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向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综合本国经济因素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和平发展时代，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当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思考与极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每个大众的切身利益：国际“金融大鳄”搅局中国股市楼市，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世界“粮食巨无霸”窥视中国粮仓，力拓“间谍门”窃取中国的经济机密……一个个切肤之痛的事例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来还要不断发生！维护经济安全刻不容缓。
一、国内经济安全危机四伏
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全球性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使各国经济发展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现象。经济持续失衡、国际金融持续动荡、强势经济态势持续紧张，经济风险不断上升，经济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目前，中国境内热钱充斥，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庞大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而且仍在继续，资本市场剧烈震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经济泡沫随时都有破灭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经济安全。
（一）结构性矛盾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解决了13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人口30年增加了5亿的情况下，实现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在此期间，3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搞城镇化，1.5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中国仍能保持全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大动荡，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奇迹。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否认，中国国内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并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独树一帜”的表现和成果也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如今，中国经济总量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绝非第二经济强国，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不容忽视。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调整，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仍然进展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在积累，或者加剧原来的矛盾。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9个方面：一是国内的消费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加剧，国有企业做大，信贷扩张，给地方债务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长远的通胀预期产生后果。二是内需外需结构矛盾。近年来，外贸收窄，有些产品出口额下降但出口数量是增加的，有些产品在世界上占有率更高了。中国如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转变，面临很大的问题。三是发展方式也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增长和发展方式仍是高耗能、依靠资源的消耗型企业。四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而不能居住下来，城镇化是一种虚假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不是解决了，而是恶化了。五是区域结构存在矛盾，地域结构、地域协调发展仍面临着挑战。六是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矛盾，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大。七是产业结构矛盾。虽然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但结构调整有好多是逆向调整。八是企业结构矛盾严重。政府的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收缩，出现挤出效应。九是产品结构矛盾十分严重。许多产品不是真正的供大于求，而是产品结构不合适。因此，应通过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实现重质量有效益的总量扩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把经济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注重企业的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不断改革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以及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存在上述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中国经济投资比重过高、居民消费比重过低，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甚至已经到了临界点。例如，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投资率连续5年在40%以上，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23%。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下降至2007年48.8%，大大低于7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一个是投资畸高，一个是消费畸低，这种比例的失衡已达到临界点。我国对外贸易额占GDP比例，2007年达到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美国的2.3倍、日本的2.5倍。中国对外依存度全球最高，也已达到临界点。此外，中国的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公斤标准煤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86美元。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0%以上，其中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总量的73%。这种高能耗、低产出已到了不能持续的临界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维持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同时，发展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合理，也到了不能持续的临界点。在一次分配中，政府收入增加，企业收入增加，而员工收入总额占GDP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下降的。1991年至2005年员工收入占GDP比重，从15.3%下降为11%。另一个数据，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工资年增长率为1%—3%。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但在二次分配中，财政开支向政府自身开支和经济建设倾斜，用于民生的支出却是世界最低。这种状况蕴含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由此可见，中国面临着改革和转折，能否完成新的转折，推进新的改革，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弄不好30年改革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二）片面追求GDP增长带来的高社会成本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很长时间以来，追求GDP增长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追求GDP增长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增长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追求GDP增长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片面追求GDP增长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也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不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最终确立为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然而，中国现实社会却是与之相悖，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如很多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鼓励和纵容老百姓发展“卖血经济”（这在河南造就了很多“艾滋病村”）。党政官员“包二奶”和其他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为重要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与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结合点，即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但居民就业和收入则与之脱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最宝贵的身体。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了合理性（尽管是非法的）。然而，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就表明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三）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完善
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问题，是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所谓经济运行机制，就是经济活动主体，为了实现经济目标，相互连接、互相制约，从而推动着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经济运行关系。现实经济生活告诉我们，迄今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仍然是人们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难题。
