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敌对手-革命反蒋真斗士,一代英豪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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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演达是深受孙中山赏识和器重的人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他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因与蒋介石合作共事,邓演达较早发现了他的野心和阴谋。当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迅速走上了反蒋道路,并于1930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进行反蒋斗争。正因如此,蒋介石对他极其嫉恨,下令赏悬缉捕,后将其秘密杀害。

    一、邓演达的革命功勋与反蒋活动

    邓演达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革命时,孙中山先生就曾讲过这样的话:“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所谓两达,一个是指张民达,另一个就是指邓演达。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邓演达,字择生,性情耿直,严肃认真,平易近人。1895年3月1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先代由梅县丙村迁居该地,世代务农。他的父亲邓镜人,是前清秀才,一向在惠阳教书,助人为乐,乡人称他是“好好先生”。他的母亲叶氏,是本乡农家女子,勤俭持家,教子有方。他的夫人郑立真也是本乡农家女子,原先没读过书,后来入识字班刻苦学文化;1926年10月间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曾到总政治部参加妇女运动,生活刻苦,开会时每讲到中国妇女受压迫、受欺凌时,热泪盈眶,使人感动。

    1909年邓演达十四岁时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同学有张竟生、吴奇伟等,邓的年纪最小,年大的同学有人嘲笑他,欺侮他,演达毫不畏惧,举起拳头反击,同学称他是“铁汉”,再不敢惹他。他的勇敢坚强,引起人们的注意。辛亥革命爆发时,演达年纪虽小,但激于革命热情,在黄埔陆军小学组织一些同学,参加当时以姚雨平为首的革命军——敢死队,进行革命活动。1914年邓演达进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1917年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第六期;1919年在保定军校毕业,曾被派去西北边防军见习;翌年返回广东。这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援闽粤军,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装力量。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向福建进军,平定了军阀李厚基。当时,邓演达应邓铿的邀请,前往福建参加粤军总司令部,任宪兵连长。1921年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师长由邓铿兼任。邓演达由于办事干练,深得邓铿赏识,被调至粤军第一师司令部任少校参谋,专事教育训练部队工作。以后兼任独立营长,随后又调任工兵营长。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国会所选举的非常大总统期间,调粤军第一师参加第一次北伐。邓演达拥护孙中山北伐主张,进军经始兴、南雄向北推进时,他指挥工兵营奋勇作战,首先进入赣州。

    邓铿因拥护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为暗中勾结吴佩孚、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的陈炯明所忌,终于1922年3月间被杀害在广州广九火车站。同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仓促脱险,登上永丰舰(以后改为中山舰)指挥反击叛军。以后前往上海,发布命令,调北伐军迅速回师广东戡乱。邓演达随同粤军第一师回粤,平定了陈炯明、沈鸿英叛乱。1923年2月粤军第一师工兵营扩充为第三团,邓演达升任团长,并被派为负责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保卫工作。以后进军广西,肃清了桂系军阀陆荣廷残部,立下了不少功劳。

    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邓演达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同年,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是七人筹委之一。他积极向孙中山先生提议,使建校任务能顺利完成。以后邓演达担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不久调任教育长。他积极工作,注意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训练,深受黄埔学生的拥护和爱戴。

    1925年春,邓演达出国去西欧游历,研究军事、政治、经济。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8月廖仲恺在广州惠州会馆被刺。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所谓西山会议。邓演达感到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黯淡,遂于同年冬回国。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演达参加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曾受到蒋介石的怀疑,以后调离黄埔军校担任潮州分校教育长。这是蒋介石打击、排挤邓演达的阴谋之一。

    1926年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召开北伐誓师大会,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任总司令,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的前身系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其主任陈公博,北伐时调任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兼任,以后改为何应钦,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先为麦朝枢,以后是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麦焕章;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唐生智原系湖南赵恒惕部师长,起义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驻防湖南衡阳、郴州一带,策应北伐。

    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同总司令部一起,由广州出发北伐。总政治部人员组成,一部分为原政治部训练人员,人数不多,其中有杨逸棠、罗伯先、刘百川等数人,都是经过主任邓演达亲自召见谈话,才决定留用的。邓演达对选用人员十分注意,经常亲自过问。

    北伐军出发时,总政治部组织比较简单。直至打到长沙、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政训人员,一路上不断吸收干部,扩大组织,由原数十人扩充到数百人,并增设了警卫营(营长严正保,严立三之弟,黄埔二期生,湖北人)、卫生队、宣传大队等机构。

