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席卷全球的全球化和高科技浪潮，正在使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动与调整，致使科技系统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促使科技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显著增强，科技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标志之一
与其他几大因素相比，我国尚未深入开展科技安全方面的系统研究，这对于我国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无疑是一大缺憾。毫无疑问，没有科技安全的保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乃至政治安全。正像当代科学技术已应用到各个领域一样，科技安全必将越来越多地影响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安全要素。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谁更多地掌握和控制了知识，特别是现代知识的核心——科学技术，谁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甚至支配性的地位。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智力资源，也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智力因素。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丧失了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和竞争力，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对科技安全及科技安全战略的超前研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家长治久安，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迎接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技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1.科技安全的定义
有关科技安全的定义，可以取狭义和广义两种。至于使用哪种定义，完全取决于问题研究的具体需要。
狭义的科技安全立足于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表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态势，这种态势体现了在国际大环境下，国家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手段，使国家科学技术系统既通过与国际环境的开放式作用和系统内部的协调运行达到功能优化，又保证该系统不招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并以此维护国家利益。这个定义是将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特定的系统，以该系统自身的安全状态来确定科技安全内涵的。
广义的科技安全是从国家利益分析的高度给出的一种定义：国家科技安全表示由科学技术因素以及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因素的相关性所构成的国家安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描述了国家利益免受国外科技优势（因素）威胁的能力、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整体竞争力的能力、国家以科学技术手段维护国家综合安全的能力，以及健全高效的科技安全预警与防范系统。
2.科技安全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了其国家利益免受国外科技优势威胁的能力，国家在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障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以及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整体竞争力的能力和国家以科技手段维护国家综合安全的能力。考察上述科技安全的定义，可知其揭示了科技安全的如下内涵：
第一，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标志之一。由于科技安全直接渗透到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科技安全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状态可以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情势。科技安全状态不佳，国家安全的整体状态必受严重影响。
第二，强调科技安全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利益。科技安全的根本体现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利益不受危害，强调科技安全，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等其他任何利益所不能比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加强科技安全就是从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角度保卫国家利益。
第三，科技安全是一种动态的、比较的状态。科技安全情势体现了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在科技领域或通过科学技术的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就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大国在整体科技实力方面的明显差距，是对我国科技安全的首要威胁。
第四，科学技术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将直接影响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等国家安全要素。这是科技安全的一个显著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科技发展进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已经对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第五，国家科技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对科技安全的态势有重要的影响。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国际上的，也包括国内的。就我国而言，国外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越快，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科技优势的威胁就越大，我国科技安全态势则越差。国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背景、领导层的科技观念、社会活动等等，各种因素都影响甚至制约着科技安全态势。
第六，国家科技实力是科技安全的技术基础。科技安全强调以科技手段保卫国家安全，提高国家综合国力，说到底要依赖国家整体科技水平。显然，科技实力强的国家，其科技安全感就强；反之，科技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无法依靠科技手段应对外来威胁，其科技安全感就差。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对国家安全而言，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是最根本的，而科技安全是基础性的，没有科技安全，就不可能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同时，由于科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其自身发展日益庞大，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技术支撑，因此它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其他竞争对手或敌对势力控制、制约、攻击和破坏的对象之一，成为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途径之一。所以，科技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和基本内容之一，成为国家安全大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研究国家安全时，不能不研究科技安全问题。
（二）科技安全的兴起与特点
1.科技安全问题近年兴起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产生了国家，尤其是到了近代出现民族国家后，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和增进民族凝聚力成为主权国家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而建立和使用相应的军事力量，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保证。因此，国家安全最早体现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军事变革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综合较量。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科技对国家安全其他各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科学技术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科学技术和科技系统自身越来越成为外部势力控制、制约和攻击的对象之一，科技滥用和科技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因此，科技系统自身的安全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科技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立要素。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重现科技安全问题，但对科技安全问题的认识还严重滞后于对科技发展问题的认识，科技安全理论还不完善，科技安全战略还不明确。这并非科技安全问题不重要，而是科技安全与国家安全其他因素的关系最为密切，科技安全的综合性和强渗透性使得它融入国家安全其他因素之中。尽管科技安全问题还没有被各国政府明确地提出来，没有像对经济安全等那样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制定专门的战略，但科技安全思想和科技安全政策自始至终贯穿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尽管人们对科技安全的认识还有待于不断理解和加深，但科技安全问题的现实性、广泛性和紧迫性已经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项活动中表现出来。