1.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概括起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我们开始建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运行机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开始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当前中国又正在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演变，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变化。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性的调节机制。它是通过激发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节。它既刺激着人们通过合法手段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也刺激着人们利用各类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手段去追求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控，即有的得益、赢利而致富以及有的亏损、失利而贫穷的机制来调节的。它所强调的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是通过牺牲结果上的平等来获得效益和效率的。它会不断扩大人们之间在拥有财富上的差距，造成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存在着根本矛盾。二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必然带来盲目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则要求一定的计划性。这里的计划性，主要是指指导性计划，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计划性，这里显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以上这两个矛盾的根源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单位占有（或单位经营）的矛盾。三是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市场经济往往会出现经济过冷过热，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并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并不是完全被动和受人摆布的。它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如经济的内需不足与投资过热之间的矛盾，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之间的矛盾，奢侈消费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
2.市场经济本身仍有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对人自身发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它在把人从各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同时，又使人们这种独立性深深陷入对物的依赖之中，人的价值要通过商品、货币、物的价值表现出来，还会严重地损害和扭曲人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断得到发挥，尊重和肯定个人正当的利益，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得到发挥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在市场主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人只强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淡化和不顾集体利益，把集体主义价值观摆到市场经济的对立位置上。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金钱万能”影响了国人特别是官员的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有的人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人为了能够捞到钱而不惜以身试法，为了贪图享乐而走向犯罪。享乐主义者认为，人不可避免地接受生理本能的支配，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他们信奉“人生在世，吃喝玩乐”，纵情个人享乐。一些所谓的“大款”受到部分青年人的追捧，比富、斗富、攀比之风在一些人中间兴起。在实用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有的人为了一时的个人私利而不讲原则，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要人格，一切都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转移。同时，一些干部为了捞到政绩，不顾社会效益，为求得一时的经济发展，不管森林的砍伐、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水污染的加剧等各种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一些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利用国家法律体系的某些不完善，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利用各种手段把国家的财产占为己有。以上这些与社会主义相背离的价值观、人生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市场经济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市场法规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膨胀，使一些人对金钱迷恋，失去了人格，败坏了社会风气。
3.现代企业制度尚需时日
中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些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唯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客观地说，中国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表现是产权不清晰，投资主体不明确，企业盈亏责任无人承担，部分行业和企业垄断地位没有打破。虽然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董事会是清一色的，都是由政府派出，监事会同样是政府部门派出的，基本上是一种摆设，连公司的经理都由政府提名任命。使企业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形象地将这比成“带着枷的林冲”。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别的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垄断企业，有的连这一领域都不让进入，因而无法与其竞争，挫伤这些企业的积极性。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四）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
商业贿赂是发生在资本和商业领域中严重破坏交易秩序的钱权交易行为。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发挥调节作用，就是可以通过良性竞争来达成，然而，由于出现商业贿赂就使这种竞争呈现恶性竞争。当今，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癌症”。
1.力拓间谍案是中国商业贿赂冰山一角
200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令人震惊的力拓商业间谍案，在中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国内外舆论近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通过一份新闻通稿对力拓间谍案的正式表态是这样的：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商业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力拓商业间谍案虽然是一件商业间谍事件，但它反映了当今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当一国经济规模很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某种程度甚至比一般的国防机密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大。以钢铁业为例，作为工业经济的基础性原料，其价格的波动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与钢铁等建材价格的上涨不无关系。而钢价的上涨，固然有需求因素的影响，但亦是与进口铁矿石的高价格分不开的。中国是铁矿石的需求大国，进口世界一半多的铁矿石。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在与国际矿业巨头的谈判中，中国屡屡处于劣势，国家为此已经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媒体最新的披露，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协合同的钢企资料，藏身于力拓在上海的办公电脑。这些资料涉及了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生产安排等数据，甚至连有的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销售情况也非常明晰。显然，中国钢企的这些商业秘密不是通过一般的推算可得到的，而是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有意识地窃取的。力拓为什么能够这样大面积地、长时间地窃取中国钢铁行业如此多的机密？换言之，中国钢企为什么又有这么多“内鬼”向力拓提供商业情报？这仅仅是一桩个案，还是众多案件中的一个？此案的背后，又反映了中国经济安全怎样的现实？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显示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泄密漏洞，中国经济信息的安全成为软肋。中国铁矿石谈判屡屡失利，还必须归咎于进口价格的双轨制，导致逆向激励机制，导致“公众利益部门化或者企业化，企业利益个人化”，在价格双轨制中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是我国钢铁企业在谈判过程中如一盘散沙的根源。
力拓“间谍门”暴露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在2002年以前，中国因为进口量小，在铁矿石市场几乎没有发言权；但自2003年起，中国成为最大进口国以后，依然得不到发言权，影响不了谈判局势。每次谈判都以中方失败告终，不得不屈从对方高额要价，世界三大矿山巨头每次都似乎号准了中国的脉搏，对中方的底牌了如指掌，无论中方怎么努力，都如同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2008年中国在用尽所有努力后，仍不得不接受巴西矿涨价65%、澳矿涨价79.88%的历史最高涨幅。中国2009年支出了501.4亿美元用于进口铁矿石，花费之巨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1倍多。媒体和舆论强烈谴责“潜伏者”和“内鬼”，亦有反思中国钢铁行业之乱象，甚至有呼吁切断中国经济官员下海或退休后进入跨国公司的无防火墙通道。