    广州出发时的总政治部编制,主任之下,设秘书室、宣传科、组织科、总务科。科之下设股,还有一个革命军日报编辑部。宣传科长郭沫若,组织科长季方,总务科长江董琴。孙炳文留守广州,没有参加北伐。革命军日报主编由宣传科长郭沫若兼;编辑兼记者,由杨逸棠、丘学训、罗伯先、刘百川等担任。

    总政治部人员由主任邓演达率领随军出发。1926年7月间到达湖南郴州时,有一天邓演达突然宣布紧急集合,来一个军事点名,凡是点名不到的,一律除名,没有人情好讲。这实际是一次大整顿,树立了军威。我这个革命军日报编辑兼记者,那天恰好去第八军政治部联系采访新闻没有回来,幸得郭沫若、杨逸棠当场向邓演达说明了情由。记得采访回来时,杨逸棠对我说:“伯先,你好险啊!”如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8月,革命军由长沙向北推进,邓演达参加了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我调去当随军记者,与上海新闻界派来的战地新闻记者许德珩等,参加了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激烈战斗中,革命军击溃吴佩孚主力数万人。吴佩孚亲临战地督战,并杀了一个临阵退缩的旅长,把人头血淋淋地悬挂在树上仍稳不住阵脚。北伐军勇敢作战,以一当百,势如秋风扫落叶,使敌人闻风丧胆,抵挡不住。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之后,随即急行军进迫武昌城。邓演达担任攻城总司令,在龟山、洪山等地安置炮兵阵地,邓演达亲临前线指挥。在10月10日攻陷武昌城时,活捉了湖北省长陈嘉模、武昌守备司令刘玉春。武汉行营成立时,邓演达兼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总政治部在长沙吸收了不少干部,其中多数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也有赴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如罗季则、言子大、彭福炳、郭国宾、殷德洋等三十多人,大大充实了总政治部人员骨干。10月间抵武汉时,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第四军及第十二师部都驻扎在武昌南湖,以后总政治部迁驻汉口原南洋烟草公司大楼。就在此时,总政治部随着形势发展和革命需要,扩大了组织,增加了许多新生力量。原宣传科长郭沫若调升总政治部副主任,把宣传科扩充为宣传处,处长朱太杰。组织科扩充为组织处,处长章伯钧。原总务科扩充为总务处,处长郭冠杰。处之下设科,科之下设股,并设立一个编纂委员会,吸收了不少赴各国的留学生和社会知名人士,编纂委员有许德珩、梁广恩等,约有四五十人。这是北伐史上总政治部的全盛时期。

    当总政治部到达武昌南湖时,约10月间的一天,邓演达亲自点名和训话,指派季方、施方白、罗伯先、言荣一等一共二十人,由季方负责领导随总司令部向江西南昌进发。当抵达江西上高县生米镇万寿宫时,北伐军第三、第六军一部分与孙传芳主力部队数万人遭遇。经过三个昼夜的血战,击溃了孙传芳主力部队,其残部向南昌溃逃。孙传芳一个劲旅在南昌城对河的牛行车站设有坚固工事,布满地雷,经过几度肉搏战,在南浔线德安一带,北伐军第七军一部分又从北边压下来,始将孙传芳残余消灭,11月初攻占了南昌。这次战役中,总政人员以及各军、师、团政工人员,身先士卒,宣传组织群众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到达南昌后,邓演达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率领总政人员李民治、孙国宾等数十人来南昌,设立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当时总政治部派我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处主任,随军向浙江进发。因西路大军已势如破竹,攻下武汉,以何应钦的第一军为主的东路军却滞留福建,进展很慢,蒋介石又派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二十一师、二十二师首先入浙。当时驻在浙江龙游、兰溪一带孙传芳部队的师长周凤岐投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任周凤岐为军长。因此,北伐军进军浙江,一路都很顺利,沿途受到人民群众夹道欢迎。第一师是先锋部队,进驻杭州后,随即向嘉兴、嘉善进军,经淞江向上海挺进。到达上海后,蒋介石受江浙财团包围,已经心怀鬼胎,为了攫取革命胜利果实,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准备分裂,破坏革命。蒋介石于1927年2月间密令第一师师长薛岳收缴上海总工会枪械,解散总工会,当时薛曾对我说及此事,我说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干。不久,薛岳挂冠而去,回到广东。蒋介石还亲下手令,以“赤化”罪名解散第一师政治人员。我亦离开第一师政治部。

