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天不到，我就发现，他的平和只是看上去的，在他心里有一股潜藏的激情：他希望可以铲除人们表现在细枝末节中的行为弊端，他想维护公民权利，这是他的特别爱好。他是这么想的：每个公民都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民间警察，自觉维护法律，自觉监视法律的执行，这么做不是为了取得回报，而是每一个共和国公民应尽的责任。他说，要想真正做到维护公民的权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动全民，让每个公民都觉得，防止违法行为发生是自己的本分，惩处违法行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个构想当然不错，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么做，反而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就像本着要求公民遵纪守法的原则，建议开除一个犯了点小错的小公务员，结果怎么样呢？别人会笑他多管闲事。少校说，他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是我理解错了，就算这么做，小公务员也不会被开除，因为这么做本身就是错误的。他说，我们要帮这个公务员纠正错误，改造他，这样才是真的有益社会。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先向这个小公务员的上级检举他的错误，然后请上级不要因此解了他的职，只要严词训诫就可以吗？”
“不，这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你也用不着去检举他，因为这样做很可能让他饭碗不保。你不过是作出一副要去检举他的样子，这也只是你用其他方法都没有成效，才不得已为之的。这已经是最严厉的了，而且也算得上是强迫了，强迫不是个好方法。最好的方法是用手腕，嗯，如果这个人够聪明的话，再肯耍手腕——”
有两分钟时间，我们一直停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前。几个报务员只顾着开玩笑逗乐子，谁都没留意少校，少校只好设法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少校开口让一个年轻报务员帮他接收电报，可回答是：
“您稍等会儿，好吗？”说完，他们又开起了彼此的玩笑。
少校回答，好的，他不着急，然后又拟了份电报稿。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天请和我共进晚餐，我想告诉你某某分局是怎样办理业务的。
不一会儿，那位态度轻慢、言谈粗鲁的年轻报务员伸手来拿电报稿。一看完电文内容，他就变了脸，慌忙承认错误，并请求说，这份电报发出去会害了他的，他会丢了工作，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了，如果这次能原谅他，他会好好工作，再也不让客人不满意了。少校同意了。
离开那里后，少校说：
“啊，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用的手腕，而且您也该知道是怎么用的了。很多人喜欢威胁，其实这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这些不听话的孩子一个个伶牙俐齿的，随口顶你两句就能让你下不了台。但是，随便用点手腕就能让他难以应付。手腕，再加上好言相劝，这才是最好用的工具啊。”
“是的，我明白了，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跟西联电报公司的经理扯上关系，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有的啊。”
“啊，您又误会了，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个经理，我不过把他拿过来用一下，好让我的手腕收到成效。这既是为他好，也是为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
我不愿意点头同意，只好闪烁其词：
“但是，说谎这种行为，本身就算不上端正啊。”
这句话中拐弯抹角地藏着我的自以为然，可他全不在意，照常用他沉稳的语调回答：
“是啊，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果说谎是为了损人利己，这肯定不是品行端正，但是如果说谎是为了帮助别人、帮助大家，这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个道理谁都懂。方法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达成目的，不是吗？就像刚才，这小伙子以后就会规矩多了。他爱面子，爱面子说明还有良知，这样的人是值得改造的。就算不是为了他，想想他的母亲——他一定还有母亲吧，或许还有姐妹。真可恶，这件事总是被人忽略！告诉您吧，虽然和别人一样，我也常被挑衅，可我这辈子都没有跟谁决斗过，一次也没有。每一次我被激起战火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对方的老婆孩子，可怜巴巴地站在我们中间。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没犯错，我可不能让他们难过。”