力拓间谍案只是中国商业贿赂的冰山一角，此案反映出当今中国经济安全面临严峻形势。这种严峻形势不仅存在商业贿赂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存在经济信息安全威胁。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对一些不该保密的或已经过时的秘密还列为机密而保护着，但对一些应该保密的机密却不能很好地保密起来。这方面的典型就是经济领域，在其他国家看来是经济机密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是门洞大开。其次，境外利益集团一般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商业情报的搜集等方式，来获取中国的经济情报。跨国企业窃取中国商业机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在华外国企业商会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另一种是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利益代言人。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都有在相关部门或大型企业任职的经历。不仅如此，跨国公司甚至直接在中国政府内部寻求代理人，郭京毅案就是一例。郭是商务部条法司原司长，他在草拟外商购并中国企业的法令时，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进行斩首式购并大开绿灯，致使中国经济安全形同虚设。再有，由于西方掌握着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和规则，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很多中国公司主动请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或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就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被其获取。此外，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境外上市公司都喜欢聘请外国某些金融机构做顾问，这将严重泄漏企业的商业秘密，使中国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当我国企业走向海外，商业情报及商业机密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想要做好经济安全的防范，就要意识到这个商业机密泄漏的可能性与后果的严重性。这对企业未来的发展，甚至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企业、相关部门、地方政府都必须引起相应的重视。
2.商业贿赂贻害无穷
如上述力拓商业间谍案中，在众多钢企高管因涉嫌商业犯罪被拘或被带走调查后，回头看看那些远谈不上令人满意的谈判结果，就会明白所谓“体现了双方维护传统定价机制的诚意”、“未出乎意料”、“双方都可接受的友好协商”，是多么具有讽刺的语言。
全球化格局下，国际商业社会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类似案例。无论是商业贿赂还是通过其他方式窃取经济情报，都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非常大的危害。可口可乐、宝洁、甲骨文、德国大众、日立、三菱、爱立信，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巨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爆出商业间谍丑闻。美国媒体报道，名列《财富》全球1000强的大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商业间谍事件，损失总数高达450亿美元。因此，对越来越多的商业贿赂和间谍案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加以整治和约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商业贿赂的滋生和蔓延。据统计，2005年8月至2007年8月，全国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31119件、涉案金额70.79亿元，其中涉及公务员的案件6971件、涉案金额17.13亿元。商业贿赂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当前我国商业领域心照不宣的“行规”和“潜规则”。由于商业贿赂涉及面广，形式隐蔽，既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公众利益，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极易成为行政官员滋生腐败的温床。由此可见，商业贿赂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痼疾，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市场的潜规则。商业贿赂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做生意如果不请客送礼生意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或肯定做垮，这说明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资格认证、监督检查和其他市场管理环节受贿现象很普遍或比较普遍。这说明政府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在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所说：“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因此，必须严肃查处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索贿受贿行为。”商业贿赂最严重的行业和领域都属于政府干预较多、公益性强、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工程建设与承包、土地出让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政府采购是商业贿赂的主要领域，这表明商业贿赂状况相当严重。从经济层面看，商业贿赂使市场经济固有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则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不仅造成物价虚高，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影响经营者创新积极性，妨碍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从政治层面看，商业贿赂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违法犯罪，既败坏了商业风气，也腐蚀了干部队伍，影响了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商业贿赂滋长腐败，官商勾结侵蚀吏治。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商业贿赂损害商业信用、败坏商业道德、恶化社会风气，造成社会的道德滑坡，助长了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等歪风邪气。从对外交往层面看，商业贿赂恶化我国投资环境，损害我国国际形象，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影响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投资环境和商业活动的正面评价。
坚决治理商业贿赂，可以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为我国实施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发挥积极作用。
二、国际竞争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影响和削弱了我国经济主权，影响了我国贸易安全和金融安全，加大了我国的贸易风险和金融风险。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利于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外部的经济入侵严重地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
（一）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政策。关税、进口配额、外汇管制、烦琐的进出口手续、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等都是国际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1.贸易保护主义是争夺世界经济市场的手段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较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国家则多提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用作对付危机的临时措施。到了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仅是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手段，更成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手段。
贸易保护主义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会引起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不同的反应。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仅是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手段，更成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手段。一是绿色壁垒。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像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有毒废物排放、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工业发达国家以生态环保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垄断地位，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对本国市场和工业形成保护，构筑了一道绿色屏障。二是技术壁垒。科学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各国产品的技术规范、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日益科学与成熟，并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依其经济和技术优势而制定的技术规范、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认证标准、评审程序和认证、认可制度等名目繁多、复杂多变，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目的性和苛刻性，对有关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了技术障碍，使其难有作为。三是贸易管理及其他。贸易管理是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是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政策分析，适用于发达国家对其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保护，通过政府对贸易活动的干预，达到改变市场结构或环境，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其政策主张上大多涉及自愿限制出口、补贴、国家贸易垄断等。