科技安全是人类文明的根本要求。科技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人类，而不应是毁灭人类，因此，应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更加安全地利用科技成果，力避科技成果沦为涂炭人类的工具。国家的科技发明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严防侵盗科技发明权和专利权，打击“科技间谍”活动。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不应将科技转让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更不能以科技转让作为对他国干涉和施压的工具。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首先应以维护人类安全为宗旨，而决不应以谋求军事优势为目的，更不能利用高科技武器挑起战端。冷战后的现实表明，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给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系上安全带，使其最大程度地造福全人类，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
国家科技安全的兴起源自全球化的到来。全球化不仅促使科技安全的兴起，同时也对国家科技安全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呈现出利弊并存的状态。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在经济、科技、政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的领域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世界各国日趋形成“荣损与共、唇齿相依”的局面，这对于未来国际安全形势的健康发展和包括科技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资源的跨国界流动为各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安全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但因其复杂性和多维性，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安全也带来了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日趋增强，波澜壮阔又凶险异常的全球化历经数世纪的发展和推进，其基础和动力就是科学技术：利用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进步和领先位置，西方世界以殖民战争形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使非西方文明逐渐成为隶属于西方的历史客体；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传播工具的不断现代化突破了自然、地理的限制，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紧密、广泛和深入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在变小，全球融合不断加深；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愈加突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使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和显著加强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的国际化和科学研究及创造活动的国际化，也推动和加深了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不仅是世界整合与调整的强劲动力，也是国家利益格局变动的深厚动因以及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无论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是全球化背景下增生的诸如资源衰竭、生态恶化、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和消除都难以离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及应用，科技安全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命题逐渐兴起。国家科技安全及国家安全的科技化，包含了以科技系统为目的和以科技为手段的综合安全态势。科技安全的兴起不仅指明科技系统安全从理论到实践在国家安全中的独立性凸显，也指明科技手段在全球化时代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一个国家提高科技安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断增强自己的科技实力并保持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系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在内的国家综合安全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不断提高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生存与发展技能。
2.科技安全的主要特点
科技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内容，具有与传统安全领域所不同的特点。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科技安全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也是科技安全的最高目标。科技安全最终体现于国家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免受侵害。加强科技安全就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及与之相关的角度保卫国家利益。因此，科技安全的主体是国家。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标志之一。科技安全态势不好表明国家利益面临威胁，国家这个安全主体受到危害。科技安全的基础是国家科技实力。科技安全强调以科技手段保卫国家安全，提高国家综合国力，说到底就是要依赖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科技实力强大的国家，其科技安全感就强；科技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无法依靠科技手段应对外来威胁，其科技安全感就弱。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科技优势的强国比以往更多地利用技术封锁、技术讹诈、知识产权争议等手段来限制别国的科技进步，威胁别国的科技安全。科技安全作为国家基础安全，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不断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国家安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基础安全。尽管各国可以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自主创新，不断夯实国家科技安全的技术基础，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科技安全与科技发展的密切相关。科技安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不同。农业社会科技的作用比较小，基本没有科技安全的概念。工业社会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安全逐步引起人们重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安全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科技安全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具有较强的科技安全感，它们不会侧重于防范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更多的是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威胁敌对国家、打击恐怖主义、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保卫本土安全，同时也十分注意防范科技发展的负作用；而发展中国家首先考虑的就是发达国家科技优势的威胁，以及民族分裂势力、恐怖分子等破坏力量借用科技手段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国家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对国家科技安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果他国的科技发展越快，本国所面临的国际科技优势的威胁就越大，科技安全态势就越差。一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环境良好，发展速度很快，该国的科技安全态势就好。
第三，科技安全是一个由众多要素组成的集合。科技安全既涉及自然科学，又涉及社会科学。从自然属性看，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从社会属性看，科学技术则要为国家利益服务。研究科技安全，既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把握关键科技领域，研究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科技对国家安全政策和科技安全政策的影响等；又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国家安全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和导向、国家安全法规和科技安全法规对科技的保护等。要发展科学技术，又要保护知识产权，更要防止利用科技手段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科技安全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国家安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学、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史、科技哲学、科技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体系的交叉学科。科技安全可以通过国家安全的其他要素体现出来，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也可以从一些具体领域体现出来，如信息科技安全、核科技安全、生物科技安全等。每个时期科技安全关注的重点是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信息科技安全是当前科技安全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而随着现代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生物科技安全问题也将成为科技安全关注的重点。
