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发奎鄂西反蒋片断
第四军的沿革与变化
1926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后，于是年夏奉大元帅府命令率领八个军北伐。部队从广州出发分三路进兵，以第二及第三、第五、第六军进攻江西、江苏、安徽后，向津浦路推进；第四、第七、第八军进攻两湖后，向平汉路推进；第一军经福建、浙江攻上海。
当时，进攻两湖各军，由于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与共产党员的领导，深得人民群众欢迎和踊跃支援，第四军连续攻克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汉等地。两湖人民誉之为“铁军”。第四军军长原是李济深，副军长是陈可钰。后因要李济深负责广东后方，在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十师、第十二师及独立团攻克武汉，而陈可钰又因病离开后，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遂升任为第四军军长。
当时，北伐之各路军皆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当两湖连捷、攻克武汉时，而进攻南昌之国民革命军被阻，蒋遂命第四军派兵驰援。张发奎当即派第十师去，但又有所顾虑，又命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马少屏率该团先行袭击敌军侧背之南浔铁路马迪岭据点，敌军溃退，国民革命军总部才得进入南昌。张发奎开始骄傲起来，有些轻视蒋介石了。
1927年春，大元帅府迁武汉后，汪精卫把持政权与蒋介石形成对立，武汉政府继续第二次北伐。当第四军攻入河南打下开封时，蒋介石以武汉空虚命夏斗寅攻武汉，被担负武汉三镇警备任务的叶挺将军指挥的七十二团、七十五团和教导团等部队击败于贺胜桥，平定了夏斗寅叛乱。当时，第四军也从开封回师武汉，第四军随即扩充为第二方面军。其所属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黄琪翔任军长。张发奎任方面军总指挥。其时，汪精卫主张分共讨蒋。是年夏，汪逼走苏联顾问，又要中共人员离开武汉政府，汪精卫开始独掌政权。
1927年7月间，第二方面军调江西九江、南昌和原本就有关系的第三军朱培德联系，准备讨蒋。张发奎和朱培德等曾在庐山牯岭商议东征，而第二方面军也曾集结于南浔铁路上准备东征。但这时候张、朱内部起了变化，因为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一贯与张发奎争权，不甘为张下属而另找出路，遂被蒋所收买。陈铭枢此时暗地命令副军长（蒋光鼐）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投蒋。同时，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也率所部脱离张发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去了。（张发奎当时得此报告后不相信，说：“叶挺不会反我的。”他曾亲乘汽车去找叶挺，中途受警戒部队劝阻后又跑回九江黄琪翔军部）见此情况，张感到无法东征了。
张发奎回粤代政
张发奎在内部的大变化下，只好叫黄琪翔率领剩下的第四军及方面军指挥部的人员南下广东。当时，广东由李济深任政治分会主席兼省府主席，军队方面有桂系的黄绍竑部两个师、黄慕松的新编第一师及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另加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徐景唐的第十三师等在粤闽边境协助钱大钧镇压农民运动。
第二方面军回师广东，李济深并不因为张、黄是自己的旧部而表示欢迎。到广州时为8月底。不久，汪精卫和张发奎从香港到了广州。李济深不得已在东校场举行欢迎会，欢迎第二方面军和汪精卫。汪精卫在大会上说要实行孙总理遗训；李济深说要实现三民主义；张发奎举起拳头说要打倒独裁，又说李主席（指李济深）若不革命也要打倒。
几天后，汪精卫对政治分会委员作了一些指示，并要李济深同他到上海开会商讨对待南京蒋介石政府问题（就是预备夺取政权问题）。广东方面李的军政职务，暂由张发奎代理。安排后，汪精卫便同李济深乘火车到香港转上海去了。这一来，桂系的情绪有些不安。
张发奎奉命代理军政职务后，决定广东省府不设主席，暂由委员轮流负责；军队要调整充实和加强训练。原来的新编第一师改编为第一教导师，师长黄慕松去职，以副师长黄镇球升任；原新编第二师改编为第二教导师，以副师长邓龙光升任师长；第四军副军长调薛岳升任，其他各军、师照原来番号不动；省府厅长略有调迁，政务人员有些增加。
1927年11月间，张发奎图谋排除桂系，但早为黄绍竑、吕焕炎等防备，把两个师移驻两江。此时，只有工兵团及黄绍竑的卫队被缴械，黄绍竑本人（家在广州）化装逃往香港。张发奎命令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追击桂系部队至都城、肇庆间，又令第一军第三教导师调南路，以备夹击桂军。
张发奎、黄琪翔被迫离开广州
在粤桂军阀争夺地盘混战之际，共产党人张太雷、叶剑英等在广州起义。当时，广州治安主要是靠警察维持。起义失败后，警察局长朱晖日疯狂逮捕并屠杀革命人士和劳动群众。广州好多天没有电灯，地痞流氓以及近郊土匪乘机肆意抢劫市民。广大人民愤恨张、黄所带来的灾难，怨声日起。张、黄本想调回西南各路部队回广州继续镇压，但感到形势严重，终于被迫离开广州。
第十二师（当时我为该师第三十四团一营二连连长）由都城赶回广州，露宿广九车站。第四军将领缪培南及薛岳等接掌军权后无法收拾残局，便紧急召集各有关将领开会，决定投靠蒋介石以避目前恶劣环境。李汉魂、韩汉英等不同意并跑到上海。缪培南等将所有部队由广九路火车东运东江，分三路人江西北上投蒋。此时，广州市民愤恨未消，在市内太康路附近竖立张、黄祸粤碑（后两广合作时才毁掉）。
蒋介石接纳第四军投降，但又令钱大钧、蔡廷锴、陈济棠等从江西入粤讨伐张、黄。双方曾在岐岭、紫金、老隆、五华等地遭遇恶战，第四军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亦被打死于五丰。
缪培南率第四军入江西后不再恋战，由第十二师副师长马少屏给陈济棠去信，请求他们收容治疗受伤官兵不要加以残害。以后取途经江西安远、会昌、南城、乐平至安徽祁门、大通。当时正值寒冬，士兵没有御寒衣被，各部队长官纵兵任意抢劫老百姓的衣被和柴草用来取暖。
到大通后，蒋介石派船将部队运浦口转乘火车到陇海路上八义集集中。蒋介石亲赴八义集讲话，先是以总长官的名义进行慰问，并带来冬季服装及饷项以示安慰厚待。蒋强调部队要好好整训，说第四军今后任务艰巨，要担任消灭张宗昌残余的任务等。最后他还勉励第四军官兵说：“有本司令的一天，便有第四军的一天。”
蒋介石利用第四军打桂系
