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湘与蒋介石的钩心斗角
新军阀混战时期刘湘和蒋介石的互相利用
四川军阀历年混战的结果，在防区时代形成了两个派系：（一）以刘湘为首的四川速成系，主要分子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王曾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过教官）、傅常、郭昌明等；（二）以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为首的保定军官系，主要分子有黄隐、陈书农、刁文俊、牛锡光、董长安、曾南夫、孙震、夏仲实、唐英、张为炯、张致和、向传义、吴景伯、田伯施等。其中以1926年至1933年间刘文辉的防地较为富庶，川西南的最重要地区大多是他的防地，共约七十余县。
刘湘霸据川东，防地虽不甚广，但因重庆为重要商埠，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一面扼制保定系，使其无法补充军实，一面利用长江交通，买枪械，设武器修理所（即变相兵工厂）、炼钢厂等，大事扩张。又因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后，对工农红军发生广泛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同时更因蒋要消灭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天下，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湖南唐生智，广东李济深、陈济棠，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前后发生了若干次的内战，在这过程中，他不能不拉拢长江上游的刘湘作声援，而刘湘更想利用接近蒋介石来便利他的企图。
在刘湘任二十一军军长的时代，在军部内设有特委会，以他的同学李根固主持其事（李曾任二十一军军部副官长、重庆警备司令、宪兵司参等职）。所谓特委会，就是专为对付共产党而设的机关，后来刘兼四川善后督办，更扩张为清共委员会，军、警、宪都参与其事。当时在他的防区所属川东各县，革命工作人员受其残害的很多，其办法分为杀、关、放三种：（1）情节严重而又坚持革命立场的，大多被杀了；（2）嫌疑稍重、态度不十分坚强的，就扣押起来；（3）间或有立场不稳、登报声明退出进步关系的，就释放了，甚至利用个别的作为工具，帮助特委会调查、破坏地下革命干部的工作。震动一时的三三一惨案[1]，虽系刽子手王陵基、蓝文彬等所造成，但刘亦不能辞其责。
1930年蒋与阎、冯战争发生时，张学良在两者之间，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派张群做代表到沈阳去运动张维护“中央”；同时，阎锡山派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冯玉祥派他的总参议薛笃弼，也到沈阳包围张。而刘湘为探讨张学良的真实态度，以便决定他对双方的策略起见，特委托我前往谒张。因我和张原来有交往，晤谈时张便向我说：“恶政府甚于无政府，蒋介石诚然不对，但阎锡山、冯玉祥又有什么对的呢？我已决心维持南京政府，并经电约热河、吉林、黑龙江各地负责人来沈阳面商。如他们赞同我的主张，我就一面通电，一面率兵进关。但因我目前的处境关系，时机还未成熟。现在对两方的代表不能不说两种话，请你务必严守秘密。”我将这个情形电知刘湘后，刘就极力表示靠紧蒋介石。当时刘文辉的代表冷杰生、张笃伦走汪精卫的路子，在北京扩大会议活动；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反蒋“鱼电”发出后，声言要派兵去援助阎、冯。而刘湘则公开地说，成都方面如果要发动，他就要起来制止。
1929年春夏之间，蒋介石同桂系在武汉发生战争，刘湘有举足重较之势。当时他坚决倾向蒋方。1931年刘湘的代表钟体乾到南京，蒋曾向钟体乾提出要求，大意谓两广方面将有异动，中央要集中力量对付彼方，鄂西的红军，他势难兼顾，请转达刘湘派兵到鄂西担任进剿红军的责任，将来武汉都可以交给刘湘；并许了刘湘若干包袱，对钟体乾个人也十分客气，称呼他为“老前辈”。刘湘经钟转达后，认为有发展机会，就派王陵基、郭勋祺等部到鄂西“围剿”红军。所以在购买械弹及机器方面，南京中央确给了刘湘一些便利。从形势上看来，刘湘和蒋介石似乎很接近，实际上则彼此互相利用，并非推诚相与。
在速成、保定两系的对峙中，刘湘、刘文辉势均力敌，两人均有统一四川的企图。他们尽管有叔侄关系，但因利害冲突，复有学派之不同，于是就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故1932年冬，竟演成二刘之战。刘文辉失败退至雅安后，偏处一隅，形势远不如昔，而过去又曾一再反蒋，但是他处在这种环境之下，还能够保持相当力量，后来到1949年12月在彭县起义，确非易事。
刘湘被红军击败后，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控制川局
1933年工农红军进据通南巴各县后，蒋介石以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所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各部都归刘湘指挥。但据刘湘云，邓、田各部对他的作战计划，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对于川北红军，始终没有办法。当他的直属部队王陵基、唐式遵等部在万源被红军击溃后，实力损失很大；又夹杂有所谓刘神仙的关系，前线部队内讧甚烈。当时刘湘感于川情复杂，而黄埔系的四川人，复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在各军以及刘湘直辖部队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刘湘甚为懊丧，曾电蒋辞职，并约我自沪来渝，我代表他到庐山去见蒋介石，提出几项要求并以辞职相要挟：（一）各军不奉命，而又有一些黄埔学生在四川挑拨离间，请示如何办法；（二）各军向他请求临时补助军费，他以川东一隅的财源，自顾不暇，请中央酌给巨款，以便支应；（三）请接济他若干机关枪及炮弹等。我到庐山，先将刘湘无法负责、不得已而辞职的情形向蒋的秘书长杨永泰危言耸听地谈了一番，然后才去会蒋。因杨已先同蒋商量有结果，故我一见蒋面，所有的问题都得到相当解决。当时蒋介石向我表示立即电饬川中各军务必服从刘总司令的命令，如有违命的，准由刘先行撤职后报中央；如有假借中央名义在四川挑拨离间者，准由刘拿办，一面给现款五十万元、炮弹五百发，并给有迫击炮等。
1934年10月，江西工农红军突围北上抗日，蒋介石赓即电约刘湘到南京面商，一面杨永泰、张群到上海请我电催刘早日东下。我电知刘后，刘又电约我到汉口等他来先行会商。我到汉口与刘湘见面时，刘问我：“你看蒋这回约我来，要谈些什么问题？”我说：“蒋表面上必定讲些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及如何信赖你等等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止红军北上，以期达到他两败俱伤的愿望。同时他还会借防堵红军为口实，派重兵入川，实行掌握川局。”刘湘说：“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只有在两害取轻的原则下来决定态度，等我深思熟虑后，再行详商。”我与刘由汉口出发，系坐船到南京，船到武穴时刘湘又同我密商。刘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的目的究竟是在拿四川或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使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的目的，只是在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如果蒋介石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我们到南京后，就本着这个意思相机应付。”