特别是反倾销措施，具有很强的壁垒效应，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者极力主张的政策手段之一。四是劳工标准、区域性协议、关税升级保护、灰色区域、限制性援助或边境税调整等措施也都有很浓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如今，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手段已由关税转到非关税措施。一系列的国际贸易与关税谈判中形成的决议，大大降低了关税总水平，于是各国转而采取非关税措施来推行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措施灵活、隐蔽、限制性强，世界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受到各种非关税限制。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保护政策对产品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如对工业品限制减少和降低，但对农产品的保护却极少松动，对工业品中不同商品的限制也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经济强国实行保护政策还加强了针对国家和地区的区分。一般地说，一国总是针对自己直接、强劲的竞争对手加强保护主义政策，而对其他国家则适当放松。世界多数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竞争对手的状况，分别采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以期保护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其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2.中国频遭贸易保护主义侵扰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却频频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侵扰。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下设的全球贸易预警处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至2010年1月，共有61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实施160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有111项贸易保护措施正计划或准备对中国实施，三项指标均为世界首位。可见，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出口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国际市场的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非常高。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在推动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形成方面，正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为了进口与过去同等数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现在需要出口更多的商品。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福利正在受到因美元不断持续贬值的损害。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1月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自1993年起，中美贸易间美国一直处于逆差，这种长期的逆差必然导致美方对中方频频挑起贸易争端和摩擦，美国发动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第一个对象也必然会是中国。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最多的成员。仅在2008年全球新发起的208起反倾销调查和14起反补贴调查中，涉及中国的分别占总数的35%和71%。与日俱增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对国际贸易构成严重影响的又一重大威胁。据调查，仅2006年中国就有15%的出口企业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造成贸易机会损失1400多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5%。还有，中国已连续几年成为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机电产品为重灾区。
与逐渐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大了对外采购规模，多次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欧洲、美国等地，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国主张贸易自由的决心。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欧之间的关税战曾使全球贸易规模在1929年—1934年间萎缩约66%。目前逐渐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会破坏开放的全球市场，其带来的示范效应将损害还很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在后危机这样一个需要更多团结和合作的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团结的基础，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各经济体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经济复苏。
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基本上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国际竞争力不强，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会对我国的产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首先，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出口企业海外订单减少，国内失业增多，众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不断放大这一效应。其次，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大大削弱我国加工贸易的竞争力。再次，我国遭遇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给国内带来的冲击往往会涉及整个产业。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而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进一步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释放。各国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国内经济、政治的双重压力，因而贸易政策更多地用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导致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分析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升温的深层次原因，可以看出，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产业结构的重构和趋同、出口市场的集中及多边贸易体制的缺陷是贸易摩擦形成的主要因素。此外，传统贸易产品市场需求是有限的，后金融危机过渡时代各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必然会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这是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与中方博弈的需要。
（二）外资在华并购危及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随着外资在华的并购风潮云起，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已经构成现实威胁。
1.外资加速在华并购
十几年来，各地方将招商引资作为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抓手，中国已成为对跨国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外商投资势头有增无减。1979—200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5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共8500亿美元。1992年，FDI首次达到100亿美元水平。2002年为500亿美元，2008年为924亿美元。我国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国家（FDI占GDP比重最高年份为6%，“十一五”期间为2.3%）。我国工业产值的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的60%由外资企业完成，加工贸易占出口额50%以上。至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共28.6万家。当年外商投资总额中，制造业占60%、房地产占13%。在工业中，三资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数的22%，从业人员的30%，产值的32%，出口总额的57%。工业中外资成分的增速远高于国有经济。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可见，我国吸引外资总量已冲击经济安全底线。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在华并购持谨慎态度，审核较严。自2002年加入WTO后，我国大幅度放宽外商在华投资的限制条件，如持股比例、转让技术的要求，以及放宽国有股权向外资转让的规定等，加上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给外资在华并购提供了方便条件。世纪之交，正是我国国有经济普遍处于困境、国家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国企改制攻坚战的时期。鼓励外资的政策，除“引进资金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而外，还被赋予了“优化结构、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的含义。片面的私有化外向化的改革思路、各地方政府的大力鼓励以及华裔“专家”的鸣锣开道，形成了合力，在国民经济各领域，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并购浪潮。目前，外资在华并购的行业主要在以下领域：一是轻工业及部分制造业。在已放开的制造业领域，由于外资强势竞争，已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挤压本国企业的市场空间，侵蚀本国企业收益，甚至已经成为行业的主导。在工业39个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30%，其中，“其他采矿、皮革羽绒等加工、家具、文体产品、电子、仪表”6个行业的销售额占50%以上的绝对优势，在服装、橡胶、塑料、电器设备等重要行业的销售额也占到40%左右。二是机械装备行业。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为加快地方所属大中型装备制造企业的改制进度，鼓励国外“战略投资者”参控股。其中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有的还承担国防任务），被纳入跨国公司并购战略的视野。装备工业是所有工业国家的产业核心和安全保障。试想如果外国企业试图并购通用、西门子、阿尔卡特、三菱，美德法日朝野是不可能答应的。三是其他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主要是贵金属矿、零售、现代物流（商业与运输网的结合）、邮政快递、城市供排水、农业加工等领域遭到严重并购。在农业加工领域，中国的大豆产业遭到并购的灭顶之灾。中国大豆曾占世界贸易80%，1997年后供求形势逆转，中国进口大豆现占全球1/3。2004年中国农产品采购团赴美，美方造势使芝加哥大豆价猛涨，中方企业买单未作套期保值处理，此后大豆期价回落，致使中国粮企巨亏。四大跨国粮商反过来大量收购中国粮企，中粮集团8个油脂加工企业均成为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控制了国内60%以上压榨能力（直至85%粮食加工能力），垄断了80%大豆进口货源，赚取高额流通利润。粮食加工环节被控，导致大豆采购价格低迷，大豆种植面积逐年下降，粮食安全威胁已现。