    1927年3月间,原驻南昌总政治部人员由副主任郭沫若率领来到上海,在上海朱保三路一栋楼房设立了驻上海总政治部办事处。我去见郭沫若副主任汇报当时情况,又被调回总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派一团兵力围攻总政治部办事处,打死打伤多人,办事处被洗劫一空。

    宁汉分裂后,邓演达在武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公开演说,痛骂蒋介石左右是些昏庸老朽、反动分子,骂吴稚晖是蒋豢养的一条老狗。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蒋介石推行反革命计划极为不利,蒋介石从此对邓演达怀恨在心。

    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就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并封闭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在南京另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原定吴雅晖,以后定蒋作宾、周佛海为政治训练部主任。面对着蒋介石背叛革命,邓演达在武汉力主从武汉出发东征讨蒋。恰在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统率奉军南下,从北面进攻武汉,武汉政府发动了第二次北伐,调动第四军、第八军兵分两路打击敌人。第八军防守京汉线,第四军进军河南。邓演达随第四军出发,5月间在河南临颍激烈战斗中,击溃了奉军主力。邓演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深得官兵的爱戴。以后汪精卫一伙加紧勾结蒋介石,武汉政府起了分化,邓演达感到形势危急,革命已面临失败,6月30日邓演达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文,随即离开武汉,化装成工人模样到达郑州,转到陕西潼关,赶上了当时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等的回国汽车队,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窃取党国领导权,指出他们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骂得痛快淋漓。不久邓演达从莫斯科去欧洲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蒋介石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摧残镇压人民,把中国投入黑暗灾难之中。当时,在上海有一部分不愿与蒋介石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分子,其中主要是以前总政治部人员,表示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与在国外的邓演达等取得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同年8月在上海召开有十四个省市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并通过了他起草的政治纲领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举行了结党式,正式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临时机构,创办了《革命行动月刊》,随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进行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动统治,对共产党也主张抗争,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邓演达主观认为中国是大贫小贫,资本主义还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可能领导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声称只有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解放民族及平民的任务。很显然,这是邓演达的阶级偏见。当时,他是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也重视农民力量,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内心希望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及其知识分子来领导革命,建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平民政权,这不过是空想。因此,当时人们把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称为“第三党”。

    邓演达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要革命必须首先反蒋,唯此国家和人民才能得到解救。他提倡平民革命、平民政治,即农、工、平民夺取和建立政权。他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设想,主张土地国有,先以“耕者有其田”作为过渡。他认为应在政治上摧毁封建势力,经济上改良生产,使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他有一些论点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又说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在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内实行。实际上他的理论体系始终没有跳出旧民主革命的范畴。邓演达说他的革命行动,是时代历史赋予的使命。他追求真理,讲究实践,说批评自我批评是把事物推向前进的一种力量。邓演达政治主张的中心内容,是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允许私人资本在一定的限度内自由发展,以此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政策,并说过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邓演达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只有用集体力量,才能完成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实现社会劳动化,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邓演达还提出从政治上消灭官僚主义,从军事上消灭军事独裁,由农、工、平民群众直接管理政权。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接近过当时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伦、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等,他们对他有过一定影响和帮助。据说当时鲍罗廷、加伦都曾劝告邓演达参加共产党干革命。邓演达曾经两次出国去英、法、德等国研究军事、政治、经济,在那里也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结识了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一面;但他认为中国要搞共产党主义还为时尚早,最少还要五十年至一百年。

    邓演达除了在政治上进行反蒋宣传外,还在军事上进行策划。他一方面计划联络他在保定的同学、同事;另一方面利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企图吸收黄埔系军人,作为他的军事力量。1930年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后,在上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周力行、曹霄青等(黄埔一期、四期生)做骨干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起来反蒋。当邓演达的军事策动全盘计划被蒋介石发觉后,更受到蒋介石的嫉恨。1930年5月间,邓演达从德国秘密到上海主持反蒋工作,蒋介石已经派他的心腹王柏龄及陈群、杨虎来到上海侦察,并与上海租界当局勾结,出重金悬赏追捕邓演达。1931年8月19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来自各地的受训干部结业典礼,邓演达出席了这次大会。一个打进来的坏人陈敬斋(黄埔学生,江西人)向王柏龄告密,一群特务立即勾结租界捕房逮捕了邓演达,随即解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功。同时被捕的还有郑太朴、周力行、罗任一等十余人。邓演达在南京受尽蒋介石威迫利诱,蒋曾以第二把交椅的高官厚禄作诱饵,要邓演达放弃他的政治主张。邓演达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严词厉色加以痛斥。1931年11月29日夜晚,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三十七岁,正是有为之时。