刘湘抵南京时，除蒋介石外，所有各院部的负责人都到下关码头来迎接。刘在京住锏银巷办事处，休息片刻即由杨永泰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向刘说，有许多重要事同甫澄兄商量，你在途中辛苦了，请你稍为休息后，我们再详细谈。刘湘为避免见忌于蒋，故意装着笨拙的样子，话都说不清楚。下来后，杨永泰向我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我说：“你不要把人认错了。”跟着蒋介石命杨永泰、张群、吴鼎昌三人同刘湘谈问题，他们三人商量结果，决定先约我谈，然后再晤刘，较有伸缩余地。于是杨、张、吴就向我提出了蒋介石的具体意见，主要就是：要刘组织四川省政府，担任主席；四川善后督办署改为川康绥靖公署，由刘兼主任；现举国的共产党都要到四川，蒋决定仍要刘兼“剿匪总司令”，但以一省的力量担任这个艰巨的责任，很难有把握，蒋拟派十个师分头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协助作战，所有入川的中央军及四川各军，统归刘湘指挥调遣；至军费及械弹等，中央更应负责。他们的话说完后，我回答说：“这个布置很周密，但四川军民的心理，我们应特别考虑到。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军队以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现在中央军固然同滇、黔、北洋军不同，但是一般军民认为是客军则一也。四川全省军队约有五十万人，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的关系，而使五十万人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个人纵然肯负责，恐亦无济于事。”杨、张、吴对这一点都提出不同的看法，并说了许多解释的话。我将同杨、张、吴谈话的情形转告刘湘，刘说，这个意思表达到就够了，同时又告诉我说：“你再会到杨、张、吴时，就说我愿意尽力效命疆场，但总司令一职，责任重大，请中央指派资望较高的人去担任，我愿听指挥。”经一再往返磋商，蒋见刘的态度坚决，不愿弄成僵局，始打消派兵入川之意，而另组织参谋团入川帮助；又提出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因贺与刘湘是四川速成同学的关系。同时组织四川省政府，蒋介石提出以康泽为保安处长，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其余人员统由刘湘推荐。刘只承认蒋志澄的教育厅长，拒绝康泽做保安处长；后来康泽率别动队随参谋团人川，分驻交通要道各县，表面上说是为了清查共产党，暗中则进行破坏刘湘的活动。1935年1月参谋团到重庆时，工农红军已到贵州遵义，刘湘同贺国光会商结果，派郭勋祺、潘佐等部向贵州土城方面，派廖泽等部向贵州松坎方面，阻击红军。后来红军由云南、西康经川边北上，刘湘又率重兵在邛崃一带阻止。
参谋团入川后刘、蒋的明争暗斗
参谋团到重庆不久，就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专管川、滇、黔、康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蒋介石并亲自来川主持。行营秘书长就是杨永泰，贺国光改任参谋长。表面上蒋介石说扶助刘湘统一川康，实际则企图拉垮刘湘，直接掌握川康。这个时候，刘湘如芒刺在背，时感不安。刘湘虽亦扬言拥蒋，暗中则多方防止蒋的势力侵入四川，蒋、刘矛盾，因之日趋尖锐化。刘每天所搜集的情报，内容大多都是关于复兴社分子对他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1935年2月，川省府在重庆成立，蒋刚到重庆，就叫他的秘书长杨永泰向刘湘说：“重庆行营要仿武汉行营的先例，在重庆训练四川县政人员，训练完毕后，交由省政府以县长、区长委用。”当时刘湘坚持此项训练应由省府主办，并极力力争，结果改由行营同省府合办，由刘湘主持其事，另由行营派王又庸任该所主任，以省府秘书长及各厅处长为教官。关于法律的课程，由高等审判厅长担任；三民主义的课程，由国民党书记长担任；保甲法令，由行营派程懋型专任，并由行营派复兴社分子担任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的责任。于是1935年的四五月间，在重庆成立县政人员训练所，招考学生约四百人，凡国内外大学毕业、在军政机关服务一年，或高中毕业、在军政机关服务四年者，皆可报考。开办后由我以省府秘书长的名义代表刘湘主持一切。刘湘并谆嘱我要用全副精神来注意此项训练，绝对不要受训人员走“中央”的路子，因为要利用这些人员到基层去防制“中央”的势力侵入地方。又以受训人员全部都是四川人，我便暗示他们一定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才会有前途，并明白告诉他们，县长、区长是由省府委派，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县长、区长。一般受训人员因自身的利害关系，当然倒向省府方面。受训期间，规定为三个月。约在1935年7月，省府由重庆迁到成都，县政训练所也随之搬来成都。在第一期将要毕业的时候，适蒋介石在峨眉调训全川中上级军官，并命县训所受训人员前往参加训练，于是该项人员又到峨眉受训后，才回成都考试毕业，毕业时分为县长班及佐治班任用。县训所前后办过三期，共毕业一千零七十人。在刘湘任川省主席时期，县训人员担任县长的经常保持八九十人；全川五百多个区长，完全是县训人员充任。县训所二、三两期受训人员，绝大多数仍是考试来的，有一部分是调训现任县长，有很少数的人，是由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等各个军事长官保送的。入所后，规定集体加入国民党，也不过是照例文章。这是蒋、刘争取行政干部的经过事实。
1935年夏，川省府颁布在成都征收房捐的命令，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联合部分武备生准备起来反抗，并以运动罢市相要挟。刘湘为贯彻他的命令及保持省府威信计，就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监视起来，表面上说外间谣言甚多，特派兵来保护，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以免发生危险，一面并逮捕了几个武备学生。这时候蒋介石为讨好那些反抗分子，命刘湘立刻撤去包围尹、胡、刘住宅的队伍，并释放扣押诸人，刘拒未照办。蒋、刘的斗争，就更表面化了。
蒋介石为笼络川军中上级人员，曾在峨眉组织军训，并亲临主持，而以刘湘副之。刘为缓和彼此间的冲突，曾向蒋谓：“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其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之培植，在四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不能不力疾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亦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方能收指臂之效。”刘当时大有垂涕而道之概。蒋聆悉后，很肤泛地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刘湘回成都将这个经过告诉我，认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决定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蒋，暗中则加强防蒋的布置，对外切实联络两广、云南各反蒋派，以作声援，先后派张斯可、李星辉、刘亚修到两广活动，派魏子铣、李叔尧到云南接洽，龙云也派胡郁荪当代表，长驻重庆。凡关于反蒋方面的接头事宜，刘指定总参议钟体乾、参谋长傅常负责，这一类有关函电，统由绥靖公署办理。关于敷衍中央方面的接洽，则指定秘书长我负责，往来的函电，由省政府办理。
两广事变与刘、蒋矛盾之发展
1936年夏，广东陈济棠通电反蒋，桂系亦准备发动，情势甚为严重。蒋曾电刘要他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国家统一，其用意就是逼刘表明态度。当时刘在大邑县安仁镇家里，我持电前往面商。我开口就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拉拢四川不可。我主张先打一个冠冕堂皇的通电，再坐观成败，刘极不赞同。刘认为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蒋，要我回省通电，以一百字为限，使两广看去不是在帮蒋，但对蒋也必须敷衍。我回成都照刘的意思发出通电后，刘湘也赓即来蓉，秘密召集主要干部商讨此事。开会时参谋长傅常及潘文华等都主张立即发动，先包围成都中央军校及重庆行营，把它接收过来，我未说话。最后刘又问我对大家的意见是否赞同，我说：“原则赞同，但采取的步骤应慎重考虑。因两广反蒋固然一致，但内中分歧很多，而且蒋介石一贯以挖墙脚的办法对付各省，陈济棠的部下是否有被蒋收买的，尚难断定。如果我们马上发动，万一两广内部有问题，不能支持，则蒋介石的矛头必然就会转向四川。我认为目前只能暗中准备，俟双方战事到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较为稳当。”刘湘当即表示同意，但散会后，仍由绥靖公署密令所部军队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殊陈济棠通电不到三天，陈的部下余汉谋就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的空军也变了，于是未放一枪而陈济棠就垮了台。这时刘湘很着急，曾到贵州馆街我的家里，要我代表他到庐山去见蒋。我说：“这个时候去，没有什么作用。”刘说：“现在非去不可，蒋对我们究竟是什么态度，必须探讨清楚，才好决定应付之方。”我即到庐山，蒋一会见就怒容满面，喊副官把地图拿来，指着地图说，甫澄夜里调动某些地方的军队，做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的活动，我已经很清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我当即力为解说，极端否认调兵的事情，并谓即令有此事，也是为了剿匪，而不是附和陈济棠，因四川的土匪同哥老向来互通声气，所以剿匪的军队一定要在夜晚行动，才不会泄露，并举过去刘湘维护蒋的许多事实，来证明刘绝对不会附和陈济棠。因而蒋的气始稍平，最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转给刘，略示敷衍，但内心上对刘已结成不解之冤。