第四，科技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发展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科技安全作为一种与传统安全完全不同的安全领域，具有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主权性、协作性等特点，当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科技安全的威胁在早期往往是隐性的，可是一旦爆发出来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如高技术金融犯罪、计算机网络攻击等一旦得逞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当今我国科技安全态势不容乐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等的组织实施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同发达国家在高科技发展方面的差距。但是总体上看，中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科技安全态势不容乐观。
（一）中国科技实力明显弱于西方
“手枪战胜利剑”、军舰大炮打开东方国家的大门，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安全，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虽然中国科技水平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仍然处于落后态势。
1.科技发展核心技术落后西方
科技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状况与水平，是国家科技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60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0年代中期，中央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应该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实现了自身的跨越，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当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实力差距仍然是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当今世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逐步拉大了世界各国的差距。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上，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平均为10—15年，最小的5年，但最大核心技术则有近百年。据调查，中国技术装备水平比较高的机电行业技术水平比国际水平落后15—20年，冶金行业技术水平落后于国际水平在20—30年之间。由于中国技术进步缓慢和企业技术水平落后，从而决定了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出现高速与低效并存的状态就不足为奇。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实力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但是绝对差距依然很大。如果将科技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实现科技发展目标的实际能力，包括5个指标。计算结果表明，中美科技实力相对差距在1900年为41.4倍，1990年为33.9倍，1998年为18.9倍。今天，我们为自己拥有大量的计算机、手机、家用电器而高兴，“神舟”系列飞船上天、“嫦娥”奔月、“蛟龙”探海，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殊不知，这些东西与美国、欧盟、俄罗斯都有很大的差距。就日用科技而言，由于科技水平落后，我们卖了力气、坏了环境、挨了臭骂，只赚了几个小钱。比如：我们是DVD生产大国，DVD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为39美元，但由于70%的机芯等都要进口，因此我们要向外国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再如，我们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个鼠标，每只鼠标在美国卖40美元，但由于技术是人家的，我们每只鼠标只能挣3美元，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成本费。就高科技而言，俄罗斯的加加林早在50多年前就进入太空了，美国的阿波罗登月也是近50年前的事情。2008年2月20日美国打卫星，用的是现役舰艇和导弹。也就是说，目前的美国已经具备了打卫星的实战能力。2008年5月26日7时53分，美国的“凤凰”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地登陆火星。它在太空中飞了9个月，走了7.11亿公里，并成功地传回了图像和气象信息。客观地讲，在太空技术发展方面，中国落后美国50年左右。因此，世界上有人说中美两国的太空计划是一场“龟兔赛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中国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站在高科技的杠杆上，依托高科技发展自己、发展经济。
目前，中国科技竞争力基本稳定在25—28名之间，总体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20年左右。按照一种世界各国科学水平层次的划分，美国是“科学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日本为“科学强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为“科学大国”，中国和印度、巴西为“科学边缘国”，最后一个层次是“科学不发达国家”。可见中国科技安全将受到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长期挑战。
2.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的技术创新成果。冷战时期，在西方和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技术封锁情况下，中国人在非常低的起点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科研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相继在多复变函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反西格玛负超子、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在这一时期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
改革开放后，在环境上中国科研条件改善了，大批学子和学者可以自由出国学习考察，了解世界先进科研思想和科研成果。这一时期，虽然也在高温超导、纳米科技、量子通讯、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领域的创新成果，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等许多重大关键产业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原始创新、基础理论、基础制造业却没有再出什么值得骄傲的科研成果，而且许多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很多重要核心技术的科研几乎停滞，甚至难以组织像样的队伍。光阴似箭，又过去了30多年，回首再看我们的科技，不禁暗自伤痛。我们除了一些很少的仍然延续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夺外援为辅”的科技还能够闪亮之外，我们只剩下被“欢呼”的“万国工厂”和沦落为洋人的“打工者”了。难怪一家上海合资汽车厂的日本老板傲慢地对媒体说“虽然中方占有51%股份，但是他们科技贡献率几乎为零”，而我们的中方老总面对媒体的追问，也只有无奈地说：“我们没有办法，人家掌握着核心技术。”
目前，中国面临的科技国情不容乐观，科技专家参照国际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论方法，选用12项核心指标进行计算，结果表明：2001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居于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我国当年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的地位极不相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较少，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我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与GDP的比为1.35%，远远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为5%左右。二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还没有真正成为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主体。我国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创新的组织机制也不完善。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这个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2003年，我国4000多家重点企业中，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在1%以下的占75%。根据国际通行标准，这个比例在1%以下的企业是很难长期生存的，比例为2%左右的企业可以简单维持，只有比例达到5%的企业才有竞争力。三是自主创新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急需消除。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化活动缺乏有效协调和合作，难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的宏观决策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缺乏对创新活动的统筹协调，创新活动之间难以衔接和协同，大大降低了创新效率。产学研互动的机制不完善，企业的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知识从科研机构、大学向企业的流动被分割体制所限制，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基本上与科研部门无关，很多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往往在军民两个体系中重复进行，不适应当今军民技术日趋融合、高新技术两用化的趋势。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有效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有待完善。中介服务力量薄弱，影响了创新要素的流动集成和创新网络整体功能的发挥。
面对自主创新能力如此低下的严峻态势，欲使科技发展“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很勉强，引领未来就更难了。
