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和基本特征。在社会转型时期，还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这样需要同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诸多矛盾问题。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各种矛盾交织，各种利益博弈，很多问题的解决处于两难境地。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许多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并使当今的中国社会处于高风险期。
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
目前，我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改革过程中有些政策选择的短期功利性以及超大型国家长期积聚和潜伏的问题，导致决策失误、高官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等危害社会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各类案件数量迅速上升，劳资矛盾冲突加剧，重大事故频繁发生，社会发展处在高风险期，社会安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一）中国社会阶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社会的结构总体上已从传统农业、农村社会结构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四个方面的变化。
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初步实现转型。2005年中国的总人口突破13亿。2007年底的总人口是132129万人，比1978年的96259万增加35870万人。2007年出生1591万人，出生率是12.1‰，死亡910万人，死亡率为6.93‰，净增68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17‰。与1978年18.25‰的出生率、6.25‰的死亡率、12‰的自然增长率相比，中国已经由一个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三高”国家，转变为“三低”的国家，呈现出现代化国家的人口特征。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7462万人。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很快。1990年全国65岁以上的人，还只占总人口的5.6%，2000年已达到7%，2007年为8.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1990年在总人口中高中程度的占8%，大专以上的只有1.4%，2007年，高中程度的占12.6%，大专以上的占6.2%。后者增加了4倍多，这就是说现在全国有8192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标志着我国正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产业结构上看，直到1978年，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全部就业劳动力中，农业就业占70.5%，第二产业就业占17.3%，第三产业就业占12.2%；到2007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转变为40.8%、26.8%和32.4%，初步形成工业化的就业结构。特别要指出的是近30年来，新增的3亿多职工中，约有60%是从农业以各种形式转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力，从经济效益比较低的部门向经济效益较高的部门转移，这既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表现。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中国的城乡结构状况也显著改善。一般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有的城市化还超前于工业化。然而，直到1978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还仅为17.9%，明显滞后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经过30年的改革和多方调整，到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比1978年增加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4.94%，接近50%的工业化国家标准。城镇人口新增4亿多人，其中60%以上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接受城市化、社会化的洗礼，逐渐转变为市民，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城乡结构。
当今中国社会成员的多元化，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大致形成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层结构；此后的3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产生了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其中又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1978— 2007年，中国工人总人数增加33711万人，其中有约60%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二是新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到2007年，这个阶层的总人数已达1396.5万人，拥有注册资金97873亿元，雇用员工5856.6万人，成长为一个具有很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阶层。三是社会中间阶层逐渐成长。据估计，2007年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23%，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38%左右，这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起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新的社会结构还是初步的，还不全面和不平衡，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就业结构方面来看，在占全部就业人口50%以上的非农就业人口中，有1.3亿多人是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很多其他社会问题。其次，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2007年，在中国的GDP构成中农业增加值仅占11.3%，而在当年的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0.8%，在人口城乡结构中农村常住人口占55.1%，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例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等等。此外，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远不是工业国家应有的橄榄型的结构形态，而是洋葱头型社会阶层结构。关键问题是，该减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增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至今仅占23%。
（二）中国社会各阶层重新调整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中国社会各阶层出现新调整和分布。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公务员、资本所有者、中等收入群体、体力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
所谓国家公务员阶层，是指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
所谓资本所有者阶层，是指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所有者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所有者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
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近似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阶层）概念。从字面上理解，“中等收入者”就是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的人。依照中国官方机构的定义，年收入在6万至5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属于我国“中等收入者”。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8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8000万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大约6.15%已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小私营企业主、发展较好的个体工商户等和“新中产阶级”；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典型的如大、中型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
所谓劳动者阶层，是指位于当今中国社会底层的那一部分劳动者，其共同特征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是指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甚至不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温饱型是指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过剩或一般的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是社会的主体。发展型是指拥有部分稀缺资源，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综上，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
