒋介石，只要你有决心要和他们谈，我想，共产党总不会把门关得紧紧。”白崇禧表示他要同李宗仁商量商量再说。
大约是12月17日，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会晤，他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因为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这个看法。白崇禧回到武汉，就利用当时社会舆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12月25日，在白崇禧导演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终于演出了白崇禧假借和谈逼蒋下台的一幕。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于1949年1月1日发表文告，也装出一副主张和谈的姿态，要从桂系手中夺回这张“和平”的牌子。同时他派出张群到汉口，告诫白崇禧和战都必须步调一致。直到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使蒋介石感到接受也难，不接受也难，才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
（刘仲容）
六、解放前夕的李、蒋争权和李、白矛盾内幕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飞回桂林后，又转到广州，酝酿中的粤、桂合作渐趋具体，以白崇禧为中心的两广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会议频仍，计划扩军备战。李宗仁、蒋介石之间的权力争夺，也渐趋激烈，这表现在行政院长的更替。
行政院长孙科，是“国民代表大会”时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对手。孙科原任立法院长，因竞选副总统失败，与李宗仁结下了仇恨。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孙科照例向代总统辞职，继而席卷国库大批外币、物资南逃广州，和李宗仁唱对台戏，形成府院对立的局面。其后李宗仁批准孙科辞职，行政院长由何应钦继任。这是李宗仁、蒋介石权力争夺的一种缓冲做法。南京解放，总统府迁移广州。由于蒋介石幕后操纵，事事掣肘，何应钦感到左右为难，又不能做无米之炊，坚辞不干，行政院长人选，又成为李、蒋的斗争焦点，几经会商，李宗仁才向立法院提名居正继任行政院长。按照宪法规定，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请立法院审议，经立法院全体会议出席委员过半数以上通过，才完成立法手续。李宗仁提名居正任行政院长，对他个人和整个新桂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立法院一向由CC系把持，立法院委员多数唯二陈之命是听，蒋介石对居正出任行政院长，口头上表示不加过问，暗中却命令陈立夫兄弟全力反对，不让居正得到合法票数，投票结果，反对票数比赞成票多一张，居正的行政院长以一票之差宣告流产。这是总统府南迁广州后李宗仁、蒋介石短兵相接的一次肉搏战。这一票之差并不是新桂系能够控制的立委票数少于蒋介石掌握的票数，而是广西籍立法委员张岳灵、韦永成在香港，立法院开会的通知既无法推迟，李宗仁派人专程去香港寻访，也踪迹渺然，因张岳灵等二人缺席遂使居正内阁以一票之差胎死腹中。李宗仁上台后第一次提名行政院长宣告失败。新桂系反对蒋介石的计划也受到新的严重挫折，李宗仁、白崇禧原来计划，居正的内阁班子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张发奎任侨务委员会主任，由白崇禧掌握指挥全军，稳定战局，取得喘息机会，以便编组第二线兵团，加强新桂系实力。同时由张发奎出任侨委会主任，负责争取海外华侨捐助，企图做到有兵有粮，借以保有华南西南几省，继续顽抗。由于居正组阁失败，新桂系的希望完全落空，李宗仁鉴于前车之覆，不得已又与蒋介石妥协，商定由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长，组织所谓“战斗内阁”。国防部长一职，李宗仁原意以白崇禧担任，因蒋介石主张由阎锡山兼任，李不敢坚持，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没有实现。这是李、蒋对于新内阁组成的一种妥协，也是蒋介石拆散新桂系、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的一种阴谋，白崇禧因此对李宗仁极为不满。记得阎锡山内阁组成不久，白崇禧在他的广州寓所的一次家宴中批评李宗仁，说李宗仁没有气魄，不知延揽人才，抓不起，放不下，他当着客人的面前悻悻然说：“德公这个人，烂泥巴糊不上。”当时在座的有总统府参军黄敬修、罗浩忠，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和华中长官部几个高级幕僚，我也敬陪末座，听了白崇禧的牢骚话，为之愕然！这是李宗仁任代总统后，李、蒋斗争的第一回合。蒋介石占了上风，李宗仁一筹莫展！