1928年3月下旬，蒋介石命令第四军开赴山东峄县、滕县、界首等地消灭张宗昌残部后进驻德州。时冯玉祥之方振武部驻济南、天津、北平一带，与第四军部队很接近。因此，蒋介石极感不安。不久“济南事件”（“五三”惨案）发生，蒋介石乘机把第四军南调泰安，内定开调胶东解除武装，并准备此前将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五个师编成三个旅），以先削弱其力量。当时，作为第四军老长官的张发奎虽已闲居香港、上海，但仍关心时政，尤其关心第四军的命运。他从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口中得知蒋介石要“把第四军缩编为师调胶东，使其陷于孤立消灭之”的消息后，便急忙派人通知缪培南，要他千万不要去胶东，以免上蒋介石的当。缪得张的通知后赶快呈报蒋介石，请准在泰安附近整训，他本人则称病请假，师长职务交吴奇伟代理。
1929年春，桂系实力（约三个军）已控制平汉路，主力集中武汉。白崇禧率一部（李品仙部）进驻北平，并与冯玉祥、阎锡山各部取得联系，声势浩大，大为蒋介石所不满。此时，蒋介石想利用去年桂系（黄绍竑部）与张发奎部争夺广东地盘之矛盾来消灭桂系，便起用张发奎为第四路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并拨其嫡系部队朱绍良、陈继承两师归张指挥；命令张发奎调动各师集结于江西修水、铜鼓间，准备进攻武汉桂系主力。但为确保能控制张发奎，蒋又特派心腹特务关巩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进行严密监视，并密令朱绍良、陈继承在一定时机内消灭张发奎和第四师。
张发奎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早已料到，并倍加防范。他将计就计，直至第四师（当时我为该师第十九团二连连长）集结铜鼓后，才和薛岳正式到职担任指挥，并连部队行止都暗示第四师各部，不要太靠近朱、陈两师，要随时警惕戒备。沿途都是第四师打先锋，朱、陈部队随后跟进。
桂系主力第七军等因内部腐化、分赃不匀，矛盾重重，以致部队毫无战斗力。驻防武汉的李朝芳师听到张发奎部西进的消息后，即逃窜至鄂西、荆州、沙市附近。张发奎部不经战斗而入武汉。桂系各部至荆州一带，又被张部缴了一部分枪械。
五六月间，集结于距荆州约五十华里的资福寺附近的李朝芳部弹粮缺乏，奄奄一息。张发奎派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前往资福寺招降李朝芳，答应保证全部官佐安全离队，士兵全部暂补第四师，一切待遇照常。这不流血的投降与受降，为张发奎以后与桂系合作反蒋做了准备。
张谋反蒋
1929年6月至7月间，张发奎在解决桂系部队后，指定各师在荆州附近集结休整待命。此时，朱绍良、陈继承正按蒋介石的密令，准备干掉张发奎的第四师。朱、陈拟以庆祝张部胜利为名，在沙市宴请第四师少校以上官长，待他们离开部队之际（酒席前），一举解除武装。殊不知张发奎已有戒备，在赴会前密令部队不参加会餐的官兵，随时准备紧急集合以防意外。同时，并在会场附近增加警卫巡查。当时，我奉命率全连官兵在驻地全副武装集合待命，并与各连约定进出和戒备事宜。
朱、陈得知第四师有戒备后不敢动手，乃将张发奎和平解决桂军、补充实力的情况详报蒋介石，并待命行动。
8月初，张发奎为了能够实现反蒋计划，决定离朱（绍良）、陈（继承）部队远些，便以整训为由，让各师按地区施行训练。朱、陈两师驻荆州、沙市地区。第四师则移驻宜昌、当阳地区训练。朱绍良、陈继承亦希望同第四师相距远些，以避免突发事变。
张发奎部移动后，第四师第十一旅（旅长黄镇球）、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及教导团（团长陈芝馨）驻宜昌，第十旅（旅长邓龙光）驻白洋、当阳。李汉魂回来充第四师副师长，韩汉英回充师部参谋长，薛岳投蒋时原是副军长，此时仍以副军长称呼。
张发奎部到宜昌一个月左右，其政治部主任关巩突然跑掉。张等认为关巩不辞而别，必是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因此，深感第四师命运危险，立即秘密计议，另找出路，准备把部队开进广西。
蒋、张正式战斗
蒋介石据朱（绍良）、陈（继承）、关（巩）等的报告，知道张发奎要渡长江南下，便马上派曹万顺的暂编第一师乘船溯江而上，进驻枝江县布防，以阻止张部渡江。但张发奎自关巩逃走后，就料到会有渡江被阻问题，因此很快准备渡江船只，并把眷属迅速送到宜昌乘外国轮船离开。第四师官兵绝大多数是两广人，闻要渡江回乡都很高兴，只三天时间就全部渡过长江。张部断定曹（万顺）师不怀好意，决定先发制人，遂在枝江境内长江弯曲处伏兵以待。曹师所乘轮船到达白洋附近，即被张部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第四师把所俘士兵中的强壮者留下补充部队，而把所俘旅长带到石门后放掉。
蒋介石得知张部已渡过长江，并缴了曹万顺的械后，十分愤怒，立即电令湖南何键全力出湘西歼灭张部。何键即派李抱冰旅在石门口袭击张部，李部与第四师第十九团三营接触，打了半天退回。何键又派刘建绪军在武冈县之瓦屋塘堵击，与张之卫士队及第一旅激战一昼夜，双方官兵伤亡都在一百人以上。后来，刘部被张部主力压迫退守武冈城。此时，蒋介石一面命何键再堵击张部，一面通令全国讨伐张发奎。张发奎当然不肯让步也通电倒蒋，历数蒋介石独裁和反革命、反国民党的行为。原来，张发奎是一贯拥护汪精卫的。当时，汪精卫虽然在野，但与张常有联系。汪是把张作为政治资本来与蒋介石抗衡的。
张发奎南下入桂
张发奎部渡江后，为急于渡过险境及得到补给，因而扰民很大。张曾下令工兵营拆民房为架桥材料，并大肆砍伐老百姓之树木、竹林；又规定部队沿途就地补给，以所谓官价收买老百姓的粮食。他们在麻衣伙架设约二百公尺的浮桥时，就拆了百家以上的民房。更有甚者，各部队采办人员在武冈境内的金县塘圩因抢谷烤米而失火烧掉整个圩的房屋约三百家。部队经过时，我目睹三四百男女老幼对着余烬瓦砾哭啼。
张发奎部渡江后行军约百天，地经三省，于1929年冬到达广西北部义宁、桂林附近。沿途曾发生大小战斗十次左右。每次战斗，其当面之敌（李抱冰、刘建绪）均是一击就让路。这并非张部战斗力特强，而是李、刘等部都要保存实力。正因为如此，张发奎部才得以冲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并保存了一定的有生力量。
（韦德）
二、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阎混战
1929年4月，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回踞广西，先一年冬东北的张学良也易帜，加上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川、滇、黔、粤各方面的军阀一时还不敢有所异动，因而蒋介石政权暂时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统一的假象。蒋介石正在志得意满时，孰料驻湖北宜昌一带的张发奎部第四师突然于是年秋树起反蒋旗帜，孤军南下，直驱广东，虽未得手撤入广西，但与桂系重新合作，拥有相当实力，成为蒋介石政权的西南大患。张发奎发难后，汪精卫迅速由法国回至香港策动各方反蒋，于是先后有冯（玉祥）蒋之战，唐（生智）蒋之战，阎、冯联合对蒋的中原大战，此后又演变为各方联合的广州非常会议的反蒋斗争，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由此可见，张发奎在宜昌发难反蒋，对于1929年至1931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军阀混战是有密切关联的。