刘湘始终顾虑的，是怕蒋介石收买他的部下，挖他的墙脚，于是把原来二十一军有名无实的武德学友会充实起来，表面上以崇尚武德、研究军事学为号召，实际上则是团结所部拥刘防蒋，并由傅常、张斯可向刘介绍郭春涛、高兴亚、郭秉毅、汪导余、李荫枫等为武德学友会设计委员，另外以彭光汉、刘兆藜、潘佐等为核心，专门考查各级军官的言论行动，密报刘湘，作为各级军官升迁奖惩的参考材料。刘并在成都调训营长以上的军官，由各设计委员分别担任讲授有关思想方面的课程，至精神讲话，则由刘湘与我每星期各去讲两次。自张斯可代表刘湘在广西签订反蒋抗日联共的《红、桂、川军事协定》[2]，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还打内战，就联合起来反蒋，以后刘曾派王干青代表他到延安，延安也派李一氓代表来川，嗣后又派罗世文代表来成都。在这个时候，刘自知力不敌蒋，为图生存及割据四川，不能不联络蒋的敌对势力。然而他既要“联共”，对过去摧残进步人士的那一套反动措施，就不能不收敛起来，这对发展民主抗日力量是有好处的。
1936年8月发生的成都大川饭店事件，也是蒋、刘暗斗的事件之一。是年6月，南京外交部曾电刘湘说，日本拟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刘湘复电，以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更无条约的根据，且东北沦陷后，川人仇视日本的情形甚为激烈，请外交部慎重考虑，严词拒绝。8月20日前后，日本派来设领事馆人员深川经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四人，住骡马市大川饭店。刘湘毅然拒绝，决定办法三项：1.派员到大川饭店向此四日人说明成都不能设领馆，劝其早日离开；如果善说不行，即由武德学友会策动成都各界示威游行，压迫他们出境。2.为了避免中央特务捣乱，并为将来应付中央预留地步，暗中策动抗日民众团体，邀请蒋介石在成都的特务分子参加指导游行。3.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准干涉。在示威游行的时候，特务分子不敢公然违反群众的意旨，不得已勉强参加，在进行中，刘湘叫人用手提照相机把特务沿途活动的情形完全照下来。群众经过大川饭店，竟将该日人等痛加殴击。渡边洗三郎、深川经二二人当场毙命，其余二人负伤未死。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想借外交问题收拾刘湘，曾电责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该事件应负完全责任。刘湘复电说，此次事件有成都中央人员领导发动，又系爱国行为，事前未便明止，事后无法缉凶，并将当日运动中所拍各种照片函送南京。蒋介石无法嫁祸，始改由南京外交部负责交涉[3]。
刘湘在西安事变以后的思想变化
刘湘的思想，起初反共，继因利害关系，向延安拉拢，可以说还是一种手段。双十二事件发生时，刘湘召集干部会议，傅常、潘文华等主张立即发动，调集军队包围成都军校及重庆行营。我不同意这个办法，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所谓军校、行营，还搬得走吗？如我们这个时候发动，假使张把蒋放了，我们怎么下台？”刘湘赞同我的主张，并要我去安慰在成都的蒋系人员。时何应钦忽派他的胞弟何辑五来成都，找我介绍向刘接洽，大意谓黄埔系推何应钦为总司令，蒋死后，黄埔的力量，何领导得起来，希望同刘合作，一面他还要到昆明去联络龙云。何辑五并说，他哥哥主张派飞机去炸西安，就是逼张杀蒋的意思。殊正说得很起劲的时候，张学良就把蒋介石放了。于是何辑五恐慌万状，不敢回南京，便改装飞回上海。刘湘虽然没有发动，但成、渝两地的特务曾借此事向蒋多方挑拨。蒋对刘的恶感，更如火上加油。后来刘湘听说是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杀蒋介石，张学良才把蒋放了，始而很诧异，经过几天的思考，他便大声地说：“共产党真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恩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北方不久，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造机会而已。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并且有当家做主的风度，非有伟大的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共产党对这一件事所表现的伟大气魄，的确感动了刘湘，因而他对共产党初由仇视转变为利用，再进一步变为推崇，是经过一番过程的。从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的提案来看，就可以证明他的思想确有转变。1937年春，刘湘在反共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能够大声疾呼，主张“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且对“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痛切言之，此已可表明他内心确有转变，至其措辞之不能不相当含蓄，在当时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
川军整军会议
1937年6月中旬，蒋介石电刘湘嘱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事相商。这时候全国各省都比较平静，刘湘认为蒋一定要打他的主意，初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前往，意在探明蒋的意旨，再设法应付。殊卢到重庆晤贺国光后，因贺说卢同刘的关系不够，仍回成都。因而刘又改派我前往，刘并向我说：“无论蒋出什么题目，我们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冲突为上策。”我到南京，飞机场有五六十个新闻记者包围我，因当时特务散布谣言，说四川要造反，故记者特别注意。经我负责声明四川很安静，记者始散去。蒋派他的副官长姚琮到机场接我，要我立即往见蒋。晤时蒋直截了当地说：“四川的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使他便于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我当即负责代刘答复说：“缩编军队，如果四川各军在一个标准之下，同时进行，自无问题；至军民分治，请中央再加考虑。因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统一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各方面，始稍有眉目，今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个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转增中央西顾之忧。”蒋毫不为动。我又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员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的机会。”经蒋指定何应钦之后，我向何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如果同时进行，难免不逼得狗急跳墙。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再提出分治来，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这是一件大事，望同蒋先生熟商之。”何将这个意思转告蒋后，第二次我见蒋，蒋就没有再提军民分治的话了，只是说准7月1日在重庆开整军会议，派何应钦代表到渝主持。我回蓉时将接洽情形详告刘湘，刘即分电蒋、何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何于6月28日飞渝。刘湘部下，大多阻止刘到重庆，并有三个旅长跪在地上痛哭，说到重庆非常危险，万一被扣，就毫无办法。刘向我密商，问我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我说：“假使我替蒋介石策划，绝不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因把你扣起来，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不如采取用绳子勒死的巧妙办法，先缩编军队，再军民分治，最后调你到中央去当个部长，岂不比较省事得多吗？但这还是我个人的推测，最稳当的办法，是你坐汽车前往，我乘飞机先去，俟何应钦到渝，我先同何密谈，从何的态度中就可以作有力的判断。我晤何后，即秘密到壁山来迎你。届时如果有顾虑，就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转回成都；倘无顾虑，便大大方方地进重庆。”刘极表赞同。我即先飞往重庆晤何，首先就说，此间的谣言甚多。何问什么谣言，我说：“不外说，整军就是对付刘甫澄。”于是何尽量解释。我又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不能认为毫无根据。”何慨然曰：“我是贵州人，如果蒋真要下手刘甫澄，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何说这个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我因同何有同乡同学的关系，认定何这话绝不是欺骗我的，于是当夜赶到壁山将经过详告刘湘，刘始决心到重庆。
