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改善，也关系着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外交空间。当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资源消费国，资源安全问题与中国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时期，这个进程起码要延续20—30年，资源的消耗将是高强度的，资源需求量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这对资源供给形成了很大压力，对国家资源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
一、资源安全事关国家可持续发展
国家资源安全事关国家的主权、生存和发展，其主体性、边界性最为清晰，其目的性、可控性鲜明，因而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安全形态，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以及资源安全的关键所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最终目的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资源的需求，是为了提高一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国际竞争力，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伟大复兴。
（一）资源安全的含义
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资源安全分为战略性资源安全和非战略性资源安全。资源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地位。
国家资源安全一般包括数量、质量等五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数量含义，即量要充裕，既有总量的充裕，也有人均量的充裕，但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意义。二是质量含义，即质量要有保证，于是产生了最低质量的概念，例如最低生活用水质量。三是结构含义，即资源供给的多样性，供给渠道的多样性是供给稳定性的基础。四是均衡含义，包括地区均衡与人群均衡两方面。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亦即资源的非遍布同质性，增加了资源供给的时间和成本，是导致资源安全问题的原因之一；人群阶层的存在，特别是收入阶层的存在，导致获取资源的经济能力（支付能力）上的差异，也是影响资源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五是经济含义，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上以较小经济代价（如较低价格）获取所需资源的能力或状态。
资源安全具有四个典型特征。一是目的性或针对性。资源安全问题研究和管理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目的是要发现不安全因素、不安全领域、不安全方面和不安全地区，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适和干预。二是动态性或可变性。资源安全问题与资源稀缺问题一样，是一个动态问题，任何国家或地区在资源安全领域都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三是层次性或尺度性。资源安全有大小之分，于是产生了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或地区资源安全，群体资源安全和个体资源安全等衍生概念。四是互动性或相关性。不同类资源安全间，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环境安全、食物安全及经济安全间有互动性或相关性，表现为高度的正相关性，亦即其他安全状态的改进有助于资源安全状况改进。
国家资源安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其根本目标是保障一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资源安全的定义和内涵，国家资源安全的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提供资源保障，二是要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影响我国资源安全的因素与外环境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是资源消费大国，资源安全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今，影响我国资源安全的因素很多，内外环境更是给资源安全增加了不确定性。
1.影响我国资源安全的因素
能源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改善，也关系着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外交空间。我国资源安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资源基础因素。有利面是我国多数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使得资源决策回旋空间较大；资源勘察调查能力增强，使得可利用资源量不断增多；资源工程建设发展较快，使得资源配置和利用能力不断增强。不利面是资源丰度较差，资源人均量小，重要资源进口依存度较高，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现象较为普遍而严重，国际资源伙伴关系不甚理想，资源储备能力较弱。
二是人口增长因素。有利面是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资源消费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减轻了资源压力；人口空间流动改善了部分地区的资源过载状况。不利面是人口持续增长且人均消费水平持续提升，加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对资源基础的压力依然很大。
三是国际贸易因素。有利面是我国国际贸易合作能力、国际支付能力持续增强，使得通过贸易获得所需资源的能力增强。不利面是国际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壁垒严重，我国资源型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环境和社会风险，资源贸易伙伴关系不稳定或伙伴国局势不稳定。
四是科学技术因素。有利面是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资源节约、保护和修复的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了资源节约、保护和修复。不利面是资源节约和保护等关键科技领域的创新尚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特别是节能、节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
五是经济发展因素。有利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深入推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强度不断下降，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建设之中。不利面是经济结构仍不合理，特别是过剩产能、落后产能仍有较大比例，高能耗、高水耗、高地耗的基本产业特征尚未根本改善。
六是地缘政治因素。有利面是我国奉行国家平等、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准则，周边环境总体稳定并部分向好。不利面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与极少数国家关系较为紧张；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领域呈竞合关系格局；我国石油等重要资源进口通道单一且风险较大，通道安全隐患较大。
七是生态环境因素。有利面是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建设力度持续加大，有利于减轻资源破坏和浪费、改善环境容量和生态服务。不利面是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服务功能较弱，环境容量有限，环境破坏现象仍然普遍而严重。
八是文化教育因素。有利面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包括崇尚节约的文化传统，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等，对于增进公民资源节约意识是有利的。不利面是“炫富”等非理性消费现象仍时有发生，资源节约和保护意识仍很薄弱。
九是体制机制因素。有利面是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资源环境正逐步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不利面是资源价格制度还有缺陷，资源核算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施广度和深度还十分有限，有关资源环境考核、审计的诸多基本难题有待破解。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源与能源消耗增长率不断提高，导致资源与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使得中国的资源与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危及中国经济安全。
2.影响我国资源安全的内外环境
能源安全从来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每个国家必须基于本国国情来解决自身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尽管当前中国能源安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和“外患”，但总体上并未恶化到完全受制于人的最危险境地。
国内环境形势喜忧参半。一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或较高速增长，给并不厚实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压力。二是人口增长及人均消费水平持续提高，进一步加大我国资源安全面临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逆转的、刚性的。三是资源供给压力持续增长，我国淡水、石油、天然气、耕地等战略性资源，虽然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供给压力持续加大，是我国资源安全保障的主要问题，且近中期内难以改变。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断增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保育的力度持续加大，在相当程度上减缓或减轻了对资源基础的压力。五是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判，我国对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
