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文化系统正常运行、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当文化安全受到由于技术和市场所推动的全球化威胁时，所造成的可见后果是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娱乐化和商品化。与之相应的潜在的后果主要是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些都将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而只能导致文化的瓦解。由于传播技术对文化的控制与垄断，威胁着文化多样化，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视觉化，对文化造成多种破坏，因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的物质根源。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化吸引力以及文化传承能力是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本要素，它们关系着文化的续存和影响力。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对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促进不同文化间有意义的互动和共同发展。
一、来自文化霸权的安全威胁
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并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综合体。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冷战结束后，人们意识到一国的安危不仅仅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离不开文化这一“软实力”。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推动了文化全球化，国际互联网络迅速普及，中国加入WTO，美国在全球推行其“文化霸权”战略等，这些环境因素在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入交流的同时，也使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一）文化霸权的全方位侵蚀
在数字化条件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相互交流、融合、渗透、冲突。以西方大国集团主导下的全球化，不断地通过大众传媒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蚀和文化扩张，如通过发达的卫星通信系统和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利用各种途径把承载西方价值观的书籍、电视片、电影等精神文化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
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他国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其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就是最有力的进攻。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乎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比如，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称之为“极权主义”，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这么做的目标只有一个：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具体方法上，西方势力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进行全方面渗透，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而中国作为相对被动地接受美国信息的国家，在对抗西方单一文化的渗透，防范信息霸权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集体失语”现象。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中，没有什么比文化认同的失去更可怕。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已赫然将维护和推动其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统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有加强趋势，使中华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把在国外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冷战结束后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中国作为苏东剧变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成为这一战略攻击的重点，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及其维护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美国这种“软力量”的强大攻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试图以其文化价值观“重塑”冷战后的世界。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文化霸权的压力。目前，60多个国家正在讨论签署一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联合国公约，旨在阻击“美国制造”的“巨无霸文化”，帮助其他国家保护本民族文化。中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同样面对美国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扩张，民族文化个性的健康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
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美国有一套完整的专门针对中国并力图瓦解中国人意志与价值观的战略图谋。从1951年起，美中央情报局就制定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从《十条诫令》的内容看，美国对华战略、政策和策略可见一斑：①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③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④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种子。⑤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⑦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⑧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⑨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⑩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二）文化“软实力”的渗透
冷战结束后，美国约瑟夫·奈“软力量”理论的提出，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美国在文化上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另一方面表明世界竞争战略由于国家实力来源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出现的战略重点转移趋势。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文化交流之名，行文化霸权之实，大肆推行文化渗透、文化扩张与文化殖民，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和中国文化发展形成了严峻挑战。
其实早在约瑟夫·奈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前，美国一直是把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发展因素放在与军事和经济等同样重要的地位的。他们也坦言，不是靠原子弹而是靠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意识摧垮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庞然大物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在这里就衍生出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文化霸权是指文化“软实力”的运用，表现在通过对外援助、利用文化交流和借助大众传媒等方式强行推行其价值观和民主、人权标准，以此来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企图实现一统天下。它是美国传统的霸权心态的当代体现。正如亨廷顿所言“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可见文化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总是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每一个体行为，赋予其根据和意义，在当今知识与信息时代发展中谁能领文化之先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此，美国也是非常重视的，“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已赫然将维护和推动其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统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因为“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步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能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是我们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当其他国家也希望产生我们所希望的结果时，我们就可以用比使用强制力少得多的代价得到它。”