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因其所处的生活、工作环境的不同、自身需求的不同，对社会的期望也就不同。具体表现为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和期望的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各阶层需要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
（三）重新洗牌的各阶层开始固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后展开并不断深入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中，已经形成并还在不断分化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层次。这种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力量整合、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主要阶层的情况，对于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从“一种身份”到“多个阶层”的农民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层经过了从“一种政治身份”到“多个行业阶层”的分化过程，大大改善了农村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之前，在“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内，国家权力成为影响阶层差别的主导性变量。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成分，农村居民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等政治性身份，成为确立政治经济地位的主要依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地主阶级土地被没收，被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序列中清除出来，并被强制参加劳动，逐渐成为农民阶级的一员，自此，中国农村形成了高度同质的阶级结构。1952年到1958年陆续形成的“户籍管理”、“用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交通制度”以及以户籍为必要条件的“福利制度”，正式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城市招工的渠道完全封闭、高考制度遭到废除，农民被束缚在以“工分”为中心的重复劳动中。农民社会流动的渠道被阻断、自由就业的市场被关闭，只能固守着与生俱来的“阶级标签”。在“一大二公”的生产体制内，农民阶级这种先赋性的“政治身份”很难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成分被逐步引入，控制社会流动的大门也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次第打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并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推动力，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和对个体经济的提倡、特别是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支持，为“农民非农化”的进程注入了拉动力。从农民阶层分化的轨迹来看，首先是实现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就地转化”，大量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不仅缓解了城市人口压力，还促进了农村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从1981年到1988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从68.11%降到59.13%，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1992年的1.06亿人，到2006年增加到1.468亿人。其次，受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的推动，特别是工业化扩展的带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逐渐涉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实现了农村以外的“异地转化”，农民工的人数从1998年的8900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2.3亿人。再次，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农村这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不断为城市化发展贡献优质人才，通过“身份转化”改变了“农民阶层的继承性”规律。在市场带动、教育发展和社会流动的作用下，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到1997年减少到49.19%。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农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比例一路下降，从49.1降到40.8%，保持了可喜的势头。
此外，在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中国在城乡之间还游离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脱离农村在城镇生活工作，却因为其农村户籍和农民身份，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这些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从政治性的身份界定到市场性的“职业”区分，中国农民阶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阶层和农村管理者”等阶层，大大改善了农村社会结构，阶层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了有机统一。
2.工人阶级已由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由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工人队伍来支撑，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地位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宪法里的领导阶级、现实生活中的草根一族，曾经辉煌的“工人”形象也随着第三套人民币（5元钞票）退出流通而逐渐黯淡，远不及公务员、教师、律师、会计师等热门职业风光。
随着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工人阶级队伍也面临着不同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一部分职工由于企业经营不好或者自身的原因而下岗失业、收入减少。同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无地或失地农民也大量地向工人阶级转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多。他们进入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尤其是一些艰苦行业，如占建筑、采掘业从业人员的80%、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的68%，环卫、家政、餐饮业等服务业从业人员的50%，而成为经济建设中的生力军。但也带来富余劳动力就业紧张，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待遇较差，以及政府管理、社会服务、企业责任的相互协调等问题。这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写照──当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时，当生活开始崇尚奢华时，当财富急剧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时，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就必然被边缘化了。无论是河南工人“开胸验肺”、广东工人“讨赔偿金不成怒杀老板”，还是吉林通钢工人“被煽动打死总经理”、河北工人“徒步赴北京上访”，抑或是广东东莞富士康工人的“十三连跳”，都反映了工人群体在劳动环境、权益保护等方面所遭遇到的困境。而农民工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却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还要忍受巨大的歧视，在工人与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彷徨，这些背后的辛酸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些由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似乎正加速沦落成一个弱势群体。
