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制度、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其中，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主要是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执政党执政地位主要考虑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
一、全球化挑战国家主权安全
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对内是最高的，对外是独立的，是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集中体现。主权独立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第一标志要素，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国家最高利益中最根本的安全利益。因此，国家主权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第一位的安全问题。
国家理论与政治现实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全球化挑战主权国家的现实，必然导致人们对传统主权国家观念的重新思考，并形成一些新的国家观和国家主权观。例如，“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多元论”、“国家主权强化论”、“世界政府论”、“新帝国主义论”、“全球治理理论”，等等。纵观上述形形色色的新国家主权理论不难看出，虽然它们之间的观点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互对立，但绝大多数理论的背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影响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国家主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前，全球化进程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实践中受到的侵蚀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能力性侵蚀，即对国家维护主权能力的侵蚀。这表现在主权国家政府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除少数大国外，大多数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都有所削弱，很难有足够的能力来处处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二是意志性侵蚀。经济全球化在实践中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不仅表现在能力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一步步弱化国家维护主权的意志。三是结构性侵蚀。所谓结构性侵蚀是指，由于在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力量强大的国家具有对外扩张性，因而倾向于利用结构的力量奉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而对于弱小的国家来说，他们在国际上面临强大国家利用体系结构的力量向他们主权的挑战，使得他们处于国际体系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四是进程性侵蚀。所谓体系进程性侵蚀则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制度对国家主权形成的侵蚀。
当前，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的，因此现有的主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全球性组织，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在内容和运作上暗含着对西方国家的倾斜，许多制度安排都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禁止出口补贴的原则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却保持了一个例外。这主要是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是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在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下，发达国家对纺织品进口长期实行配额限制，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再比如，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再次显示出美国的金融霸权本色。2010年以来，有美国学者称要联合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加拿大、印度和韩国等，一同来施压人民币升值，并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可以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攫取利用其军事手段达不到的最大经济利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4年1月，美国政府的外债为6.2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政府持有1.2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政府希望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减轻外债压力，这样就变相地“赖掉”部分欠中国的外债。针对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专家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了看法，对美方的一些说法做出了反击。然而，在这场汇率交锋中，信息发布和传播的绝对优势基本上掌握在美国一方。如何让世界其他各国相信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考虑，并赢得汇率之战的胜利，需要有足够的战略博弈思想准备。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在关于人民币汇率方面相关真实信息的发布，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传播力度。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世界决策机制之外，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时，总是在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主权维护的不利地位，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主权弱势。面对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处于主权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争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际体系结构的力量分布状况，使结构不再完全为大国所操纵，以此消除结构和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压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主权。
二、全球化挑战国家领土完整安全
全世界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能称得上“大国”的有美、英、德、法、日、俄、印、中等国，但唯有中国还存在统一问题。还没有哪个大国地缘政治环境像中国这么复杂。我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国家多达29个，而且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最多，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制度类型；文化类型最多，包括中华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社会发展水平层次最多，既有经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和极端贫困国家；安全威胁类型最多，主权纠纷、地区热点、军事战乱、政治动荡、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毒品泛滥，世界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我国不仅要面临传统的安全威胁，同时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
（一）海洋争端严重威胁国家海洋利益
中国所毗邻的“四海”，除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不存在海洋划界问题外，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三个海区，同8个海岸相邻或相向的国家之间都存在海域主张的重叠，需要解决划界的争议。中国同有关国家的海洋划界问题，涉及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多种不同性质的国家管辖海域，而且多国主张交叉重叠，错综复杂。海洋划界之争还属于问题的表面，潜伏其下的是针锋相对的国家利益和激烈的资源争夺。个别西方大国的觊觎和插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当今，海洋争端是威胁中国海洋利益最大的隐患。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冲之鸟礁权益争议，以及南海岛礁及领海争端。此外，中韩东黄海大陆架分界争议，韩国要以苏岩礁为岛，把分界线划到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甚至中国的内海。中朝专属经济区也存在界限争议，双方在领海分界线上存在较大分歧。
1.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由钓鱼岛（主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8个无人岛礁组成。（这些岛屿在地质上和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一起，都是台湾北部近海的观音山、大屯山等海岸山脉延伸入海后的突出部分，为台湾岛的附属岛屿）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但被日本实际控制。近年来，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再次升温，导致中日关系走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40年前，中日两国共同选择了搁置争议。但是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钓鱼岛越来越成为中日关系复杂棋局当中一个充满变数的“活子”。2012年4月16日，石原慎太郎受美国政府邀请，在华盛顿时宣布，通过向日本民众募捐，并以东京都的名义从私人手里“购买”钓鱼岛。石原慎太郞的“购岛”闹剧，不仅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也将日本政府捆绑上去。因为石原慎太郎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右翼政客，一旦他将钓鱼岛“购”去，那么他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于是，日本政府于2012年9月宣布“购买”钓鱼岛并将其“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由此走向下坡，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不断升级，且有擦枪走火之虑。日本政府甚至在2012防卫白皮书中宣布，在与中国就钓鱼岛主权争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可以诉诸武力。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坚持与钓鱼岛所谓的“土地权所有者”签订了“购岛”合同，进行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此后，日方一直否认钓鱼岛存在争议，软硬兼施妄图争夺主权。硬的方面，日本公然强化钓鱼岛周边部署，包括在距钓鱼岛170公里的与那国岛上加强自卫队部署，单独或与美国联合开展以所谓“岛屿防御”、“夺岛”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同时，与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软的方面，日本热衷于宣传攻势。日本外务省的官网上推出了钓鱼岛的宣传册和宣传片。研究如何打“历史资料牌”成为日本宣传的新目标。2014年7月，日本媒体发布消息称，日政府为强化钓鱼岛“主权宣传”，计划在全国各地搜集“史料”，制成电子文档后在网上公布。日方为此制定了详细规划，包括委托民间研究机构搜集、挖掘有关材料，编成目录，还提出了公布材料的时间表。为加强钓鱼岛周边的领海警备，在2015年的防卫预算中，日本安排购买美式F—35战机和“全球鹰”无人机、新型预警飞机。同时，对于购买“鱼鹰”运输机和4万吨级的两栖作战舰进行前期研究。此外，在日本的2015年度防卫预算中，也包括了防卫省一次性购买20架日本国产的P1警戒侦察机的预算。
2.南海岛礁及领海争端
从东海往南穿过狭长的台湾海峡，就进入了南海。南海是中国最大的外海，因位于中国南边而得名。南海是位于中国南方的陆缘海，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中国汉代、南北朝时称为涨海、沸海。清代以后逐渐改称南海。近代有人从英语“The South Sea of China ”译为南中国海、中国南海，并成为该地区在国际上的通用名称。南海岛屿主要构成为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四个部分。其中西沙以及中沙由中国大陆实际控制；东沙由中国台湾实际控制；南沙由230个大小岛礁组成，目前由多国控制。
南海是我国的边缘海，也是我国与亚、非、欧国家开展海上运输的必经之路。同样南海也是世界上纠葛最复杂、涉及国家最多的海洋。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同时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从军事战略而言，控制了南海岛礁，就意味着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从中国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上通道。南海岛礁附近海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航道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从航道上来讲，每年大约有4万多艘船只经过南海海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90%以上的石油输入要依赖南海这个航道；经过南海航道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占世界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就中国来讲，通往国外的近40条航线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航线经过南海海域。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清朝及以前、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政权）一直拥有南海的主权，而且没有引起过其他国家的争议。自从大量勘探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以后，围绕南海海域及岛屿的主权争议，一直被视为亚洲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冲突点之一，环绕南海有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宣称对南海诸岛其中一部分拥有主权。多年来，虽然中国和各国在南海摩擦不断，但对于南海的资源，中国的控制几乎为空白。据统计，仅在南沙地区，目前就有一千多口油井，每年开采的油气资源让周边国家获利巨大。而在更广大的南海海域，中国则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原油开采。截至2012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已经与埃克森美孚、壳牌等200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钻探了约1380口钻井，年采石油产量达5000万—6000万吨左右。