国际环境形势错综复杂。一是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但国际自由贸易主流意识下各种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并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还十分严重，这对于我国资源贸易格局、走向及对策等有着重要影响。二是各类生态环境行动不断涌现。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对全球变化的关注与日俱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低碳发展理念和呼声，无疑会抑制化石能源的消耗，对于减轻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压力是极其有利的。三是世界资源贸易与合作态势多变，各国，特别是人口大国和经济发达国家对本国资源保护不断加强，国际贸易通道安全性变幻莫测，资源贸易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甚至争端不断上升，资源贸易延续寡头垄断格局。四是地缘政治格局变幻莫测，单极削弱、多极渐强的世界力量格局正在形成，中国地缘政治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面对当今国内外复杂的能源安全环境，如果能源战略布局合理、科技创新方向明确、政策支持及时给力，中国完全可能开创出一条新道路，即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经济的、清洁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来支撑工业化建设的巨大能源需求。
二、当今中国能源安全令人担忧
能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决定性资源，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战略能源安全则是指一国所拥有的，或实际占有的，或可得到的各种战略能源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保障该国当前的需要、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谁拥有能源，谁控制了能源，谁获得了能源，那么谁就有主动权和话语权，甚至主导权。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到2020年，中国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能源问题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一）能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由80年代的总量平衡的矛盾转化为主要是由环保压力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尽管其他能源品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矛盾，但在石油，特别是优质石油缺口持续扩大和国家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持续提高的同时，中国对海外石油利益外交和军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的基本特点。
1.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的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持续增长，对外依存度已超过40%。2010年7月1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向世界多数最大经济体提供能源顾问的机构）的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这一里程碑反映中国10年来经济强劲发展，以及作为工业大国快速扩张的未来需求。国际能源署表示，2009年中国消费了22.52亿吨油当量，较美国高出约4%，美国消费了21.7亿吨油当量。油当量代表消费的所有形式的能源，其中包括原油、核电、煤炭、天然气以及水力发电等再生资源。10年前中国总体能源消费仅是美国的一半，当前数据说明了中国能源需求增长有多快。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标志着能源史上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经济崛起需要大量能源，尤其是因为2000年以来的10年经济成长不像美国那样是由消费者需求带动的，而是由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基础建设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并使中国消费的每样能源，从石油到铀再到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居高不下。中国一度曾是石油和煤炭的主要出口国。中国进口量的增加提升了全球能源价格，并支持了非洲、中东和澳大利亚资源部门的繁荣。目前中国对能源快速增加的需求肯定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因其寻求各种方式满足能源需求。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包括国际能源署在内的大部分国际机构预测，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增长3%—4%。然而，能源需求的增速却比预测的增速高出了4倍。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可能会放缓，就像其他发达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几年后，不会有太多的基础设施需要建设。城市化将继续，不过步伐会放缓。高能耗的重型工厂可能会开始转移到其他国家，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问题是，中国是将效仿日本和欧洲等地走低能耗道路，还是效仿美国的住大房子、开高油耗车的高能耗生活方式，能源消费差别会很大。
2.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能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1世纪初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形势是：需求总量略大于供给总量，结构性矛盾突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能源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安全形势，由基本可以安全满足供给转向能源总消费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迅速增大的发展转变过程。另一方面是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我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使中国能源安全现状明显表现为如下递进式矛盾结构：一是国内清洁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给，供求矛盾呈刚性上升。二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主要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供给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三是石油又是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足的品种，因此，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当今，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一方面，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6.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9%。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68.5%、石油17.7%、天然气4.7%、核能0.8%、水电8.3%、其他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1.2%。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预测了中国2020年的能源需求，结果表明，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量将达到28.88亿—38.80亿吨标准煤，届时原煤缺口约为3.21亿—11.74亿吨，石油和天然气均有巨大的缺口。可见，能源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另一方面，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对经济安全形成严峻挑战。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以来，能源对外依存度逐步提高，到2006年突破45%，其后每年均以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2007年为47%，2008年为49%。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约为51.3%，已经超过5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还在增强的新兴大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根据2008年底获批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做出的预测，至2020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而2009年年中发布的《能源蓝皮书》则预测，10年后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4.5%。在缺乏国际定价权的背景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能源安全也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中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从自然禀赋上并不是一个资源富有的国家，在能源领域也是如此。由于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原因，中国在能源方面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在资源的可持续供应上存在很大压力。
1.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较多
从总量上讲，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从人均拥有量看，我国又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近几年关系到中国能源安全的几个标志性阶段如下。
能源总量——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30亿吨，提前11年打破了2000—2020年，用能源消费总量翻一番实现GDP翻两番的幻想。2009—2011年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2.1亿吨标煤，虽然2012年比上年仅增长1.4亿吨，但按照“十二五”40亿吨标煤的能源总量控制目标来看，后3年只有3.7亿吨能源消费增长空间，这一目标已注定无法完成。
石油安全——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1.99亿吨，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50%这一“国际安全警戒线”。之后，中国石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2年进口量为2.84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8%。根据近几年的增长态势，估计2013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2020年原油产量将开始下降，到203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75%！