美国以“大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作为理论依据，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利用国际文化交流，进行渗透和扩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纬度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增强，使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合法性不得不受到冲击。“巨大的规模、复杂性和极快的速度是当代全球化区别于过去全球化的重大标志”。当国门洞开、信息交流，人们的交往与联系更加快捷迅速之时，人们也开始在切实的比较中，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更多思考，发现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受到威胁，曾经自信的文化传统受到质疑，文化自卑和惶恐便不由人们不对以往的认知多一些深层的思索。
在全球的博弈中，最好的选择是“双赢”，最差的结果是“邯郸学步”，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当今在文化领域中，没有学得外来精华又失去传统的大有人在，对传统文化的忘却速度让人吃惊，而对文化问题的诸多质疑也是时常在心头盘旋，却没有太多让人信服的答案。当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当怀着极强的目的性或心理暗示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很多人在鱼龙混杂之中采取的是无判断的全盘接受。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横行，以及充斥色情、暴力等格调低下的图片和文字的传播，扰乱人的思想、意志，控制人的价值观，进而动摇的是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凝聚力。当下，言必称西方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惯性，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创新却不多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被称为创新的部分，几乎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式、手法的袭用，从意识流、朦胧诗到泛性论表现，叙述主体的介入，无不如此。文艺批评的话题，从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直到这里说的全球化，全是西方话语，在这方面，中国最好的批评家也只是复述西方的话语而已”。
（三）利用经济渠道的文化“植入”
细数一下我们生活中的美国元素，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碳酸饮料、连锁快餐店、口香糖……都源自美国。在全球化的时代，无须一兵一卒就可以侵略、控制一个国家，通过商品、知识产权、银行、金融系统和媒体宣传同样能做到，“战争崇拜”依旧，只是变换了形式，在不知不觉中席卷全球。美国学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地区和国际性经济组织作用的加强以及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一种相对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而这一“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的一大目标就是要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权力来逐步瓦解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文化体系，使美国的价值标准成为未来世界的评判标准。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充分利用其经济强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进一步提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单方面的文化“植入”成为一股汹涌而至的浪潮。
我们指出中国文化面临的外来威胁，并不等于要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对于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挑战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与鉴别，对以建立单极世界或单一化社会为目的的文化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势必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一方面，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形成的思维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消解民族文化，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和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正如有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中具有不同基本价值需要、运用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各利益集团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进一步发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弥合的分裂，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与此相关，诸多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也一并遭到怀疑，由于失去文化价值的支撑而必然产生的“合法性危机”将导致国家意志、价值观念、国民心理上的全面崩溃。在组织内部，组织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组织内部出现一种离心现象，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严重的无序化状态。与此同时，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被动摇，引发诸多社会、心理问题。这种图景是悲惨的。
二、互联网严重冲击中华传统文化
当今信息时代，人类已经进入网络社会。在电脑联网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互联网络虽然诞生尚不过40多年，却通过全球的数千万台电脑联网，形成了一个在光纤和电缆里存在的另一个地球、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村落。在这个全球网络中，远程教育，成人甚至老人都可以方便地进行自我再学习；远程医疗，你可以请远在异地的名医为你诊断、甚至执刀；远程遥控，从外地出差回家前，你就可以通过手机接通网络遥控家中开窗通风、调整温度、让微波炉给你热一杯奶……所有这些无疑表明，人类文明将进入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会。40多年来，与人们生活日益密切的计算机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会不仅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方方面面，而且正在改变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并对传统国家文化产生严重冲击。
（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进步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推动。近年来，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信息互联网得到迅速发展，并赶上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潮流。
1.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
中国网络技术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却较快。1989年，我国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建设，但因为种种原因，各方面建设的进展较迟缓。但自从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建设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1994年，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建设为代表，我国互联网建设进入加速期，先后建成了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中国科学技术网、中国金桥信息网和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四大骨干网，使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1998年，CERNET的研究者在我国第一次搭建了IPv6试验床。2001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在北京建成并通过验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2003年，国务院批复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导的八部委“关于推动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有关工作的请示”，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CNGI项目开始实施。2008年12月3日，从“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阶段总结和成果汇报大会”获悉，从关键设备IPv6核心路由器到相关软件及应用，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群，改变了第一代互联网时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并为未来我国信息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互联网在我国经过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工具。