    这年冬,孙夫人宋庆龄为了营救邓演达,曾由上海到南京找蒋介石,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要他立即释放邓演达。蒋介石支吾其词,最终告之已秘密处决。宋庆龄愤怒之下,痛骂蒋介石一顿后,愤愤而去!

    邓演达殉难后,丘新民、庄明远从上海赶来,草草将邓演达葬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一个小丘上,即邓演达的殉难处。解放后,1957年冬,由中国农工民主党派庄明远等来南京,将其尸骨迁葬在南京中山陵内的灵谷寺左前进。一代英豪,名垂千古!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它的前身就是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全国解放期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194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罗伯先)

    二、邓演达被害的台前幕后

    心中只有老百姓

    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8月间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蒋斗争。到1931年上半年,邓演达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组织建设和起兵准备等方面,都已有一定规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邓演达在上海,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合谋,侦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并悬赏缉捕邓演达。

    情况十分险恶,很多同志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劝邓演达去日本或香港暂避。邓演达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既不明捕,也会暗杀的。”陈友仁在香港托章克转告邓演达:“上海不能再待了,要邓先生马上到香港来。”邓演达回复说:“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南京市干部会负责人谢树英受南京市党员委托,专程到上海见邓,劝他“暂时离开,以避风险”。邓演达听后很激动,在桌子上一拍,说:“老百姓等不得了!”又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当时,邓演达为了回答同志们对他的关怀,并激励全党的斗志,他在党中央出版的《政治通告》中撰文说:“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那时,邓演达总是以“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来宽慰大家,一直没有离开上海。

    祸患生于肘腋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有个干部叫陈敬斋,江西都昌人,学生时期便品质恶劣,生活腐化,绰号叫做“窑公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花光了家产,生活无着,便投机革命,于1928年春到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邓演达回国建党前由谭平山等倡议组党所用的名称),在派往南昌工作期间就有泄密之嫌。1931年4月,他在上海见了邓演达,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到职以后,经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难,闹着要补贴。邓演达曾亲笔批给他第一次一百元,第二、三次各八十元。他还常在同志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搞得机关矛盾重重,松松垮垮,与地下机关的要求极不适应。6月间,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当时因是地下组织,轻易不处分干部,经再三考虑,决定调他去福建工作。起初他拒不受命,多次动员、劝说都没有效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一个大转弯,表示愿去福建,并要求走前要见邓演达一面,听听指示。原来他这是包藏了祸心。

    一个灵魂龌龊的家伙,“为我”是他人生的准则。陈敬斋被停止工作以后,苦恼极了。他老琢磨着:“邓演达不信任我,往后怎么办?”由对前途悲观而产生怀恨。这时,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家眷因生活无着寄居在娘家,嫂子常撵她,多次来信要接济,说不寄钱去就要自尽,如何是好?急得心如火燎。他越想越钻进了死胡同:革命有什么意思,没有钱革什么命!不如另找出路。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正在悬赏缉捕邓演达。

    卑劣而凶恶的勾当

    8月3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可他做贼心虚,拿起笔写了又睡,睡了又写,一共折腾了两宿。信中写道:“我是第三党党员,邓演达已经回国,现正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唯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他还写道:“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陈敬斋为了探得邓演达的住址,还给邓演达写了一封信,要求在去福建之前能够接见他。8月9日至12日,上海《时事新报》上果然登出了“钟国昌启事”:“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兄昌白。”陈敬斋见报后,按地址寻去,见有五个陌生人在等候,其中一个穿西服的问他:“你是姓钟吗?”“是。”接着是这样一段对话:

    “你尊姓大名?”陈敬斋问。

    “我们是总司令派来的,邓演达在什么地方?”

    “我还不知道,他很忙,听说不久要找我谈话,到时候就可以找到。”

    “你怎么知道要找你谈话?”