7月1日[4]整军会议开幕，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后，军长李家钰首先发言，说他在前方同红军作战，刘湘就在后面收编他的军队，他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是横生枝节，出乎范围以外了。”李就没有往下再说。开会的结果：（一）各军缩减十分之二；（二）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这一来，蒋介石把川军的用人权、经济权都拿走了。各军事长官尤其是刘湘，当然不愿意，但因不愿和蒋破裂，挨头一刀，不能不勉强接受。
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七七事变忽然发生，何应钦便匆忙回南京，大家以为所谓整军会议，必然是无疾而终了。殊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全国各军政负责人员都前往参加。刘湘、我8月3日午后二时同到南京，[5]刘湘随即往见蒋。蒋向刘说，我晓得你今天来，故决定今晚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务必参加，一切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再谈。开国防会议时，头一个发言的是蒋介石，其次是阎锡山，再其次就是刘湘。当时刘湘在会场里竭力主战，并说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能不主战。
次日早九点钟，何应钦在顾祝同家里约我去商量事情。我到顾宅时，何应钦即将蒋介石写给何、顾二人的亲笔信交我看，信中的大意是说，他4日早八时飞往庐山，准5日九点以前回南京，叫何、顾同刘湘详商如何贯彻执行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战共分几路，每路的人数和指挥人员如何决定，叫何、顾于5日九时去报告他。我看毕这个信，便向何、顾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说执行整军会议案呢？刘甫澄个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因此发生一种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四川将领，减少他们抗战的兴趣和勇气。你们两位就地位说，就同蒋先生的关系说，都要向蒋先生陈明利害，打消此意。”我正在拿着信向何、顾谈话的时候，忽然刘湘来回拜顾祝同，我不能不把蒋的原信交给刘看，刘沉不住气，当时脸色就变了。于是何应钦向刘说：“这件事我们认为还应该商量，所以先同蓂阶兄谈，请甫澄兄暂时不必参加，俟我们商量妥后，再同你说。”于是刘湘就先走了。何、顾看出刘湘脸色不对，才答应向蒋去说，要我5日11时到何应钦家去听回信。我届时前往，何向我说：“蒋先生对整军会议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我将何的话转告刘湘，刘湘说：“我们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我说：“要溜也不要露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了。”是日下午五时，蒋介石在孔祥熙家里打电话约我去谈话，一见面蒋就问我：“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我说：“出兵的事已商量好，分为两路，邓锡侯部由川北开拔，取道陕西；刘主席所部，则顺江东下。这样分开来，沿途的给养和交通工具，都不感受困难。至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我的话还未说毕，蒋就发脾气了。蒋说：“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吗？”我又说：“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没有统一，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于是蒋更怒不可遏了。我在急不择言的情况下，就大胆地说：“如果因贯彻执行整军案而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一句话确实打动了蒋介石，蒋便顺风转舵说，暂时则可，永久则不可。我说：“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于是蒋介石又说：“财政厅长刘航琛大嫖大赌，不理正事，太不成话，告知甫澄另推荐一人，把他换了。”我说：“现在正要出兵，财政上骤易生手，恐有妨害。可否告知刘主席先准备一个适当的人，等出兵告一段落，再行撤换刘航琛。”这个时候，蒋因稍为冷静，故对我的建议亦表赞同。
我回到锏银巷办事处，将同蒋谈话的经过详告刘湘。刘说：“蒋的话靠不住，我们总以设法溜走为妙。”我俩正在谈话时，蒋介石忽然来电话说，他就到办事处来看刘湘。蒋来到和刘湘握手后，就说：“甫澄，我们两弟兄自从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俟抗战结束后再说。不过我过去总以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譬如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我只把财政方针告诉他，至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问。又如现在我所用的人，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不过我过去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两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前途一切，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蒋走后，刘湘很高兴，向我说：“老蒋今天算同我说了几句知心话。”我说：“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这句话起了作用。”
川军出川抗战与刘湘之死
刘湘回成都同邓锡侯商定，邓亲率陈书农、孙震、李家钰等部十余万人由北路出发，刘亲率唐式遵、郭勋祺、饶国华等部约十余万人从东路出发。当时刘湘的病尚未痊愈，我曾劝他不必亲自出去。刘说：“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刘湘布置就绪后，省政由秘书长我代理，绥靖主任职务由总参议钟体乾代理，刘湘率兵出川抗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到南京之日，日军已将逼近镇江。蒋一见面，就说要刘守南京。刘为坚决主张抗战的人，不能说不接受此项艰巨任务，但事实上南京绝对守不住，其结果将不但牺牲川军，且将落失守南京的罪名。因之，刘湘很踌躇，向蒋说：“我刚到南京，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话。”刘湘原来有严重的胃溃疡病，辞别蒋介石出来，在车上大吐其血，竟至昏死。蒋一面派船把他送到汉口医治，一面派陈诚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把刘湘所兼的集团军总司令委唐式遵接任。刘湘到汉口后，病稍愈，得悉蒋介石这两道命令，异常愤慨。跟着唐式遵又派人向刘索取集团军总司令印信，刘更为痛心；因唐本是刘的心腹，被蒋介石收买后，忽然改变态度，刘湘当然是想不通的。这是刘病加重的主要原因。1983年1月20日，刘湘临死的头一天，何应钦去看他的病，谈话很久，他或不免又受了一些刺激，第二天[6]便死了。