特别是新闻、教育和文化，在互联网上得到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新闻舆论的重要力量。据调查，我国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互联网日益成为影响广泛、深受公众喜爱的大众媒体。网络媒体的影响力越大，对其权威性、公信力、诚信度的要求就越高，诚信关乎网络媒体前途命运，是网络媒体做大做强的前提。加强诚信建设也是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互联网WEB2.0技术应用日益广泛，视频分享等新业务应运而生，更多网民参与网上内容创造。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宽带网民数达到2.14亿人，也跃居世界第一；CN域名注册量达1218.8万个，全面超过德国de域名，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这三项重大突破举世瞩目，互联网大国规模初显。2010年5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数字化和网络化进展迅猛，新媒体新业态开始唱主角。在3G等概念的推动下，手机网民一年增加1.2亿，达到2.3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60.8%，手机上网已成为我国互联网用户的新增长点。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底新增6303万；中国域名总数为3120万个，其中“.CN”域名总数为1636万个，占中国域名总数比例为52.8%，“.中国”域名总数为35万个；中国网站总数为423万个，其中“.CN”下网站为213万个。网络发展重心从广泛走向深入，移动金融和移动医疗等领域也在扩张，移动互联网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我国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据统计，2012年我国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7.6%。2013年11月11日，淘宝网上的支付宝交易总额最终定格在57.5亿美元（约合350亿元人民币），总成交笔数达1.71亿。《纽约时报》称，中国“双十一”网购日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型的电子商务活动。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是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方式，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源，网民通过微博、论坛、贴吧、博客等现代网络传播方式，从不同层面来记述与评判社会事件，并开始关注与自己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事情。这促使网民的行为具有更多的公共性，为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多途径。但是，自媒体时代的意见表达，也可能由于缺乏法律与社会道德规范，演变为个人发泄怨愤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因网络动员的交互性与传播的快速性而变得更具破坏性。在自媒体时代，特别是微博诞生之后，由于信息发布的平民化、个性化、交互强、传播快等特点，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观点。这种观点经过网络传播极易引起舆论响应与集体共鸣，从而使一个微小的事件演化为一个社会焦点话题。随着事件的发展，它甚至会产生连直接利益相关者都无法掌控的破坏性力量。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使政府和民众之间有了一条有效的沟通渠道，为政府实践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当前中国的电子政务大大提高了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提高了政府机构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降低了管理成本，并使政府管理模式向服务型转变。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现行社会结构和体制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从经济上看，互联网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全球化又使经济自主性受到影响。
2.互联网的作用越来越大
如今，网络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革命性变化。网络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以及军队的战争形式和个人生活形态，网络的社会化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越来越依赖于这个神秘的空间，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前所未有的财富。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政治作用，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国内外敌对势力也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在网上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和颠覆活动。有媒体把互联网视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网民“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鉴于我们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的屏蔽能力还较弱，如何利用互联网加强新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先进思想文化在中文网络上占据主导地位，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积极防范、打击和取缔网上的非法政治活动，是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利用互联网的商务能力，加强中国的电子商务建设。中国电子商务始于1997年。在1997年和1998年，中国电子商务的主体正是一些IT厂商和媒体，它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电子商务的“启蒙教育”，激发和引导人们对电子商务的认识、兴趣和需求。经过这一阶段，在1999年和2000年，以网站为主要特征的电子商务服务商在风险资本的介入下成为中国电子商务最早的应用者，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电子商务的主体。随着电子商务应用与发展的深化，随着资本市场泡沫的破灭，网站电子商务开始跌入低谷，而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却开始大规模进入电子商务领域，中国电子商务从2001年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企业电子商务成为中国电子商务新的主体。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200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2.17万亿元，比上年度增长90%。中国网络购物发展迅速，2008年6月底，网络购物用户人数达到6329万，半年内增加36.4%。截至2008年12月，电子商务类站点的总体用户覆盖已经从9000万户提升至9800万户。诚然，在我国发展电子商务还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如企业的信息意识问题、观念问题、人才问题、法律规范问题、资金流通习惯问题、消费群体问题等，这些都需要通过研究、借鉴和探索，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但我们绝没有理由回避甚至抗拒电子商务发展。“大江东流挡不住”，电子商务时代终将来临。在21世纪，电子商务势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3.网络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互联网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可以说互联网是人类科技发展的奇迹。现在互联网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社会基础设施，互联网带动了一批新兴的产业，并开始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一不打上网络的烙印，它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