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时，我任张师部和军部的秘书，在各次战役中都随军进退。他是我的同乡父执，对我颇见亲信，令我参与机要。1947年，我在广州实业公司工作时，被张发奎聘为第四军战史编纂委员会的编纂之一，曾检阅过所保存的张部各次战役资料。由于以上原因，我对于当时的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情况颇有所知。兹就记忆所及，分述梗概。
讨伐桂系时东山再起
1927年9月间，张发奎所领导的第二方面军由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率领从江西回至广州。10月间，汪精卫和汪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先后至粤。汪精卫企图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在广州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相对抗。由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没有表明态度，汪精卫就决心把他驱逐，并电召黄绍竑来粤，想将他扣留。11月16日，汪精卫陪同李济深乘轮赴沪，是日晚，张发奎和黄琪翔就发动驱逐李济深的事变，收缴了李济深和黄绍竑卫队的枪械，黄绍竑逃往香港。事变前，张发奎和李福林的第五军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和薛岳的新编第一师、黄镇球的新编第二师也分别就其编并入第四军一事取得共识。事变后，张发奎又把李济深所担任职务的机构也改组了。不料，12月11日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打乱了张发奎的扩军计划，也打乱了汪精卫的政治图谋。在镇压了广州起义之后，张发奎将部队交与缪培南和薛岳领导（分任第四军正、副军长），与黄琪翔一同自动引咎下野。
李济深策动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和桂军黄绍竑等部来对付缪培南、薛岳的第四军，1928年1月初，双方先后在东江五华县的岐岭和紫金县大战。此后，缪培南与薛岳率第四军退至江西。这时，黄琪翔在上海和邓演达另搞第三党，张发奎则蛰居上海，待机再起。
1929年春，蒋介石把李济深扣留于南京汤山后，决定以武力解决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张发奎在上海，预料蒋介石与桂系之间难免一战，便经常放出要报复桂系的空气，故意使蒋介石闻知。张还很自负他说：“讨伐桂系的第一号任命状一定是我。”果然，蒋介石进攻桂系的军事行动一起，张就被任为第一路军司令，指挥第四师（第四师是由第四军在山东缩编而成的甲种师）由九江沿长江南岸前进。稍后，桂系李明瑞、杨腾辉被蒋介石收买倒戈；其残部万余人，由尹朝纲等率领退至沙市，被张发奎缴械遣散。
解决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后，张发奎继任第四师师长，重新掌握起由旧第四军改编成的第四师。初驻沙市，不久移防宜昌一带。张兼任鄂西绥靖主任。
宜昌发难反蒋的原因和经过
张发奎重新掌握第四师的兵权后，在宜昌一带积极整训部队。张发奎一向是听命于汪精卫的，以致蒋介石对他，是既想用又不能不防，所以把他放在宜昌这一死角地区。
当时，宜昌的形势是：东面的武汉，由刘峙以重兵坐镇；西面的三峡，由刘湘凭天险扼守；南有长江之阻，李韫珩部驻防于常德，陈渠珍部驻防于沅陵；北面的襄樊，也屯有重兵。张发奎部驻宜昌，已在四面监视之中，重重包围之下。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于1929年秋调他率部到山东胶州去驻防（派新一师曹万顺部来宜昌接防），打算在张部乘船经过武汉时，让刘峙将其解决。张发奎对于北调胶州十分不愿，并对蒋介石的企图有所察觉。这时，张部的驻京办事处处长陈劲节也兼程来到宜昌向张报告蒋介石方面确有解决第四师的企图。日本驻宜昌的领事也来向张发奎供给情报，说所有停武汉的军舰已退去炮衣，炮口向西，显然是刘峙对付第四师而布置的行动。张发奎根据各方情报考虑，决心发难反蒋，领军南下。
张发奎遂召集少将以上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反蒋，并制订了行军作战计划。此后，张立即秘密准备在宜昌附近用小轮船载运部队渡江。
与此同时，张发奎还派出三路代表分头活动：第一路是派上校参谋李江赴重庆见刘湘，请他不要派兵追击；第二路是派中校秘书官一均赴长沙见何键，请他在第四师通过湘西时，不要派兵截阻；第三路是派陈劲节赴香港，电促汪精卫迅速返国，策动各方面共同反蒋，特别要他拉拢桂系捐弃旧嫌，重新合作，并筹措一部分军费以供军用。在这三路代表中，陈劲节到香港见到了改组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陈、顾马上电促汪精卫返国主持反蒋，陈、顾等还分头进行各方的反蒋工作，并与在港的桂系有了接触，为后来张桂两军合作铺平了道路。李江到重庆，刘湘因四川内部问题复杂，没有余力干涉川外事，因此做了顺水人情，答应不出兵追赶张军。只有官一均到长沙后，却被何键转命到沅陵去见陈渠珍，陈渠珍将其扣押想把他杀掉，幸得一个曾在第四军军部当过传达兵的看守乘夜把他放走。
发难反蒋时的措施
张发奎将部队星夜渡过长江，集中于宜都和枝江。此时，其部队战斗序列是：
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李汉魂、参谋长韩汉英；
第十旅：旅长邓龙光、副旅长马少屏；
第十九团：团长孟敏；
第二十团：团长黄士途；
第十一旅：旅长黄镇球、副旅长林祥；
第二十一团：团长梁国材；
第二十二团：团长官惠民；
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副旅长沈久成；
第二十三团：团长李汉炯；
第二十四团：团长黄国俊；
教导旅：旅长陈芝馨、副旅长欧震；
第一团：团长欧震（兼）；
第二团：团长陈荣机；
直属部队：特务营营长张初开、炮兵营营长李恒华、工兵营营长罗策群。
部队集中后，由张发奎领衔，副旅长以上的将领副署通电：反对蒋介石，要求由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国大计。同时，将“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的番号改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关于作战计划，他决定：一、过湖南用回环掩护的战术，稳妥前进，极力避战，以保存实力。二、到广西后，如桂军能相容，即与合作；如桂军拒守，用全力先将桂军消灭。三、最终作战目的是攻取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联合各方面拥汪反蒋。