天然气安全——中国天然气消费自2006年开始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15%，对外依存度也随之快速飙升。2007年仅为2%，2009年为5%，2010年为11.8%，2011年达到24.3%，2012年达到28.9%）。中国2012年天然气消费总量为1502亿立方米。预计用不了5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就将突破50%。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对中国能源而言，意味着其生产与消费参与全球能源配置体系，其安全也融入国际安全体系。中国的能源供需已融入世界，并依赖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石油资源。比如，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56.2%，非洲地区22.5%，亚太地区14.4%，欧洲中亚地区6.9%。这说明，中国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能源安全也就与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发生互动关系。据美国经济专家们估计，国际油价每提高1倍，美国国内的GDP就会下降2.5%左右；每桶石油价格上升10美元，每年将给美国经济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增长率将减少约0.5%，“美国国际石油政策基本上所依靠的是维持自由获取中东与波斯湾石油的机会和波斯湾地区的出口自由地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它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及由此运输到美国的海上交通线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控制力，而目前中国海军还不能够完全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使得中国石油进口的脆弱性比较明显。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正常的石油进口可能无法得到保证，国内的人民生活、经济运行乃至国防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在五个方面存在能源安全问题：一是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高。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二是资源相对短缺制约了能源产业发展。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资源勘探相对滞后，影响了能源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三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富煤、少气、贫油的能源结构较难改变。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多。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四是能源技术相对落后影响了能源供给能力的提高。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一些重大能源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制造水平还不高。五是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对我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较大。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需要在立足国内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扩大国际能源合作。但目前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关系脆弱，石油市场波动频繁，国际油价高位振荡，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影响着能源国际合作。这要求我们统筹国内开发和对外合作，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
2.“外患”严重地影响我国石油能源安全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石油短缺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油气资源相对不足，维护能源安全问题尤显重要。保持海外原油供应稳定、妥善应对能源安全挑战，已成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战略问题。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的能源安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患”的挑战。
一是中国的石油供给国大多在政治经济上不稳定，石油供给量不确定性高。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80%以上，这些国家及地区大多在政治、经济上极不稳定。局势较为稳定的国家早已被西方公司瓜分完毕（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中国公司很难找到机会，只能进入高风险地区。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让中国对国际油价的话语权越来越少，石油进口的代价越来越高，而且不得不更深地卷入国际争端，美国则有了更多的遏制中国的筹码。正如《石油战争》的作者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在其新著《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所描述的：在伊拉克和俄罗斯之后，美国马上把目标转向中国，阻止石油流向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早已是美国之前的棋中之意，在打击了欧亚大陆最有可能崛起的对手俄罗斯之后，终于可以将精力放在中国。实际上，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在积极对外寻求合作的过程中，美国始终如幽灵般如影随形：美国一占领伊拉克，就马上废除了中石油和伊拉克的石油开采合同；中国刚刚与苏丹签署在达尔富尔地区开采石油的协议后，美国就挑唆当地内战全面爆发；美国还在煽动缅甸革命，干扰中缅石油管道和在建港口等；在中非石油合作渐有眉目之时，美国便组建美军非洲司令部，其意就在中国。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石油来源，进而控制中国。对美国来说，封锁中国的这场石油战争才刚刚开始。
二是中国石油进口主要依靠海路，而海上能源通道存在着较大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是中东和非洲输出石油的必经之路，中国这两处海峡的航路安全却完全受制于人。2011年末伊朗核危机升级，美伊两国在海上剑拔弩张，伊朗屡次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旦付诸行动，从中东到中国的石油运输线将被完全切断。马六甲海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不但有海盗，还是美国控制的全球最重要战略通道之一，是非常危险敏感的地带。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约80%的能源进口需经过马六甲海峡，此地水路狭窄，极易封锁。虽然2006年开通的中哈石油管道、2011年开通的中俄石油管道和2013年开通的中缅石油管道加强了中国从中亚、东北亚和海上石油的进口安全，但这些通道仅占中国进口石油总量不到20%，中国海上石油运输安全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维护海上咽喉通畅的实力亟待进一步增强。
3.其他各种能源安全并不乐观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从1949年到1998年间，煤炭产量年均增长率约为8%，与同期国内总产值平均增长幅度大体相当。从1969年到1997年持续增长，原煤产量高达13.73亿吨。另一方面，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年来世界煤炭工业通过兼并联合和跨国经营，竞争力增强。主要产煤国家中，前三四家煤炭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0%以上。德国矿井平均生产规模达到280万吨，英国180万吨，煤炭生产技术向遥控和自动化发展，煤炭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日本、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发洁净煤技术已先后进入工业化应用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能源供应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中配置，国外优质低价能源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技术和管理及与发达国家比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煤炭企业发展形成相当大的压力。
随着经济发展，电力需求不断提高，这将对我国电力供给提出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中国多煤少气的资源背景下，我国65%以上的发电量来自于燃料煤。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电力生产主体部分是火电，而原煤是其燃料构成中的主体部分。1999年我国火力发电占当年生产量的82.3%（耗用原煤51163.5万吨，原油1228.6万吨），水电为16.4%，核电为1.2%。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比如法国、英国、美国，包括德国，使用水能和核能这样清洁能源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尽管中国热电、水电均居世界前列，但核电装机容量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鉴于中国热能生产以高污染的煤炭为主要原料，而石油和天然气又不可能大规模进口被用于电力生产，这表明，未来中国电力生产中，用于煤炭洁净技术及发展其他清洁发电燃料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并对电力生产形成重大压力。