3.中国与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差距甚大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5年1月10日召开的201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推动科技改革再上新台阶》的工作报告时表示：“我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对于‘领跑’的领域，要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在‘并跑’领域，要找到突破点，加速形成领先优势；在‘跟跑’领域，要实施非对称战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努力弯道超车。”报告指出，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支出预计达到13400亿元，其中企业支出占76%以上；R&；D占GDP比重预计达2.1%；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上升至第4位；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577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国家高新区总收入达到2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确实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还差多少，我们不得而知。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按照最新的科技实力排名办法是第一级。处于这一级的国家只有美国一家。第二级为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第三级为芬兰、俄罗斯、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韩国、捷克等中等发达国家。第四级为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第五级为其余发展中贫穷国家。那么我们看一看处于第一级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迄今为止，美国共有30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居世界各国之首，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美国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如今，美国的大学汇集了全球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50%以上的菲尔兹奖获得者（包括获奖之后移民美国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图灵奖更是几乎被美国人垄断！
在全球最顶尖的20所大学中，按科学贡献度计算，美国占了17所（自然科学领域），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顶尖大学培养了全世界顶尖的工程师、科学家。
全球十大科技顶尖公司，美国占据了8家！英特尔向全世界提供芯片，微软公司和甲骨文公司占据了软件业的基础市场（从百度、腾讯到中国各个政府部门，都使用甲骨文提供的数据库软件和技术），世界三大统计分析软件都源自美国（广泛应用于政府统计和科学研究，尤其是在科研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90%以上的应用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硅谷的技术支持，背后都有硅谷的影子。美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包括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橡树岭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阿贡实验室、IBM研究实验室。
在军工领域、航空航天领域、医学技术领域、信息科学领域……美国以无可匹敌的实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雄居世界之首。很多中国人可能还在想着自20世纪二战以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但事实上，第四次科技革命早就已经来临，那就是信息革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凭借传统制造业的优势，隐约呈现出赶超美国的痕迹，但由于在尖端核心科研方面的差距，最终还是输掉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与美国相比，日本还差了一个硅谷，也差了几十所世界顶尖大学！
尽管日本的大学看起来也不错，但与美国的最顶尖大学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由于美国制造业占据着产业链的顶端（附加值和利润最高），再加上美国国内巨大的市场优势，美国制造业总量依然是世界第一。除此以外，由于长期以来的科技优势，美国占据了科研领域的语言优势，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自然科学）如果想在科研领域有所成就，都必须要先过英语关。因为全世界绝大部分的科研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日本、德国、法国、韩国、俄罗斯……美国国家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数，被很多科研评价机构视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科技大国。
（二）科技资源安全令人担忧
科技资源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科技安全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因为科技资源代表了国家科技发展的潜力和未来，如果科技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如科技人才大量外流、科技信息大量泄密），将直接影响到科技实力，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各个要素。
1.科技智力资源安全面临新挑战
科技人才是智力资源，是科技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人才是智力的载体，也就是智力资源。科技人才流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知识分子政策等内容，是智力资源安全的具体体现。科技人力资源是一国科技竞争力的最重要指标，事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因此，人才安全是科技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越来越成为强军兴国的主要资源。保护科技人才安全是维护国家科技安全的重要内容。
第一，我国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科技人才资源保护不力，是我国科技安全必须应对的根本挑战。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科技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是科技安全的最重要保障。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动力，科技人才作为科技发展、科技创新的主体，必然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人才的全球化愈益明显：一方面是人才的全球流动加速，主要体现为流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推行人才“本土化”战略，吸纳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随着科技人才的国际争夺日益激烈，我国科技人才大量外流，对我国科技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今，我国的人才流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楚才晋用”令人担忧。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有资料显示：中国人才流失严重，数字惊人，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之一。青年精英的外流与流失背后，反映了国内科研、企业机构吸引力的匮乏。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三次“阶梯式”的人才外流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是在1989年后；第三次是在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后，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促成了中国新一轮人才外流高潮。《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载文说，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只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就这个数字来说，我国留学人员流失比例达到了近50%。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居世界之最。2008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罕见。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耀辉在《人才战争》一书中表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移民海外，中国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报告在论及移民问题时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中国海外移民呈扩大趋势，这种扩大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日益显现出双重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当中，有2/3的人选择不回中国。从2002年后，中国每年留学人数超过10万，但选择学成回国的只有两三万人。报告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海外移民的扩大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是中国走向开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重要起点标志。中国海外移民与其他国家的移民共同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同时，国际迁徙最大的负效应是人才流失，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了很大比例。据估计，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这些由中国付出巨大教育成本培养出的人才，在科、教、研领域，特别是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知识经济领域为移居国工作，对急需发展人才的中国无疑是一种损失。
