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书人来说，“筒子楼”是一种典型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不仅北大是这样，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学教师（以及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于“向前看”，相信未来必定更美好，不屑于谈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一历史记忆，不全是“怀旧”，也不是为了“励志”，而是相信个人的日常生活，受制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那种艰难环境下的苦中作乐、自强不息，还有邻里间的温馨与友情，后人很难体会与想象。

    今天大学里的同事，不管你住“豪宅”还是“蜗居”，相互间很少有生活上的联系，更不要说学术及精神上无时不在的交流。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商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如果说上一代学人因“政治运动”等，相互间走得太近，缺乏个人隐私与独立的生活空间，闹了不少矛盾；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倒过来了，离得太远，同事间相互不了解，连在一起聊天说闲话的机会都很少。我在北大中文系定期组织“博雅清谈”，就是想改变这一现状。

    所有的回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即便你很真诚，说的都是真话，还是有所隐瞒；因为，还有同样真实甚至更为重要的话题，被你有意无意中遗忘了。或者，因现实环境的限制，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最明显的是，这本书对于筒子楼温馨的一面谈得比较多，残酷的一面谈得少；当初的怨恨与诅咒，随着时间流逝，渐渐隐去。我不希望让读者误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的校园生活；更不希望变成今日的大学校长拒绝帮助青年教师解决居住问题的借口。至于其中文章不太牵涉那一时期严酷的政治生活，有编辑出版方面的策略考虑。

    此书乃“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作为编者，我当然明白将筒子楼的生命记忆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和学术史勾连，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这毕竟不是个人著述，只能取最大公约数；另外，还得考虑现实条件的限制。实际上，即便一个小小的北大中文系，要写“信史”也都很难，明摆着有很多坎你是过不去的。与其临渊羡鱼，还不如退而结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借勾勒若干精彩的生活断片，呈现特定环境中的个体记忆与历史想象。几年前北大出版社曾刊行《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今年初新华出版社推出了《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再加上这本《筒子楼的故事》，以及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六种（《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五院》《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所有这些书籍，编写者不同，但都是希望化整为零，兼及文史，以轻松的姿态谈论相当严肃的话题。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但毕竟还是在努力。

    （此乃书面答问，为李昶伟刊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8月1日的《北大筒子楼：五十年的共同记忆、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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