就是这一天，他还帮人纠正了许多小动作，和这些小动作中包含的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坏习惯，不但没有引起任何的纠纷，而且还给别人留足了面子。这就是他那高明的手腕，而他自己也在这样的行为中获得了愉悦和精神的饱满。最后，我忍不住地羡慕起他，想：如果我也能像他这样，在需要的时候信心十足地掌握语言技巧，就像我有信心，经过学习可以把零碎的文字变成印刷品，还能向人们传达道理那样，或许我也会尝试他的这种方法吧。
那天很晚我们才离开，坐铁路马车①来到市区的时候，有三个粗鲁的家伙上了车，在乘客中嬉笑吵闹，东张西望，嘴里说着些轻佻的脏话，全不在意乘客中还有很多妇女儿童。没有人敢跟他们对抗，也没人敢说句阻拦的话，只有列车员好言相劝，跟他们讲道理，却招来这几个流氓的侮辱和讥讽。少校觉得这件事他该管，这一点我很快意识到了，而且他正在盘算着该怎么管。我想，这种情况下，他哪怕说一句耍心机的话，就会引来铺天盖地的一阵嘲讽，甚至可能引祸上身，我觉得我该阻止他。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话已经出去了。他的语调镇定平和：
“列车员，我可以帮您把这群猪赶下去。”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回事，三个流氓已经到了他面前，可他们谁也靠近不了他。少校连挥三拳，把这三个人打得连从地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真难以想象，除了在拳击场，我还没见过这么有气势的攻击。少校把他们拖到一旁，等他们连滚带爬地下了车，我们的马车又开动了。
我觉得诧异极了，一个温和得像绵羊的人居然会这么做，有这么强的爆发力，这么干脆利落，让对方落荒而逃。这个“打桩机”和我谈了一天的行事手腕和谈话技巧，现在又出现这样的场面，可真是太滑稽了。我一这么觉得，就想让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我还能讽刺讽刺他。可我抬眼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看上去悠然自若，一派端庄，就算我告诉了他，他大概也想不明白。下了车，我对他说：
“这次的手腕用得可真好啊，其实应该是三个手腕吧？”
“您是说那个？那可不是什么手腕，您还是没弄明白。手腕是另一种东西，对付这种人，不能用什么手腕，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您的手腕。这不是手腕，肯定不是，这是强迫。”
“噢，您说强迫，我……我觉得，或许您说得没错。”
“说得没错？我说得当然没错，这就是强迫。”
“我也觉得，它看起来就是强迫。您经常这样纠正别人的错误吗？”
“不，肯定不是。我很少这样，最多一年两次。”
“这几个人会恢复健康吗？”
“恢复健康？当然，一定会的。他们不用担心会没命。该怎么打，打什么地方，我全知道。看到了吗？我没打他们颚骨下面吧？打了那儿他们才会真没命呢。”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自以为风趣地说，他一天到晚像个羊崽儿，一下子变成了个公羊，还是头凶猛的公羊。可他诚恳得幼稚，一板一眼地告诉我说，你错了，什么破城槌①，完全不搭界，这个东西早就被淘汰了。这话真让人心里憋气，我差点说出来，他根本就是个老古板，一点幽默都不懂。真的，当时这句话就到我嘴边了。可我最终还是咽回去了，因为还不是时候，想说的话，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在电话里说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启程前往波士顿。我们来到特等客车专用吸烟室，没找着座儿，于是只好去了普通吸烟室。过道右手边的座位上有个老人，看上去很亲切，像个农民。他面无血色，正用脚勾着门，好让门开着，放点新鲜空气进来。没多久，一个魁梧的制动手猛冲进车厢，停在门前，用凶恶的眼神看了一眼老人，猛地一拉门，差点把老人的鞋子带下来。然后他头也不回忙他的事去了。几个乘客开始笑，老人看上去可怜巴巴的，一副又气恼又难为情的样子。
没多久，列车员路过这里，少校截住他，一如既往礼貌地问：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行为不合适，乘客该向谁反映呢？向您吗？”
“可以到纽黑文站去反映，他做了什么吗？”
少校于是把事情告诉了他。列车员一听，觉得很好玩，语气温和地讽刺说：
“听您的意思，好像这个制动手也没说什么吧？”