刘湘死后，外面盛传他是蒋介石毒死的，其事虽然不确，但由经过一切情形看来，可以说刘湘完全是被蒋介石气死的。
（邓汉祥）
二、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日反蒋的失败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敌忾同仇，一致奋起，誓死抗战。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公愤，不得已起而应战，但犹欲借此消灭杂牌军队，保全其嫡系实力，以为来日打内战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时刻都在阴谋消灭异己的军队，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各杂牌军队头目亦都与他有矛盾。刘湘、韩复榘、宋哲元的联日反蒋，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在抗战前，刘湘在川军中势力雄厚，称王称霸，形成雄踞独立之势。1937年冬，蒋介石战败，退出南京，驻足武汉，企图入川的时候，刘湘即感卧榻之旁哪能容人鼾睡，有拒蒋入川之意。这是刘湘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
韩复榘于1929年背叛冯玉祥、投降蒋介石后，蒋介石虽令复任河南省主席，后又调任山东省主席，但韩桀骜不驯，对蒋亦不能俯首听命。同时蒋阴险疑忌，对韩始终亦不放心。七七事变后，韩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听蒋令其撤守津浦线东侧沂蒙山区，在临城、临沂一带整备之命，擅率第三集团军及山东保安团队共约十万人，转撤津浦线以西济宁、金乡、单县一带，其中一部及全军辎重与私人财贸（闻有黄金数汽车）进入豫东商丘附近。韩、蒋矛盾自此益趋尖锐化。
宋哲元以二十九军军长兼任察哈尔省主席时，曾在察与日军冲突。蒋恐宋在察再次闯祸，因此撤销其察哈尔省主席兼职，宋怀恨赴津，利用萧振瀛、齐燮元、石友三等与日军勾搭胁蒋，取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之职。七七事变后，宋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称病赴山东，旋赴南京。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由副总司令冯治安代理，我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与日军作战失利，撤集濮阳、大名一带。宋哲元在南京，蒋介石令其回濮阳率第一集团军和石友三部由冀南向石家庄方面之敌进攻，策援太原。而宋军后方的大名忽被邯郸之敌袭占，蒋坐视不救；宋在前方作战不利，蒋亦不应援。当时宋对我说，老蒋要看他的笑话，遂率所部撤集濮阳、新乡一带。此时第一集团军有三个军，约十万人；石友三部（平、津、冀六个保安旅和各县保安团队编成，属于第一集团军）约三万人，两共约十三万人。宋认为蒋对他这样大的力量是不会放心的。这些都说明宋、蒋之间亦存在着很大矛盾。
从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人与蒋介石的矛盾看，这三人在当时确有联合倒蒋的共同基础，这是一方面。再从和日寇方面的关系来看，除刘湘与日人勾结情形我不明了外，韩复榘、宋哲元怕受蒋介石的阴谋暗算，都同日人有所联系，想挟日人以自重。前面所说宋丢掉察省主席后，满怀怨恨，到天津利用萧振瀛等与日人联系，而取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和二十九军军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宋取得这些职位后，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密切联系，并曾派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二十九军部分高级将领赴日本参观海陆空军联合演习。张自忠曾见过日皇。日人还拨给二十九军野山炮一营的大炮装备。宋在怀仁堂请过松室和日本顾问及其他日本驻平要人，宋讲话攻击蒋介石时，日人对他极力怂恿。韩在济南同日本领事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亦有密切联系。日人恶化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韩宋均与其谋。有一次宋哲元派我去南京向蒋请拨八十万元协款和枪械子弹等，行前两日，萧振瀛约我到他家对我说：“宋先生颇心神不定。”我说：“那么我还去南京干什么？”他说：“我已劝告了，你放心去南京吧。”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韩已面许，不过仅仅没应日人之请亲笔签字。由此看来，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人结合起来联日倒蒋，既有其现实条件，又有其思想基础，于是就出现了刘、韩、宋三角同盟的企图。
1937年冬，蒋介石退出南京，到达武汉，准备入川。川军头目刘湘时在汉口。韩复榘率第三集团军及山东保安团队由山东准备向南阳、襄樊撤转。宋哲元率第一集团军及石友三部在冀南战败，退集新乡、濮阳一带。宋住新乡迤东孟营。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室对我说：“韩复榘密派代表（我问是谁，宋说暂不谈）来说：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我们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和日倒蒋。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我问宋说：“总司令以为如何？”宋说：“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我说：“对。”宋说：“要严守秘密。”于是宋即一面敷衍韩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蒋、宋亲译电本）报告蒋介石。没隔几日，蒋由汉口专车到开封召集韩复榘、宋哲元等开军事会议。宋态度犹豫，跟我说：“蒋召集开会，恐于向方（韩夏榘号）不利，对我们亦不会有好意。去不好，不去亦不好。”我说：“还是去好。蒋对您绝无问题。”宋遂携其总参议秦德纯赴开封与会。会后，蒋将韩复榘扣押。宋为韩求情，蒋未理，当即将韩押解汉口，不久枪决。刘湘称病住汉口医院，闻为蒋派人毒死。旋蒋令宋哲元所辖之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归第一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调集黄河南岸构筑工事，石友三部进出冀南打游击，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由宋指挥向豫北之敌进攻。宋部遂皆被分遣。三角同盟终成画饼。
（张樾亭）
三、蒋介石与龙云的斗争
我于1939年6月初至1942年7月间，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特务团任团长，在这段时期内，担任一项秘密任务，搜集云南王——龙云的各种情报。
1938年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快到武汉前，我从汉口调至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工作，当时的云南是龙云的天下，连蒋介石的中央小部队入云南，事前都必须取得龙云的同意。但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如机关、学校、工厂等却都认为云南安全而源源不断地从沿海迁入。当时云南的主力陆军六个师，也开赴前线作战，留下一个步兵旅、一些地方保安团队担任省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沿海后，昆明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镇，国际主要运输大动脉、交通的枢纽。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进口的物资，都要经过昆明后转运全国各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越南与缅甸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截断我国的国际通路。当时，云南成了龙云的独立王国，不容外力干预。