总统府迁到广州后，新桂系的策士们就局势发展，向李宗仁、白崇禧提出三点意见：一、反蒋反共；二、联蒋反共；三、两广合作，顽抗到底。他们认为反蒋反共，既树敌，又削弱自己的力量，根本行不通。联蒋反共也不可行，因为联蒋，无异听命于蒋介石，当他的傀儡，做他的替罪羔羊。自北伐以来二十多年的教训证明，和蒋介石合作，等于自杀，此路行不通，唯有团结两广，自立门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才是最好的办法。根据这个意见，在军事方面，两广部队必须固守湘南、赣南，稳定华南局面，借以争取美国援助，同时扩编新军，以粤、桂两省为根本，必要时撤至桂南、粤南，死守雷州半岛，屏藩海南岛，准备最后挣扎。政治方面，撤换广州市长和广州市警察局长，清除蒋介石在广州军、政方面的党羽，代之以粤、桂方面干部，掌握广州的军警权和财政收入。
两广合作的具体表现为第一更换广州市长，原广州市长欧阳驹免职，由陈济棠部粤军第三军军长李扬敬接任。广州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黎铁汉也被免职，由张发奎的部属朱晖日继任。这两个职位都很重要，特别是黎铁汉，他是黄埔一期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武官，当过军长，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向黎铁汉开刀，表明两广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摆布。第二桂军第十兵团第四十六军谭何易部调防韶关一带，协助粤军防卫粤汉路北段，阻止解放军南下，拱卫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维持国民党政府的苟安局面，这是新桂系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政权残余的第二个回合。
广州市长、广州警察局长易人，表明两广合作进至具体阶段，对蒋介石的压迫作出有力的答复。北伐战争以来，蒋介石能够久踞统治集团第一把交椅，除了得到美国等做他的靠山之外，他手上有两张王牌，一是以宋子文为首的江浙财阀做他的经济后盾，一是靠黄埔系集团的武力支撑。此外，蒋介石赖以维持其政权的，就是利用盘踞中央的有利条件，分化收买地方实力派，特别是拆散两广合作，这是二十多年来蒋介石维持他的政权惯用的伎俩。所以，他把拆散新桂系和陈济棠、薛岳、余汉谋合作的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以当时粤、桂两省兵力论，广东实力薄弱，余汉谋的嫡系部队钟彬兵团和李振兵团，远戍陕、川、鄂地区，归胡宗南、宋希濂指挥，不能调回归还建制。广东省内只有一些保安团和新组成的暂编师，战斗力薄弱，难以担任正面作战。而驻防赣南的胡琏兵团、沈发藻兵团，和防守粤汉路南段至广州一带的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新桂系也步蒋介石之后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争取沈发藻、刘安琪的归附。这个任务由总统府中将参军杜从戎负责进行。杜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最早担任旅长的少壮军人，胡宗南曾是他部下的连长，在黄埔系军人中颇有影响。为了利于策反工作，杜从戎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高级参谋名义派往沈发藻兵团担任联络，相机策动沈发藻反对蒋介石。这个任务收到相当效果，沈发藻答应和华中部队一致行动，不过，他辖下的两个军，总共只有七千人左右，仍在补充整理中。杜从戎的第二个任务，是策动刘安琪反蒋。当时刘兵团的两个军驻防英德、清远一带，一部分防卫海南岛。1949年7月间，我和杜从戎两人在刘安琪的广州寓所中闲谈，刘安琪当着我向杜从戎表明态度，刘说：“我是拥护李代总统的，但我从当排长起，做到兵团司令官，都是蒋先生提拔，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背叛他，这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