3.“新社会阶层”渐渐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是对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兴社会群体的总称。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社会群体：一是不同所有制产生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受聘于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二是新兴产业所包含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三是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四是边缘性的社会群体。主要指自由职业人员，即没有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而是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这类群体正在以不同的面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有些仍属于工人阶级，但有些已属于雇主阶层，他们普遍处于社会收入的中上层，可以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地位。据2006中国财富管理论坛资料，金融资产在1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家庭大约有300万户，中国持有流动性资产（现金、有价证券、非自住住宅等）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约为30万人，预计到2009年，中国富裕家庭的流动资产总额将从2004年的8250亿美元增至1.606万亿美元，增幅将近一倍。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不少企业的经理职位和一般职位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在20倍以上。在全部城市人口中，财富多的人（占全部城市人口10%）占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全部城市人口10%）仅占全部城市财富的1.4%。1978年，显示我国全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上升到0.49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差距合理警戒线0.4的上限。尽管因为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不能完全参照国际标准，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字匡算的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25年间，我国由通胀、失业率、贫富差距、城乡贫困率等指标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7%，城乡贫困率递增1.1%，显示总体上我国减贫成果是突出的，但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4%，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8%。可见，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将会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发展失衡。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协调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二、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衡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
（一）中国社会贫富的“马太效应”
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或者说，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相当部分财富来源呈现不公平和不合法，以北京为例，凭劳动致富者仅30%左右。从经验层面看，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这种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1.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
收入差距、贫富悬殊问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公平正义的大敌和绊脚石，成为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潜在危机。目前，中国贫富悬殊究竟有多大？中国穷人究竟有多穷？有记者采访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一位记者去山区的时候，借宿在山里的一户人家里。那户人家条件简陋，没有像样的伙食可以招待记者，就拿出几包方便面里的调料，经记者冲了碗汤，并告诉记者，家里困难，没有什么吃的，就只有这几包调料，希望记者不要嫌弃。记者看见那户人家的孩子面黄肌瘦的，问他们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孩子的父母未回答记者，眼眶先红了，母亲跑到厨房里抹眼泪，父亲蹲在门口叹气。孩子饿了，跑去问母亲要吃的，母亲从一个笼屉里端出一碗糊糊。孩子看着糊糊问母亲，调料呢？母亲回答说，家里来了客人，调料给客人吃了。孩子听了有些难过，却也很懂事地端着糊糊吃起来。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孩子告诉记者，他吃过方便面的调料，觉得很好吃，那是他生病了，家里费了好大的工夫找来给他当营养品吃的。他吃了后，觉得身体好多了。记者听完不禁落泪。这是中国农村穷苦人家的真实写照，与城市里的富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至于中国的富人有多富，从以1.3亿元人民币的售价登上中国豪华别墅“楼王”宝座的上海紫园的一栋顶级别墅，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富人有多富了。紫园位于上海松江佘山国家级旅游公园内，整个公园占地7000亩，包括一个人工湖面和一座高尔夫球场各占地1000亩，其余4000亩由上海嘉城兆业开发。紫园西区共规划为150块别墅用地，每户占地8—20亩，每栋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每户都按客户意愿定做，栋栋绝版。别墅组团间均有水系相隔，以保证每户都有面水的景观。所有的水道均蜿蜒相通，形成一套水上交通体系，提供一条可以荡桨垂钓的水上休闲路径。别墅售价每栋在1500万至4000万元之间。有三栋顶级豪宅，售价过亿。其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8号别墅，连水面在内共占地18亩，建筑面积1461平方米，其售价也创下了中国大陆单栋别墅的最高纪录。2007年，新闻媒体正式报道当年国企老总的最高收入已达到年薪6000万元，此后又被不断刷新。其实这只是个人财富在财务账面上反映出来的收入状况，还有私下发放的各类巨额补贴、公款消费，甚至还有通过权钱交易转化来的“隐性收入”，以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钱财等没有计算在内。新闻媒体不断披露大陆的贪官、“富二代”甚至“二奶”等群体定居国外后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购豪宅和高档汽车如买玩具一般，惊得那个世界最富国家的民众目瞪口呆。中国大陆的暴发户在个人财富占有方面已经实现了“超英赶美”的目标，其个人的富裕程度进入世界最先进行列。
2012年9月14日，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正式在京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该书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特征：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而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现象，使得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增加。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分析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2013胡润财富报告》称，截至2012年底，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千万富豪（含亿万富豪及以上）人数已达105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万人，涨幅3%；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45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000人，涨幅2%。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增速已连续2年放缓，且均为5年来最小涨幅。目前，全国每13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每2万人中有1人是亿万富豪。报告将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商人、高收入人士（如跨国公司高层）、“炒房者”和“职业股民”。
2.中国收入较高的群体向管理层转移
如今，官员已经成为中国收入较高的群体。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底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认为，国家干部（公务员）被公众认为是收入最高的群体。公众对职业收入评价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国家干部、演艺人员、私营企业主、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工的收入被公众评价为不如农民，这可能与农民拥有土地有关系，也说明作为“苦累脏险差”行业主要劳动者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课题组2001年、2005年的实际收入调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加最快的阶层依次为：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月均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极比，从1971—1980年的3.8∶1跃升到2005年的19.9∶1，差距越拉越大。这种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起了广大公众强烈的不满。
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因素，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增长的认同，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潜伏社会动荡的危险。当个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的财富达到“富可敌城”、当个人通过“政策允许”手段窃取的财富也达到“富可敌城”之时，社会真是非常危险了！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影响到国家正常发展。
3.中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