二是跨国公司对我国实行“本土化”人才战略，外资企业凭借高薪，直接“面对面”吸引我国高科技人才，使我国企业科技人才大量流入外资企业。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本土化”人才争夺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把生产重心转移到我国的同时，其研发中心也开始向我国聚集。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建立了100多个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的研发机构以高薪为诱饵网罗高技术人才，给我国造成新形式的人才危机。我国科技人才的高素质和低成本是跨国公司聚集在我国的重要原因。以软件业为例，我国软件人才的使用成本仅仅是美国的1/9。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建立了研发机构，在从中国吸纳了大量高端人才的跨国公司中，以朗讯麾下的贝尔实验室规模最大，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占96%；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名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实际上形成了外资企业争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桥头堡。科技人才流失、特别是高科技人才流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科技安全，成为我国科技安全必须应对的根本挑战。跨国公司对我国实行的“本土化”人才争夺战给我国人才安全造成新的威胁。
如今，在人才争夺战中，争夺的人才也分成几个层次。其一为学科带头人、重大技术课题的组织者、负责人。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归国，对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类人才的争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人才争夺。其二为科技骨干、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这类人才争夺的意义，战略性、战役性兼而有之。国内大批人才流向海外，不是别人无耻，而是自己无能。俗话说：林稀不藏兽，池浅难养鱼。就国内现状而言，论资排辈的用人机制，智不及愚的分配失衡，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竞争残酷的就业现实，还有不尽人意的科研条件，都是导致国内人才外流的主要因素。
第二，科技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当今，中国人才市场形成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畸形局面。这也成为当下人才浪费最典型、最普遍的方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6）》指出，由于用人观念和制度安排存在欠缺，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才浪费情况严重。《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6）》显示，仅2005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对于“人才浪费”，研究人员是这样界定的：一是人才配置得当，但使用不足，即人才有余力、有才能但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二是人才使用不当，如配置失位、错位，即将人才放错了位置；三是人才配置多余，如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等。《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6）》指出，我国的人才形势不容乐观：首先，人才高消费趋向非常明显。在许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普遍提高。文秘、推销等职位须在本科以上，计算机、法律、工商管理等热门专业起点为硕士。其次，内耗严重，排斥竞争。一个单位没有优良的组织环境，体制不合理、分工不明确、责任不清楚等，都会造成“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的局面，甚至是发生“内耗”。此外，人才的闲置性浪费也相当普遍。有些单位领导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甚至凭个人好恶决定人才的去留和升迁。对本单位根本用不上或一时用不上、而其他单位又急需的人才卡住不放；对业务专业突出、棱角太分明的人才存有成见，即使工作职位急需也架空不用，造成了人才的闲置性浪费。一位人大代表曾经用美国小说《动物学校》里的故事来比喻我国现行的人才评价体系——“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
行政化助长了“中国式”人才浪费。事实证明，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对我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带来的杀伤力不容忽视。现在，“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影响很大，在研究所和大学，优秀青年研究人员都想当所长、校长，在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却去做了行政工作，这是在用磨灭科学家的方法造就管理家，是中国人才的严重浪费。这让人想起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一段诤言。他说，中国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学而优则仕”，中国一些优秀人才都去做官，企业里有些好的人才也做不长，做了一段时间到政府去当科长、处长、局长，甚至市长。美国文化则相反，他们是“学而优则商”，大部分优秀人才都在企业。现在中国世界级企业不多，深层原因是人才政策有问题。李光耀的话击中要害。
第三，人才结构不尽合理，青黄不接现象还比较突出。人才资源结构包括人才资源中的学历结构、能级结构、年龄结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措施，促进了人才资源结构的优化。科技人才断层现象基本得到解决，但分布和结构不够平衡，尤其是企业缺乏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产业人才存在结构性失衡，区域人才分布不平衡问题严重。从素质结构上看，我国中低级人才比例较大，高级别、复合型人才短缺，特别是高新技术、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如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信息技术人才的总体结构分布却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极不合理的“橄榄形”分布，即软件“高端人才”（系统分析师、项目经理等）和“低端人才”（软件编码人才）严重短缺，这种人才结构配备比例的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从行业分布看，我国人才主要聚集在国有部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非国有部门、企业人才不足。从区域结构看，东部、中部地区人才多，西部地区人才少。另外，从年龄层次上看，中高级技能人才老化现象严重，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能人员的缺乏程度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高级技工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奇缺的关键性人才之一。
2.科技情报保密不力
当前，科学技术情报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焦点，科技情报的窃取和反窃取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秘密的泄露将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失，有时甚至是不可挽回的。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泄漏科技秘密的事件，我国也曾多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当前的问题主要有：对科技保密认识模糊，保密观念薄弱；科技保密有效管理机制尚待健全；科技保密体系不健全，保密机构职能有待发挥；国家科技保密工作的重点不突出；科技人员流动无序，保密法律约束力不强。
当前，随着计算机普遍地应用到各个领域，窃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日益尖锐且愈发带有高科技抗衡的特点，信息安全防护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科技保密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体制不完善、科技定密不准、公共网络中科技信息泄密严重、对外科技交流保密管理滞后、科技涉密人员管理不善等，阻碍了我国科技保密管理的发展，制约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与利益、市场经济安全与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和影响。为顺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下科技保密管理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科技保密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定密管理、公共网络保密管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管理以及涉密人员管理。同时，要逐步转变科技管理部门、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等公共部门的保密管理职能，更加强化保密工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三）科技环境安全处于不利态势
国家科技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对科技安全的态势有着重要的影响。科技发展的内部环境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环境，包括学术交流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料、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及科技工作者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指国家和社会为科技发展创造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优良、能够提供有力的保障、研究开发项目的成本较低；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科技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完善有效；市场运行机制良好，能够为新产品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有力的支持；政府对科技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倾斜等。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科技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了良好的科技环境，吸引了大批的人才。
