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您曾经主张一个学者应多坐书斋，不要做学术活动家。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里，你认为这个主张真的可取吗？几年前，余秋雨教授在谈到学者是应该死守书斋还是应该走出书斋时，观点似乎与你迥异……
陈平原：几年前，不记得是在成都还是在西安，余秋雨接受一个采访，引起争议。采访中，记者说到钱锺书的固守书斋，余秋雨则主张学者应该走上电视，认为现在的学者不应该再像以前那么做。这篇报道出来后，引起一场风波。很多人批评他，认为他不该对钱锺书先生的选择说三道四。后来余秋雨做了一个辩解，称当时他说的不是钱锺书，而是陈平原。批评我毫无问题，而我成了替代品，也很光荣。
你感到我与余秋雨先生有区别，这没错。在当下中国学界，我大概属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学院派，也就是比较强调学院本身的自律和学院本身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现在传播媒介变了，学者和大众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包括上电视、写专栏、做演讲等。学者可借此影响社会。但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首先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
上电视、写专栏、做演讲等基本上都是学术普及工作。对一个学者来说，最本位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专业研究。学有余力，再出来做文化普及工作。作为一个学者，我自然更看重自己的专业研究。但跟一般专家不同的是，我同时也写学术随笔，即介于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小文章。
余秋雨的意义，在于他在一个学术转型时期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用恰当的文体，把大众的趣味和学者的眼光重叠起来。他已经是著名作家，基本上走出学术圈了。学界现在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余秋雨是一个学问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散文家。虽然北大学生对他的散文有很多批评，但你必须承认，他完成了一个转型，成了大众文化时代的英雄。这句话本身，其实有褒有贬。因为对一个学者来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走到这一步。
专业研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代一代地积累，最后才能有一个大的成功和突破。所谓专业研究，就是很多专家固守书斋，穷其一生，做三两件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尊重这样的学者。比如有些做古文献的，一辈子就研究一两本书，但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作为台阶让我们一步一步往上攀登。而散文不一样，散文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学者的专著和散文家的集子，是两回事。现在因大众文化力量很大，电视以及其他媒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我更愿意强调学者应该坐稳自己的冷板凳。
我来之前刚好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演讲，讲到现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有一种无端的骄傲，因为受众很多。我并不这么看。短期内媒体确实很有号召力。但放长视线，学术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更为深远。现在是大众文化时代，就像超级女声一样，是用掌声多少来计算得失成败的。但请记得，文化盛衰不是靠公众投票决定的。判断价值的高低，这标尺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
也可以这么说，学术文化的发展，靠一批有心人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往前推进。对于这些人的工作，我们更应给予关注，即便他们和大众隔得很远，很多人根本读不懂他们的东西。做媒体工作的，有责任当好二传手，把专家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向大众传播。大部分的文化随笔，起的也是二传手的作用。我把二者分得很清楚，比如，我的专业著作在北大出版，学术随笔在三联出版，二者分工不同，各有各的受众。
马雁：你刚才说到专家的研究在平时得到的关注很少，但是在电视台等媒体访谈的时候，却容易得到更多的掌声和回应。你觉得这样的掌声和这样的回应的质量怎样？
陈平原：要是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需要被大众理解，上电视或做专访是必要的。但不能太被这些掌声所陶醉。如果你以为公众掌声代表学术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欣赏的，不太可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比如北大评职称，是不太看重公众掌声的。你在社会上名声很大，不能保证你晋升职称很顺利。社会名声与专业贡献，是两回事。
作为学者，我有专业上的追求，同时也有人间情怀。希望向公众传播自家思想或研究成果，这个时候，我晓得在哪个场合、用什么姿态发言，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必须学会自我控制，不能沉湎于此。整天上电视，那就变成新闻从业人员了。现在学者明星化的倾向很严重，这让我有点担忧。很多原本做得不错的学者，一转身成了电视明星，回不来了。在电视上根据节目需要，说各种大众能够听得懂，却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话，这不是学者的主要责任。
马雁：你刚才说了，在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可得到读者的回应。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回应呢？你或许希望传媒更多地向大众传递学术信息，可大众传播本身是非常商业的，它会自己去寻找那种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