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城市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仅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1%—3%。2012年10月17日，全球将迎来第20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获悉，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1/10。2014年10月17日，中国设立第一个国家扶贫日，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贫困问题更多的关注。按照中国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目标，2014年中国将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
2014年10月17日，中国迎来第一个“扶贫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郑文凯介绍说，最近30多年来，中国一共有6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但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一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的标准，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2亿多人。二是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方面的诸多困难。三是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大部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方的贫困问题是我们难啃的硬骨头。”目前，我国农村贫困呈现如下状态：虽然中国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但致贫因素较多且复杂、返贫压力增大；虽然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虽然中国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总体有了改善，但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虽然部分贫困地区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积重难返；虽然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体得到初步遏制，但生态环境保护区农民的生计问题还没有稳定解决，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
（二）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一些人把打高尔夫、买豪华别墅、购名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中国的另一部分人，主要在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却因贫困而不得不在毫无安全可言的条件下出卖苦力。当然，在那些事故频发的煤矿、烟花爆竹加工厂以及毒害超标的各种加工厂卖命的也都是农民。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引发恶性事件，众所周知的安徽、河南、内蒙古的那些艾滋病高发区，卖血曾是农民感染该病的唯一途径。而农民之所以卖血，原因很简单，就是贫困！为了活命，他们以无节制的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职业卖血者”。
1.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警戒线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测定收入分配差异和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以收入分配公平度为中介影响着政治稳定。国际上一般将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超过0.4，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同时也暗示着政治稳定局面被打破。
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是一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性质，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处于0.2以下为收入分配高度均等；0.2—0.3之间为收入相对均等；0.3—0.4属于合理区间。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社会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
那么，中国显示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又是一个什么现状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1978年我国城镇基尼系数为0.16，说明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非常低，农村基尼系数处在0.2左右，比城镇基尼系数高0.04个点，这一系数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比城镇高，但仍比较均等。此时居民收入虽然比较均等，但实际上是共同贫穷，普遍贫穷。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得到全面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透露，中国的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20年间翻了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实际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9。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部分国家2003年贫困及收入分配状况表，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外，远远高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例如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也是西方国家贫富最悬殊的国家，2003年基尼系数为0.408，而中国的基尼系数竟比美国高出9.6%。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249，中国比它高出约80%。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316，中国比它高出41%以上。近邻印度这个贫富悬殊举世闻名的发展中的大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325，中国比它高出37.5%。
表征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度。但这种说法只讲对了一半。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尼系数的上扬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如果豪强的财富来路不当，或者制假贩假，或者坑蒙拐骗，或者欺行霸市，或者行贿受贿，那么，底层民众在生存比较中感受到太大的落差，并对暴富者心生怨恨，就有可以辩解的充分理由。因此，在拒绝“大锅饭”均分方案而接受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要缓解或化解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唯一的路径选择就是将市场运行纳入规范化的法治轨道，使博取稀缺资源的竞争成为公平游戏，以保证财富占有的价值正当性。
中国的贫困底线低于联合国划定的贫困底线，而贫富差别高于国际划定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企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我国基尼系数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财富集中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我国劳动报酬低于发达国家10.26个百分点，垄断行业、金融等部门职工占比在个位数，而工资收入占比却高达55%，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迅速拉大。这些数据怎能不让人惊讶。
2.中国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
2004年，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中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占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为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基尼系数为0.473。新加坡2013年的基尼系数为0.463，不过美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则高达0.477。因此，如果仅对比数据，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似乎也并不是特别地糟糕，虽然它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财富分配非常不均。不过，即使我们不去探讨中国公众对于官方基尼数据的质疑是否合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状也绝对比数据表象要严峻得多。因为基尼系数只是基于居民公开有据可查的正规收入而已，而并没有完全反映人们实际可支配或可享受的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差距情况。
一方面，中国还有许多穷人挣扎在温饱线下，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大陆，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上海的一栋别墅卖到了1.3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豪车，在中国的销量居世界第一。从1993年开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万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一位住在北京的顾客买走。世界上的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翠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其规模将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客户群。