网络的出现不仅为人类的交往构筑了新的平台，而且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大变革。人的思维运动借助于虚拟和数字化来表达事物，并在虚拟空间中构造出了新的事物，制造出了在自然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由此形成了虚拟现实和虚拟世界，这就引发了人类思维和行为框架的转换。虚拟正在改变我们的时代和人与世界的中介方式，人类正在从现实性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到虚拟性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是对“真”和“假”的新理解。虚拟是以数字化的构成方式，使“真”与“假”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正如魔术是假的一样，虚拟的东西也是假的，它只是一种数字化的存在，与被虚拟的对象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另一方面，虚拟的东西又是真实存在的。它具有真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是人们能够感性地感受到的。这便引发了对于传统思维框架中真与假的概念的超越，引发了对于传统思维方式和哲学基本观念的突破。二是对可能和不可能的新理解。虚拟打破了传统的真与假的分界，也打破了传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分界，产生了对可能性的新理解。传统思维模式立足于现实性，是植根于现实性的思维，而现实仅仅只是诸多可能性中实现了的那种可能性，还有许多可能性被遮蔽了或阻断了，由于虚拟技术的出现，人类就有可能再现那些被遮蔽或阻断的可能性。虚拟作为“真的假”和“假的真”的统一，其根本特点是指向现实性中的不可能性，或者说指向不可能的可能性。这一点若是能够成立，我们的许多概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三是思维的可感性问题。现在人类借助于虚拟技术，用数字化形式构成新的事物，制造出了现实中无法存在的事物，或者通过数码关系替代现实关系，通过启动数码关系而使实际关系按人的目的运转起来。网络创造的虚拟空间，使得思维行为化、感性化，成为如同行为过程一样的实实在在的系统，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存在。思维过程具有了可感性，思维的结果也具有了实在性，即虚拟的事物具有了如同现实生活世界中那样的可感知的客观实在性。这便引起了思维的存在方式的新革命。四是设计性思维的突出。网络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是形成了求解性逻辑。通过数字化方式把人类的策略性的求解性认识作为自己的主要分解对象，从而超越了原有的知识构成和知识分类方式，它把经验、智力、智慧这些在原先的符号系统中是无法逻辑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建构对象，从而导致了思维建构方式的革命。这就使得我们对世界的构成从求知性认识进入到求解性认识，从定义式思考进入到策略性思考，从静态的表达进入到动态的表达，使得思维的设计性更加突出、更为重要。
（二）网络生态环境极其复杂
网络空间环境的好坏，无疑关系到人们生存质量的高低。如今，网络已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或“第二生存环境”。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网上购物、拍卖、聊天、电子邮件、网络电话、网上直播……“网络热”在全球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一项技术倾注如此大的热情、寄予如此大的希望。然而，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开始出现一股浊流污染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程度甚至可称为“网络环境危机”或“网络生态危机”。
1.网络空间危机四伏
由于人们对网络的滥用、误用，给网络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使网络生态失调，危及网络安全，严重影响网络的运行。如网络信息污染、网络安全危机、“网络私人空间”危机、信息膨胀与信息短缺、文化多样性危机等。
网络信息污染。垃圾邮件、网络色情、网络谣言、网络虚假信息等严重污染网络环境，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公害。一项名为“网络十大罪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第二大罪状为垃圾邮件，第三大罪状是网络谣言，第五大罪状是网络色情。在当今的互联网世界，人们只要打开电脑，就可能遭遇铺天盖地的垃圾邮件的轰炸，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骚扰，以及网络色情的诱惑。这不但有碍网络环境的纯洁，对人们的生活和青少年的成长构成威胁，而且占用大量宝贵的网络资源，大大降低了网络运行的效率，也使市场经济的“帝王法则”——诚实信用原则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网络安全危机。网络病毒、骇客及骇客行为、网络犯罪等对网络安全已构成威胁，严重危及网络环境的安宁。一是网络病毒对网络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自1987年10月发现第一例计算机病毒以来，计算机病毒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计算机本身的发展速度。计算机病毒一旦与网络联姻，其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危害就更大。“电子珍珠港事件”——莫里斯蠕虫案、CIH病毒以及刚刚出现的“爱虫”病毒对互联网的侵袭，使人们达到了谈毒色变的程度。网络病毒犹如比特原子弹悬在网络空中对网络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成为人类第二生存空间的“核威胁”。二是黑客及黑客行为令网民不安。骇客是由早期黑客演变而来，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破坏性最强、最黑的黑客。黑客也许是人类社会最让人难以捉摸的一群人，他们有时扮演网络侠客的角色，有时扮演网络流氓、网络罪犯的角色。今天，黑客中的许多人背离了早期黑客的哲学，成为所谓的“骇客”。他们在网络空间乱砍滥伐——“劈”，在著名网站乱涂乱画——“黑”，已经发展到故意进行数字破坏的程度，成为网络环境中的“偷猎者”。三是网络犯罪日益增多。网络犯罪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是最严重的破坏网络环境的行为。网络犯罪主要包括网络盗窃、网络诈骗、数字破坏、网络教唆等形式。网络犯罪率正呈逐年上升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
文化多样性的危机。网络本身是全球一体化的，知识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和“强势文化”在这里最容易找到用武之地，从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这不仅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抱怨，也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目前，信息网络的交流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出现信息垄断。据有关统计，在互联网络中，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内容约占5%，其他语种的内容只占5%，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占据着信息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又给其带来垄断利润。处于信息交换劣势地位的国家、地区、阶层、群体、组织当然难以获得预期的利润。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的萎缩，危及网络文化生态的平衡。
网上霸权主义导致网络生态系统资源的垄断。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发展程度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知识普及的差别，导致网络信息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信息总量的80%，而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却只拥有总信息量的20%。信息大量集中富国的结果，使得信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威胁——信息贫困。信息资源大部分被发达国家垄断，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观，传播利己主义，试图达到“信息殖民化”的目的，甚至发布恶意的政治信息，破坏他国的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信息分解者的信息意识不强，不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导致信息分解不及时；信息消费者的信息素养、思维方式、处世经验等因素也影响着信息的利用、吸收与同化。
信息膨胀与信息资源短缺。信息是网络之水，网络之源。一方面人们对信息的崇拜造成“信息爆炸”。虚假信息、无用信息、过时信息、垃圾邮件的激增致使信息交通拥挤，作息渠道阻塞。信息高速公路越修越宽，但依然赶不上信息膨胀的速度。另一方面，在“我快被数据淹死了”的呼声中，又难以觅得真正需要的有用信息，信息资源短缺成了网络时代的又一大难题。
2.网络空间直接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空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空间，但发展非常快，短短几年就已遍布全球，渗透到金融、商贸、交通、通信、军事等各个领域。网络秩序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在网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也在行使着它的权力。这个空间是一种新的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领土、领海、领空具有同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网络主权与领土、领海和领空主权同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空间受侵犯，也是国家主权受侵犯，它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领土、领海或领空受侵略。网络主权保卫战，是未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一旦信息网络遭到攻击并被摧毁，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亦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国家机器就会处于瘫痪状态，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因为信息网络的这种重要性，决定了信息网络必将成为未来战争重点攻击的对象。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主要目标，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在整个网络空间所进行的各类信息进攻和防御作战的网络战，将成为21世纪战场上最引人注目而又不易察觉的作战行动。
（三）中华文化受到互联网的严重冲击
从文化上来看，互联网的影响更为突出。中国网络文化的内容普遍存在一种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倾向，以满足娱乐需求为主。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网络娱乐已经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网络通俗语汇也逐渐侵入了书面语言并为人们所接受，成为网络娱乐文化对现实文化的一种强力渗透。
