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很早就产生了战略性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一系列相当稳定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安内攘外、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指针和依据。这些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经验的结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仍具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在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面临王朝更替、外敌入侵、内部动乱等切肤之痛的问题。由此也便产生了国家安全的观念。在古代社会，人们虽未正式使用“安全”、“国家安全”等概念，但其基本含义都体现于诸多文献之中。中国古代文献《左传》就提到“居安思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都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警世箴言。英国著名政治学家霍布斯在《立维坦》中也提到，只要国家感到不安全，它就会以“一种角斗士的姿势，眼睛彼此盯着，把武器指向对方”。可见，维护国家安全与生存是每个国家的本能反应。
因此，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先哲们很早就意识到保持忧患意识（即危机意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兴衰无常，国家安危不时发生转换，存亡继绝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间。于是，有了《左传·襄公十一年》中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警世名言。而在《周易》中更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箴言。先秦兵书《司马法》也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基于这些认识，历代贤明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对各种潜在的威胁保持戒备，预为防范。所以《吴子》指出：“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也就是说，保障国家安全的方法，预先戒备是最重要的。先秦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还从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出发，深刻指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意为：局面安定的时候容易掌握，事变还没有明显迹象的时候容易谋控；事物在脆弱的时候容易被消解，在细微的时候容易被驱散。因而精辟地提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即在事端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处理，在祸乱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进行治理。与老子的深远哲思互为表里，古代思想家还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在国家战略筹谋上绝对不能忽视看似微小不起眼的潜在危害的道理。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提倡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理念。正是秉承这样的传统，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居安思危，针对国家安全上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见，试图启迪当朝，防患未然，也为后人留下了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宝贵遗产。
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华民族战略思维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根源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丰富实践，同时又对历朝历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又是中华民族维护国家安全的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其中，既蕴含了深邃的理性智慧，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和环境局限；它在实践中的运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智慧还是局限，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先人和历史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都应当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总结。既不夜郎自大，也不讳疾忌医；既从成功中总结经验，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不断深化对有关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为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借鉴和启示。如今的中华民族，早已不是一个世纪前被人认为是“东亚病夫”、任人宰割的民族了。中国的国家地位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无论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人都不会再受轻视侮辱了。但是正因为处在这个和平、繁华的盛世，我们更应冷静思量，不管是对内对外，我国的确还存在许多需要“思危”之处。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并不安宁，中国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准备。从国际层面看，日益失衡的国际旧秩序使处于弱势的欠发达国家的状况不断恶化，由此引发连绵不断的国内危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干涉，使得地区冲突和地区战争时起时伏。恐怖主义的泛滥、武器扩散的威胁、不同文明和种族的纠纷与冲突、世界人口的膨胀、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全球性问题，都是确保国家安全需要积极应对的国际挑战。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同时经历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政治体制转型和开放转型过程。这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在变革旧有体制、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同时，直接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和思想。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与快速发展引发的新矛盾相叠加，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如今，中国传统的安全问题依然重要，其核心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在重视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更应该重视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严重疫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在当今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已由军事和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信息、金融、能源、气候、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中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积极投身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同时不断加强反恐国际合作。为了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从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国家安全的有关问题，建立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充分反映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安全体系。
二、当今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
随着国家安全由主权安全日益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环境、资源等诸方面，必然引起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展，使原有的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安全的传统维护国家安全观念，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难以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观已转向维护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安全的综合安全。因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成为当今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并由此构成当今时代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属于传统安全范畴，其他安全则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价值核心