向湘西边打边走
张发奎在宜昌、枝江部署完毕，立即挥军前进。这时，曹万顺新一师的先头部队约有两团，正奉蒋介石之命乘轮船两艘前来宜昌接防。张发奎于枝江岸上预先埋伏炮兵一连架炮以待，当轮船驶近枝江时向其开了三炮，两船都被击中要害，当即全部缴械。因行动中无法处理俘虏，乃将所缴枪支取下机柄投入江中，再让俘虏背无柄枪支进入宜昌。
此后，张部迅速向石门县前进。蒋介石命李韫珩约三个团在石门附近埋伏，想待张军大部渡过石门河后截击其后面部队。张部担任后卫的黄镇球旅留有一团兵力在石门河西岸担任掩护，将李部三团击溃，安全渡江跟进。
李韫珩师仍衔尾追来，每日与张部相距不过三四十里。你停他停，你走他走，企图尾追到有拦截伏兵的地点前后夹击张军。过慈利后，张部担任后卫的吴奇伟旅利用一个地形十分有利的狭长山谷埋伏部队，将李部进入山谷的部队一千多人全被击毙。李韫珩经过此次大创后，再也不敢跟踪尾追了。
在张发奎军南进的瓦屋塘时，何键已派刘建绪、陈渠珍等师预先在那里埋伏。张之师部和直属部队通过时，刘建绪等部即行展开攻击。张发奎指挥特务营奋勇应战，颇有死伤，幸后续部队及时赶来增援。经过一个下午的战斗，张部才将刘建绪等部击退，并安全通过瓦屋塘，渡过沅江。
经过这三次战斗，张部继续南进，于1929年10月间到达湘桂边境龙胜县。
与桂系合作
张发奎部经过湘西将入广西时，蒋介石曾命令被他收买的杨腾辉（当时任第十五军军长，主持广西军事）派部队截击。杨腾辉因对张军作战没有把握，一时委决不下。他想在了解张军实力后再作决定，乃派人潜入湘西侦察。后侦察报告，说张军渡过沅江时，队伍整齐，人数众多。杨知张系全师而来后，乃决定迎张部入桂，联兵攻粤。
张部到桂林后，随即向南前进。那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香港和顾孟余、陈公博等言归于好，并回到广西。汪精卫也已回国。张发奎到达八步时，李宗仁等赶来会晤，双方商定了共同攻取广东的问题。主要内容是：
一、反对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国大计。
二、攻下广州后，桂军不干预广东军政行动，张军不干预广西的军政行动。
三、攻取广州，张军负责左翼，桂军负责右翼，并担任总预备队。
与此同时，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任命张发奎为护党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未就此职），李宗仁为护党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花县大战
张桂军于1929年冬渡过广东的北江，进至广州外围花县。其时，广州方面已经在这一线上筑有防守工事，向左延伸至芦仓西江边沿（据说是陈铭枢亲自去视察布置的），并且于接战前一星期筑好了一条由广州到花县的公路。张桂军按进攻计划，桂军由花县西北、张军由花县西南，向广州攻击前进。那时，广州守军有陈济棠的五个师、陈铭枢的两个师。为防不测，蒋介石又抽调朱绍良、毛炳文、谭道源三个甲种师海运至广州驻守，并特派何应钦到粤指挥。桂军在花县西北线牵制了广州方面的三分之一兵力，其余则都在花县南线与张军接战。
广州方面兵力对张军约为五比一。
战斗开始，张军攻击顺利。两陈和由何应钦率领而来的三个中央师大部分被张军击溃，撤回广州近郊收容整理。张军左翼黄镇球旅官惠民团已攻入距离广州十多里的和平墟，广州城郊一片混乱。张军士气大振，认为即可进入广州。
当战况最为激烈时，广州方面只有张瑞贵一师还属完整，调至仙阁村固守，与张军吴奇伟旅相持。广州方面指挥部派传令兵送一紧急命令给张瑞贵，但被误送至吴奇伟旅左翼的邓龙光旅阵地。邓龙光拆开一看，原来是要张瑞贵将师部转移至某村指挥，死守待援。邓即将该命令转送至张发奎师部，请示对策。李汉魂主张把进至和平墟和作预备队的陈芝馨旅撤至仙阁，集中全师力量将张瑞贵师歼灭后进入广州。张发奎听从其计，遂命已进至和平墟的黄镇球旅撤回，并调预备队陈芝馨旅前进，集中在仙阁一带决战。但因时间已延半日以上，使张瑞贵师能加意防备。而张部则又因连战多日，已感疲困，加以黄镇球旅撤回后，士气受到影响。因此激战一日一夜以后，张部未能将张瑞贵师解决。张发奎乃通知桂军，自行撤退至北江东岸的琵江口一带。
花县战役攻击期间，桂军协同攻击的任务没有很好发挥，主要是由于李、白、黄初回广西，对部队的掌握指挥不够确实。另外，也有坐观成败，使张军实力削弱，以便进入广州后操纵张军的企图和行动。当张部退回北江东岸在北端的琵江口准备渡江时，而在南端担任掩护的桂军预备队蒙志部，竟先于张军撤过北江西岸而又不通知张军，致使张军在琵江口遭受袭击，损失很大。回师广西后，张军将领对桂军颇有怨言。
琵江口之败，是张军由于有桂军在前，以致疏忽，没有派出部队警戒。那时，广州方圆的朱绍良部派有几个小部队乘火车向北直驶，由于前端的桂军蒙志部已撤，火车竟得开至琵江口附近袭击张军。张军原准备下午渡河，师部行李陈列街上，其中有几十担现洋。琵江口人素性强悍，看见有这样多的现洋，一部分人就相约夺取。适外面有枪声，他们便也从街上打起枪来。张部以为敌人里应外合，官兵慌张失措，一时大乱，纷纷奔向江边浮桥渡江。张发奎由几个卫士扶持过桥。稍后，浮桥即被直属部队的人马挤断了。
先是张军撤退至琵江口时，曾分别在琵江口和琵江上流的横石各架有一座浮桥。规定教导旅在横石渡河，其余各部在琵江口渡河，渡毕再分别由后卫部队将浮桥拆去。张军是在拂晓时到达琵江口一带的，本可立即渡江，但张发奎想等一下桂军的消息。因此，决定在下午渡江，以致受到挫败。琵江口浮桥被挤断后，张之各部还有几千人没有渡河，于是大家都往横石去，可横石的浮桥已经被教导旅拆去了，大家只好望洋兴叹，不知如何是好，秩序非常混乱。正危急中，第十二旅中校参谋长曾举直和前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某团团长莫雄（莫雄，英德县含光人，曾在粤军许崇智部当过师长，1925年因反对蒋介五逼走许崇智而遭蒋扣留，释放后在第四军当过团长。花县大战，莫是以朋友的关系来帮助张发奎的）到了，他们两人将这些凌乱混杂的官兵集合，按人数迅速编组，临时按阶级指定连、排、班长，编为两个纵队向连江口前进。这支队伍（五千多人）到连江口后，再由莫雄发动当地人民觅取船只渡江，取道小北江的阳山折向西行，十多天后安全到达贺县归队。
张发奎到贺县后，检点人数，所剩不过三千余人，懊丧烦闷中忽见曾举直和莫雄带来五千多人归队，十分高兴；对曾举直、莫雄慰劳有加，对归队官兵也大力嘉奖。
张发奎在贺县将全部残余官兵重新编整，采北伐时期的三三制，编成六个团，一个特务营，一个工兵营，恢复第四军番号，分为第四、第十二两师，自任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为第四师师长。
花县一战，张发奎损失实力二分之一强，官兵的伤亡很大，高级将领中，旅长黄镇球、副旅长欧震都受伤，旅长吴奇伟，团长孟敏、黄士途均掉队。
袭取广东南路
张发奎在贺县整编完毕后，曾两次进军广东南路。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节前十几天，张乘广东南路空虚，率部由贺县出发，向花县、茂名、广州湾进军。