作为一把“双刃剑”，网络技术也给社会带来消极的东西。必须指出的是，网络技术所培植出来的文化，并不都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化会给各种色情和暴力文化以及犯罪等提供机会。随着计算机网络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为人们越来越多地熟知和了解，网络世界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也开始大量地暴露出来。各种各样非理性化的、病态的行为如网络病毒、网络犯罪、网络黑客、网络色情等，严重危害社会信息系统的正常运作，威胁或破坏网络信息设施的安全。二是网络化容易造成人们过分依赖网络而成为网上寄生物。随着网络化程度的提高，将会使人类的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高度依赖计算机网络系统。只要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靠网络组织起来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将会全面瘫痪，以至无法生存。人类既是网络的创造者，又是网络的寄生物。此外，网络化最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消除了人们异地交往的时空障碍。由于网络造就的“虚拟现实”可以宽容地接纳任何阶层的人员，使人们感觉无比自由、安全和舒适，因而人们更加喜欢利用虚拟的“人机交往”替代现实的“人际交往”。但长期下去，人们便可能过分依赖技术器具，沉迷于随心所欲的“网络空间”，回避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感受，混淆了“人机关系”和“人际关系”概念，最终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人性化的生活能力。三是网络可能会造成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英语主导着互联网。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的信息占了90%以上，法语信息占5%，而汉语信息所占不到1%，这显然不能全面反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语言是人类信息交流的重要的和基本的载体，语言的形式、类型和结构往往影响到信息内容的传播和接受。英语网上霸主的地位，直接威胁大批的非英语语种特别是小语种的生存。因为如果你想上网获取网上信息，你就必须好好学习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的语种——英语，反过来，英语世界的人们则没有学习其他语言的必要。网上语言竞争的结果，最终将可能会导致小语种的消亡。一种语言或文化的失落，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的某个组成部分的消失。
互联网成为信息强权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有力工具。借助网络技术，哲学、宗教、文化、艺术、道德等等意识形态加速了在全球的流动，它给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迅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但是，东西方经济基础的差别，造成了信息资源占有上的差别，进而造成信息流通的不对称。当前，美国利用网络控制信息的能力，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当前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西方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利用网络大肆传播渗透。美国是国际网络中心，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上网人口和3/4的电子商务。网络相关产品中的绝大部分也来自美国，美式英语是通用的网络语言，85%以上的网站使用英文。网上传播的也都是美式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面临被同化、被湮灭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正在成为难题。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将受到严重的挑战。网络强化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使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变成了西方化。在网络中的“按国际惯例办事”，实际上是按西方国家的“规则”行事。当然，文化扩张由来已久，西方国家以信息传播的形式，向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渗透，早就被称为“无硝烟的战争”。在网络迅速发展的支撑下，这场战争将愈演愈烈。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乏向世界其他各国清楚地阐明自己国内事务的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虽有自己的新闻机构，但很少能把国内信息传到国外。其他国家得到的关于它们的消息多来自西方国家。并且，由于互联网作为跨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媒介这一点没有被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目前没能充分利用互联网传递自己的声音，帮助自己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
强势文化给中国文化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中国只有迎头赶上，积极参与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据统计，截至2012年5月，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约占90%，对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统计，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这两项指标都达到85%以上。这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互联网信息的绝对控制权，形成了网上信息的垄断和倾销，这种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正在网上挤压、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美国已逐步成为媒介文化帝国，也在逐步构建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美国拥有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计算机和26%的互联网用户。挟着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势头，加之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大肆宣传散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渗透，其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上网人数平均每半年增加1倍，网民数已经居世界第一。互联网对我国思想政治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控制国内舆论导向，清理色情、暴力等精神垃圾，都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互联网这一最新的工具，加强国家各个领域特别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建设。
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某些强势文化的渗入将危及中国的文化安全。语言的霸权常常意味着信息和文化的霸权。网络时代的信息霸权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使网络文化交流失去了平等交互性，变成了单向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互联网传播的制高点，向中国巨量倾销带有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各类信息，以反对和消解社会主义价值观。尤其是所谓宗教文化、色情暴力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感受和价值判断。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种利用互联网实施的“文化侵略”是极其危险的，危及民族文化的独立与自存，甚至有可能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必须慨然担当起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确保中国文化安全。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使用数据库存取数据的能力和效率突飞猛进地发展，因此一些国家倾向于依赖别国的数据库而忽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是从长远看来，这种对他国的信息依赖就是认可文化方面拱手让人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某些国家借助于发达的信息技术手段在其文化传播中推行文化霸权。美国一些人就主张美国应当利用其“世界上唯一的信息超级大国”的地位推进它的文化和价值观。这就使许多国家感到他们把握民族文化命运的权利——文化主权受到威胁。如今，由于包括卫星电视和信息网络在内的信息媒体已经不分国界，并且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霸权主义者就在思想文化方面向他国国民和社团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进行政治上的宣传灌输，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搞强权政治；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搞“文化殖民主义”；进行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搞“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种族主义”。
（四）积极应对互联网的挑战