“是，他什么都没说。”
“但是您又说，他凶狠地看了一眼？”
“是。”
“然后一下子把门拉开？”
“是。”
“这就是全部吗？”
“是，全部。”
列车员哈哈一笑，说：
“那么，您去向上级反映当然没什么，但我想不通，罪名是什么呢？我猜，您可能这么说，制动手侮辱了老人的尊严。接着他们会问您，他说了什么话让老人受辱呢？您回答，他什么也没说。到了这儿，我猜他们就可以说了，既然您自己都说他什么也没说，那您凭什么说这就是侮辱行为呢？”
列车员说得在情在理、无可挑剔，乘客们纷纷点头同意。很明显，他受了赞赏，很开心。但上校完全没放在心上，他说：
“没错，这正是有关乘客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着的一个大缺陷：除了语言侮辱，还有态度、表情、手势等其他方式的侮辱，这样的侮辱不像语言，说出口的话就是证据，它既羞辱了你，又让你抓不住实证，所以可能比语言侮辱更让人难以接受。就算把侮辱别人的人叫来对质，他也完全可以说，他从头到尾就没想要伤害别人。可是这件事一直以来都被忽略了。现在，不只大家意识到了这种忽略，看样子您也意识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必须要引起铁路公司的重视，让乘客主动去反映这些态度或者举动上的傲慢无礼。”
列车员听了哈哈大笑，说：
“啊，说实话，这么较真儿，是不是有点儿苛刻了呢？”
“我可不觉得这是较真儿，我会去纽黑文站反映这件事，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感谢我的。”
这么一来，列车员反而有点尴尬了，他转身离开的时候，看上去脸色紧绷，一点笑意都没有。我说：
“您该不会真的为这样的小事劳心伤神吧？”
“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必须要随时反映的事。这是公民的义务，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做的事。可是，就眼前这件事来说，还用不着我去反映。”
“怎么说？”
“因为用手腕就可以解决了啊，您就等着吧。”
果然，没一会儿，列车员又巡查到这里了，走到少校面前的时候，他弯腰耳语说：
“好了，您用不着去反映，他是归我管的，如果再有下次，我自己就会教训他。”
少校恳切地回答：
“啊，那就太好了！您可千万别觉得我是存心报复或者怎么样，不是的，这完全是出于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是这么回事儿，我的小舅子就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让他知道了，您的制动手侮辱一位无辜的老人，而您尽职尽责地劝阻了他，那他一定会开心的，您说呢？”
我本以为列车员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他反而一脸不安。他站在旁边好一会儿，说：
“我觉得必须要处罚他的行为，还是把他开除吧。”
“开除？这有什么好？您不觉得，好好教教他，让他以后对乘客好一点儿，接着用他更好吗？”
“有道理，那您觉得这件事怎么解决呢？”
“他在这么多人面前让老人难堪，那就把他叫来当众道歉怎么样？”
“我这就去，而且我还想声明一句：如果每个人都像您，对这样的事及时反映，而不是视而不见、背后跟人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过不了多久，情况就会越来越好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制动手过来赔完礼，少校说：
“看，就是这么简单。普通百姓可能做不成什么事，但董事的姐夫可就另当别论了。”
“那，您真的有一位当董事的妻舅吗？”
“永远有，只要群众需要。在所有地方，任何一个董事会，我都有一个小舅子。这样一来，事情可就简单多了。”
“这可真是张大亲戚网啊。”
“是啊，这样的亲戚我有三百多个吧。”
“但是就没有人怀疑过吗？”
“目前还没有，确实，真的没有。”
“那您为什么不按列车员的办法处理，把这个制动手开除呢？干吗要包容他，他活该不是吗？”
少校的语气有点儿烦了，他回答说：
“如果您能动脑子想想，就不会这么问了。制动手又不是条狗，他是个人，要养活自己啊。而且，他总有母亲、姐妹、妻儿等着他去养活吧，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吗？他的生活维持不下去，连带着他的母亲、姐妹、妻儿也没办法生活，可她们做错了什么吗？把这个人解雇了，再雇一个跟他一样的人过来，结果就一定好吗？不如让这个制动手改正错误，接着用他，这样不是更合适吗，您说呢？”
然后他讲了统一铁路公司某位监督的故事。这位监督负责的区段上，一个工作两年的扳闸工扳错了闸，结果列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乘客。群众很气愤，一起抗议，要把这个人开除。少校语带赞赏地问，你知道监督怎么说？
他说：“不，这样不好，他吸取了教训，以后一定会更加谨慎，工作就会更用心了，我要留着他。”