张军袭取广州湾一带的目的，第一是打通一条临时海道，接收由香港运来的物资和接回在琵江口失散的人员（吴奇伟和前第四军副军长薛岳等一部分将校，就是从广州湾回来的）。其次是送出一部分要离开的人员，其中有莫雄、李恒华、张远南等。原来莫雄回来后，张发奎还要其到香港去做联络工作；湖北人李恒华原是炮兵营长，此时已经没有炮了，留在广西用处不大，张便给资准他回籍（后来李在黄镇球的防空学校当过教育长）。张远南是宋子文的妻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由宋子文介绍给张发奎当中校参谋。花县战后，张发奎想向宋子文借钱作军费，于是让张远南去南京找宋。当时我很不理解，认为宋子文怎么也不会借钱给张发奎作军费打蒋介石。哪知这是我的书生之见，张远南去后不久，宋子文果然汇了二十万元到香港转给张发奎。张军此次出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截取广州湾各地的税收充实军需用费。张军在进军这几处城市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那里驻了十多天，后因广东部队进攻广西，李宗仁电催他立即回师，张发奎才率部离开广东南路，急回广西。
第二次是在1930年仲春季节，张发奎于北流战后，又进军广西南路的合浦和北海。在这些地方，张军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均是顺利占领。一个多月后，他们始经过十万大山撤回南宁休息训练，5月间和桂军联合进攻湖南。
和桂军合作时期的几次战役
张发奎在花县战败回到广西之后，先是恢复了第四军的番号，接着就进行整编。桂军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领导下，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最高领导人，也进行了整编，并恢复了第七军名义。从表面上看，张发奎为李宗仁所指挥，似乎是他的部属，但实际上是各树一帜。张发奎以客军自居，保持联军的状态，互不干涉内部军政。在这一段时间内，张桂两军还能够协同一致来对付敌人，其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分述如次：
一、马岭、荔浦之战
1930年春初，国民党中央军朱绍良、毛炳文、谭道源三部，在广州补充整理后，进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指挥桂军在马岭、荔浦地区与之作战。其时，张军正在广东南路，没有参加这次战役。桂军利用地形和依靠当地民团的协助，把朱、毛、谭三部击退了。
二、北流之战
1930年2月间，广东部队的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香翰屏等部由梧州经桂平向西进攻，桂军设防于北流，准备决战，电促张发奎迅速率部由广东南路回师会战。
此前，当张军进袭广州湾之后，蒋光鼐曾派人至广州湾与张发奎秘密联络，要通过张发奎联合桂系和他一起消灭陈济棠的实力，联合进攻广州，创造一个两广合作的新局面。张发奎当然同意这一计划，乃派司徒非（张发奎和蒋光鼐的陆小同学，又是蒋光鼐的东莞小同乡，新从广州湾而来）、薛纯武（薛岳从侄，第四军营长）二人为代表，径赴军中去见蒋光鼐。但这时桂军已和广东部队展开了战斗，战况很为激烈。蒋光鼐无可奈何，只得在战事接近结束前把司徒非、薛纯武二人扣留起来，解送广州交与陈济棠办理。陈济棠原想把他二人杀掉，幸得总参谋长缪培南（缪原是第四军军长，山东缩编后任第四师师长，没有到职，在香港闲住了两年多，花县战后投陈济棠为总参谋长）的维护和解救，监押了几个月才把他二人释放了。蒋光鼐与张发奎这次的密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当时尚未得知，如果桂军迟一点与广东部队接战，俟蒋光鼐布置就绪，再作行动，也许两广局面又会是另一种样子。
这次战斗中，桂军在北流之北，张军在北流的西南，共同阻击广东方面军队。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三天四夜的往来冲杀，张桂军被击败，但两军都有相当损失。
张发奎在贵县附近将收容的残部再度编组。此时，仅剩三个团了。薛岳自告奋勇，愿意出任团长。于是乃以薛岳、吴奇伟、韩汉英为团长；原来的团长降为营长，营长降为连长，取消第四师番号，只留第十二师番号，仍由张发奎自任军长兼师长。
北流之败，是因广东部队在战术上有所改进。蒋光鼐等吸收花县作战的经验教训，在这次战斗中，每一个阵地都筑了纵深的壕堑，布置了各种障碍物，据险扼守，又有飞机整天盘旋投弹，而张桂军不但没有飞机，且也没有大炮可以攻坚，就是迫击炮也不多，因此冲来冲去都冲不动广东部队的阵地，以致后来广东部队一反攻他们就失败了。
三、醴陵、长沙之战
1930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汪精卫准备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他来电要张桂军出兵湖南，响应阎、冯。这时，黄绍竑率兵到右江攻打红七军李明瑞去了，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会商后，认为有机可乘，乃于5月间由李、白率桂军八个团，张发奎率所部三个团向湖南进军。蒋介石此时因已把大部分部队调往中原和阎、冯作战，无法抽兵力援助湖南，乃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何键放弃湘南和长沙，以保存实力。张桂军因此得以很顺利经过祁阳、零陵、衡阳、株洲向长沙前进。在将进入长沙之前，只张军在醴陵的洪桥和何键部一师遭遇。张军以薛岳一团迂回而入醴陵，先占领了绿水桥，用火力控制桥的南面，薛岳另一营也包围了何部的退路，并将何一个师完全缴械。6月8日，张桂军进入长沙，武汉大为震动。经过花县、北流两次挫败。张桂军得此小胜，士气为之一振。
张桂军在长沙休息了三天，李、白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向长沙市商会勒借了五十万元巨款，以为军饷。旋即继续前进，桂军进占了岳阳，张军进占了平江，企图进攻武汉。
四、衡阳之战
蒋介石正在张桂军进占长沙之际，急电陈济棠和陈铭枢派蒋光鼐、蔡廷锴两部由韶关经郴州、来阳，继续北进，企图蹑张桂军之后。而黄绍竑也由右江尽起广西之兵约七个团由龙虎关出道州，也追蹑于蒋、蔡两部之后。这时，在广东部队方面看，是把张桂军截成两段；在张桂军方面看则是把蒋、蔡两部前后夹击，这是他们双方当时的战略观点。
在此情况下，张桂军不敢进攻武汉了，决定回师广西固守。乃分途经攸县、茶陵迂回而过来阳，从衡阳南端向邵阳（宝庆）前进。时蔡、蒋两部已进入衡阳，构筑工事扼守，而张桂军前头部队正向邵阳方面行进。白崇禧得到情报，知在衡阳之广东部队及湖南部队约为十七个团，而张桂军连同黄绍竑后续部队却有十八个团之众，乃向李宗仁献计，主张以全力在衡阳与敌军一决雌雄；战而胜回师直捣广州，战而不胜，回师广西固守。李宗仁深以为然，遂临时变更战略，以张军进攻衡阳西南，在二塘、三塘一带展开战斗，桂军以一部攻衡阳对岸的江东岸，一部在衡阳南面协同张军向衡阳进攻。