我国对天然气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2011年世界人均天然气消费量为462.12立方米，而中国人均消费量仅为97.25立方米，远低于其他主要国家，仅略高于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49.23立方米/人）。同期加拿大天然气人均消费量达3039.78立方米，俄罗斯为2991.38立方米，美国为2214.62立方米。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是油气市场仍旧平稳增长，天然气消费量快速上升。《2012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147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9%，增速低于2011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增至5.4%，用气人口超过2亿。随着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天然气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到2015年，我国城市和县城天然气用气人口数量将达到2.5亿，约占总人口的18%。中国天然气未来10年主要消费区仍为西南、环渤海湾、长三角和东南沿海，而天然气的主要消费领域将集中在工业和居民用气。据测算，“十二五”期间天然气的市场格局将为：城市燃气32%、工业31%、发电21%、化工16%。其中发电用气所占比重仍低于国外市场成熟国家水平。随着天然气价格的上调，天然气在工业及发电领域的经济性略有下降。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镇化率也将达到60%，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总体而言，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增长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将给中国资源能源的获取带来新的机遇，但中国也不可忽视全球资源能源的潜在竞争性风险。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制定中国资源能源全球化战略，这不仅是中国利用全球资源创造的新优势，也是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核心战略之一。
三、世界能源竞争日趋激烈
冷战结束时，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能源，其安全性正在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能源和能源安全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令人不安和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已经成为能源消费大国，石油安全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
（一）全球展开一场石油争夺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先后发动两场战争，尽管借口冠冕堂皇，但却始终摆脱不掉争夺中亚与中东石油的“能源之争”本质。伊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全球石油价格高涨、进而对全球经济稳定造成冲击，让人类迎来第三次“石油高价时代”，并可能永远告别“廉价石油”时代。“能源之争”背后，是全球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储量的萎缩趋势，是能源尤其是石油作为各国经济的“血液”重要性的表现。近来，因能源之争引发的大国暗中对抗、全球性小规模冲突的新图景正在形成。
1.当今世界六大能源中心
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一直是人类发展的常态，这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从现有的世界版图看，几大中心的能源争夺正或明或暗地展开，并呈现出日趋激烈的趋势。这种激烈争夺的结果，必然伴随不时的局势紧张。
一是波斯湾地区石油蕴藏丰富。自古以来，波斯湾就是连接中东、亚洲其他地区的重要通道，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波斯湾以丰富的石油蕴藏著称于世，被誉为“世界石油宝库”，探明石油储量约7420亿吨，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1.5%。沿岸各国（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都是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基于波斯湾的丰富石油，石油争夺战最先由中东打起。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动武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石油“中心地带”牢牢站稳，掌握长远的石油战略资源。伊战后，美军管治下的伊拉克重建石油设施招标，中标的都是美国哈利伯顿等能源公司。英国的石油公司甚至投诉称，美国是在独霸伊拉克石油。
二是拉丁美洲石油蕴藏世界第二。拉丁美洲地区是各种能源蕴藏量丰富的地区，其中石油的蕴藏量尤为丰富。据统计，目前拉美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0%左右，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中东地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备量为1170亿桶，可能的储备量有1140亿桶。拉美的原油产量每天约900万桶，未来有可能增加到1400万桶以上。拉美石油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是委内瑞拉、墨西哥，其次是厄瓜多尔、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开发、运用和投资的增加，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相继发现了新的大油田，据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最近一份报告预测，巴西、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拉美石油生产大国。委内瑞拉是拉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是拉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墨西哥，是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和成员国之一，在欧佩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委内瑞拉目前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为805.82亿桶，重油储量为2350亿桶，合计3150.82亿桶。委内瑞拉包括重油在内的石油总储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一。目前委内瑞拉日产原油330万桶，计划在2012年达到日产580万桶，2020年日产720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占出口收入的80%以上，占政府的财政收入的40%。墨西哥是拉美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其石油储量占拉美第二位。据墨西哥国营石油公司2005年统计年鉴统计，2005年初墨西哥原油的全部储量为469.141亿桶，可供开采29年；其中已探明的储量为176.498亿桶，可供开采11年。目前日产原油700多万桶，石油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0%左右。
拉美国家的能源资源国有化对于中国来讲，也有一定的影响。拉美地区是中国石油能源企业根据“走出去”战略而设定的战略地区之一，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从拉美起步，并已初步见到了成效。中国同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巴西、古巴等国都已有了合作的项目，同玻利维亚也开始了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的接洽。拉美正逐步成为中国石油能源产业对外投资和合作的重要地区。中国政府表示理解并尊重拉美各国政府捍卫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的举措，与此同时，我国的相关公司正在研究应对拉美一些国家国有化举措的对策。拉美正逐步成为中国石油能源产业对外投资和合作的重要地区，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努力使中拉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双赢的结果。
三是中亚与里海石油蕴藏“新基地”。在中亚—里海这个区域内，除大国俄罗斯、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还包括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几个里海与外高加索国家。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20世纪初有一句名言：里海地区是通往中亚的桥梁，谁控制了中亚，就能控制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能控制全世界。中亚—里海被称为“21世纪的能源基地”，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排在俄罗斯和中东之后，居世界第三位。随着中东等传统石油供应的日益不稳定，中亚—里海区域开始成为能源消费大国争夺的对象。对该区资源的争夺，基本围绕里海的法律地位和水域划分、油气勘探开采权、油气输出管道走向三大问题展开。
四是非洲为世界第四大石油资源丰富区。非洲地区油气资源较为丰富，石油资源量415亿吨，占世界石油资源量的8.6%；天然气资源量30.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资源量的6.3%。非洲地区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38.1亿吨，约占世界总储量的7.9%，仅次于中东、北美和中南美洲地区，为世界第四大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目前非洲拥有油气探明储量的国家共23个，其中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为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分别为53.4亿吨和48.3亿吨，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3.1%和2.8%，位居世界第九位和第十位；其次为阿尔及利亚，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6.2亿吨，此外安哥拉、埃及、加蓬和刚果共和国也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非洲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13.49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储量的7.9%。天然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为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分别为4.98万亿立方米和4.54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2.9%和2.7%，位居世界第七位和第八位；其次为埃及和利比亚，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分别为1.66万亿立方米和1.47万亿立方米。
五是南北两极“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南北两极还算两处“处女地”，油气资源一直都未被开采。伴随能源需求的紧缺，对地球两极的油气资源争夺，早已经暗中展开。西方大的能源公司已陆续踏进北极。2006年4月，美国地质勘测局组织60国科学家赴北极科考，因受英国和挪威的石油巨头的鼎力支持，被质疑为其意在石油。据这次科考探测结果，全球有1/4的未开采化石燃料蕴藏在北极；位于北冰洋沿岸的五个国家——俄罗斯、挪威、美国、丹麦和加拿大，都在忙于争夺周围原始土地的主权。在全球都患上“石油饥渴症”下，南极已接近被开发的边缘。根据20多年来的勘探资料，南极大陆周边海域的潜在油气资源沉积盆地有7个。
