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这本书编成于2011年，是鲤鱼洲师生回到北京四十周年。我们此前编过《筒子楼的故事》，记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老师的日常生活；还有《北大旧事》，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事。在官方记述之外，我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不同时代的北大师生生活留下记录，在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的时候，立此存照，留点资料。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它将很快过去，写文章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在岗的教师对此没有了解。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
《东方早报》：约稿时对稿件提什么要求？
陈平原：第一，鲤鱼洲干校的存在是在“文革”期间，话题比较敏感，因此，我们要求写的是鲤鱼洲的生活，而且范围是在北大中文系，并没有直接碰“文革”。第二，从内部角度，所有回忆录都会涉及同事关系，在某些问题上你揭发我、我批判你，形成纠纷，这没有必要。第三，当时的老师从鲤鱼洲回来也已经40年了，可能会忘记当初的痛楚，但一定不要把回忆录写成田园诗，把鲤鱼洲写成桃花源。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在大环境下，有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感情值得追怀，不过我担心忘记苦难，转为歌颂。还好，基本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东方早报》：你在序言中强调这些文章是“片段记忆”而非“历史结论”，是否也有此考虑？
陈平原：任何书都有遗憾，这书也不例外。比如，怀旧为主，反省不够。但我认为，反思“文革”不是此书所能承担的责任。老师们的文章，我没有任何改动。写作中，老师们会用电子邮件互相交流。但写出来后，不要动。你会发现，北大在鲤鱼洲的时间并不很长，两年时间，大家谈及的很多事件是交叉交叠的，但每个人的叙述方式不同。同一件事，有很多缝隙，每个人的位置及经历不同，回忆也就可能有差异。至于这段历史如何判定，那是眼光问题，不应由我们裁断。
《东方早报》：序言中还提到严绍璗、洪子诚对全书风格提出警示？
陈平原：他们主要提醒我，这本书不要写成田园诗。往事在回忆时，很容易被美化，一不小心就只剩下温馨记忆了。两位老师担心大家忘记鲤鱼洲的悲苦，只记得若干温馨的场面，变成了歌颂，因此特地写信提醒，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事，而不只是感恩或抒情。
《东方早报》：他们也因此没有为本书供稿？
陈平原：我跟严老师有很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他说他打算自己写一本鲤鱼洲的专著。洪老师没有供稿，但洪老师的夫人么书仪为我们写了一篇很好的回忆文章，他们是在鲤鱼洲结婚的。并不止这两位，还有好些老师没有供稿，我们只是征稿而已，不能质问人家为什么不写。有的老师认为把握不准，有的老师其他事务很忙，有的老师认为现在不是好的回首时间。
《东方早报》：谁的稿件最令你感动？
陈平原：当初稿件是陆陆续续来的，我写序言的时候统在一起再看一遍，很受感动。我记得乐黛云、周先慎是最早交稿的。大家对同一些细节的回忆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真诚的。那代人记录他们的经历，你可能看的时候很轻松，但其实很沉痛。
《东方早报》：为什么只有中文系的老师来回忆鲤鱼洲纪事？
陈平原：鲤鱼洲的生活当然不仅限于中文系，我们也考虑过是否要扩大到整个北大，但因为各种技术性因素，比如征稿有困难，还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经过一番犹豫，征稿范围最终确定在中文系的老师、学生及家属。
（初刊2012年4月5日《东方早报》，原题《“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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