互联网的挑战和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互联网的发展与管理，既要遵循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律，适应信息化进程的要求，也要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体现国家安全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统筹管理、协调发展。
1.摆脱网络生存的“脱序状态”
未来谁主宰网络天地，谁控制比特社会，谁就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和钥匙。美国未来学家曾预言：“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就网络社会来说，寻求一个良性解决方案，摆脱网络生存的“脱序状态”，成为社会控制研究的基本命题。
从网络控制的主体来看，应是建设、管理与使用互联网，并具有相应的控制需要和能力、控制义务和权利的人或组织。不仅是网络建设者、组织者和服务者可以实施控制，而且网络以外的第三者（即非网络的组织实施者，也非网络成员，而是精神产品的关联者）也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对网络进行调控。但应特别指出的是，最基本的控制主体应是由用户组成的网络组织，以规范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身份维护网络社会的秩序。
从网络控制的对象来看，应是网络使用者（包括参与网络生存的每一个终端用户）和每一项规则的制定过程。用户作为实体存在，无论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还是一个正式组织，都是信息的共享者和集成者，都需要采取恰当举措，合理地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正当的竞争，又要对网络进行必要的控制。而规则的制定必须是民主的，不能是垄断经营的。规则既要保持网络运行的自由，又要控制行为的过度侵害，使自由、道德内化为个人的自在。
从网络控制作用的发生过程来看，对网络的社会控制是目的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为。受控者能直接感受到遵守规则的压力和约束，控制作用不仅施加于网络全过程，而且也发生在网络后续上，即对网络后果的补偿和平衡作用。对网络实施社会控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保障网络的有序进行，并且把网络的负面效应降低至最小程度，以免网络的振荡效应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
2.建设网络文化安全体系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信息化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给我们带来了实现现代化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1世纪敌对势力的信息战和网络攻击，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等领域重要信息在网络上的获取、使用与保护的能力不强，个人及社会信息保密意识的淡化，信息网络技术的落后，信息保障政策及法律建设不协调等因素都会给国家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造成一系列广泛的内忧外患的威胁。网络信息安全已成为亟待解决、影响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关键问题。它不但是发展信息革命带来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有力保证，而且也是对抗霸权主义、抵御信息侵略的重要保障。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全方位地危及我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安全，使国家处于信息和经济金融风险的威胁之中。
一是树立网络环境下新的国家主权意识。网络空间的存在与发展显然打破了和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国家主权的种种传统要素，而全方位地张扬着其超国家的、全球化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网络空间是无国界的，但是在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的前提下，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就不会消亡。信息时代的基本现实是网络空间正在发生着一场真实的信息争夺战。对信息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决定了国家在网络空间的管辖力和管辖范围。而在网络时代，传统的国家主权的维护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因此国家在信息时代的主权更突出地体现为在网络空间的信息主权。这就决定了国家必须在消解自身传统模式与维护主权地位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国家地域性与网络全球性的冲突中，寻求自身的新的定位，充分维护和发掘自身在信息空间的管辖力，从而使其在国内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
二是健全维护网络安全的组织机构。目前，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人类社会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度达到空前的记录。由于计算机网络极易受到攻击，这种高度依赖性使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变得十分“脆弱”。一旦计算机网络受到攻击，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全部瘫痪时，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危机之中。为了防患于未然，国家必须要健全网络安全组织机构。首先，成立防护组织。从国家层面上成立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主管部门，整合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的领导体制，构建中央决策统一、各大部门分工明确的管理结构。如美国相继成立了国家基础设施保障委员会、国家安全局等信息安全管理组织，其职责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防护政策。其次，组建防护机构。根据维护国家网络安全需要，在国家武装力量体系内组建国家网络防护机构，以有效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在信息安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军队都十分重视防护机构建设，认为在信息战中用于信息系统防护的力量应大于90%。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防部与民间机构合作，率先组建了“计算机应急小组”，并很快普及到三军和政府有关部门，以监视和侦测计算机入侵或其他恶意行为。此后英、日、韩等国群起效仿。再次，开展防护研究。鉴于网络战已经成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内容，应加强网络战理论研究，特别是网络安全防护理论的研究。研究国际社会信息安全发展的前沿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制定适合本国信息安全的发展战略。美海军从20世纪90年代就实施了“深度防御”战略，旨在减少由于任何单位安全方面的漏洞而造成安全缺口的可能性。
三是构建维护网络安全的体系结构。在未来的一定历史阶段，国家无疑仍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领导责任，它有义务对互联网的发展进行一定的规制，以调整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冲撞，防止和惩治互联网上的犯罪活动，保证其协调健康地发展。为此：首先，确立防护策略，网络安全威胁是客观存在的，但其风险是可以控制乃至规避的，美军将网络与系统安全列为21世纪的主要安全挑战，俄军将信息战摆在仅次于核战争的重要位置，把信息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其次，颁布防护法规，制定法律政策对于保证网络安全至关重要，迄今美国已确立了包括《计算机安全法》在内的多项信息安全法律，俄罗斯正式颁布实施了《国家信息安全学说》，欧洲委员会制定了《打击计算机犯罪公约》；再次，建立防护机制。此外，我国还应该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建立防护演练机制，加强互联网立法工作。
四是加快维护网络安全的手段建设。信息社会中，只有掌握和运用先进的信息安全防护技术和方法，做到心中有数、技高一筹，才能获得信息安全防护优势，置对手于无可奈何的境地。首先，要建设实时监控系统。当信息系统遭受攻击时，能够利用监控手段对入侵、破坏、欺诈和攻击等行为进行实时识别、保存和分析，掌握了解攻击的模式、程序和企图，对攻击来源进行准确定位，据此找出入侵路径与攻击者。其次，要建设应急响应系统。在国家范围内开展信息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军用和民用信息安全资源，建设信息安全应急响应系统，一旦发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实施紧急响应、处理和恢复，使各种文件数据和网络系统能够及时恢复工作。再次，要建设容灾备份系统。利用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建设网络异地容灾备份系统，提高抵御灾难和重大事故的能力，减少灾难打击和重大事故造成的损失，保持重要信息系统工作的持续性，避免引起主要服务功能丢失。
五是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的科技产品。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迄今基本掌握在个别国家手中，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民族信息产业大厦是建立在个别国家的核心技术的基石之上，其安全性受到威胁。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使中国网络系统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能够有自己独立研制、拥有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从而根除网络安全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发展网络安全高科技包括IT行业基础元器件和基础设备，比如芯片技术、高速计算机，此外还要发展网络本身的安全防卫技术。