    “王枕心(陈敬斋的入党介绍人)告诉我的。”

    “如果找到了,有你的好处。”

    “给我五万块钱,我要出国留学。”

    “只要事情办成了,留学,要钱,都可以办到。”

    陈敬斋受宠若惊,兴高采烈,一心以为这一下可要时来运转了。从此,他也就被特务暗中盯住了。以后,特务们又约他在惠中旅社、远东饭店一起密谋策划,伺机行事。8月15日,特务们预先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的“拘捕证”,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及其各部门的地下机关都一一侦察清楚,只等抓获邓演达便同时破坏。

    邓演达接到陈敬斋的信以后,向罗任一、王枕心等表示可以约他谈话,但时间和地点没有说定。

    历史的恶作剧

    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假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任援道私宅由邓演达讲课,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慎重起见,邓演达在先一天夜间11时即到愚园坊20号借宿。17日午后,罗任一奉邓演达之命,将陈敬斋带到静安寺(邓是让陈参加听讲后再同他谈话),等着几个约定在此集合的学员到齐后,一道去听课地点。陈敬斋进入课堂,一见邓演达昂首挺胸,威武严肃,一身正气,就禁不住胆战心慌,邓演达讲的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过去。他待不住了,要出去向特务报信,便佯称肚子痛,要出去买包仁丹,邓准他离席。他走出大门不远,就碰见盯梢而来预伏在周围的几个特务,他们急促地问陈敬斋:“邓演达在里面吗?”陈只答应一声“在”,特务们就不让他再说什么,急忙叫他坐上汽车,送到闸北一个饭店里,当夜又带他乘车去南京。

    特务们送走了陈敬斋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捕房的中西探即一涌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逮捕了邓演达,总务委员会负责人罗任一,学员邓维亚、周竞西(女)、刘奎、王宾荪(女)、金福光、黄锦耀、王素清、方矩、张昌,还有房东任援道的儿子任树宣和找错门牌碰来的朱丰庆。接着,在西摩路威海卫路741号“总务委员会”机关,抄走银洋六百余元和一本七千余元的存折,抓走厨师的客人许寿样。在愚园路612号“大同印刷所”逮捕了职工刘斌等九人。午后7时15分,在爱麦虞限路159号“中央机关”逮捕了沈维岳,抄走了装有邓演达的文稿、信件、日记、衣物等的四只藤箱和两只网篮。7时50分,在麦根路部32号“组织委员会”机关,抄走了一部分党内文件,逮捕了组织委员会负责人郑太朴。在爱文义路1389号“宣传委员会”和“民运委员会”机关,经查抄后,带走了一部分党内文件。夜间12时许,在拉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该会负责人余洒度、俞墉、韩溶等二十余人。

    蒋介石要抓到邓演达,心情十分急切,他于8月中旬由江西到上海,坐镇指挥。邓演达17日被捕,他于20日“由沪返京”,离开上海时,原说是乘早车,车站警卫林立,戒备森严,上海诸要员也都按时到车站送行。但开车时间已过,还不见蒋介石到来,送行者大失所望,只得憾然而回。原来蒋介石是虚晃一招,临时变更了车次,偷偷地溜走了。

    陈敬斋18日晨到达南京,被带进中统特务机关,特务询问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又送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由“秘书长”叶秀峰接见他。叶对他说:“事情办完了,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陈说:“我要到美国去留学。”叶告诉他:“出国护照不好办,留学不行。”陈坚持要送他“出洋留学”。叶秀峰说:“你既不愿工作,上边发给你一万元,作为对你的奖励!”叶的语气很坚决,陈一听浑身一“激灵”,绝望地嘟嘟嚷嚷:“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给我的钱太少了……”叶秀峰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发傻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是,这所谓的万元奖金,到8月19日只给了五百元,过几天又给一千五百元。9月1日,侦察队长邓警铭拿了六千元交给陈敬斋,说:“你的奖金都在这儿,我用了两千元。”蒋介石已经抓到了邓演达,出卖邓演达的叛徒就成了一只破鞋。陈敬斋也只好夹着尾巴回到江西景德镇,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重操家传的旧业。

    铁骨高风

    邓演达等被捕后,当由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一讯问。邓演达理直气壮,凛然宣称:“我的政治主张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我现在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建立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讯问过后,被捕者均羁押在静安寺捕房临时监狱,邓演达与罗任一合关一室。晚间,他俩对自己被捕作了分析:第一,愚园坊这地方从未暴露过,何以被特务探知?第二,来的人都是临时约集的,事先不知道,特务为何来得这么准,这么快?想来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漏网,此人就是陈敬斋,是他叛卖了大家。深夜,邓演达同罗任一计议如何与敌人斗争时,罗悄悄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不待罗任一说完,邓斩钉截铁地说:“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改变!”