政治安全就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意识、政治需要、政治内容、政治活动等方面免于内外各种因素侵害和威胁而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更简洁的定义是：政治安全就是在政治方面免于内外各种因素侵害和威胁的客观状态。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政治安全直接涉及国家政权的稳固。因此，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就无法生存下去。当前的全球化趋势虽然没有改变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但对国家主权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全球化所形成的物质（资本、商品、技术、人才）跨越国界自由流动，使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及跨国公司控制和干涉属于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成为可能。在全球化中，规范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的各种国际制度大都是由发达国家根据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的，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其他国家主权的正常行使。信息革命一方面削弱了某些信息技术落后国家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增强了某些信息技术发达国家的地位和主权，对发达国家有利。因此，某些西方政治家鼓吹“主权有限论”和“民族国家消亡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进程都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当然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融入国际社会，都需要享有同时又让渡某些国家主权。问题是在让渡和享有、权利和义务之间找到一个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
（二）国土安全——国家安全的传统关切
国土即领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国土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领土与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不被侵占、不被分裂、不被分割或兼并；其外延包括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管辖权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依托和基础，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国土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必要前提。国土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由国土本身具有的性质所决定。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存在必须具备领土、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四个要素。其中领土是国家存在的首要因素，其他三要素的存在均以领土范围为前提。只有拥有确定的领土，才能使居民有生存和发展的场所，才能提供组织政权和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因为国家领土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国家主权的物质载体，所以国土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其次，国土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土安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和重要体现，是国土主权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国家政治安全和建立独立平等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对领土的所有权，规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是其全部领土的所有者，国家对其领土拥有独立的专属占有、支配、使用及处理的权利。基于国家的领土管辖权，国家在其领土上（除国际法另有规定外）可以充分地、独立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国家统治权，排除一切外来的参与、竞争和干涉。一国有权决定本国的各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方针政策，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以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其最高统治权。没有领土主权，国家在政治上不会拥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权，也不可能得到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因此，领土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此外，国土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国家领土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源泉，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领土安全作保证，国家经济活动就难以正常进行，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更难以实现。只有确保国土安全，才能独立自主地管理和调控本国经济；有力地抵御国际市场和外国资本的冲击；有效地保护国家财富和资源以及生态环境，为国民经济得到持续有效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三）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
军事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和主权乃至网络、太空等新维空间不受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威胁和侵犯的一种状态。军事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是其他安全的重要保证。虽然如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但军事手段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有效遏制、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保底手段。军事安全就是要有巩固的国防和足以威慑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强大军队。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自古以来被认为是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句名言：“你想要和平，你就得准备战争。”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国家在冷战时期开展了军备竞赛和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结果把人类拖到核大战的边缘。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和平与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减少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当今世界军事形势的特点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家间的战争减少，但地区和国内冲突急剧上升，国际恐怖主义则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大威胁。“9·11”事件表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来自非国家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的国际恐怖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是由于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在广大的穷人中引起绝望和怨恨的情绪，这种情绪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另外，由于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权益，破坏了法律和规章制度，甚至使某些国家“空壳化”，恐怖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建立了跨越国界的“网络国家”。军事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军事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军事对解决金融危机和一些生态灾难就无能为力。这是以军事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取代的原因之一。
（四）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核心指向
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整体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冲击，或即便遭遇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指向，保证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范围的竞争从军事实力转向以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热战和冷战逐渐转化为经济战和贸易战，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凸显，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加速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各国之间经济依存度加深，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可能很快演变为世界范围的经济风险。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巨大冲击，就是明显一例。在经济全球化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竞争中一国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更易受到别国的威胁和伤害。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侧重点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和价值观的国家而言是有差别的，但也有共同之处。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安全决定于该国政府是否有驾驭全局的宏观决策和调控能力，该国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有力的竞争能力，在世界性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是否能有效地获得所需的资源，是否有经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是否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不仅要保障我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安全、国民经济安全、金融体系安全、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等，而且要对可能的外部经济冲击有应对之策，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价值指向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免遭异国有害文化的渗透和侵犯。