3.“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取向
2010年5月，北京城里发生了两件全国闻名的事。一件是顶级声色场所“天上人间”夜总会被新上任的北京市公安局长查封，另一件是媒体明星任志强发表博文称“无论如何都不应为贫穷而自豪”。这两件事都登上了各大网站的显要位置，都引起了众多网民的争相热议。
“天上人间”被查封后，网上开始疯传“天上人间”诸佳丽的玉照及收入情况，网民们对这些金领色情服务者开什么车、出台一次收费多少津津乐道，却少有人对她们进行道德上的指责，好像一个淫窝的倒掉不是对社会的一次警示，倒成了一场宣传致富典型的财富故事会了。而任志强的文章也像是在为“天上人间”现象做注脚，他在文章中提出：贫穷不应自豪，穷是不努力的结果，穷人应该感到耻辱。相信那些暂时失业、满怀悲愤的“天上人间”诸佳丽读了任志强的文章，一定会觉得说到了心坎上。近些年，贫富差距拉大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有关穷富的话题也时常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国网民有仇富倾向，而这次任志强发表的文章堪称是用“斥穷”来回击“仇富”，又为穷富之争增添了新的话题。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句话，再加上亿万中国人渴望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前越穷越光荣的社会风气才开始转变。过去30多年，全社会都把创造财富和消除贫困当成目标，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凡事都应一分为二，贫穷固然不值得骄傲，可将追求财富当成唯一目标同样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比如，有的为了钱不择手段，三聚氰胺、地沟油、黑砖窑这些丑恶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只认钱、不认良心的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环境承受能力拼命招商引资，推行野蛮拆迁，整天和开发商混在一起，同样是钱闹的；再看“天上人间”这些色情场所，反映的不正是笑贫不笑娼的扭曲社会心态吗？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光有钱，没有公德、良知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鼓励致富，积极构建维护社会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同时，应强化法律意识、公德意识，净化社会风气，努力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不断完善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真正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
三、中国社会安全的潜在危机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和黑社会偏转逐渐增多，并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一）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群体事件，是指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不受社会既定规范约束，采取游行示威、静坐、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等方式，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干扰社会正常秩序、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各种群体行为。群体事件作为特殊的社会事件，能够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
1.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新的利益分配体系还没有健全，社会不公现象难以避免；另外，社会转型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转变。在此期间，人们的情绪、心态易出现波动，引发冲动行为，导致群体事件频繁发生成为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北京人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的“血案”尚未平息，云南普洱市又发生一起警民暴力冲突血案。据《云南日报》2008年7月20日报道，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胶农因利益纠纷与当地橡胶企业发生冲突，当地公安民警依法传唤在冲突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时，遭到当地部分村民暴力围攻，致使多名民警受伤、多辆警车被砸。公安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导致多名村民受伤，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这是继贵州瓮安“6·28事件”、陕西府谷“7·13”事件、惠州事件之后的又一起群体性冲突事件。连续一个月来，大众传媒对此评述应有尽有，反思、总结、建言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不知为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痛定思痛中，类似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群体性”爆发的征兆。正像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应该说，这句话比较公正，放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恰如其分，不过，倘若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就有以偏概全之虞了。
群体事件已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从贵州、陕西、云南，到广东、上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如果把问题归结到“一些人”身上，这样的“工作方法”同样是“简单”。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就算有人借机煽动，民众的情绪有如此低的燃点，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了极限？另一方面，一个月之内5个省市连续发生类似事件，如果石宗源先生说的令人信服，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转型时期，在经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对“刁民”要硬气。在这些人眼里，群体事件的背后都有黑势力策划和操纵，不除之不足以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当然，秉持第二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在持第一种态度者的默许或配合下，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老百姓稍有不从，就“随便动用警力”……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上升的趋势。中国社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指出：“群体性事件由来已久，但2008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年发生了贵州瓮安“6·28”事件、陕西府谷“7·3”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深圳宝安“11·7”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广东东莞“11·25”事件。再到2009年的“石首事件”等，结果的严重性一步步在上升。对于这一现象，除了一般的分析外，还要更多地从地方政府自身找原因。实际上，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背后，几乎都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共治理有关。
2.群体事件频发呼唤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以瓮安“6·28”事件为标志，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不管如何定性这些群体性事件，也不管当局如何处置这些群体性事件，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建立、兑现与完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必须继续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为什么群体性事件频发不止？原因当然有很多，恐怕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就是，以前一些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依赖动用警力摆平，于是，群众的矛头对准的焦点自然是可以直接感知的“人民警察”。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必须彻底转变。瓮安事件被免局长，贵州省委书记对此的反思就是最好的明证。因瓮安“6·28”事件被撤职的瓮安县公安局前局长申贵荣说：“遇到群体性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石宗源十分痛心地强调，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在面对群体性事件与群众利益诉求的问题上，首先想到的是“武力搞定一切”，而不是怀着心平气和、乃是暴力政治的心态，不是怀着真正解决问题、乃是敷衍塞责的心态，面对我们的“利益攸关者”，那么，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压根就不可能完成，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至为关键的前提所在。
必须继续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我们现在有没有利益表达机制？当然有，而且还相当不少。比如说，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地方组织法，以及相关的各种部门法规等等，无不对利益表达与利益诉求的权利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可是，规定也就只是规定。多少领导干部与公务人员真正把它当回事？真的当回事，恐怕又有赖我们的各级、各部门有良知、重法治的领导干部。我们现在太多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有效实施，更多的是依赖主政者和持权者的良知发现与政绩需要，而不是制度自行运转的逻辑。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逻辑，而非法治逻辑。这种现象委实令人担忧。如此道来，继续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这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预设。