1938年蒋介石在汉口接见龙云时，龙云曾提出，要求撤走驻云南的军统特工人员。蒋介石当面否认有此事，而暗中指示军统头目戴笠酌情减少些过于暴露的人，这是耍的两面手法。1939年夏，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受上级指示，要我以职务作掩护，兼理搜集龙云的情报。航委会秘书处处长周鸣湘是周至柔的侄儿，上级叫他从成都飞抵昆明，向我交代任务，要我负责搜集龙云的情报，包括龙云对中央的态度，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云南的现有兵力及布防，团长以上姓名、年龄、出身、籍贯、主要经历、主要人事关系。周交给我一份密电本，重要情报用便机带，当时昆明至四川成都和重庆，几乎天天有飞机来往。一般情报利用有线电报，每月给我一笔固定的经费，可以雇用一名中校，这是为了不使我分散精神影响我的本职业务。我雇了军校六期学生李西平为助手，他是云南人。同时通过上级介绍认识了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刘耀扬、中将参谋处处长甘芳，有不少情报，从刘耀扬与甘芳两人手里得到。
1939年5月间，我为了迎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周至柔从成都返昆，自学校侧门到巫家坝民航站，见到民航站到市区公路两侧布满了哨兵，站外停满了小轿车。我作为巫家坝空军基地负责警卫的人，对此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知道有大人物来临，但不知何人。不久一架巨型民航机从北面飞来徐徐降落，首先步出机舱的是周至柔，紧接着是大汉奸汪精卫，当时对于汪精卫的去云南我是迷惑不解的。龙云等军政大员迎上前去与汪精卫握手言欢，乐队奏起三番军礼号，稍事寒暄，由龙云陪同进城。不久，重庆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大为宣传，说什么“汪精卫私自出走”而离重庆，我亲眼目睹汪精卫堂而皇之地来昆明，同机的有中央大员周至柔，云南的军政首脑龙云，出动大批人马迎接，龙云事前必然获悉此事，所谓汪精卫私自出走，岂不自欺欺人？抗战时期，全国民航公司购买飞机票均由军统人员控制，故汪精卫离开重庆必然经过蒋介石的点头。所谓私自出走，岂不是欺骗全国人民的大骗局？当天汪精卫与龙云举行秘密会谈。汪精卫对云南的军政领导人讲了话，讲话的内容还是重弹“和平运动”的谬论。晚上，龙云为汪精卫设宴招待。翌日，汪精卫离昆明去越南的河内。
汪精卫叛国投敌是和蒋介石合演的一曲双簧戏。汪精卫在幕前，蒋介石在幕后。蒋介石搞的同日本勾结的卖国活动，也是从1938年11月通过日寇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文、宋子良、宋美龄的关系与蒋介石勾结谈判。日本大本营派出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和今井武夫曾先后充当日驻华使馆副武官助理、日本侵华派遣军副参谋长等职。宋美龄本人曾以医牙为名到过香港建立联络组，每天利用香港班机和无线电台与重庆政府联络。
蒋介石为了迷惑人民，密令特务头子戴笠行刺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在河内与陈璧君、曾钟鸣等人住在河内西北八十公里避暑地三岛一家旅馆。而戴笠派了军统特务余乐醒、沈醉赶到河内，于1939年5月21日午夜，沈醉持枪冲进汪精卫住的房间，不料当天晚上汪精卫和曾仲鸣调了房间。曾在睡梦中警醒见有人冲进，慌忙下床躲在桌下被沈醉开枪击毙。在此以前1月19日林柏生在香港被特务袭击受伤，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也被特务暗杀。汪精卫本人由日本参谋本部军务课课长影佐大佐、伊藤犬养和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到河内保驾转达上海，并准备在南京粉墨登台，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组织伪政权，出卖民族利益。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民族的败类，抗战开始后，派心腹高崇武与日寇特使影佐密谈。因此，在汉口与重庆提出所谓“和平运动”的谬论，得到日寇赞扬及国民党投降派的拥护。实际是反对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39年10月间，时正值汪精卫当汉奸后不久，陈璧君之侄陈××在龙云的庇护下由昆明逃到越南再转道南京后，充任了汪伪组织的航空署署长。在此前他任中德合办的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该厂于抗战间，从南京迁至云南昆明郊区。汪精卫到南京后，汪龙双方曾互派代表联系。这些都说明了龙云与汪精卫之间的亲密程度。
1940年2月间，我因治鼻伤至成都住院，由昆明转来蒋介石的电报欲于重庆召见我。在重庆见到蒋介石时他问了云南的现况，并交给我他最近的言论集，叫我转送给刘耀扬等人，并要我多与其取得联系。因为刘耀扬原是刘峙的参谋长，与中央系有联系。我从与蒋介石的谈话里体会到他对龙云的怀疑。1940年，蒋介石借口中央驻滇的机关和工厂日益增加，事前不与龙云通气就派宪兵十三团一千多人，从贵阳乘汽车运送到昆明。抵达昆明后，该团团长龙涤波为了驻地与任务向龙云请示，龙云气愤地没头没脑大声问他：“哪个叫你来的？”龙团长被弄得狼狈不堪，但仍和蔼地回答说：“奉委座的命令。”当时宪兵十三团住在昆明市区，负责维持中央机关与工厂官兵的纪律。龙云有自己的云南宪兵。双方执行任务中常发生冲突，实质上是蒋介石与龙云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日寇的魔爪伸至广西北海时，因为广西与云南毗邻，所以对云南的震动也很大。龙云曾召集军政首脑开秘密会议，要大家讨论，北海被日寇占领，云南怎么办的问题。有的主张值此云南受到威胁之时请求中央将卢汉的两个军调回以保卫云南。而另一种意见是，调回卢汉中央决不会同意，应迅速将各县地方团队扩充。龙云同意第二个意见，决定有养兵能力的县扩充县保大队。借机扩充实力，作为对付蒋介石的资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龙云对蒋介石的态度了。
1940年时，日寇空军空袭云南日益频繁，特别着重空袭国民党空军基地。云南是蒋介石重要的空军训练基地，空军军官学校本部也在昆明巫家坝，一个分校设在蒙自县，一个分校设在祥云县云南驿，这分校的附属训练基地在楚雄县。第一、第二飞机制造厂也在云南境内。日寇飞机袭击云南驿，击毁了几架飞机，震动了大后方。这次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方没有高射防空武器，所以敌机能够从我方防空监视哨之间的空隙钻进来而飞抵云南驿上空时肆意滥炸。因此，蒋介石取得龙云的同意派炮兵四十一团（高射炮）和照测一个中队（四盏灯）到昆明归龙云指挥。航委会为了防止日寇飞机降落机场与空降伞兵，派我为昆明巫家坝机场守备指挥官。此时谣言甚盛，说龙云对重庆态度暧昧，我得航委会密令“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不惜代价保护机场飞机起飞转移的安全，炮兵四十一团与照测中队统归方耀指挥”。这也同时证实了谣言是有根源的。根据过去的教训，南昌与成都机场曾经发生日寇飞机降落机场后再烧毁我们的飞机的严重事件，为了不让耻辱重演，航委会又令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以机场为中心，直径三四里路为周圆，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也由我负责指挥施工，部队配合民工做了四个多月，由于巫家坝机场的工事较坚固，龙云的部队看此行动，颇多疑妒，为了应付紧急事变完成任务，我与李团长经常交换意见。当时在昆明我们与龙云的力量悬殊，龙云有正规军四个步兵团、炮兵团、军分校的学生与宪警部队一万多人。而空军军官学校特务团虽有一个半步兵团的兵力三千四百人，但是在昆明只有两千来人，而炮兵四十一团二十几门大炮没有自卫能力。考虑到可用的兵力不多，而且士兵均无作战经验，一旦龙云真要袭击巫家坝机场，我们要完成保护几十架飞机安全起飞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我们下了背水作战的决心在机场东北的制高点筑起坚固工事，并日夜派兵守备，机场周围构筑了很多堡垒，形成交叉火力控制一切死角，通往机场的几条公路设置障碍物，万一遭受意外袭击，特务团两千多人即死守机场，炮兵四十一团的二十几门大炮改为平射，以火力封锁机场的公路，并轰击五华山龙云的指挥所。这是我们大概的作战方案，取得航委会的同意。