在旷日持久的南海争端当中，菲律宾不断强化对南海的主权要求，一直没有放弃攫取中国南海主权的企图。2009年，时任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海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律宾范围。近年来，菲律宾是对中国渔船执行各种所谓“执法行动”最多，动作幅度最大的国家。其中，2012年4月中菲两国海政船只曾经在南海黄岩岛对峙长达半个月以上，成为近年来南海最严重的对立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菲律宾海上力量不断地袭扰中国渔民，甚至向渔船开枪。目前，该国海上力量已经构成了中国渔民在南海中西部捕鱼活动中最大的安全威胁。菲律宾频频制造各种事端，其底气毫无疑问来自于美国的纵容和鼓励。中菲南海问题争端，虽然本质上是资源之争，也包含了大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使争端具备了双重含义，也成为了美国等大国介入的重要原因。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的封锁线包含三道岛链系统。菲律宾位于第一岛链南端，是封锁东亚大陆走向太平洋的锁钥之地。冷战后美军基本撤出菲律宾。但是出于本身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需要，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扶持菲律宾。奥巴马2014年4月28日访问菲律宾新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实际上已经基本恢复了美军在菲律宾的驻军权，这使得菲律宾在应对中菲南海问题上底气大增。
关于南海仲裁案（即所谓“菲律宾控告中国案”）。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共和国时任政府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仲裁。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2015年7月7日，法庭首次举办了听证会。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法庭作出所谓的裁决，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随后发表了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裁决的声明，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和《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表明了中国对仲裁庭所谓裁决不接受、不承认的严正立场，并重申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南海争端的多年中，越南一直是“闷声发财”，并且仍然在寻求力量扩大控制范围。越南因经费不足而放弃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但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却投入巨资成立了渔政力量，加强在南海地区的维权。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8年的报告，自1978年以来，越南先后与日本、苏联/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印度等国数十家石油公司签订了勘探和研发合同，招标区域有120多处，几乎覆盖了中国整个南沙和西沙海域。其中，越南在我南沙海域的青龙、白虎和大熊是最主要的3个油田，年产量都在500万吨以上。目前，被越南非法侵占的南威岛，是越军在南沙群岛的指挥中心，驻有大量官兵及重型武器装备。以南威岛为中心的29个岛礁构成30万平方公里的越南海上基地群，一直包围中国在南沙少数礁盘的驻军。
2014年5月2日，越南在靠近中方钻井平台建造的区域增派了多达29艘船只。中国海事局5月3日就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作业工作发布了航行警告。相关作业工作完全在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区域内。而越南外交部5月4日在记者会上却声称，中国钻井平台HD—981于5月2日至8月15日在北纬15°29′58″，东经111°12′06″展开建设工作，此海域位于越南专属经济区，距离越南海岸线130海里。5月7日，中越在靠近西沙群岛海域的对峙，越南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试图阻止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钻井平台的建设工作，两国船只因此发生冲突。从规模上看，此次中越南海冲突是近年来最大的，是1988年中越南海海战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但不同于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的海战，此次双方都只是采用了旋转障碍物、冲撞和喷射高压水火钳的方式对峙。由于中越在西沙围绕“海洋石油981”号的对峙，越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华示威游行。在越南的中资企业也成为越南示威民众的攻击目标。2014年5月13日，数百名越南民众冲进胡志明市北方平阳省的台商聚集区，见到华人就叫嚣攻击，并闯进多家台商的工厂，看到设备就砸、抢、破坏。6月24日，越南政府向受反华骚乱影响的近140家企业支付了700多万美元的首笔赔偿，台湾与大陆企业也在受赔偿之列。针对这次反华骚乱，越南警方已经逮捕了约700名参与反华示威骚乱的过激分子。而这次越南反华骚乱也致当地数千工人失业。
中越南海争端，引起了曾经你死我活战场对手的急速靠拢。近年来，美国和越南关系越来越紧密。1973年3月29日，美国宣布越南战争结束，从越南撤出了最后一批美国“作战人员”。1995年两国实现正常化。21年来，美越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发展到多个领域，其中经贸合作发展最为显著。2013年越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各领域的关系全面得到提升。2014年8月13日至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访问越南，这是美国参联席会主席在越战结束后首次访越。越南国防部声明称，两国将合力加强军事合作，聚焦海事安全、训练，并克服越战带来的后遗症。10月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它将允许向越南出售有助于该国维护海上安全的武器，从而放松了一项自1975年以来就开始实施的禁令。2016年5月，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3日宣布，美国将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
3.中韩东黄海大陆架分界争议
黄海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黄海南北长约470海里，东西宽约300海里，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我国山东半岛东端成山头与朝鲜半岛长山串之间的连线长约104海里，为黄海最窄处。中韩两国在黄海南部海岸相向，但黄海的宽度不足以使双方各自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需要进行海洋划界。中韩两国在黄海的海洋划界，既包括专属经济区划界，也包括大陆架划界。两国的划界主张不尽一致。1977年到1997年，韩国颁布《领海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主张12海里宽度的领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韩国是亚洲地区最早提出大陆架权利主张的国家之一。早在1952年1月便发表了“关于毗连海域主权的总统声明”，对整个朝鲜半岛周围的海底大陆架提出权利要求。1970年韩国公布施行了《海底矿物资源开发法》及其实施令，单方面划定了韩国大陆架的外部界限。韩国在黄海关于海洋划界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中间线划界。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就南黄海的地理特征而言，中韩的权利主张将会产生重叠。如前所述，中国主张按自然延伸原则划界，坚持“公平原则”，“公平”是一个古老而众所周知的概念，但在国际法上，“公平”是直接作为一般法律原则来适用的。公平原则要求在划界中不仅必须采用公平的划界方法，而且必须达成公平的划界结果。韩国主张等距线为界。而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只是众多划界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指导国家进行海洋划界的原则。况且，中间线方法的适用，还涉及许多需要考虑的有关因素。在有些情况下，简单地适用中间线进行划界，恰恰会导致划界结果的不公平。如果按中间线划分，韩国可以多划18万平方公里，我国与朝鲜和韩国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国在黄海上对于中国主张中间线原则，而在东海上对于日本却主张采用自然延伸原则，完全没有原则性，只希望两边都占便宜。
中韩海上领土争端主要包括黄海大陆架划分和以苏岩礁为代表的东海大陆架划分两部分。由于处于中韩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区内，苏岩礁问题也就隶属于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1994年7月28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历史上本无争端的苏岩礁问题浮出水面。东海面积达77万平方公里，涉及中韩日三国。韩国根据自身利益历来顽固主张不同原则，济州岛以南要求自然延伸，向西又要求中间线原则；企图以苏岩礁为基点瓜分中国东海海域。
4.中朝专属经济区界限争议
中国与朝鲜是陆地相连的国家，其陆地边界基本上以鸭绿江为界，海洋隔着黄海相邻。双方在黄海大陆架是相邻共架国。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海上划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主张按中间线划界，朝鲜则主张以纬度等分线划。这样，便产生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区；其二，朝鲜与韩国也是黄海大陆架相邻共架国，而这两个国家的海上边界尚未划分，这使中朝韩之间无法确定三国海上边界的交汇点，继而无法确定中朝之间要划分的黄海面积。
（二）边界争端威胁国家陆地利益
中印领土争端是当今中国陆地边界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印双方边界长1700公里，双方争议区三段8块，面积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9万、中段2100平方公里，由印方实际控制，西段3.35万平方公里，由中国实际控制。
整个中印边界西、中、东三段，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3500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都由中国控制。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在东段，双方争议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即藏南地区，现全部控制在印度手里。在整个中印边境争端中，东西两段是争议重点，1962年的边境冲突就发生在这两段。30余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论是东线的麦克马洪线，还是西线的约翰逊线，都不具有法律依据，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的承认。在中印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原则，在边界协定中，为解决边界争端做出了重大让步。印度在边界谈判中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仅对中国在东线合理的领土要求置之不理，甚至还妄图在西线阿克赛钦瓜分一片土地。2013年4月，中印边防部队在青藏高原西部边缘的拉达克山谷爆发帐篷对峙事件，民间爆发“口水战”。之后，边界地带又发生争议事件。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印边界潜在冲突的风险。鉴于印度的强硬立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任重而道远。
边界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印关系中的最大障碍。作为亚洲的两个新兴大国，中印要找到共同点实际并不难，真正的难点在于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认同的能够超越历史恩怨和分歧同时又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切入点，使双方能够“相逢一笑”。2013年10月，李克强与辛格在北京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交通、能源、文化、教育、地方交往等9项双边合作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印两国政府边防合作协议。2014年7月，纳伦德拉·莫迪率印度人民党时隔10年重掌联邦政府，对发展中印关系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9月17日—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促进亚洲和平、稳定、繁荣，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双方领导人在会谈时强调，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发展。习近平主席对印度的访问开启了印中关系新的历史阶段。印方愿意同中方增进互信，不断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5月14日—16日，印度总理莫迪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务实合作。经过多年努力，中印两国已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框架和原则等达成一些共识，双方同意在最终找到公正、合理、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前，共同努力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
（三）各种分裂势力威胁国家的领土完整
领土完整是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环顾世界，还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这样还没有完全实现国家统一。长期以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同时面对“五毒”联手制乱的压力。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纵容支持下，“民运”、“法轮功”、“台独”、“藏独”、“疆独”等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内外勾联，一刻也没有停止分裂破坏活动。西方国家一直利用台湾问题，进行各种不光彩活动，以各种方式支持“台独”分子，使台海两岸几度乌云密布，硝烟弥漫，严重威胁了中国领土完整和统一。除“台独”势力之外，近年来，“藏独”、“疆独”势力在西方国家鼓动下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越来越猖狂，给国家建设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台海局势虽趋稳定，但“台独”活动仍频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60多年来，国共两党虽然在形式上已经结束杀伐敌意状态，但两岸实质上仍未结束政治、军事等对立状态，“台独”分裂活动仍然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马英九执政台海局势趋于稳定。从马英九两任期间的所作所为看，虽然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原则，台海局势趋于稳定，但距离两岸统一相距甚远。马英九第二任期内，始终摆脱不了施政无能的评传，甚至外界也以此为由，质疑马英九应该专心施政，不该再竞选党主席，但马英九不以为然。2013年10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惊爆惊人消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上台伊始曾经提出了两岸统一的条件。马英九说，陈水扁当年也不是没有弹性、“是有条件接受九二共识”。马英九还提到，中国大陆也了解，“现阶段没有可谈统一的条件”。对于两岸统一问题，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014年9月2日表示，两岸未来如要统一，最起码应在两岸都是民主社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大陆不民主，两岸就很难谈统一。马英九说，他反“法理上的台独”，亦即将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国”，或将中华民国领土缩减至“台澎金马地区”，因为这些都不符合宪法的规定。他也反对大陆的“一国两制”，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中国人应统一在一个制度下，而非两个不同制度下。相对于大陆热衷于两岸建立军事合作互信机制、高层开展对话，台湾领导人的反应并不十分热心，有时候乃至于近似敷衍舆论与民意。特别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又给台海两岸增添了不稳定因素。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台湾最高领导人，不承认“九二共识”，采取“新南向政策”（减低对大陆经贸依赖，主要着眼于与东南亚和印度的合作）导致两岸关系倒退，使两岸关系发展又增加了不确定性。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台湾问题制造中国内部矛盾，威胁中国的安全。一直以来，影响中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外部因素依然纷繁复杂，其中美国因素仍是最大外部障碍。此外，几乎所有觊觎南海的国家与害怕中国崛起的国家都担心台海拉近距离，如美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出于遏制与迟滞中国发展的需要，美国积极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企图以“台湾牌”对中国进行牵制与制衡，以使两岸分裂状态长期化、固定化和合法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发出的种种错误信号，事实上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这不仅会导致中国与其在台湾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发生冲突，也不可避免地使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时时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2.“藏独”势力蠢蠢欲动