六是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俄罗斯是世界油气资源蕴藏和生产大国。俄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3%（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储量的6.1%），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0%，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俄罗斯天然气蕴藏量占世界总储量的35%，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0%，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与出口国。因为这是俄罗斯“独霸性”的能源资源，不存在开发与占有的国家间争议，因此俄罗斯因拥有丰富的油气而底气十足。2006年中，俄罗斯频繁打出油气“能源牌”，让依赖俄罗斯的欧盟国家对俄方“爱恨交加”。除了欧盟国家急切需从俄罗斯获得油气输出管工程外，中、日、印等国对西伯利亚油气外输管道的规划与投资方面，近年来竞争也日益激烈。
2.各国纷纷谋划能源获取之策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希望主导中东石油资源的开始，也是各国重视“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对日益发展的各个大国来说，都或多或少面临能源短缺威胁，保证能源供应的“走出去”战略和能源替代战略，成为各国谋划的两种选择。从目前看，能源“走出去”战略则是最现实、最重要的选择。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与商业石油库存一直是近年影响和牵动国际石油价格的敏感神经线，石油价格的涨涨落落均与美国的石油储备有关系。迅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依赖于石油，而石油的供给在日益耗尽，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其他大国正在进行着一种惨烈争夺战，以确保未来的石油供应。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莱尔在他的著作《资源战争：全球冲突新景观》一书中，提出了全球冲突的新前景。他预言说，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基本轮廓是，各国将对像石油、木材、矿石和水这样的战略性物质资源，展开大规模的竞争；世界各国的军事力量，也将把保护资源安全明确规定为其主要使命，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普遍的地区不稳定，特别是那些资源丰富而又长期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地方，如波斯湾、中亚、中国南海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美国于1975年开始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其战略石油储备量已达6.5亿桶，为全球战略石油储备量最多的国家。自2003年的伊战以来，为恢复伊拉克石油生产，其石油部门成为少数受美军保护的“重点单位”。为保证石油生产顺利，美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特别培训出“石油保护特种部队”。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的伊拉克，由于战后未及时恢复生产，其石油出口一直未达到战前水平。美国占领伊拉克，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实现美国主导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战略，能从根本上巩固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对能源丰富的俄罗斯来说，俄罗斯从提供石油和天然气的角度制定了能源战略。在全球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俄罗斯将提高油气产能、发展对外油气合作作为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借此加快自身国力的恢复与发展。近年来，俄罗斯频繁运用天然气这个“能源牌”，多次威胁切断对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甚至欧盟的天然气供给，在欧洲普遍引起恐慌。俄罗斯“能源牌”的威力，远非只是乌克兰或格鲁吉亚受影响，整个欧盟进口的天然气中有一半来自俄罗斯，这使俄罗斯与中亚邻国、欧盟间正形成一场不是战争的对抗与角逐。
欧盟的战略石油储备模式与美国全部由政府出资购买和储备、日本官民合作共同储备的模式有所区别，实行的是一种机构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以机构储备为主导的模式。所谓机构储备，就是政府或企业在有效控制整体储备的前提下，由大型代理机构具体组织企业实施储备和运转的一种储备方式。欧盟成员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模式具体到每个国家，又有不尽相同的特点。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和法国。法国和德国都是石油进口国，也都是石油储备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过去几十年来，欧盟不由自主变得很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此成员国曾呼吁采取严格的新措施提高能源安全。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致使近年来在俄切断分别经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和原油供应时，使欧洲能源供应一再遭受冲击。
对东亚各国来说，包括中国、日本与印度在内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能源短缺，各国都在实现能源供应地的多元化、能源替代研发以及油气管道建设合作长期化，与其他大国以及油气资源国家展开合作与竞争。2014年11月2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石油储备情况。国家石油储备一期工程包括舟山、镇海、大连和黄岛等四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总储备库容为164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1243万吨（9000余万桶）。2020年以前，将陆续建设国家石油储备第二期、第三期项目，形成相当于10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总规模。
（二）美国不采自家石油用意深远
美国原油储量其实不少，其探明储量为37亿吨（到2006年），约占世界探明总储量的2.5%（到2006年）。但有两项法案却让储油丰富的美国“自废武功”：一个是美国国会在1982年通过的法律，另一个是老布什在1990年签署的总统法令。在近海海域开采石油既能缓解美国的石油紧张，又能提高沿海城市的税收和就业率，美国为什么要自绝财路呢？
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如果石油能自给自足，将进口降为零，那么就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但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泰坦伯格认为，自给自足虽然有上述好处，却是提前吃了“子孙饭”，会使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更成问题。有中国学者认为，泰坦伯格的观点影响了美国决策层，所以美国开始封存自家资源。不过，在谈到为什么要出台近海海域的石油开采禁令时，美国国会的有关文件只是说，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原油开采和运输过程引发的环保问题。另外，海洋石油开采确实曾在美国酿就生态灾难。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是个滨海小城，1969年这里的海上钻井平台发生井喷事故，溢出的石油使整个南加利福尼亚的海岸都受到了污染，给当地居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此后，近海采油受到越来越多民众和环保组织的抵制。于是，里根任期内的美国国会在1982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大部分大陆架上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范围是距海岸线4.8公里至322公里。这项法案至今每年都被延期一次。此后，仍有部分近海区域在进行石油开采。1989年3月24日，由于船长酒后擅离职守，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超级油轮“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威廉太子湾触礁，大量原油在原来风景如画的海区形成了1公里宽、8公里长的漂油带，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海洋原油污染事故。媒体和环保组织对这次事故的追究，直接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强近海环境保护。
1990年6月，时任总统的老布什签署法令，命令内政部将禁采区域进一步扩大，除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和阿拉斯加（部分地区）以外的近海区域，均不可出租给石油公司进行开采，法令有效期延长至2000年。1998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把法令有效期进一步延长至2012年。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近海采油禁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有力地促进了环境保护，也有人批评此举加剧了对外国的能源依赖。
（三）中国能源地缘环境发生改变
石油已经枯竭，正因为石油的终结，各大国早就偷偷开始行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能源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这已经成为国际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1.能源博弈导致全球能源地缘秩序改变
全球能源博弈已经在经济全球化与能源政治化的恢弘背景下展开。几乎所有油气资源富集地区，都成为大国之间加紧争夺的战略目标，资源争夺与管线控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重心。全球气候变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程度不同地引发了国际能源市场动荡，能源安全的不可预见性加大。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指出，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地上风险超过地下风险”。
战略家们都知道：凡是有石油、天然气的地方就会有战争。相对于真枪实弹的战争，能源争夺战的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也更广泛。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为报复和打击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国，把石油作为武器，大幅抬高石油价格，而引发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发生革命，引发石油产量受影响，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诱发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衰退。一瞬间，西方各国陷入种种困境：能源短缺、工厂停工、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危机过后，深受其害的各国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能源需求剧增与油价迅速攀升，加速了全球能源地缘秩序的变化。目前，中国进口石油最多的三个国家为沙特、安哥拉和伊朗。2010年前从这3个国家的进口量占总量的四成。按地区分布，中东地区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比例50.1%，居第一；非洲为30.2%，居第二；以下依次为拉美、独联体和东南亚，进口风险仍过于集中。社科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报告认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9%上升到2015年的11%，2020年接近26%。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由2011年的55%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19%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5%，2020年接近40%。