在衡阳的广东部队和湖南部队较两次战败后的张桂军为精，且有工事可凭，又有空军协助作战，并可利用粤汉铁路运输的便利。相形之下，主客情势大异。战斗开始后，张桂军的攻势很猛，经过两夜三天的苦战但仍进不了衡阳，张桂军损失甚巨。以致一经敌军反攻立即溃败；张军几乎全军覆没，桂军也溃不成军，损失实力十之七八。
衡阳战争的失败，使张发奎十分气愤。他不满白崇禧临时变更计划，而决定冒险决战，以致惨败。当即决意散伙，吩咐各团对溃散官兵不必收容。张发奎就这样悄然地回到了桂林。
五、南宁、平马之战
张发奎回到桂林后，查点跟来的人数，官兵不到两千人（但是排、连长以上的干部大部分还在），他便与薛岳、李汉魂、邓龙光、吴奇伟、韩汉英、陈芝馨、欧震、沈久成等商议散伙之事，并把历年存积的几十万元公积金拿出来，分散给跟来的官兵。官兵们拿到公积金后准备各走各的路（李汉魂和邓龙光就是在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后，化装到香港去的）。
李宗仁、白崇禧看见张发奎这样消极，真的分金散伙，生怕拆了张桂军联合阵线的台（他们那时还要利用第四军的声威和汪精卫的招牌），便马上来劝慰张发奎，并以利害关系来打动他。李对张说：“向华！你丢了部队出去，难道就终老香港，对政治和军事不再过问了吗？有点本钱，终比一点本钱没有的好！你不要一时消极，不计及长远的利害。”白更进一步地劝张说：“下野的滋味你尝过，我们也尝过。丢了棒棒被狗欺，你前次下野后不是有旧第四军做本钱，1929年春蒋介石还能起用你吗？此刻你到香港去，汪先生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肯投到陈济棠方面去当部下吗？蒋介石还能放心再给你兵带吗？我劝你打消走的计划，再和我们一道干。没有兵，我们给你补充；没有钱，我们给你筹措。我们有祸同当，有福同享，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请你三思。”张发奎经过李宗仁、白崇禧这么一劝解，果然打消了散伙的初意，决心继续干下去。
此后，李宗仁、白崇禧即拨给张发奎几千新兵，分驻柳州、柳城两处。张配合原有老兵，重新编组，编成六个团，分为第十、第十二两个师，以薛岳、吴奇伟分任师长。训练了两个多月，又恢复了战斗力。
张桂军由衡阳退回广西后，何键即率湖南部队由全州进窥桂林，而广东方面也由陈济棠、陈铭枢率部从梧州、桂平、贵县进至迁江宾阳一带；龙云的云南部队则早在张桂军进攻湖南之时，接受蒋介石命令，由卢汉任总指挥，率领孙渡、张冲、鲁道源三个师及自兼的一个师约十四个团围攻南宁，已达5月之久（南宁由黄旭初率韦云淞两三千人的兵力死守）。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将部队编整完毕之后，自然不能坐视广西三面被围，乃决定先从南宁着手。
1930年中秋前三日，张发奎率部配合桂军向南宁进军，由白崇禧任总指挥。那时，宾阳为余汉谋部占领，截断了由柳州至南宁的公路，白崇禧以一部桂军打着第四军的旗帜向宾阳佯攻，主力却从宾阳之北经上林县向武鸣县前进。时滇军占领着武鸣县城和武鸣北面的高峰坳，白崇禧以桂军一部也打着第四军的旗帜向高峰坳佯攻，却以主力偷偷地从宾阳与上林之间的深山狭谷、羊肠小道间，星夜迂回至南宁东门城外，拂晓与南宁守军相呼应，遂与滇军展开战斗。原来滇军一向认为第四军所在，便是张桂军的主力所在，乃以主力对付和防守。白崇禧就这样用疑兵之计，牵制了宾阳的粤军，也迷惑了武鸣与高峰坳的滇军。
张桂军和滇军在南宁城下鏖战了三日。滇军的作战力是相当强的，整连整连地冲锋，使张桂军难以招架。第三天战斗极激烈时，白崇禧和张发奎同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突然有一个连的滇军，沿山边隐蔽地区迂回而来，向山下吴奇伟的师部指挥所冲锋。那时吴奇伟的兵力只一个卫士排了，几个参谋要吴奇伟稍退。吴奇伟那时正左手拿着酒壶喝酒，右手拿着一只鸡腿在啃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吴拿鸡腿指着卫士排大喝一声：“散开射击！”大家奋力抵抗，压制了滇军的攻势。十几分钟后，桂军派了一个团来增援，终于把冲上来的那一连滇军击退。当时如果吴奇伟不冷静沉着，稍一后退，定会牵动这一线的守军而波及白、张的指挥所。后来白崇禧曾对吴奇伟开玩笑说：“滇军用的指挥刀是鸦片烟枪，你用的指挥刀是鸡腿，将来在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
这一战滇军的实力并未损失，但卢汉眼见余汉谋向西夹击的部队不至，怀疑余汉谋和张桂军之间已有谅解，便于第三日夜间向西撤退。如果当时余汉谋能够由宾阳向西塘夹击张桂军，则不难歼灭张桂军于南宁城下，但余汉谋却被佯攻部队牵制住了，不敢妄动，以致卢汉不得不撤退回滇，南宁之围遂解。
滇军沿右江北岸向西撤退，白崇禧挥军追击，以桂军衔尾紧随滇军之尾，张军从右江南岸经果德、果化兼程前进，至平马渡回北岸，占领平马县城，拦头截击。当张军占领平马后，不到半天，滇军先后到达，就在平马城外西北面接战。张军在前，桂军在后，向滇军夹击，比南宁的战况要激烈，薛岳、吴奇伟都在此役受伤。滇军无心恋战，夺路向西撤退。在平马激战时，白崇禧另派桂军一师渡过南岸轻装向百色前进，对滇军由张部衔尾追击，因此百色城先由桂军占领。滇军乃由百色城的东北转到广西通贵州的罗里墟收容整理，改编为四个旅退回云南去了。
南宁和平马之战，是张桂联军的最后一战。滇军退走后，湖南部队从全州撤回湖南，广东部队从宾阳、迁江、贵县、桂平一带撤回广东，只留一部分扼守梧州。至此，广西全省，除梧州外都已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完整地收复了。
战后的低潮和张桂军的一些矛盾
张军进驻百色之后，官兵水土不服，大部分人先后病了，乃将部队调至平马休息训练。时为1930年初冬。当时，李宗仁、白崇禧正忙于收拾广西残局，整理部队和各县的县政，以巩固收复后的广西政权。与此同时，张发奎和第四军部分将领都先后来南宁休息。李宗仁、白崇禧拨了一所小洋房给张发奎、薛岳、吴奇伟等几个人住，其他一些人连我在内，则被安排在建设厅一个小院落里。那时，中原反蒋战争已经失败，汪精卫回到香港一筹莫展。并且正当平马作战前后，据报共产党彭德怀、黄公略部队占领了长沙，共产党的势力日渐膨胀；在国际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在东北扩张势力，蠢蠢欲动。张发奎盱衡时局，颇觉无限伤感和忧闷。记得有一次，吴奇伟问张发奎：“蒋介石打不倒，而共产党逐渐壮大，将来中国的政权，你愿意给蒋介石呢，抑或是给共产党？”张发奎答道：“到那时我愿意给蒋介石，因为他还算是国民党人，他还有可能实行三民主义。”吴奇伟又问：“假如日本人来了，要侵占我们整个中国，蒋介石担负不了抵抗的责任，你愿意把中国给日本人呢，抑或给共产党？”张发奎大声地答：“那时我愿意给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还是中国人，谁愿意给日本而当亡国奴呢？”由此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张发奎当时的心情。这期间张发奎每天请广西建设厅长黄荣华给他补习英文，薛岳吃饱后倒头便睡，吴奇伟时常吃酒，真不像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总之，大家无所事事，还有一些人天天逛街和玩牙牌神数，就这样优哉游哉地住了两个多月，一直到是年底，才决定调薛岳到柳州去接任军官学校校长，陈芝馨去接任教育长，黄占春、蔡复生和我同到柳州去工作，吴奇伟带着其他一些人回部队去。这一时期，不但张发奎等意志颓丧，就是桂军中的主干人物黄绍竑也同样感到毫无出路，经常表示不满，平马战后他遭白崇禧排斥，后来竟离开广西到香港转赴南京投蒋介石去了。