“西藏问题”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西藏问题”的前期是英国制造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路先锋；后期是美国制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简称中情局）在幕后主使。
“西藏独立”与美国中情局幕后有密切关系。其实，自1947年中情局成立后，就开始把战略目光盯住西藏。以考察修筑西藏公路转运抗战物资为名，罗斯福总统就曾送礼物给达赖喇嘛，并十分同情地说，希望西藏“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弱小国家”的地位。1958年至1965年中情局负责西藏事务的肯·卡纳斯说：“我们要在西藏进行秘密活动并不单是中情局的想法，而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想法。”1956年，西藏暴乱发生后，中情局很快就与叛军挂上了钩。中情局立即许诺说，他们可以先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内秘密训练6名西藏叛乱分子作为前期试验，然后把这6名受过特别训练的特工空投到西藏，让他们搜集情报。然而，让中情局感到沮丧的是，这些特工落地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1958年，大约有30多名西藏人在科罗拉多州里德威尔镇的海尔兵营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训练。就在这里，先后有300名西藏分裂分子接受了中情局的秘密战“全面训练”——特务拍照、制造阴谋、莫尔斯密码、地雷布设等。这些受训者刚开始时对美国人抱有不同寻常的希望，一名受训者回忆说：“我们是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美国的，我们甚至还天真地以为，美国人也许还会送给我们一颗原子弹哩！”美国人也觉得这种秘密行动见不得光，所以所有的训练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全部受训人员统一使用诸如“杰克”、“洛克”和“马丁”这类假名，连他们的教官都不允许询问他们的真名实姓。
1959年3月17日晚上，达赖喇嘛化装成一名普通的卫兵带着自己的亲属和助手流亡国外。中情局在达赖的出走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出走路线图，进行无线电联络。不过，达赖至今也不承认他的出走与中情局有任何关系。他说：“中情局没有介入我的出走计划。”3月19日，中情局通过设在加尔各答的秘密电台了解达赖出走的秘密情报。第二天，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把中情局西藏问题专家约翰·格里尼召到了中情局总部进行秘密汇报。让格里尼大吃一惊的是，堂堂中情局长竟然不知道西藏在地球上的具体位置！杜勒斯叼着一支烟问格里尼：“嗯，先让我看看，西藏在什么地方？”杜勒斯随后猛地指向了东欧某处说：“这就是西藏吗？”目瞪口呆的格里尼好半天才醒过来说：“长官，不是那！西藏在这里，在喜马拉雅山这边！”几天后，中情局的两名特工遇上了流亡的达赖一行，然后通过电台把每天的情况向华盛顿汇报。同样让格里尼头疼的是，这些情况全是藏文秘密码，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喇嘛，然后一起到一间保密室里翻译如同天书一般的电文。其中一份急电希望中情局能请求印度政府允许达赖和他的37名随从一起进入印度政治避难。中情局总部立即把这封电文传给了新德里的情报站。中情局驻新德里情报站把电文直接交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手里。尼赫鲁点头同意了。3月31日，达赖喇嘛抵达印度。随行人员用一部16毫米的摄影机录下达赖骑在一匹配有雕工极为精细马鞍的棕色马上穿过边境的情景。
达赖的出走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它打算进一步扩大在西藏的秘密战。1959年7月，中情局派出C—130运输机从泰国一秘密基地起飞向西藏空投武器、弹药和美国训练的特工人员。从1957年到1960年，中情局一共向西藏空投了400吨货物。不过，空降下去的特工人员十有八九有去无回，因为他们或被当地的公安机关、解放军擒获，或者吞食剧毒的氟化钾胶囊自杀。1960年5月，美国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飞行员被活捉。由于担心美国特工遭受同样的下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共产党国家的空中侦察和特务行动，包括对西藏的空降行动。虽然后来的肯尼迪总统仍支持对西藏的特别空降行动，但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莱却从新德里发回了让美国政府不得不有所考虑的报告：“这是一项绝望的行动，毫无意义。”
达赖喇嘛不断制造事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藏独”分子组建所谓的“木斯塘游击队”，专行暴力袭击。高潮过后，达赖喇嘛和他的难民被冷落了，在以后的30多年中，在西方的媒体中看不到达赖喇嘛的行踪，听不到西藏难民的呼声。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了西藏热，达赖喇嘛才成了西方各国的座上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藏改革开放步入迅速发展轨道，西方国家支持“藏独”分子不断在拉萨制造暴力骚乱事件。特别是2008年3月14日，数百名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暴徒在光天白日之下，高呼“藏独”口号，在拉萨街头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历时6个小时之久，暴徒疯狂攻击普通百姓和维持秩序的公安、武警官兵，共有19人被砍死、烧死，620多人受伤，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西藏“3·14”事件。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达赖喇嘛曾不止一次向习总书记表达“善意”，还重提当年与习总书记父亲习仲勋之间的友谊。20世纪50年代初期，习仲勋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就负责西藏工作，他本人对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精神领袖也更为温和，一直极力主张保障藏、回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据称，达赖喇嘛曾送给习仲勋一块昂贵的手表，虽然达赖喇嘛1959年出走印度，但直到1980年，习仲勋仍然不忌讳地配戴并展示达赖喇嘛所赠的名表。可见，习仲勋对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的态度。另外，达赖喇嘛也多次公开表态，“去五台山朝圣的愿望至今未变，并一直期待着”。就在2014年8月末，达赖喇嘛在德国接受采访时再次表达去五台山的愿望，他说：“在1954年，我向中国政府提过朝拜五台山的愿望……我去五台山朝圣的愿望至今没有改变，也因此于2005年再度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这个愿望，但仍没有实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未来中华文化的复兴，佛教有着很大的责任’，这是一个新的讯息。”
近年来，达赖集团在国际社会频繁活动。2012年，达赖集团围绕12月10日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1989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密集策划一系列的声援“藏独”活动。
3.“疆独”势力内外勾结，新疆暴恐涉及全国
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一直面临着分裂主义的威胁。“疆独”分裂势力长期接受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的训练、资助和支持，多在新疆地区乃至国家其他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残害无辜平民，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即“东突”）。
“疆独”是一批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民族分裂分子。20世纪初，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麦斯武德将当时盛行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引入新疆，发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93年，该运动在英国的支持下，趁机在新疆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虽仅存在了3个月，但却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培养了一批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这些人后来陆续逃往国外，在中、西亚一带建立了新疆分裂运动的境外大本营。冷战的结束，刺激了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离主义、利己主义和排外主义意识的急速膨胀，一批以民族主义势力为背景的政党团体，率先在一些国家内部得势；加上当前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型，原有的地区均势被打破，民族纷争急剧激化；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政治演进的不同步，更给当前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提供了释放的空间。正是借助这股喧嚣的国际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东突”分裂组织趁势融入“泛突厥主义”势力，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拓展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经过1999年10月在德国慕尼黑、2001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第三届“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代表大会”，以及2000年11月在爱沙尼亚塔林召开的“第三届维吾尔青年世界代表大会”，“东突”恐怖势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滋蔓态势。2001年10月召开的“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代表大会”，确立了“东突”势力新的行动纲领，即“疆独”今后要走“藏独”的路子，以达赖为样板，从改善国际形象入手，从更深层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疆独”分裂活动。
“疆独”分裂势力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进入21世纪后，“疆独”分裂分子多次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民族分裂分子在库车等地制造了“8·4”、“8·10”、“8·12”等恐怖案件。以“东突伊斯兰运动”等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在新疆境内外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给新疆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公共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和威胁，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新疆的投资和融资环境，为新疆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制造了阻力和障碍。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令人震惊的“7·5”事件。7月5日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把一个本来只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说成是民族事件，极力煽动民族仇恨所致。据不完全统计，“7·5”事件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260余辆机动车被烧被砸，其中11辆是警车；209家店铺、门面和2幢楼房被焚毁，过火面积达56850平方米。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令人震惊，许多人也指出，事件背后的“疆独”背景与海外渊源深厚，部分西方媒体在此次事件发生后，也成了“疆独”分子谬论的传声筒，并有传美国中情局染指了新疆骚乱。
2011年7月18日，新疆和田市发生暴徒袭击派出所、劫杀人质的恶性事件，至少造成包括2名人质在内的4人死亡，数名行凶暴徒被击毙。这一发生在“中国西部敏感地区”的暴力事件迅速激起西方媒体兴趣，事件被给予两年前乌鲁木齐“7·5”事件一般的密集关注。近年来，“疆独”分裂势力恐怖袭击事件进一步上升。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就发生10起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发生在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广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昆明“3·01”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联系到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汽车袭击事件，不难看出，暴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人员多、影响大、消息扩散快的公共场所行凶，达到突发性、轰动性、恐怖性效果。
三、全球化挑战国家政治制度安全