三、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断裂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却在历史上饱受冲击，特别是打开国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思潮与国内思潮猛烈碰击，原有仅存的文化遗产又被逐渐同化甚至吞噬，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正在逐渐丧失。
（一）文化断裂形成“迷惘空间”
在中国，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颠覆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又把传统美德扫进了垃圾箱。如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它的思潮又剧烈地撞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许多中国人，可以说堕入了文化断裂的“迷惘空间”！
只要我们留心地观察一下当今社会，就会发现确有那么一些人，既热衷于个人财富与地位的增加和提高，又热衷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腐朽面和价值观念，一些人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受到冲击。这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危机。产生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协调，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不同步。这种文化失衡，正是现今社会诸多反文化现象的重要渊源：个人至上主义、拜金主义出现，其渗透力之猛，无孔不入；集体乐群的传统难以抵挡。不正之风在一定范围内盛行，“水货”横行，假冒伪劣商品有所抬头……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断层和缺失，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崇尚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学热”。然而，这种“国学热”的过头又令学界担心将国学庸俗化。如今，走进北京大小书店，国学书籍都堆放在明显位置，在媒体推波助澜下，国学成为读者宠儿。在大陆，“国学热”和“经典热”近乎同义词，国学之所以“热”，和媒体的炒作有关。央视的“百家讲坛”，打造一批“学界超男”与“学界超女”。因此，学界有人担心“国学热”有可能过度商业化，最终有被庸俗化的危险。一位出版界人士说，电视媒体率先炒作，其他媒体和出版社紧跟在后，于是各种有关历史、国学与经典的讲坛节目与通俗读物一哄而上，竞相抢食国学大饼。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形容目前的“国学热”是“虚热”，是一种表面的热，探讨内容过于单一，主要以孔孟代表的儒家为主，谈到老庄或佛学则非常肤浅。钱文忠说，“国学热”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还债”，因为以前丢失太多。北大教授乐黛云认为，“国学热”不是复古热，需要与时俱进，和现代文化创造结合，否则谈不上以新观点去看待未来。学界普遍认为，崛起若没有自己的文化作为底蕴，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二）多元文化又使母语文化体系面临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外来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枝独秀”的格局。然而，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手段，显示出强劲势头，以一种“强势文化”入侵者的姿态，不断冲击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1.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从多元文化角度而言，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华民族文化，如今正经受着如何建构自身文化而又不迷失自我的巨大挑战：两种各有长短的文化在当代中国激烈地碰撞着。多元文化的碰撞，尤其是多元价值观的冲突，让人们感到一种精神的迷茫和心灵的困惑：在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情感依恋和对外来现代文明的理性认同的尖锐矛盾中无所适从，以致引发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价值失范。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依然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凭借高科技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网络手段，以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附带现象的对外征服扩张的过程。美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今后我们应该通过网络外交的方式来实现炮舰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一席话，就是强势文化国家倡导文化全球化目的最露骨的表白。“强势文化”向来是凭借其优势对其他“弱势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干涉，他们通过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念，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具有与其相似的文化制度，以便于全球化的沟通，借此来消除经济全球化的障碍。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个文明古国；但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文化与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前进中的步伐，并且相对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其传统地位岌岌可危。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之根，是民族发展的坚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就不能称其为民族或国家，它就犹如一棵无根的稻草。因此，如果民族文化出现了危机，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国家出现了危机，乃至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2.外语热下的汉母语教育危机
中小学的母语教育承担着培养学生热爱本国民族语言、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任。然而，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是一门靠长期积累才能显示“政绩”的学科，无法急功近利，即便突击也难以有显著的提高。然而，全民“外语热”挤占了母语学习的时间和心力，且滋生“母语自卑症”。
如今，曾经在中小学校课程里排行“老大”的语文日渐“失宠”，其地位一路下滑，和英语已无法相提并论。英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后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潮水般涌向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直至研究生教育阶段都有“英语”的一席之地；硕士生、博士生考试、职称评定、出国留学等等都对英语水平有所要求。英语成了认定一个说汉语的中国人能否读研、读博，能否评职称、出国留学的硬杠杠。于是，有些幼儿园搞双语，小学教双语，以此作为学校的亮点与特色，作为向家长兜售的卖点；而一些大学甚至出现了将教授是否以双语授课与其业绩挂钩的反常现象。由于社会与学校对英语的双重重视，学生迫于英语考试、就业的压力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英语学习的热情一路高涨，以致严重挤占了母语学习的时间与心力。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于2004年10月对非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做过一项调查，想了解他们“在大学期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结果有19%的同学选择了“几乎全部时间”，56%的同学选择了“大部分时间”，16%的同学选择了“正常学习时间”，仅有9%的同学选择了“很少时间”。既然有一大半同学“大部分时间”在学习英语，再除去专业课和其他科目的学习时间，留给语文的还能有多少？或许中小学的情况比大学要好一些，但从中小学生争相参加各类英语培训班、补习班的现象中也足以看出语文的弱势。
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语教育明显受到了“冷落”。一份对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等几所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初中同学认为“语文和英语一样重要”，所花时间也基本上差不多，但是高中同学认为“英语更重要”的比例急剧上升，而认为“语文更重要”所占的比例极少；高中生存在明显的“重英语轻语文”现象，而有半数的初中生对英语与语文孰轻孰重没有明确的感觉。结合前面大学生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与学生的年龄成反比。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英语越来越受到重视，语文却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母语又怎么抬得起头？我们的母语教育又怎么“灿烂”得起来？如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该如何传承、延续？