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向非欧佩克生产国倾斜，同时，能源需求重心向亚洲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能源生产国强化资源控制，巨大的石油收入牵动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诸多挑战。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舞动能源外交的长袖，起舞于国际政治舞台。国际舆论界出现所谓的反美“石油轴心”、“天然气OPEC”之类的传闻。包括欧盟、日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加强国际能源战略合作，对现行的以“国际能源机构”（IEA）—“国际石油输出组织”（OPEC）为主的世界石油消费―生产格局，造成巨大冲击。亚太能源需求的战略性增长，对现行国际能源体制提出挑战。东亚国家面临突破现行国际能源体制的束缚，创建东亚能源合作和安全框架的局面。世界金融市场上美元的疲软，致使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能源金融体系发生了动摇。能源安全已成为近年国际政治的最重要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能源安全的联系愈发紧密，能源安全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愈发显著。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外部风险上升，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长期在巨大的能源政治压力下运行。
当今世界各国对石油的依赖不断增加，是消耗日益增大造成的。特别是世界石油需求增长中心向亚太转移，导致中国将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亚太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0.5%，但其消费总量却从19.9%猛升到26.9%，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印石油生产在亚太地区总产量中的比重十年中分别下降了0.4%和1.3%，而消费总量却上升了3.3%和1.2%。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这将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能源自给能力及其需求对外依存度，是一国能源安全环境好坏的两个关键标志。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此后中国的石油消费、生产、进口和进口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逐年增大，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有不同的预测，但其计算结果大体一致，认为中国未来2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2%。
2.周边环境对能源安全影响较大
中国所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国家，今后这个比重会逐步扩大，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伊拉克、缅甸、印尼等。今后有相当一部分石油还要从中东、海湾地区、非洲经巴基斯坦、缅甸运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如果再加上因海洋油气开发而涉及海疆主权的，还要同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打交道”：既要维护主权，又要共同开发。如果把从中东、非洲、拉美等地进口的原油运回中国，必然要路经马六甲海峡，而这一通道的安全问题引人关注。一旦出事，我国进口原油就会受到影响。这里又涉及同印度、新加坡，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打交道，当然也不可避免要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接触。
南中国海已形成“五国六方”纷争的局面。南海的西沙、南沙等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有各种历史文献可以证实。如今南海风起云涌，争端频繁，看似风光迷人的南海水域，早已聚集各种利益的纠葛，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紧张的水域之一。美国能源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显示，南海油气储量约为77亿桶（约合13亿吨），号称“第二个波斯湾”，同时它又是世界航道的主动脉，从东亚可直通中东、非洲等地。南海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诸群岛，共有岛、礁、沙、滩（现已命名的）285个，其中岛屿35个、沙洲13个、暗礁113个、暗沙60个、暗滩31个以及以“石”或“岩”命名的礁石6个。其中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位于南海南部，总海域面积82万平方公里，共有岛、礁、沙、滩230多个，其中常年露出水面的以及低潮高地不过50多个。目前南沙群岛已有44个岛礁为周边其他国家占领，即越南占领29个、马来西亚5个、菲律宾8个，文莱占1个。中国驻守的只有9个岛礁，其中还包括台湾驻守的太平岛。尽管文莱、印尼还没有出兵占领，但已宣布该海域8万多平方公里为其“主权”所有。
南海目前这种“四国五方”纷争的局面，使我南海油气资源深受损失。20世纪中叶，还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提出过任何质疑。只是在1969年当发现南沙群岛一带蕴藏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后，上述这些国家才纷纷宣称对我国南沙群岛拥有“领土主权”。更有甚者，越南宣布它“拥有全部南沙群岛主权”。可是他们却忘记了在2002年11月4日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即《五国六方协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端。在争端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维护南海地区稳定，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同时提出对南海共同开发、共同发展。然而，越、菲、马、文等国背着中国，伙同西方大石油公司，尤其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早已着手对南沙群岛油气资源进行勘探和开发。
这些国家还想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解决各国海疆纷争而规定的“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向联合国提交各国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方案”之际，纷纷强占原属中国主权的岛礁，并以此为据，向联合国提交自己的大陆架延伸划界方案。中国政府严正抗议这种不法、不当之举，并及时照会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按照联合国相关规定，不审议、不批准由上述国家提交的关于南海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方案。中国的立场得到国际公约和海洋法的印证，无可辩驳。
值得关注的是，正当中国为维护南海主权，同东盟一些国家展开外交争辩时，美国的间谍船频频出没在南海、东海，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美方称其舰只为公海通行，我方驳斥为间谍航行。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也要有“无害通行许可”方能通航。东盟一些国家也以此为“后盾”，强行霸占我南沙岛礁，甚至宣布“地方官员到任这些岛礁区域”供职。面对这种挑衅，我们一是坚持原则，通过外交途径据理力争、严正驳斥；同时也不能感情用事，不搞“斗气外交”，而是多次派出“渔政船”开赴南海实施“海事巡航”，宣示对南沙群岛主权的“有效监控和有效管理”。
中国尽最大努力维护地区和谐，推进南海地区共同发展。尽管中国的南海疆域被一些东盟国家霸占，但中国政府仍本着推进建设和谐地区的诚意，积极促使本地区的外汇储备库的建立。2009年4月。中国外交部增设一个新的机构——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委派资深外交官主持工作。这个司专门负责边界纠纷和海政事务，包括海洋划界、共同开发等外交谈判以及相关政策的制订等等。中国一直希望东盟有关国家，以发展大局为重，以维护地区稳定为重，着眼未来，遵守2002年11月4日所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不要做有损于别人利益和地区利益的事。
杀机四伏的马六甲海峡。俗称的“黄金水道”是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而马六甲海峡就夹在中国南海和印度洋中间，全长1080公里，途经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目前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泰国共管。对中国来说这条海上通道至关重要，是中国的生命线：中国从中东、非洲等进口的原油约85%需路经这一海峡；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海运，也非走这条路不可。据统计，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140多艘船只中，近60%是中国的船只，且大部分是油轮。一旦这条通道被切断或受阻，其风险程度可想而知。
从地理区位上看，如果这一通道的前端印度洋被抑制的话，对中国来说也是致命的。印度洋水域对中国同样重要。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大致可在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加强同东盟的关系，尽可能削弱美国、印度的影响力。无论是建立自贸区、减债和免债、减税和免税，还是全力资助东盟度过1997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都是为了建立互信，共谋双赢。中国的“善邻固国”理念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加强自身的海空力量建设，对近期和远期做到有周密安排；加强外交能量，开展亲善外交的同时，按照国际法加强实施对南海海域的有效控制和有效监管的“海事巡航”和“渔政监管”。中国在南海必须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第三，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依托印度洋上的友好国家如缅甸、巴基斯坦等，修建连通印度洋与中国西南和西北内地的能源运输通道，如：2008年7月，缅甸政府、中石油与韩、印组成的大宇联合体三方签署了三份协议，根据协议修建缅甸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海上的马德岛港（在实兑港附近），经缅甸的曼德勒进入中国的大理至昆明，油管全长1100公里，年输油量为2200万吨；修建从缅甸经云南至广西南宁的天然气管道，2012年建成，年供气量达120亿立方米，期限30年。中巴修建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的瓜德尔港，将来自中东、非洲、海湾的石油可经港口再通过管道直达中国的新疆，同国内管网连通。