政治安全的目标就是维护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或者说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不受外部势力的破坏和颠覆。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要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必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自1989年起，东欧局势发生激烈的动荡，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短的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徐徐落下，代之的是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苏联正式解体，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陷入历史上的最低谷。一时间，社会主义还能走多远、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灵不灵，等等，诸如此类的各种怀疑之声不绝于耳。仔细分析起来，苏联东欧剧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主要包含相互联系的三层含义：一是从联盟和国家形式上，苏联解体表明，作为统一联盟国家的苏联的彻底分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终结；二是从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地位角度，东欧地区各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政权毁于旦夕，苏共丧权亡党；三是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这一事件演变的过程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苏东国家在思想路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偏离，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结果。归结起来，苏联解体的原因，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在国际共运陷入低谷之际，作为全球少数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国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相反，许多有识之士在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后，对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完善。同时，这对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次生动的教训，它使得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对自己现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的和平演变进行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在苏联的解体还没有先兆的时候，卓有预见地带领全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对模仿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能够顶住各方压力，抵制住西方的和平演变，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之伟大和具有先见之明。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而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奠定的，主要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实现和维护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鉴于国际共运受到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长久发展下去，就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决定的，是不容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一性质，才能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和长远利益。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在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颠覆、演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政治图谋。改革开放以来和苏东剧变发生后，他们更是企图乘机加紧和加深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战略。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性，并深刻地表现为“客观的全球化进程”与“西方主观的全球化战略”的对立统一。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敌对势力开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一轮“和平演变”攻势。为此，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全构成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化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全战略，坚决抵御和有力回击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确保中国政治制度安全。党的十八大报告是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报告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全面部署。
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前进方向：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一系列新论述、新要求，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在深化，部署也在深化。
四、全球化挑战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以新的形式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因此，它必然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或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面上是趋于和缓，实质上则是在和缓的背后更加意识形态化了。鉴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对中国进行渗透，以期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断地变换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结盟，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新形式。
第一，通过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潜移默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念、文化及生产方式，这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特点。毫无疑问，无论是现代化、后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或全球化本身，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引领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把持全球化霸权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自我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经验，从而占据了全球化精神生产的制高点。网络技术随之把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即时地以“无意识”的方式侵入中国。
第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决定性的因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20世纪60年代曾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提出“淡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提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把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相结合，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时刻不忘把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加给后者，以最惠国待遇为诱饵，动辄施以经济制裁。这一做法，显然在对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苏东演变似乎每走一步都在“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的预料之中。如果说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说法是一种设想和猜测的话，那么苏东剧变的现实被“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所言中，能说是偶然的吗？把意识形态号召力和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的理论新贡献。
第三，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的发展趋势。苏东剧变中，“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除了使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的新的意识形态策略外，很明显也运用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的手法。波兰“团结工会”在波兰政坛上的起伏就非常典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既没有保住苏联的统一和完整，也没有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最终把偌大一个苏联轻而易举地变成了西方“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的试验场的牺牲品。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大国对中国内政的种种粗暴干涉，既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又是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可熟视无睹。
第四，军事打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当然知道肆意轰炸南联盟，军事打击一个主权国家，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难以为之的。为达此目的，就要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就犹如中国寓言中的故事：狼借故下游的小羊弄脏了河水而要吃小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南联盟就分别是这寓言中的狼和羊。若要军事打击南联盟，现实中的“狼”也要像中国寓言中的狼那样千方百计去寻找借口，那就是在科索沃问题上以“人权”为突破口，实施其强权、霸权。北约的轰炸看起来只是针对南联盟，实际上则开了一个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绕过联合国直接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力干预的先河。更为严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野蛮侵犯，更是对《联合国宪章》《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践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无论是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解决一些地区冲突，无论是采取经济制裁、政治干预还是军事打击，总要与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而意识形态在这些结合中尽管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却都是一致的，即维护资本主义的现行统治及其既得利益。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什么时候都要牢记：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的地盘不要搞小了。如何有效维护以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为主要内容的核心利益，尤其不要把“地盘搞小了”，是我们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将始终相伴的重大现实考验。
五、腐败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执政以后，都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在和平建设时期，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执政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保持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是成为困扰中国顺利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事关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问题，攸关人民利益和国家稳定的重大问题。今后中国能否顺利发展，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国家是否平稳发展，解决腐败问题是关键。
（一）腐败问题已成中国社会深层问题
虽然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腐败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迄今为止起到了“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效果。
1.“老虎”、“苍蝇”层出不穷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全球有目共睹。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腐败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困扰中国顺利发展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2014年8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工作组第19次会议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黄树贤公布，自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至今，已有40多名涉嫌违纪违法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处。这40多人的“打虎”名单，包括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等。
从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截至2014年8月28日下午4时，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官员共602名。仅在2013年，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干部就达18.2万人，2014年上半年则有8.4万人。8月23日，中纪委又在一日之内带走了陈川平、聂春玉两名山西省委常委。2013年以来，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原因是深刻认识到现有体制对改革的约束，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上海调研之后，已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束缚。因此，中央高层才会在2013年度继续加大反腐力度，而不是点到为止。
毫无疑问，党内的反腐力度、反腐举措、反腐制度在不断完善，反腐的高压态势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官员腐败的势头还未得到根本遏制，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牵连之广，均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近年来数目庞大的腐败案例，除了触目惊心、感叹与悲哀以外，也发现几个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一是军地都有位居高官的领导人落马。2014年，鉴于周永康、徐才厚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这是迄今为止国家和军队最高级领导干部落马。二是省部级高官落马破纪录。2009年共有20名省部级官员涉贪受惩，涉及金融、人大、政协、行政各个系统，其中不乏先前“口碑甚好”的政法干部。三是“一把手”犯罪现象突出。权力过度集中，“一把手”身临诱惑的最前沿，稍有不慎便会失足落水。四是职务犯罪普遍。近水楼台先得月，职务犯罪在一些行业和系统出现高发频发的情况。五是行业腐败一发而不可收。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是公认的腐败重灾区，其中以房地产最为突出。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的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一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查处级别最高的第一个大法官（国家二级大法官），其案发在法院系统内外震荡巨大。黄“落马”的原因主要涉及三大问题：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违反规定，收受礼金；生活腐化。