2.并购潮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经济安全
开放农产品市场给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生产将可能击垮中国农业产业。作为加入世贸的承诺项目，中国允许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而美国农业科技化、现代化、规模化程度相当高，大豆生产成本非常低。相反，中国大豆生产较为传统和落后，生产成本远远高于美国大豆，在美国大豆大量进入中国后，中国东北大豆彻底失去市场，定价权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中，东北大豆产地农民惨不忍睹。结果是导致中国大豆市场彻底溃败。这个教训是，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科技化、规模化程度非常低的情况下，轻易开放农产品市场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必然击垮中国农业产业。
中国的中西部是农产品为主的地区，仿照东部崛起时大量引进外资的做法似乎很难行得通。东部引进外资外商主要是来料加工，其实主要是赚取中国廉价资源、环境成本低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利润。而如果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中西部，且把重点瞄准中国粮仓以及其他农副产品，这将会给中国造成大的风险。外商凭借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诞生和成长的经验，很快将会打败中国分散、作坊式的加工企业，而最终实现掌控农产品供给市场的目的，到时候中国人的口粮可能掌控在外资手中。一旦彻底渗透到中国农副产品领域，且被外资掌控，沦入大豆的命运，那对中国13亿人口来说，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中国一定要汲取“大豆危机”的深刻教训，防止国际粮油巨头对粮食加工的渗透像“大豆危机”一样，控制加工和流通领域，直至对中国粮食领域的安全构成威胁。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已对中国经济主权与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具体威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民财富外流。一些案例表明，国有企业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因此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的投资开放程度比西方国家韩国更开放，外商在中国得到超国民待遇。过多让利就是国民权益和财富的净流失。二是形成外资主导或垄断市场，压抑本国企业。按产业控制理论，外资和东道国对产业的控制是“零和博弈”。一旦某一领域的外资在东道国市场份额中占据了相对优势，则本国企业在该领域就失去了话语权或控制权。如泉州市41家国有企业被外资企业成片收购，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洗衣粉市场的一半、医药行业骨干企业的45%、轮胎重点厂一半以上。如此外资有条件操纵价格，打压或收编本国中小企业，囊括大部分收益。三是抑制自主创新能力和民族品牌的成长。行业骨干企业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平台，如果被外资并购，我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或被外方收编成为为外资扩张中国市场的工具，再要恢复科研队伍和能力，需要花费成倍的时间与资源。如果放任跨国公司并购我国各产业骨干企业，国家关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产业振兴升级的战略目标将落空，如果承担国防任务的装备企业被外资控制则威胁国家安全。
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的准入，都不可能实行完全的开放。发达国家总是要求别国尽量向自己开放市场，而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的敏感行业实行最严格的控制。“平等竞争”是美好理想，但实际上，各国都是以保障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作为底线进行“竞争博弈”的。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各国对外资的安全管理机制，降低外资在华并购对经济安全的威胁。
三、金融安全事关国家核心经济利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系列金融危机表明：一国若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转型和对外开放，积累起诸多问题与矛盾，金融危机往往会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国家政治危机。因此，金融安全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从技术深度与战略高度全面重视金融安全。
（一）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心
金融竞争是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金融安全是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心，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所谓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其金融主权不受侵犯，金融体制不遭破坏，金融财富不会大量流失，金融体系正常运行。金融安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经济全球化密切关联，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狭义理解是指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凡是影响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所有变量，都可看作金融安全的范畴。金融安全可在金融高度抑制下取得，但是牺牲金融效率的金融稳定、遏制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迟早会引发金融不安全。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同时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保持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平衡，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金融领域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因此，要想杜绝金融风险是不可能的，要想寻求金融的绝对安全也是不可能的。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严重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其表现：一是金融是财富分配的手段。在经济虚拟化状态下，那些掌握金融资源、在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机构、集团与个人，有可能通过操纵金融资产价格的涨落，将他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二是金融是经济强权的工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秩序的主导权、市场的话语权就是价格的决定权、利益的分配权，因此包括汇率、利率、股价、大宗商品价格等在内的各种资产的定价权，便成为各类经济主体努力争夺的目标。经济强权（巨型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寡头、经济霸权国家）不断利用在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弱小经济体（中小企业、中小资本、弱小国家）依附自己。三是金融也可能成为大规模杀伤力量。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深，由商业交易而形成的债权与债务，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衍生产品的生成基础，使得当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规模迅速膨胀，远远超过全球GDP的总和。经济全球化导致金融衍生产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旦其生成基础或某个衍生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应，迅速形成大规模杀伤力，重创金融，同时也重创经济。因此，金融是把“双刃剑”，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增加经济风险、激化社会矛盾。人们在关注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同时，必须着力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受冲击的绝不仅是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也很难幸免，金融危机往往会恶化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动荡已成常态，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劫后余生的亚洲国家正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认识到金融的强大威力，仅凭借导弹与强大的军队，未必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金融安全问题特别突出。2008年9月美次贷危机发展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美国向欧洲、从发达经济体向全球各地扩散。多国股指恐慌性暴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金融安全问题受到各国高度重视。美欧等国推出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中国也推出总额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然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2008年11月，美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专门讨论金融安全问题。11月22—23日，亚太经合组织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利马宣言》，承诺将密切协作，进一步采取全面、协调的行动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并主张国际社会应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影响下，我国经济困难明显增加，维护经济和金融安全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中国政府坚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并决定从2008年10月起到2010年底共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着力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会因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今后一段时间会更加显现，必须要更加充分估计困难，更加周密扎实应对。
