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文化广场》：关于鲤鱼洲的故事，过去散见于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性文章，但一直未能结集成书。您最初想要编这样一本书，除了纪念鲤鱼洲师生回到北京四十周年之外，是否还另有深意？如果说立此存照、打捞记忆，那么“鲤鱼洲”不能忘却的意义在哪里？

    陈平原：历史不能遗忘，我相信所有人都明白。但世事纷繁，变幻莫测，真正被记忆起来的，其实很少。我们不可能记得所有的人和事，但有些关键时刻，你确实必须记得。记忆什么，不记忆什么，受一个时代的风气和我们自身学术眼光的限制。因此，今天谈“鲤鱼洲”，背后肯定是有关怀的。

    媒体、政府和学界都关注的事情，肯定容易被记住，比如抗日战争。但有些历史，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比如“反右”，比如“文革”。正因此，某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后人没有很好地汲取，这跟“遗忘”与“失语”有关。单凭教科书，年轻一辈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很容易产生并不美好的误解。我发现，说起“文革”，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不用说，那真是刻骨铭心；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都有记忆；可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基本遗忘了那一段历史。连我的学生都说：“很好玩啊，大串联，到处跑，不用上课。”曾经的深刻教训，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反思与批判，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更多“干校”历史需要记录

    《文化广场》：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读者去关注那段历史，才发现原来当年清华在四川绵阳、河南三门峡，人大在江西余江等地，都遍布着类似的故事。或许更多的“鲤鱼洲”应该被记起，被书写。就您所了解，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为什么那么多当事人对那段历史不再提起，也不曾书写？

    陈平原：我不想夸大“鲤鱼洲”的作用，那只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当年的亲历者，参加座谈会的北大老师们也说，拒绝煽情，不能无限夸大自己的苦难。“五七干校”全国各地都有，那段历史，很多人至今都不想或不愿正视。我们则希望直面惨淡的人生，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历史”既然无法完整呈现，那就借助“片段”来复原；这一类的出版物多了，大众自然会越来越了解。

    对于“五七干校”，我不是过来人，可也算旁观者。父亲当年在“潮安五七干校”的惨痛经历，使我对那一段历史有较多领悟。其实，许多人和我一样，都对“文革”中的各种怪胎深有体会；之前为了抚平创伤，大家故意不说，久而久之就被埋起来了。很多大学、研究院、国家机关的“干校”，其历史同样需要记录、整理。再往大了说，“五七干校”只是“文革”的一个局部，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大家对“文革”的关心，不断往下撬。

    “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荒谬”

    《文化广场》：您在《出版感言》中提及，“因外在环境及自身能力的限制，本书的笔墨稍嫌拘谨，论述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谈到了编辑出版这本书的遗憾之处。您讲得比较含蓄，“遗憾”是否指的是回忆文章中的反省不够？

    陈平原：这一回编《鲤鱼洲纪事》，截稿时突然发现，好像少了些什么。想了半天，终于回过神来，确实少了受害者声色俱厉的“我控诉”。“我控诉”，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若没有大声疾呼，缺了痛心疾首，是否因时间长了，大家已经平静看待那一切？我提出这个疑问，有位老师给了回应，我觉得有道理。他说，谈历史，切忌事后诸葛亮；在林彪事件之前，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并不怀疑。今天看来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初他们在鲤鱼洲就这么过来的。最多私底下有些埋怨，但即便如此，也都觉得自己接受劳动改造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必须反省：为何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很荒谬？或许，这更值得我们关注。“文革”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服服帖帖接受思想改造，这种心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此乃新中国建立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导致的。二十年的思想改造，已经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立场、趣味确实有问题。对这一思想路线普遍产生怀疑，那是后来的事情。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讲述那一段往事。研究者的立场跟当事人的立场，必须严格分开来。当事人尽可能忠实于他们的记忆，那是对的；至于研究者从中读出了什么，如何进一步阐释，那是研究者的事情。所以，北大老师们追忆往事时没有“声色俱厉”，不必要“遗憾”，这种写法或许更可取。

    “知识分子能否挺直腰杆”

    《文化广场》：“五七干校”的历史，还有一层反思，是关于知识分子自身。贺黎和杨健在《无罪流放》前言中写道：“（中国的知识阶层）带着一种‘原罪’感，下去接受改造。因此，‘五七干校’所呈现的场景是奇特的。”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一代学者？

    陈平原：批判特定年代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最好能反过来诘问：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否挺直腰杆，有没有脊梁来承担各种重压？回头看鲤鱼洲的生活，不仅北大、清华趴下了，整个中国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没能挺直腰杆。从政治史角度看，这边一点点加压，那边一寸寸萎缩，这个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持续了二十多年。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有一个精神支柱：那就是国家意识与民族尊严。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这个问题很复杂，必须深入剖析。我担心年轻一辈完全不理解，只是感叹父辈“怎么那么傻”。若阅读此书，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太可惜了。

    （初刊2012年5月7日《深圳商报》，原题《对话〈鲤鱼洲纪事〉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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