    8月18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向捕房请求引提邓演达等人,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问讯。邓演达及其辩护律师张志让、蔡六乘提出:“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能,既在公共租界被捕,管辖权属于法院,请勿为司令部提去”等等。最后,法院判决“移送”。张志让当庭声明“对裁决提出控告”,没有效果,邓演达等被引渡,于19日晨押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当夜,有个侦察队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距离不过两里,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演达对他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一次脱险机会,就此婉言回绝了。

    8月21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9月15日,被捕的其他人也一齐解到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在军法司囚禁期间,邓演达通过“看守”传递,给罗任一等写过四次信,亲切地询问大家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勉励大家要趁此多读书,锻炼身体,也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所得外面的消息告诉大家,还把外面送他的钱转给大家使用。有一封信中,邓演达谈了四点意见:1.中国的趋势从长远看,南京无疑会走向绝路,旁的新势力一时还起不来。现在我们既遭挫折,可是我们的使命很大,困难也更多。国民党的联合政府在表面上将会形成,还可能有相当长的持续性。2.东北问题不单纯是外交问题,决不能靠外交来解决,而且现政府也决担不起这个责任,和他们谈民族问题,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解决土地问题和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的主张。3.宁粤和局是逼成的,究竟做得成多少事,有怎样的成绩,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敢预断。4.他最后告诫大家,“家教最要紧”。意思是要大家严守组织纪律,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九一八以后,邓演达给郑太朴写过一张纸条,要郑“不要悲观”。同时也先后给在南京的谢树英、万灿等写过三封信,一是谈他的狱中生活;二是谈九一八以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三是谈他不知将迁往何处,今后很可能无法通信。11月8日,由“看守”传出了邓演达用红铅笔写给罗任一等的一张纸条,上书“我已被押至一处荒屋中(后来才知道是富贵山炮台内),以后通信不可能。苦了大家!”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后,陈立夫受蒋介石之意,派齐世英劝邓演达与蒋合作,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蒋先生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曰:“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叛离了革命!”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派人向邓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1月中旬,邓演达被移禁富贵山炮台,蒋介石亲去见邓三次,每次去时,只许担任看守的连长、黄埔业生吴良玉一人站在门口守卫,不许其他任何人接近。他们谈话,蒋的声音总是很低,邓多是大声斥责。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蒋介石走了以后,吴良玉进去对邓演达说:“我从各方面听到的消息,恐怕对教育长(邓)很不利,因为有人在校长(蒋)面前捏造事实,搬弄是非,专说教育长的丑话。这里是我率领的部队守卫,没有别人,由富贵山向北走不到十里,就是长江边上的燕子矶,那里我去准备好一条小船,趁夜陪教育长从小路逃走,只需一小时即可到达江边,乘船一夜可驶到上海。”邓演达笑笑说:“你的心意很好。这种做法,不是一个革命者所应干的。我相信蒋介石要沽名钓誉,不敢对我怎么样。”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说:“我写什么样的文章,不是我邓某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就在蒋介石千方百计诱降邓演达的同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濬等害怕了,他们联名给蒋介石去电,说“邓演达在武汉时期,为共产党张目,现又背叛党国,此人不杀,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云云。1931年11月29日下午7时许,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带了几个卫士来富贵山炮台请邓演达。吴良玉问王世和:“王大哥,请教育长到哪里去?”王说:“校长请教育长去商谈党国大事,可能不再回到这里来了。”就在这一天夜间,邓演达被王世和等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

    邓演达被害,在他自己并非意外。他早在1929年底从德国起程回国时,曾到柏林俾士麦大街向宋庆龄辞行,宋嘱咐他,革命道路上布满荆棘,要特别小心。邓演达表示:“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而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