当今中国的腐败问题严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有漏洞，制度的缺陷和规则的失效往往为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它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一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腐败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竟高达14.5%—14.9%。近年来腐败涉案金额出现直线上升趋势，2006年统计案件中，涉案金额平均值为835.66万元，2007年涉案金额平均值为3506.43万元。二是加剧社会的不公。目前因权力所造成的不公现象越来越多，造成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可见，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加以妥善解决，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危及社会的稳定。
2.周永康案石破天惊
中央继续加大反腐力度，2014年7月29日，中纪委通报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的决定。又一大“老虎”下马，令国人乃至世人震惊。
周永康案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贪腐丑闻。2014年3月有报道称，中国政府没收周永康及其亲信145亿美元（折合896.2亿人民币）资产。除公安部原副部长外，他身边还有300余人卷入丑闻，包括亲戚、政治盟友、受其提拔者、中石油员工。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案为重点，新一届党中央打了一场反腐大仗。
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制度笼子之外的权力，也决不允许有党纪国法之外的党员。中国政治生态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值得高度警惕。周永康的主要人际关系可划分为这样几类：领导秘书关系、上下级关系、官商关系（政商关系）、官黑关系（白黑关系）、家庭成员关系、异性关系等。仅从其六任秘书、多位下属、多位近远亲属违法犯罪事实来看，周永康可谓邪威巨大。
根据党的组织纪律以及现代政府公共伦理要求，无论是官员的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都是有严格界限的。至于官黑关系，则是绝对不能发展和建立的。周永康并非孤立的个案。近些年来查处的许多官员的人际关系都有类似的问题。这种不健康的、异化的人际关系在党内、政府内蔓延，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政治生态，甚至导致政治生态在局部的恶化。这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和出现，就会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产生巨大的腐蚀力。
3.徐才厚案暴军腐问题严重
2014年6月30日，中央公布了对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的处理决定，开除徐、蒋、李、王党籍，并对他们涉嫌的贪污腐败问题，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依法处理。中央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这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表明了我们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对于端正部队风气、提振军心士气、维护人民军队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徐才厚由此成了中共执政以来因贪腐落马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中共军队反腐由此进入高潮。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徐被查处，显示了中央反腐倡廉不是一句空话，确实落到了行动上，既整饬了军纪军风，也让军队的广大指战员们深感振奋，说明打虎无禁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什么样的背景，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中央都会严惩不贷。曾经权倾朝野，一朝身陷囹圄，百姓喜大普奔，官员更应警醒：不是级别越高就越安全，更不是到了一定级别就能进保险箱。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逻辑并不存在，谁贪污腐败，天涯海角也要抓起来！
4.军中最大“老虎”郭伯雄落马
2015年7月30日，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又一个“军中老虎”被查。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将郭伯雄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郭伯雄的落马再次表明“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腐败犯罪有四点相似之处。第一，两人的家人均涉案。2014年10月27日，军事检查院侦查查明，徐才厚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巨大。而郭伯雄落马之前，其子郭正钢就已被拿下。第二，从简历上分析，无论是郭伯雄还是徐才厚都是从基层干起，都深受党和军队培养，应该说当初也是清廉的。但当他们位高权重时，忘记了初心，丧失了信仰。第三，两人落马给军队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恶劣的。郭伯雄身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其所作所为给军队建设的损害比徐才厚要大得多。因为他的权力更大，管辖的面更宽，涉及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军队建设很多问题都与郭伯雄有直接关系。第四，对军队战斗力的损害都是极大的。特别是郭伯雄，负责军队建设的全面工作，主管武器装备建设、军队训练工作和后勤工作，他的贪腐、任人唯亲，导致在其任军委副主席期间的部队战斗力明显下降。
（二）贪官外逃触目惊心
据中国人民银行“腐败资产外逃”研究报告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底至2008年，共有1.6万—1.8万贪官外逃。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估计，尚有1万名贪官没有归案。例如，在2003年国庆节期间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其中在国庆节当天就抓捕51名贪官。据中纪委人士透露，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714名公职人员确认外逃。1988年至2002年，保守估计，外逃贪官卷走资金达1913.57亿美元（据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反贪报告》）；2003年至2012年粗略估计，外逃贪官卷走资金达1954.92亿美元（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报告测算）；两项相加为3868.49亿美元，合24100.69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而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元人民币。25年来贪官卷走的资金比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还多2385亿元人民币！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从贪污或受贿中来的。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2012年11月26日王小鲁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说，2008年之后，这个“灰色收入”在两三年之间还在逐渐扩大，2009年大概超过了10万亿元，2010年达到12万亿元以上，2011年得到的这个推算结果稍微有所回落，但是也在10万亿元以上。也就是说这四年贪官们的“灰色收入”就达37.2万亿元以上。而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仅为10.37万亿元。显然，这些贪官卷走海外的资金2.41万亿元仅是他们贪腐资金的一小部分。
这些贪官中卷走资金最多的是：
萧洪彬，上海大东江公司原董事长，卷走金额62.27亿元；
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卷走金额40.09亿元；
黄清洲，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卷走金额14亿元；
高山，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卷走金额8.39亿元；
钟武剑，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原总裁，卷走金额5亿元……
这被贪官卷走海外的24100.69亿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可以建12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按2000亿元计），其发电量将占目前全国总发电量的1/3（以三峡水利工程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计）；或者可以修建6条京广高速铁路（投资总额按4000亿元计），相当于建一条从北京通往欧洲的洲际高速铁路；或者建800万座希望小学（标准为30万元人民币），可以容纳40亿名小学生，几乎把全球的一半人都装进去；或者供全国6000万企业退休人员发放1.6年养老金（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按2000元计）。
来自权威媒体的统计显示，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21名外逃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从级别看，厅局级官员易发生贪腐外逃。在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在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贪官外逃换29个身份证，携带逾4000万元潜逃多个国家。随着我国对外逃人员追逃力度的加大，国际联合执法能力的不断提高，外逃人员不但要逃得出，还要藏得住、能生存。于是很多外逃人员就东奔西跑、东躲西藏，有的还改头换面以躲避追捕。为了成功出逃，贪官们的确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据媒体披露，有贪官外逃换29个身份证，将“换证”做到极致。十几年前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的陈新在担任会计时，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挪用公款炒股，2001年1月，他携带逾4000万元的公款辗转潜逃于东南亚多个国家，68天的逃亡途中，他竟然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而原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携巨款外逃加拿大。此前，他曾经18次利用公务身份赴加拿大为其外逃做准备。
出境并不是逃亡的终点。2014年，国家重拳出击，将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作为目标追回。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启动“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至11月24日，外逃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贪官有329人被抓捕归案，149人投案自首。这个数量是2013年的两倍。上了名单的，有的已经在逃十余年，有的则刚刚被立案侦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2014年10月1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在凌厉的追逃之势下，一只又一只“狐狸”到案。越来越多的追逃成功案例证明，虽然此前有些腐败分子的确能够逍遥一时，但是却不会逍遥一世。境外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避罪天堂”。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的一番话语掷地有声：“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都要一追到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党人期待，国人期待。
（三）腐败现象千奇百态
中国近六成的百姓认为，官员贪污腐败最损害中国形象。《环球时报》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连续4年展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舆论调查。2009年底，研究人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5个城市进行电话访问。在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上，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第三次居于榜首，而且比例高达近六成（59.2%），是3年来的顶峰。如今，腐败干部可以说是千奇百态，确实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1.“公款消费”居高不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的腰包越来越鼓，公款消费也愈演愈烈。一些部门和单位，只要拥有公共权力，便有用之不竭的公共财富，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便有源源不断的“体制内”隐性福利，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请客送礼、购物补贴、按摩洗浴、观光游览、打球美容，等等。“踏遍天涯不缺钱，吃喝玩乐全报销”，一些见怪不怪的公款消费现象，已经到了让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地步。
中国政府行政成本一路飙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公众普遍认为行政成本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而首当其冲的又是公务用车、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的浪费。老百姓并不反对正常的公务消费，而是反对那些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反差巨大、与党和政府宣传的治国理政理念大相径庭、与我们所要达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南辕北辙式的超常规的“公款消费”。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2011年4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的“三公”消费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节目播出后，中国舆论和网民大感震惊，有网民惊呼9000亿元是“天文数字”，足以建造90个上海磁悬浮。也有网民计算，每名中国人每年得花700元左右供公务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和享用公车。王锡锌说这话时也让主持人柴静惊讶。自2008年12月网上曝光江西新余团和浙江温州团滥用公费出国后，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再次备受各界关注，而王锡锌在央视节目中爆出“天文数字”后，舆论和网民的讨论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社会有识人士痛心不已。