必须继续完成从闭关封网到改革开放的转型。闭关封网体现在诸多方面：通过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以各种莫须有的名义，对信访群众、利益攸关者的监禁、软禁等限制人身自由；信访系统内部（包括各级信访机构、公安、检察院、人大、政府等机构）的买通、串通，搪塞、阻挠信访人；一旦问题出现，当局即刻封锁一切信息；清理、整顿、关闭各种“不合时宜”的网站、平面媒体等。特别是“和谐社会”被滥用以后，太多的言论、文章，群众的利益诉求，都因为“和谐”的需要被“和谐”掉了。太多的诸如此类的行为，无不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的忤逆与亵渎。因此，要继续完成从闭关封网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这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向要求。
综上所述，频仍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必然呼唤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当然需要现代执政思维。这首先就体现在：要继续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人治到法治、从闭关封网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这三个转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首要的就是执政党自身的转型。如果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后两个转型恐怕都是侈谈，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更是侈谈之侈谈。后两个转型既可视为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的需要，也可视为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必然之举。因为，如果我们的利益表达机制是依赖人治才能维系，才能运转，那么，这样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恐怕是一个脆弱飘摇、不堪一击的体制。如果我们的利益表达机制时而面临被“和谐”的可能，那么，这样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更是一个可有可无、毫无根基的体制。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就必须在这三个方面着重发力。
（二）黑社会恶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铲除的黑社会现象，在近三四十年又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害。
1.黑社会沉渣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社会很快被铲除，并且没有什么生长土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出现松动，个性自由解放的同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出现分化，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在一些政府无法完全控制、法制无法发挥效力的灰色地带，难以按照正规渠道获得利益，黑社会就容易滋生。中国目前的官方词汇并不承认黑社会的存在，对于涉黑的指控和处罚，都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罪名。据法学界人士的看法，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大体上每10年为一个发展阶段，2000年后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组织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化程度和规模不断扩大，且对社会的侵害不断加重。
进入21世纪以来，涉黑案件曝光数量日益增多，发案地区越来越广，社会危害性日趋严重，而且，开始出现涉案人员头顶社会“光环”的现象，他们有的为当地知名企业家，有的还是当地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显然，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在成为危害中国社会肌体健康的可怕毒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分流人员及其家庭承担了较多的改革成本，加上部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却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农民工，他们共同构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进入21世纪后，由于腐败和垄断导致的贫富严重不均，中国出现了收入分配加速分化的现象，缺乏机会、个人处境改善无望迫使许多贫困人员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走上涉黑犯罪道路，成为获得“血酬”的暴力提供者。据报道，河北林润良黑恶团伙20余名涉案人员中有近半数为无业人员，其余还有下岗职工和农民；而吉林展文波涉黑案中，19名犯罪嫌疑人有2/3是无业者和农民等社会底层人群。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转型时期黑社会的产生，甚至一段时期出现严重化趋势，都与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有重大关系，特别是与法治缺失的关系最大。在转型中国，法治缺失突出体现为法律还无法形成对各级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从前面的案例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并未充分履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维护者的角色，在反垄断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监管、产权保护、合约履行和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作为；然而，它们又依然掌握了太大的经济权力，在土地、矿山、资金的配置和市场准入、税收征管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往往又有太多不当作为。近年来，尽管中国在民主和法治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然而尚未达到社会可以依据法律对各级政府上述不作为和不当作为行动进行及时而充分问责的地步，当然更加谈不上可以提出改正意见，并且监督、敦促政府取得实质性改变。因此，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些根源性问题也就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2.黑帮渗透政经领域
从本质上讲，黑社会以金钱作为维持基础，为利益铤而走险，具有向经济领域扩张的本能。中国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很高，黑势力必然谋求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因此，中国打击黑恶势力与体制内反腐就具备了密切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最为腐败之时。
中国官方媒体指出，21世纪第一个10年黑帮犯罪愈演愈烈，黑帮老大和保护伞十恶不赦。新华社的《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说，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逐渐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2000年和2006年，中国掀起两轮打黑专项斗争，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没有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中国打黑除恶注定要打持久战。
在第一轮打黑中，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刘涌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刘涌的保护伞包括：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等。在2010年的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10多个厅级、副厅级官员。这些案例说明，中国局部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甚至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
黑老大变身红顶商人，四川富豪刘汉两兄弟“以黑护商以商养黑”。2013年4月，经公安部指定由湖北侦办，查获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被坊间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上市公司金路集团董事长，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而他更令国人熟知的，则是其捐建的“刘汉希望小学”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屹立不倒，被誉为“最牛希望小学”。刘汉还有四川“首善”之称，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余项。那么，在一连串耀眼的光环背后，刘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汉龙集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谜底终将揭开。从2013年3月至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作战，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这起代号为“1·10”的专案成功告破，也就此掀开了这一近年来最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庐山真面目。办理该案的公安民警辗转四川、北京、广东等10余个省市，行程数十万公里，全力侦破此案，追缴军用手榴弹3枚、各类枪支20支、子弹677发、钢珠弹2163发，依法扣押、查封、冻结刘汉等人及汉龙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名下的巨额资产，掌握了大量刘汉、刘维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犯罪和指使杀人等主要犯罪证据。