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遏制。尽管我国已经加入WTO，但是出于国家之间竞争的需要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某些发达国家仍然把我国作为“假想敌”，对我国实行技术遏制，限制我国以技术手段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在政府层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我国实行技术遏制，当前比较突出的是发达国家以技术专利垄断市场和技术标准优势加强技术壁垒。譬如美国思科公司于2003年1月23日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华为的美国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其实质是美方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行跨国公司垄断经营之实。其目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其科技优势地位，维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把我国视为“假想敌”，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遏制，力图压制我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这对我国科技安全形成了直接的现实威胁。
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与遏制，是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已开发技术的生命周期，防止技术及技术应用扩散，从中开发出最大程度的利润额，在向我国实行技术转移时总是采取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跨国公司在强占我国市场的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形成威胁。例如，近年来美国提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对中国30年领先的目标，为此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取得先进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包括军用装备，也涵盖生物制药、卫星通讯、电脑芯片等三大民用领域；欧盟对华军事技术限制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日本政府专门做过一个对华汽车技术输出的报告，要求各汽车厂家必须让中国的汽车技术落后20年以上。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科技优势推行霸权，是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长期威胁。科技实力、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科技安全的基础和核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已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竞争力有了一定的提高，2006年我国科技竞争国际排名有所上升。但是，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水平还比较低，中国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大量关键设备依赖进口，科研开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能彻底摆脱产业技术水平和高技术实力落后的局面，这在根本上影响了我国科技安全。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地位不断加强其原本就具有的科技优势，并以此推行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危及了我国的科技安全，决定了我国科技安全长期不利态势。例如，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信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发达国家利用科技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信息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制度；利用信息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培训全球最强大的信息化军队，精心研究开发信息战高新技术，制定扩张型信息战略战术；此外，我国还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
三、“仕而优则学”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生产拥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其发展变化史无前例，但精神生产相对来说“发育不良”。对于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行政支配和垄断之中，并且从行政本位延伸到学术研究的“官本位”。在这种背景下，“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在当代中国又有了新的翻版，从官本位派生出的定量化管理，发酵成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严重弊端。
（一）“仕而优则学”在中国日益泛滥
人们对《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都耳熟能详，但这话还有半句是“仕而优则学”，就是说一个人要想从政做事，不仅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而且走马上任后更要坚持读书学习，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本来是对做官的一种内在要求，但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则完全不是这种含义，而是一旦当上了官，有个一官半职，就要利用党和人民赋予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更高的学位头衔，导致当今中国官场上“仕而优则学”相当普遍。
1.权力为“仕而优则学”开方便之门
“仕而优则学”是从另一些事情及其制度安排来看与吏治相关的教育不公正。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不过，即使在封建社会，也只有吏治昏暗的朝代才会大量发生这种事。至于用权势和金钱来搞学历、搞学位，搞博士或状元头衔，那是在封建社会也办不到的，即使用自己的万贯家财也不行，更不要说用公款了。公平考试选拔人才是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一，学历学位买卖或变相买卖从来都为天理国法所不容。但是现在有官有钱的人可以轻松地搞到学历，用公款在职买“硕士”、“博士”，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种事态如何不使文凭贬值？
学历学位与官职官位挂钩，是现行体制条件下的一件相当无奈的吏治“改革”。按常理，国民教育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的学历学位必经公开的考试遴选，艰苦攻读，达到充足的学术标准才可被授予，决不能凭特权获取。看见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在寒窗苦读，有的家境困顿，已达生存之极限，而这些高官却以这种近乎丑闻的途径“带薪”、“在职”地获得中国几乎是最好学校的最高学位，怎么向青年学生交代？延续几十年的“领导提拔、组织任命”的旧制度，已经造成了一个基本缺少行政能力而只善于迎逢上意的官僚体系。文凭和学历的用处之一就是使能力成为显信号与真标准，通过这个真实信息，政府、选民和雇主可以比较容易找到高能力（即高学位）的人。但是，在“仕而优则学”背景下，学历与学位已异化蜕变成伪标志与假信号。举例说，若规定处级干部必须具备硕士学位，那么，没有这个显信号的官吏应立即辞职，让有硕士学位的人来竞选或竞聘这个职位。现在可不是这样，无学位的官吏们很快就可以用权势和公款到所谓的“研究生班”里混几天，就可以弄到“硕士学位”。在这种官僚体系垄断下大部分吏制人事改变都只是空谈而已。学位与学历不再是能力的显信号与真实标志之后，教育和学校就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场所——官员与大老板用权势与金钱买学历学位，名大学攫取教育垄断租金，一个教育腐败形成的“塔洛克寻租”四边形也已经浮现，而支付这笔租金的是公款。
用公款买学历无异于贪污，而且更甚于贪污。一个贪污者只窃取了金钱，而一个在职官员用公款买学历，他在窃取金钱的同时还窃取了不能用金钱买的东西——文凭，破坏了教育制度的公正性。权势与金钱和学阀的“三位一体”，已然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一大景观。现任官员与老板拿走了最好的学位，从而将名正言顺地以知识化和现代化为幌子来占据所有的有利位置，天下贤士则很难成为国家栋梁而只能痛感寄人篱下了。
2.假文凭大量地存在于中国社会
假文凭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2004年我国进行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了60万人。因此可以断定，至少有60万人持有假文凭、假学历。
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权与学、钱与学紧密结合与交换，即所谓“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前些年，无须进行入学考试的研究生课程班“遍地开花”，仅北京大学一家，2000年8—9月开学的课程班就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心理系）、区域经济学专业（城市与环境学系）、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院）等10多个，同时还设有近20个短期的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此外，北京大学还在重庆、太原、广州等地设有研究生课程班。这种研究生班造成“公款上学”的空前繁荣，有的单位甚至规定，处级干部可以上研究生课程班，一般干部只能“专升本”。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提供学习时间、报销全部或部分学费等。已有专家对这种培训方式提出质疑，认为仅仅凭较短时间的面授，而没有付出比全日制研究生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就认为已达到研究生同等学历，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对不合格产品的精美包装，实际上也是一种舞弊或变相舞弊行为。一些官员几乎不需要怎么上学，请人代写论文而获得学位。与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的假文凭泛滥相比，这种真文凭中的虚假成分更不易辨识，比街头小贩兜售的假文凭的危害更大。它势必导致文凭和学历贬值、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降低，教风学风的溃散，教育的公信度下降，不仅损害教育和学术，并且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假文凭之所以会泛滥，这与社会存在肥沃土壤有关。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总是约定俗成地以“学历高低”来制定一个人是否“有知”、“有文化”。无论是就业，还是升迁，学历永远是一道坎。如何获得一个“高学历”，不权关系到身份地位问题，甚至关系前途和命运。只要现实社会中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文凭”作为敲门砖、垫脚石，成子知识和能力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志；只要整个社会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才观，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人才评价机制，依然“唯学历论”而不是注重真才实学，那么假文凭泛滥就得不到遏制。