村委会招待10年竟吃掉村民30吨鸡蛋。河北省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村村民委员会在清查上一届班子留下的账目时，发现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各式各样的请吃送礼清单上，1995—2005年，仅鸡蛋一项就有201320元，辛集市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送到了。泊庄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偏远村庄，1500多户5500余人，村民从1994年开始大量养鸡，高峰时达到180万只，最少时也有40余万只。这个逐渐富裕起来的养鸡专业村，也常常成为市、乡、村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迎来送往的地方，村干部请吃送礼成风。村民们虽有意见，却无奈看不到详细公开的账目。2009年1月，在上级的支持下，泊庄村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们推举69岁的刘铁链为组长，对尘封多年的账目进行了清查。清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民主理财小组”拉出了一个长长的送礼清单，其中1995年到2005年期间送出的鸡蛋为1334箱，总价201320元。“这些鸡蛋足够装满一火车皮！”刘铁链告诉记者，而这只是“部分”，2005年至今的还未在清单之列。“民主理财小组”将白条登记造册后发现，这些送鸡蛋的清单涉及辛集市电力局、公安局、农机局、法院、交通局、烟草局、乡镇等方方面面，其中仅公安部门账面上就有458箱，占了1/3。除了一箱箱的鸡蛋账，账目里还有大量吃喝白条，如“289元整，乡来人”。审计结果显示：“该村2006年到2008年多次开支为行政招待费和公款送礼费用，金额共计30086元。公款开支行政招待费71笔，金额共计10862.50元，其中招待公安部门16笔2132元，招待计生部门3笔713元，招待乡干部9笔1499元，混合招待30笔4149元……公款送礼36次共计19224元，其中，送鸡蛋33次共计18149元，电力局885元，公安部门7420元……”
公款吃喝猛于虎，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纷纷呼吁要用“严刑重典”堵住这个腐败的管涌。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赵林中2009年11月在北京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呼吁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赵林中为记者列举了他调查后整理的过度应酬、吃喝之风泛滥的表现：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不一而足。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呼朋引伴，互相宴请，公款吃喝应酬演变成“灰色腐败”。
中央发出厉行节约的号召之后，公务吃喝之风得到遏制，一些酒店上座率明显下滑。尽管公款吃请之风得到明显遏制，但有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知情人透露，有些单位的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新华社记者2013年1月深入部分省市的餐饮市场发现，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款吃请之风得到遏制，铺张浪费仍普遍存在。有些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还有一些公务宴请化整为零、“隐身埋名”，宴请单位成了一些酒楼最大机密。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的数据显示，2013年1月，我国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他们选取大中小三类城市，共对2700台不同规模的餐桌进行分析测算，保守推算，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这相当于倒掉了2亿人1年的口粮。
“成由勤俭败由奢”。而在这方面，有人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吃吃喝喝是小事，不管吃饭花掉十万八万还是游山玩水慷国家之慨，只要不把公家的钱装进个人腰包，就不算大问题。因此，公款消费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大，在一些地方甚至挤占了本应用于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既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助长了骄奢淫逸之风，败坏了党风政风，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我党历来旗帜鲜明的主张。近些年，党和政府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和财务公开，人民群众监督和参与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要求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民间兴起“光盘行动”，神州大地形成一股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的清新之风。
2.如此“有理想、有追求”的贪官
因自行定下6000万元贪腐目标──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留给自己养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被舆论嘲讽为“有理想、有追求”的贪官。
叶树养从1988年在广东省新丰县任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党委书记收受第一笔走私进口汽车的贿赂开始，至2008年因收受巨额贿赂东窗事发为止，涉嫌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叶树养不仅没有被发现问题，反而平步青云，升迁至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为了实现自己“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叶树养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贪污受贿。其贪腐受贿领域之多，可以用五个“利用”来形容：一是利用职权为黄、赌、毒犯罪和违法活动充当保护伞。叶树养任公安局长期间，为韶关一些经营酒店和含有赌博业务的电子游戏机室老板陈某、卢某提供违法经营保护，收受贿赂人民币数百万元。二是利用职权在工程建设上为包工头牟取利益。叶树养在新丰任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一名建筑老板龙某取得丰城镇政府旧城改造及新址开发的工程承建权，受贿人民币80万元。在韶关市公安局新办公大楼建设中，叶树养在工程承建权、工程款等方面为多名承包商牟取商业利益，并因此收受贿赂人民币100多万元。三是利用职权及职务影响为矿山老板牟取利益。叶树养利用担任公安局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职权及职务影响力为韶关矿山老板刁某牟取商业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100多万元。四是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机关案件的处理。叶树养干预检察机关查处的韶关钢铁厂系列职务犯罪案中，曾一次性收受韶关市宜达燃料公司老板朱某人民币200万元。五是利用职权安排人事。叶树养不放过任何敛财机会，只为韶关市公安局的一名干警作岗位平级调动，就收受贿赂港币20万元。逢年过节之际，叶树养家门前车水马龙，送礼送钱的人络绎不绝。叶树养向检察机关交代：“每天谁来过，我都记不得了，来人把‘红包’一放就走了。有的塞到枕头底下，也有的放到花盆里，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节要收一二百万元。”
3.“小官巨贪”现象凸显
2014年7月，中央第十、第五、第二巡视组分别向此前进驻的科技部、天津市和北京市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指出，北京市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各层级干部中都存在腐败现象，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天津市国有企业大案要案频发，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突出，“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多危害大；科技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够科学完善，监管不力，一些科研项目成果弄虚作假。梳理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三轮中央巡视工作，迄今为止，上述表述尚属首次。腐败问题中，巡视组特别指出了“乡村干部腐败”和“小官巨腐”问题。早在2013年第一轮巡视中，巡视组指出湖北省一些基层单位和农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呈上升趋势，在此次天津的巡视结果中，也提到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
“小官巨腐”成农村乡镇干部普遍现象。根据公开报道，2004年，北京昌平一村委会班子被村民全部罢免，而罢免的原因是村委会挥霍公款，一直不肯公开账目。另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是，2009年7月至10月，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委会原委员梁达伙同他人在该村拆迁过程中，使用虚假的评估报告数据，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高达1亿余元。2012年2月23日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镇长李丙春，利用镇长职务，虚构拆迁事实骗政府拆迁款，挪用镇辖村或镇属单位土地补偿款给房地产公司用于营利，帮企业在该镇租赁土地收好处，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及受贿，巨贪涉案超2亿元。“小官巨腐”作为一个新的反腐热门问题逐渐进入民众视野。中央第二巡视组在2014年7月向北京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指出，北京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征地拆迁问题较多。而权力过于集中、法律知识淡薄是“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
城市中的“小官巨腐”遍布全国。中央媒体曾报道过，科级贪官涉案金额高，曾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山西省繁峙县原副检察长穆新，被查处时发现其资产过亿；一个是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案金额达1.45亿，被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然而，河北秦皇岛的马超群，其涉案金额则要超出穆新和罗亚平，刷新“小官”腐败记录。
2014年以来，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在加大查办大案要案力度的同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巨腐”案件。这些案件中，有的市车管所数十人大肆受贿数千万元，有的市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的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使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百万元。其中最为引起社会巨大轰动的是秦皇岛“小官巨腐”马超群案件。在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从查扣现场照片上可看到，现场床下摆放了大量的金条，现金堆积如山，清单显示多处共查扣了9002万人民币现金和大量美元等。媒体爆出来共查扣1.2亿现金。秦皇岛是个比较小的城市，作为辖属的小小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能够贪腐近两亿元的财产，民众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科级干部，而且只是一个供水总公司总经理，并没有掌握太多的行政资源，却可以刷新“小官”贪腐记录，其腐败金额也能比肩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不能不令人震惊。那么马超群到底有何“超群”的腐败能力呢？其实，可以这样说，“官不在大，有权则灵”。供水属于垄断行业，掌握着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在“一把手”一言九鼎的权力设置框架下，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这为马超群腐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4.违规公款消费类型分析
近年来，不合法的公款消费之风在全国各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已经引起全国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同时也引起新一届党中央的高度警觉。目前，违规公款消费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一是公款吃喝和超标的公务宴请。吃喝招待在我国屡见不鲜，个别政府部门用公款来大吃大喝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公害，不知道多少该在会议桌上解决的问题被移到了酒桌前。据统计，全国大型饭店中有接近70%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宴请，比如2010年中科院公务接待费为9995万元，平均到每天是27.4万元。不仅是政府部门，有些企业也是如此。2012年中铁建的年报表显示，其中招待一项达到了惊人的8.37亿元，相当于全年净利润的10%。由此看到，以公务接待为名，攀交情、办私事儿为实的事情不在少数，公务接待庸俗化是国家和集体财产流失的一个很大的缺口。
二是公费购车和公费用车。公车是政府为相应的工作人员配备的工作用车，是为了方便工作的开展，提高办事效率而提供的一种工作工具，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公务购车增速惊人，有些部门无须购车而购车，有些部门不顾自身财力挪用财力超标购车，以及公车私用等问题屡禁不止，而将车辆真正用于公务活动的部分却很少，在车辆使用上流失的资金也不容小觑。
三是公费旅游。公费考察本是为了学习、借鉴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工作心得从而获得提升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有些部门打着公费考察的幌子而行公费旅游之实，利用开会、学习的名义到旅游城市、景点，甚至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到国外旅游。这种公费旅游也是不合法的公款消费形式的一种。这种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也损害了政府官员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四是违规福利。有些单位利用过年过节的名义变着花样违规发放超额财物。明明没有付出超额超量的劳动，却领取着大量的奖金。有些单位逢年过节滥发财物，该买的不该买的都在买，甚至有些单位在财物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也照发奖金。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违法的公款消费外，还有很多，如公款送礼、公款娱乐、公款购置超标服装、公款非法经营等，这些都造成了难以估算的财政损失。如此多花样的违法违规公款消费现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源头上分析和解决问题。2013年10月2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无论是党政机关经费管理还是办公用房标准，无论是公务接待还是公务用车，凡容易滋生浪费奢靡的领域，《条例》都做出了全面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强调从源头上狠刹浪费奢靡之风，不仅需要道德自律、动员号召，更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严厉的惩戒机制。无论是古人告诫“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还是市场经济鼻祖亚当·斯密指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无论从“过紧日子”的现实必要，还是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意义都不言而喻。根除浪费奢靡之风，需要毫不手软，一抓到底。
（三）治理腐败刻不容缓
腐败问题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问题，但中国的腐败问题尤为严重。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甚至已经危及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因此，治理腐败已经刻不容缓。