    营救与追悼

    邓演达被捕当天,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惨遭破坏,组织受到摧残。但是,广大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一致把营救邓演达及所有被捕同志,作为当时的重要使命和主要斗争。8月下旬,中央部分负责人举行了有邓演达胞兄邓演存参加的紧急会议,推定朱蕴山主持营救工作。当时,武汉的负责人胡伯翰十分焦急,派曾金轮到上海,建议劫狱。南京的樊少卿悲愤不已,也要求组织劫狱。在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自发地秘密组织了武装营救队,不幸事发,被蒋通缉。10月间,黄埔毕业生许源圃从南京潜往上海,向朱蕴山提出了营救邓演达的具体计划。他说,邓先生现在被关在三元巷军委会后面,他有一个排驻防三元巷,排里有他的一个亲信班长,每逢星期日夜间值班看守,可以救邓先生出狱。但须筹备五万元,先将全班士兵的家眷迁到上海安顿,然后行动。朱蕴山将许的计划同黄琪翔、季方商议后,由黄琪翔筹集了五万元,决定先交许源圃一万元,另交杨心如一万元,作为邓脱险以后去香港的旅费、生活费和发布新闻等的开支。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朱蕴山特从上海迁居南京,并派何自坚、张朴、韩尚真等到南京参加工作,租定了邓脱险以后临时转移的住所,准备夜间在三元巷后面的电影院散场时动手,将邓演达劫到临时转移所换装,到江边乘船逃出南京,经上海到香港。营救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不料蒋介石又将邓演达转移到富贵山炮台,整个计划落空了。邓演达被害不久,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由孙科出面组阁,此时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同邓演达一道被捕的郑太朴、罗任一等十二人,均于1932年1月6日获释出狱。他们在囚禁期间,都表现得十分坚贞,没有辜负邓演达对他们的叮嘱和期望。

    1931年12月初,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开始透露出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派人向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打听虚实。陈听了很惊讶,说:“要是被杀,我是会知道的呀!”12月14日,宋庆龄得到邓演达被害的传闻,即到南京去找蒋介石。她对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默不做声。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让我先同他谈谈。”蒋还是沉默不语。最后,宋庆龄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听后勃然大怒,随手把茶几掀翻,蒋见状惊慌失措,急急跑上楼去。宋庆龄离南京返回上海,邓演达被害得到证实。经陈铭枢派人从遇害处附近一个老农口中探得线索,找到了邓演达的遗体,已是模糊不能辨认,但他所穿的棉衣还可鉴定。当由陈铭枢具棺殡殓,在小营岗重葬立碑,碑文为陈铭枢亲题“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

    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要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的神圣的事业”。至此,国民党当局已不能再掩盖其血腥罪行,捏造了“口供”和“罪状”,于12月17日在上海报纸上登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立即发起了“行动周”活动,组织党员分三人一组,深夜到福煦路、霞飞路、静安寺等一些大街小巷贴标语,或在一些电影院撒传单,提出“打倒蒋介石”“坚决为邓先生报仇”。北平市干部会得到消息,立即发动党员按三人一组,连夜在大街小巷张贴反蒋标语,或到电影院撒反蒋传单。广东省干部会也开展了如上海、北平同样的反蒋悼邓活动,并散发了邓演达的遗像和传略。

    邓演达被害,各方面都为之痛惜。1931年12月底至1932年1月上旬,有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李烈钧、居正、程潜、唐生智、黄绍斌、张发奎等九十四人,中华劳动大同盟、中国革命学生总会、中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华妇女促进会、中国知识劳动大同盟、中华国民抗日救国大同盟等二十四个团体,以及黄埔革命同学会,分别在上海《申报》连续登出了“筹备邓择生先生追悼会启事”。

    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南京市干部会负责人谢树英,代表南京市党员去上海,由杨杏佛陪同到莫里哀路29号谒见宋庆龄。谢说:“我今天特来请示,今后的党务怎么办?如果您能出来领导,这就好了。”宋沉默半晌,凄然回答:“我不能出来。我写个宣言给你。”又说:“你们要继续干下去!”谢提出:“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宋未表示意见,只说:“你们商量去!”接着,宋庆龄用英文写了一个宣言稿,当由谢树英翻译后复写了两份,为防万一,谢邀陈翰笙一道各拿一份,前后相距约百米互相照应,将宣言送到《申报》馆。12月20日,上海《申报》登出了《宋庆龄宣言》,谴责蒋介石对“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坚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残杀,即其一例”。《宣言》说:“余深信唯真正以民众为基础,为民众而奋斗之革命势力,可以消灭军阀官僚,铲除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同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