如今，我们母语教育偏重其实用的“工具化”，弱化甚至偏废了母语的文化传承、批判和创新功能。语文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所特有的人文品格传递着“爱国主义的思想、人格的价值观念、人际和谐的思想、社会的责任观念”。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语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格教育，它能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将人类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劳动的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内化为自身全面的素质。因此，语文教育需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人文精神，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但是，现实中的语文教育并不乐观，集中体现在语文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严重，弱化甚至偏废了母语的文化传承、批判和创新功能。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轻人文素质的培养、急功近利：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注重知识学习，淡化能力训练，注重方法训练，淡化审美需求。这种偏重工具价值的教育观念，重视训练并培养人的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注重纯理性的由大的语言单位向小的语言单位的解析。篇章解析为段，段解析为句，句解析为主、谓、宾、定、状、补等成分。似乎每一级语言单位，都是“形”载负着“义”，“义”又依附于“形”，通过析“形”就可得出“义”。其结果是使原本充满喜、怒、忧、惧、爱、憎、欲的感人至深的文章，让人觉得似乎只是由字而词、由词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如此逐级拼合而成的。于是，原本充满人性之美、趣味横生的语文教学，变得烦琐凌乱、枯燥死板、味同嚼蜡。事实上，“教育的过程已被异化为如同大工业生产的一条流水线”，“个体生命则被流水线整合成统一性质、统一功能甚至统一造型的某种标准件，成为丧失个性活力和生命冲动、斫平自主性和创新性的‘教育产品’”。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忽视甚至摒弃了受教育者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抹杀了语文教育本应包含的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由于缺少母语文化的滋养，青少年逐渐丧失了个性和活力，失去灵性，失去理性，最终失去人性，直至变成刻板单调的“平面人”。
（三）全民英语热对中华文化产生深层影响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具体体现，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等都深蕴于语言符号的逻辑之中。因此，英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教育，同时它还是一种文化教育。
如今，中国人对外语崇拜已经到了迷信的状态，其最典型案例，就是《疯狂英语》老板李阳组织学生集体向老师（英语）下跪的顶礼膜拜活动。如此外语崇拜，显然是一种文化侵蚀，具有麻痹思想、削弱自身优势发挥的潜在作用。幼儿学习一门外语，同时就是接受一种异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但是，在习得一门外语时，如果学习者不能坚定地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则极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殖民，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安全带来极大危害。因为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尤其是一种时时处处都展示为强势的他国语言，不仅可能会让年轻人的母语水平下降，而且会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都发生根本变化，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某种外国文化。而在当今快节奏、多变化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很可能在对自身文化根本不了解或没时间了解，在不会比较也不想比较的情况下，就被外国文化“俘虏”。这种精神上的被“俘虏”并不一定指精神道德的衰退或下降，而是指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反向，但却相似的偏激、固执和忘本。学习他人本来是为了改良自身，但如果其结果是改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盲目崇拜他人，就会出现对外交流与革新自我之间的“恶性互动”，并可能进而成为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尚未成型，自身民族的文化身份尚未在其意识中确立，更勿论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过早引入强势的西方文化势必会影响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并在整个社会对西方文化盲目认同与追随的现实语境和氛围下，最终加剧和加快整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疏离和消解；同时，由于受教育者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提前，相应地在其一生中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就会延长，这无疑就会使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和牢不可撼，而自身民族文化则因话语声音的微弱而极有可能由文化的中心地位被排挤到边缘，并居于次要地位，从而在文化生活中沦为西方文化的注脚与附庸并最终丧失话语权力。
从文化深层的角度来看，幼儿英语教育会与后续英语教育和目前中国文化失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一起，影响受教育者个体传统文化基因的形成，并最终引发基因性的文化灾难。文化基因不同于生物基因，后者具有一种先天生成性，即在生命个体诞生之时即已成形、铸就，它主要与生物因素、自然环境相关；而文化基因是后天生成的，基因的编码、排序、组合等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它直接决定文化的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基因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文化基因伴随着文化个体的逐渐社会化而渐渐成型，而社会化的早期是个体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文化基因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渠道，教育的内容决定着受教育者个体文化基因的具体文化样态，并由此而决定着个体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行为表征。因此，总而言之，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早期教育对社会个体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文化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幼儿教育阶段引入英语教育，由于当前中国文化严重失语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西方文化恶性膨胀，中国文化急剧萎缩），这种畸形的文化现象势必会通过英语教育给幼儿在文化基因的形成上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西方文化很容易直接侵入或强行嵌入中国文化的基因序列中，并对中国文化基因形成大面积的更替、置换；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容易对正在成型中的中国文化基因产生影响，使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异，并与中国文化形成本质的差异。由于这些影响发生在文化个体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幼儿阶段），它改变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内核，因此，相对于文化基因成型期（成人阶段）的西方文化影响而言，它无疑会对文化个体的文化态度和取向产生更为根本性的制导作用。而这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发生文化基因畸变的文化个体，在深层的文化心理和表层的文化行为上，则势必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危机，并最终给国家文化安全带来危机。这种由于英语教育的低龄化扩展和延伸而引发的基因型文化危机对于民族文化的命运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由变异的文化基因控制的非常态、非理性文化态度模式会自动生成且难以矫治，而且往往都会演化成为一种固执的文化思维模式和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幼儿英语教育项目的开启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在我国西方语言文化教育已经实现了对受教育者个体整个学校教育阶段的“无缝”覆盖。它同时也标志着西方文化已从民族文化之根上开始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改造与置换。它意味着西方文化已通过合法化的教育渠道和体制化的方式进一步掌控国民的思想文化意识，并更进一步在当前中国文化教育软弱无力的背景和形势下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对于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而言，在参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支撑和有效的保障，是一个攸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在全球化中，中国民族文化个性的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如何正确应对挑战、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如何克服和消除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负面效应，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并且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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