虽说马六甲海峡目前由三国（或四国）共管，但背后却有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身影；印度则利用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称雄。中国不能坐等受制于人，更不能望人项背。在这一地区，这条海上通道沿岸各国暗流涌动，杀机四伏，争夺不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使务实外交同战略外交有机紧密结合，如何远见卓识、措施及手段到位，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使危险系数降到最低程度。
四、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谋划资源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石油进口量猛增，中国能源结构正在进行重大调整，能源安全的形态正在发生质变，这给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科技和产业结构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保障中国能源安全。能源安全问题既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资源外交任重道远
实施资源外交战略，提高资源外交保障力。积极开展政府首脑层面的资源外交、官方资源外交和民间资源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资源开发争端。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和运行。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需求增加，以及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我国面临的资源安全形势趋于严峻：一是石油进口量增长。二是能源进口渠道单一。目前，我国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地区，近80%的石油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容易受到热点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三是资源战略储备量有限，抗风险能力弱。因此，必须积极开展能源外交，认真落实“走出去”方针，全面实施我国资源来源多元化，开拓国际范围内的新能源合作。
经过20多年的运筹和努力，我国的能源外交取得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我国周边地区的能源网络已初步形成，这就为深化我国的能源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西北地区有中哈石油管道、中土（乌、哈）天然气管道，西南地区有起自缅甸经昆明再到南宁的天然气管道，由缅甸港口经曼德勒至昆明和重庆的石油管道，有起自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的瓜德尔港至新疆的石油管道，东部地区有谈判中的中俄天然气管道，北部地区有中俄石油管道支线，南部有海上运输通道——马六甲海峡等。再加上我国陆地不断涌现开发的油田和在我国海域勘探开发获得的重大进展，我国能源的供应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为破解“马六甲困局”创造了条件。然而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变化无穷，外交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
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战略理念支撑，那它很难在世界上持续屹立和发扬光大。中国适时提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思想，一方面是基于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另一方面则是总结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把和平与和谐作为自己发展战略的理念，既符合中国的国情，更符合国际潮流，是正确的抉择。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能源安全的总体思路是清晰的。内外布局得当，整体比较安全，局部问题不少；隐患较多，任重道远。由于能源安全涉及面广，尤其是同外交事务密切相关，而外交又是动态的，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起舞，且又是在无声处运作。能源外交既要着重于实务，又要放眼于未来，经济与政治相互交织在一起，运作起来相当困难。但几十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这里需要的是“运筹于策，缜密于行”，在教训中学习，在困难中成长。
（二）制定符合国情的资源安全策略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资源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和控制力相联系。目前世界石油需求不平衡加剧，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能源产业面临巨大压力，为此中国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安全战略。
一是实施资源调查战略，强化我国资源之基础。提高对本国或本地区自然资源数量、质量等性状的了解程度，减少资源不确定性对资源决策的影响，增进资源相关决策的可靠性与可行性，以提高资源安全的已知程度。重点加强矿产资源勘察，加强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的调查，增加资源可利用总量及其调配能力。重点加强西部和中部地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察工作。
二是实施资源保护战略，增强我国资源可用性。保护自然资源、特别是可更新资源的质量性状，并对非更新资源（矿产资源）实行适度控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或维持自然资源基础的基本数量和质量性状。重点加强可更新资源的质量性状维护，包括水资源保护、森林及草场资源保护等。同时，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实行规模和速度方面的控制。
三是实施资源储备战略，增强我国资源后备力。增加储备，提高对供给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应对能力。同时，资源储备对于资源贸易谈判还有着极其重要影响，资源储备越多，在国际资源贸易谈判中所拥有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就越大。要重点加强战略性储备和商业性储备。
四是实施资源配置战略，增强我国资源支撑力。提高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用途间的配置效率，以切实做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力。通过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资源效率的最大化，以减少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提高资源安全水平。资源配置型工程建设仍是必要的。
五是实施资源节约战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降低资源占用和消耗水平，减缓国家或区域自然资源基础的萎缩趋势和程度。加强资源节约制度的建设、资源节约的技术创新与应用、资源节约宣传与教育等。
六是实施资源替代战略，减缓短缺资源之压力。用较不稀缺的资源替代较稀缺的资源，以缓解稀缺资源的稀缺程度，提高稀缺资源的保障程度。重点实施能源替代，特别是用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高污染能源；清洁淡水替代，包括再生水或中水利用、海水淡化、微咸水利用等；基本农田置换，即用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将被占用耕地置换出来用于发展工业、交通和居住。
七是实施资源创新战略，提升资源创新支撑力。加强资源安全战略研究与创新设计、资源安全制度创新，推动资源安全科技支撑体系的创新和建设。重点加强节能、节水、耕地保护、矿区修复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
八是实施资源贸易战略，提升国外资源统筹力。发展于我有利的资源贸易体系，建立以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为宗旨的资源贸易体系。实现多元、多渠道、多路径，以及稳定可靠、经济合理的资源进口；规范、控制和管制资源出口；参与国际资源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多边资源贸易谈判；注重资源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监管。
九是实施资源合作战略，提升国际资源影响力。建立旨在保障我国资源安全并兼顾关系国利益的资源合作关系，以提升我国资源安全的境外保障能力。重点加强国家政府层面的资源合作关系及其构建与发展；企业层面的资源合作关系及其构建与发展。
（三）从长远上谋划中国能源安全保障
1.立足国内谋划能源安全保障
历史的经验表明，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安全和环保的原则的统一，而洁净、安全和高效应是中国能源政策的目标，独立自主应是我国能源政策的立足点，具体政策选择有如下几点。
第一，立足本国优势能源，开发和推广清洁煤技术。中国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就要制定立足国内的能源发展战略，把国内的能源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立足国内的资源勘探。政府和能源企业一定要加大国内能源资源的勘探力度，找到资源是最关键也最能保证国家安全的。这方面国家一直在做，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找得差不多了，但中国幅员辽阔，还有很广大的勘探区域过去没有做或做得不充分，比如说西部和海上。我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据预测，我国煤炭资源远景总量为5万亿吨以上，储量居世界前列。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2008世界能源统计报告》，到2007年，我国煤炭探明储量为1145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5%，位列全球第三。根据国土资源部储量快报资料统计，2007年度我国能源矿产新增探明资源储量又有较大增加，其中17种主要矿产新增大型矿产地62处，煤炭勘查净增查明资源储量148亿吨。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煤炭储量为1767.9亿吨，基础储量3261.26亿吨，资源量8543.19亿吨，查明资源储量为11804.45亿吨。煤炭在我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中占95%左右。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至少到21世纪中叶以前，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地位不会动摇。尽管煤炭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品种，但与20世纪90年代初即煤炭开始再次受到冷落的情况不同，目前洁净煤技术比如水煤浆技术、煤气化技术及其他洁净煤技术在我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十五”规划提出未来国家推广洁净煤技术，重点发展大型、先进的煤炭洗选加工技术、煤炭液化技术、大型煤气化技术、水煤浆制备和应用一体化技术、大型循环流化床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技术、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技术等。随着我国洁净煤技术日臻成熟及其产业化程度的提高，煤炭将仍是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支柱产业。