接下来的旅行中，值得一记的事只有一件。那是在霍尔福特站和斯布林维尔特站之间的火车上，有一个侍应生抱着很多广告册跑进来，边跑边吆喝。忽然一本册子落下来，掉在一位先生膝盖上。这位先生本来睡得正香，这下一下子惊醒了，因此十分生气。他和两个朋友把特等客车的列车员叫来，忿忿不平地向他投诉，说这个孩子冒冒失失得罪了自己，一定要把他解雇。这三个人来自霍里奥可，都是阔绰的商人。列车员显然很害怕他们，他解释说这个孩子不是铁路公司的人，他是一家报刊公司的。可不管他怎么解释，这几个人还是怒气冲冲。
少校毛遂自荐，要为孩子说话。他说：
“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看见了。虽然您三位不是有意夸张的，可事情也不像您说的那么严重。这个孩子不过是个侍应生，没做什么越矩的事，如果您语气温和一点，提醒他以后别这么莽撞，那么您的说法我不但十分赞同，也很愿意帮您说几句。可是，连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他，说解雇就解雇，这实在不公平。”
可这三个人太生气了，始终不肯让步。他们说波士顿—阿尔伯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跟他们很熟，明天就算什么都不做，也要先把这件事解决。
少校说他也一块去，他要尽全力帮助这个孩子。有一位先生听了，认真看他一眼，问：
“这么说来，这件事能不能成，还要看谁跟总经理的私交更深了。您和布里兹先生的交情是？”
少校镇定自若：
“那是我舅舅。”
这句话的效果立竿见影。三个当事人一阵窘迫，沉默了几分钟后，态度就不那么强硬了，支支吾吾地说，其实自己也有点过于急躁了。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少校和他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和谐，最后他们一致认定，这件事就算过去了。那个孩子总算守住了他的工作。
和我想的一样，少校根本就没有一个做铁路公司总经理的舅舅，他不过是把这个人随手拿过来用一下。
回去的旅途中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事了，或许因为我们乘的是夜班车，一路都是睡过来的。
我们离开纽约那晚是周六，沿宾夕法尼亚州铁路一路夜行。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走进特等客车后，发现车厢里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也没有组织什么活动，无聊得很。我们于是走进车厢里的小吸烟室，有三位绅士在那里，其中两个发牢骚说，铁路公司新订了一条制度，周日不准在车上打牌。少校关心地询问一番才弄明白，原来他们刚才在玩“大小杰克”纸牌游戏，这个游戏其实是没有被禁止的，但是仍然有人来制止他们。少校问第三个人：
“是您制止的吗？”
“我没有。我在耶鲁大学做教授，虽然信仰宗教，可也不是那么狭隘，什么都看不过眼的。”
上校于是对另外两个人说：
“那你们尽管玩吧，先生，这里没人会阻止你们。”
有一个人不愿顶撞制度，另外那个说，如果上校肯和他搭伴的话，他是很想接着来的。他们于是用膝盖撑着大衣，搭开台子玩起来。没多久，特等客车列车员走过来，态度粗鲁地说：
“喂，先生，不准玩牌，快收起来，禁止在车上玩牌。”
少校一边洗牌一边说：
“禁止在车上玩牌？这规则是谁定的？”
“是我定的，我不准玩牌。”
这时候上校开始发牌，他一边发牌一边问：
“这个决定是您做的吗？”
“什么决定？”
“星期天不准玩牌这个决定啊。”
“不是，当然不是我。”
“那是谁呢？”
“公司。”
“也就是说，这不是您的决定，而是公司的决定，是吗？”
“是。但你们充耳不闻，所以我只好强行制止了。”
“毛毛躁躁可办不好事啊，说不定还会把事情搞砸。是谁给公司权利做这种决定的呢？”
“行行好吧，先生，这不关我什么事，更何况……”
“您要明白，这不只关系到您，更关系到我的利益。是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我不允许自己破坏国家的任何一条规章，这对我来说无异于羞辱；但我也不会让别人也好、公司也好，借规章的名义来侵犯我的利益、妨碍我的自由，我必须要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现在，铁路公司就在妨碍我的自由，所以我必须回到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授权公司做这项决定的？”
“我怎么知道，决定又不是我做的。”
“但我要知道，我怀疑公司做这项决定的合法性。这条铁路穿过这么多州，您知道这里是哪个州，这个州的相关法律是什么吗？”
“这里的法律跟我没关系，先生，我的职责是执行公司的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公司的命令。这样玩牌是禁止的，先生。”
“或许吧，但任何事都急不得。比如在旅馆，规章制度都是被贴在屋里的，可是这些制度上仍然要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以证明制度的合法性。但我没看见这里张贴着公告，还请您拿出您的证据，好让我知道我们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因为您看，我们本来玩得挺高兴的，现在，兴致全无了。”