文化安全是确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独立和尊严的重要精神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经济全球化中如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文化安全日益凸显其在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一并归入国家安全的范畴。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尤其信息社会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维护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某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该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灵魂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众信息传播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导致其反文化侵略的不利。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侵略上的这一技术优势，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文明以商品、信息为载体进入各国市场，对所在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冲击。就以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在社会的某些阶层和某些人的头脑中消费至上代替了勤俭节约，拜金主义代替了奉献精神，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甚至连爱国主义也不讲了。长此以往，我们就中了西方战略家通过经济全球化消灭文化多样性，通过市场经济改变我们的意识形态，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实现和平演变的诡计。
（六）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社会安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互为因果。从广义上讲，社会安全是指社会有序的运行状态，它强调协调的社会群体结构和有序的社会状态的统一。从狭义上讲，它包括对违法犯罪、突发事件和灾害（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控制。可见，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还来自社会内部，因而社会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一国的社会安全主要取决于该国政府执行的国内政策。政府决策失误、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都会危害社会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已不单单是本国内部的事务，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干预。有的国家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支持他国内部的敌对势力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是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社会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各种不安全因素最终都会以社会抗议和社会动乱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动乱往往造成政府危机、国家瘫痪。为了增加对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社会安全的指标体系和预警、评估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七）科技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强保障
与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工业经济中的资本一样，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将是最宝贵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国家科学技术实力及其安全状态对国家整体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技术直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武器与筹码，科学技术成为中央政府掌握的维系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重要战略资源。如今，随着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益增强，科学技术也更加呈现出“双刃剑”的特性：一方面，作为具有第一生产力功能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关键因素，而且不仅是经济，其他领域也几乎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的态势表明，高技术对国家军事实力和军事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就谈不上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可以被来自外部乃至内部的破坏势力、敌对分子用来危及国家安全，包括攻击国家科学技术系统，而攻击国家科学技术系统必然殃及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是否强大很关键的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实力，因此保证科技安全便变得日益紧迫，科技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传统安全上或在工业时代以前的学术论著中，国家安全的内涵中主要是政治、军事、国土等要素，并没有把科学技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都是通过其他要素间接地反映出来的，如通过武器装备来影响军事安全，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进出口等经济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安全。因而，当今时代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国防领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不再仅仅通过其他安全要素来发挥作用，科学技术自身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直接的、独立的要素。因此，国家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进一步凸显，无视或忽视国家科技安全都必将导致历史性的错误。
（八）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的新质内涵
信息安全主要考虑对信息资源的保护。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信息安全的含义主要是指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和可靠性。信息安全的实质就是要保护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种类型的威胁、干扰和破坏，即保证信息的安全可靠。信息安全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信息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状态和信息技术体系不受威胁和侵害；狭义的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网络）的硬件、软件及其数据、内容等不被破坏或泄露，不被非法更改，信息系统保持连续可靠运行，信息服务不中断的一种状态。信息安全状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机密性，即指保证信息与信息系统不被非授权者所获取与使用。二是完整性，即指信息是真实可信的，其发布者不被冒充，来源不被伪造，内容不被篡改。三是可认证性，即能够核实和信赖一个合法的传输、消息或消息源的真实性。四是不可否认性，即保证信息发送者提供的交付证据和接收者提供的发送者的证据一致，使其以后不能否认信息过程。五是可控性，即能够阻止未授权的访问。六是可用性，即指保证信息与信息系统可被授权人正常使用。人们对信息安全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信息安全往往是指通信保密；80到90年代，随着计算机应用的展开，人们更多提到的是信息保护；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Internet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单纯被动的保护不能适应全球化网络数字环境的安全需求，提出了信息保障的概念和“保护—检测—响应—恢复”的纵深防御思想。信息安全是任何国家、政府、部门、行业都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安全战略。如何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各方面信息量的急剧增加，并要求大容量、高效率地传输这些信息。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通信技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发展。目前，除有线通信外，短波、超短波、微波、卫星等无线电通信也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为了窃取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秘密信息，运用侦察台、侦察船、侦察机、卫星等手段，形成固定与移动、远距离与近距离、空中与地面相结合的立体侦察网，截取我国通信传输中的信息，信息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九）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时代关切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尤其是指生存与发展的不良风险最小以及不受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强调保障生态安全的生态系统应该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从范围大小也可分成全球生态系统、区域生态系统和微观生态系统等若干层次。从生态学观点出发，一个安全的生态系统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内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也能够维持对胁迫的恢复能力，即它不仅能够满足人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而且在生态意义上也是健康的。其本质是要求自然资源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稳定、协调、有序和永续利用。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人地矛盾加剧。尽管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生态安全战略建设上已取得不小成就，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逆向演化的趋势；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灾难没有得到减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的出现与迅速扩大，及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全球性的关系到人类本身安全的生态问题，一次次向人类敲响警钟。因此，不管作为个人、聚落、住区，还是作为区域和国家的安全，都面临着来自生态环境的挑战。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构成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全球及区域性的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共识。