1.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明显
治理腐败问题之所以刻不容缓，是因为腐败问题在中国根深蒂固。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一是腐败会破坏社会公平。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改革也产生了不少“副产品”。例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本来是改革所体现的“梯度发展”思想，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是通过权力资本化而获得了先机性的富裕。这造成了社会不公正。权力资本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寻租。通过这种情况富裕起来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寄望他们能够带动其他人走向富裕，相反他们会通过权力不断地集中社会资源，以至于那些没有权力支撑的市场主体在改革中无法获得发展机遇而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和被剥夺感。
二是腐败会破坏法治。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法治能否得以维护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软政权”现象，就是腐败已经使法治成为苍白无力的摆设。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权力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法律的权威被践踏之后，权力就常常会被滥用，权力腐败也就泛滥。
三是腐败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领导干部一向被视为道德楷模，党的干部选拔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领导干部的道德对社会具有导向的作用。而干部的腐败对社会风气产生了直接的冲击。社会的道德楷模出了问题，社会道德就跟着滑坡，社会风气就难以匡扶。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反过来，党风不好就会直接影响社会风气，党内干部的腐败就会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
四是腐败危害社会心理健康。腐败对社会心理有直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腐败引起社会的“仇官”心理。官与民的关系本是鱼水之情，但因官员的腐败且腐败又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的时候，社会就会对官员存在一种普遍的仇视心理。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党群关系在某些方面比较紧张，而且“仇官”现象也比较突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腐败，以及由干部腐败引起的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其次，干部腐败导致社会上对官员和政府以及对相应的制度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特别是不少安全事故、食品卫生事故等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干部腐败有关系，结果政府、政府官员所说的话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以至于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此外，干部腐败还导致年轻一代产生一种畸形的心理，即认为事业成功必须靠欺骗。在传统的成功教育中，我们一直提倡诚实守信、勤奋刻苦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但年轻人所目睹的事实与我们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靠坑蒙拐骗、欺诈而成功的一面时，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成功心理。
总之，腐败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学者把腐败视为改革的结果，这种认识无疑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转型只能向更好的社会秩序发展，如果转型导致社会秩序倒退，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推进这种社会转型。因此，把腐败视为改革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否定改革。当然，腐败的确是改革的“副产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克服和消除过去的改革所带来的“副产品”，使深化改革的正能量能够充分地释放出来。
2.“反腐永远在路上”
反腐与改革，已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以来出现频度最高的两大关键词，被视为此番新政的“一体两翼”。反腐指向制度改革，反腐为改革清除障碍的逻辑已经明确。
腐败被经济学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国内外许多研究亦表明，一定条件下，腐败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尤其在国有制主导下的经济体中。检索已侦办的腐败案件可发现，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当公权力无限度干预和破坏市场规则的时候，腐败必然滋生和蔓延，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四川落马富豪刘汉自2001年结识权贵周永康之子周滨后，他的商业帝国迅速膨胀，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400亿元。梳理“刘汉案”清晰地看到，官商勾结、暗箱操作贯穿了他整个的发家史，他的许多商业对手遭遇排斥而退出市场。这显然是对市场经济的戕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把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就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才是此次反腐的根本。早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就表示，“反腐同样是生产力……政府系统今年的反腐侧重点将开始向影响全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腐败案件发力”。
反腐也有代价和成本。有国际金融机构测算认为反腐可能拉低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这引发了国内一些专家对经济稳增长的担忧。“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4年7月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复旦大学经济学者陆铭，多年来一直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他的研究模型证实，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合理规划反腐路径，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实现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腐对经济增长有益，包括对于经济增长有潜在的收益，也包括对于社会发展公平性的收益，还有就是反腐败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价值”，陆铭说。他认为，反腐的根本任务是进行市场建设，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活动的根源——政府的特权。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他指出，“如果有了公平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活动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就不重要了，这时反腐败的损失就会减少”。
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的落马，对所有腐败分子必将形成新的震慑。以他们曾经担任的职务而言，称得上是身居要害，位高权重。他们涉嫌参与其中的不法勾当，他们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在中央强力反腐攻势下照样土崩瓦解。事实上，人们曾经有过的议论、疑虑、担心，社会上的相关传言乃至谣言，莫不与他们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背景有直接关系。但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腐败分子会切切实实感受到铁腕反腐的威力；广大人民群众则会明明白白地知道，党中央打老虎决不手软。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案件的公开，进一步显示出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从近期若干反腐败案件的连续公开可以看出，从沿海的广东到内陆的山西，从央企到高校，从军队到政法系统，反腐败是全方位的，不会留死角，没有哪个地方哪个领域可以成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这样的形势所形成的巨大威慑力，为今后的反腐败斗争奠定了更为坚实有力的基础。
这些贪腐官员的落马表明，所谓的“刑不上大夫”之说，所谓的“官当到一定程度就进入了保险箱”之谈，都不过是一些人的猜测与臆想，与我们党的反腐主旨不合，与中央的反腐决心不符。这些高官的落马，更加坚定了民众对反腐的信心和信任。人民群众历来就担心，反腐败只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只敢打老虎不敢打大老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反腐实绩，充分证明了中央反腐的坚强决心和铁腕力度。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开始有序地付诸实施，各项改革多点开花。随着我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更深入，必将重塑政商关系。加上中央反腐败一抓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六、历史周期律有待破解
20世纪是风云激荡的世纪，是世界局势剧烈动荡的百年。历史的车轮碾过百年之后，留给人们许多沉重的思考。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不断发生国家的兴起和沉落、政党的兴衰与成败。特别是风云突变的1991年，执政了70多年的苏联、东欧共产党纷纷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执政党执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国情独特，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难以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题。
（一）执政党面临执政危机的挑战
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执政党安全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安全问题。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对全球化的主动参与，必将深刻地影响国内国际大局，对执政党执政安全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当前党的建设还存在着许多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如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为此，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以强烈的执政安邦的忧患意识，洞察危机，未雨绸缪，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经受任何风浪的考验。
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主要指近些年来国外政党失掉执政地位的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党纲落后时代，使执政党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官僚机构僵化，使政府失掉国民的广泛支持；党内生活缺乏活力，使党的领袖、路线、方针、政策失掉党内普通党员的真心拥戴；执政期间发生重大的战略失误，给国内外反对派利用社会矛盾搞颠覆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意识形态迟钝，不足以准确、及时地反映舆情民意，因盲目执政而招致下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尖锐和不无惋惜地指出：垄断真理，垄断公权使用，党的领导干部普遍享受特权，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教训，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也无论是发生在哪个政党身上，对我党的执政都有警示作用。
我党执政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指腐败引发的问题、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所引发的问题。如英国和美国独立的调查机构指出，中国目前腐败严重的行业依次为建筑业、医疗业、教育培训业和人财物的管理领域。从目前国内被“双规”和判刑的干部的岗位职务分析，最多的是决定干部任免的岗位（如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司法岗位（如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掌管财务和工程的岗位（如银行行长、公路局长等）。而腐败问题的严重发生，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仅就原因分析，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因政策差异引起。这一情况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正常政策差异，如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相比，解决补偿问题的政策、标准通常都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别，经常被某些当事人用来算后账。另一种是不正常政策差异，如主管官员的决策指令，因不尊重主客观条件的要求，人为地造成了许多政策的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从而为当事人算后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二是因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引起。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众多利益集团复合构筑的社会里，弱势群体的存在不仅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几乎在每一次改革中，他们都会相对地获利少而受害多。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的突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三是因党政组织及其某些成员的公权私用引起。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资料提供明显的佐证，因此无须赘述。四是因干部脱离法律、政策轨道，处置矛盾不当引起。据国家信访局的分析，80%以上的集体上访事件，本可以在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的范围之内获得解决，结果却由于某些基层干部或者因缺乏应有的执政理念，或者因缺乏恰当的行政方式，非但没能够使问题获得应有的解决，反使问题由事故至事件，再由普通事件激化成为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五是因国民素质不适应社会现实要求引起。改革的本质是破坏旧有的权利格局，创造新的权利格局，以适应新环境、新发展和新要求。这对于以主人翁身份，习惯对国家等、靠、要，不思学习进取的人们来说，任何的改革无疑都是挑战和灾难。有调查表明，在转型期内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上访事件，有些就是由这样一些人所导致的。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行政方式的落后和行政能力的不足，随时都在制造管理麻烦甚至酝酿着行政危机。因此，从总的局势进行观察，上述问题既不是单纯的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国内共产党执政的现实问题，而是二者交互作用形成了对共产党执政的新挑战和新压力。