检方指控，1993年以来，被告人刘汉、刘维等36人无视国家法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称霸一方，在四川省广汉、绵阳、什邡等地及部分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其中，故意杀人5起致6人死亡、故意伤害2起致2人死亡、非法拘禁1起致1人死亡。此外，被告人还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寻求保护，巩固和扩张其社会影响力。专案组侦查表明，截至落网前，刘汉黑社会组织已经坐拥资产近400亿元，购置车辆数百辆，其中不乏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等大量顶级豪车。2014年5月23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的刘汉、刘维在湖北咸宁一审被判处死刑。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分化，产生了大量未从改革发展中分享到成果的贫困人群，他们游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边缘，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和疏导，铤而走险成为黑社会组织的一员。随着黑社会势力在中国大陆的悄然崛起，黑社会犯罪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和生活秩序，严重影响了一些地方的社会稳定，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
四、“黄赌毒”贻害无穷
近年来，“黄赌毒”丑恶现象在多地出现，而且具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一些地方“黄赌毒”问题屡禁不止，特别是在有些地方、有些场所已呈公开或半公开化；一些地方网络赌博活动顶风抬头，毒品暗流泛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一）色情服务沉渣泛起
2010年5月11日晚，北京朝阳警方迅速集结，对辖区内“天上人间”等4家娱乐场所开展集中专项检查行动。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娱乐场所因存在有偿陪侍等问题，被依法作出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一行动引起全国的连锁反应，很快全国各地的警方快速反应，对各种色情场所进行了专项检查行动。
1.“天上人间”从天上落入凡间
5月11日晚，朝阳警方会同工商、文委等部门，对“天上人间”这家被称为“北京最牛夜总会”进行突击检查。随后，“因存在有偿陪侍、消防安全等问题”，“天上人间”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
此前的“天上人间”——这座坐落在东三环长城饭店一角的夜总会——充满神秘，被人称之为权贵享乐之地、纸醉金迷之所。在坊间，“天上人间”有很多别号：“京城第一选美场”、“中国娱乐至尊”，“天上人间”里面的消费据说是以“百元钞票的厚度来计算的”，非平民所能企及。即便被查处的第二天，这家夜总会的保安也对前来“猎艳”的客人说：“（停业）用不了半年，过几天就能再开。”对于这种说法，很多常客并不怀疑，他们相信“天上人间”的能力。
“没有人知道‘天上人间’的水有多深”，许多人这样表述“天上人间”的“后台”。有关“天上人间”的背景，网上传言甚多。警方内部人士证实了其中两条的真实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在“天上人间”消费时，因纠纷与保安发生争执。该副局长遂将警方防暴队召至。但令这位副局长大跌眼镜的是，“天上人间”竟然也迅速调来了一支极其强力的队伍，双方剑拔弩张，最终，该副局长“未获便宜”。2005年，所谓的“天上人间头牌花魁”梁海玲遇凶身亡。时至今日，有当时参与调查的警方人士称，尽管案件至今未破，但依然能够记得，在该“花魁”住所，除查获千万之巨遗产外，还有多个外省高官电话。“天上人间”的背景，由此可见一斑。一位知情者称，如此背景，在于它多年的人脉积累。
2.卖淫嫖娼警情降逾三成
自2010年6月22日全国治安系统部署开展治爆缉枪、严厉查处“黄赌毒”违法犯罪、集中排查整治社会治安重点地区三项重点打击整治行动以来，各级公安机关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痛恨、社会反映最强烈的治安突出问题和治安乱点，坚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狠抓各项打击、整治、管控措施落实，严格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发动，取得阶段性成效。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治爆缉枪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查破涉爆涉枪案件7010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8070名，捣毁非法制贩窝点220个、团伙50个。全国爆炸、持枪犯罪案件同比下降9.8%和31.4%。
在严厉查处“黄赌毒”违法犯罪行动中，各地相继破获了一大批“黄赌毒”违法犯罪案件。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严厉查处“黄赌毒”专项行动，卖淫嫖娼和赌博警情同比下降35%和62.1%，达到近年来最低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查破来宾市特大网络赌球案，抓获涉案人员25人，依法冻结涉案银行账户400余个。在集中排查整治社会治安重点地区行动中，天津市公安局对未破的系列侵财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山东共排查出治安重点部位1.2万处、突出治安问题1.8万个，整治率分别达81.6%和83.3%。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各级公安机关严格督导检查。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将严打整治行动纳入2010年重点督察内容；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派出两个工作组对8个城市的重点打击整治行动明察暗访；河北省制定了定期派出工作组进行督导检查制度，并实行一周一统计、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调度；辽宁省实行“领导以职务担保，民警以岗位担保”责任机制，要求对于立案不实或虚报战果的，一经发现查实，对相关领导一律先免职、后查处。
各地公安机关在行动中注意强化宣传发动，努力营造强大声势。治爆缉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共张贴通告568万份，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602万份，受理群众举报线索3961条，从中查破案件2077起，兑现奖励171万元。有效地遏制了社会上色情活动，净化了社会风气，全面改善了社会环境。
（二）赌博陋习蔓延各地
随着中国有钱人增多，赌博已然在中国成风，已经给中国社会、国民个人和家庭造成了无穷的祸患。
1.网络赌博让参赌富翁倾家荡产
2010年6月23日，北京警方通报，破获“太阳城”特大网络赌博案，查获涉案人员120余人。警方称，该网站涉赌人员分布在21个省市，仅2010年以来，北京就有5.2万人次登录参赌，涉赌金额高达21亿余元。
该赌博网站结构严密，采取股东、总代理、代理、会员多层级运营模式。通过境外赌博公司提供的网络赌博管理平台进行赌博活动，主要提供有真人视频的百家乐、轮盘、扑克王等诸多赌博项目，其玩法与现实中百家乐或老虎机的玩法完全相同。在侦查过程中，民警发现该团伙隐蔽性极强：一是网站网址入口众多，且频繁变换登录方式和账号密码；二是涉案人员广泛，仅一个北京股东就拥有1500个代理级以上的赌博账号，其下线分布于上海、天津、福建等21个省市，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随后，警方专案组以网上网下同时侦查取证，掌握了傅湘荣、宝宁等股东级嫌疑人的犯罪证据、活动规律，摸清了北京地区该团伙主要代理人的组成结构情况。警方表示，该案是北京2010年破获的涉案人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网络赌博案件。
据主要嫌疑人供述，该团伙主要以现实社会关系为依托，通过类似传销形式发展下线代理及会员。会员向上级代理缴纳赌资，后由上级代理给其发放账号密码，充值后参与网上赌博。赌博结构中，设置有股东、总代理、代理、会员等多级运营模式。其盈利模式则是网站及代理人员通过对会员下注赌资“抽水”获利，一般可从投注额中提取0.5%—0.8%不等的提成。其中参赌的富翁不乏从开奔驰、住楼房，变成分文不剩的典型。家住大兴区的赵某因房屋拆迁，得到数百万的拆迁补偿款，购买了奔驰和楼房。赵某迷恋上网络赌博，不到3年时间，先后输掉存款、奔驰轿车，最后房产也成了别人的。妻子和他断绝了关系。2010年4月19日，大兴警方刑侦支队将赵某抓获，当场查获涉案电脑1台，银行卡3张。经审查，嫌疑人赵某对自己管理“太阳城”赌博网站并参与赌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赵某自称，被抓获后反而感觉踏实，由于沉迷网络赌博，把家产输得精光，四处躲债的日子让他追悔莫及。
2.“黑色联军”围困下的中国
在中国周边地区，一张庞大的赌博网已经悄然形成。这一网络原来以东南亚为主，多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境内。而如今，网络已经慢慢延伸到与中国接壤的缅甸、越南、老挝、俄罗斯、朝鲜，甚至蒙古国边境。很多境外赌场都禁止本国国民赌博，却特别“欢迎”来自中国的赌徒。自从中国警方严厉打击境外赌场招徕中国公民出境参赌后，一些赌场在想方设法卷土重来，他们想出雇人诱赌、出海设赌、网络开赌等种种花样，甚至为此不惜诱骗、绑架中国人。
周边国家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一侧纷纷开设赌场。这些赌场数量众多，已经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为了吸引中国公民参赌，一些周边国家开设的赌场把人民币作为同美元一样的结算货币，自由兑换。尤其是国内一些商业银行也在境外开设赌场的城市设立办事处、营业所，甚至在赌场直接设置自动取款机，为中国公民参赌提供便利。全面开花的境外赌博向中国警方提出了新的管理难题，内地游客要想参观港澳或境外一些知名赌场或公海赌船，只需报名参加该线路旅游团就可以了，在这些旅游团中，游客完全可以参与赌场、赌船上提供的赌博活动，而不需要另外办理任何手续，也不必害怕因触犯国内禁止赌博的相关法规而招惹麻烦。对于这类“违规动作”，旅行社暗箱操作，而且旅客自行参观赌场或在其中娱乐也属于个人娱乐行为，旅行社也不便出面阻止。