（十）资源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关切
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资源安全分为战略性资源安全和非战略性资源安全；又可分为水资源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包括石油安全）、土地资源安全（包括耕地资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包括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生物资源安全（包括基因资源安全）、海洋资源安全、环境资源安全等。资源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地位。资源就是资财的来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自然物质。资源安全距离人们日常生活很近，国际和国内燃油价格的变化、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和质量不断下降，都可以归结为资源安全方面出现了问题。资源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方面，并与环境安全、生态安全、食物安全及经济安全有着密切联系。综观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依靠本国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这是由全球资源的非均衡分布所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是应对战略资源安全和保证本国短缺资源稳定供应的基本战略。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受国内资源禀赋和供应能力制约的影响逐渐显著，这是大国经济崛起中必然经历的发展中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必须从利用国内资源的“自我平衡”，转向基于全球资源的利用，建立起基于国内外资源的、实现资源安全永续利用的长期战略。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的大趋势下，只有建立开放的、合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供应体系，才能缓解资源瓶颈，真正保证我国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供应，同时也节约了国内资源，避免对某些国内短缺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同时仍然要大力节约资源，积极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降低对国际资源的依赖程度。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合理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此中国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安全政策。
（十一）核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关切
广义的核安全是指涉及核材料及放射性核素相关的安全问题，目前包括放射性物质管理、前端核资源开采利用设施安全、核电站安全运行、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安全及全过程的防核扩散等议题。狭义的核安全是指在核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期间，为保护人员、社会和环境免受可能的放射性危害所采取的技术和组织上的措施的综合。该措施包括：确保核设施的正常运行，预防事故的发生，限制可能的事故后果。国际社会议题的核安全主要是指防核扩散及核裁军等。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全民关注的重大问题。做好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要按照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根本方针，不断健全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加强科技支撑和基础能力建设，强化质量保证，完善监管机制和应急体系，严格安全管理，不断提高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水平，推动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2014年3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阐述了中国关于发展和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和协作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的核安全观，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实现核能持久安全和发展。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提出“核安全观”，也是在世界各国中第一个提出“核安全观”。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安全理念的时代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整体的、全面的、联系的、系统的观点来思考和把握国家安全问题。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运用，是深刻总结我们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安全稳定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国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结晶。国家安全问题是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坚持从总体上思考和把握国家安全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江泽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可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我们党关于国家安全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导致人们安全理念发展的必然反映。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其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中国赶上和超过他们，不断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力度，加紧策划“颜色革命”，千方百计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我国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竞争、军事安全较量、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更加凸显，在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各种敌对势力遥相呼应，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有所抬头，不断向内陆地区滋生蔓延，范围不断扩大；我国长期形成的外向型经济还没有根本改变，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经济摩擦日益增多；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生态安全状况极不乐观；我国能源消耗较多，相当一部分需要进口，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能源安全风险加大；我国是世界上在建核电机组最多的国家，而且周边几个国家都拥有核技术或核生产能力，核威胁阴云重重；我国是一个网络大国，面临的境外网络攻击和威胁十分严重，已成为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群体性事件频发多发，影响着社会稳定和谐，等等。国家安全形势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以确保整个安全机构能够协调高效运转。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民生幸福的必然追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讲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片面强调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理念对于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而极富人性化的民生幸福崇尚的人文关怀的发展理念，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崇拜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幸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下滑，这个社会发展就可能失衡，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努力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同时也要让人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相得益彰，这才是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同时人的幸福的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又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因为社会发展是通过人的幸福来实现的，同时社会发展必然带来人的幸福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人的幸福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幸福实现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是衡量总体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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