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和为人民服务的偏离，使执政党面临执政危机。这种执政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自然发展倾向，如果不加遏制就会逐渐导致执政系统的衰败以致崩溃；而如果采用积极的危机管理措施，系统的衰败就可以减弱、系统的崩溃就可以避免。在世界政党中，成功地规避执政危机的例子和执政危机管理失当的例子都很多。是否具有足够的规避执政危机的能力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党的基层组织、腐败现象等方面概括了党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执政危机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决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这里所讲的“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危机意识。《决定》的这段论述表明了党中央正视而不是回避执政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表明了中央对政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央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的重点，正是从规避已经出现或者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执政危机出发来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执政成本费用不断攀升
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然要占用和消耗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才能取得执政绩效，这种资源的占用与消耗就构成了执政的成本。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党的工作成本与政府的行政成本都可统归到执政成本之中。执政成本的高低对于执政效率与效益有着直接影响，也对执政党的威信、合法性及执政宗旨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我国是目前全世界执政成本较高的国家之一。
1.执政成本问题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成本大约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增长，大大高于经济的增幅。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7%，2003年达到19.03%，已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15.6%的合理比重。导致我国执政成本上升的成因极为复杂，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因此，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执政宗旨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执政成本上升过快，尤其是执政成本升高中的不合理因素成分比重过大，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首先，执政成本过高，会影响经济发展，削弱解决矛盾的物质基础。执政成本过高，国家行政开支过大，党政机关占有和耗用的经济资源过多，必然会挤占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资源供给，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会削弱我们解决各种矛盾与问题的物质基础。其次，执政成本支出的“越位”与“缺口”并存，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我国的执政成本支出中，存在着“越位”与“缺口”并存的不合理状况。所谓“越位”是指支了不该支的项目，或在某些项目上支出太多太大。如职务消费的范围过广，开销过大。“缺口”是指执政成本中该支的而未支，或该支的支得太少。如我国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一直大大落后于人民的需要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一些贫穷国家。
执政成本的事权财权划分不清，容易引发行政行为的不规范不协调。我国的政权结构分成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市）、乡镇五个层级。与此相对应，我国的财政体制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制，并按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对于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但这种体制尚不成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不够明确，致使财权的划分也不够科学。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未能得到应有的规范，有的依然沿用了包干体制，有的过分强调上级政府财政的调控能力，搞层层集中，致使县级和乡镇级政府财政困难。由于地方税收收入以及财政收入增加缓慢，很多地方财政困难加大，加之地方政府事权范围广，支出规模扩大，导致很多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存在着不公平、不透明、范围不明确、支付面过宽、项目繁杂等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不同层级执政主体的执政经费与执政行为之间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不协调现象，甚至引发了不同层级执政主体之间的矛盾。如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往往会因为什么样的工作该由谁做，经费该由谁负担而相互扯皮、相互推诿；有经费的工作争着做，无经费的工作不肯做；该做的工作由于没有经费或经费不足而没有做好或不能做好；有经费的工作被不该承担者争取到后往往又不能做好甚至做糟；“跑部钱进”现象难以禁止，“驻京办事处”越设越多。执政主体行为的混乱必然带来社会运行规则的无序，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腐败造成的执政成本损失必然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我国正处在社会体制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腐败现象呈不断蔓延扩大之势，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另外，为惩治腐败所花费的工作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给执政成本中的有形成本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会使执政成本中的无形成本的损失更为严重。它会使党和政府的威信下降，社会认同度下降，我党一贯倡导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受到拷问，由此会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威胁最大的政治性因素。
2.“维稳”成本比肩军费开支
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天价维稳”。
中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作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2010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2011年则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2010年5月下旬，全国综治办主任座谈会在深圳召开，力推“广东模式”，广东1584个镇街和19个开发区都成立维稳中心，配备专职人员17000多名及大批兼职人员。《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中国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福建、江苏、浙江等首倡的“综治维稳进民企”，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花费大量的金钱。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河北日报》报道说，该省的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募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在国庆期间，有多达78万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每年举行的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又据《法治快报》的报道，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并切实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的财政经费。
2010年，处于上海世博会“护城河”周围的浙江永康市创建了“8对1”的社区维稳模式：“每个工作片的联片领导和常务副片长为责任领导；联片民警、联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调解主任、村治保主任为责任人，8个人一起共同负责所在村矫正对象的安置帮教工作。”2010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三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天价维稳”实在是“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
在政府发展理论中，服务型政府必定是廉洁、节约、高效的政府，控制行政成本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财政支出的范围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大量不合理不规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服务型政府职能增加所必然导致的，更多的还是行政体制本身和政府运行机制所导致的。针对这些问题，控制行政成本的具体思路应做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通过大部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机构和人员优化；健全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制度，从制度上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建立健全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现代行政决策体制和机制；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政绩观，有效遏制“面子经济”和“天价维稳”；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化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廉价政府。
（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
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即使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紧迫感和腐败危害的危机感。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炎培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他问毛泽东，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可以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执政71年后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似乎70年是一个坎。另外，中国国民党在连续执政70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谓70年坎是现象，是长期执政的党放弃自我管束和改造，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和广大官员生活优裕和腐败盛行。群众无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官逼民反。
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继续执政打破70年这道坎，必须解决自身腐化和脱离群众问题，除自身不断改革外，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的强有力的群众监督。共产党要想稳定其执政党地位，应该做到：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定期改选领导集体，让有作为而清廉的人来领导，解决党内老化、腐化问题；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政治民主，请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干部。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自称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对群众监督总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岂不是自相矛盾。官员们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换来的是群众拥护和社会稳定、和谐，国运昌盛，全国人民大自在、大满意、大舒服，这完全值得。如今，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人数最多、组织最庞大的政党组织。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比上年净增155.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30.4万个，比上年增加10.2万个，增幅为2.4%。如此庞大的政党组织，只有紧紧地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够永葆革命青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完成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一个把13多亿人民带入现代化的执政党，面临复杂的环境和条件，党的肌体不可避免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污染和侵蚀。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政党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肌体没有细菌；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肌体不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染。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保持肌体自身的抵抗力，使肌体内的健康分子能够扑灭病毒。从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主张，再到对一切腐败分子都绳之以法的决心，表明我们党的智慧和勇气、信心和能力，而这些也正是保持党的肌体纯洁与健康的根本途径。
近百年来，我国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开中国进步的闸门，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但最后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行不通，中国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传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两次伟大革命，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初步振兴了中华民族。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今天，中国仍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要坚持这条道路走下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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