出境赌博死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近年来，中国公民到境外参赌引发的刑事案件每年多达数百起，数十人被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殴打、伤害、轮奸，一些人更是被残忍杀害。其中，在中缅边境，浙江桐庐人蒋平因赌博欠债竟然被关水牢40多天。近年来，已有一名中国男子曾因赌博而在越南芒街跳楼自杀；一名来自北京的中国公司人员在越南赌博破了产，在柬埔寨赌场游荡，最后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病死街头。与中国云南省接壤的老挝北部边境磨丁地区近年来突然出现一座“国际城市”。之所以称其为“国际城市”，原因是该地的宾馆设有大型赌场。离开赌场，穿过老挝的边境检查站后约1公里外便进入中国境内。赌场的停车场里停放着中国牌照的奔驰、宝马等高档车。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俄罗斯、朝鲜接壤的三角地带，距离朝鲜罗先市20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家中国香港大亨开设的名为“英皇娱乐中心”的豪华酒店。以前每年至少有5万人次国人去这家酒店“度假”，而唯一吸引他们的仅仅是那片刻的刺激——豪赌。吉林省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蔡豪文就是其中一位。2004年1月至11月，蔡豪文利用职务之便，以个人名义挪用、借用公款合计351.55万元，27次出境到“英皇娱乐中心”参与赌博，将公款挥霍一空后畏罪潜逃。司法机关全国通缉蔡豪文，其最终获刑17年。目前，俄罗斯已成为世界第二博彩大国，仅莫斯科就有约60家赌场，圣彼得堡至少有20家，但赌场发展最快的地区却集中在中俄边境周围，如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都建有许多赌场。其中与中国的黑河市隔黑龙江相望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及其周边共开设有13家赌场。中国赌客一般通过旅行团经黑龙江省黑河口岸，前往布拉戈维申斯克。蒙古政府同美国一家公司签订合同，委托该公司在位于中蒙边境的扎门乌德开发赌场、购物中心、酒店及机场等设施。蒙古官员与美国企业家希望“这个牛羊比人还多的边境小城有朝一日成为赌博和旅游胜地”。
（三）毒品暗流泛滥成灾
毒品犯罪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害，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开它的浩劫，然而毒品的泛滥又是一个极难治理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的普通百姓来说，毒品祸国殃民，曾经是早已过去的旧时代的一场噩梦。然而在今天，毒品又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给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了巨大威胁，社会危害日益突出。
1.毒品犯罪手段现代化
《南方日报》2010年6月23日报道，黄埔海关破获“10·9”系列特大毒品走私案，该系列案件由4起特大案件构成，共查获走私海洛因1033.36千克，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不仅创造了新中国海关缉毒史上之最，在新中国禁毒史上也是查获走私海洛因数量最大的案件。仅黄埔海关在2010年6月就查获这么多的毒品和走私犯罪分子，可见毒品走私犯罪已经达到何等猖獗的地步。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毒品犯罪分子虽然没有完全舍弃传统的犯罪伎俩，但在更多情形下，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以隐蔽、快速、安全地实施毒品犯罪活动，已成为主要趋势。他们利用汽车、火车、轮船、快艇、飞机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通过陆路、海路和空中航线，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走私、贩运毒品。1996年长航重庆港警方在开展的“严打”斗争中，共破获涉毒案件150起。1996年广东、云南警方所破获的“9601”特大贩毒案，共缴获贩毒汽车16辆，快艇1艘。在贩毒活动中，利用移动电话、传呼机、传真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通信联络也是毒贩的重要手段之一。1995年6月，广东省破获了一起境内外组织相互勾结，由境外贩毒集团策划、组织、操纵、遥控的贩毒大案。犯罪分子动用了各类汽车、移动电话、BB机等现代运输、通讯工具，组成犯罪网络，罪犯在数千里外长途遥控指挥。此外，在毒品贩运中，犯罪分子虽然不乏以“空心藏毒”、“混杂藏毒”，以人体肛门、阴道藏毒的传统手法携毒、藏毒，在不少场合还采用了涉及现代化工、物理、医学、电子等高科技手段；有的将毒品植入携毒者体内，或叫其吞入体内，过关后再用手术取出；有的将毒品溶解于饮料、食品中，或掺杂于其他材料中制成浴衙、碗碟以及橡胶、塑料制品；有的通过特殊方法将毒品与油画颜料混合，制成油画入境后再提炼还原，等等。
2.新兴毒品犯罪滋生、蔓延
自20世纪90年代起，冰毒因制造简易、价格便宜等因素，在中国大陆成为重要毒品之一，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迅速蔓延。几乎同时兴起且和冰毒同属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是K粉（氯胺酮，或称K他命）和摇头丸，这些毒品犯罪特色为：以18—25岁青少年居多，吸食主因为符合彼等追求快节奏生活、寻求发泄、拼命玩乐和工作的生活方式。吸食者大都不知其为毒品和其危害性，且不认为是违法，更混用多种毒品，导致毒性更重，造成犯罪多在事后，以色情和暴力为主，对人身（尤其是女性）的残害和性病的传播最严重。
贩卖、吸食、滥用场所常发生在大中型城市PUB、KTV、电子游戏、歌舞娱乐、三温暖按摩、录像放映、美容、茶座、酒吧、网吧、宾馆饭店等公共娱乐场所的聚会中，容易带动、传播，使吸食人群的数量、范围逐渐扩大。吸食地域逐渐从沿海向内陆、从城市向县甚至乡镇发展，有些娱乐场所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为谋暴利，提供毒品或购买管道，使新型毒品与赌、嫖一体化。吸毒与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吸毒人群存在，就有毒品犯罪。制售毒品为吸毒者提供吸毒材料来源，吸毒者为制售毒品创造销售市场，此二者共生共存，互相依赖，互为促进，引发了更多的犯罪行为。一方面是吸毒者成瘾后，摆脱不了毒瘾的煎熬，为了满足毒瘾，铤而走险，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获取钱财，进行偷扒抢窃，贪污、卖淫，甚至杀人的犯罪活动；另一方面是贩毒分子疯狂地报复社会，时常进行恐吓、暗杀等活动，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目前中国数百万吸食毒品的人口中，85%以上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面临着青少年吸毒人口大量增加的严峻挑战，至今仍然没有禁绝。
3.中国严峻的禁毒形势
中国毒品犯罪危害严重的西南、西北地区恰恰是历史上烟毒危害最烈的地区。从目前毒品违法犯罪严重泛滥的地区来看，大都是旧社会毒品盛行的地区。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种植、吸食毒品相沿成习，毒品违法犯罪现象始终没有根除，甚至有部分人认为种植、贩卖毒品是上辈传下来维持生计的本领而不是犯罪。
中国面临异常严峻的禁毒形势。2012年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1年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公布5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通报指出，受境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禁毒工作总体形势依然较为严峻，毒品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通报指出，从审判实践的情况看，当前中国的毒品犯罪呈现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仍居主导地位，但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在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一些新类型合成毒品也不断出现。二是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高发，制造合成毒品犯罪呈愈演愈烈之势。三是毒品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比例较高，团伙化、集团化趋势较为明显。四是毒品犯罪分子中累犯、再犯的比重较大，部分毒品犯罪分子在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此外，因吸毒诱发的侵财性、暴力性犯罪频发，其中一些案件危害严重，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3年4月8日，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在“湖北省百万青少年反毒品行动”启动仪式上指出，受国际毒潮泛滥等因素影响，中国当前毒品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他指出，中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100余万名，因吸毒死亡人数累计达33975名。中国西南境外的“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和海洛因产量居高不下，大部分毒品进入中国。中国西北境外的阿富汗鸦片和海洛因产量占全球的87%，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此外，中国国内制贩冰毒、摇头丸犯罪活动仍很严重，非法种植罂粟和土法加工海洛因的问题出现反弹，易制毒化学品和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流入非法渠道的问题屡禁不止，娱乐场所吸、贩毒问题仍很突出。
中国严峻的禁毒形势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毒品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影响。要根治中国毒患，解决西部毒品问题便成了关键。西部地区是指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包含的大西部，即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6个省以及重庆市共12个省、区、市。一度被国家禁毒委员会确定为毒品危害严重的6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5个（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四川省、甘肃省），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13个地区中，西部地区占了8个（云南省的巍山县、贵州省的六盘水市、四川省的凉山州、甘肃省的临夏州东乡县和广河县、陕西省的潼关县和西安市的新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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