（二）当前中国金融安全态势严峻
起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之下，严重地恶化了当今本来就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相关大国应对乏术，国际政策协调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股市、汇市、期市风雨飘摇。这对市场日趋开放、又适逢经济下行周期的中国，形成了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压力：内需疲弱，外贸下滑，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下岗，经济与社会矛盾凸显；与此同时，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储备缩水，汇市飘忽不定，银行坏账面临反弹，中资机构境外投资巨亏，经济社会矛盾越来越汇焦于金融。
1.外资垂涎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分析家认为，外国公司非常愿意向中国金融企业提供帮助，以换取进入这个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机会。外国的投资银行已经从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中获利。承销、交易以及国内国外公司合并方面的咨询业务规模在不断扩大。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3年，短短的五年间，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房利美、房地美“两房”危机，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银行被收购到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这场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股市持续下跌、华尔街“焦尸”遍野，曾经被视为站在金融巅峰屹立不倒的欧美大银行纷纷告急，有些甚至濒临破产。然而，就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银行业爆发裁员潮、跨国银行欧美业绩明显缩水的阴霾下，跨国银行在中国业务非但没有收缩阵线，反而大幅增长，成为逆市增长的一枝独秀。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接连爆发财政危机，而中国却在全球低迷的情况下逆流而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6%，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将只有0.9%，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无疑成了各国银行业眷恋的避风港。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2011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再创历史新高，达1240亿美元；普华永道发布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年度调查报告披露，在中国大陆的181家外资银行2011年的盈利总额创历史新高，达167.3亿元，较2010年增长1.15倍，其利润增幅高于国内行业水平。根据银监会2011年报数据计算，从2007年初到2011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幅高达132.08%。更具代表性意义的是，其中4家外资银行于2012年首次登上了“中国50大银行”榜单。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名的企业都有外资控股。举个例子，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企业全部合资；电梯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厂商都由外资控股；家电，18家国家级定点企业中有11家与外资合作；医药，20%在外资手中，投资渠道更是五花八门；汽车销售额的90%来自于国外品牌。更可怕的是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被外资控制多数资产，也就是说外资是最大的股东。回顾近十几年来，多少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不断成为外国人的囊中之物：南孚电池被摩根士丹利收购后转卖给美国吉列，中华牙膏、美加净牙膏被英国联合利华收购，徐工集团被美国凯雷收购，乐百氏、娃哈哈、正广和被法国达能收购，等等，不胜枚举。
2.金融主权与话语权受到侵蚀
金融是把“双刃剑”，兼有积极与消极两种功能，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财富分配的手段、经济强权的工具，还是大规模杀伤力量，因此金融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经济主权。中国是金融弱国，各类经济与金融主权正日益受到严重侵蚀，时下最为突出的就是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在境外强大的压力下，中国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竟然“自废武功”，曾明确表明“中国并不在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涉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决策，而中国的一些金融部门与机构不顾中国国情，盲目照搬美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与金融标准，时时处处“以美为师”。2006年8月28日，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及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这使境外人民币远期报价对境内人民币报价产生压力，直接影响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进而影响到跨境资本流动，由此强化了人民币汇率浮动走势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预期，加剧汇率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始终是金融业的核心，因此一旦银行业出现问题，势必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金融风险仍主要集中于银行业，具体表现在：国际竞争力低，创新能力不强，内部治理问题严重，主要停留在吸纳存款、对外放贷、赚取息差等传统业务，经营收入主要来自息差。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水平一般在40%—50%，汇丰、渣打、花旗等国际知名银行甚至高达七成以上，与资产、负债业务一道，构成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三大支柱。而工行、农行、建行的息差收入占其总收入都在90%以上，中行在80%以上，其他股份制银行也都超过70%，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较低，仅限于银行卡、结算、代收代付、电子汇划、代理保险和基金等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业务的集约水平和服务档次不高。由于过于依赖息差收入，因此对政府的依赖过大。此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问题依然严重，操作风险突出，大案要案不断。尽管中国没有经历金融风险的集中和大规模爆发，但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乃至存款挤兑事件仍时有发生，直接威胁到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
3.美元资产面临严重缩水
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放缓，而且2万亿外汇储备中有2/3是美元，不得不让人担心美元的贬值问题。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且在大部分为美元资产的情况下，随着美国国债的市值下跌，如何运用这2万亿美元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在举世都在持续且纷纷减持美元资产的态势下，中国却在不断增加，并一举超越美国的政治盟友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国债持有国。有专家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来规避美元贬值以及美元资产违约率上升的风险，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但是，这无法合理解释他国减持与中国增持的原因。长期以来，缺乏黄金支持的美元一直呈现贬值态势，近年来随着美国赤字的不断加大，美元贬值趋势更加明显。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元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但是美国现如今金融救援与经济刺激计划所耗费的天量资金，势必主要通过发行美元来解决，如此未来美元必将重复大幅度贬值的历史，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再度面临大幅度缩水的威胁。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是购入黄金、石油。国家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是由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需求决定的，同时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在美元资产不确定性较强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不能用于投机性金融需求。经济决定金融，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为国民经济服务，国家的外汇储备应当服务于国民经济大局。美元必然贬值，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是中国经济的自杀之举。
4.金融监管滞后
金融市场的稳定、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安全的有效维护与金融监管直接相关。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一直奉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与监管模式。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交叉领域被列入禁区，从而束缚了中资金融机构积极从事金融创新的手脚。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实行片面开放策略，导致了过度开放、严重不对等开放与不均衡开放。中国的开放度不仅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而且在一些领域就连身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日本与韩国也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在部分金融领域，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如美国的各种金融监管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国尤其是中资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市场拓展举步维艰；西方对中国只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西方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外资在华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甚至法外特权，在中国大肆攻城略地，为所欲为，而中资在西方市场屡遭挫折，步履维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直超过对内开放，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在外资金融机构于中国高歌猛进之时，非国有中资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却日益狭窄，众多中小型中资机构纷纷成为外资的附庸、代理。