    叛徒的可耻下场

    陈敬斋作恶回乡之后,他得知邓演达已被杀害,连同他创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摧残,一心以为这是“斩草除根”,平安无事了。他哪里知道,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几经易名,坚定地参加民主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又哪里知道,邓演达的同志们,他们不论经历多少曲折,经过多少岁月,一直在牢记着陈敬斋这笔孽债,等待着要以血还血。

    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抗日救亡,已经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它的许多从华北、华东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党员,一部分到了江西,他们满怀复仇之心,一入赣就多方打听陈敬斋的下落,终于找到了一个熟知陈敬斋情况的向法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向法宜在南昌被吸收入党。其时,国民党的败亡已初见端倪,农工党江西省负责人何序东即对向法宜招呼道:“陈敬斋的事,可以干了。”向法宜深明其意,说:“什么时候要处置陈敬斋,我可以效劳。”

    1949年春,人民的胜利已成定局。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在讨论工作时,把陈敬斋的问题列入了议程。大家分析:陈敬斋匿居景德镇之后,即以窑户身份经营瓷业,生产平平,获利不丰,手边无大量现金,加之拖家带口,估计不会外逃;况且,事情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他与外界又没有什么接触,侥幸心理必居主导。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惊动他。但必须派人严加监视,注意他的动态。于是决定:向法宜回都昌县,请刘一燕在景德镇就近监视。4月间景德镇解放,向法宜于6月从都昌去景德镇,特地到青风岭街19号利兴富瓷铺“看望”陈敬斋,“老朋友”相见,说话投机,从做生意谈起,摸了摸陈敬斋的底。然后到南昌向组织汇报说:“陈敬斋的情况我知道了,这个人跑不了。”

    1949年11月,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提出了“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在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的支持和帮助下,1950年3月初,农工党中央派陈其勋(江西人,曾和陈敬斋相识)带着公函到南昌,会同农工党江西省委,与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商定具体的逮捕方案,由江西省公安厅执行。3月7日,陈其勋和向法宜到达景德镇,同浮梁专区公安局共同作了逮捕陈敬斋的布置,行动非常机密迅速。7日下午,先由向法宜到陈宅周围侦察情况,看到陈宅的前门因生意冷落而关闭着,出入都走后门。8日上午,向法宜带了浮梁公安局两名便衣公安人员前去,一名坐在陈宅后门附近的一个小铺里监守着,一名引到弄堂口,向法宜指着陈宅的后门说:“就是那个门,我不能带你进去了,你进去看到一个矮矮的、瘦瘦的近视眼,就是他。”公安人员一进门便看到陈敬斋,问他:“你是陈老板吗?”陈爽快地答:“我是,你有什么事?”“我想跟你做点生意,同你谈谈。”公安人员说。

    陈敬斋满心欢喜,连说:“好,好,请坐,请坐。”

    “不要坐了,我们还是到外面谈谈吧。”

    陈敬斋毫无警觉,跟出门边走边谈他的生意,另一名公安人员也在不远的后面紧跟着。就这样谈着“生意”,把陈敬斋一直带到景德镇公安局门口,叫他“进去吧!”此刻,陈敬斋才骤然明白过来,知道是报应到了,惊惶地说了声:“我没有什么话说。”直摇脑袋。当即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陈其勋在窗外踮起脚往里看,忙说:“这个人大变了,我都不认得了。”向法宜说:“你放心,保证是陈敬斋,错不了。”

    陈敬斋被捕后,随即押到南昌,经过初审,他胡编了一套口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并恶意嫁祸于人,企图减轻罪责。以后解到北京,由最高人民检察署令北京人民检察署,于1951年3月22日向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提起公诉。经过三次审讯,到4月23日下午,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季方、严信民、王一帆、杨逸棠、王人旋、陈卓凡、欧阳平、叶粤秀等应邀旁听。2时许,叛徒陈敬斋和凶手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邓警铭,双双穿着灰棉囚服,戴着镣铐,锒锒铛铛地被押送法庭。在审讯中,陈敬斋对他叛党投敌、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并当面指出邓警铭敲诈过他两千元,邓亦首肯招认。审判员最后问他:“陈敬斋,对你这个案子,你自己还有什么意见?”陈敬斋答:“我罪大恶极,听候政府处理。”4月25日,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宣读了《军字第245号判决书》,判决:“陈敬斋,江西都昌人,五十三岁。该犯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然后押出法庭,执行枪决。

    (萧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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