事实上，刘安琪当时不肯反蒋，不光是刘安琪个人对蒋介石感恩图报的问题，主要的还有新桂系的实力表现问题。如果当时李宗仁表现出最大决心，不顾一切地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虽然在幕后操纵，但在野之身，不能公开出面发号施令。如果李宗仁敢于和他决裂，坚决行使总统职权，迫令蒋介石退让，形势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刘安琪可能投入新桂系旗下，其他黄埔系军人，也可能步刘安琪的后尘，背离蒋介石。可是李宗仁没有这样大的决心，没有乾坤一掷的魄力，没有这种力量表现，因此，黄埔系将领，也就观望不前。另一个原因，因为解放军攻势锐利，进展神速，白崇禧的主力部队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在衡宝战役损失惨重，一蹶不振。所以新桂系的策反计划，成了望梅止渴，纸上谈兵！
新桂系的阴谋，引起了蒋介石的反击。1949年7月间，蒋介石由台北到广州，这是蒋1949年春从大陆逃往台湾以来第一次到广州。到达的第二天，蒋即召见余汉谋、薛岳，声色俱厉地把两人责骂，说：“你们反对我，就是背叛党国。”1953年秋我在香港谈及当年团结粤、桂反蒋经过时，张发奎对我说：“我曾向德公（李宗仁）建议，蒋介石一到广州，就把他抓起来。德公怕，不敢这样做，结果屈居下风。”言下不胜欷歔叹息！余汉谋本来是不敢反抗蒋介石的。薛岳比较强硬，但手下无兵无将，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也是蒋介石1949年1月宣告引退时委派的，他对蒋介石也有畏威怀德之感，经过蒋介石一顿咒骂，薛岳也噤若寒蝉，不敢再谈两广合作、反对蒋介石了。两广合作反蒋，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蒋介石到广州的第三天，白崇禧也从湖南前线回来和蒋晤会，蒋介石是工于心计的，他对余汉谋、薛岳的态度很严厉，但对待白崇禧，却换了一副面孔，两人在密室中款款深谈，蒋极力安抚白崇禧。晤会后，白崇禧对他的高级幕僚说：“蒋先生对我很好，很客气，他说过去北伐胜利，是我和他合作的结果。现在，局势虽然困难，但我们还拥有陕、鄂、湘、川、赣、闽、粤、桂几省，胡宗南、宋希濂两部主力仍然完整，如果我们俩人再度合作，国事仍大有可为。”接着说：“蒋先生希望我出任国防部长，指挥全国军事，以广西部队配合胡宗南、宋希濂两部作战，可以坚守四川，等待美援。”他背着李宗仁向蒋介石靠近了一步，以观形势变化，但还没有公开背弃李宗仁，投靠蒋介石。至此，两广合作反蒋，烟消云散。
8月间，蒋介石又到广州来。这是李、蒋争夺权力的第三回合，也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土崩瓦解前夕，李、蒋两大头目的最后一次内讧。就在这个时候，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长沙已解放，新桂系主力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退守湘南、桂东北一线，胡琏兵团也从赣南撤至大庚岭一带布防，刘安琪兵团一部分防守粤汉路南段沿线，大部分撤去海南岛。形势日益危急。而蒋介石恰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重到广州。蒋来广州的目的是胁迫李宗仁同意组织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由他任总裁，李宗仁当副总裁，所有军政大计、高级军政负责人任免，均由总裁决定，完全剥夺了代总统的权力。李宗仁不甘心当傀儡，对蒋采取不合作态度，蒋抵广州时，既不往机场迎接，蒋到后，也不去拜访。经过阎锡山等从中疏通，李宗仁才于蒋介石到广州的第三天在李宗仁下榻的迎宾馆宴请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高压和白崇禧的消极影响下，李宗仁的拖延计划失败了，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终于成立了，这是蒋介石从幕后操纵走到前台公开指挥的预演。
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之后，蒋介石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行政院长阎锡山，周旋于蒋、李之间，煞费苦心。李宗仁虽然大权旁落，但他是代总统，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而且，手上还掌握一部分实权，如果相逼过急，一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广东的陈济棠、余汉谋、薛岳都不是蒋的嫡系，在国民党内部长期的权力争夺中，他们和李宗仁有过合作的经历，使蒋介石不能高枕无忧。为了彻底搞垮桂系，蒋介石决定放弃广州，把国民党政府迁去重庆。两广如唇齿相依，没有广东，两广合作根本就不存在，新桂系的老巢广西也保不住了。蒋介石这招釜底抽薪之计是够狠毒的，蒋没有通知李宗仁、白崇禧就命令胡琏兵团从赣粤边境撤回汕头，刘安琪兵团撤离粤汉路南路，回防海南岛，沈发藻兵团退往广东南路，这样一来，粤北屏藩尽撤，广州成了真空。10月13日，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便占领广州，解放了这个南方大城。蒋介石拆散两广合作，离间李、白之计得逞，李、蒋最后破裂，也到了不可补救的地步了。