张发奎在花县战败退回广西以后，和李宗仁等合作了一年多，其间，双方比较开诚相与，在各次战役中，也还能协同一致。但其中意见分歧、钩心斗角的情况也有。我的记忆中就有几件比较重大的事，值得一述。
其一，火并杨腾辉事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重返广西以后，见主力部队掌握在杨腾辉手里，便时时感到广西难以巩固，于是逐步对杨的部属进行分化。1930年春末夏初之际，李、白、黄认为火并杨的时机已成熟，就想解决杨腾辉。张发奎对杨腾辉曾有过保证其实力和地位安全的诺言，且以为这样既可以掣李、白、黄之肘，使他们对自己有所借重（李、白、黄返广西之初，情势也确是如此）；同时对杨腾辉方面也可示好，使之有一种依靠自己的心理。因此张发奎知道李、白、黄对杨腾辉的意图后，曾有不同的意见表示。但李、白、黄认为不将杨解决，广西军政就无法巩固和统一，从而影响他们复起的计划，因此就不顾张发奎的反对，于1930年春末夏初之际，很迅速、顺利地撤销杨之一切职务，收回了兵权。以张发奎刚躁性情，对于李、白、黄此举，照理会与他们发生冲突。但这时张军的实力，由于多次受挫，已经不如初入广西时雄厚；再者，张的兵员补充和军饷接济还要依靠李、白、黄他们，结果只好屈从。只是要求李、白、黄保障杨之生命财产安全，李、白、黄同意。此后，杨腾辉高飞远走，到香港去做寓公了。
其二，衡阳作战前的战略争执。1930年夏，李宗仁、白崇禧与张发奎等出兵湖南，于6月攻占长沙，正拟乘胜直驱武汉之际，不料广东部队由韶关入湘，蹑张桂联军之后，使其有前后受敌之虞。李、白与张会商对策，张以东南兵力空虚，主张采游击战略，取道通城、通山入赣，袭取南昌；如蒋光鼐、蔡廷锴部及湖南部队敢于继续追来，仍然避战，更东南入闽，袭取福州，进据漳、泉；如粤军仍然尾追，那时广东必然空虚，则可西向袭取汕头及广州；倘若粤军集结，估计不能取胜时，再回广西固守。这一计划，可以牵制蒋介石大部兵力，有助于中原反蒋战事；我军纵横于三四省之间，又可使敌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且我军在前，粤军在后，沿途一切给养、交通、物资等，都可由我军给予征发或破坏，使敌军感受各种困难，这是于我军有利的条件，绝可取胜。李、白则以顾全广西根据地为重，主张第一步退据邵阳，如敌军进逼，徐徐退回广西，凭险固守，以待中原阎、冯与蒋之战决定胜负后，再定动向；因为广西有山川险阻可凭，又有民团协助可恃，有兵员、给养、征发、运输各方面便利的条件，因此必须撤回广西，固守根据地以待时局的发展。经过研究，决定撤兵回桂。张虽对此不太满意，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反感。由于白崇禧忽然又变更计划，在衡阳和蒋、蔡等部决战而遭惨败。张发奎对此十分愤怒，以致后来对溃败官兵不作收容，并在回桂林后决意散伙。
其三，组织秘密团体。1930年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衡阳战败退回广西后，为巩固内部，商议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三民主义同志会”，吸收两军上尉以上的干部参加，企图以此稳定两军军心并加强两军干部的团结。但张发奎担心第四军干部被桂系同化、收买，便先在第四军内部秘密组织了“国民党护党同志会”，规定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会”的人必先参加这一组织。
退出广西与中止同桂系合作
1931年2月末，蒋介石扣留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囚之于南京汤山。胡派的重要分子古应芬在广州闻讯，即鼓动陈济棠反蒋。4月，粤方由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发表弹劾蒋介石独裁非法的通电，接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都先后通电响应。不久，孙科和汪精卫从香港来广州，并于5月27日召开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还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和南京相对抗。7月间，又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否定南京蒋记国民党。此时，国民党内的胡派、汪派、孙派、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以及南北各地的失意军人都云集广州，声势相当浩大。
张桂联军在南宁、平马战役以后，广西全省虽然没有敌人包围，但物力相当贫乏，尤其是梧州还被广东部队占据，使广西的物资输出、输入都困难。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使张发奎和李宗仁、白崇禧都看到了希望。
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与陈济棠之间，多年来兵戎相见，本是互相敌对，但现在由于共同反蒋，于是言归于好。
张、李、白等还先后赴粤，亲自参加广州非常会议。张发奎离桂时，将第四军军长职务交与吴奇伟，要吴候他在广州和汪精卫计议后，再筹出路。
汪精卫派在非常会议里面，虽为重要组成部分，但仍为胡派所排斥。胡派紧紧抓住了陈济棠部队做台柱，而汪精卫所领导的张桂军，实力不如陈济棠，这自然就让胡派占了先。再者，孙科依违于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定见。这样，汪精卫在广州非常会议里面就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张发奎这时对汪精卫还是诚心诚意拥护的，可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就不同了，他们看到陈济棠的实力强大，胡派在非常会议里面有压倒一切的势力，权衡利害，就开始靠近陈济棠与胡派势力，对于汪精卫反而若即若离了。11月间，由非常会议操纵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时，在沪的汪精卫没有回粤参加。汪派由于争执中央委员名额分配而反对邓泽如、萧佛成的一个提案，汪精卫便由沪电令汪派一百七十多名代表退席，孙科也叫他的全部代表退席（邓、萧撤回提案后，孙派代表继续出席）。汪精卫复来电要汪派代表到上海去单独开会。广西的代表属汪派代表的一部分（我是第四军指派的代表之一），自然也跟着退席。李宗仁与广西代表退席后，在他的东山寓所招待代表。李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过去所谓的“拥汪”政策，要求广西的代表顾全“反蒋”大局，继续在广州开会。可见李宗仁那时已无拥汪的打算了。此后，广西的代表和第七军代表仍然在广州继续开会，只有第四军的华岳高和我两人离开广州，到了香港。后来听说汪精卫他们在上海“大世界”开会，我们觉得太不像话，就留在了香港。