（二）“仕而优则学”流行于中国官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科学著作，有灿若群星的科学家，有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精品，更有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为什么近现代科技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明末以后中国科技急剧地从先进变成落后？原因与“仕而优则学”的官员们把持国家教学科研部门不无关系。
1.在职读研弊病多
近些年来，中国学场、官场出现了学术权利市场化，博士学位泛滥化的情况，官场学历也出现了虚假的情况。
由于官方对干部“知识化”要求的提高，一些县处级以上、包括不少副部级以上高干用所谓的“在职读研”方式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官员连正规大学都没上过，也直接拿到博士学位。这不仅是权力不受约束和腐败的例证，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耻辱。众所周知，即使对一个全日制学习的博士生来说，要拿博士学位也很困难：不仅要通过外语（包括第二外语）等各科考试，撰写毕业论文更是费时费力。而一些官员在官位上以“在职读研”形式就轻松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这类学历可信度低，不应作为衡量官员知识水平和提拔任用的参考。
大凡博士，多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是进行科学发明创造的人。官员在职读研，一心二用，既要兼顾工作，又要拿出相当精力完成学业，势必分心，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利于学业，结果是两头兼顾，两头亏空，不值得提倡。
2.两院院士八成官员受质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2009年新增选的院士中，现任官员的比例居然超过80%，再度引发舆论对“仕而优则学”现象的质疑。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有八成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都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而且还是个台湾人。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顾海兵认为，“目前，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由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来担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根据顾海兵的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而实际上，一旦成为院士即享受“副部级”待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简称两院院士）代表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地位和荣誉。1994年至今，中国先后有两千多名科学家、技术专家当选中国两院院士。随着这些年“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一些人通过做学问当官后，又开始琢磨如何为自己争一顶“院士”桂冠，来一个“仕而优则学”。虽然这些年两院院士人数猛增，一片繁荣，但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高速增长的情况不同，中国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呈现负增长态势。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意味着将产生一批新的院士。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5位新院士，其中就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包括建设部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顾海兵说：“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毫无疑问为高官和企业家增加了一道通往工程院院士的大门。”
中国网则发表署名文章说，官员当院士本不该成为问题，只要他们确实在科研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符合院士选拔标准，可以当选院士。但关键是，这些人的成就是否为个人成果，他们竞逐院士是不是以公正、公平的方式进行。文章说，4年前，有媒体曾对官员身份的院士提名入围者做过抽样调查，结果发现，80%以上的官员的重要成就与奖项，是在其就任相关领导职位后获得的。按照常理，拥有行政实职的官员即使很想搞科研，但繁冗的政务工作也会让其分身乏术。然而有的人却在做官之后，学术成果非但未减，反而还直线上升，并因此具备了竞选院士的条件。这些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官员院士”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进可为官、退可治学的全能型人才，而是一些官员利用权力硬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无耻行径。例如，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落马后交代，其在参选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的过程中，耗费巨大、贿选数额十分惊人。张曙光的参选经历充分向我们展现了权变钱、钱变院士桂冠、院士桂冠又成为争权夺利助力的畸形怪圈。
2015年，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又启动了。为避免“仕而优则学”的“官本位”，此次两院院士增选，两院均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这条规定正是为了避免以上怪现象，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措施。近些年来，院士评选越来越世俗化了。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工程管理学部部分，就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现在的院士选举推荐有三个层面，一是院士推荐，二是科协推荐，三是各级政府推荐。各部委、省级政府、各大企业和团体均有资格推荐候选人。实际上，推选过程出现了一种按行政级别来推荐的怪现象。可见，一道推荐的坎横亘在众多不善交际的科学怪才面前，院士称号比拼的不仅仅是学术。可以预见的是，当荣誉和权力紧密挂钩，非学术性因素过多，制度必然被异化。因此，国内的院士评选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革，让院士称号回归。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今后中国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靠人才。
四、中国式教育需要反思
如今，强调社会生活、社会需要和社会效用的功利取向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功利教育在使学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使教育成为潜在的产生效益“产业”的同时，也陷入了过度化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表现为：现代教育已渐渐演变为一种训练，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或工具；课程的功利性弱化了对人性的关怀，使“课程”这一客体原则取代了“人”的主体原则，人转为了客体，目的转为了手段，人被边缘化了。
（一）功利性应试教育的悲哀
1.当代中国教育的功利化
在祖国的神州大地上，教育本应是人类智慧种子的一片光明沃土，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还有其阴暗的一面，它构成了人们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在那里，富有灵性的智慧种子因功利教育而导致走向贫弱的、濒临摧残的状态。
中国自身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实学教育传统，从先秦墨子的功利教育，到南宋事功学派的实践，再到明清之际功利教育（实利教育）的流行，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科学（包括技术）教育的潜在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背景中，一方面有着“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义利观，另一方面也有着“合其志功而观焉”的墨家义利观，而在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制导下，儒家也并不绝对排斥实利（包括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及其文化教育的作用及意义。但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及科学教育的推崇，是一种被动式的对外来军事、经济、文化强势力量的应对，这种应对随着时代、社会变迁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国外引进的教育思想和模式，无论是在帮助中国人挣脱传统精神枷锁的“解放”过程中，还是因受外来利益的支配从而不自觉地被“奴化”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管是已经消逝的科举，还是正在风头上的高考，它们的出现都对教育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把科学的“教什么考什么”转变为功利的“考什么教什么”，使得教育逐渐远离教育自身的规律，向着科举与高考的考试内容转向。原本高考应该是通过“抽样测试”来考察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可当学校教育为了将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更好的高考成绩时，学校教育并不在于如何系统地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而是致力于对高考“抽样结果”的研究与琢磨，从而尽量减少教学内容，提高“高考内容”的教学质量。虽然这种做法会以牺牲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为代价，但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都认为高考成绩的提升足以弥补这个代价。