李、白之间的矛盾，也是蒋介石拆散新桂系的有利条件。上面说过，蒋介石8月间到广州时，决定把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白崇禧也于是时到广州和蒋晤会，这当然又是对李宗仁的一次打击。据白崇禧的高级幕僚透露，蒋介石对白崇禧表示，决定把政府迁去重庆，蒋准备复任总统。拟以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把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交给白崇禧指挥，准备以胡宗南部防卫陕南、川北，凭险固守，宋希濂部防卫鄂西、川东，屏藩重庆。新桂系部队则撤向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和国际通路，争取美国援助。蒋介石对白崇禧说：“德邻是不行的，不能让他再搞下去了。过去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北伐事业，现在我们再度合作，一定可以完成戡乱救国的任务。”蒋介石这一招，正抓着白崇禧的痒处。他过去全力拥李宗仁登上代总统宝座，自己既未加官晋爵，连过去视若敝屣的国防部长也捞不到，心有不甘。蒋介石既有意让他组阁，由他指挥全军，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白崇禧和李宗仁已貌合神离，背道而驰了。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华中残余部队向桂东南和广东南路撤退，总统府也于广州解放前几天迁往重庆，蒋介石进一步控制李宗仁的机会到了。因为，四川是蒋的嫡系部队驻防的地方，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又是他的心腹，李宗仁在蒋的势力范围下，不得不听从他的支配，何况白崇禧已与李宗仁貌合神离。李宗仁到重庆不久，蒋介石的逼宫剧上演了。先派吴忠信由台湾来重庆劝李宗仁自动宣告下野，或退任副总统，由蒋介石复任总统。张群也替蒋介石做说客，促请李宗仁“共体时艰”，主动请蒋介石复职。跟着，蒋介石也到重庆来了。蒋介石未到重庆之前几天，白崇禧也从桂林到重庆和李宗仁商量李的去留问题，白认为兵权财权都在蒋介石手中，代总统徒拥虚名，无补于事，不如让蒋复职，自己还有个退步的地方。李宗仁见白崇禧倒向蒋一边，知道大势已去，留在重庆，可能成为蒋介石阶下之囚，遂决定于蒋介石未到重庆之前飞往昆明，使蒋介石扑了个空。蒋介石到重庆后，仍不肯放弃逼令李宗仁就范的最后机会，又派张群到昆明，要求李宗仁和蒋介石合作，李宗仁不为所动，毅然于11月13日离昆明飞返桂林，表示和蒋介石决裂到底。这是李宗仁、蒋介石在整个大陆解放前夕权力争夺的最后一个回合。李宗仁以一个无权的光杆代总统不顾一切地和蒋介石对抗，表现得很倔犟，这是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李宗仁由昆明飞抵桂林的同一天，白崇禧也乘专机由重庆抵达桂林，和李宗仁商讨新桂系的最后做法。11月15日，我奉白崇禧之命，乘机经香港转往海南岛。行前，李宗仁再三嘱咐我转告他的夫人郭德洁，不必到桂林来，16日他也从桂林飞往南宁，随赴海南岛晤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为新桂系部队必要时撤至海南岛作安排。
广州解放前夕，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雨吉中将到广州来和李宗仁商谈，决定把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武器的一部分，直接拨给华中长官公署所辖的部队。李宗仁、白崇禧对整个战局作了最坏打算，准备广州失守后退往粤南、桂南，扼守雷州半岛，在美国援助下，死守海南岛。据华中长官部驻广州办事处处长马介廉对我说：“美国决定把火炮几百门，飞机几十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直接拨交白崇禧，帮助华中部队防守雷州半岛。”并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另发给华中长官公署特别费一百万美元。”马介廉是美籍华商，原是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雨吉和李宗仁在广州会谈，由马担任翻译，所以知道商谈内容。
同时，新桂系还勾结越南国民党头子武鸿卿，准备广西老巢守不住的时候，退入越南，把新桂系部队改为越南国民党武装力量，伺机打回广西。具体办法，由龙州对汛督办姚槐与武鸿卿商讨具体进行办法。武鸿卿和越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范泰，在桂林曾对我谈及此事。1950年夏，我还写了一封信介绍范泰去台北向白崇禧汇报华中部队退入越南经过各种情况。
