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东西就写，不硬写，不计成败得失，不到非写不可不动笔。我不知道下一本何时动笔、要写什么——我只是持着铁风筝去捕捉文学天空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套用法国作家基尼亚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二十年来，我在诗、散文和小说这三条路上交替奔走，犹如猎手常捉到意外的猎物。

    我只写过三部长篇散文：《少年史》、《与父亲的战争》和《田野的黄昏》，是谓“乡土三书”。《少年史》讲述年少时的经历，村庄及田野只是背景。《与父亲的战争》写家庭与伦理，以揭示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性。《田野的黄昏》则以村庄为主角，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以一个乡村数十年的繁荣兴盛为蓝本，从自然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及哲学诸角度切入，通过揭示故乡沦陷的根源，映照出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崩溃乃至解体的悲怆历程，并探寻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本书以出生地为叙述对象，以时间纵深及时代变迁为座标（尤其凸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于个人成长及乡村文明转折的双重意义），以凤凰村的地理、历史、风物、习俗、伦理乃至农民劳作、休闲诸方面为经线，以作者自由出没于时空及多个领域的心理经验及思想脉络为纬度，多角度扫描南方山野景观及叙述乡村生活的诸多侧面。

    《田野的黄昏》在文体上有较强的实验性，打破散文常规，挣脱固有观念，拓展精神空间，使之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为此，我不惜在内容、思想及写法上突破边界，逾矩越位，迂回往返。该书有形式感，结构恢宏，线索繁密。虽分章节撰写，实有整体上的构思及把握，章节之间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及补充，互为镶嵌与拼接，既独立成章又相互支撑，每一章节都犹如墙壁、柱廊、门窗和屋顶，建构了一座高大建筑物的圆拱和穹顶。譬如《生灵》一章，不光是介绍动物，更多的是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关系；而《植物》一章，主体是写植物，又须臾不离人的劳作、种植及养殖，诸条线索是拧绞而为一体的。我不通博物学，但书写的自然、野物、农事都乃亲身体验，亦有奇思及异趣，人的成长、觉悟及生命感贯穿始终。时间是一个整体。年月日之类仍是人为切割的幻象，那么，一个建筑于时间基础上的记忆性文本，最好也浑然一体，犹如首尾循环的时间之圆。

    我出生于粤西乡间，跟随父母耕种到二十岁。大自然塑造了我的心灵，也使我成为乡村美学和农民意识的反叛者。家乡的建筑、作物、草木、风土、器具、生灵以及春种秋收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村庄的节日、做社、游神及各种游戏也让我沉湎其中……在记忆的夜空，岁月与往事如繁星浩荡……我在乡村“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从往昔中提炼诗意，苦难才藉此成为养料。诗性是超验的，其核心是神秘，诗性的诞生及其诞生的方式也必将是神秘的。这有点像将粮食转化成美酒。按布罗茨基的说法，诗性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玄学化。作家必须掌握语言的炼金术。我在话语上尽可能注重文学性，也就是每一个句子都力求穿透事物及对象，并同时在语言、思想、体验及情感诸向度上具备应有的速度、力量和深度。

    作为在乡村出生并成长的一代，乡土是我在现实及精神上的双重故乡。我在生活上崇尚极简主义，与世无争，反感成功学，但追求精神自由。关于乡村的书写，除了散文“三书”，我还著有诗集《陌生人诗篇》及小说集《默杀》等多种，逾二百万字。

    《田野的黄昏》除了追忆往昔，还有对当下现实的揭示与呈现。它不是基于线性时间上的简单回溯，而是对故土人与事的整体打量。一个作家或一本书的诞生，是天地间的造化。一本书也像人一样，自有它的命运，我无法预测，但也希望它在人世间获得知音。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有让人敬畏的水准，属于那“无限的少数人”。我尊重读者的方式，就是做好手艺活，而无暇他顾。

    黄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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