张发奎在广西寄人篱下，原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不是李、白的部属而取联军的姿态。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黑龙江孤军抗日，很得全国人民赞许。张发奎想把部队撤出广西参加抗战，乃和汪精卫相商。汪此时已和蒋有了合作的意向，也不愿张军留在广西，使蒋对自己有所怀疑，便对张意极为赞同。并怂恿张以援马占山为名，通电全国即日撤出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对于张军撤出广西，当然很不愿意，立即致函张发奎表示劝慰。此时张发奎已赴香港，吴奇伟、欧震也由广西来到香港，在张发奎住宅会商撤出广西后的一切问题。众人联名给李宗仁写了一封很决绝的信，大意是：公既不拥护汪先生，第四军势不能与七军合作等。李宗仁和白崇禧又百般笼络张军在广西的将领，无奈张发奎及其所部将领意志坚决，怎样也挽留不住。当时张部驻在东兰等县，吴奇伟回桂后迅速将部队集中，立即行动，取道柳州、桂林、全州，离开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初拟在桂林附近用武力将其解决，但兵力集结稍缓一步（张军将至桂林，桂军还未集结完毕）。李、白变主意，通知张军所过各县开会欢送。从此张军撤出广西，终止了和桂系李、白的合作。
上汪精卫的当后出国考察
张发奎是当年军人中拥护汪精卫最忠实、最坚决、最积极的一人，对汪真正做到了“言无不听，计无不从”。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在武汉提出“在夹攻中的奋斗”口号，要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进攻南京。张率部到达江西时，由于共产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削弱了他三分之二的实力。同年11月，汪精卫要张发奎在广州驱逐李济深，和桂军黄绍竑以及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等大战于东江，也因失败而退出广东。这次又因为拥汪而在宜昌发难反蒋，经过大小十余战，拼完了实力，仅仅剩下几千疲残之师，撤出广西后，由吴奇伟带到江西樟树镇进行整训。总之，张发奎对汪精卫始终追随，毫无怨尤。按说汪精卫对张发奎虽不能特别提携，亦当推心置腹，多方抚慰。殊不知汪精卫毫无信义，“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对人只知利用。他看到张再无力量帮助自己，弄不好还会影响他和蒋介石勾结，因此便把张当成了障碍人物，并尽量避免与其见面。
那是1932年春的一天，有人告诉张发奎，说汪精卫突然到杭州晤蒋去了，张发奎不信，因他两天前曾在汪宅见到汪妻陈璧君，陈告诉他汪病得很重，并详尽地叙述了汪的病况。可当天晚报头条新闻却是汪、蒋杭州会晤。张发奎看后跳了起来，感到汪精卫已在疏远他了。后来，有一次张发奎去看望汪精卫，汪之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发奎因自己和汪的关系密切，也随即跟着进去。其时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坐在一张小桌子边谈话，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张发奎这时已到客室门外，汪刚才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张发奎回来后，又气又恨，想起拥汪用尽了力气，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于是恨恨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已被我戳穿了。”
当时，我和张发奎住在张位于上海爱麦虞限路一座小洋房里，有一天张和我谈到汪精卫时，我不揣冒昧地问他：“向公，汪精卫无信无义之外，并且无耻。他这样无情地对待你，还跟着他跑干什么？”只见张叹一声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反蒋，那年在广州还反过李济深，不了解我的人，都骂我反复无常，其实我是上了汪精卫的大当。我现在再来反对汪精卫，那不更说我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吗？这好比旧时的女人嫁错了丈夫，要离婚，怕人讪笑，不离婚，又深感痛苦，真是难啊！”我说：“你已经上了汪精卫的大当，人们都说你是他的死党，今后还要跟着他走，说不定还要上他更大的当。”张发奎笑了一笑说：“那倒不会了，以后我对汪会敬而远之。我已经没有兵了，汪已和蒋合作，他还利用我干什么呢？”言下不胜感慨。
1932年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由汪精卫继任，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他们大事安插改组派人员。那时，第四军中上级军官未能安置，流落在上海和南京一带。张发奎多次请汪精卫安置他们，汪一味敷衍。情急之下，张去见汪，十分强硬地说：“汪先生！第四军的全体官兵，为了拥护先生的革命主张，这几年来一再苦战，舍生命，流热血，万死不辞，而今所剩不多了。部队已小，一部分人员安置不了，现在流落在京在沪的有好几十人，而先生不加抚恤安置。他们生活都很困难，几次要来向先生请愿，还要向报纸发表一些东西，他们说：‘我们给汪先生出的力，难道还不如那些只会吹吹牛的改组派吗？’他们这些想法，都经我劝解和阻止了。现在如果先生再不理，就让他们来找先生，我也管不了许多了。”汪听后皱起眉头，一会儿搓拳头，一会儿搔头发，许久不作答复。倒是陈璧君在旁边十分着急，连忙对汪说：“你就和顾部长商量一下，在铁道部内设法安置他们吧！”汪听后，装成恍然大悟的样子，答复张说：“好！我和孟余商量。”几天后，在行政院会议上，铁道部提出了一个“设立路警管理局”的提案，会议通过后，随即任命前第四师副师长朱晖为局长，前教导旅旅长、柳州军官学校校长陈芝馨为副局长。下设四处，编制将近二百人，除了安置第四军几十个闲散人员外，还安插了一部分改组派及一部分在广东反对过陈济棠的军官。
张发奎在军事参议院当了一个挂名的上将参议，闲居上海一年多。后来，他感到自己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时无从发展，乃于1933年夏初到英国考察去了。
（李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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