中国房地产市场吹起的大泡沫至今尚未被有效挤压与释放。国际上衡量房地产健康程度的通用方法是，单位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即“房价收入比”。世界银行认为，正常的“房价收入比”，发达国家一般在1.8—5.5之间，发展中国家则在3—6之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佛罗里达也未超过6，而中国诸多城市超过12。中国金融界一直将住房信贷视为优质资产，并没有对住房按揭贷款进行“优次”划分，而且在实际放贷操作中，提供不实收入证明等虚假文件的比比皆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房屋销售持续不振，房价也在不断下滑，潜在风险正在暴露。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硬着陆”几率甚大。鉴于国内银行近年来一半左右的新增信贷资产与房地产相关，不断加大房地产风险，对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三）中美汇率较量事关经济安全
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时，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次吸引全球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内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声音越来越大。尤其是有美国学者称要联合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加拿大、印度和韩国等，一同来压人民币升值。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斗争日益突出，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安全。
1.中美汇率交锋是一场货币战
货币战是各国通过自己的货币来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而货币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就是价值和发行量，各国通过控制着两个因素相互博弈，当这种博弈很激烈的时候就可以说是货币战。从本质上讲货币战就是掌握国际巨大金融财富的人群使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财富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在一个国家或者数个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制造大的金融动荡，又或者是制造一种新的金融货币体系，继而通过这种动荡或者体系达到他们获取更大财富以及持久获取财富的途径。如今，美国操起汇率大棒的做法，从军事角度来看，就是在利用其超级大国的信息传播优势，对中国进行一场货币战，进而实现其金融霸权。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战争形态就由机械化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战争。在当今时代，“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正在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寻求利益平衡点；战争性质由过去的用正义或非正义来区分，转向带有多元的色彩，等等。因此，把中美人民币汇率上的博弈视为一场货币战争并不过分。基于战争观的改变，对于信息化战争的理解，有从狭义和广义之说。从狭义上理解，是指在信息时代核威慑条件下，交战双方以信息化军队为主要作战力量，在陆、海、空、天、电等全维空间展开的多军兵种一体化的战争。从广义上理解，就是以信息为基础并以信息手段为主要战争工具和作战手段，以系统集成和信息控制为主导，在全维空间内通过实时监控、信息攻防和体系破坏等方式进行的战争形态。具体作战样式包括信息战、太空战、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货币战、能源战等内容。由此来看，美国当下压人民币升值，是在同中国进行一场广义上的信息化战争中的货币战。
战争的目的就是攫取最大经济利益，而金融战争可以获得此战争更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可以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来攫取利用军事手段达不到的最大经济利益。截至2013年7月底，美国政府的外债为5.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政府持有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希望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减轻外债压力，这样就变相地“赖掉”部分欠中国的外债。而据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协会粗略估算，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行业的净利润就会下降1个百分点，但这些行业的平均净利润水平只有3%—5%。这种损失恐怕相当于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了。2010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中国让人民币汇率“更为市场化”，美国财政部也准备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的驻华大使洪博培则表示，中国将面对多个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要协商，并不只有美国希望在人民币问题上有所行动。而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更是鼓动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参与表态。显然，这场信息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争取世界民心的战争，美国正加大用信息和话语传播，争取同盟国家的努力。针对中美汇率交锋，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专家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了看法，对美方的一些说法做出了反击。然而，在这场信息战中，信息发布和传播的绝对优势基本上掌握在美国一方。如何让世界其他各国相信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考虑，并赢得汇率之战的胜利，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信息作战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在关于人民币汇率方面相关真实信息的发布，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传播力度。
2.美国极力施压人民币升值
美中关系风波不断，如果汇率争端升级，中国有可能对西方的诉求不予理睬。而奥巴马政府则可能在两度拒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屈服于国会和产业界的压力，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制裁相威胁，从而使汇率问题成为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新引爆点。2010年3月15日美国国会130名议员联署，要求奥巴马政府将中国列为操控货币的国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已随即做出反驳，强调中美贸易顺差并非人民币汇率造成。美迫使人民币升值图谋一箭三雕：一是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二是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三是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面对这种情况，2010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美方谴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予以否认，明确指出“人民币未被低估”。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立场。
美国将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并不合理。实际上，造成中美顺差的原因多样，其中之一是美国多年来限制对中国高技术出口，此消彼长自然令中美顺差不断扩大，这与汇率问题并没有关系。况且，在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这段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汇率仍然不跌反升，共升值14.5%，相反美元汇率却一直低水，说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并不成立。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美国要改善顺差关键是开放更多高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而不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未稳固之时，人民币汇率突然抽升，对各国正常贸易并无好处，反之更可能演变成贸易战，令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汇率作为一国的核心政策，须服务本国的经济发展，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决不容外国随意施压。
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战暗流汹涌，贸易战背后实际是汇率之争，而汇率之争最后涉及的是整个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汇率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普通市场元素，更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务分配。从这个角度来讲，每当美国指责中国是最大汇率操纵国的时候，美国所发行的美元才是真正的最大操纵力量。由于美国所发行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它在发行的过程中不受任何人的监管，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制约它，最大债权国美国也不能制约它。美元作为世界通用的结算货币以及它的发行机制，使得美联储相当于一个世界银行。美国的货币政策不需征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其他国家也无法对其进行制约。甚至连美国国会都说，在金融海啸治理过程中，6.8万亿美元担保怎么花的，国会都无权去查它的账。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印的钞票导致了全世界各个国家货币体系的紊乱，这个时候它却反而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其实全球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正是美国自己。可以说，美国在上游制造“美元洪水”，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均处在下游。美国在上游发洪水，下游还不允许你搞抗洪救灾，这个游戏是不公平的。