如果我们坚持“教什么考什么”的教育原则，那么教什么与考什么的选择责任就在教育身上，对教育科学就更依赖；如果我们不得不坚持“考什么教什么”的考试原则，那么考什么与教什么的选择责任就落在了考试身上，对考试科学就更依赖。那么，高考考哪些科目，考这些科目中的哪些内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难度，这些问题的确定又是依赖于什么科学呢？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在考试科目上的游离非常频繁，而且我们看不出这种频繁的变革在坚持什么样的原理或者原则，反倒是经常出现倒转与反复。在高考的强势牵引下，学校教育对高考考试内容的应对也显得非常被动。当高考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非常固定，那学校教育也就会执着于在这些内容上提高教学质量；当高考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处于规律性的变动中，学校教育也会根据高考内容的规律性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当高考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不断变化，而且还没有可以遵循的变动规律时，学校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的取舍与选择，就很难把责任全部归因于学校教育的功利，高考自身的无序引领也是催生学校功利教育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教育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份儿上，表面上看该用板子狠抽“应试教育”的屁股，实质上则是方方面面的功利观念在教育环节的延伸或落脚。家长想借其孩子寄托自身未来，教师则欲凭借其学生体现自身的“价值”。而具体到学生，就只能做“功利教育”百依百顺的道具。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要回归到人的精神发展教育链条上来。由于浸透了功利主义，教育文化已丧失了人道主义精神，致使学生人格发展产生扭曲与变态，导致人们将学习看成是“鲤鱼跳龙门”工具，为了高考而学习，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出人头地而学习，而不是为了掌握科学本领而学习，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学习。结果是一旦达到目的就失去学习的动力，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也就失去心志。
2.值得沉思的中国人才教育议题
当今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技兴国、教育兴国，加快培养和吸引一流人才，加快强国兴邦的步伐，是中国面对的重大课题。
对于何以培养不出大师，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缺乏学术独立的机制，有人归因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不够牢固、精英教育不够突出，有人觉得是改革开放后扩招等产业化政策走了弯路，有人批评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中国社会重商抑教，甚至也有人干脆指责所谓“培养不出大师”是国人对当下形势不自信的表现、根本就是个不值得一驳的伪命题。无论怎样，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人才与教育乃是关乎未来的头等大事。毋庸讳言，最近十年中国教育取得了不少突破，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得以实现，高等教育也由精英化跨越到了大众化时代。不过，教育领域中仍有许多累积多年的顽症亟待“医治”，从奥数到高考，从特长生到特招生，从赞助费到产业化，从教材改革到民办教育。然而，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试教育已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固化。请看一个小学期末语文考试题，“弯弯的月亮只能像小船，不能像别的，否则就扣分”，去罗马的路只有一条“标准化”大道！把孩子的想象力、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统统扼杀了。中学、大学里的期中、期末考试，列出十二个复习题，不用说了，考试就要考其中的十个、八个，学生们只要背下来就能通过考试，获得高分！中学、大学所谓的英语“标准化”考试，只要按其模式，再加上熟练掌握各种题型的猜题技巧（包括作弊技巧），猜也能猜及格！至于学的是否是“聋子”“哑巴”英语、是否听得懂、说得出、是否学以致用，先不管，把中考、高考、学士学位证书拿到再说。
尽管多少年前就在提倡素质教育，可考试体系不改，还是一句空话。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素质教育迈出实质性前线。
（二）产学研脱节现象十分严重
一个国家缺乏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无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一个企业没有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只能在市场上随波逐流。但自主创新并不能自动实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就难有独立、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同样也就难以催生创新精神，从而难以产生创新成果。
促进科技创新，必须努力发展教育，广泛开启民智。从当前来讲，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构建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宽松的企业制度尤为重要，高技术的前沿创新更有赖于一大批高扬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大旗企业的崛起。邓小平同志曾说：“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创新只有与产业相结合才能焕发青春光彩，产业也只有不断实施技术创新才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二者都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因此学校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要把生产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才能有效提高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竞争能力。
然而，我国产学研三者的结合却不尽如人意，科技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万多家科学研究机构中，约3000家实行了企业化，占33%。绝大部分非基础性研究的科研开发机构还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难以开发出市场所需的科研成果；在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中，企业经费支出约占60%，而美国、日本、德国均在70%以上，表明我国企业科研开发的主体地位不强，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仍占相当高的比重，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根据2001年《洛桑报告》，“企业效率”是中国竞争力四大要素中表现最差的一个。不但其竞争力水平低，而且从1998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效率竞争力排名直线下滑，从1998年的第32名一直落到了2002年的第43名。企业科技竞争力不足是制约我国整体科技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企业效率成了影响中国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不利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全民素质的提高，发展高等教育，是国家和企业科技竞争力最重要的智力支撑点。如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而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普遍高于9%，美国在1961年时就达到1.2%，2001年提高到7%以上。中国2014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4.15%。近几年，中国高校不断扩张，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000万人，总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高校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更为严重。企业迫切需要的既懂设计，又精通外语、外贸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招不到，高校目前的培养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要求。如全国有180所高校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在校本科生7万多人，每年本科毕业生不到2万人。而全国从事国内外贸易的生产型企业已达870万家，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每年约20万人。但近年来电子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20%，远远低于全国大学就业平均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实践要求严重脱节，学生素质不符合社会对高层次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标准。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状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我国目前每年取得科技成果3万多项，在生产中稳定使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不足20%，而最后形成产业的只有5%左右。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超过50%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其原因是：科技成果自身与市场脱节严重，缺乏成果转化时效性观念，资金不足也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同时还缺乏有效的技术市场中介和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经纪人队伍，缺乏合理的、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估标准和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提升效益就将成为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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