第二，大幅提高核能消费比重。从更长远的能源安全政策考虑，在不断替换的能源链条上，仅仅将煤炭作为降低中国能源供给风险的唯一战略资源还是不够的。“虽然中国的煤炭往往被认为很充足，但是实际上，与世界平均可开采200年相比，中国的可开采年数只有60年。”洁净煤技术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况且煤炭超度开采也会影响到产地的地理生态。鉴于此，根据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经验，发展核能是今后应当考虑的重点选择之一。核电是一种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高效和耐久能源。有几种核电堆型，如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都是比较安全可靠的。世界核电发展的经验证明，发展核电保障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1998年全球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7.1%，发达国家核电比重更大。法国核电已占全国电力生产总量的77%，日本占32%，英国占28%，美国占19%以上。中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天然铀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目前，中国运行核电装置13台，装机容量约1082万千瓦。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亿—2800亿千瓦时。财新网的署名评论文章指出，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全部发电量的2%；日本近几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1/4左右。即使与14%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可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电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核电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火力发电是我国用煤第一大户，适当加快我国核电发展，对于我国按照洁净、安全、高效的原则推进能源替代战略，大幅提高能源自给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带来的风险，确保我国能源持续安全的供给，具有深远意义。
第三，把节能也作为一种能源来考虑。这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不二选择。“外面30多度、里面零下4度”，这是北京郊区某大型室内滑雪馆的广告语。现在人们钟爱反季节性的活动，比如夏天滑雪、冬天游泳。去年夏天，济南甚至以每天1万度的耗电量为代价，举办了一场占地2000平方米的大型冰雕展览，受到广泛质疑。接踵而来的“煤荒”、“电荒”和“油荒”，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品尝到资源短缺的苦涩。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中，能源实质上是“数量能源”的概念。我们特别强调能源的量，常常说缺多少油、缺多少煤、缺多少气；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供应增加多少，等等，都是从数量上考虑。包括对新能源的认识和发展，还是“数量能源”观念。客观上，经济越发展，所需的数量能源就越多。但是数量再大，也毕竟有个限度，要用有限的数量能源去实现一个无限的目标，肯定不可能达到。当然，完全没有数量不行，但我们应该改变思维，更多地强调能源的质量，或者说强调“素质能源”概念。“素质能源”的含义，其核心就是把节能也作为一种能源来考虑——节能是最清洁、最高效也最安全的“新能源”，这个观念必须树立起来。尤其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节能比开发新能源更为重要。
第四，调整能源结构。既然化石能源越来越稀缺，而且不可再生，那么我们就必须逐渐调整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尽量少用化石能源，大力开发新能源，例如核能、风能、太阳能等等。
2.加强能源安全管理战略统筹
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分配格局等多层次的战略性问题。能源政策的构建也必须是综合的，即应该涵盖产业与投资、市场与供求、供应多元化、节能与能源替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与贸易、能源外交、能源战略储备等等广泛内容。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维护国家能源安全，2010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通知，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3号）精神，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主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担任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拟订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
“国家能源委员会”其他委员由21个重要部门负责人担纲，组成人员除重要财经官员，还包括外交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及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等，囊括外交、军方、安全、金融等各方面。显示了中央对该委员会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能源的全球布局。商务部部长入选，表明中国对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的积极姿态。纳入科技部、环保部、交通运输部三位部长，则有助推动开发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加强煤电油运等关键问题的深化解决。外交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与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三人的入选，既突出说明能源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领域，也令外界猜测中国将更加灵活务实地运用外交、安全、军事组合拳，来捍卫能源领域的国家利益，尤其在东海和南海油气资源频遭周边国家觊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央行、银监会等部门首长的入选，最受股民关注。证券分析师们预期，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会在重大项目安排、财税政策、金融扶持等方面，后续酝酿推出利好政策，支撑能源产业。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已经意识到能源供应与价格稳定是中国能源政策构建的核心内容，讨论多年的国家能源委员会终于成立，这表明中国能源战略管理框架已经具备雏形，“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建立将使着眼于大国能源战略的“大能源管理体系”大大推进一步。可以预料，中国的国家能源战略与国家能源政策体系也将陆续出台。
3.开发新能源是当务之急
煤炭短缺、石油短缺……当前，能源短缺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是我国大力发展能够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的直接动因。
可再生能源，是指从自然界获取的、可以再生的非矿物能源，主要指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由于它来自自然，在使用过程中又很少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被称之为绿色能源。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能源环境被定性为“后石油时代”，即世界石油产量达到峰值后，油田产量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如我国的大庆油田），其直接后果就是迫使油价不断抬升，或在较高价位持续震荡。2009年4月我国有关部门启动编制新能源发展规划工作。该规划提出，从现在至2020年，政府将投资4.5万亿元用以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下，我国能源需求和能源生产增长迅猛。过去一年，我国一次能源供应不容乐观：煤炭供应呈现局部紧张局面，特别是部分电厂发电用煤告急；一些地方出现柴油等成品油短缺现象；全国还有部分省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我国一次能源的资源情况也不乐观，人均剩余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矿物能源终有耗尽之时，人类要持续发展，必须开发新的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开发可再生能源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相结合，不仅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还可以降低对煤炭的过分依赖，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同时还能减少废气排放，为改善环境质量作出贡献。环境专家测算，大气中90%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70%的烟尘来自燃煤，煤炭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矸石、腐蚀性水、煤泥、灰渣和尘垢等，已构成对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而可再生能源基本上不产生环境污染问题。此外，如果绿色能源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快速发展，可以带动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为城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美国的实践表明，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传统发电方式的劳动密集程度要高。美国全球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1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如果用煤炭或核燃料，需要100个到116个工人，而太阳能发电站则可以提供248个工作岗位，风电场可以提供542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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