3.中国必须捍卫汇率自主权
进入2010年，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交锋已经进入实战阶段。美国从学界到政府，都明确施压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须坚持自身的汇率政策，保持人民币稳定，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有正面意义；当然中国也要加快经济转型，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美国在过度炒作汇率问题，现在的形势似乎可以看作是美国发动的新一轮货币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的战略，其最终直指美国国债。美国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就在做一个非常大的筹码，这个筹码当量越来越大，施加给对方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但它最终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跟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和汇率战争，这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如同美国上下一致的认识：美国需要一个繁荣的中国。所以，美国最后会躲开迎头相撞这样的局面，但是它把这个局面搞得非常惊悚，以期在做交易时能赢得一块更大的利益。美国国债是美国的痛处，中国应意识到这一点，主动夺取话语权。贸易只影响到就业等，而国债事关整个国家的复苏进程，与后者相比，前者居于次要地位。另外，为了谨防热钱涌入，中国应明确表明态度，如坚决不升，那么市场会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态度，从而打压热钱涌入的规模和速度。如果略升一点，反而会加剧热钱涌入，让市场有了想象空间。当全球金融体系基本恢复稳定，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等得到有效缓解时，人民币才能考虑适时升值。希腊主权信用危机一波三折，还可能冲击到意大利、英国，甚至美国。在如此不稳定的大环境下，目前人民币不合适升值。
中国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中美的汇率博弈只是第一轮，不是最后一轮，它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反反复复地出现。因此中国至少要做两手准备，第一手就是“和”的准备。所谓“和”，就是在中美进行战略博弈中，首要确立一个最高战略目标，一定不能让美国内部形成高度的意见统一。我们可以通过游说美国商会，或者美国其他利益组织，使他们各个方面利益不能形成高度一致，缓解美国国内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是一个根本的战略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的商会、美国的其他一些利益集团都可以在中美的“汇率博弈”中形成统一战线，因为这些人将在人民币保持稳定过程中是受益者，而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他们利益是有所损害的，这是和的一方面。另外中国一定要准备“打”的一手。如果谈不拢那怎么办？因为目前美国虽然暂时放了中国一马，或者把调子降了下来，但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很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还会重新再度升温。中国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大棒”，比如，美国手中的“大棒”就是《舒默法案》，如果你不同意升值，美国会有一个明确的惩罚条款。中国也应着手准备这么一根“棒子”，以防陷入被动。只有一手准备“和”，一手准备“打”，而且“打”准备得越充分，“和”的可能性才越大。
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金融斗争。如今，中国政府持有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此外我们还有一大部分资产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两房债券，两房债券在某种意义上跟美国国债的性质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国家信用担保。我们可以不动国债，因为国债这个问题涉及的政治敏感度比较高，但是在两房债券上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很多尝试，比如说大胆购买两房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次希腊危机、欧元危机，会发现索罗斯他们的很多做法，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借鉴，也就是怎么利用信用违约掉期这样一个超级金融杠杆，或者叫“大规模杀伤武器”，在金融市场上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杠杆获得一个很大的利益。欧元区现在首先买它的信用违约掉期，实际上是为中国庞大的外汇资产购买一个保险，如果欧洲的问题，欧元的问题继续蔓延到美国，我们已经事先给我们的资产买了一个保险，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信用违约掉期在价值贬值的过程中或者信用出现违约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一部分是可以取得收益的。同时，这个东西又相当于变相在做空这个债券，某种意义上它起到了一个提醒和警告的作用，同时还得保护自己的资产，这就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一种“大棒”。在当前中美汇率战“进又不进、退又不退”的微妙当口，中国应该合纵连横，把握机会，打好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兴衰的货币战争。
推迟了近3个月后，美国财政部的“国际汇率政策报告”终于在2010年7月8日浮出水面。在这份每半年发布一次的报告中，美方没有给中国贴上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标签，并对中国前不久重申汇改的决定表示了欢迎。不过，仍然有少数国会议员不依不饶，叫嚣要通过WTO或其他途径施压，让人民币升值。今年的第一份报告原定4月15日发布，但美国财政部临时决定推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会议解决汇率纷争。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课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设。
1.增强经济实力
增强经济实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础。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根源在于缺乏必要及充裕的物质财富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实力。但是，只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增强经济实力的不二法门就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生存能力、抵御内外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著名学者麦克纳马拉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指出，“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也是经济结构的协调。如果经济增长导致地区、城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将趋于脆弱。因此，只有通过稳定、持续、健康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才能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2.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
提高国家竞争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前提。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的综合，不仅涉及国民的文化素质与创新意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及政府的廉洁效能，而且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产业的合理布局、地区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兴利除弊，必须直面并应对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不合理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上浮、风险下沉”的政治经济格局；另一方面是在诸多方面得到母国强力支持的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竞争力，不仅仅是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不仅仅是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且要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诸如保护幼稚产业、敏感产业等政策措施，扶植民族企业成长壮大。发展中国家唯有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才能突破技术封锁，改变越发不利的贸易条件，逾越国际分工等级体系，使国际经济秩序趋于公正、公平与合理，从而赢得相对适宜的外部经济环境。
3.增加经济安全合作
增加经济安全合作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中存在两个突出现象。一个是竞争性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往往以邻为壑，在获得稳定可靠的资源保障时，经常忽视、排斥他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各种方式垄断或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在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却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安全；后者也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获取安全保障。另一个是发达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安全上具有明显优越地位。比如，美国一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仅国际商品要在美国市场实现“惊险一跃”，而且国际资本也以美国作为最后的“避风港”。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变等因素，已经或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安全的原有格局，美国同样陷入安全困境。鉴于竞争性安全观的最终结局总是趋于“零和”，发达的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难以摆脱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已无法闭关自守，发达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能营造出国际经济安全的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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