1941年，日寇侵占了越南、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国。云南变成抗日战争的前线，蒋介石以抗击日寇侵略为名，将关麟征集团的五十二军与五十四军从广西开到滇南，对越南布防。宋希濂集团的七十一军与杜聿明的第五军从四川、贵州开往昆明市。又调张轸等几个军开入滇南对缅甸布防。派参谋部次长林蔚文为参谋团团长，住于昆明市西山，统一指挥在云南的部队。至此，蒋介石的武力控制了云南的战略要点，龙云要反抗已无能为力了，因而我的工作也失去作用了。但是在蒋介石解决龙云前，昆明还发生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冲突，成为蒋介石与龙云斗争的插曲。事情发生在1942年2月间，蒋介石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托飞抵印度劝甘地放弃绝食，未成，回到昆明休息。而当时龙云绥署近卫团十一连有一名兵士逃走，被捕在司令部，十一连得知后即由连长率领全连武装士兵，到离市区五六里的黑土凹——空军第五路司令部捉逃兵。交涉时双方争吵起来，十一连就包围司令部，并开枪射击，司令部工作人员纷纷逃走，副司令龚颖澄和参谋长章杰指挥守卫司令部的特务团五连两排士兵应战，双方交战二十分钟。枪声震动了昆明市的军民，据说蒋介石听到枪声后很是慌张，以为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了。在昆明市郊的七十一军与第五军一部分上山占领阵地，近卫团十一连连长和两名士兵被打死，其他士兵除逃走一些外，全部被捉住，武器被没收，形势十分严重。出事后不到二十分钟我赶到出事地点，经过查询，认为是一场大误会。事件虽由近卫团挑起，但是报告上级后仍将全部官兵和武器放回。其时，航委会主任周至柔随蒋介石在昆明。我除了向航校教育长王叔铭报告外，又向周至柔作了汇报。由于空军里的派系斗争（王叔铭是反对周至柔的，而我是周至柔一派的），王叔铭就乘机排挤我。他越级向蒋介石面报说：“方耀曾搜集龙云的情报，龙云是不满意的，这次事件方耀虽无责任，但考虑到缓和中央与地方关系起见，应表面上严惩方耀，请中央考虑把方耀调离此地降他一级。”蒋介石同意了王叔铭的意见，下手令撤职查办我。周至柔知道后，很是气愤。找我谈了他的看法，认为王叔铭的越级报告是假公济私。周至柔与龙云交情较好，为我向龙云说情。龙云即向蒋介石报告说，此次发生的事件与方耀没有责任，请求免予处分。蒋介石因而又下令撤销前令。一场风波平息了，这件事既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又反映中央系与地方系的斗争。（方耀）
四、蒋介石搞垮贵州军阎王家烈的内幕
排斥异己势力，吞并杂牌队伍，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对付内部派系势力的一贯做法。贵州军阀王家烈，就是在蒋的残酷倾轧之下，垮得最惨的一个。蒋介石是怎样搞垮王家烈的呢？这要从第二十五军创始人周西成说起。
黔军内部两派势力之恶斗以及与何应钦的关系
黔军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胜利后，发展为两师。王文华任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袁祖铭任第二师师长。王出兵援川，在重庆筹得巨额饷款，他扣发军饷，私运巨款回贵阳修公馆，遂被官兵截夺。王怀疑是袁祖铭所指使，故逼黔督刘显世将袁撤职。于是在军内形成王、袁两派，矛盾愈演愈烈。接着，王又派卢焘率在川的黔军回黔倒刘（刘显世是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贵州省长，王文华的叔丈人、舅父），王为避嫌，挟持袁祖铭出去游历，袁则派人刺杀王文华于上海，继而驱逐王派人物。而王的妹夫何应钦，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一混成旅旅长等要职，是王派坐镇贵阳的干将。王被杀后他逃到昆明，挨了一枪，辗转至广州依附蒋介石，后来在南京掌了大权，终于勾结唐生智谋杀了袁祖铭及其部将彭汉章、朱崧、何壁辉，还把袁部北伐有功的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押至杭州西湖枪毙，为王文华祭坟。这就是王、袁两派互相仇杀的历史。周西成是袁部将领，周、袁是儿女亲家，故对何应钦怀仇颇深，对蒋介石更心存疑惧。何应钦对蒋介石长期图黔是竭尽心力的，王家烈不过是最后的牺牲品。
周西成治黔时与蒋介石对抗
原第二十五军是贵州地方部队，系第一任军长周西成所创建、发展起来的。因所有师旅团营长大多是桐梓人，故贵州人称之为桐梓系。周在同云南龙云作战阵亡后，由毛光翔继任，后又由王家烈取而代之。周、毛、王三人均以军长兼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先后统治贵州达九年。
周西成当营长时，驻在黔桂边境，就与李宗仁、白崇禧结成深厚友谊。在周统治贵州时期，一直走的西南路线，靠在广东购进枪炮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以桂系李、白为外援，外抗蒋介石的中央，内压异己派系。
在周西成执政时，蒋介石在贵州是很难插足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张道藩到贵州主持省党部，要发展党员。周说：不必个别吸收，我代表贵州七百万人全体入党。旋由政务厅把八十一县的户口册交了一份给省党部。省党部拿到不好不办，就把贵阳的户口册圈了一些人作为党员，其中有鸦片烟馆的烟堂倌，一时传为笑话。一次蒋介石给张道藩一个密报，电报局交给了周西成（因邮电要检查，特别是国民党中央的）。周硬逼张交出密电本，译出电文内容是：嘱张办理贵州党务，要同继斌（周号）商量。此事才算了结。张在贵州待不下去，只好回南京。后来南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密电码》，即反映此事。我于1927年到贵阳，初次见周时，周指着会客室内的陈设说：“南京骂我是土皇帝，土皇帝就土皇帝。你看，我这里的门帘和椅垫都是绣龙的。”说明周的反蒋态度是不加掩饰的。
周西成死后，毛光翔、王家烈相继主持贵州军政，蒋政权不相信他们，云南的龙云想吃掉他们，四川的刘湘威胁他们，他们从利害上考虑，不能不继续走周西成开辟的道路，靠拢两广，以图生存。
蒋介石蓄意图黔
蒋介石为了企图“统一”川滇黔，早已处心积虑要从薄弱环节的贵州开刀。加之何应钦因在贵州失败怀有夙怨，十分仇视袁祖铭的残余势力。为了吞并周西成这一股割据势力，蒋、何曾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
一、一箭双雕，周西成、李燊同归于尽
1928年冬，蒋介石指使（袁祖铭旧部）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两军在黔东一带激战数月，李部溃不成军。李燊逃往云南求救，龙云派大军入黔，助李作战，周西成阵亡于黄桷垭。
周死之后，该军副军长毛光翔号召全军为周报仇，开始向贵阳反攻。龙云因其对手胡子嘉、张汝翼两部近迫昆明，遂将入黔滇军调回云南。李燊当了十八天贵州省主席，也跟着逃跑了，辗转至香港，人疲财尽，终因戒鸦片烟病痢而死。这是蒋介石图黔的第一个阴谋，置周西成、李燊于死地，可谓一箭双雕。
二、挑起内讧，王家烈取代毛光翔
毛光翔进驻贵阳，国民党中央照例任命他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后又加上一个第十八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他袭周西成的余威，军内、省内基本上相安无事。他对两广仍靠得很紧，对国民党中央虽不像周西成那样明目张胆地对抗，却也是不即不离，阳奉阴违。当时盛传一个笑话：毛派他的经理处长邱文伯任驻京办事处代表，邱初次见蒋介石时，拿着长长的牙骨烟袋，对蒋说：“敝省主席对贵委员长是衷心拥戴的。”邱固然从未出过省门，没有政治交际经验，但他反映了毛的左右对蒋是什么态度。
蒋介石看到毛光翔不为他所用，于是加紧拉拢王家烈，分化二十五军。王是副军长，因湘西一次发生兵变，受当地的请求到了湖南洪江，遂兼任湘黔边区司令。洪江，是贵州鸦片烟出口要道，国民党中央设有“特税”机关，专收“黔土”过道税，收入颇丰，这就是王家烈的军饷来源。王的参谋长何知重（系王的姨母弟兄，周西成曾评价何说：“此人不可重用，如他得势，我们这个团体就会垮呀！”）野心发作了，为王策划买枪买弹，扩充部队。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便电召王家烈到南京，热情接待，慰勉有加，并发给德国九子步枪一千支（据说是毒弹头，中弹的人见血封喉。王的第一团就是用的这批步枪，成为全军的王牌部队）。王的部队扩充到好几个团，于1932年春，得到蒋介石的支持，率其精锐第一、二、三团由洪江直趋贵阳，向毛夺权。其他师、旅长犹国才、侯之担等态度不明，只有蒋在珍、宋醒主张打。毛的母亲是周西成的姑母，坚决不许打，她说：这支军队是大家创建的，王绍武（家烈号）是出了大力的。以前周继斌曾说过：他之后，依群（毛群麟）绍（王绍武）佩（江佩玙）用（犹用侬）的次序继承下去。继斌干了三年，你（指毛）也干了三年，现在应该让王绍武来干。你们决不能为争权而打仗，破坏团体，伤害百姓，自毁继斌和你的功德。毛遵母命，和平移交，避免了内战。王夺得军长和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毛只保留一个空架子的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不久就把总指挥部移驻蒋在珍师部所在地遵义。
毛到遵义后，犹、蒋、宋（醒）暗中联合，密谋倒王。
蒋、宋先动，约定在黔西鸭池河集中，进攻贵阳。王在贵阳有四个团，以三个团对蒋，一个团对宋，在鸭池河接触。宋部战败，退至毕节被消灭。蒋部亦节节败退，王部直至遵义城下，正准备攻城，贵阳却发生事变。原来，王同犹国才情感密切，不相信犹（副军长）会反他。直至犹发动攻势的前两天，还接济王三万元，所以王对犹毫无怀疑和戒备。犹深知贵阳空虚，集中全力袭击贵阳。王无力应战，只好撤出贵阳，到榕江集中部队，调回攻遵义的三个团，并由何知重率在洪江的部队赶来，反攻贵阳。城破时，毛、犹、蒋狼狈逃走。王又重掌军政大权，但是内部分裂更加深了。
三、蒋介石步步进逼，王家烈乖乖下台