“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接到了命令，这就够了。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
“别这么快作决定。咱们还是冷静下来好好谈谈，看到底该听谁的，要不然，任何一方犯了错都不是闹着玩的。您和铁路公司看来都没有想到，剥夺公民自由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更何况，剥夺他人自由的人还证明不了他自己有权这么做，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我是肯定不能坐视不理的，更别说……”
“先生，好先生，您到底想不想把纸牌收起来？”
“看情况吧，我不会在这件事上浪费太长时间的。您刚才说，命令一定要执行。一定，您该知道这个措辞有多武断。您自己能体会到吗？话说回来，一个制度完善的公司，不会既做出这样的决定，又不出台一条配套规章，处罚违反规定的人。这样制度订了不也是白订吗？订制度又不是开玩笑。那么处罚方法是什么呢？”
“处罚？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处罚。”
“那您一定是弄错了吧。您的公司会给您下这样的命令吗？让您来这里，用这么粗鲁的方式制止一场无关紧要的游戏，还不告诉您如果别人不听从的话该怎样惩处。您不觉得这也太荒唐了吗？如果这项决定遭到乘客的反对，您准备怎么办呢？把纸牌从他们手里抢走？”
“不是的。”
“下一站停靠的时候，把不听话的人都赶下去吗？”
“啊，不，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他买了票的话。”
“那就是把他告上法庭喽？”
列车员无可辩驳，窘在那里。少校接着发牌，说：
“看吧，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您的公司给您下了一道多尴尬的命令啊。没有处罚的办法，等于没有退路，您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其实您根本不可能让别人听您的。”
列车员只好虚张声势说：
“先生，命令我已经下达了，我的职责我也尽到了，你们愿不愿意奉行，那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完，转身准备离开。
“喂，先别走，事情还没解决呢。您说您尽到了职责，这话我可不认同。就算您真的尽到了职责，我的责任还没尽呢。”
“这话怎么说？”
“您不打算到匹兹堡站总办事处去告发我吗？”
“告发您？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您一定要去告发我，不然我就要去告发您了。”
“告发我？”
“告发您没有严格执行公司的命令，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铁路公司的员工应付上级命令，我有义务向他们反映。”
“您是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您想好好为人，这没什么，但您的身份是工作人员，作为工作人员不严格执行命令，这可就不对了。所以，您不去告发我，那我就只好去告发您了，我必须去。”
列车员让他绕晕了，他想了一阵儿，忽然情绪激昂起来：
“您这根本就是在跟我抬杠嘛！绕来绕去的我都晕头转向了，这事儿本来就是笔糊涂账，不是吗？真罕见啊，从来列车员说什么乘客都会听，所以我也没想过制定了一条规章却不提出处罚措施有多荒唐。我不打算告发谁，我也不想被谁告发，那会把我套进一个麻烦圈里去的。就这样吧，接着玩你们的，如果愿意，你们可以玩一整天，咱们就别再为这种事啰嗦了！”
“不是的，我坐在这里完全是为了维护这位先生的权利，现在他可以回自己的位子了。但是您走之前能不能告诉我，您觉得公司这么规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能给我一个理由吗？就是说，让这个制度看上去不那么傻的，有说服力的理由。”
“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这么规定，那太简单了，乘客中有些信仰宗教的人，在耶稣遇难的日子玩牌，会让他们难以接受的。”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又想，他们自己可以在这个日子旅行，却不允许别人……”
“喔，上帝啊，您可真是一针见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您说得对，认真想想，这真是一条没道理的制度。”