其次，必要时退入泰国，以缅甸泰国北部地区为根据地，徐图进取。这是新桂系放弃广州前的另一腹案。闽粤边区联防总指挥喻英奇所部调防廉江、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撤向广东南路，徐启明兵团撤向钦州防城，以及委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翁照垣为粤桂边区军政司令官，都是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因为泰国华侨多属闽南、潮汕籍，在泰国、马来西亚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翁照垣、喻英奇和许多泰国华侨代表人物，多年来合资经营商业，在泰国华侨中颇有影响，利用翁、喻两人的关系，希望能够在泰国建立一个立足点。这是白崇禧打算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招。为了解喻英奇部队人员装备实际情况，白崇禧派我持他的亲笔信从桂林去香港，绕道海南岛转赴廉州喻英奇部的防地。这个任务，因战事迅速变化，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重庆、桂林、香港空运中断，我未能如期成行。而喻英奇、张淦也先后在博白、安铺两地被解放军俘虏，新桂系在大陆的几十万大军已被歼灭干净，第十兵团司令徐启明也在钦州附近被俘，李宗仁、白崇禧三十年来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新桂系武装，已经土崩瓦解了。
11月20日，李宗仁由南宁飞往香港。他的本钱已输光，无力反抗蒋介石，但不向蒋介石屈服，而把自己和新桂系的最后命运，系于乞求美援的成败。美籍侨领周锦朝，当时适在昆明旅行访问。李汉魂在李宗仁面前，全力推重周锦朝，说周是华侨社会有地位的美国民主党人，在美国西海岸有相当影响，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有交情，如果李宗仁去美国访问，周可以助一臂之力，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李宗仁正进退维谷，处于穷途末路之中，自忖既不为蒋介石所容，又不甘做他的傀儡，除了向美国求援借以自保外，已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接见周锦朝之后，决定赴美乞求援助。
李宗仁抵香港消息在报上传播后，蒋介石为之惊惶不安，即派居正、郑彦棻来香港谒见李宗仁于半山太和医院，转达蒋介石的意旨，极力劝请李宗仁去台湾，主持政务，说蒋介石决定不复任总统，只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总裁名义，从中协助。但李宗仁去意已决，即向居正等表明，他不再受蒋介石摆布，决不去台湾，遂于1949年12月25日由香港乘机飞往美国。
李宗仁离香港去美国的第四天，我也和程思远从香港去海南岛向白崇禧汇报，我还带有内政部长李汉魂写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三人的亲笔信。信中强调李宗仁去美国求援，一定有收获，希望陈、余、薛坚守海南岛，为他日卷土重来的本钱。我们到海口市约四小时，白崇禧也乘舰从北部湾回到海口，他神色疲惫，一言不发地回房去休息。晚饭时才对我们说，部队已经完了，他带去十几艘船舰在钦州北海海面等候了两天，一兵一卒也接不回来。言下欷歔不已！在统一广西以迄长期混战期间，李宗仁、白崇禧靠几千支枪打出半壁江山，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称雄一时。现在地盘尽失，枪杆也没有了，白崇禧怎能不为之伤心叹息呢？当晚新桂系将领讨论白崇禧今后的出路问题，夏威认为先到香港，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定行止。李品仙则力主去台湾。白崇禧一筹莫展，进退两难，最后决定派李品仙到台湾见蒋介石，看蒋的反应如何再作下一步打算。时蒋介石的说客刘文岛、杨幼炯奉蒋命令来到海口，劝白崇禧去台湾，说蒋介石希望白崇禧到台湾去做国防部长，华中长官公署未领取的余饷四百万银元，发还白崇禧领取。白仍踌躇不决。乃至李品仙由台湾来电报告，说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到台湾，其荷“戡乱救国”之责。白崇禧接电后，赴台投蒋之意乃决。
到海口的第三天晚上，白崇禧单独和我谈话，他表示即将赴台，叮嘱我回香港后和李宗仁联系，同时探听大陆方面情况，随时把消息告诉他。第二天中午，我和程思远乘机返回香港，遂将华中部队全部被歼灭以及我和白崇禧、余汉谋等见面情形报告已到了美国的李宗仁。我们回到香港后几天，白崇禧也从海口去了台湾。
（梁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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