陈平原：那我就拒绝进入这种游戏。在北京工作，偶尔也接受媒体采访，但不是所有报纸和电视我都愿意上。话题必须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不能说太外行的话。稍为出了点名，媒体什么问题都来找你，你胆子也够大，不管懂不懂，什么都敢说。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万金油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没有专门研究，或没有几分把握的，我会坚决拒绝接受采访。
马雁：也就是说，你会坚定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陈平原：是的。偶尔接受电视采访，我也会问对方，你想做成什么样的节目，需要用我多少分钟的镜头。你要半个小时，我讲四十分钟；你用十分钟，那我就十五分钟。之所以不愿意多说，因为素材太多了，编导会用公众的趣味来加以剪裁。最后结果很可能是，我想说的都没有了；你保留的，都不是我特别想说的。
马雁：你对大众说话，但是媒体却用大众的趣味来修改你，让你成为一个能够受大众欢迎的人。
陈平原：所以我不愿意这样做。你可以说是爱惜羽毛，但另一方面，也是在维护一个学者的独立与尊严。比如，你提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或根本不想回答，那我就直说了。这没什么，因为我不靠这出名。专业研究是我的主要着力点，至于传媒报道不报道，跟我没多大关系。有的人整天想着传媒会怎样看待自己，我没有这方面的顾忌。我甚至直言不讳，批评某些“主流媒体”无端的倨傲。我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可以说得很直率，不用看对方的脸色。
廖慧：你写过关于武侠的著作，但现在谈“武侠”显得新潮之时您却又闭口不谈了……
陈平原：这是媒体最愿意提起、而我又最不愿意接招的。因为，大概十多年前，我很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大学里讲关于游侠的专题课的。但成为潮流以后，我就不愿意再搀和了。我之所以谈游侠，因它是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化精神。只谈儒释道等大传统，不足以涵盖整个中国文化。中国老百姓的思想、观念、感情、趣味等，很大程度受制于民间信仰、民间传说、民间文化。20世纪90年代初，我花好多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游戏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廖慧：你主要是从研究的角度探讨这个现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武侠中的侠义、血气等已经融入到了你个人的个性之中呢？
陈平原：作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积淀及艺术想象中的产物“大侠”，寄托了中国人独立不羁的追求，以及那种自由思考、独立表达乃至快意恩仇的愿望。侠客本身也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精神内涵。我喜欢游侠，愿意花时间从《史记》一直讲到当代武侠小说，这样一个学术课题的选择背后，是有自己的情怀的。但要说因研究武侠而变化气质，则没有那么明显。
李兵：从你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你好像认为传统的、主流的话语圈对武侠小说的评价是偏低的。你觉得对于武侠小说而言，究竟怎样一种评价才是相对公平的？
陈平原：你说的是现代的武侠小说吧。因为，古代的侠义小说早就进入了文学史。以前我们对现代武侠小说评价偏低，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属于通俗小说。这是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的，把通俗小说看成边缘性的东西。现在不这么看了，谈现代中国文学史，一般都会涉及30年代的张恨水或60年代的金庸。应该警惕的是另外一个偏向，那就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反过来把金庸说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是不对的。武侠小说是一种类型化写作，再有才华，还是受限制。你可以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写得非常棒，特别了不起，但它们依旧是类型文学。把金庸的武侠小说越说越伟大，越说越深刻，那是有问题的。
李兵：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一些预先的阅读期待。但是好莱坞电影肯定也满足了一些类似的期待。我们只要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的武侠小说与好莱坞电影之间有很多的可比性。比如均要对暴力、爱情、个人英雄主义等进行赤裸裸的夸张颂扬等。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大众趣味的？
陈平原：武侠小说的功能，确实像你说的，跟好莱坞的警匪片、灾难片等类似，满足了人身上一些潜在的欲望。以前我们只说升官发财是欲望，其实犯罪、嗜血也是一种潜在的欲望。现在不能随便杀人了，那我们就看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看大侠是如何惩恶扬善、虐杀大坏蛋的。人有宣泄的本能，可以理解，但不该说得太崇高。
李兵：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名字叫《多事不过陈平原》，你看过这篇文章吗？你是怎么看待别人对你“多事”的评价的？
陈平原：这文章是在为我说好话，是一个进修教师写的。大意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每过几年，我学术上就会有一个变化。而这变化本身，总会引领后面的学术潮流，很多人跟着做。有的课题做到一定程度后，就是重复生产，只有量的增加，不可能再有质的变化了。这个时候，不愿意自我复制，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做得好，借用自然科学的话，就是建立新的学术范式；退而求其次，那也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正因为有此野心，某课题做得差不多，就不做了。比如谈武侠小说，写了那么一本书之后，就不再做了。因为再做也就这个水平，只是量的增加。说“大侠”不敢，只是有一点文人气。做学术研究，功力及汗水之外，同样受个人性情的驱使。我在北大工作，条件比较优越，很早就不受各种评鉴的影响。我又没有仕途上的追求，不想当校长或部长，因此，可以把学问做得很有趣，也很开心。
（初刊2005年9月4日《成都晚报》，原题《陈平原：我不是万金油》，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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