这时，另一节车厢的列车员来到这里，也想蛮横地制止玩牌，这位列车员立刻阻止他，拉他到一旁，解释给他听。从那以后，这件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到了芝加哥，我没能看上博览会，因为我生病了，有十一天的时间卧床不起。体力刚能恢复到可以上路的时候，回东部的时间已经到了。出发前一天，少校专门订了一间卧车特别包厢，好让我有个大点儿的地方可以踏实睡觉。但是到了车站以后我们才发现，因为调配员的失误，我们预定的车厢没有被挂上。列车员留给我们一对卧铺，说这已经是他尽可能做到最好的了。但少校却说，我们不着急，完全可以等他们把那节车厢挂上再走。列车员温和的语气中夹着讽刺说：
“或许您不着急，但我们着急啊。快上车吧先生，上车，别让我们等了。”
可少校不但自己不上车，还不准我上车，他一定要乘他预定好的车厢。列车员急得满头大汗，他简直失去耐心了，说：
“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了，做不到的事再怎么也做不到啊。要么您用这两个卧铺，要么您什么都别用。这件事已经把时间耽搁了，现在更来不及了，您就勉强一下，将就用着。别人也都这样啊。”
“嘿，看吧，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如果每个人都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你们也不会损害了我的利益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了。我不是故意找你们麻烦的，但是我有义务让这样的情况不再发生第二次，不再让下一位乘客蒙受这样的损失。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乘我订的那节车厢，不然我就一直在芝加哥呆着，告你们公司违反合约。”
“告我们公司？为了这么件事！”
“是啊。”
“您是真的这么打算的吗？”
“是啊，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列车员满脸狐疑地盯着上校，上下打量，之后说：
“这我可不明白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这可真新鲜啊！但我相信您是说到做到的，要不然，我把站长找来？”
站长来到这里的时候很生气，他是在生少校的气，而不是出差错的那个人。就像列车员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他也很蛮横，但他始终不能让这位说话含蓄的炮手改变主意——少校不妥协，一定要乘订好的那节车厢。双方对立，能压倒另一方的人才能最终达到目的。显然，上校的气势压倒了站长。站长只好暂时把怒气收起来，表现出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甚至婉转地赔礼道歉。站长的态度和软了，少校也不再那么坚持，他说可以不乘特别包厢，但是仍然要一间包厢。一番寻找之后，包厢终于找到了。这间包厢的主人好商量，愿意用包厢换卧铺，我们这才上了路。当晚列车员来我们包厢看我们，他表现得和气又礼貌，在包厢里和我聊天。我们聊了好长时间，最后变成了朋友。他说他很希望公众能多找些麻烦，这样是有好处的，因为铁路公司要想做得尽职尽责，单靠公司是不行的，乘客自己也要很关注自己的权益，这样才能做到。
我真希望这趟旅途中不用再做移风易俗的工作了，但事与愿违，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少校在餐车上点了一客烤鸡。侍者回答：
“先生，这道菜菜单上没有，我们只提供菜单上有的菜。”
“可那位先生在吃这道菜啊。”
“没错，因为他是一位铁路公司监督，这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更要点这道菜了。我不喜欢区别对待，您还是赶快给我上一客烤鸡吧。”
侍者找到负责人，负责人委婉解释说，这件事办不到，因为违反了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一定要遵守的。
“那好吧，规章制度既然遵守，就要一视同仁地遵守；规章制度要取消，就要一视同仁地取消。您或者给我上一客烤鸡，或者拿走那位先生的烤鸡。”
负责人不知该怎么办，六神无主了，章法大乱地为自己分辩。这时那位列车员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负责人说，这位先生一定要点一客烤鸡，可是制度不允许，而且菜单上也没有。列车员说：
“那就按规则办，还能怎么样。等等……难道是这位先生？”说完他笑起来：“奉劝你，别管什么规章制度了，他要什么都给他，点什么就给他上什么吧，不然他又要针对自己的权利问题大肆评论了。听我的，如果你们真的没鸡的话，就停车下去买吧。”
少校如愿以偿吃到了鸡，可他说，他根本不喜欢吃鸡，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想维护一项原则。
不是吗？虽然我没看成博览会，但我就学会了怎么使用手腕，不管对我还是对读者，这些手腕说不准哪天就能派上用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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