在内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王家烈只得对蒋介石输诚，希望得蒋的支持，保住其权位。蒋介石见时机已到，决定搞垮王家烈，统一贵州，于是发动攻势，步步进逼。
第一步，蒋介石提出要改组贵州省政府，取得王家烈的同意后，由国民党中央派何辑五（何应钦之弟）任民政厅长，双清（王文华系政客）任建设厅长。王旋以贵州人的名义，提出双清是何应钦等在贵阳失败出走时屠杀绅耆熊铁岩、郭子华等的策划者之一，去电拒绝。何、双二人已行至重庆，不得到任。蒋介石图黔倒王第一步没有成功。
第二步，蒋派李仲公为代表，到贵阳向王试探，可否将省主席、军长让出一席。由于李不是蒋的亲信，负不了责任，故也没有取得结果。
第三步，蒋派何成浚到贵阳，明白向王提出，蒋意要王选择，任省主席就让军长，任军长则让省主席。王驻洪江时，何为武汉行辕主任，受何指挥。王奉召到南京见蒋，路过武汉时，何又接待过他，所以王对何是信赖的。此事在王的内部经过激烈争论，文班主张留省主席交出军长，理由是没有政权，军饷均无着，军长还是垮台；武班主张留军长交省主席，理由是没有军权，那个空头省主席更垮得快些。王本人认为：自己是军人，不宜搞政治，向何表示，决定交出省主席专任军长。这是蒋第三次图黔倒王取得了一半成功：给王还留了个尾巴——军长。
还有一个使蒋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红军将到黔境时，王的爱妾万淑芬带了几万元出去避难。她到了南京，自称是王派去的代表，要求见蒋，由宋美龄出面接待，安排她住在励志社。设宴招待自不必说，蒋亲自接见她，表示对王的信任和慰勉，并送王二十响连发枪两百支，还送万淑芬旅费一万元，并派飞机送她回黔。万淑芬向王汇报了在南京同蒋宋接触的情况，王得了这个定心丸，更放心蒋介石不会把他搞垮。
两广得到王家烈交出省主席消息后，马上进行磋商，决定由李宗仁、白崇禧用白绸写信，缝在二十五军驻粤办事处处长王节之的西服上装里，专车赶回贵州遵义，面交王家烈。信的内容是：你已交出省政，蒋可能以军饷卡你。我们决定由广东每月接济你三十万元以及所需的枪弹等，你即将部队集中在黔南一线（即贵州都匀、独山等县），与廖磊部（桂军军长，已驻在黔南）切取联络，蒋如进逼，就同他打响。王家烈看信之后，没找任何人商量，很轻松地说：“算了，抽猴子上得了树，抽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能干。”在其左右亲信都为之叹息。
最后一幕终于开始了。1935年1月，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进驻贵阳，这是蒋介石图黔倒王最后一场斗争。目薛岳率军进驻贵阳后，陈诚为先行，接着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以督师为名到了贵阳。蒋曾巡视贵州省政府和第二十五军军部，并由军部操场后门到王家烈公馆看望。万淑芬此时尚蒙在鼓中，怀着荣幸的心情欢迎宋美龄去游螺丝山王阳明祠，宋也接受了万的邀请。到约定的那天，这个名胜地警卫森严，成为禁区，只是一群官眷的大小轿子飞奔而至，兴高采烈地准备欢迎第一夫人，不料望眼欲穿，仍不见贵宾惠临。万派人去催请，宋传话说她的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了。这个回话，像一瓢冷水浇在欢迎者的头上。官眷们垂头丧气，伤心流泪。当万淑芬既感到丢脸，更为今后境遇悲伤，周西成的遗孀钱氏看到丈夫创建的家业即将完蛋，两人不禁抱头痛哭。
蒋介石到贵阳，并非单纯为了督师“剿共”，主要目的是来彻底解决王家烈的问题。王虽交出了省主席，但还掌握一个军的武装，他对此是不放心的。据说，陈诚主张把王杀掉，蒋没有采纳，他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担心二十五军几万之众，杀一个王家烈，兔死狐悲，会激起大乱。于是采用分化手段，对王家烈说，部队未经中央点编前，只发伙食费十万元，点编后再照中央军待遇。蒋明知王部有十五六个团，共两万多人，十万元吃饭也不够，实际上一文也没给。这就是李（宗仁）白（崇禧）信中所说的，以军饷来卡他。另一方面，蒋暗中收买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据传，何、柏各得三十万元）要他们煽动官兵反对王家烈，促其下台。何、柏确实执行了蒋的指示。王家烈在黔西时，一天，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由外地开来，王到住所门前去看，周团官兵沿街叫骂：“王吞口发我们的欠饷！”“他不发，抠他的屁股。”士兵骂街，竟没有一个官长出来制止。王回到卧室，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这样的兵还能带吗？”嘱秘书拟电报向委员长辞职。王连发四次辞职电，蒋一时拿不准主意，没有表态，特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前往黔西大定了解情况。晏了解到上述情节，得到何、柏的保证，加上王也表示：他辞职别无他意。晏乃约王同回贵阳见蒋。蒋问王为何辞军长之职，王答为了促成委员长的统一，别无他意。蒋明知王部欠饷很多，又问：“你交代有没有困难？”王毫不考虑地答道：“没有困难。”蒋又问：“你交代后能不能离开贵州？”王很爽快地回答：“马上就可以走。”蒋说：“你回去休息，让我考虑。”蒋当即批准王辞去第二十五军军长，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并宣布撤销第二十五军番号，命令何知重接收第二十五军军部物资（原许何继任军长，未兑现）。几天之后，蒋召见王家烈，蒋说：明天张汉卿副总司令飞汉口，你可不可以同他一起去？他的专机很大，你去还可带着眷属。王答应同张飞汉口。蒋即送旅费三万元。王回家后，陈诚来送行，其实是探察王是否真准备走。陈与王正在谈话，万淑芬闯进房来，当着陈的面，要王分那三万元，作遣散在公馆的卫士、大班、马夫、厨子等开支。王挥手道：“陈总指挥在这里，等下再说！”万退出后，陈稍坐即辞去。王关上房门，同爱妾梁氏睡觉，避免万氏纠缠。第二天黎明，王带梁氏驱车赴清镇机场。到机场后，才同军部参谋长谢汝霖通电话说：“我即将同张副总司令飞汉口，军部结束事宜，请你帮忙。”谢愤恨他事前毫无商量，就这样走了，谁收拾这个烂摊子，听完把话筒搁下，一声未吭。王家烈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离开了贵州。蒋介石长期图黔的阴谋，终于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王家烈被蒋介石踢出了贵州，当时贵州人士乃至云南的龙云都为之不平，带着讥笑地议论：“王绍武太没出息，三万元就把贵州出卖了。”（晏道刚文说是五千元，那就更廉价了）确实，王家烈是极其轻率，疏于戒备的。蒋介石初到贵阳时，军部经理处就把积欠官兵薪饷二百余万元和欠工商户四万多元，列表两张（一繁一简）交王带在身上，找机会向蒋报告，请求援款解决。王在辞职时，蒋问他交代有无困难，他竟答以没有困难！与此同时，伤病官兵到军部索欠饷，占各处办公室为寝室。各工商户（债权人）抓兑金库负责人到公安局和法院打官司。王离贵州后，闹得更凶。各界舆论也认为王在贵州刮了三年，连工商户这点钱都骗了。当时军部存有大批电器材料，约值二三十万元。经理处提议，请何知重（蒋令何接收军部物资）拨几万元的电器材料还给工商户。但何受原电务处长糜君谟的怂恿，卡住不给；嗣后，他们拿去开电料行，变为他们的私人财产，致使工商户到处控诉，反王派大肆咒骂。最后，经理处整理了从王任军长到垮台三年的收支账目，列表登载《贵州日报》，声明单据俱在，无论机关、团体或个人如有怀疑的，请审查。登报几天之后，一般贵州人包括新的当权者认为：王部有十五六个团，三年只用八百二十余万元，并不多，欠军饷外债，势所难免。责难之声逐渐减少。
（熊绍韩）
注释
[1]1927年3月31日，重庆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莲花池省党部，于通远门打枪坝召集群众大会，反对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刘湘及所部师长王陵基、旅长蓝文彬，江巴綦南各属团练总指挥曹燮阳、大队长申文英等嗾使便衣部队袭击会场，男女学生及群众死伤数百人。省党部执行委员杨暗公及陈达三、新蜀报主笔漆南薰等先后遇害。
[2]据张斯可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即由北京到桂林，代表刘湘同李宗仁联系，探询桂系对于时局的态度，当时中共亦有代表在桂。张回川将会商结果向刘湘报告后，刘又命他赴桂签订这个协定。张因患中风症，记忆力很差，只记得当时代表桂系签字的是李宗仁，至于代表中共签字的代表姓名，他已想不起来。
[3]据台湾刘绍案主编《民国大事日志》载：8月27日成都暴动案凶犯两名枪决。
[4]据台湾刘绍棠主编《民国大事日志》载：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开幕。
[5]台湾刘绍棠主编《民国大事日志》载：8月7日刘湘自四川抵南京。
[6]据《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刘湘死于193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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